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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hen Chinese or Taiwanese? 李天福 Li Thian-hok◎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國際外交負責人 On April 1,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was quoted in the local newspapers as indicating his desire to visit his hometown in China, the village of Kejiazhuang in Fujian Province（福建省）. “If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go to the mainland, I would like to go to my […]

正名運動引迴響　中國信託研究改名！ 獨盟美國主席許世模：政府的正名運動不及格 吳行健◎OPEN周刊記者 3月l7日，陳水扁總統參加世界台灣人大會（簡稱世大會）2002年年會，電視鏡頭拍攝到陳總統聲嘶力竭的保證「拼正名、拼憲政改革」。其實，有個漏網新聞卻被忽略了，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董事長辜濂松曾向總統府資政姚嘉文透露，和信集團從2年前就研究要改掉「中國信託」的名稱，因為容易被外國人誤會為中國的公司，但由於此名稱用了多年，若去掉「中國」兩字，國內外客戶會不大習慣，因此中國信託的正名運動最後還止於研究階段。 我國目前的國號為中華民國，為什麼要正名？民間企業與團體去除原本的「中國」名稱有何考量？正名運動的策略為何？5月11日，由獨派團體合組的「台灣正名運動聯盟」將發起一場「511台灣正名」萬人大遊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說，正名運動在於「要讓『台灣中華民國』這個事實上的國家，變成真正的主權國家『台灣國』」。獨盟美國本部主席許世模說，正名運動有6大策略步驟:一、國家與政府正名，藉由制憲，更改目前的中華民國國號，並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新國號為「台灣」、「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等其它名稱。二、民間團體正名，例如鼓勵中華婦聯會正名為台灣婦聯會。三、民間企業正名，例如鼓勵中國時報或中國信託集團正名，去掉中國名稱。四、國營企業正名，例如要求有官股的中油、中船、中鋼去掉中國名稱。五、台灣駐外機關正名，例如外交部駐美國華盛頓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應正名為台灣代表處。六、以新國號申請加入聯合國，獨盟反對國民黨執政時所提的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應以新國家加入聯合國，以向全世界宣示台灣已獨立。許世模是台獨聯盟美國支部前任主席許世楷的弟弟，許世楷目前執教於台中的靜宜大學，並兼任呂秀蓮副總統成立的人權委員會召集人。推動正名運動，目前遇到什麼障礙？許世模透露，3月18日下午，世大會代表團到總統府拜會陳水扁總統，大家紛紛反應雖然已政黨輪替，但舊政府的統派觀念仍存在於官僚系統，例如中正機場的入境通道，國人入關的查證通道上方標示英文為Chinese Passport，外國人入關通道則為Foreign Passport，問題是，前者的入關通道英文標示仿彿專為持中國護照的大陸人設立，台灣人究竟要從哪個通道入關？世大會的代表建議，應將國人入關通道的英文名稱改為Resident，外國人入關通道改為Non-Resident，才符合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現狀，且較不會引起國內的政治對立，陳總統聽了當場交辦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了解並協調解決。 還有一例，也令旅美的獨盟人士啼笑皆非，中油公司美國分公司在德州休士頓市有塊土地，要捐給美國慈善社團做公益事業，我駐美代表處官員接獲通知出席記者會，到場一看全是中國的外交官與中國社團人士，原因為美國人誤以為中油是屬於中國的公司，場面非常的尷尬。 在獨派團體的印象中，我國中央部會的官僚系統以外交部的統派思想包袱最大，不過，陳水扁執政以後，外交部逐漸有改善的跡象，許世模透露說，陳總統已保證「未來新設立的我國駐外代表處一定採用台灣名稱」，而且外交部長簡又新也承諾正視「駐外機關正名問題」，但簡又新同時也坦承「改名問題也不是完全沒有困難」。 另外，中華民國與中國混淆不清的現象，對旅日台灣人也有很多困擾的實例。1962年曾留學日本的侯榮邦，目前擔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財務長，旅日多年，侯榮邦說，日本有許多非法居留的外籍人士，因此日本警察常在街頭臨檢或盤查外國人的身份，往往讓旅日台僑很尷尬甚至很為難，因為依據日本法令，有合法居留權的外籍人士應隨身攜帶「外國人登錄證」，偏偏登錄證上的國籍欄都是強迫一律寫中國籍，儘管是來自台灣的台僑也不例外，這時候，一看到所謂的「中國籍」，日警的臉上表情就立即變臉，台僑必須拿出諸如公司職員證或護照說明「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日警的表情才和緩下來。 為什麼有這種明顯的待遇差別？侯榮邦解釋說，有很多非法居留日本的中國人，都是跳機或透過人蛇偷載上岸，或是持短期觀光簽證滯留日本非法打工，其間扯出一些嚴重的犯罪問題，旅日台灣人若是被誤認為中國人，就會有個人尊嚴受侵犯的困擾，因此台獨聯盟日本本部正全力設法說服日本政府，應彈性改變在外國人登錄證的國籍欄接受「台灣」的註明文字。 對於陳水扁政府是否配合正名運動的問題，許世模說，海外台灣人對陳水扁有很強烈的「民主鬥士」的期許，但民進黨政府目前執行正名運動的成績「仍是不及格分數」，他呼籲陳總統要多多晉用具有獨派色彩的人才例如立委蔡同榮或獨盟主席黃昭堂博士成為政務官，才能具體落實正名運動的理念，而且最近困擾陳水扁的國安局洩密風波，如果由對陳水扁忠誠且具有愛台灣理念的人主持國安情治系統，應較不會發生這種「用人不可靠」的問題。 （本文轉載自《Open》周刊第41期）

李心怡◎新台灣新聞周刊記者 繼《壹周刊》與《中國時報》刊登國安局機密文件後，香港親中報紙《星島日報》也刊出國安局「明華專案」的三份機密文件，透露國安局對日工作的機密運作。在有心人刻意外洩資料，國安局機密文件滿天飛的情況之下，目前台灣對日之間的現存外交關係是否產生衝擊，備受外界關切。 本刊特別專訪對台，美、日戰略關係相當有研究的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而本身擔任民間「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的黃昭堂認為，國安局機密文件一再曝光，台、日之間的交流必定會有不良的影響，並且將很難補救。 以下是專訪內容： 雙方互信基礎被破壞 問：目前許多台灣對日本、美國的民間管道陸續被曝光，您認為對台灣與日本的民間外交管道會不會有影響？ 答：世界各國之間的交往，都有一些不願讓外界知道的事情。台灣的外交環境更是特殊，因為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民間的交流相對地變得十分重要，檯面下的運作也就更多，這些運作都是雙方不願意讓外界瞭解的秘密。所以，一旦這些秘密運作曝光，對雙方的關係是一定會有影響的，而且是壞的影響。 國家機密被洩漏出來，台、日雙方之間的誠信默契就被破壞了。現在機密曝光，過去在檯面下幫忙運作的人，很可能不願意再幫忙了，台、日之間的秘密管道，也就會暫時停滯。更嚴重的是，雙方的互信基礎完全被破壞很難恢復。 洩漏這些機密的人實在是相當可惡，對台灣完全沒有忠誠心，我認為對洩漏機密的這些公務員，應該要有非常嚴厲處罰。 問：目前台灣與日本之間缺乏正式的外交關係，經常都是透過非正式的管道溝通，目前這樣的溝通管道受到不良影響，台、日之間的戰略關係會不會有變化？ 答：我認為會受很大的影響，因為台灣方面有機密爆光，日本方面有很多事情就會持比較保留的態度了，這對雙方以後的關係會有很壞的影響。但是對台灣的戰略關係而言，日本雖然重要，但美國比日本更重要。對於台灣，日本其實是視為其自身戰略的防線，因此日本不會讓台灣落入中國手裡。 日本嚴重的關心 問：您最近與日本友人或政治人物，有沒有談論到相關議題，日本方面的反應如何？ 答：我本身沒有捲入其中，但是和日本朋友有討論到這件事情。日本方面對於台灣不能保密的問題，有很嚴重的關心。我們本身也在做民間外交，實在有很多人物、內容，是不適合對外透露的。 機密的曝光，對未來外交工作上國與國、人與人的來往互信將造成困擾，因為有些人在與台灣人來往時，會擔心被扣上帽子。你如果什麼事情都曝光的話，人家當然不願意和你來往。 問：現在看來，影響很嚴重，您認為政府應該如何補救？ 答：我看，補救很困難。雙方來往之間的誠信、默契，並不是短期間就可以建立起來的。人家日本政治人物願意私下幫忙，當然都是因為長久的信任關係，一旦這個信任關係遭到破壞，短期間很難恢復。 問：目前曝光的消息表示，台灣曾經以一萬美金的禮券，贈送給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您對這件消息有什麼樣的看法？ 答：如果送錢給別人，這都不是什麼好事情啦！但是送禮券的話，在日本其實是相當普遍的，因為近年來，日本人送禮流行以禮券代替。因此，送禮券的話，在日本是比較像送禮而不是送錢，因此不算貪污啦。 官方文件不一定是真的 問：根據目前曝光的資料，台灣輸送機械董事長彭榮次扮演台灣與日本之間相當重要的溝通角色，您之前在日本有沒有聽聞到相關的訊息？ 答：彭榮次的活動內容，我不清楚，我也都是由媒體看到的。如果彭榮次所做的事情的確是像報導所說的一樣，我認為他實在是非常了不起，而且，從資料上看起來，所花的費用並不是很多，經濟效果相當不錯。 問：香港媒體披露，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在美日安保條約修訂及台海危機有很大的貢獻，以您的了解，真實性如何？ 答：政府的許多報告，時常都會有過度渲染的情況，因此，就算國安局所流出來的文件是官方文件，並不見得就是真實的。這份資料正確到什麼程度，實在很難說，但是我也抱著一些懷疑。以我的觀察，日本的政治家，橋本與美國交涉不會講話那麼直接、用詞不會那麼強烈，美國也不會因為日本的要求來協防台灣。事實上，台灣一直都有納入美日安保協定之內，只是以前都沒有列為文字，後來才列入「周邊有事」的範圍。而日本對台灣的關係，其實都建立在日本的國家利益之上。 問：未來台灣應該如何加強與美、日之間的戰略關係？ 答：多加強雙方的軍事交流，但目前因為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所以很困難，最近台灣與美國之間，已經有進一步軍事交流的跡象了。 （本文轉載自《新台灣周刊》第314期）

郭惠二◎彰化師大副教授 自從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運動開始，熱帶疾病在台灣重新被注意，原因是WHO的兩大功能，即世界防疫資訊的共享及富裕國家有義務去協助貧窮落後國家的醫療衛生建設，其中的後面功能，因台灣早已被列為富有國家，因此將有義務提供協助。除貧窮落後國家之地理環境大都位於熱帶地區外，位於熱帶地區的熱帶疾病疫區也漸成越來越多台灣觀光客流連忘返的地方，再加上引進30幾萬外勞，使得熱帶病在台灣成為常見的疾病。很可惜的是在台灣擁有熱帶疾病醫療執照的醫師廖廖無幾(大約十名左右)，因此在台灣感染到熱帶疾病很可能死路一條。 至於談到如何協助熱帶貧窮國家的醫療衛生時，台灣全國上下對熱帶世界或稱開發中世界的認知可以說是一片空白。這或許是台灣的傳統，因在台灣談到國際問題，常指台灣和更富裕國家間的經貿及國防問題，而忽略了和貧窮落後國家間的關係，在談到貧窮落後世界例如非洲時，甚至還建議介紹運用台灣經驗等等。台灣經驗只能適用於俱有和台灣相同的地理環境的地方(相同的人文及自然生態的地方)，在稍為不相同的地方介紹台灣經驗時，其後果大都是越幫越忙，不如不幫忙。 最好的例子是瘧疾在台灣絕跡，台灣瘧蚊的習性是吸血後停在牆壁上休息，因此噴灑殺蟲劑在牆壁上可以消滅瘧蚊而達到瘧疾的絕跡。台灣後來成為全世界學習的對象，但在馬來西亞、印尼和非洲等雨林地區使用台灣經驗後不久發現瘧疾比以前更增加，其原因是雨林地區村莊裡的瘧蚊習性雖和台灣的相同(是屋內型)，可用台灣經驗消滅，但村莊周圍雨林中的瘧蚊習性是吸人血後直接飛回雨林樹幹休息而不停留在房屋牆壁上休息(屋外型)。在瘧蚊的世界裡不同種類的蚊子，保持平衡而不互相侵犯，但是村莊裡的瘧蚊一旦被殺光後，就引起雨林裡更厲害的瘧蚊大舉來襲，結果是更多的人死於瘧疾。 台灣在非洲的農耕隊的作法是常常沿用現代台灣的經驗，如使用汽油動力的台灣製農耕機器，所以農耕隊員一旦離開，幾乎一切歸零，因為機器的零件在非洲不易找到，同時農耕機器反而使富者更富，窮人更窮，因農耕機器取代人力而使更多的佃農，雇工失業。另外醫師在最貧窮國家之月薪才只有幾佰元美金，所以邀請貧窮國家的醫師來台灣留學受訓再給他們國際公認的高學位文憑後，可能發生的後果是讓他們有機會跑到薪水較多的較富有國家行醫，結果對派他們來台灣的國家來說是損失那幾位醫師。 以上只是筆者提到的是著名的二個例子，對此筆者的建議是請俱有決策權或影響力，並有志於協助開發中世界的學者、專家或高級官員，效法阿扁總統先到想去協助的開發中世界看個究竟，而不要坐在辦公室裡閉門造車。另外去充份暸解協助的對象需要須好幾年，不是幾個禮拜就能辦到的，所以這工作最好而且最適合由大專剛畢業的年輕人去做。因此筆者建議成立「台灣大專海外服務團」 (Taiwan Universities Service Overseas, 簡寫TUSO)。這服務團的構想，今後的功能及予期達成的目的。 首先，目前外交替代役招收人數每年只不過35名，替代役志工的功能及作法是模仿美國和平志工團(American Peace Corp)，經費全由外交部的白手套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負擔。至於TUSO的功能及作法是替開發中國家在台灣找到適當有用之人材如中學、大學教師、各種技術人才，這些人的月薪及住屋(宿舍)由開發中國家的雇用單位按照當地的水準支付及提供。 TUSO要負擔的經費是台灣與開發中國家間的來回機票，緊急費用，保險費和訓練費用。行前訓練可由在台灣的各種研習會代替，至於學習雇用國家境內使用的語言和其他適應的訓練因須要長一點時間，而且為了更好的效果所以最好到雇用國再做，而且雇用國境內的教師所付的月薪，如照當地開發中國家的行情，費用可以少到台灣的1/10就可請到很理想的教師。因此一名國合會志工所需的費用，大約可以使十個TUSO的團員到國外服務和學習。 台灣的外交人員包括志工團員在內，到國外通常住在一起，因此對當地的暸解一向受到限制。TUSO的團員基本上沒有機會和從台灣來的同伴住在一起，因此對當地的暸解將比起台灣派出來的外交人員更能深入。而且在官方單位目前無法使用「台灣或Taiwan」的名稱，但TUSO為非官方單位就不受到這個限制。 TUSO還有其他的優點。我們學者專家的文化視野，學識、知識、見識和常識的範圍一般狹窄，常只具有華人、日本以及歐美的文化視野，而這些視野常常彼此重疊，因此台灣學術單位發表的論文據說大部份缺乏突破性的發現及看法，常只是跟在別人的後面。只有俱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擁有各種知識、見識者才有可能做出開創性和突破性的論文或事業。到貧窮落後的世界，不但可以拓寬文化視野，增加各種見識及知識範圍外，還能培養豐富的想像力，何況在開發中世界要做出一件幫得上忙的工作本身就需要有豐富的想像力及廣闊的見識(這可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和宣教師們學習)。非洲開發中世界及偏遠地區一向是歐美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學術界的研究題材大寶藏，尤其是和人文有關的學問如醫學及人文、科學等，選對了研究題材可以說成功了一半。 TUSO團員也可成為台灣經貿南下政策的先鋒隊和顧問團。過去經貿進軍非洲的失敗，大部份是由於對熱帶地區的暸解不夠所致，我們的外交官由於職份，只能留在首都的大使館和大城市的領事館，而無法深入民間(鄉村)，更不用說深入偏遠地區了。加上台灣外交官的培養訓練課程中一向欠缺研究如何暸解開發中世界的人、事與社會等的最基本課程，如文化人類學、跨文化溝通學、人文生態學等。因此如要到開發中國家經商而樣樣依賴外交官做為解決問題的諮詢對象，是有其限制的，不如向深入民間的年輕TUSO團員請教要來得快和正確。到歐美國家出使的外交官或許可以沒有文化人類學等的常識，但到開發中國家的外交人員，如沒有文化人類學的常識或知識，工作是很難做得好的。 外交部或國合會主要任務及工作是如何與邦交國維持外交關係，因此農耕隊常被安排在當地國總統和高級官員的農園工作，為了迎合加快生產的要求只好引進汽油動力的農耕機器，如果是台灣的農耕隊必定引進Made in Taiwan的農耕機器。但因很少機器的規格一直不變因此引進的農耕機器過幾年就找不到零件，因廠商已經在生產更先進但不同規格的農耕機器了。在醫療方面，替最貧窮國家蓋最現代化的醫院，結果是給當地國的特權階級人士享用，因現代化先進醫院的維護需要龐大的開支，因此只好從病人身上抽取一些住院費和藥費，一般國民因付不起這些錢，因此也就成為只有特權階級能享用之醫院。 TUSO之首要工作是協助雇主國加速發展，而且是全民的發展，因此在前往雇主國前需要學習適用於最貧窮地區的衛生照護學基本概念和學習適當科技學(如用日光能的冰箱)等，以上是TUSO可以達成的近景，TUSO的遠景就是促進建交。筆者曾經在加拿大留學8年(1963-71)，後來參與「加拿大大學海外服務團」 (Canadian University Service Overseas，CUSO)，而到西非洲最先進的黑人國家奈及利亞，在國立大學醫學院教醫科學生的生化學、營養學、人類生態學和衛生教育學共8年(1971-79)。本人建議的TUSO的構架構是CUSO架構的修正版。 援外或國際協助工作當中醫護人員是最需要及最難找到的人材，而貧窮熱帶地區的醫療和衛生問題及解決方式和台灣的情況大不相同，要從台灣出去需要從新學習。除了城市外絕大多數的非洲地區，還沒開始公共衛生，因此我們推展TUSO的目地及任務主要是培訓合適的醫護人到開發中國家服務。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將在今年8月底及9月初分別在台北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慈濟大學醫學院舉辦「台灣大專學生海外醫療衛生服務研習會」的原因。這研習會的主要內容以講解介紹適用於最貧窮地區的基本衛生照護學、文化人類學、開發中世界的簡介和熱帶醫學簡介，並聘請國內外頂尖學者專家授課和講解。歡迎各界不限年齡、科系背景，只要有愛心都可報名參加。詢問相關事誼請電02-2736-1661轉606~609，台北醫學大學進修推廣部。今後每年寒暑假將繼續舉辦各種有關的研習會，例如：更深入的適用於最貧窮地區之基本衛生照護學、文化人類學、跨文化溝通學、人文生態學和熱帶醫學外，包括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地理、歷史、現況的介紹，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適用於教育程度低的地區能維護及修護的實用簡單科技)的介紹。 筆者希望TUSO各項籌備工作能順利利外，TUSO活動能被納入外交或國防替代役之一環。

林健次◎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 缺一角的「集權、依賴」體制 台灣的地方財政赤字越來越大，甚至進一步拖中央下水，造成中央財政的沈重負擔，有其體制上的原因。十幾年來，在地方上我們看到議長可以帶酒店小姐出場報公帳而恬不知罪，聲稱其他縣市也是一樣。另一方面縣長大人卻向中央求救，說財政困難無以為繼。在中央，我們看不出有什麼增加統籌分配款、增進地方財務規劃的誠意，另一方面對於計劃不盡周詳的個案的補助款卻大方的給。我們看到中央補助的室內停車場淪為蚊蠅製造所，中央補助興建的體育館和文化中心門可羅雀、利用率低落、入不敷出。地方揮霍無度，中央保證救到底，那麼又有什麼誘因去量入為出、撙節開銷呢？ 在戒嚴時期這是不會發生的。在蔣家戒嚴時期，公共支出可能比現在更不合民意、貪污腐化可能比今日更厲害、財政效率可能比現在更低落，可是財政支出及財政赤字卻沒有今日的難以控制。當時的貪污、腐化、浪費是在收入範圍內貪污、腐化、浪費的。蔣家時代為了政治控制的方便及政權的穩定，在財政方面施行的是一個「中央集權、地方依賴」的體制。這種財政「集權、依賴」體制，是蔣家控制地方的一個關鍵環節。 蔣家的「集權、依賴」體制是有配套的。首先，中央必須使各縣市「必須」依賴，所以充實法定自有財源的「統籌分配稅」額度不能太高﹔可以用來控制地方的、伸縮自如的「補助款」則成為彌平地方財政赤字的主要工具。此外，不訂定「地方稅法通則」及「規費法」，使得地方缺少開發自治財源的法源，便利中央施行一條鞭式的法令。因此，包括租稅的種類、範圍與稅率高低，規費及罰款如何收取、金額多寡都由中央規定管制，地方不能依財政需要，自行增稅或調高規費。換句話說，就是把地方的租稅權閹割掉。再者，除了各縣市必須依賴，中央也必須使各縣市「樂於」依賴﹔因此，只要聽話，不管個案計劃多麼粗糙，都會獲得補助，不管支出方面多麼浮濫，收入缺口終會獲得彌平。 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地方因為依賴，有恃無恐、支出過度膨脹，變成無底洞、禍延中央，因此遲不制定「地方制度法」、限制地方的人事任用權，長期由中央決定地方主計、稅捐稽徵主管的人選，藉此透過對人的控制，嚴格的施行「低估地方收入」的措施﹔同時不准地方發行公債，藉由低估及限制「歲入預算」金額來壓低「歲出預算」的成長。這些配套在戒嚴時期，因為政治的控制、一條鞭式的法令人事制度以及對地方政府舉債的限制，所以不會造成難以控制的地方財政赤字問題。問題是，這種使地方政府「必須也樂於」依賴中央的財政體制，在解嚴以後，因為政治的鬆綁，一條鞭式的人事與法令難以為繼，戒嚴時期配套的「集權、依賴」財政體制缺了一角。 解嚴以後，地方的自主性增強，選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地方的預算支出規模隨著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不但被閹割掉的地方租稅權未完全恢復，即使有限的租稅及規費稽徵權，也因為怕得罪選民而憚於運用，因此歲入增加有限。「集權、依賴」財政體制外表依舊，但透過一條鞭式的法令與人事，運用「歲入預算卡住預算支出」的機制卻已失去。收入遞減而支出遽增，地方財政赤字急速上升。 「集權、依賴」財政體制裡，地方自有財源不足日益嚴重，解套的焦點放在「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地方稅法通則」、「規費法」的立法上。第一個接受考驗的是「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 上次「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案於八十八年一月通過，距離解嚴已經十二年。原先大家都把地方財政的解套寄託在修正案，沒想到修正案大開倒車，沒有解決原有的問題，反而製造更多的問題。修正案主要缺點有三：第一、統籌分配金額仍然太少，對地方財政規劃無正面意義，「集權、依賴」如故。第二、疊床架屋，院轄市是一套，縣市一套，又橫生枝節，新加了鄉鎮的一套以及任由中央分配的「特別統籌分配稅款」。第三、規則不明白、不確定，徒耗財政體系活力。修正案沒有公式之詳細內容，只規定統籌分配辦法之訂定，由財政部洽商中央主計機關及受分配地方政府後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這種方式的決定，等於是全權由財政部及行政院在「以後」決定。這就等於規則年年改變，不但不確定性高、不利財政規劃，而且年年要為規則鬥爭，不利國內和諧，虛耗國力。 上次修正案通過前幾天，中央研究院的蔡吉源半感傷、半開玩笑說：「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這種修法，我真要懷疑我們的財政主計單位有人在替對岸工作！」他的意思是，等了十八年才有機會修正的財政收支劃分法，若依照草案的內容通過，將會成為台灣的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各種紛爭、誤解、甚至是仇視、鬥爭之源。修正案會有這種結果，對岸樂見。遺憾的是，三年以前的此時，趕業績的立法院挑燈夜戰，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在幾乎沒討論的情況下，和其他一、二十個法案一起包裹，一個字都沒改的依照財政部的版本通過 ，種下了惡因！ 修正案通過以後，果然年年如蔡吉源所料，在八十八年春、去年此時，以及最近共三次，朝、野，中央、地方吵成一團。今年在財政部把公式內容報請行政院核定後，表面上可以告一個小段落。可是私底下另一波以補助款為名的搶錢的暗鬥才要開始。有人說當初會修成這模樣，是因為當時的國民黨著眼於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所以中央還是握著「集權、依賴」不放，甚至更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沒想到天算不如人算，國民黨失去政權，可是對政治和諧氣氛卻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想想蔡吉源的話，我只能說「愚昧比敵人還可怕」！ 三年前愚昧的國民黨，這次並沒有變聰明。剛剛通過由國民黨主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對於三年前修正案的疊床架屋、體制混亂，省轄縣市分配規則不明白、不確定，造成徒耗財政體系活力的元凶，不僅沒有改善，甚至有加深的危險。原本立意良善的統籌分配稅款總額的大幅增加，卻因為把直轄市、尤其是台北市的分配訂死在一個極高的比率，把不公平法制化，造成另一紛爭的來源。 持平而論，把所有例行性的的補助款金額化為統籌分配款是一個正確的方向。除此之外，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方法的修正方向應包括：一、簡化層級，只留縣市一級。各縣市，包括直轄市，應使用同一套分配公式，二、分配公式（而不是分配比率）載入本法。 不過把地方和中央的財政關係問題的解決，全部寄望在「財政收支劃分法」合理的修正上是失焦的。中央分給地方更多的錢以後，地方還是可以更拚命的花，然後再跟中央喊窮要錢，還是可能把中央的財政搞垮。要改變現有的「缺角的集權、依賴體制」，只有使地方「不必也不能」依賴中央一途。「不必」和「不能」必須是配套的。 要做到「不必」依賴中央，就要使自主財源充裕。自主財源充裕的方法除了合理與公式化的統籌分配款與補助款的分配，更要完成「地方稅法通則」與「規費法」的立法，使地方有增稅、調整規費及罰款金額訂定的法定權力。不過，地方自主來源充裕、地方增稅的法源具備以後，依賴性不會就此消失。只要能繼續跟中央要到錢，地方政客為了討好選民，錢還是會照花，為了不得罪選民，地方稅法還是會放著不用。必須做到「不能」依賴中央，地方才會努力開發稅源、節省開支。 要做到「不能」依賴中央，就必須立法規定中央除統籌分配稅、法定補助款及天災以外，不能給地方其他的補助。事實上，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中央對於地方的補助是有限制的。只是該條規定「補助之辦法，由行政院另訂之」，使得行政院可以任意訂定、解釋，造成補助的浮濫。解決之道，是將補助的辦法改成由法律訂定，在新訂的「財政補助法」中，除嚴格規定補助項目的內涵外，規定中央除法定項目外，不得補助地方。 只有配套的「不必」和「不能」依賴中央的法制環境下，台灣中央與地方財政問題的真正解決才會開始，地方的財政活力才會成長茁壯。 都是補助款惹的禍 宋楚瑜主政省府五年多留下的是八千一百多億的債務，其中約六千億是在他任內增加的債務。省府債務急速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宋楚瑜對縣市的補助非常大方，所以「要五毛給一塊」、「散財童子」的名聲不脛而走。假如有人在這方面給宋楚瑜負面的評價，那是因為宋楚瑜在補助方面「做法粗魯」、沒有掩掩遮遮，因為讓受補助的鄉親皆知正是他的目的之一。宋楚瑜果然因此累積不少政治資本，在大選中壓下國民黨，差一點成為台灣總統。 運用補助款控制地方本是國民黨的看家本領，也是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一部份。為了選總統，國民黨除了中央可用的為數龐大的補助款預算之外，大選前還利用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的機會，立了個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在傳統的補助款之外，自統籌分配稅款總額之中挪出百分之六由行政院自由揮灑。總統選舉之前，國民黨中央接下了省主席的位置，也接收了凍省之前的「腳尾錢」，可以跟宋楚瑜一樣大方的「補助」地方。 「馬英九版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在覆議案通過後已成歷史 ，不過泛藍軍得到一百零九票，力量強大。很多人看「馬英九版」是看到它會使統籌分配稅款增加。不過政客們看到的並不是這個，他們真正在意的是「馬英九版」會使得行政院能支配的補助款大大的減少。這才是為什麼即使「馬英九版」會使部分省轄縣市整體財政狀況變差，可是卻能獲得國親兩黨中央以及代表省轄縣市國親兩黨立委支持的主要原因。國親兩黨立委不怕暫時得罪自己的選民，說明了補助款在國親兩黨眼中的力量與重要性。國親兩黨太曉得補助款運用在政治、選舉上的重要性與「長效性」了。補 助款這個東西，自己當權時越多越好，別人當權時越少越好。 很多人都還記得，去年立委選舉的時候，民進黨用 電視廣告暗示國民黨胡亂刪除中央對地方的補助。那些「刪除」、「刪除」、「刪除」的電視廣告使國民黨候選人很受不了。國民黨刪除了那些預算，就是要使民進黨不會從那些補助預算中得到政治利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不能排除民進黨希冀從那些補助預算中獲得政治利益的嫌疑。這種懷疑，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對於三年前國民黨越修越退步的「財政收支劃分法」，進步性、理想性較高的民進黨執政以後，即使統籌分配稅款內容及辦法爭論不斷，卻沒有斷然的決定修法。直到國民黨換了位置換腦袋，把「馬英九版 」通過以後，阿扁政府官員才公開說有修法的考慮。這大概是國民黨制定的、三年前修正的「財劃法」對當政者太方便、太好用了吧？ 弄清楚誰從補助款得到好處，就容易瞭解為什麼補助款會成為爭執的來源。以一條橋樑改建的補助來說，受到經濟利益的有當地的民眾與承包廠商。得到政治利益的有號稱「爭取有功」的民意代表及主政者。不過，這只是表象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歸屬。實質上，在腐化的政治社會，得到經濟利益的還包括民意代表、主政者以及事務官僚。承包廠商可能只是這些政客的經濟利益代理人或替身而已。 補助款也有受害人。你、我以及其他納稅人都 是受害人。不過，因為補助款利益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而租稅則分散由全民負擔，因此其他納稅人受害的感覺並不尖銳。比較明顯的政治受害人則是與上述政客競爭的人。這些受害人可能包括不同或相同黨派的政客，因為以個別政客為中心的經濟與政治利益考量與黨派的利益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永遠受害的則是包括改革力量在內的新興政治勢力。新興的政治勢力不可能就地方獲得補助款去向選民邀功，也不可能由承包商的利益得到經濟或政治利益。由這個角度來看，補助款是保守勢力的工具，是保護既得利益、維護既存體制的要素。 行政院游院長在財劃法覆議成功之後承諾在三個月內提出修正案，建立一套可長可久、公平公正的財劃制度，把錢、權、人等三項施政的要素配套下放給地方政府，令人欣慰。個人認為配套之一就是補助制度的法制化與透明化。真能做到這樣，補助款才不會成為內耗的亂源與鬥爭的工具，新政府才能去除人民「換了位置換腦袋」的疑慮。也真能做到這樣，政黨輪替以及民進黨的存在才有意義。

曾齡儀◎在日台灣同鄉會理事 2002年1月27，日本左派學者在東京的市民中心舉辦了一場「戰後日本的台灣問題」研討會，司會者富山一郎以年輕學者森宣雄的新作「連鎖台灣/日本的殖民地主義」為引言，邀請人權活動家三宅清子、松永正義、太田昌國、駒入武等左派代表進行演說，並破天荒地邀請了主張台灣獨立的在日台灣同鄉會林建良會長發表演講。這是戰後台獨派與日本左派的首次對話。 日本左派原本以追求自由、反体制、重視人權為訴求，這些主張和台獨派的信仰極為相似。當初在國民党極權統治之下，率先反對党國体制、提倡建立公義人權、自由開放社會的便是台獨人士。 然而，戰後的日本左派受到非戰思想的影響，反對國家擁有自己的軍隊，並且過度美化了中國的社會主義路線，完全無視中國擴張軍備、獨裁高壓的作風正與左派的基本精神相違背，這種親中一面倒的盲目崇拜當然與台獨人士的理念背道而馳。反觀日本保守派與台獨交好的原因正是基於彼此具有共同的信念，雙方皆認為「備戰是為了避戰」，為了遏止中國霸權侵略，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日台皆必須保持高度的危機意識並強化與美國的合作關係。「當『周邊有事』時，日本亦不能置見度外」便是日本保守派的主張，也是台灣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助力。 日本左派一向以中國觀點來檢視台灣，將台灣問題放在中國的架構下研究。然而，強調台灣國家主体意識的李登輝和陳水扁兩人受到主流民意的肯定當選總統，以及去年年底的改選中，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党成為國會最大党的事實，想必帶給左派學者很大的衝擊，也是促使他們願意與在日台獨派進行對話的原因。事實上，參與這場研討會的左派學者雖然對台灣保有一定程度的關心，但仍普遍缺乏掌握台灣真實狀況的能力。他們坦承，對於台灣的認識主要是透過相關書籍的閱讀，在聽了林建良會長「迎向新時代之日台關係」的演說後受到相當大的挑戰。林氏在演講中語氣堅定地指出，隨著世代交替和政權移轉，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將更加明確，也將以更嚴格的眼光審視對日外交。台灣沒有權利干涉美日同盟的締結與否，但不論今後日本採取什麼政策，「拒絕中國統一、建立新而獨立台灣國」的目標絕不改變。主辦人森宣雄表示，雖然彼此仍未找到交集，但是透過首次的對話將有助於雙方的相互理解，對於研究台灣問題的左派學者而言亦具有實質的功效。 「對話」是文明人類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雙方本著平等尊重的態度，以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為前提進行訊息的交換和解讀。俗話說：「真理愈辯愈明」，往往就在一來一往的對答中釐清了盲點、找出了真相。此次的研討會是一個良性對話的開始，日本左派展現了重新認識台灣的誠意，而在日台獨派也頗具「深入虎穴」的勇氣，期待未來雙方仍能繼續保持對話的機制，共同尋求符合日台人民的最大利益。

一、台灣IC工業的重要性 台灣是全球資訊電子產品的生產重鎮，而IC是其電子產品的關鍵零組件，產業關連效果大，附加價值高，屬於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型產業，是台灣目前的生產主力，亦可說是台灣在國際間最具競爭力的策略性工業。台灣IC工業完整的垂直分工體系，以及以科學園區為核心之產業供應鏈和產業群聚效應所產生的整體效率，已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典範，這也是今天台灣IC工業能夠保有強大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台灣IC工業總產值在全世界居第四名，僅次於美﹑日﹑韓。IC設計業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名，晶圓代工產值及技術則居全世界領先地位，IC封裝也居全球第一。整體而言，我國IC工業在全球的影響力遠超過韓國及日本，僅次於美國。 二、中國的IC市場 近年來，中國快速吸收台灣資訊電子業者的資金，已成為全球資訊電子產品的生產基地，中國的IC市場以及IC工業，由於台商的貢獻，正在成長中。根據Gartner公司的分析，2001年全世界半導體市場值1,861億美元，中國市場120億美元，佔全世界6.45%，遠小於美國和日本，也比台灣市場還小。 Gartner公司預測2005年全世界市場為3,307億美元，而中國市場為280億美元，佔全世界8.47%。我們估計台灣屆時市場應已被中國超過，但差異不會太大。目前中國的IC 有90% 以上是依賴進口，中國加入WTO之後，開放市場更是局勢所趨，中國的IC工業估計比台灣落後十年以上，中國不會為了要保護前往中國投資的IC工業而以關稅障礙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傷害其成品工業的。況且IC的終端客戶並不是一般廣大的消費大眾，且具有輕﹑薄﹑短﹑小之特性，空運非常方便，因此未必要在接近市場當地製造，才能取得中國市場。赴中國投資晶圓廠就能受其保護，以取得中國市場，只是中國吸引外資的策略說帖。 三、八吋晶圓廠赴中國投資對台灣的衝擊 經濟是台灣的命脈，政治的籌碼，台灣下一波高科技產業升級所帶動的經濟效益尚未顯現，IC產業顯然仍是台灣未來五年至十年的重要經濟基礎。八吋晶圓廠是台灣目前的主力，十二吋晶圓製程技術仍未大量驗證是否具有經濟效益。目前中國最想要的是八吋晶圓廠，並非十二吋晶圓廠。二○○○年中國國務院第十八號文件顯示，IC產業為其發展重心，而上海、北京、深圳、蘇州更是全力爭取IC產業進駐。如果現在台灣開放最具競爭力的八吋晶圓廠赴中國投資，無疑是幫中國建立目前最缺乏的IC工業生產體系，也就是幫中國建立完整的垂直分工體系以及產業群聚效應，包括人才的培養及經驗傳承的累積，甚至將資本市場活化起來，以挑戰台灣目前IC產製中心的地位。中國的八吋晶圓廠建立起來之後，由於供應鏈之關係，台灣的IC封裝、測試，甚至IC設計就可能更快速移往中國。台灣留下的可能就是一個殘缺的、自認為技術領先的、專門幫歐美大公司代工的十二吋廠產業，這絕不是我們樂於所見的IC工業。 四、企業全球化經營絕不等於企業中國化 企業全球化經營絕不等於企業中國化，IC工業如果刻意專注於中國市場，其實就是在限制自己全球布局的空間。正如自由時報二月三日社論所言，現在台灣的中國熱，是建立在「中國將是世界經濟火車頭」與「台灣將會被中國打垮」的兩項迷思之上。台灣目前是全世界晶圓代工產業最強的國家，晶圓代工是需要很複雜的製程和管理技術的，第二名的新加坡還落後一大截。台灣非常有機會持續保有IC生產競爭優勢，供應此一重要零件給予全球資訊電子公司，基於國家整體利益考量，八吋晶圓廠赴中國投資，此刻並無迫切性，應審慎評估、有效管理、延緩開放。所謂「去的早不如去的巧」，先卡位未必先贏。台灣晶圓代工廠可以先設行銷據點，對中國的IC設計公司提供代工服務，並藉以瞭解市場，才是根留台灣的作法。 晶圓廠赴中國投資對台灣的衝擊 一﹑請簡單說明一下IC工業的重要性。 答：IC是3C產業(computer/ communication/consumer)最重要的精密零件。IC工業的產業關連效果大，附加價值高，屬於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型產業，是攸關台灣國家競爭力的策略性工業。 二﹑台灣的IC工業在世界地位如何 ? 答：全世界有IC生產製造能力的國家估計應不超過20個，有較完整的產品開發﹑生產製造以及週邊工業支援體系的國家更是在10個之內。台灣IC工業總產值在全世界居第四名，僅次於美﹑日﹑韓。晶圓代工則居全世界領先地位，IC設計業僅次於美國，居第二名，IC封裝產值亦居全球第一。整體而言我國IC工業在全球的影響力遠超過韓國及日本，僅次於美國。 三﹑從需求面來看，台灣國內IC市場地位如何? 答：台灣由於是全球資訊電子產品的生產重鎮，許多產品產量都居世界第一，因此對於IC的需求量一向很大，過去一直居全世界第三名，僅次於美﹑日。近年來由於資訊電子產業很多工廠移到中國，使得中國的IC市場需求，有超過台灣的趨勢。目前雖然系統設計以及IC之選用採購權仍掌握在台商手上，然而隨著資訊電子廠商的研發已有在中國落地生根的趨勢，台商此一掌控權，日後未必能確保，然而如果晶圓製造能夠留在台灣，對於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以及產業競爭力將有莫大保障。 四﹑請解釋一下所謂的IC工業體系。 答：請參閱下面二個圖表。傳統的IC工業是垂直整合型的，例如美﹑日﹑韓各大IC公司，同一個公司涵蓋了產品開發﹑晶圓製造﹑測試，甚至於IC封裝。晶圓委外代工的觀念創始於台灣，目前則風行至全球，這是一個產業分工的觀念。晶圓廠兼具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特色，IC設計則為技術密集產業。此外IC工業之週邊支援體系也是很龐大的產業，例如潔靜室之興建﹑設備﹑化學品﹑氣體﹑晶圓材料﹑光罩…….等等，而穩定的水﹑電供應以及有活力的資本市場尤屬必要條件。 IC產業分工概況 公司性質 工作流程 範例 IC產品 光罩 晶圓 封裝 測試 產品 無晶圓廠之IC公司(或稱設計公司) 威盛 凌陽 聯發 ★ ★ ★ 光罩製作 台灣光罩 台積電 ★ 晶圓廠代工 台積電 聯電 ★ ★ IC封裝/測試 矽品 日月光 ★ ★ 有晶圓廠之IC公司(簡稱 IDM) […]

林昌明　李正修　溫昆達　何旻凌◎中山大學　財管所　企研所 我們是四位從台灣到匈牙利的國際交換學生，去年11月初的時候，我們利用學校的假期到瑞士去旅遊，但是由於我們不合適的 “Republic of China”護照，讓我們受到很沒有尊嚴的待遇，這實在不是我們台灣這經貿大國所應有的”國格”，以下就將這整個過程做一詳細的描述。 有簽證卻無法入境　凌晨五點跳下行駛中的火車 11月1日(2001年)傍晚我們一行四個人從匈牙利布達佩斯坐火車出發前往瑞士蘇黎士，約在2日(星期五)凌晨5點時火車從奧地利進入瑞士邊境，瑞士的邊境警察上火車查護照和簽證，就在睡夢中我們被叫醒，我們四人之中有兩人持有瑞士簽證，而另外兩人則只持有申根簽證(因為我們從駐匈牙利代表處得知從10月1日起台灣人持申根簽證就可以進入瑞士)，在檢查完後其中的一位長官就命令邊境警察把我們帶下火車，他持的理由是我們兩個沒有瑞士簽證，那時我們也覺得納悶，於是我們就跟他解釋說我們是台灣來的，從10月1日起台灣人持申根簽證就可以進入瑞士，這消息還是從台灣代表處證實得來的，況且前陣子我們的同學也是持申根簽證就可以進入瑞士，不過我們的解釋並不被接受，那個邊境警察說我們的身份並不適用，堅持將我們帶下火車，我們也只好很無奈的收拾行李跟著下車。 當我們走到車廂門口時，發現火車已經開始開動了，不過那些邊境警察不顧我們的安全，竟然叫大家從車廂往月台下跳，那時我們都背著重重的行李，跳下月台時大家都癲癲頗頗的，差點摔倒，那時室外的溫度約為零度，大家身體不自覺的發抖；後來我們兩位沒瑞士簽證的同學被帶進不同的兩間訊問室，所有的行李都被打開逐一詳細的檢查，最後再把我們帶上火車遣送出瑞士回到奧地利去，在其間的過程，我們還是一直試著解釋台灣人持申根簽證進瑞士的合法性，甚至請他們打電話到瑞士的台灣代表處，希望他們求證一下，結果他們根本不理會我們的解釋與要求。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不是泰國，更不是中國 到了最後，我們被警察帶上往反方向的火車，在車上時，那位執勤的警察就要寫遣返單之類的文件，我們在一旁看著他在單子的國籍欄上寫著”China”，我們才知道我們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大陸的偷渡客，所以我們馬上糾正他說”We are Taiwanese, not Chinese. It is different.”，說了好久，他才勉強改成”China / Taiwan”，甚至之間還一度把我們聽成來自泰國(Thailand)，我們還是一直說這並不正確，我們並不是來自『CHINA』，最後他報告他的長官，他的長官跟我們說”I know you are Taiwanese, but you live in China.”，我們簡直是氣炸了，重申”We are different state.”慢慢他也覺得有異，就拿出一份文件查了一下，發現台灣的確是在免簽證的名單上，接者他們又把我們的護照拿過去詳細檢查，看看是否是假護照或是假簽證，檢查了很久很久，確定找不到任何問題後，才終於悻悻然地在我們的護照上蓋了入境章，不過他們什麼話也沒說，只說了一句”Oh, It’s a new rule.”了事，連一句道歉的話語都沒有，甚至就不理我們了。 我們當然對這樣的錯誤以及態度感到很不滿，我們也跟他們說明我們已經約好朋友在蘇黎士相見，因為這種不應該的錯誤讓我們的行程完全延誤了，我們感到很不高興，也一再的表達我們的不滿，可是他們仍然一付事不關己的態度，就在邊境的一個車站(Buchs)，他們叫我們下車，也不告訴我們如何坐火車回蘇黎士去，他們整隊人員就搭別班火車離去了，也不給我們任何的交代與安排，留下我們四個無助的台灣人在一個莫名其妙的車站獨自摸索。 台灣護照沒有任何台灣字樣　更讓外國人難以辨認 事後我們回想起來，瑞士的警察一看到我們的護照就把我們當作CHINA來的人看待，以致於我們遭受到這樣不應該受到的待遇。在歐洲，來自『CHINA』這個地方給他們的感覺大多是很不好的，舉凡治安、偷渡等問題，很多都與他們有關，但是我們台灣人卻要受他們的連累，這不是太不公平了嗎？以台灣人的國民所得、生活水準以及國民素質，卻被當作大陸人一樣對待，甚至還被懷疑是偷渡客，原因何在？答案就出在那本護照上，以我們發生的事情為例，當我們極力要說明我們來自台灣的時候，卻赫然發現整本護照上沒有任何台灣的字眼，找了又找，最後才勉強在出生地上發現有Taiwan的字樣，但是如果你是台北市或是高雄市出生的就更慘了，出生地上只會寫Taipei City或是Kaohsiung City，這時你要真是發生這種事情，那真是連解釋也解釋不清了！ 而另外一方面，外國人根本沒幾個人搞的清楚ROC跟PRC有何不同，很多歐洲人都知道台灣，也對台灣的印象不錯，但是看到我們的護照，若是我們不解釋，一定第一個覺得我們是從中國來的，這時候他們就會多了很多的戒心，舉例來說，在我們進出匈牙利與奧地利邊境的時候的時候，一出示這本護照，由於被誤認為是中國來的，護照與簽證就會被多檢查幾次來看是不是偽造的。或是在刷卡退稅的時候，一看到這本像是中國來的護照，信用卡也常常被多確認了幾遍，遇到這種時候，常常是有苦難言，說也說不清楚。 支持更改護照封面　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所以以下有兩點是我們想要積極訴求的： 第一、支持更改護照封面並且直接加註台灣：我們知道外交部決定更改我們的護照封面，不過國內卻有一些民意代表或是統派色彩濃厚的政黨極力反對，我想這些人由於是特殊的身分，出國時往往會有禮遇，是不能體會我們這些小老百姓持這本”Republic of China”護照的辛酸的，以在國外換旅行支票為例，在銀行兌換旅支時，通常要出示護照，而他們常常會以為我們是大陸人，在收據單上國籍欄會標明的是China，也會給予我們特別的”關切”，我想我們要追求的只是一個合理且有尊嚴的待遇，讓外國人知道我們是從台灣來的而不是大陸來的，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第二、請外交部門知會瑞士當局：我們並不奢求道歉，只是希望既然他們有這個美意讓我們享受這種權利(持申根簽進入瑞士)，就要確實的去執行，必須要確切的通知在第一線的執行人員，不要連已經實施的規定都還不知道，而且連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護照都搞不清楚，既然我們已經遭受過這種不合理的待遇，只希望往後不要有類似的事情再發生，讓無辜無助的台灣人又再度受到傷害。

四：追尋「台灣文學」的過程 鄉愁的啟航與苦苦的追尋 從1957年文友通訊創刊開始，到其後1961、1962年鍾肇政主導的兩次「文友聚會」，與1964年《台灣文藝》創刊，1965年〈台灣文學獎〉的頒佈。這一段期間一般論文認為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式微的年代，由歷史來看鍾肇政當時的心靈世界，「台灣文學」在其心底，正是有如初生嬰孩巨哭呼喊的時代。而第二代作家在1970年代在鄉土文學之名引領風騷後，1977年發生鄉土文學論戰，省籍意識凝聚於第二代作家內心，本省外省作家各個回歸於屬於自己的鄉土，「台灣文學」四個字要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以後，才正式逐漸與第一代作家在省籍意識的基礎上統合起來。其後，第二代還有某種宣戰的對抗統治者的狀態，不僅對執政者攻擊，還壓倒第一代的台灣文學鄉愁者，像葉石濤就被罵慘了。甚而在解嚴十多年後，對外省人的同性戀、色情頹廢等等文風，一副毫不避諱而擴大省籍衝突的作一番尖銳的批判。 1984年鍾肇政與《蘭亭書店》合作，有一個綜合日據時代以來的整個《台灣文學全集》計畫，來代表「台灣文學」終於獲得第二代作家以降的認同與正名。鍾肇政說終於能正式打出這個堂堂正正的鮮明旗幟。誠然是充滿血淚與倍受壓抑的心情寫照。（此計畫後來仍未成功。） 雖然經過了光復後台灣文學的斷層，1955年鍾肇政因其個人不斷退稿的遭遇，凝聚了台灣文學四個字。這些遭遇，與台灣文學斷層的原因，來源一致。以現在的講法，都是因為外來的統治者，恐怖統治，扼殺本地語言與異民族的日語表達工具的發展，並且壟斷文壇、岐視本省人所致。 台灣文學意識的啟航 鍾肇政在日據末戰爭快結束了時期，漸漸知道自己與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有某種模糊的漢民族客家人意識，但是並不認為自己是支那人，而確定自己是日本國民。也不知道戰爭會結束。其對於未來沒有希望與憧憬的。當日本兵之前，盡量以逃避兵役為目標，能走的職業，大概是教師一職。在當日本兵時，因為戰友沈英凱之故，於世界文學上剛剛啟蒙，放棄古典和歌的研究。往後成為台灣文學的領導者後，其自言當時充滿著驕傲與無知，又無前人引導，因此對日本文學也看不起，也以為書局中標榜台灣文學的雜誌是屬於日本文學，毫無興趣。 光復後，他知道自己原來也是支那人，熱烈學習祖國語言，希望盡快的在精神上語言上回到祖國，建立強大的祖國。 但漸漸知道祖國真如日本人講的科技落後，此刻，他希望台灣的技術結合祖國資源，使台灣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然後，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支那人，比日本人宣傳的還要壞。台灣同胞與祖國來的外省同胞的衝突越來越大，眼見貪污腐敗，形成了省籍意識。於是「狗去豬來」「四腳的」「張科羅」種種講法都普遍存在當時台灣人心中。 雖然如此，一方面必須在統治者淫威下生存，一方面又要洗刷自己被外加皇民的污辱，日語被壓抑，日據經驗成為原罪。以此心理基礎，來看二二八後，其也閱讀新生報上「橋」副刊的台灣文學論戰，究其實，這不是一種文學派別的論戰，這是來自台灣為主體的反抗外來壓制「本地」意識的論戰。「台灣文學」會成為戰場，實際就是省籍意識的問題。 原本，台灣人普遍的肯定自己日據時代的文學經驗，自動的希望台灣文學要回歸祖國，成為祖國優秀的一支。因為省籍意識發生變化了。而且外省人也不信任你提出「台灣文學」四個字的動機。認為已經光復了，有必要提出這四個字嗎？ 或許，鍾肇政以一名文學青年苦苦學習祖國語言還看不清此局面。不過，種下了「台灣文學」四個字的種子，是確定的。1948年11月，他為模糊的作家之路，選擇考入台灣大學中文系。苦苦的學習以白話文寫信，但是要寫正式的文章，還必須先打日文草稿。對於「台灣文學」四個字似乎還沒有鄉愁的意味。對於中國文學的認知也同樣的是很觀念性的。不過他也知道五四白話文運動與利用中日對照版本猛啃三十年代作家作品。另外，他並未放棄以日文吸取世界文學的養份。 在中央政府遷台前，台灣人一直關心的是，中國的內戰不要延燒到台灣。對於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也一直關注者。隨著二次大戰結束，獨立的新國家不斷出現，台灣似乎只能嚮望愛爾蘭的作法。但卻是因為二二八，都只能將這些嚮望埋藏於心。真正的反抗者大都逃到國外，島內是不敢多言的，喊喊自治聊勝於無。也有另一條路，是期望產生新的紅色政權，再解放台灣。中央政府遷台後，台灣人面對的是懷有「中國人」的民族傷痕的大陸同胞，卻只會欺壓「台灣同胞」的大陸人，在50年代中國政權合法化穩定化的殺戮與「中國皇民的奴化」教育當中，台灣的未來，一直是當代台灣人思考的、鄉愁的一部份。 鍾肇政在1951年開始寫作，就很自然的知道自己是屬於台灣文學，這心情一如1935年代，許多台灣人雖然以日文為發表工具，但總發表於凸顯「台灣」兩字的雜誌。 一開始寫作，他就希望能寫出「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的悲哀」，寫出名為《台灣人》的作品，這是以前述省籍意識造成的狀況。1951年的鍾肇政對於台灣文學的認知，與1955年的差異在1955年已是退稿專家自居。此時沒有伙伴，對於自由中國文壇大勢有所瞭解，終於凝聚了建設台灣文學的志向。並且筆者尚未知道是什麼原因，這一年暑假快結束時，他卻激起了要寫「台灣人」的熱情，當然我們知道他真正實踐時，還要再累積十年不間斷的自修自學、含辛茹苦、鄉愁啃心。 當然他也夢想，希望如日據時代台灣人有自己的刊物。這是1949年後，台灣在政治上被壟斷了，文壇也被祖國來的人所壟斷，一個對文學有興趣的人的自然反應。台灣文學的鄉愁就是這裡開始的。也才會有1957年在《文友通訊》不斷猛喊鼓吹「台灣文學」的情況產生。此刻鍾肇政似乎是有點初生之犢不畏虎。才那樣拼命的喊，比較起1965年代，這時幾乎是毫無顧忌。 值得大書特書的幾次「文友聚會」 《文友通訊》這裡集合一批寄生於自由中國文壇的台灣作家。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雜誌。事實上他們明明是自由中國文壇圈外的渺小台灣作家。若是要擠進中國文壇，完全是一種競爭的心裡。後來要拿他們的獎，也是一樣動機。事實上他們是看不起中國文壇，也是滿懷恨意的。 一般認為《文友通訊》旨在聯絡友誼，不過當然他們更希望有自己的雜誌與結成一個社團。1957年第一次的「文友聚會」，廖清秀說應該是值得台灣文學史大書特書的。廖清秀講的並不誇張，因為他們在從事危險的連結台灣文學界的工作。這次文友聚會，實在可以台灣本土的反抗團體視之。要羅織罪名，是很容易的。而且《文友通訊》結束後，還辦過兩次「文友聚會」。這可說是鍾肇政設法延續下去的台灣文學正式組織社團前的第一步工作。或許有點像日後民主政治運動的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而後的文友聚會，一次是1961年在鍾肇政家中，一次是1962年在陳火泉家中。由於有更多年輕人加入，更形壯大了。故產生了1962年聚會後，陳有仁喊出「『台灣文藝』是到自立的時候了」「該是台灣文壇獨立的時候了」（請參考附錄五，陳有仁致鍾肇政信函）。陳有仁個人或許不會對他講的話有深刻的認識，就像是他小時候，聽到父親說「中國人褲袋這樣大個」。表示記憶了祖國的人貪污，但是卻沒有繼續思考下去。他不會懂得父親將台灣人在語意上與中國人列為兩個範疇。但是主導文友集會的鍾肇政卻是很敏感的。完全不與陳有仁的「敲邊鼓」的言談予以呼應。避免「獨立」的意涵受到注意。 由此可證，鍾肇政集合純粹是本省籍人士的文學活動。其發展是很可預測的，內心需求也可以予以肯定。而這個聚會，在1963年就停辦，主因是在陳火泉家中那次遭受情治人員「包圍」所致。讓鍾肇政哪敢再辦呢？直到1964年，吳濁流辦《台灣文藝》前有兩個集會，算是新一代的與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大集合。往後更因為〈台灣文學獎〉（後更名〈吳濁流文學獎〉），靠評審、頒獎典禮，這些台灣作家的集合才細水流長。除在雜誌上以外，在日常交誼上，有了水乳交融的情誼的發展。或者也因為《台灣文藝》的創刊，才讓鍾肇政更看清台灣文學該作個集體展示嗎？而有次年的《台灣作家叢書》的計畫。 台灣文學鄉愁的決戰年代 1964年鍾肇政參與了《台灣文藝》的命名，原來的建議是「台灣文學」，雖然鍾肇政後來講無所謂，一樣都標舉了「台灣」兩字，但仍可想見其對「台灣文學」四個字的嚮往。接著，應吳濁流之邀，又設〈台灣文學獎〉。這兩個堂堂正正的名稱，一時間，在暗淡的台灣文學的歲月中，吸引頗多對「台灣」兩字的純潔的愛好者。 比如談到《台灣文藝》是神聖的名號。也有發表頗具危險意涵容易讓有關當局誤會的講法，認為台灣的地理歷史像北歐的波蘭「被兩大國挾在當中不時受其困擾，文壇方面亦表現的很明瞭。」 連外省人也在其上發表了無新意的看法，卻代表掙脫不了的需要有中國普遍性的看法與地域性的疑慮。幸未釀成，如同「橋」副刊引起的台灣文學的再一次論戰。畢竟這是台灣人主導的雜誌吧，其他外省人甚至統治者，或許也是不屑顧於此刊物的。 論及此，不免感念鍾老稱為「台灣文學巨人」的吳濁流，徹底支持與堅持鍾肇政所提的雜誌與文學獎的命名。而鍾老念及此，是否也倍增對吳老的懷念與知遇呢？ 為何我認為1965年《台灣作家叢書》的出版是其與中國文學決裂與中國文壇決戰的年代呢？這只是基於他編此書，遭逢了台獨的指控，而使其遭遇最危險的年代。但也是因此他被迫提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的年代。前此，我也說這套書是對外省人示威。這或是一種阿Q的心態嗎？不過，這套書儼然存在。我也相信鍾肇政在人生上不得不被迫作他第一次對台灣文學的界定表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時，相信他在內心裡，會呼喊著「才不是這樣認為呢。馬鹿野郎！」 另外，我也認為在這一年，他也凝聚了「台灣人的命運」與「台灣文學的命運」，故開始執筆1951年以來所想望的，他的生命主題《台灣人》，也等於說與中國人正式的決裂了。 遭受打壓與瀕臨險境 對於台灣文學，台灣兩字的鄉愁，有一個軼事是1968年10月，鍾肇政在台灣電視台改編《台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沈淪》，想在電視上打出「台灣人」三個字，不過還是走不通，被改成「黃帝子孫」，鍾肇政事後甚覺一股鳥氣。所以說鄉愁之慨，就是此種道理。可想而知，鍾肇政不想關心政治，或再不懂政治，也不會不知道「黃帝子孫」取代「台灣人」的意義吧？ 這事情也反映出鍾肇政個人的人格特質，以客家話來講就是「死硬頸」。在1965年經歷過《台叢》與《台灣人》事件後，人家越是打壓他，他越是堅持，想辦法對抗。鍾肇政說當年假如他被傳訊，他將會抗辯說山東人、上海人都可以，怎麼台灣人不可以？現在講的好像理直氣壯，可是我知道他當時是很怕的。 結果在1970年1月彭明敏逃出台灣後，4月又經蔣經國在美遇刺，更牽動了情治單位的神經，雖然鍾肇政在前此幾年間接連得到國民黨幾個「文學大獎」。他再度被打成台獨份子了，並發生許多退稿封鎖的情況。這就是鄉愁的代價，不可謂不高。此刻，他的好友葉石濤也是得到嚴密的監視。當時莫名其妙，稿子一連被退，毫無發表空間。他們分析原因，總是無解於統治者的把戲。 本文實在無意，鑑定其為台獨份子，實際上，他不是。不過，我相信他是贊同的。1956年與鍾肇政一起當日本兵的戰友摯友沈英凱帶來了消息：「台灣共和國大統領廖博士向新就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致賀。」鍾肇政回答說「台灣有這樣的人啊！那我們還是有希望的。」可見其並不排斥台灣人的獨立運動，且是拭目以待的與抱著光明希望的。這是與最好的朋友才談得到的消息，且要拉到遠離屋外的池塘邊，才敢悄悄的講出來，可見其省籍意識的界定實在是超出省籍的。 五：結語 不論是鍾肇政講過什麼，他卻沒有否認他追求台灣文學立足世界文壇的雄心，他是一直一直往「台灣文學」這條路上直直的走。我相信，追求自主與獨立的台灣文學，這才是一路以來鍾肇政、葉石濤的真實的選擇。就算是漢人的概念，認同中華民族，擁有中國國籍，還是不妨礙其建立台灣文學的獨立自主的目標與台灣文學繼續的壯大。一方面與中國的作家，也就是與在台灣的外省作家競賽，然後遠遠的拋開落伍的中國文學，擠身於世界文壇。 台灣文學在日據時代已經建立起來。後人可自由的將此傳統指向任何範疇。鍾肇政選擇了獨立自主。並繼續確立台灣文學的獨立自主之路。在創作上，以作品來紮實他的選擇。他說「有鮮明的旗幟（指台灣文藝），火力卻是內斂，深深地讓它隱藏在作品的實踐裡；如果有火光，也是作品本身放射出來的」這就是台灣文學獨立自主的最佳寫照。 鍾肇政說「台灣文學是什麼，就是台灣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就台灣文學四個字，不必穿什麼本土、鄉土的保護般的衣服。什麼是台灣人，鍾肇政給東方白的信說「凡是讀此篇（指隱有二二八題材的）不哭的，不是蕃薯仔。」鍾肇政說「凡是有志於文學的，都應該要有一部《台灣人》」。感嘆，台灣作家實在是承載著許多的血淚與掙扎。鍾肇政的台灣文學的鄉愁，實在有苦苦的啟蒙後代台灣意識與精神的。 如今，台灣作家都不分前人後人，一同保護這四個字的神聖與獨立了。而且，尚有此看法「台灣文學比政治還早獨立，遠在日據時代就是獨立的」這樣的充滿自信的文學史詮釋。也有「中國文學不應當外國文學來看待，他應該是屬於台灣文學的一環，當作台灣文學的一部份來考量。」 經由政治的開放，獨立自主這一點上已經達成了，鍾肇政的台灣文學鄉愁似乎解放了不少。不過，在進入世界文壇經由嚴格的考驗之前，台灣文學還需要台灣人普遍提高文化水準與文學教育，前面似乎還有很長的路。獲得世界文壇的承認後，就如同美國文學之於英國文學般，無須通過中國人的承認了。現在，鍾肇政的使命感、歷史證言的鄉愁感似乎淡薄了，或者說他也覺得該回到更廣闊的文學世界與真正的心靈的故鄉吧！作品，永遠有個下一部。僅祝鍾老挑戰成功。 （本文連載完畢）

王塗發◎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內政部在十二月十六日舉辦中央與縣市長當選人座談會，各縣市新科縣市長一片叫窮聲，齊向中央要錢，咸盼調整統籌分配稅款，以解決地方財政困難。針對此項要求，行政院宣稱統籌分配稅款新制將在年底前提出。而主計長林全則表示，將針對統籌分配稅款採兩階段進行，並使二十一縣市與直轄市立足點平等。這是正確的方向與作法，我們希望扁政府能儘快兌現這張支票。 根據一九九九年六月公布的中央 統籌分配稅款辦法，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整體分配比率，北高兩直轄市占百分之四十三，縣市政府百分之三十九，鄉鎮百分之十二，其餘百分之六為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而直轄市與縣市鄉鎮則各有其不同的分配公式。直轄市係依營業稅額、人口、土地面積及財政能力來分配；縣市係依財政需要與財政收入之差額（占百分之八十五）及營業稅額（占百分之十五）來分配；鄉鎮則依其人事費（占百分之八十五）與基本建設需求（占百分之十五）來分配。目前這種「一國兩制」的分配方式至少有三項極不合理的問題，第一、北高兩直轄市的人口約 占全台的百分之十九弱，土地面積僅占百分之一點二，竟分配到百分之四十三，而其他縣市鄉鎮才分配到百分之五十一。第二、兩直轄市的營業稅額雖然占了百分之四十四左右，但這是因為各公司總部設於直轄市所致，真正生產的工廠大多設在地方縣市，以致「汙染在地方、稅收歸中央與直轄市」。第三、鄉（鎮、市）作為直接統籌分配的對象，實有害縣市地方自治財政權力的行使。 就拿台北縣與台北市來比較，台北 縣土地是台北市的八倍，人口比台北市還多了將近一百萬人，但台北縣的年度預算六百七十億元，僅為台北市一千五百八十八億元的百分之四十二。台北縣有公務員（不含教職員）約一萬二千人，是台北市約二萬八千人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九；平均每個公務員服務的居民數，台北縣為二百九十五人，是台北市九十五人的三點一倍。台北縣幅員廣闊，面積是台北市的八倍，但消防隊員卻不到台北市的一半，每逢水、火災，就疲於奔命。兩個縣市的居民按同一稅制繳納所得稅，但所受到的身家安全保障卻有天壤之別。然而，納莉颱風的考驗，台北 市受創的損害程度竟遠比台北縣還嚴重。這樣的市政竟然還能受到媒體高度的肯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台北縣工廠林立，是工業大縣，但公司總部大多設在台北市，故汙染在台北縣，而營業稅收則大多歸台北市與中央。難怪每逢地方環保抗爭，民眾就指責工廠之設立是「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 從以上的財政收支劃分與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的問題來看，未來調整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方式，應先解決上述三大問題。首先，直轄市與其他縣市不應有所差別，應按相同的分配準則來分配。其次，營業稅額之貢獻比率，應按各縣市所轄各企業的工廠產值比率來計算，俾使汙染與稅收歸在同一縣市內。各工廠之產值比率或許不易精確計算，但可間接推估，例如，假設每個員工的報酬係按其對公司的貢獻產值來分配，則每個工廠對公司的產值之貢獻比率即可按每個工廠的員工薪資報酬所占的比率來計算。最後，統籌分配的對象應剔除鄉（鎮、市），以免破壞縣市地方自治之財政 權力。

林健次◎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 國民黨的朋友常說，我們不能抹殺黨營事業對於台灣經濟的貢獻。不錯，國民黨黨營事業對於台灣經濟的貢獻，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值得好好討論。 首先，我們來看看國民黨拿什麼去做黨營事業的本錢。 假如國民黨拿的是自己的資本，而又不用特權去賺錢，那麼我們可以說，黨營事業對經濟是有貢獻的。可是國民黨真的拿自己的錢去做生意嗎？首先，我們要問，國民黨用誰的錢去做第一筆生意？假如沒有黨營事業，那麼國民黨的正當收入，只有黨費及個人捐贈而已。 以現值計，國民黨的平均黨費收入應不會超過一億；而捐贈呢？除非是回報國民黨已經輸送過的利益，被國民黨要求回贈，否則純粹的大筆的黨務捐贈幾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國民黨一年約要現值六十億的黨務費用，有選舉時可能還要加倍，所以每年平均八十億到一百億之間應是一個合理的估計。 國民黨的正當收入與支出之間差距如此之大，我們要問，國民黨當初到底是拿誰的錢來做生意的？國民黨的母雞很會生雞蛋，那麼母雞是怎麼來的？假如母雞本來就是台灣人民的，台灣人民自己養，可能生更多的雞蛋呢。偷人母雞的竊賊，還奢談什麼貢獻呢？ 第二、國民黨黨營事業的起家與蓬勃發展，靠的是經濟特權。國民黨的經濟特權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是獨占權，講明白點就是徵稅權。 國家允許的獨占權，觀念上與徵稅權無異，但是實質上對經濟的損害比政府直接抽稅更糟糕。大家都知道菸酒公賣局是國營的，它的功能是透過菸酒獨占，充實國庫，所以是屬於財政部。最近因為要加入ＷＴＯ，所以要把公賣局的獨占權還原為徵稅權，這是獨占權等同於徵稅權最好的說明。差別的是，由政府獨占時，有時還會顧及民主疾苦，不會一味以稅收為目的，調高售價。私人或政黨擁有獨占權時，則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價格調高到它的最大利潤為止。國民黨就是利用獨占特權，開了很多這種具有徵稅權的「公賣局」。 國民黨的「公賣局」向台灣人民抽得最露骨的稅，遠的有「外匯買賣稅」。 民國五十年代，台灣省物資局替國民黨出面，一邊用不到新台幣二十五元的價格獨家向國庫購買美金外匯，一邊以一美元兌六十到八十元新台幣的價格賣出，每一美元賺了三十五到五十五元的價差。這與抽稅沒有兩樣。在那資本缺乏、自由市場利率偏高的時代，本金三年就可以滾一倍。假如那些價差錢滾錢滾到現在，一定是一個天文數字。比較近的則有「證券融資稅」。二十年前開始，國民黨政府開始授予黨營的復華證券公司融資融券的獨占權。 復華證券公司運用公營銀行的資金，做無本無風險的獨占生意，賺取利差。假如進出的利率差是三％，一百億就可以賺三億，一千億可以賺三十億。像復華這種公司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又在那裡呢？ 國民黨利用黨營事業向人民抽稅的方法，還包括與公營企業共同投資具有獨占性的企業。傳統上，由公營企業來經營獨占事業較為名正言順。所以，國民黨與公營企業合資，搭獨占的便車，跟著公營企業一起抽人民的「稅」，像與輔導會合開瓦斯公司、與中油合開石化公司就是。 另外，黨營企業也會與公營企業在同一產業內，各自成立公司，瓜分市場。形式上似有競爭，事實上是價格不變、服務相同，公營、黨營一起聯合壟斷，各自收「稅」。票券市場開放前的中興票券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以上所說的比「黨庫通國庫」更厲害。因為這等於是把國民黨的贓手，直接深入人民的褲袋裡？可以說是「黨庫通民褲」。這些稅，還沒進到國庫以前就被國民黨劫走了。 第三、國民黨靠的第二種經濟特權是「五鬼搬運權」。這是到國庫裡去搬錢，最明顯的方法是把補助黨營事業的預算放在部會預算裡。不過這種方法太粗魯，已不流行。最普遍的方法是讓國民黨的黨營企業承包政府的業務。國民黨的黨營企業橫跨二、三十種行業，幾乎沒有什麼不能做的。政府的營建工程可以由黨營事業來承包，政府的電力工程可以由黨營事業來承攬，政府的印刷可以由黨營事業來承印，公家的疫苗可以由黨營藥廠來供給。 黨營事業做政府的生意，除了搬運公產以外，最大的負面貢獻是破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法則，造成扭曲與浪費。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好處之一，是在這個制度之下，社會一致的以購買低成本的東西，去製造高價值的東西，來作為經濟行為的準則。黨營事業介入各行業的結果是，政府單位一方面必須向黨營企業購買高價的產品或服務，另一方面必須向黨營企業供應低價的原料。黨營事業這種對價格制度的破壞及其連鎖反應，對台灣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是難以估計的。 第四、黨營事業對於台灣經濟的另一「貢獻」，是形成台灣經濟特權共犯結構。國民黨五鬼搬運的特權，對於民營企業是一個很壞的示範。資本家相繼圍繞在國民黨周圍，希望分到一杯羹。國民黨為了培養民間政治盟友、為了防杜競爭的壓力、為了增加日後被清算的困難，也為了掩飾它徵稅與五鬼搬運國產的惡行，釋出部分利益與資本家共享。於是國民黨與資本家合開公司、大家入股分紅，與特權資本家「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讓特權資本家在可以「抽稅」與五鬼搬運的行業裡分一杯羹。 這使得黨營事業對台灣經濟的破壞與扭曲更形擴大。至於涉嫌利用內線交易、大炒股票、坑小額投資人，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很遺憾的說，靠傳統行業、內銷及服務業起家的大部分檯面上的資本家，多是這個共犯結構的成員。 國民黨的黨營企業假如真的對台灣有什麼貢獻，那就是使得台灣的中小企業主，在黨營、公營、及國民黨的資本家經濟盟友特權的壓縮下，存活空間微小，不得不帶著手提包，走遍天涯海角，兜售台灣勞工製造的產品，創造出另一片天地！ 國民黨用半買、半強佔的方式侵占的國有不動產，容易察覺也容易估計。但是國民黨利用黨營事業特權掠奪的利益，及其對台灣經濟造成的傷害，則不易察覺，更難以估計。 以一年八十億到一百億的黨務支出估算，國民黨五十年來至少花掉了四千億至五千億。國民黨的黨費與合法私人捐贈，只能補其九牛中的一毛而已。假如國民黨還有坊間所說的五、六千億黨產，那麼加上已經花掉的四、五千億，就有一兆元進了國民黨庫。 對於偷盜所得，不管是否已經花掉，依公平正義原則理應一律追回。如今台灣人民只要討回國民黨用剩下的、找得到的黨產而已，國民黨應該偷笑才對，怎麼還好意思談什麼貢獻呢？

陳國雄◎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台灣國家安全的重大危機，就是國防信心的危機。長期以來，台灣民眾誤以為台灣的軍力「不堪一擊」，如果主張台灣獨立，一定會引起中國武力犯台，一旦中國武力犯台，台灣就會敗亡。因此，如果認同台灣是唯一的祖國，則無異是自殺的行為，這種國防信心幾近崩盤的情況，乃是造成「不敢認同」的主要因素，導致國家認同分歧的重大危機。不僅如此，由於國防信心的匱乏，也進一步削弱國民的抗敵意志，嚴重影響國家安全。 但事實上，台灣的國防力量堅強，中國武力犯台難以得逞。根據絕大多數國際權威國防專家的評估，在公元2010年之前，台灣具有台海制空權的優勢。許多國人都不了解，台灣的IDF對付中國的蘇凱-27綽綽有餘，幻象-2000也足以剋制中國新購的蘇凱-30，這些都是鐵的事實。 台灣是四周環海的海島國家，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企圖攻打台灣，首先必須爭取優勢的制空權，否則無法支援海軍爭取制海優勢，以便順利運送登陸部隊。何況戰場難度極高的兩棲登陸作戰，攻擊者必須擁有六倍以上的優勢兵力，始有軍事上的「勝算點」，中國兩棲登陸作戰的運載能量不超過一萬人，對台實施登陸作戰根本毫無勝算。 整體而言，目前台灣掌有台海制空、制海優勢，但由於中國積極進行軍事現代化，預估公元2005年至2010年之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可能會取得優勢。然而將公元2005年至2010年之間視為海峽雙方軍事平衡逆轉的說法，乃是基於兩個前提，一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度可以順利達成，一則是台灣新一代兵力的建軍工程停滯不前。關於中國軍事現代化是否能夠順利達成，中國必須面對自身財政壓力與科技瓶頸的挑戰，而台灣的建軍計劃卻肯定不會原地踏步，如果簡單的認定中國的軍力在公元2005年之後就能逐漸取得優勢，未免太過天真。 事實上，雖然中國正在從事軍事現代化，但是台灣的建軍工程也在持續提升當中，雙方都維持著動態性平衡的步調。舉例來說，今年4月，美國批准售台8艘潛水艦、4艘紀德艦、12架P-3C反潛機。另外，美國也在近年內售予台灣許多先進的通訊設備及聯戰系統。這些軍備陸續完成戰備之後，台灣在軍事上的優勢，至少可以維持到2015年到2020年之間。因此，只要我們有抵抗中國軍事侵略的決心與意志，台灣的國防安全穩如泰山！ 儘管中國在海峽對面部署了300枚左右的短程彈道飛彈，對台灣造成威脅，然而吾人也必須了解，這種短程的M族飛彈，與美國的戰斧巡弋飛彈完全不能相比。美國攻擊伊拉克、阿富汗的戰斧巡弋飛彈，其命中率超過百分之八十，但是中國M族飛彈的命中率，卻只有350分之一而已。這種「不準確」的彈道飛彈，破壞力並不大，每枚M族飛彈的破壞力，等於砲轟5發砲彈。若以八二三砲戰為例，當時中國對小金門砲轟了25萬發以上的砲彈，等於是打了5萬枚的M族飛彈。儘管如此，中國在八二三砲戰並無法獲勝，可見這種「不準確」武器的戰場效益有限，只堪作為心理作戰的工具而已。 大體上來說，在未來的15～20年，中國若想武力犯台，在軍事上必須承擔極大的失敗風險，值是之故，中國豈敢冒然發動台海戰爭，而台灣人民又何必畏懼中國的口頭恫嚇呢？ 除了軍事因素之外，中國所面臨的內部因素與國際因素，都令中國難以對台灣動武。在內部因素方面，由於中國本身的經濟落後，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已經造成東南沿海與西部內地之間嚴重的失衡現象。目前中國的城市失業人口超過2,000萬人，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向城市的盲流有1億人以上，國營企業陸續下崗人員的失業問題也危及社會穩定。在此當口，如果發動台海戰爭，外資必將遽然停滯並迅速撤離，沿海經濟勢必遭受重大打擊。此外，中國對外貿易四大航線有三條需要通過台灣海峽，國內南北大宗物資的調度也仰賴船運經由台灣海峽，一旦台海戰火波及，航道無法自由通行，中國本身的經濟必然嚴重倒退，失業人口急速竄升，造成社會動盪，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固。 在國際因素方面，由於台灣位居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間鎖鑰，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台灣海峽也是國際自由通行的水道，每天約有500艘的各國船隻通過，以及包括國際與國內航線約1,000個民航班次飛越，並非中國可以恣意封鎖的場所，如果中國製造台海戰爭，必定引起海權國家如美國與日本的強力干預。另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四周環繞著宿敵國家，二次大戰之後，先後與韓國、印度、俄羅斯、越南發生軍事衝突，與日本存有世敵仇恨，中國對台動武，即使僥倖獲勝，也必定損失大部分精銳部隊，元氣大傷之餘，很可能會引來宿敵國家的侵凌，配合邊疆地區的分離主義，乘機削弱中國實力，屆時中國將會面臨肢離崩解的危機。凡此種種，都是中國不敢冒然發動對台戰爭的箝制性因素。 台灣的軍備實力足以捍衛國家安全，中國武力犯台無法得逞，根本無需畏懼中國的軍事恫嚇。台灣人民應儘速建立堅強的國防信心，並徹底展現捍衛台灣的抗敵意志，才能夠促使中國認真思考動武的代價是難以承擔的損失，因而不敢發動台海戰爭。誠如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所言：「軟弱反而會鼓舞敵人發動原本不可能發動的戰爭」，祈求和平的人豈可不知此中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