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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家惠◎國立嘉義大學教授　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變本加厲，趨於激烈，結果國民黨政權潰敗，播遷台灣，共產黨乃於1949年10月1日肇建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內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侵占的席位驅逐出去」。之後，蔣介石政權之中華民國遂日漸退出國際舞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普獲國際各國所承認，至此，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實已無庸置疑。目前台灣政府囿於現實，雖仍自稱「中華民國」，卻只限用與我有邦交的二十幾個小國及島內官場稱謂，君不見近日在台灣舉辦之世界棒球錦標賽，各國都能用該國國號、高舉該國國旗，反而身居主辦國的我們卻僅能用「中華台北」，而不能用我們的國號──「中華民國」，也不能舉我們的國旗進場，舉的只是「會旗」，足證「中國」乃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簡稱不但普獲國際各國所承認，我政府也已能接受。 過去二蔣時代，稱中國國境為「匪區」、「淪陷區」、「大陸地區」，而稱台、澎、金、馬為「台灣地區」、「自由地區」。如今中國政府及在台灣的中國人、在台灣的北京代言人、在台灣的法統人物口徑一致稱中國國境為「中國大陸」，實藏有政治意涵的陰謀，蓋「中國」既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簡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而中國主張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因而視中國境內為「中國的大陸地區」，台灣則為「中國的台灣地區」，是以，如果我們也稱中國國境為「中國大陸」，無疑承認台灣為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故凡熱愛台灣，並自認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台灣人，今後應稱中國領土為「中國國境」，或逕稱之「中國」，切勿稱之為「中國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政治實體，是一個國家，這是無庸置疑的，在此不加贅述。而台灣自古即不屬於中國，一六八四年，清康熙皇帝採納施琅的意見，始將台灣編入清國版圖。一八九四年甲午之役，清國戰敗，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署的『馬關條約』，清國把台灣「永遠割與日本」，做為顢頇無能的中國人之代罪羔羊，受盡日本殖民國的凌虐。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佈投降，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授權國民黨政府，在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受降台灣戰區，國民黨政權開始統治台灣。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聯合國中四十七個資本主義國家和日本簽訂終戰和平條約（即『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條約中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又第二十五條規定：「本約對於非本條約所指盟國之任何國家，不給予任何權利、權利名義或利益。」按國民黨政權沒有參加舊金山會議，而第二十五條之規定防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等國家企圖併吞台灣的野心。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國民黨政權在台北和日本簽訂中日和平條約（即日華和平條約），在其第二條中重申：「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在此條約中，日本仍拒絕國民黨政權的讓渡台灣的要求。 台灣數百年來，已形塑成和中國迥異的風俗習慣、文化特色，甚至於民俗習性，而且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未統治過台灣一天，台灣人也從沒向中國繳過稅、服過兵役，所以從國際條約（以上諸項條約）、政治理論（依近代國民主權及國民國家的理念）、歷史事實、文化特色、風俗習慣來論，台灣不屬於任何政權、國家，應屬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住民的。 職是之故，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為一個國家，台灣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稱為中華民國），因此台灣海峽此岸為台灣，彼岸為中國，一邊一國，故應稱為「海峽兩國」，不應稱為「海峽兩岸」，難道隔著英吉利海峽之英法兩國，也稱為海峽兩岸嗎？

為能和世界各國一樣 以平等的主權獨立國家參與國際社會 台灣有些事非做不可 宗像隆幸◎亞洲安保論壇幹事 為鞏固台灣的安全保障，最重要的事是台灣能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以平等的主權獨立國家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參與國際社會。 以武力恫嚇他國來貫徹本國意志，以行使武力來謀求擴張領土，都是國際法上最嚴格禁止的行為，採取這種行動的國家，理所當然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 可是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現實上以武力恫嚇台灣，言明為了統一台灣，不惜行使武力，然而國際社會卻對中國的這種行為置若罔聞。這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中國的主張橫行無阻所致。可是中國從未統治過台灣，現實上也從未統治過台灣。 在中國大陸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存在中華民國，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實。1999年7月李登輝總統(當時)陳述「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總統陳述「台灣與中國是一邊一國」，只不過是說出這種現實而已。儘管如此，中國不僅對李登輝的發言強烈反彈，一再進行攻台的登陸演習來威嚇台灣，對這次陳水扁的發言也暗示將不惜一戰來威嚇台灣。 中國採取這種態度的理由是，如果國際社會承認台灣與中國是個別獨立的主權國家，將會喪失合併台灣的可能性。反之，從台灣的立場來說，就是確立台灣的安全。 那麼，台灣要如何才能讓國際社會承認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呢? 台灣之所以在國際社會上被孤立，是因蔣介石政權固執於自己才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的非現實性主張，而遭到聯合國驅逐。如果從領土主權方面來看，中國大陸的領土主張也屬於中華民國的所謂「一個中國論」。如在台灣發行的中華民國地圖也包括中國大陸在內所示，台灣方面現在仍末放棄這種「一個中國論」。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是指台灣的領土主權也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由此，「一個中國論」變成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主張自己才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的「二個中國論」。國際社會雖了解這點，卻不得不承認「一個中國」的理由，是因中國與台灣雙方都主張「一個中國論」所致。今日在國際社會上所承認的中國(China)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台灣。在歷史上被稱為中國(China)的是存在中國大陸的國家，而非存在台灣的國家，這是理所當然之事。 因此，如果台灣要求國際社會承認為主權獨立國家，先決條件是必須在法律上明確規定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此外，台灣如果尋求和中國和平共存，就必須言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大陸的領土主權，並加以尊重。這是台灣方面對中國當然必須表達的善意，如果台灣方面言明「中華民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大陸的領土主權，並加以尊重」，「一個中國論」就會變成中國的片面的主張，國際社會也能從「一個中國論」的咒縛中獲得解脫。 可是台灣若要加入國際社會，光是解決領土主權的問題並不夠。國際社會所承認的中國(China)，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已，國際社會很難接受其他國家冠上中華(China)字樣的國名。變更國號是主權獨立國家當然擁有的權利，舉例來說，錫蘭更名為斯里蘭卡、緬甸(Burma)更名為Myanmar時，在國際社會上並未造成任何問題。 確定領土主權的範圍與變更國號，是台灣加入國際社會非做不可的事，都是重要的問題。可是領土主權的問題是本質上的問題，而國號問題則是形式上的問題。首先應從本質問題來解決。

歐陽可亮 / 著‧張志銘/ 譯 內心的悸動仍未平息，五月初的某一天，我收到一封邀請函。姚虎臣特地寄來的邀請函。我有如遭受電擊一般，不知不覺間，那張邀請函從我手中滑落。姚虎臣的名字，我一直記在心裡，只是不曾見過他本人。我用顫抖的手指撿起邀請函，仔細讀看看，內容是「有事請益，明晚六點，於蓬萊閣恭侯光臨。」 蓬萊閣是位於二二八發生地，大稻埕圓環附近的一家飯店。從中山北路過去不會很遠，但是我卻不曾去過那一帶。到底姚虎臣找我，是為了什麼事呢？ 我覺得有必要和林挺生商量看看，便去找他，沒想到他也收到同樣的邀請函。我們決定用生病做理由，不去參加。 那天，我很緊張，一心只禱告著時間趕快過去。結果，六點半時，宋隊長專程坐車來到林挺生家，很生氣的責備說：「姚處長特別設宴招待，為什麼你們不去呢？太失禮了吧！」 「不，不，只是太突然了，而且身體有點不舒服。」 「不管什麼理由，趕快準備，快跟我去。」 宋隊長和另一個部下，唰地扳出腰帶上的佩槍。 我們像被綁架一樣，一進到蓬萊閣，二樓的隔間裏面已經來了幾位客人，是林子畏先生和『全民日報』的馬總編輯。姚虎臣也已在上座等著我們。 我終於和殺人魔王對面對了。他約四十四、五歲，上身很長，威風凜凜的軍裝包裹著將近八十公斤結實的軀體，臉上透露著精悍的神情。 林子畏是板橋望族林本源的宗親，也是『全民日報』的社長。『全民日報』一如其他台灣人的言論機關，到二二八之前，一直不餘遺力地批判陳儀，因此許多記者被逮捕殺害。馬總編輯身為責任者之一，當然也被追究清算。他和我一樣好運，在要被送往西本願寺時，獲得保釋。後來林子畏驚悸之餘，將『全民日報』的報館、機械設備全數頂讓給特務頭子林頂立。（編輯部注：林頂立為「半山」。二次大戰中，在廈門擔任日軍和中國軍的雙面間諜。二二八事件時，擔任特別行動隊長，積極活動。以此功勛獲得上級提拔。後來，因為來日本秘密會晤廖文毅的事機敗露，才因而失勢。） 姚虎臣看到我們來了，很得意地點點頭。整桌連宋隊長和另一名副官，一共七個人。桌上擺了很多啤酒、紹興酒，精緻的料理也一盤接一盤地上桌。我們被叫來的四個客人吃得很少，只是看看著他狼吞虎嚥而己。 我們輪流向姚虎臣和他的二名部下倒酒，應和他們說些「這次真是辛苦您們了」、「台北雨季過去了，從現在到七月為止，是一年裡最怡人的季節」等不著邊際的話。 林子畏和林挺生更異口同聲說：「今天晚上不能讓姚處長破費，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我請客。」 姚虎臣便假惺惺地說：「那真不好意思，是我邀請你們來的呀。」 說完，他便再三勸酒，邀大家同飲。我們不知道他等一下要提出什麼要求，只是心情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根本不敢喝上半口。終於，「咳，咳」姚密臣裝腔作勢，咳嗽一聲，開口說：「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大家一聽，便重新坐好，不敢亂動。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我們四個也不是三歲小孩，一瞬間，便覺悟到今晚邀宴的目的了。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聲音咽啞地問著。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開玩笑，是你虧欠我們，台灣人都還在看你們要如何補償。竟然黑白顛倒，變成我們欠你錢，這種說法如何叫人服氣？ 可是，氣憤歸氣憤，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們不是傻瓜，他的要求再不合理，我們也只有服從而已，不然就無法活著走出這房間。 「明白了。以我的情形為例，寫個黃金二百兩，合金條二十條怎麼樣？」 年紀較大的林子畏瞧了一下林挺生，首先開口。 一兩是十錢，一錢有三點七五公克。我前些日子在神田町的銀樓問過，現在黃金一公克要一千三百五十日圓。二百兩黃金，以現在的日圓計算，少說也要一千十二萬五千日圓呢。 台灣或中國的黃金買賣，向來都是以兩或錢單位。尤其擔心通貨膨脹的關係，大家都不存錢而換買黃金或美金。雖然會變成不生利息的櫥櫃存款，也是不得已的。也有人存了一些錢，到銀樓買一錢或二錢的金戒指。存了數個金戒指之後，再換成手鐲或項鍊。這樣才方便逃難時攜帶。但是，考慮買賣資金的話，裝飾金的價值並不高。以黃金為例，十兩重，約十公分長的金條，也才一美元而己。 林子畏搶先提示金額，是「先發制人」。這需要相當的膽量和判斷。太少的話，對方會生氣，太多的話，又會被當成凱子。以林子畏的地位財富而言，二百兩黃金正是不多不少，剛好交代得過去的底線。 姚虎臣微微皺了一下眉頭說：「嘛，就這樣吧，那林挺生先生也一樣囉？」 「嗨，就照您的意思。」 他順口歎氣似地回答。 「那好，歐陽先生和馬先生就都各一半好了。」 一聽到要一百兩，我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像我這樣靠薪水過活的人，要拿出台灣有數的大企業家的一半金額，真是太過份了。即使是十分之一，我也負擔不起呀。當時，我真想放聲大哭！ 但是，仔細想想，馬總編輯和我都被抓到第二處，又能從西本願寺活著出來，被要求贖金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際上，在二二八事件被逮捕的人的家屬，拵再多的金條，也都四處奔波，想辦法要營救被捕的人。其中受騙的，金條去了，人卻不回來的雙重受害者不在少數。 林子畏和林挺生並未被捕，卻也被勒索，一定是當了馬編輯和我的保證人之故。所以，合計起來，我們一個人的贖金將近要三百兩黃金呢！ 「期限是一個月。遲繳的話，就把遲繳的部分加算利息。」 我第一次聽到遲繳贖金，還要算利息的。真是死要錢。 「我不是不信任各位，只是覺得請各位寫下字據較為妥當。 姚虎臣向他的副官翹下巴，要他去拿紙和筆墨；然後叫我們輪流到他身後的小茶几寫下借據。沒帶印章的，就按捺拇指。他把借據一張一張拿起來吹，墨汁乾了，才小心折疊，放入上衣裡邊的口袋。 「事情這麼快就解決，太好了。喝酒吧，今晚我們來喝個痛快！」 姚虎臣非常得意，接著又說：「你們喜歡音樂吧！」 也不等我們回話，自己就兩手一拍，叫侍者去叫來走唱樂人。 二二八之後，全島籠罩在風聲鶴唳當中，一般人根本無法也不敢在這樣的大餐廳請客。樂人也大概很久沒有生意吧，座椅擺好之後，鼓、銅鑼、嗩吶、胡琴等一組人高高興興地進來。 「先來個開天閣。」 姚虎臣命令著。「開天閣」就是戲要開演之前，聚集觀眾的開場樂。只見所有的樂器齊鳴，所發出的音量快要把整個餐廳給翻了。樂人也好像很久沒這麼開心演奏；在窄小的房間內，眾人的耳朵都快炸開了。 對姚虎臣而言，那似乎是樂不可支的享受。他暢飲紹興酒，嗑瓜子，細瞇著眼睛。而我卻一心想著趕快逃離這裡，去好好想一想從明天開始，如何湊足一百兩黃金。所以，我忍耐著，把嘴巴張開，以減緩耳膜的衝擊。 突然，門開了。進來一位氣質優雅的半百紳士。樂人們嚇了一跳，都停止演奏。我起初還以為是蓬萊閣的主人進來打招呼呢。 那位紳士是劉明。有名的煤礦大王。他和陳逢源都很熱心支助留日返台的台灣菁英，聲望頗高。 劉明看到我們嚇了一跳。 […]

歐陽可亮 / 著‧張志銘/ 譯 這家寺院超渡死者不分國籍，包括在台日本人和台灣人。可是被中國人接收之後，將警備總部第二處設置於此，我想，這是連親鸞上人也料想不到的歷史性笑話吧！ 樞要部以第二處藉「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 第二處的處長林秀鑾、副處長姚虎臣，這二人的名字我一輩子都記得。 我一被送進西本願寺，報上姓名、年齡、本籍、現住所、職業、家庭狀況、友人關係之後，所有的東西，包括錢包、記事本、手錶、眼鏡等全被沒收。聽說這是防止犯人自殺的措施。像內褲的褲帶、鞋子旳鞋帶等繩索類的東西也全被取走。 我用鈕扣繫住褲頭，裏面的內褲則像包尿布一樣垂下來（這樣根本無法自由走動）。我才正愁著不知如何是好時，眼睛又被蒙起來。我在西本願寺囚禁期間，眼罩一直都沒被拿下來過。 隨後，我被二個士兵捆上五花大綁。因為雙手被反綁之後，繩子再穿過頸部、雙臂、雙腕，並且在這五個部位打結；打結的樣子很像花瓣，所以稱做五花大綁。這種綁法專門用來對付重刑犯。如果犯人越掙扎，繩結就束得越緊，除非是會縮骨功的忍者，否則根本逃脫不掉。 我在囚衣背後被寫上34，此後「34號」這個號碼就成了我的名字。他們把我拖過長廊，丟入牢裡。我的腳絆到其他囚犯因而跌倒，身體壓在其他人身上。只聽到他們微弱的呻呤「噯唷，噯唷．．．」此外，再也沒有人發出聲音。整個囚室充滿停屍間窒人鼻息的沈默氣氛，我們只能坐以待斃。 矇上眼罩，當然是為了不讓囚犯看到監獄內部的情況，同時，也是不讓囚犯們彼此互相認識。因此，囚犯們深刻地感受到恐怖至極的孤獨感和緊張的氣氛，更別提神經之緊繃狀態了。士兵恫嚇道：「不要說話！」沒有一個囚犯敢吭一聲。即使不是這樣，囚犯當中也可能混雜著特務；而特務的殘酷手段，在這次的逮捕行動當中，每個都有難忘的親身經歷呢。 然而，人類真能忍耐極限狀態。不只忍耐，還有適應。日漸一日，囚犯們膽量越來越大。我也趁監視較為疏忽的夜晚，把臉靠上冰冷的水泥壁，將眼罩褪下來。我也稍有勇氣和旁邊的人囁囁私語。和旁邊的人熟識之後，將眼罩褪下來會更容易。 在那兒看到的盡是頭髮蓬鬆，滿嘴鬍鬚，憔悴至極的容貌。也有幾張我認識的臉孔在內。恕我不能說出名字，因為其中至少有二人現在住在東京。 第二天十四日，許多囚犯被送進來。最高峰是十五日。我的囚房約二間八疊大的面積，一共塞了七十多人進來，教人根本無法橫臥。即使要靠在牆壁上睡一覺，也是相當辛苦。而像這樣的囚房，另外還有好多間呢。 我身上一直都穿著被逮捕那天的衣服，而且連臉都不得洗上一次。 吃飯、大便的時候，眼罩還是不能拿下來，頂多只是放鬆雙手，從「五花大綁」變成「三花大綁」而已。伙食只有一碗飯，上面放一些蘿蔔干或煮白菜之類的菜餚而已。如果因為伙食不好而拒吃的話，也會被守衛拳打腳踢，斥責道：「幹嘛不吃！」 廁所在囚房外面。如果一喊：「我要大便。」守衛就會鬆綁，將囚犯帶到高約六十公分馬桶旁邊，叫他蹲下。結綁的繩索會吃進皮膚，囚犯們必須忍耐到忍不住為止。衛生紙只給一張。如廁，一張衛生紙而已，哪能清潔乾淨？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不衛生的了。每個囚犯本來就都已散發出體臭，加上累積在褲內的糞臭，整個囚房就都充滿了令人做嘔的臭味。慘遭如此不人道的待遇，我們宛若置身於人間地獄。 囚犯每天都被叫出去拷問口供。拷問室雖然和囚房隔了一段距離，但是囚犯被逼供的慘叫聲依然清淅入耳。囚犯一進入拷問室就被迫坐上張小板凳。許多囚犯以為詢問官會坐在前面的桌子，卻突然地被從後面大叫一聲，嚇得差點心跳停止。然後，又會從右邊或左邊向囚犯大聲叫罵。經過這般的拷問之後，誰還有足夠的心思去編織謊言呢？ 「34號，你為什麼會到這裡來，知道嗎？」 「不知道。我才想請你告訴我呢。」 「你還囂張什麼，給我打！」 啪、啪地，我被賞了幾記耳光。我知道這幾下還算是輕的。 「你在什麼地方和林樑材見面的？」還在問林樑材，真不像話。 「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還裝蒜，打！」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除非入夜以後，否則在白天的時間裡，面對淡水河的後院時常傳來槍聲。不用說，一定是槍決。有單發的手槍聲就心跳加速，全身發抖，日久習慣之後，我反而想，即使是槍斃，我們也是無可奈何。每天的牢獄生活不但時間長，而且令人絕望。我感覺到體力日漸衰弱，即使可以撐到僥倖出獄，也沒有自信能夠在此後的社會上生活。更何況在這兒，每天還要受到疲勞審問的痛苦和恐怖。遭遇這種劫難，最後又難逃一死的話，倒不如痛快地讓我一死，還算功德一件呢。 人類似乎是覺悟一死，心情反而輕鬆的動物。一位懂得手相的人告訴我：「你的生命線延伸這麼長，一定會得到貴人相助，千萬不可放棄希望。」 一般人被說命好，多少都會覺得高興，我卻不以為然。因為算出的命好也就罷了，算出的命不好卻只會整日擔心。 只是，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我就記憶所及，詳細供述。 和王育霖認識，是某一個晚上的事。有個人突然從旁邊跟我說話，我嚇了一跳。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有一天，我也被宣判「處死」。算起來這已是第三次判我死刑了。我心裡想，這下子完蛋了。然而，出乎意料地，二、三天之後，我竟被帶離西本願寺，轉監到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軍法處在成功中學東邊不遠之處。到那兒之後，眼罩終於可以拿下來。 第二處釋放囚犯時，並不把囚犯的眼罩拿掉。聽說有人被放到田野；當前來耕田的農夫叫他，他戰戰競競取下眼罩，才驚覺自己是在郊外的田間。 在軍法處，由一位陳姓軍法官負責審問我： 「你為什麼被他們抓去？」 「不知道。」 「你放心好了。那邊雖然沒有法律，這裡則一切依法行事。到這裡來，你就保住一條命了。不過，你要實話實說才行。」 實話實說可以保住一條命的話，我當然照辦。 「沒問題，你儘管問罷。」 「你的罪狀之一是二二八事件當時，擔任『自強報』的總編輯，而『自強報』則不斷地發表社論，抨擊政府。」 「不對，那時候我不是總編輯。『自強報』在合法登記期間，我是總編輯沒錯，但是，一年多以前『自強報』早已停刊了。」 「那你在大同上班，二二八當時有沒有利用公司的車子，到永樂町和林樑材開會？」 「誰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認識呀！」 「你不要說謊，林樑材逃去哪裏了？」 「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呀！」 「你是共產黨嗎？」 「絕對沒那回事。」 「那是民主同盟囉？」 「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從沒參加過任何黨派。國民黨也好，共產黨、民主同盟，統統沒有參加。」 […]

歐陽可亮 / 著‧張志銘/ 譯 在國際東方學者會議認識王育德先生以來，我和他建立了深厚的交情。一九五九年，正當我奔忙於春秋學院設立基金的籌款時，王育德先生不顧本身生活上的拮据，慷慨解囊，也捐了日幣五千圓給我。王育德先生的深情厚意使我永生難忘。 那次的會議上，當我看到王先生的名牌時，大吃一驚。（王育．．．，王育．．．）於是，我鼓起勇氣向他問道：「請問，您和王育霖先生有什麼關係嗎？」「啊，王育霖正是亡兄。你和我哥哥是．．」，「我曾經和令兄一起被關在西本願寺。我九死一生地僥倖存活，可惜，令兄竟死於非命。」 王先生當時訝異地說不出話來。驚訝，是當然的。據我所知，幾乎沒有人能從西本願寺活著出來。他們釋放我的時候，警告我絕對不可以說出曾經被關在西本願寺，更不准提起寺內的一切，否則性命難保。那種恐怖感真是揮之不去。所以，只要與西本願寺有關的事情，連囚犯的家屬也無法探知一二。 王育德先生不但是語言學家，對歷史的造詣也相當深厚。一般而言，關心歷史的人都有強烈的好奇心。王先生很想從我口中探知西本願寺的情況，可是，我卻仍然默不做聲，絕口不提。因為我曾經歷那樣的災難，王先生也不再追問，只是一直等待機會而已。這真教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耐性。 今年（編按，本文寫於1977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三十週年。我想，時機終於到了。於是，我打電話給王育德先生，告訴他我想說出二二八事件中的親身體驗。只聽到王先生用激動的口吻說：「真的嗎？太好了。我等了好久。只是，怕記憶不會完整，我可以錄音嗎？」「嗯，好吧。我也五十九歲了，再活也沒幾年。而且，絕對不會再去台灣了。我有一個信條，就是每個人都必須向歷史負責。我本身的遭遇可以說也是貴重歷史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也該想辦法記錄下來。」 就這樣，透過王先生的筆，留下苟存於世的我，對二二八事件的證言。雖然我可能說漏某些部分，一些瑣碎之處，記憶也會錯誤；可是，大體上的要點都包括了。 我認為二二八事件只是緝私人員毆打賣香煙的老太婆，從這樣的小事件蔓延出來的偶發事件。當群眾湧向行政官公署陳情時，如果陳儀能出面安撫群眾，承諾處罰肇事的緝私人員，並答應今後進行政治改革的話，群眾的情緒當可安撫下來。 然而，陳儀卻用機關槍接待群眾，又打電話命令部屬從北門的鐵路局用機關槍掃射；群眾進退不得，因此才暴發成為事件。再說，在這次事件當中，根本沒有中國人身亡。像我，一點也不覺得有生命危險。 可是，按照陳儀的說法，未受到台灣人報復的中國人都是反政府份子。如果忠誠地實行陳儀的政策，那才是必然會引起台灣的反感。在二二八事件中，不只台灣人犧牲了，許多中國人也是一樣。陳儀賭上自己的官運，要將所有批評他，反對他的人統統除去，這才是他發動大屠殺的真正意圖。也因此，許多無辜的市民才被牽扯進去。 此外，三月八日從基隆登陸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也充滿了騰騰的殺氣。他們認為「陳儀把台灣失守了，我們要來收復台灣」。於是以同仇敵慨的態度，從基隆向台北進攻。依我的估計，犧牲掉的台灣人數目大約在三萬到五萬之間。 蔣介石當時既不責怪陳儀的惡政，也未制止他對台灣人的大屠殺，最後還調陳儀去當浙江省主席。二二八事件，蔣介石可說是陳儀的共犯。蔣政權至今仍不放過住在日本的我；經常向我施加壓力。對他們的憎惡，我和台灣人是一樣的心情。 陳儀睜著眼睛說瞎話，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共產黨的陰謀。蔣政權對二二八事件也佯裝不知，絕口未提。這完全是意圖要抹殺台灣人的歷史。另一方面，北京宣傳二二八事件是由共產黨指導，將它說成是台灣民渴望祖國解放的證據。這也是顛倒是非的謊言。如果事實被如此扭曲的話，那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人就太冤枉了，台灣人也會完全沒有自己的立場。 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來到台灣。日中戰爭時，我曾在上海同文書院擔任中國語教師。同文書院是日本人經營的學校。戰爭結束後，謠傳說曾在日本學校任職的中國人，將以漢奸的罪名遭受逮捕；於是，我才避難到台灣去。好歹，當時台灣是個特別地區。 通過簡單的審查，我被任命為台北州立第二初中的接收委員。在那兒，我認識了大同鐵工廠的年輕老闆林挺生先生。林挺生是該校的畢業生；他為即將歸國的今崎校長舉行送別會，同時也邀請我一起出席。 林挺生為了適應新的政治情勢，剛好在物色一位中國顧問。他極盡禮數地邀請我住到中山北路三段的大住宅。認識林挺生這種知識份的大企業家，讓我覺得很有保障。到我通知妻小來台的半年之間，我成了他的門下食客。他對我非常親切，又在住宅門口掛上我的名牌。不知情的友人來訪，吃了一驚，還以為我什麼時候變成大富翁呢。 我教林挺生中國話；告訴他有關中國人的性格和大陸的政治的情勢。林挺生要我從成功中學（州立二中）跳槽，不但讓我當鐵工廠的協理（次長），還分了一些股票給我。此外，又任用我當大同職業工業學校的董事（理事）兼教務主任。 當時，鐵工廠內的空地堆存了大量的鋼材。那此鋼材是什麼性質？從哪裏來的？我當然沒有必要知道。只是，基於直覺，我想那些東西一定有內情。後來我才知道，那些是北部的日本海軍在敗戰愴徨之際，轉售出來的東西。南部的日本海軍也是一樣，聽說將鋼材賣給了唐榮鐵工廠。本來，日軍所有的武器彈藥，軍需物資應該全部移交才對。這種事情對日軍和台灣商人來講，都是重大的犯罪行為。被發現的話，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了結。後來唐榮被檢舉此事，唐傳宗被捕，他的工廠被沒收。大同公司也許是高明地湮滅證據，沒出問題，才有今日的局面。（編輯部注：林挺生是當時的台灣人當中，少數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一人） 一些要好的朋友常到林挺生的住宅來找我。我的房間比較狹窄，所以，我常常利用他家的客廳。我向朋友們介紹林挺生。林挺生便加入我們的聊天圈子。漸漸地，林挺生也認識了些長官公署的高官要人。交情較好的有鐵路局長陳清文、日產處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台灣銀行董事伍守恭等人。 由於戰時的美軍空襲，鐵路局有五千多輛貨客車廂損毀，造成許多困擾。政府所屬的三處工廠－－松山、高雄和花蓮都趕不及修理，正要委託民間工廠承包代修。而指定大同公司為代修工廠，則是茶餘飯後的閒談中所做成旳決定。因為提到在搬運上經費會超支，及決定從淡水線的圓山車站接鐵軌接通到大同公司。大同有修理五百輛車廂的能力，可獲得不少利潤。另一方面，從日本海軍非法購得的鋼材，也可做為修理的原料，可說是一舉兩得。 此外，台灣銀行在資金通融和匯款方面也給大同公司極大的方便。不用說，這當然是透過伍叔恭的關係拉來的。賺到的這些錢，成了今天大同系列企業的資本。對我而言，學校的經費得以更加充裕，是銘心感謝的一件樂事。 因為我的家人要從大陸搬來，我便在基隆買好一棟房子。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我正從基隆前往大同的途中；火車到松山就不開了。大同公司派車來接我們，並繞道進入學校。我們儘可能地幫助前來求助的受傷民眾。因為擔心今後的生活，我才決定把家人從基隆接到學校來住。學校有一片空地可以通往林挺生的住宅。 那陣子，美國領事館的副領事喬治．柯每天都到街上攝影；他在一位女性領事向大同公司租借的洋樓那兒，把拍攝到的影片放給我們看。 三月六日，陳儀偷偷地向蔣介石要求派遣援軍。（編輯部注：那夜，陳儀還播放第三次廣播，說要成立處理委員會，要誠心地解決這次事件。陳儀使用兩面手法，欺騙台灣人。）增援部隊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陸。然而，軍隊根本不受陳儀指揮，完全採取自己的作戰行動．（編輯部注：三月九日，總參謀長柯遠芬公布戒嚴令。當援軍到了之後，竟在三月十日宣布處理委員會為非法組織，命令他們解散。） 三月十二日晚上，陳儀召開重大會議。參加者有秘書長葛敬恩，從福建就跟隨陳儀的嚴家淦、參謀總長柯遠芬．．．等人。 會議徹夜進行，卻一直無法達成結論。凌晨三點，陳儀終於做出決定。「凌晨四點開始行動，由我陳儀負全部責任。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嫌疑人士，不問姓名，當場處決。」 由特務組成的行動隊和憲兵第四團首先決定工作分配，按照準備好的黑名單同時行動。因為擔心消息傳出之後，逮捕對象有逃亡之虞，所以逮捕行動要爭取時間。處決的刑場分為兩處，行動隊在圓山右側的大直；憲兵第四團在馬場町的螢橋。 為了緊急逮捕，要從許多地方徵調車子。來逮捕我的人，坐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巴士。他們到大同鐵工廠詢問我的下落；聽說我不在那兒，便急忙趕到學校來。 那時，我剛起床。十幾個便衣一陣敲打大門之後，湧進我的房間。 「你是歐陽可亮嗎？」 「是的。」 「跟我們走。」 雖然我當時嚇了一跳，可是，我仍記得在問答之間，我反而異常地平靜下來。 「我有什麼嫌疑呢？」 「等一下再慢慢說。」 押上巴士之後，我被蒙上眼睛，雙手被反綁在後。 「你要在大直被槍決了。」 「到底我犯了什麼罪？」 「這個我們不管！」 「總要給我一個理由吧，我不能死的不明不白。」 「哼，你是台灣獨立黨的成員。二二八之後，你在永樂町和林樑材（編輯部注：謝雪紅的同志，事件後逃往中國大陸）一起開過會。」 「誰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你們密謀要成立新華民國。王添燈當總統，歐陽可亮是總統府秘書長。由你起草憲法。」 「胡說八道。我一直都在工業學校的宿舍裡面。」 「住嘴！」 經過這一番問答，巴士已走到劍潭的小山坡；車子的引擎卻逐漸不靈光，終於停了下來。原來是沒有汽油了。 事後我才知道，當時物資缺乏，有許多小偷專偷車子的汽油。市政府的巴士司機在下班時把油漏出來，第二天上班時再把油加進去，以免油被偷竊。行動隊的人不知道這種情形，匆促之間徵調巴士，才會有車子因汽油不夠而停在半路的結果。車子在下坡路段，油箱前傾，汽油湧到油管口來；上坡的時候，油箱後傾，汽油就到不了油管。 「畜牲，竟然走不動了。」 司機粗野地叫罵著。 「沒辦法，就在這兒處決吧。」 一個人這樣說。剛剛向我問話，像是隊長的人說： 「不行。根據長官的命令，要把犯人帶到大直槍決，不可以在路邊槍決。」 […]

施並錫◎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若說派系是學園之癌，那麼學系教父可比擬作極煙草和散播致癌物質的人。 自從大學法實施，教授治校以來，「教授至囂」的情形便在許多院校出現。尤其在某些傳統包袱過重的院校科系。 教授治校擴權，輕易造成派系。派系是政治領域和黑社會等遂行叢林法則地方的產物。而學術機構和企業團體一樣，若派系盛行，則必定終年惡鬥，直到沈淪垮台方休。可惜有些院系，人謀不臧，封建幫團意識牢不可破。私心極重的學系教父處心積慮地建構派系。這共利結構的派系本質上與那宣示「安清不分遠和近二，一祖留傳到如今」的青幫是相似的。 和平東路某美術系，每公開徵才，往往三兩人應徵。有資格而不願應徵者異口同聲表示「誰都嘛知道早有內定人，我何必送上門被耍弄？」除此，更常因兩派系力鬥廝殺，互相封殺對方派系的口袋人選而導致雙雙落敗。於是徵不到教師，課程繼續無人擔綱而開天窗，其是罔顧學生權益！殊不知學系教父眼中的學生權益算什麼！他們重視的是勢力黨羽的培植。竟日汲汲營營，「挾左道懷詐偽。」地把控資源，不當佔據研究室養蚊子而讓許多不敢嗆聲的教師，擔任教授已三年，在校連一張椅子也沒有；不僅把口袋人馬行不由徑地引進本學系，據說還要求竹師及國北師某教系接納他們的建議人選。魔爪外伸。權力欲望大得可怕！ 筆者不怕學系教父們打電話到家裡痛斥內人，或打匿名電話到報社，對筆者抹黑、扭曲、誹謗，企圖影響報社不登筆者之文章；也不懼教父及其幫團央託文化大學某資深教授撰文打壓筆者，所幸這位資深教授深明大義而拒之。只因筆者服膺曾志朗前教育部長的一句話–「基於道德理念，不惜得罪立委，以激發教師一齊來監督立法院 」筆者亦「基於教育良知，不惜得罪派系及其教父，以激發全國關心教育的人士與師生，一齊來監督教育界出了問題的領域！」筆者向來堅持「威武不能屈」的人生原則，呼籲各界正視此一教育惡現象而努力鏟除學園之癌，冀盼社會更為公正光明。 祈望拙文觀點能遠矚未來通識者，交流四海共弦歌。我們不信人間正義喚不回！

王英欽◎少年時代曾任台北民聲、民本、正聲三家電台之閩南語播音員 今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全球瀕臨消失危機的語言概況」報告指出，全球六千多種語言中，將近半數面臨消失的危機。該報告並指出數個語言面臨消失危機的「危險地區」，而台灣就是其中之一。看到此則報導，真是憂心忡忡。就拿閩南語來說罷，有的是會寫不會讀，有的是會講不會寫。其中最普遍、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把「最好」寫成「尚好」。 「最好」的台語是「上好」。不知哪位仁兄發明「尚好」二字，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像傳染病一樣地迅速蔓延。目前的情況是「劣幣驅逐良幣」，寫「尚好」的人越來越多；寫「上好」的人少之又少。這真是台灣人的悲哀。 「最好」的台語不是「尚好」，因為「尚好」的原意是「尚可」、是勉強及格。我跑遍了全市的書店及圖書館，所得的資料都說「最」字的台語是「上」字。為了証明所言不虛，特地列舉幾本字典以供參考: 一、陳修主編《台灣話大詞典》，第一五八八頁（遠流出版公司）。 二、許極燉編《常用漢字台語詞典》，第十四頁(前衛出版社)。 三、楊青矗編《台語語彙辭典》，第四二三頁及四二人頁(敦理出版社)。 四、李春祥編《李氏合語辭典》，第七三五頁(鴻霖事業公司)。 五、陳成福編《國台語彙音寶典》，第二六三頁(西北出版社)。 六、前衛出版社的《台語入門》，第一五二頁（作者為國際聞名台語專家王育德教授）。 七、國立編譯館主編的《台灣閩南語辭典》，第一二○四頁（該辭典編纂委員六人，總編纂董忠司，總審稿張光宇，民國九十年一月初版，五南出版公司）。 八、眾文圖書公司出版的《台日大辭典》是用日文解釋台語。該書第六九八 頁也提到台語「上好」的意思是「一番」，日文「一番」的意思是「第一名」、是「最優秀」。 九、外籍傳教士甘為霖在台灣研究台語四十年，他在一九一三年出版《廈門音新字典》（人光出版社）。該書是以羅馬字解釋台語。在該書第六三二頁提到台語「上」字有「至極」的意思；而「尚」字並無此種涵意。 十、教育部編印《閩南語字彙》，第二二○頁（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輯，楊秀芳撰稿，民國九十年五月修訂）。 順便一提的是我們的上一代喜歡把「上好」說成「上界好」，那是道教文化的影響。台灣的廟宇很多，這些廟宇十之八九皆屬道教。道教有個名詞叫「三界」，即天界、地界、水界。根據李叔還所編《道教大辭典》之解釋；「上界猶言天界。」道教經典雲笈七韱（宋真宗命張君房撰）有云:「上界宮館，生於窈冥，皆由五色之氣而結成。」可見上界即天界，是神仙住的地方。神仙住的地方當然一切都是最好，因此我們的祖先就把「最好」說成「上界好」。由此可知「尚介好」、「上蓋好」皆是錯誤。至於有人喜歡把「上界好」簡化為「界好」，其意所指仍然是「上界好」，因為單獨「界好」二字毫無意義。 總而言之，「尚好」、「尚美」、「尚青」皆是錯誤；應該改為「上好」、「上美」、「上青」才對。因為十多年來都沒有人提出糾正，所以我不揣淺陋、挺身而出。 拜託關心台灣文化的善心人士，熱烈參與、幫忙推廣，以免積非成是、貽害子孫。

廖政森 一對職業運動員的黑裔夫婦，從外地渡假回來，當他們走進家門之時，發現價值千萬的住家，已遭闖竊，所召來的警察，誤認他們是屋主的佣人，而讚揚他們對「主人」的忠貞。墨裔開車在Park Cities的街道上，如果他們沒載有整理庭園的工貝，隨時可能遭到當地警察欄截與詢問。有些開豪華汽車的亞裔．也曾經遭到警察欄截並詢問汽車是否屬於他們。 從心理學上的行為側描(behavioral profiling)，到罪犯側描(criminal profiling)的應用，側描(profiling)是用來偵破犯法案件的有效科學方法之一。從上段的真實事例，可見種族側描（racial Profiling）能被恰當使用的界線，是相當模糊，俱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話題。少數族裔，尤其是黑裔，對種族側描反對最烈。但在九一一恐怖集團al-Queda攻擊美國之後，大多數的黑裔，為了國家的安全，也不再極力反對來對待中東回教徒。 在五、六十年代，從台灣到美國的先來的留學生，往往以「不可斷掉未來留學生的來路」為由，要求新到的學生，遵守當時美國大學的榮譽制度，來建立良好的印象。那時美國社會，因經歷民權運動的衝擊，而逐步開放給非白人的族裔。這批留學生，見於過去亞裔，各住於自己的社區，並與主要的美國社會脫離，這導致日裔於二次大戰時期，被送入拘留營原因之一。所以他們分散於美國各社區，再經他們第二代「脫胎換骨」地融入已有社會結構，他們的成就，贏取美國大眾的肯定，終於掃除早年來美華人只會「開餐館及洗衣店」，而日裔則是只知當「開荒墾地」、「土農人」的形象與成見。在七十年代以前，華人仍被一般美國人認為是一群「不可思議且不可信任」的「外來人」。可是到了一九八二年，對種族一向具有偏見的故總統尼克森，卻有「東亞人的智力要比白人高一等」的評鑑。 「東亞人的智力是否要比白人高一等？」這是個含有種族暗流，而值得注意的問題。然而東亞人在美國社會，新建立的形象，尤其華裔的地位，正面對來自其故國的挑戰與傷害，這可使其他東亞裔人也會遭到池魚之殃。 最近由Steven W. Mosher著作，名為《霸道》(Hegemon)一書，揭開中國要獨霸亞洲及全球的企圖與內幕，這是一本傳閱於美國外交決策者之中的重要書籍。Mosher是位史丹福大學訓練出來人類學家，曾在中國大陸考古多年；他對從商朝開始的歷代帝王，到今日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物，有如數家珍。他對儒家和法家的理論，以及孫子兵法也有深入的研究。Mosher認為「霸道」早已根深蒂固存於中國文化之中，如無「霸道」即非中國。他認為中國體制是以儒家為門面，而內中卻是個殘酷，又沒有容忍心的法家思想。對競爭者，尤其政治敵人，非致於死地而不休。自認是宇宙之中心（這是「中國」之名稱的由來），而其他國家則是蠻夷之邦。自從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是中共走向稱霸世界的路途上惟一絆腳石。 Mosher對中國的看法，是以西方文化背景作依據，不幸地，中共一舉一動，卻來加強Mosher的看法。支持及包容恐佈集團al-Queda阿富汗的Taliban，是由巴基斯坦所培養出來，而中共又是巴基斯坦背後主要的支持者。為防止al-Queda支援新疆的維吾爾人的獨立，中共早就與al-Queda掛勾。並在去年初，與俄羅斯及四個前蘇聯中亞共和國，組成所謂「上海六國同盟」來孤立維吾爾人。九一一事件之後，中共更積極運送AK-47及SA-7反飛機火箭給Taliban，這說明為什麼在美國準備對恐佈集團作戰之前，世界各大國首領，以及大部份回教國領袖，都來美京與布希總統會商，唯獨江澤民沒有出現，只在上海的APEC會議上，心不由衷地喊一些「反對恐佈份子」混淆視聽的口號。事實上，中共所稱的恐佈回教份子，是指要求獨立的維吾爾人，並非al-Queda也不是Taliban。國防部長Donald Rumsfeld在對al-Queda和Taliban作戰的戰情記者會上，也曾指出中共是al-Queda這恐佈集團背後主要的幫兇。在美國所領導的聯盟擊敗al-Qued和Taliban之後，所謂「上海六國同盟」也幾乎瓦解。 最近在東京舉行的阿富汗重建會上，阿富汗的貧窮鄰國印度，認捐一億元。另一貧窮鄰國的巴基斯坦，也不因Taliban的叛離，使她失去對阿富汗的影響力，仍然認捐一億元。相較之下，歷史上與阿富汗有「兄弟之邦」淵源的中國（住於阿富汗北部的Uzbek和Hazaras均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不但沒有積極參與東京的重建會，而且還要阿富汗的臨時首領，Hamid Karzai到北京磕頭，才肯認捐僅值36萬元的醫藥品，可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的中國，是「泱泱大國」？或是別有居心？ 美國決策者，希望中共能夠像台灣與南韓一般，從經濟的改進，而促成政治民主化，來導致放棄獨霸世界的野心，因而有個和平相處的世界。然而中共卻處處以武力恫赫弱小鄰邦，暴露出一份流氓無賴的猙相。美國政府為國家的安全，當然必須採取防衛的措施，其中難免使用種族側描，來保護國家的機密。以前在Los Alamos實驗室工作的李文和，根據他以前在Argonne實驗室同事的分析，李氏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卻口口聲聲說他是中國人，而且身為國防工作人員，居然到外國，尤其是中國，作與職業有關的訪問，在美國與中國日益激烈的情報戰爭裡，李氏終於在種族側描下，他對美國的忠貞受到質疑，因而遭到牢嶽之災。 中國自古以來，對一般小民缺乏照顧，讓他們自生自滅。近年來．因廉價勞力引進外資，使其經濟有所改進，然而對待一般民眾傳統殘酷的政策並沒更改。不僅在其國內，幾百萬來自內陸鄉村的人，不得在城市定居謀職而流蕩四方，而且又故意讓大量非法移民，同開發國家，進行搶灘登陸，不少的人也成為國際走私人販的犧牲品。去年偷渡英國不成，反而悶死於卡車裡的不幸事件，成了國際上的頭條新閒。以致許多國家，為了阻止中國非法移民的浪潮，不得不對拿中國護照的人提高警覺，並多加刁難，由於各國大部份海關移民官員，不知如何區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有意的種族側描，結果使拿中華民國護照的人，也常遭到不必要的騷擾與不便。於去年在巴西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年會上，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外省子弟柯樹人先生，驕傲地出示他的台灣共和國護照，柯先生到世界各地作生意，他發覺使用台灣共和國護照，在出入世界各國之時，要比中華民國護照管用得多。道是當今的台灣政府，如註台灣於其護照上的原因。為了不與霸道的中國糾纏不清，台灣政府更應進一步考慮更改國號。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日本人對李登輝先生的尊崇 我們知道李登輝先生就如同那一代的台灣人一樣，受日本教育也深具「嚴謹、刻苦」的「日本精神」。然而「日本精神」一語，其實在日本原本並不存在。此語由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口中所述，而最近逆輸入到日本來，對日本人而言「日本精神」一語反倒是一個重新發現自己的新奇刺激。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最符合這句來自台灣的「日本精神」一語之人物，非李登輝先生莫屬。李登輝先生不僅是日本人心目中，「日本精神」的代表，同時也是啟發日本人回頭來檢視自己的「日本精神」最大的刺激。　 去年李登輝先生訪日就醫之前，日本政府遲遲不發給李先生簽証，當時研究台灣歷史為中心的日本人團體「台灣研究論壇」的事務局長永山英樹先生，主動發起向外務省靜坐示威抗議。當時有許多平時根本不曾參與過此類活動的學生，家庭主婦，大學教授們，也一起舉起牌子向外務省吶喊抗議，抗議日本政府對李登輝先生的無禮舉動。他們與在日台僑並肩作戰要求發給李登輝先生簽証，也要求日本政府以更尊重的態度迎接李先生來日本。這場抗議由早上十點到晚上八點，持續了三天，直到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發給李先生簽証。隨後「台灣研究論壇」又與「在日台灣同鄉會」共同發起迎接李登輝先生之活動。我們共動員了千人到關西機場迎接。其中有一半是日本人，他們揮舞著日本國旗及綠色的台灣旗。當看到李登輝先生的座車通過，李登輝先生搖下車窗向大家揮手時，許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熱淚。看到李先生再度踏上日本的國土感動了無數的日本人。這種對外國前元首所表現出來的感情及敬意，在日本史無前例，相信將來也不可能再有。 而何以李登輝先生如此受日本人敬重？何以他們會敬重一個外國元首超過自己的國家元首？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在李登輝先生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喪失已久的「武士道」精神。他們看到了一個兼具文學、史學、哲學素養、刻苦克己，有透徹豁達的死生觀，無畏無懼的「武士」就存在於李登輝先生身上。筆者認為這已足以解釋所有日本人對李登輝的感情。日本人敬愛李先生，期待李先生能喚起在日本社會失去己久的「武士道精神」、「日本精神」。 台灣有幸在李登輝先生領導之下完成了民主的程序，擁有李登輝先生本身就是台灣的驕傲。他身上所有的「武士道精神」其實也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需要的堅忍不拔，平實無華，為公忘私的精神。希望兼備「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的李登輝先生，能引導後輩的我們，為台灣走出一條更有自信的路？ 給阿扁總統的諍言 阿扁掌權後時有「走精」的言動與搖擺不定的政策決定，最糟的是中了統派的計跟著統派大喊「我們不要意識形態」，而讓強調台灣該堅持主權獨立的聲音被與「意識形態」劃上等號成為阿扁政權內的禁語，也解除了整個台灣社會的精神武裝。相對的，統派則大肆地把台灣推向虎視眈眈的中國，他們要求接受「一個中國」，鼓吹「一國三制」，連阿扁都隨著他們的魔笛起舞唸起「憲法一中」的魔咒。阿扁的表現讓我們幾乎要相信「阿扁與江澤民的密約」的八卦新聞是不是真的？ 在政權交替之後，絕大多數的愛台灣派（有別於輸不起的愛中派）都珍惜這不容易得來的民主果實，期待阿扁政權能成為賢而有能的安定政權。也因此愛台派人士大多相互約束不要太批判阿扁，對阿扁多鼓勵少責備，希望阿扁政權早一日上軌道來捍衛台灣的安全。然而這樣的好意顯然完全落空，筆者質疑阿扁政權四年下來台灣的社會還有多少「台灣意識」及捍衛台灣的決心。 阿扁之所以做如此多取悅派的動作乃出於選票至上的條件式反射，這也許是以選舉家的政治人物的宿命。而只要在現行制度下選舉判斷民意的最善選擇時，我們無法批判政治人物的這種心態。筆者要強調的是阿扁顯然相當「靠勢」，仗恃愛台派只有「挺扁」，不會有其他選擇，因此他很放心地去追求統派的歡心。阿扁任由這群毫不關心台灣安危的統派予取予求，卻看不到支持他的愛台派心在淌血。此次的經發會的結果就是一個最好的証明。而好不容易歷經一個月的經發會爛劇才下幕，這些貪得無厭的愛中派又要求開「政黨協商會議」、「政黨高峰會議」。他們才剛剛取得了經發會決議這條繩子套在阿扁的脖子上就已迫不及待要摧緊它。可憐的是阿扁頸子上掛著被統派牽著的繩子還得意揚揚，不知道自己傷害了多少愛護他的人的心。 相信許多愛台派是以「除了阿扁沒有其他的選擇」的心理在支持阿扁，認為只有阿扁能代表台灣的本土派，也因此大家以顧大局的心情來挺他。然而在政治上沒有絕對必要的人，一個政治人物經常在有「非我不可」的自滿心態時，他的政治生命也已接近終結。政治人物只存在一時，台灣卻必須永久長存。為了打贏下一場總統大選，放任以「台灣之子」自任的阿扁正當化統派向中國傾斜的口實，解除台灣人的防衛意識，那麼我們贏得選舉而失去台灣。 世界上只要是民主國家，選舉就有輸有贏，除非獨裁政權否則沒有不能輸的選戰。同樣地，只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不得到人民同意而改變國家体制，獨立如此，統一也如此。因此，我們最該擔心的反而是以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門來學樣的阿扁向中國接近，誤導台灣的方向及國際上對台灣的看法。 以現在阿扁的表現來看，似乎誰來做都很難做得更好，也很難做得更壞。因「顧大局」為由而壓抑對阿扁錯誤政策的批判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要知道不批判阿扁的荒謬政策，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下一場選舉固然重要，但台灣意識的推揚，強化台灣防衛意識的努力才是真正的千秋之業。

廖宜恩、廖淑娟、高勝助、蕭鴻銘、施正鋒、許訓評 2001年3月，您抱著對台灣數十年不變e熱情kah愛，返來台灣參加世界台灣人團結大會，一方面慶祝台灣人民翻倒國民黨殖民統治的週年紀念，另外一方面希望台灣人民會凍更加團結，早日完成建國e理想。誰知影，您竟然會在這款e行程中發病，然後「壯志未酬」就來先離開阮大家而去！敢講「勇士戰死沙場」是上帝乎您這款勇敢台灣人e安排！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台灣當籠罩在美麗島事件、林家慘案、陳文成命案e肅殺氣氛中，對阮這仔do到俄亥俄州立大學留學e學生來講，到底要認同自己作台灣人或是中國人，是一個真敏感而且需要勇氣e選擇。不過，在您這位台獨運動前輩e引領之下，阮攏成為名實相符e「台獨份子」。若無您和施忠男兄e精神感召，阮恐怕也沒法度在返來台灣了後，用kah您同款e熱情去推動台灣建國運動。 在OSU留學期間，深深感受到您和Ingrid姐對留學生kah同鄉e照顧實在非常e貼心，您e厝內定定是聚餐e場所，也是台灣同鄉會e「鄉訊」在油墨印刷時代e工廠。當台灣同學會欠錢e時陣，抑是島內「黨外人士」到海外募款時，您攏是出錢出力，永遠走第一！雖然您名列國民黨e「黑名單」，無法度返來日夜思念e故鄉台灣，但是您在美國猶原堅持理想、熱情行動，殷勤播種、沃水台灣e建國種子。如今，建國之花雖然尚未結果，但是，您也應該有看到它佇台灣四界佇生湠！ 5月25日，是您告別大家，返去天父身邊e日子。阮這e bat di Columbus享受您兄長般提攜kah照顧e後輩，干那會凍佇台灣遠遠祝禱，思念您對阮大家以及台灣e愛，繼續追隨您e腳步，願望您e理想會凍早日實現！ 廖宜恩、 廖淑娟、 高勝助、 蕭鴻銘、 施正鋒、 許訓評　敬輓

莊秋雄◎海外台灣人筆會會員 2001年在台北成立的317世大會(WTC)時、重要籌畫人之一的北美州婦女會會長曾瑛貴與夫婿劉俊宏也趕回台參加，俊宏的胃癌突然出現症狀，於是迅速趕回美國手術，或許已經太遲、繼續治療－年多似沒起色，我們本來計劃今年4月初去Columbus探望他的，但突然發現自已也患了鼻咽癌、必須迅速回台灣治療，沒能再見他一面就趕回台入院。在台灣的高醫遇到了許許多多的同病癌友，正感嘆癌疾是如此猖狂時，5月19日突然聽到俊宏已於18日過身！未能再見一面就此永別。 我於70年初搬去Ohio州的Cincinnati後、很快的就經由住在隔市Columbus (哥城) 的吳木盛認識了劉俊宏夫婦，因為我們都很關心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全美台灣同鄉會以及都很熱衷於台灣獨立運動，因此以後就時常見面及共事，而成為台獨聯盟內的莫逆兄弟，可說是在運動中一起成長、做伙老起來的同鄉、同工、及同志。卅年來我有機會瞭解及体會他長期為台灣奉獻的精神及為理想固執付出的人生，能在世大會陪擔任北美州婦女會會長的夫人接受阿扁的招待，某程度上已代表俊宏一生中奮鬥追求的理想已經達成。只是十分婉惜他不能再多活幾年，能看到更加向上提昇的台灣。 俊宏對運動的參與、大部份是不求報賞的義工及金錢上無名英雄式的奉獻，數十年如一日，很難能可貴。有頭銜的職位好像是同鄉會會長、人權會理事等等，但這些平淡的頭銜、在運動的早期也往往因之被列入黑名單，在90年代早期黑名單快完全開放以前、俊宏居然還是在最後一批黑名單中之一。因為他在哥城的熱心奉獻、長期為草根工作付出經營，使哥城的OSU大學的台灣學生運動源源持續未曾中斷，產生了不少今日台灣島內本土派運動的領導人物，像廖宜恩、施正鋒等人。 俊宏有一股擇善固執的「牛」性很少人能跟得上，反應在他一年多的治療期間，這期間他堅強的與病魔抵抗的精神更使我萬分佩服，也是我發現鼻咽癌後接受辛苦的化療及電療的靈感及勇氣的來源。俊宏已去！我將承繼他的精神繼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