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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那門子的總統？ 正在梵蒂岡訪問的馬總統，對於中國威脅教廷要跟台灣斷交一事，非但沒有嚴正抗議，竟還談笑風生的說「（這次）那種凶狠的味道減少了一些」，聽了不禁教人傻眼！原來，對馬英九而言，在沒有聞到中國的血腥味前，那種「凶狠的味道」是可以接受的？而且，這味道還分輕重，重的他「心領神會」、輕的他也能「怡然自得」？哀哉，台灣有這樣的總統，無怪乎日前中國總理李克強大發「大陸和台灣是我們共同家園」的狂言時，陸委會也只能不痛不癢地自語「台灣是我們的家園」而已。 這倒也是，陸委會有什麼立場反駁李克強呢？因為它本身就叫「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既然如此，那麼李克強所說的「大陸和台灣是『我們』的家園」有錯嗎？陸委會能反駁李口中的「我們」嗎？所以，別再「大陸」了，也別再「陸客」了，中國就是中國、中客就是中客，陸委會唯有將自己正名為「行政院中國事務委員會」（像民進黨一樣），才有辦法抵擋中國日日進逼的刀光劍影，在關鍵時刻及時做出回擊：大陸不是我們的家園—一刀兩斷，清清楚楚。 當日本法務省統計在外國人數時，已將台灣與中國分開計算的此刻，我們是否應該更強力的反駁李克強：台灣不是你們的！ （作者為高中教師）

今年的二二八，筆者到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參加「228紀念音樂會　台灣翠青20」這場音樂會。當夜的民雄鄉，涼風舒爽、田園靜謐，讓人有一種回家的感覺；而在那幢閩南式建築風格的音樂廳中，聽著由鄭兒玉牧師作詞、蕭泰然老師作曲的「台灣翠青」，內心格外地感動！ 「太平洋西南海邊，美麗島台灣翠青。／早前受外邦統治，獨立今欲出頭天。／共和國憲法的基礎，四族群平等相協助。／人類文化，世界和平，國民向前，貢獻才能。」二十年前，這首由鄭牧師與蕭教授合作、充滿歷史底蘊的「台灣翠青」，唱出了台灣人的精神與願景，堪稱是台灣的國歌！ 然而二十年過後，我們至今仍無法將它變成我們的國歌，實在教人感慨。現今學生在朝會上唱的仍是那首老牛拖車、要死不活的國民黨黨歌，學生大多不愛唱、也不想唱。日前在朝會上，我們校長為了鼓勵學生唱國歌，竟掰出唱國歌的「好處」是──「可以練歌喉」──這樣荒謬而可笑的理由！教育淪落至此，無怪乎學生也只能認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了。 但這是一個嚴肅的議題：我們的國歌究竟該是那一首？我們的國旗又該是哪一面？是與台灣無涉的「三民主義」、還是體現台灣精神的〈台灣翠青〉？是與台灣無關的那片「滿地紅」、還是那顆以台灣為形的翠青番薯？國、旗、歌，目前在台灣的現況是「國不國」、「旗不旗」、「歌不歌」，關鍵就在於我們尚未「正名」。所以，當務之急是，我們應該以「台灣」為名、建立一個以「台灣」為名的國家，才能徹底解決「中華民國」所帶來的混亂。是時候了，該是我們明確地喊出「台灣」的時候了。 音樂會後，全場起立大合唱「台灣翠青」，曲罷主持人激動地說：『我們今天唱出我們的國歌了！』，許多人熱淚盈眶……身邊一位陌生的女士也感動得與我緊緊相擁，互道「加油」！

這次連戰訪中所拋出的「十六字箴言」，還沒來得及促成兩岸「互利融合」，就先讓馬、連兩營「互鬥開打」起來了！ 馬的「信使」連戰所帶回的「引信」，引爆了馬連長期以來的矛盾，且戰火之熾、怒火之盛，看得人瞠目結舌。連戰辦公室主任丁遠超甚至氣急敗壞地重砲回擊說：「笨蛋！重點不在這十六個字，在於內容。」筆者聞此噗哧一笑，心想：笨蛋！這還要你說，馬英九難道不知道？還要你「娓娓道來」、「諄諄教誨」嗎？ 馬、連行前行禮如儀地作戲一番，待連「出使」反台，馬即翻臉不認人，任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馬的否認，無疑是要將連戰一軍，藉此重挫他的銳氣（一如要削弱連勝文的中槍對黨的貢獻）。但正當馬陣營自以為佔了上風，卻猝不及防地被丁反擊了一拳，丁反問馬：難道不要「一個中國」嗎？問得好！馬英九不要「一個中國」嗎？一語成「擒」，逼出了馬英九的原形。 馬連過招，好戲連連。這兩個向中國爭寵的笨蛋，再度向我們宣示，他們的本質就是「一個中國」！聰明如你我，二○一六就讓這兩個笨蛋滾蛋吧！ (作者為高中教師）

二二八事件六十六週年前夕，國民黨榮譽主席刻正浩浩蕩蕩地率團訪問中國，並拋出什麼「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的十六字「箴言」。 「箴言」？此刻的台灣，需要的是什麼「箴言」呢？日昨，在課堂上，筆者跟學生談到了高一生（一九○八至一九五四），一個優秀的鄒族菁英。高一生是原住民第一位師範生，一九三○年自台南師範學院畢業後，回到部落擔任教師與巡察的職務。受過現代教育且極具音樂天賦的他，除了努力提升族人教育水準之外，還致力於推廣農業新知、改善醫療習慣等。然而這樣一個充滿理想（甚至曾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熱血青年，卻在一九五四年二月被國民黨政府以「高山族匪諜判亂案」的罪名，判處死刑（肇因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當時擔任阿里山鄉長的高一生，因收容被認為是共產黨的台南縣長袁國欽，而於一九五一年被保安司令部以「窩藏匪諜」、「貪污」等罪名逮捕。）當然，他所主張的「原住民自治」，才是國民黨心頭真正的大患。據高一生長女高菊花女士說，父親曾對她說：「（我們的土地）先給了荷蘭人，荷蘭人來了，就中國人；中國人來了，就日本人……我們像姘婦一樣，常常換，從來沒有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們要自治！」 令人難過的是，像「姘婦」一樣的台灣，至今不僅仍未獨立，還有人爭相前往「上國」朝貢、獻媚。筆者跟學生說，高一生在獄裏寫給妻子的信中，有一封是這麼說的：「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取用縫紉車之前，我特別想穿妳縫製的衣服……山野和田地隨時都有我的魂魄守護著，水田千萬不要賣了。」學生聞此，莫不泫然。「水田千萬不要賣了」—在二二八前夕，謹以此箴言回贈連戰。 （作者為教師，台中市民）

  Pursuing Quality Democracy in Taiwan    2012/12/29 George T. Chang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邱吉爾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As an ardent promoter of Taiwan Independence, I have repeatedly asked myself “What is my ultimate concern forTaiwan?” ”What is […]

值此東海局勢緊張、釣魚台問題正炙時刻，蘇貞昌訪日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但蘇這趟「民主和平繁榮之旅」究竟獲致哪些重要成果，卻在媒體有意淡化下被削弱了，實在非常可惜。觀諸蘇主席這次日本行，筆者認為至少具有以下兩點意義： 一、蘇貞昌會見日本朝野各黨派眾議員，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與首相安倍晉三胞弟岸信夫的會晤，並獲得其友善回應：「討論亞太地區安全的時候，不可不論及台灣」；而在與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會晤時，也獲得該政治要角堅定的答覆：「日本的外交經貿政策，乃至於日本的安保政策一定要把台灣考量進去，目的就是要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這些具體的成果，都為台日交流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相較於馬政府提出一廂情願式的、空洞的「東海和平倡議」，蘇貞昌此行提出「美國、日本、南韓、台灣民主同盟」的具體構想，把台灣的安全放在民主國家的縱線上，而這構想也獲得岸信夫的支持，他強調：「美國、日本、南韓、台灣基於分享共同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應強化民主同盟關係，如此可防止其他勢力引發這個區域的緊張。」此語清楚地區隔了「民主同盟國」與「野心中國」的敵我界限，對台灣的安全無疑形成多一層保障。 凡此種種，對台灣而言，皆屬重大議題，奈何卻「敵不過」一個無能內閣的改組。這種「新聞眼」無法矯正，將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重大危機。 （作者為高中教師）

若不是有人側錄、若不是拜網路之賜，我們無由看到陳前總統的近況與病況。 為什麼陳順勝醫師（國內腦神經權威）不過是在看了影片之後，以他的專業發表看法（他認為扁罹患帕金森氏症候群），就立即遭來北榮的嚴厲反擊？指責他「透露病患病情、違反醫學倫理」。好一頂大帽子啊！這個手法跟日前清大學生陳為廷事件如出一轍：他們不就事論事、不談問題核心，卻將問題轉向「道德」問題，藉以模糊焦點。因此，在他們的操作下，陳為廷成了「沒禮貌」的學生，陳順勝醫師也成了「沒倫理」的醫師。這就是典型的打壓手法。 媒體壟斷，是一個可受公評的議題，與「禮貌」無關；阿扁病情，也已是一個國際矚目的問題，與「違反醫學倫理」無關（更何況陳醫師對外解說病情有經陳總統及陳致中的同意）。讓一切攤在陽光下吧，讓所有的腥臊污垢都一齊被檢驗吧！

作者為高中國文教師  又一屆的國文學測落幕了。一如以往，試題公布後，各報章媒體就競相分析試題的難易程度、文白比例與高低標，但這就夠了嗎？如果我們深入檢視歷屆的試題，當可發現，事實上它萬變不離其「老祖宗」──中國，以致我們的莘莘學子（今年十五萬多），仍必須在中國文學的框架下，競逐自己的未來。 試看今年的試題，除了白話文部分讓人一新耳目（終於不再有「余光中」）之外，在文言文部分，除了選文不適切之外，選項中的文字敘述，更充斥著封建、酸腐的習氣。以第十一題為例，該文選自羅大經的《鶴林玉露》，然而羅大經是誰？《鶴林》又是怎樣的一本書？經查，羅是南宋人，他的治學主要是師法南宋理學大師朱熹──一個專講「存天理、滅人慾」的封建主義代表人物，故其思想亦可見一斑。職是，在該文中出現了以「銀杯」、「瓦碗」來形容女性外貌的不當比喻，而文中的「主翁」更據以勸示其僕人：「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最後，僕人遂「悟」。不過最令人錯愕的是，對於這樣一篇不合時宜且充滿性別歧視的文章，出題者原該以現代的觀念，誘導學生思考與辯析，並設計出能釐清問題觀念的答案；孰料，出題者竟「順勢」導出「承恩不在貌」這個進一步強化封建思想的答案。都什麼時代了，還出現「承恩」這種字眼？教學生如何選得下去？恐怕出題教授的腦子裏都還殘存著「寵幸」的遺毒吧。 此只是冰山一角，餘不贅述。筆者要說的是，長期以來，我們總是忙著去「解題」──解中國的試題與難題，但卻忘了停下腳步問一問：這是我們要的試題嗎？我們的問題究竟出在那？我們的學生一代又一代、一屆又一屆地「浸淫」在中國文學的試題中，為了升學不自覺地被馴化──甚至被同化──而不自知，這才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編撰 陳國雄 整理 節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之說明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於2011年4月首度發表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本協會曾編入2011年5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19期。2012年2月，防衛研究所第二度發表《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1》，本協會也編入2012年6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23期。 2012年12月19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第三度公佈《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內容基於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的情況，針對人民解放軍在外交與安全決策過程中和政策協調上的作用進行分析，並重點關注人民解放軍的多樣化軍事任務、軍隊與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以及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中軍隊與政府部門的合作等議題。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資料詳實且論述中肯。本協會重新校訂後繼續提供給關心國家安全議題者參考，冀望有助於對中國政策之討論。然而本期《台灣安保通訊》的內容豐富，囿於篇幅所限，無法全文刊載《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除了簡單介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之外，僅節錄其中三篇專欄及結束語。 淺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 話說2011年1月，前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訪問中國時，人民解放軍突然首度試飛新一代隱形戰機殲-20，示威意味濃厚。根據蓋茲的說法，在會談當中，包括胡錦濤在內的「文官領導人似乎都對戰機的試飛表示驚訝」，因而蓋茲對中國的「文官治軍」表示擔憂。隨後蓋茲到訪日本，不僅提到殲-20的試飛，也談及2007年1月人民解放軍利用反衛星武器（ASAT）摧毀氣象衛星的試驗，還有2009年3月發生的中國軍艦及公務船對美國海軍調查船「無暇號」（Impeccable）的妨礙事件，他表示，這些跡象暴露出中國的文官領導層與軍隊之間缺乏溝通。很多觀察家也議論紛紛，懷疑軍力急速竄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否不接受「文官治軍」了？ 此外，近年來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發表意見時，不少內容都展現強硬的姿態，而且與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也出現不協調的狀況，似乎人民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發揮的影響力有所增強。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於2010年發表的《中國外交政策中的新角色》報告也指出，中國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以及對外行動上「正在發生質變」，原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軍已經成為外交政策「新的參與者」。 其實，上述種種現象並非中國的「文官治軍」有所動搖，中國人民解放軍屬於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角色依然牢不可破，只是中國政府的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的關係需要加強協調。也就是說，問題在於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要如何進行協調並加強協作。由於人民解放軍是黨的軍事組織，並不隸屬於國務院（中央政府），儘管國務院下設國防部，國防部也接受國務院的領導，但國防部主要肩負的只是軍隊的涉外職能而已，幾乎不參與國防決策與軍事活動，因此兩者之間談不上有密切的合作與協調。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紅軍，創建於1927年，解放軍根本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至於「黨」和「軍」之間的關係，鐵律就是毛澤東所提的「黨指揮槍」，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也就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此《中國共產黨章程》（2007年10月修改）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19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可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聖諭完全無可違逆。 由此可知，篤信「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擁有軍隊，這支軍隊叫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隊的開銷全部來自人民的稅金，卻由中國共產黨在指揮、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阻斷了中國共產黨之外任何其他黨派的執政可能性，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一黨專政」。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向來都是「以黨領政」，也「以黨領軍」。為了防止人民對「軍隊國家化」的常態要求，《解放軍報》和軍隊領導人都一再強調，所謂「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的主張，都是錯誤的政治觀點，對此堅決反對。因此我們可以預見，一旦台灣與中國統一之後，包括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內的台灣所有政黨，都將成為共產黨政權之下永遠的在野黨，而「中華民國」的「國軍」，也將成為被共產黨所屬的「人民解放軍」了。 在「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體制下，有關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外交戰略等重大政策，當然都是由黨中央下決策。而且從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來看，人民解放軍始終保有2名中央軍委副主席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央委員會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雖然在黨中央的政策決策過程中還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在黨內高層當中，人民解放軍發表意見的機會卻有一定的局限。反觀中國在有關所有外交及安全政策的部門協調方面，乃是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人民解放軍的影響力實際上有其局限性。因此筆者認為，有關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的發言內容，包括對外關係的態度及立場，都有黨中央的默許，代表的都是國務院的政策指標或意向，軍方不敢擅自逾越尺度。以下為節錄的三篇專欄與結束語。  專欄一 退役軍人發表意見 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等單位都是人民解放軍的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的高級軍官和退役將校等，目前在中國國內媒體上踴躍地發表言論。由於人民解放軍正式發表的政策說明並不充分，因此不少媒體把這些軍事專家的發言視為軍方的政策方針。 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羅援少將於1968年參加人民解放軍，自1978年起在軍事科學院從事戰略問題研究，曾經擔任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最近他就美國與一些亞洲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黃岩島事件以及尖閣諸島形勢等問題發表言論時，談及中國的應對方法應該包括採取軍事行動。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尖閣諸島國有化之後，中國國內多次召開座談會談論相關問題。在羅援少將、楊毅海軍少將、徐光裕少將、王海運少將、彭光謙少將等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軍少將」們關於「為了捍衛主權不惜採取軍事行動」的發言，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但是這些「軍少將」大多並非現役軍官，而是退役少將。中國的軍銜原本屬於「名譽稱號」。儘管在現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第48條）中規定，退役後在原軍銜稱號之上加「退役」字樣，但他們往往在退役之後仍然使用「少將」軍銜，因此退役少將的發言常常被媒體等作為「軍少將」的發言加以報導，而退役少將的發言未必代表人民解放軍的正式立場。 一些軍事專家在每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協）上的發言，尤其受到矚目。全國政協會議被視為國政諮詢會議，退役海軍少將尹卓、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金一南少將、羅援少將等軍事評論家都是政協委員，他們的發言並無現役和退役之分，常常被作為「軍少將」的發言。但是，全國政協原本就沒有「軍方代表」，他們在全國政協中屬於各個專家委員會，其中尹卓是代表科技界的政協委員，金一南和羅援則是代表社會科學界的政協委員。政協委員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解放軍代表」不同，他們在全國政協的發言通常被視為站在專家的立場。 我們認為，無論上述軍事專家是退役少將還是現役軍官，他們的言論活動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或黨中央的意向。自2011年1月起擔任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前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的劉源上將，曾經在《求是》等刊物上發表意見，他在談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論點的同時，還指出以「文攻武備為核心，在進行威嚇的同時做好實戰準備，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相結合的軍事鬥爭」，已成為共產黨領導軍隊的理論之一，敦促積極地開展言論活動。 另外，羅援少將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2012年第21期）的採訪時，把自己稱為「理性的鷹派」，他指出：劉源上將認為現在應該「文攻武備」，而不應該是「文守武廢」，他還強調了自行開展言論活動的必要性。這篇採訪報導的摘要也被刊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總之，無論是現役還是退役軍事專家的言論活動，都是在所屬機關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的，他們有義務對調查活動的結果進行彙報。要是如此，他們的言論應該都是在黨的政策方針範圍內進行的。另外「軍少將」中，有人在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課，也有的在退役後擔任政府或軍隊相關研究交流機構的顧問等，與政策當局的關係比較密切。 在2012年3月的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羅援少將還談及南海領土權的問題。他提出，為了展示中國的主權，應該以「軍事手段作為堅強後盾」，用「五個存在」突顯主權歸屬中國。第一個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等的「行政存在」；第二個是「法律存在」；第三個是「軍事存在」，要駐軍或進行巡邏；第四個是「經濟存在」，鼓勵漁業活動和資源開發；第五個是「輿論存在」，讓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的主權。此後在同年6月，中國政府決定設置三沙市，並於7月決定設置三沙警備區。此外，同年9月，中國政府公佈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點基線」，這正符合羅援提議的「法律存在」。 目前，外界並不清楚人民解放軍對「軍少將」發言的參與情況究竟如何，但「軍少將」在退役之後依然與軍隊和政策當局保持著密切關係，因此他們的發言有可能涉及到中國今後的政策抉擇，因此應該對「軍少將」的言論活動予以關注。 專欄二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提高警惕 中國共產黨一貫對「軍隊的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加以批判，近幾年來，批判的勢頭有增無減。尤其是2012年春天，幾乎每天在《解放軍報》上都能看到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評論。我們認為，雖然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的黨軍關係的基本結構穩定，但由於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發展，以及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運動中，軍隊採取了中立性態度，因此中國共產黨對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動向反應出過度敏感，提高了警惕性。 在進行相關討論之前，首先要認清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軍隊，這一前提不容置疑。人民解放軍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捍衛共產黨政權。但如果軍隊不是黨的軍隊而是國家的軍隊，那麼，其主要任務就是要保衛國家，而無須承擔捍衛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義務。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中國共產黨指出：「境內外敵對勢力」主張「軍隊國家化」，企圖「動搖我們黨執政的重要基石」，並對此提高了警惕。 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由於民主化運動而導致政權崩潰的先例不少，因此中國共產黨從中汲取了教訓，進一步提高了對「軍隊國家化」的警惕。例如，有些分析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取消了對軍隊的領導之後，導致當共產黨出現危機時，軍隊沒有伸出援手，從而使共產黨喪失威信，進而國家崩潰。此外，也有意見認為，在2011年發生的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政變中，「軍隊保持中立」是導致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專業化發展，解放軍所處的社會環境也隨著經濟發展而迅速變化，軍隊內部有可能出現容易接受「軍隊國家化」觀點的可能性。如果軍隊持續被捲入政治，又可能與軍隊的專業化（即：更新先進武器、使軍隊具有更強的作戰能力）產生矛盾。關於這一點，《解放軍報》刊載的評論指出：在軍人價值觀呈現多樣化、軍隊組織實現現代化發展的狀況下，軍隊政治性「意識形態鬥爭日趨尖銳複雜激烈」，擔心軍人的政治意識變得淡薄。《解放軍報》還在另一篇報導中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部分軍官和士兵缺乏政治警戒心，導致「軍隊國家化」觀點「有一定的市場」。雖然很難想像在軍隊內部公開討論「軍隊國家化」問題，但黨和軍方領導人已經發現有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苗頭，因而提高了警惕。 我們認為，2012年之所以轟轟烈烈地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其背景在於上述長期性傾向，再加上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之前黨內權力鬥爭的影響。2012年3月，前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事件發生後，黨內的權力鬥爭進一步激化，其影響波及到秋季召開的十八大。 我們認為，在發生黨內鬥爭的情況下，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和黨內團結，就需要軍隊保證服從黨中央、尤其是胡錦濤主席的命令，因而借助於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觀點。人民解放軍也自2012年2月起，在軍隊內部開展宣傳「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學習教育活動。該活動被視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並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破壞團結。這樣，就需要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以及胡錦濤主席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需要禁止一切反對言行。 此外，2012年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觀點展開批判，意味著黨中央的政治不穩定已經成為黨軍關係的最大危險要素之一。黨中央領導幹部團結一致是黨領導軍隊的前提條件，而黨內發生權力鬥爭，黨中央難以形成統一意見的時候，軍隊亦難以決定自己的立場。 因此，如果黨中央的領導層出現分裂，中國的黨軍關係將會最不穩定。中國的政軍關係是以黨中央的領導為前提進行協調的，如果協調的前提（即：黨中央的職能）不健全，必然會導致軍隊與政府機關難以進行協調。目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正處於交接時期，因此可以說，黨中央是否能夠實現平穩過渡，是決定中國黨軍關係的重要關鍵。  專欄三 新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胡錦濤總書記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此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總書記，並公佈了黨中央的新領導班子成員名單。與此同時，新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也正式成立（參閱表8），習近平兼任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胡錦濤與江澤民不同，並沒有繼續留任黨軍委主席。如果政權交接順利的話，習近平將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國家主席。而胡錦濤在2002年11月就任總書記時，只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直到2004年9月才升任軍委主席。因此，兩者相比較，習近平的體制建設相對比較順利。為此，我們可以認為，本次新老交接並沒有給現有的黨軍關係帶來重大影響，今後以習近平為中心的黨中央將繼續領導和指揮軍隊。 另外，十八大之前召開的十七屆七中全會決定增補范長龍和許其亮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兩位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也入選中央政治局委員。范長龍自2004年起連續八年擔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沒有擔任中央軍委委員或四總部領導人就直接升任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因此媒體報導稱這是一次較為特殊的人事安排。而許其亮則是第一位來自空軍的軍委副主席。由於許其亮擔任黨軍委副主席，因此空軍不僅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席位，而且在黨中央軍委獲得了兩個席位（其他一位是空軍司令員）。由此可以認為，空軍在黨中央及軍內的發言權有所增大。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海軍的動向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也繼續留任。海軍在中央軍委依然占一個席位。被視為有望升任軍委副主席的常萬全繼續留任中央軍委委員，但有望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接替梁光烈擔任國防部長。 解放軍四總部分別由房峰輝任總參謀長、張陽任總政治部主任、趙克石任總後勤部部長、張又俠任總裝備部部長。房峰輝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2009年10月舉行建國60周年國慶大閱兵時曾擔任總指揮。張陽原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從大軍區政治委員直接晉升總政治部主任，這是自1987年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楊白冰升任總政治部委員以來的人事調動。趙克石原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張又俠原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本次擔任四總部領導人的四位全部來自各大軍區。包括當選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范長龍在內，五位高級將領全部都是從各大軍區領導晉升為軍隊高層領導層，這一點也受到各界關注。 此外，原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和魏鳳和分別出任空軍司令員和第二炮兵部隊司令員。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今後人民解放軍將以總參謀部為核心，進一步加強聯合作戰能力。但由於中央軍委委員大多來自陸軍部隊，而且總參謀長也出自陸軍部隊，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聯合作戰今後依舊將以陸軍為中心。 本次當選的中央軍委委員截至2012年11月，大多數為65歲以下的將軍。這也順應了近年來人民解放軍注重的新老交接的潮流。即使中央軍委把退職年齡設定在68歲，本次當選的大多數中央軍委委員也可能在今後10年繼續留任。   結束語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下，人民解放軍幾乎不可能背離黨中央的意志而執行獨自的政策。迄今為止，軍方接納共產黨一貫主張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基本原則，黨指揮軍這一基本結構也沒有發生變化。為了維護這些原則和結構，目前仍在繼續開展政治工作，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工作制等組織制度依舊沒有改變。人民解放軍依然維持著「黨軍」的基本特性。此外，在黨中央決策過程中，軍隊所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對於外交決策也不例外。總之，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參與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和實施過程。 儘管如此，由於中國的黨軍關係是在一黨執政制度下的極其特殊系統所致，而且軍方與政府部門間的政策協調也是目前所面臨的一大課題。人民解放軍是黨的武裝組織，與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之間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之劃分。為此，黨軍關係的穩定，並不意味著軍方與政府部門的關係的穩定。 迄今為止，人民解放軍與政府部門之間幾乎不存在制度化直接關係。而且，軍方專業化提高了軍隊在軍事上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於黨中央認識到安全領域的範圍正在不斷擴大，因此要求軍隊執行多樣化任務。其結果導致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出現了政策協調這一新課題。其中尤其包括在日常的政策執行過程中，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有可能發生意見不統一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和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只有黨中央認識到事態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將其視為具有戰略性的「重大政策問題」，並正確地領導軍方和政府部門的時候，兩者間的政策協調才會發揮作用。中國也認識到這一問題。因此，中國目前正在構建部門間的協調機制，推行制度化，而且在一些領域已經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取得一定進展的領域包括：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尤其是自然災害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以及海洋安全領域。關於國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通過立法，調整人民解放軍與以國務院為首的各政府部門的許可權和作用，推動政策協調的制度化進程。在海洋安全領域，實施海軍與海上執法力量的聯合演練，加強實際合作。 換言之，上述問題都是黨中央認為應該解決的「重大政策問題」。海洋問題涉及到眾多政府部門，因此部門間合作與協調的制度化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但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中國將制定海洋戰略，而且《海洋基本法》的立法活動已經開始起步。 […]

歲末天寒，值此台灣各方的整體表現亦漸走入「嚴冬」的時刻，日前又爆發了基層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的試題出現明顯傾中的情事，讓這欲墜的台灣猶如雪上加霜，教人憂心不已……  公務員？誰的公務員？那一國的公務員？公務員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繼馬政府的「外交休兵」後，台灣的內政也棄械了嗎？公務員考試，國文科試題不考本國作家，卻考「楊貴妃」、考「長恨歌」？公民科試題不考國際形勢，卻考中共體制、中國總理、共產黨章？如此荒謬之事，台灣人又「放他一『馬』」了？ 日前，前駐日代表許世楷博士出了一本新書，名為《許世楷與台灣認同外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台灣認同」這四個字。是的，「台灣認同」、「認同台灣」，身為一個「公務員」，許大使就是本著這樣的精神與態度，為台灣的外交創下了無數次破冰的紀錄。除了最為人所熟知的台日免簽證與駕照互換之外，書中又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驚濤駭浪： 二○○四年，在美國舉行的ICCAT（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年會上，日本代表強烈譴責我們超額捕撈大目鮪，並扣還超捕的八千公噸；二○○五年，日本再度提案，禁止台灣鮪魚出口，並將漁獲配額刪減為「零」；後來雖然暫時化解這個危機，但二○○六年，大會決議將我們的配額由一萬四千九百公噸，縮減為四千六百公噸（據估計，此嚴厲之懲罰，讓我們的損失高達美金十九億二千萬元）；其後，或許因為台灣一直未遵照合約的規定，二○○七年，日本又在大會上提案，二○○八年將台灣的大目鮪配額由四千六百公噸，減為「零」公噸。面對這個幾乎已成定局的漁權危機，許大使發揮拚命三郎的精神，積極斡旋、奮轉劣勢，他立即打電話給當時日本的農林水產大臣中川昭一要求會面，但中川說：「該案已經定案，談也談不成，不要來！免得破壞友情。」但許大使堅定地說：「不行，一定要去！」就這樣，在許大使的堅持與以人格掛保證之下，全案最後竟能起死回生，逆轉勝！（按：時日本派赴ICCAT大會的官員已經上路，提案已無法變更，但許大使卻硬是把它「追回來」！） 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發現，身為一個公務員，許大使是以國家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並且為此拚鬥到最後一秒鐘──拚出了台灣人的精神，更拚出了公務員凜然的尊嚴！準此，我們再回頭檢視馬政府遴選公務人員的試題，能不感到悚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