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一、我從政近三十年，閱\人也可算不少，這其中，我的岳父田朝明醫師無疑是最率真的一位。 他追求理想社會，勇往直前，沒有半點疑慮、沒有任何矯飾，六、七十年如一日，是一個非常堅定的人權鬥士，但是遇到實際政治，他顯得隔閡很深，屢遭挫折，卻難以理解現實發展，憂國憂民的憂鬱是他最明確的生命情調。 二、田醫師出生於台南縣，在國民黨推行國語、禁止母語的政策下，他經常強調要講母語，遇有本省人以大陸北京話發言，他就會強烈地糾正對方，要求「台灣人說台灣話」。久而久之，在黨外圈內，他變成「台灣意識」的堅定提倡者。 但是很少人知道，其實他並不受限於狹隘的台灣意識，舉個例子，他對山東籍的前台大校長傅斯年很欣賞，覺得傅先生真誠敢言、不畏權勢，對台灣貢獻很大，於是就以傅先生的別號「孟真」來為二女兒命名，結果，他的妻子姓名是「田孟淑」，二女兒姓名是「田孟真」，犯了一些台灣本地命名的忌諱，丈人跳腳，他卻毫不在意。 三、田醫師長期擔任郭雨新、李萬居的家庭醫師，又長年支持政治、人權運動與獨立運動。但是，他卻有位外省籍的好朋友｜雷震。雷震先生創辦「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政治不遺餘力，田醫師非常尊敬他。有一回，為了營救政治犯謝聰敏，雷震親自來到田醫師家，鮮少講日語的雷震，知道田醫師留學日本，北京話講得不好，就用生硬的日語與田醫師交談；而從來不說北京話的田醫師，為了表示尊重雷震，也結結巴巴地用北京話來回應雷震。兩個出生背景迴異的人，因為相同的民主與人權理想，互相體諒、互相遷就。從小一開口講北京話就被父親斥責的秋堇當時也在場，她說，這真是一生難忘的畫面。 四、田醫師對民主與人權的理念非常執著，其「投入」的程度極其罕見，甚至打破「理想」與「實際」的界線。 有一次，我和秋堇請田醫師去東南亞戲院去看「大地雄獅」，那是一部抗暴電影，由安東尼昆主演，描述利比亞回教游擊隊領袖奧瑪穆德對抗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的事蹟，奧瑪穆德雖然戰死，但是由於他的感召，游擊隊後來得到利比亞人民的支持，終於打敗義大利佔領軍。在電影放映過程中，田醫師看到回教游擊隊在兵力懸殊情況下屢戰屢敗，一直非常鬱悶，看到利比亞人民被佔領軍欺凌（過程有如二二八），更是憤怒不平，尤其奧瑪穆德後來被擒處決身亡，更讓田醫師的忍耐達到臨界點。所以，當最後游擊隊在民眾支持下反攻，一舉擊潰義大利佔領軍的那一刻，田醫師忍不住在戲院裡站起來，對著銀幕裡沮喪的義大利指揮官大聲痛罵，全場觀眾一片愕然，秋堇緊緊握住他的手，安撫他坐下來。以後，我們還是邀請他，但他再也沒有和我們去看過電影了。 五、我的岳父田醫師是一個非常坦誠的人，他愛台灣這塊土地、愛台灣人民，但他這些感情，並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所以他活得很不快樂。 他期待台灣永遠脫離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威權統治，真正成為獨立的國家，他盼望台灣的民主與人權能大力發展，建立比較先進的社會，但是他的這些期待與盼望，一再被黨外與民進黨的內鬥與對理想的「轉進」妥協給模糊掉。理想似乎越來越遠，他卻無能為力，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他也越來越沉默。 其實，走到盡頭，田醫師不必有任何遺憾，因為他特殊的形象，已經深深地烙印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一輩子都忘不掉。（作者為前宜蘭縣長） 田朝明醫師安息告別禮拜，定四月三日禮拜六上午十點，於基督長老教會艋舺教會（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九十四號舉行），十一點供各界行禮致意。

一九九○年八月，當時我仍是海外黑名單，與郭倍宏君偷渡闖關，引起震撼，所有軍警檢調等情治系統發動大搜捕，我開始長達十四個月的逃亡日子。期間我多次拜會美麗島律師團成員，暢談台灣民主的未來發展，我真心感謝這些前輩對我的保護，雖然他們面對的威脅如此之大，卻沒有一次將時間地點洩露出去。 但是，二十年過後的現在，一家資金主要來自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電視台，卻以應屬於全民的媒體頻道資源，以一連十數天的時間，每天六小時，透過名嘴不斷強力播送一個訊息：「美麗島律師團裡面有五位是調查局的布建人事（抓耙子）」。他們更進一步推論，包含美麗島大審的結果、民主進步黨的創立、台灣的民主歷程，都是威權統治者的恩賜。企圖竄改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扭曲抹滅與醜化為台灣民主運動奉獻犧牲的所有先進的付出。 然而，只要我們仔細檢視每一個人在歷史洪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心中就會清晰明瞭而不存懷疑。在一九八○年美麗島大審時，美麗島律師團成員不斷地從民主與人權的角度為美麗島被告辯護時，作為統治者操縱工具的媒體與調查單位，卻將美麗島事件醜化成有計畫的暴民暴動。三十年後，當藍營名嘴在電視節目中扭曲歷史時，我們該相信誰？是當初的威權政府媒體打手？戒嚴體制下的情治人員？還是為維護人權，挺身辯護的律師們？誰是真正的「抓耙子」，答案不言可喻。 媒體是社會的公器，是民主社會的第四權，掌握極大的權力卻不需受任何的監督。唯一的制衡機制在媒體從業人員的良知，與閱\聽者的辨別判斷能力。當媒體掌權者不斷的扭曲歷史真相時，也許\我們能夠做的就是─關掉電視！ （作者為行政院前秘書長，原載自由時報2010/03/15）

全世界擁有最多博士和教授的革命團體「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於一九七○年在海外成立，至今已屆四十年。台獨聯盟從一個國民黨眼中釘的革命團體，到九○年代搬師回台成為合法的社運團體，其間意味著台灣的民主化。然而民主化的台灣，畢竟仍被早已滅亡（一九四九年）的中華民國「借殼上市」。因此，台灣雖然「事實獨立」，卻仍未「法理獨立」。到底台灣獨立建國的障礙在哪裡？今逢獨盟創盟四十週年，謹以此文獻曝於所有建國夥伴。 我認為台灣獨立的障礙有以下五端： 一、外來的中國國民黨：長期掌控台灣政治的中國國民黨，係以流亡自中國的統治集團為主體，他們所抱持的國家觀念是以大中國為中心的「大一統」觀，缺乏現代國家的「國民主權」觀念。「中華民族」的政治迷思，造成血緣、種族、國家概念混淆不清，阻礙著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認同。 二、奴性的台灣民眾：中國國民黨這一套以大中國為座標的「去台灣化」教育，制約（conditioned）出無數奴性人民，至今仍改不掉「賤台灣，貴中國」的奴性。世界上很難找到如此奴性人民，那麼擔心自己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就像習慣當奴隸的黑奴厭惡林肯解放他們；就像習慣綁小腳的女人痛恨秋瑾主張放足；就像最後一個太監慶幸自己來得及閹掉他的寶貝。 三、唯利是圖的商人太多：部分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投資中國的台商，只在乎自己企業利益，而無台灣長遠與整體思考，甘願淪為中共對台「以商逼政」的統戰工具。 四、綠營中的投機腐敗份子：近十幾年來綠營內部出現幾位變節的投機政客，如許\某、施某、朱某、沈某、葉某、錢林…等等，或是什麼茜、什麼文者流，原先他們都把獨立建國之聲喊得震天價響，受人民擁戴而出，曾幾何時卻搖身一變，背叛選民而去。這種政治變色龍讓選民寒心失望，選民被騙怕之後，對獨派失去信心，以為所有獨派人士都是如此投機。再者，綠營中出現少數的貪腐案件，也同樣讓民心流失，以為台獨也不過爾爾。這些貪腐案若再不被檢討，甚而反被合理化解釋，對獨立建國傷害更大。 五、獨派中的絕對主義者：台獨的論述本可多元多面，殊途同歸，但常見不同論述者互相攻擊對方。在我看來，各有其推廣作用，與其互相攻擊，何妨分進合擊，去對付國共兩黨。再者，把獨立建國的問題拘泥在語言上面也是鑽牛角尖。常見部分獨派人士動輒就以是否講「台語」為檢驗標準，然而，像阮銘、林保華、金恆煒、曹長青等人不懂「台語」（應說「台灣閩南語」），但都堅定支持台獨；而像王曉波一口流利「台語」，卻是敵視台獨。將獨立建國拘泥於單一語言，無異是排斥其他語族參加獨立建國，則台獨永無成功\之日。 能克服以上障礙，獨立建國才有希望。有人說，國際社會不承認，以及中國的威逼，才是台獨的障礙。答曰：國際社會不會支持一個自己不想成立的國家。至於中國威逼，台灣早已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面對中國，沒有獨立問題，只有抵禦外侮的問題。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將自己「敵國內政化」來維護國家安全。誰找得出這種國家，我的薪水讓他領。 * 本文原載自由時報，2010年3月14日。

一九七○年成立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今（二○一○）年為四十週年慶。這個時際，世界各地的台灣人代表也在台北舉行「世大會」，共同探討台灣獨立建國的新課題。 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與軍事崛起，又面對中國國民黨復辟政權，向中傾斜，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建構新國家的努力，相對於二十一世紀初的政治形勢，是困頓的。這個時候，慶祝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四十週年，應該嚴肅地省思。 何以台灣的獨立建國運動未能走上坦途，仍陷於困境？外來的殖民統治體制，以殘餘、虛構、他者條件，仍能以少數統治宰制著台灣。為什麼？進入民主化時代，全面選舉公職，為何不能完全改變困頓政治形勢？這不只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問題，更是台灣的問題。 二戰結束，許\多被殖民國家都以內部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兩種獨立運動，走向獨立化，建立新國家。儘管因此，或分裂為兩個政治體，例如南韓、北朝鮮；或先分而後合之，例如南北越後來統合在北越政體。台灣，卻只在依附美、日，或依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的外部條件中，落到現在，國不成國。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對內不足以形成絕對多數的有力，對外無法成為世界各國矚目的焦點。一方面，當然是台灣內部的殖民和被殖民分歧、自我削弱存在條件；另一方面，應該是政治運動缺乏文化光環，而且被殖民體制的權力位置消蝕。 台灣沒有像達賴喇嘛一樣的領袖人物，他穿梭世界各國，舉手投足言說，無不展現圖博（西藏）的議題，而能夠感動人心。已故的阿拉法特，即使他備受爭議，也將巴勒斯坦建國運動的能量充分發揮。反觀台灣，只有生產與消費的經濟性風光，政治常常重經濟、輕文化。 海外的台灣人，常常只重視政治人物，投注的心力也在選舉公職的政治明星。而獨立建國運動應該是文化性的，不只是經濟性的。重經濟輕文化，重政治人物輕文化人物，陷於體制黑洞的政治動向無法散發光與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加油！台灣獨立建國加油！台灣加油！ （作者李敏勇，詩人，原載自由時報2010/03/14）

台灣獨立聯盟於一九七○年一月一日由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台灣五個台獨運動組織合併成立，後來加入南美，象徵海內外台灣人大團結時代來臨，造成轟動。 台灣內外的運動面臨的壓力有異，在海外稱為獨立運動而不稱為民主運動；在台灣內部則稱為民主運動而不稱為獨立運動。其實，提高「台灣人意識」是台灣內外運動共同的準則，至於自由、民主、人權就是聯盟所尊崇的價值觀，無論獨立運動或是民主運動，共同的精神就是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台。不過「打倒中華民國外來政權，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這個口號在外國的台獨運動喊得比較響亮。 當時台獨運動的出發點是「台灣民族主義」，主張台灣人的概念必須提升到台灣民族才能夠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又對於中華民國這一外來政權的觀點，由於民主化的變遷，中華民國呈現台灣本土化的現象，從而，「打倒中華民國體制」的口號也有所鬆動。「終止、終結…中華民國體制」等修正應運而來。透過參與選舉，進入中華民國體制的台獨運動者、民主運動者日增，台獨運動要如何應付「中華民國體制」遂成為台獨運動的一個瓶頸。台灣到底已享有主權，或沒有主權，或主權地位未定，意見紛紛莫衷一是。「台灣人共同來確立台灣國家主權」也許\是一個新的團結口號。 一九九一年聯盟先是翻牆遷台，隨而所謂「黑名單」的開放，遂奠定台獨聯盟總部由美國遷回台灣。遷台後，聯盟決定群眾運動與選舉交叉運作的「剪刀理論」。現在看起來剪刀的運作未必成功\，反而使聯盟組織鬆動化。其實鬆動化也有與各社團融合、合作的積極作用。 一九八七年台灣獨立聯盟改稱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名稱多了「建國」兩個字，實質上運動內容不見得有什麼變化。聯盟成立開始，甚至所有獨立運動都以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為目標，台灣共和國不是要繼承將被打倒的中華民國體制，也不是要從自一九四九年就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而獨立，聯盟一向追求的是台灣共和國這個新生的國家。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參與公職的選舉，很容易讓政治人物融入中華民國體制內，而讓中華民國繼續存在，這雖然可以免卻「消滅中華民國這個在台灣存在的獨立國」的印象，不過若為台灣的將來設想，台灣這個新誕生的國家，不是繼承中國，也不是從中國分裂，這樣才能夠享受全新的、安定的地位。 （作者為台獨聯盟主席） * 本文原載自由時報，2010年3月12日。

台灣獨立運動始於一九二０年初，當年留日學生林呈祿、蔡惠如、謝春木等創刊「台灣青年」，及至六０年代的王育德、黃昭堂、廖建龍等人也開辦另一份「台灣青年」。兩本不同年代面世的「台灣青年」，同樣主張並標舉了台灣人民獨立建國的精神，於一九七０年一月五日，由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南美及台灣島內的台獨團體，串連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八七年改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簡稱『獨盟』） 今年，獨盟40歲了。 40年，一段滄桑歲月、一路崎嶇坎坷；有淚\有血，充滿喜怒哀樂的日子。 現任獨盟主席黃昭堂，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一書序文中明示，台灣獨立運動始終不變的宗旨是： 1.終結中華民國體制。 2.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台。 更重要的是，台灣獨立不是要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而是要結束一九四五年以來中華民國的統治。如此，台灣才能向國際社會嗆聲「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同時可以名正言順地，憑一個「國家」的立場，捍衛台灣獨立的主權。 九０年代末，前總統李登輝，曾經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指出：「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要走自己的路，不能被牽著鼻子走。」 隨後也特別強調（九九、七）：「兩岸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兩國論的濫觴） 二千年政黨輪替。民進黨陳水扁上台後，他的兩岸政策「時柔時硬」且 「忽右忽左」。譬如拋出「四不一沒有」、「新五不政策」，接著又宣示「台灣前途決議文」，然後再提「兩岸一邊一國」等，讓矢志推展台獨的獨派人士，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者——咸認李登輝與陳水扁，終就是台灣人民選出的總統。李居然膽敢暢言鏗鏘有聲的「兩岸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尤其堅持走台灣自己的路；而扁也毅然標榜「兩岸一邊一國」，因此台灣獨立的未來充滿無限希望，達成建國的目的也乍露曙光。 憂者——結果是，李登輝難以抗拒中國的文攻武嚇，在施政上不時「有意無意中）配合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扁呢？在野時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爭取建國的民進黨政黨屬性，竟然在他執政的後期蛻變走樣。 是以，喜、憂導致獨派人士的徬徨：繼續前進嘛，當前的國際現實與兩岸情勢，是一垣頗難突破的阻礙；就此頹廢放棄，則枉費40年來海內外獨派人士，為台獨嘔心瀝血的奮鬥和營造。 ０八年扁下馬上。 一位住在日本的獨盟朋友在電話中沮喪地表示：「我很悲觀，台灣的獨立建國大概氣數已盡。」 之後接踵而至的卻是馬英九的快速傾中。 這位朋友更絕望了。他哽咽地說：「台獨是一場遙不可及的夢，如今，夢碎了。」 「未必啦！」我安慰他：「猶太人和巴勒斯坦尋求獨立建國的艱辛過程和決心，可供我們借鏡。」 猶太民族於三千年前，於巴勒斯坦建立大衛王國，直到一九四八年正式建創以色列國，其間經過多少兵燹與異族之間的衝突殺戮，才終於達成獨立建國的目的。 同樣。數千年以還，無數阿拉伯國家，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新興國家，也淬煉過四次中東大戰，以及數不清的戰火洗禮而聚留將近四００萬巴勒斯坦難民。今天，他們仍然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國。近半個世紀來，為了獨立建國而和以色列抗爭不絕、戰端不斷，不但決心不變且勇往直前。 當然，審視當下大環境和兩岸情勢，加上馬政權的親中，必然讓獨派人士受挫或氣餒，但只要把台獨視為台灣人民非達成不可的終極志業，十、二十年不成，可以伺等五十或百年之後；也許\這一代不成，可以寄望於下一代或下下一代。 無可諱言，台獨之路坎坷難走，但還是要走，這是台灣唯一一條該走且必須走的路。 所以，獨盟與獨派人士千萬不能喪志，看看阿拉法特如何激勵自己。他說：「我憂心巴勒斯坦的獨立建國，不管遭遇多大的挫折也絕不灰心，因為一灰心，我的視線就變得模糊，因而看不清前去的路。」 西班牙有句諺語：旅人呀！前面沒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 總之，欣逢獨盟40周歲，但願所有獨盟的朋友和獨派人士，繼續加油、向前走！ ●「獨盟」將於3月12日下午二—五時，在台北國賓飯店2樓，舉辦「傳承與前瞻」研討會。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本文原載民眾日報，2010年3月9日

三月二日是雲州大儒俠史艷文四十歲的生日。四十年前每播出布袋戲史艷文就造成萬人空巷，因為人人都守在有電視的家庭裡，觀看雲州大儒俠史艷文。收視率曾創下九十七個百分點的空前紀錄。即使如此的轟動，史艷文的下場就在新聞局下了「妨害農工正常作息」的公文後，停止演出。 同樣回顧一九七○年的一月初，以留學海外的學生為主在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及台灣島內的台獨團體共同成立世界性台灣獨立聯盟（現在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迄今已屆創盟四十週年。在全世界告訴外國人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並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史艷文帶給台灣人民快樂，台獨聯盟成員則在海外為台灣獨立發聲，兩個不一樣的組織同樣付出的代價就是，史艷文遭禁播、爭取台獨的學者被列入黑名單不得返台。這樣的經歷，我們想問馬總統，既然您在三月二日的媒體上，口口聲聲說史艷文儼然成為當時的民族英雄，那為何會遭禁播？既然是正直、善良、勤奮、包容等特性，凝聚了台灣民眾的共同記憶，那為何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要讓記憶破碎？ 遲來的認同與刻意的打壓，讓台灣的文化無法得以發揚光大，新一輩的年輕人對於史艷文一無所知，當初被迫居留海外的獨盟精英份子回國後已是白髮蒼蒼，如黃昭堂、許\世楷博士等人。造成這一切的國民黨依舊在媒體前以不斷的口惠，來粉飾親中的核心價值，日前才嘗試刪除教科書中的台灣史，下一站就參加史艷文的慶生派對，面對如此善於角色扮演的執政黨，史艷文和台獨聯盟的四十歲的生日，一路走來辛苦了！（作者為寶島新聲廣播電台總經理）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2010年3月4日。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教授兼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台灣獨立聯盟是在1971年初，由海外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日本）、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台灣人權委員會（加拿大）、全歐台灣獨立聯盟、以及島內的台灣自由聯盟結合而成，日後，又加入南美本部，迄今已經四十年，盟員遍佈世界五大洲。如果以台灣青年社（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前身）在1960年開始發行刊物《台灣青年》來算，組織屹立半個世紀。 台灣獨立聯盟在1987年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意思是說，除了從事獨立（state-making）的工作，還要兼顧建國（state-building）的任務。此外，由於獨盟主張「凡是認同台灣，熱愛台灣，將台灣看作故鄉，願意和台灣共命運的人，無論是第幾梯次遷徙台灣，都是台灣人，都是台灣獨立後的新國民」，因此，可以說是最早正式揭櫫公民式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團體，也就是強調塑造台灣民族（nation-building）的重要性。 如果說戰前的台灣人民族自決運動受到韓國三一運動、以及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畫所啟蒙，戰後的台獨運動則受到二二八事件所影響。由於受制於中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菁英不是被槍決、就是禁錮火燒島（綠島），台灣人嚮往自由的香火只好前往海外延續，特別是離台灣最近的日本、以及比較容易取得理工獎學金的美國。這些留學生不畏國民黨政府的威脅利誘，節衣縮食、鼓吹台灣獨立，希望早日把台灣建立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也因此，被國府視為毒蛇猛獸、列入禁止返台的黑名單。 在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初期，李登輝擔任總統，台灣加速進行民主化，這些流亡的鮭魚紛紛闖關返鄉，包括莊秋雄、吳信志、蔡正隆、郭正光、張丁蘭、毛清芬、何康美、周叔夜、羅益世、以及李憲榮等等，而李應元更是與軍警捉迷藏長達一年多。由於獨盟幹部先後入獄，包括潛回入境的郭倍宏、李應元、王康陸、張燦鍙等，以及島內的鄒武鑑、以及江蓋\世等人，激起社會促使政府廢除刑法一百條，台獨思想終於無罪，這些叛亂份子才被釋放出來。 民進黨在1986年成立後，海外的台獨聯盟與之交好，尤其是高唱獨立的新潮流。根據當時的默契，只要新潮流的流員到海外，就自動成為獨盟的盟員，因此，儘管彼此並不相識，還是可以四處受到照顧；相對地，如果盟員返台，當然是要加入民進黨。然而，當獨盟正式遷台以後，不只是意識型態南轅北轍的美麗島有所保留，連昔日的盟友新潮流更是冷嘲熱諷、明暗排擠，理由無他，立場相近、市場競爭當然激烈，就顧不了當年相互提攜的革命情誼。 如果說中華民國政府的閣員有世界上最高的博士比例，作為一個革命組織，台獨聯盟恐怕是擁有最多博士的團體，換句話說，盟員在各領域有其專業能力。如果就社會運動與參與選舉的二分法來看，除了擔任教職，大部分返台的盟員會選擇前者，包括環保運動、語文運動，只有少數直接踏入政壇。 在美式作風的張燦鍙擔任獨盟主席之際，決定正面加入民進黨，甚至於一度參選主席。然而，因為獨盟具有嚴厲的組織，間接促成其他派系的團結，加上不諳民進黨的中國式文化，也就是一個女兒答應許\配給好幾個女婿，終於嘗到水土不服的滋味。日後，他雖然當選台南市長，還是被民進黨視為眼中釘，特別是陳水扁。 其實，不少民進黨員前往海外，都被吸收為秘密盟員，因此，不只是新潮流，獨盟在各派系都有盟員。在國會改選之初，具有獨盟身分的立法委員還合組台灣國會辦公室，成員包括陳唐山、王幸男、以及林國華等等，儼然是最大的黨團。然而，當民進黨開始採取堅壁清野的策略，尤其是提名政策被派系壟斷之際，獨盟身分已經沒有加分、甚至於會被質疑具有二心，忠心耿耿的反而被視為孤鳥，譬如創黨的祕書長黃爾璇，雖然專注法案、問政認真，卻連提名的機會都沒有，當然與選民無緣。 接任獨盟主席的黃昭堂作人海派，選擇與民進黨分進合擊，一句「成功\不必在我」，讓潛在的競爭對手自動卸下心防，因此，在諸多獨派大老當中，民進黨員最喜歡跟這位歐幾桑撒嬌。在台灣團結聯盟成立後，他採取等距離政策；又因為具有相當日式風格，與前總統李登輝有共同的語言，因此，儼然又有魯仲連排難解紛的功\力。在李登輝遭到民進黨撻伐之後，能遊走各方、一言九鼎者，就剩下黃主席了。 在民進黨執政後，盟員羅福全、許\世楷先後被任命為駐日代表，發揮專長、以及人脈，後人很難超越其成就。在第二代盟員當中，就屬李應元最年輕有為，專業能力不說，社運經驗豐富、政治整合一流，2004年的牽手護台灣運動，若非他居中協調，恐怕無人有辦法將獨派、民進黨、以及台聯的力量結合起來。另外，已經不參政的郭倍宏也是具有大將之風，其師奶殺手的魅力，恐非民進黨諸多小將可以比擬。在學界，任教義守大學的江仲驊默默耕耘社運，二、三十幾年如一日，無人能出其右。 在當前台灣的政治圈裡頭，不要說綠營，在藍營、甚至於統派，都有獨盟的成員。大家奉獻自己的青春，無怨無悔。若問獨盟是甚麼，風吹草偃罷了！台獨聯盟的同志，生日快樂、繼續打拼。 * 本文原載《玉山周報》2010/3/4。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因政治環境的變遷和政治立場的互異，而有不同解釋。 戒嚴時代（包括事件發生時）中國國民黨的官方說法有二： 其一說，因為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影響，所以反抗祖國政府。要反駁這種謬論很簡單，只要問：終戰時台灣人熱烈迎接「祖國」，是否也受日本奴化教育影響？ 其二說，因為台灣人受共產黨的蠱惑。這種說法無異替共黨吹噓，僅憑數十名共產黨員，就能叫動全台起來反抗國民政府？戰後潛藏在台的中共黨員金堯如，事後回憶說，當時在台的共黨勢單人少，毫無作用。 中共也樂得國民黨這樣替他們宣傳，因此隔岸瞎扯，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同胞響應延安毛主席號召的革命行動。台灣有一位親北京的「學者」也呼應說：「二二八事件是全國範圍之內的中國人民反抗國民黨政府腐敗統治的一部份。」這種政治語言不值識者一哂。可歎的是，此人目前正被馬英九重用，名列教育部九八課綱歷史科修訂小組委員，台灣的歷史教育交在這種人手中，這是七百多萬挺馬選票的發酵！ 以上幾種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瞎說，因為新史料出土而已不攻自破。近年來馬英九終於承認二二八的起因在於「官逼民反」。願意承認「官逼」已是一大突破，但僅止於「官逼民反」的解釋，無異把責任全推給當時主政的陳儀，如此解釋並不周延，也欠公允。 另外，「族群衝突論」是最常聽到的解釋。在事件前後，族群衝突確實嚴重。但若全以族群衝突來解釋二二八，則只見其表象。 長期生活於同一社會內的兩個族群的對立，才是族群問題；但若是來自不同社會的兩個族群（新移入者與原居民）之間的對立，則非純粹族群問題，而是兩個不同社會的文化差異有以致之。戰後台灣即面臨如此狀況，在族群衝突的表象背後，還有更深層的本質，即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文化落差。 為何牽親引戚的政治，讓台人痛心疾首？為何「吃銅吃鐵」、「五子登科」的官場，開了台人五十年未開之眼界？為何陳儀宣稱「公務員不揩油」會引起台人詫異？為何外省軍人上車不買票、不排隊，台人憤憤不平？為何抗議的台灣民眾到專賣局焚毀器物時，不會搶奪錢財？反倒是號稱「清鄉」的官兵卻會劫奪民財？…這些為何，可用半山人士連震東提醒國民政府的這段話來解答：「台人經過日本多年的訓練，過的是新生活，台灣人有洗澡的習慣，很清潔，勤儉…」。 日治時代台人透過現代教育，接受近代化文明，改變了舊農業社會的體質。台灣社會逐漸從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邁向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難怪戰後來自中國的記者作家們，對於台灣文化水準都一致好評。（參拙著《唐山看台灣》） 然而高文化的台灣人卻被中國官員辱罵「奴化」。《民報》社論（1947.2.19）索性為文反諷：「自祖國來臨的大先生們，時常說我們奴化，當初我們很憤慨，不知指什麼為奴化，現在我們已經了解，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個『祖國化』的社會生存。」寥寥數語，道盡雙方文化落差。八天後二二八事件爆發。這場衝突，豈止官逼民反？豈止族群衝突？族群沒有原罪，文化差異才該面對！撫今追昔，馬政府將引狼入室，能無戒乎？ （http://www.jimlee.org.tw，原載自由時報2010/02/28）

～戒嚴時期推動台獨會危及生命財產，今日主張台獨卻可獲得群眾，在台獨聯盟創盟四十週年回顧台獨運動的艱辛～ 最近有人在媒體表示，自己主張台獨，獲得很多群眾的擁護，並博得「勇敢」的美名。主張台獨會獲得很多群眾擁護是真的，至於是否「勇敢」值得商榷。台灣社會幾十年來出現相當大的變化，以前「台獨」運動只能暗地裡做，「統一」的主張卻可以大鳴大放，今日正好相反，統派人士由明轉暗，台獨運動卻是被公開提出討論，「台獨」主張不只沒有危險，還因為可以凝聚群眾而獲得政治資源，所以沒有「勇敢」的問題。 蔣介石嘴巴一直掛著「民主憲政」，可是他費了很大的力氣打壓民運，台獨運動更不用說，蔣家政權是將台獨與「共匪」劃上等號。因為在台灣難以生存，所以台獨運動反而在國外發展。到了蔣經國時代，雖然還打壓民運人士，可是民主的主張已浮出檯面，然而台獨的主張還是禁忌，直到鄭南榕殉難之後，台獨的主張才逐漸浮出檯面。 在國外從事台獨運動人士可算是台灣人的菁英，雖然可避過牢獄之災，可是變成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黑名單，有家歸不得，它是一段很淒涼的歲月。有人本來應該有很好的前程，就是參加台獨運動影響了事業，還要擔心中國國民黨政權透過各種管道抓人，這種生活當然不是現代台灣人可以體會的。 現代的台獨運動人士只要喊出台獨，就會有一大群選民跟隨，誤以為這是自然的現象，事實上這是前人所鋪的路。終戰初期，幾乎所有台灣人都認為回歸祖國，不可能會有台獨思想。中國國民黨政權雖然對台灣人表示，大家都是中國人，事實上沒有將台灣人當作自己的人，利用戶籍資料實施族群隔離，台灣人的命運一樣是面對殖民統治，所差別的是統治者從日本政府移轉到中國國民黨政權而已。 台灣人將殖民統治當作宿命，認定自己天生就要扮演被統治的角色，因為中國國民黨政權並非新生的統治者，而是繼承日本政府實施殖民統治，所以台灣人對待中國國民黨政權與對日本政府一樣，多數人只會向統治者要好處，沒有想到擺\脫殖民統治的命運，有人甚至於還扮演統治者「以台制台」的工具。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還未建盟以前，在各國（主要的是美、日）就已形成台獨運動組織，在四十年前整併成為台灣獨立聯盟，後來改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整併前後都對台灣的獨立建國有相當大的貢獻，若沒有台獨聯盟的啟蒙運動，台灣人認定自己被殖民統治是一種宿命，不能改變。若沒有人冒著危及生命財產的風險來推動獨立建國運動，台灣人會將中國國民黨政權當作日本政府一樣，是當然統治者，台獨聯盟最大的貢獻是喚醒台灣人，讓台灣人知道人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國家。 有人說日治時代的政府是零缺點，從來沒有出現過弊端，事實上日本政府不是沒有弊端，而是封鎖新聞。中國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之後，與日本政府一樣，完全封鎖新聞，讓台灣人看不到統治者的缺點，在這種環境下，不要說台獨思想，連民主思想都難以萌芽。就是台獨聯盟花盡心思，揭發統治者的一切真相，促使民主運動蓬勃發展。若沒有人揭發真相，台灣今日或許\還活在外來獨裁政權的統治下。 戒嚴時代，台獨聯盟從事體制外運動，目標是推翻實施殖民統治的外來政權。政治民主化之後，台灣各級政府的首長及議員都由台灣人依民主程序產生，推翻政府的正當性大打折扣，除了少數盟員還堅持體制外路線外，台獨聯盟已轉入體制內運動，依民主程序取得政權，再建立一個正常的國家。 年輕一代的台灣人看到的台獨聯盟從事體制內運動，與一般政治人物沒有多大差別，他們很難體會在體制外運動世代，啟發台灣人的國家觀念以及揭發外來政權的內幕有多艱辛。 （作者為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mhchen0201 * 本文原載台灣時報，社論，2010年3月12日

  （原載書名「日本大選後的亞洲情勢」，東北亞學會出版） 日本在2009年8月30日舉行眾議院大選，民主黨獲得空前的勝利，確立日本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的體制，成為今後日本政壇的新開端。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黨早在上台之前即曾提出建立新外交方向的說法。鳩山首相上就任後更宣稱「美國領導的全球化時代即將結束」，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主張日本加強與亞洲鄰國合作，調整為回歸亞洲的外交政策，呼籲建立「東亞共同體」及設立亞洲共同貨幣。2009年9月，鳩山首相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構想。「東亞共同體」涉及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衝擊到東亞政經秩序的建構，也影響到臺灣在東亞地區的發展優勢與定位。正值全球化與區域化快速發展之際，我們不可忽視亞太政經的變遷，以及觀察亞太政經秩序的重組。日本鳩山政權的誕生正好立足於東亞時代的序幕。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逐步深化的今日，東亞區域經濟在國際競爭中持續高度成長。尤其1990年初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浸透世界經濟，透過貿易擴大與國際資本流動，但這個世界經濟全球化過程也帶動新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歐盟〈EU〉由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六個國家開始，發展成為席捲歐洲的大經濟同盟，其後北美亦於1992年組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亞洲太平洋區域則於1989年由澳洲倡議組成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近年中，以東協為中心提出以東協加上中國、日本、韓國〈ASEAN+3〉，邁向將來形成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的構想。世界經濟事實上是由歐盟、北美的NAFTA與東亞區域經濟三個經濟體領導高成長區域，相對地，其他區域經濟發展不但不理想，各區域經濟體發展的落差〈Disparity〉也愈來愈大。 在冷戰結束後的東亞區域，由於中國沿海地區發展為「世界工廠」，從而帶動東亞經濟的繁榮，但中國的崛起也是東亞秩序新的挑戰，東亞新區域主義中「東協加三」或「東協加　六」，並不止於對區域經濟體的摸索，而是蘊藏東亞區域新的「力的均衡」〈Balance of Power〉。二十年來，中國大幅提升軍事力量，每年以二位數百分比增加國防預算，儼然是東亞新軍事勢力的崛起，近年來更由一個傳統大陸國家，擴張為具有飛彈優勢與海軍逐步深入太平洋的海權國家〈Sea Power〉。在同一時期，日本於1990年代後半開始提升日美同盟的內涵，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更進一步直接參與阿富汗反恐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後援活動，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曾宣稱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主軸，此種立論事實上一直延續至今。 東亞區域經濟持續繁榮發展是一個潮流，但另一個潮流是東亞新秩序如何維持「力的均衡」，一旦失去均衡將可能進入新的「不確定的時代」〈Age of Uncertainty〉。在東亞變動的過程中，日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且此一趨勢與日俱增。 日本經濟半世紀以來領導東亞經濟起飛，使東亞區域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最具競爭力。從東亞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觀之，正如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Development〉所示，日本經濟在1960年代開始起飛，帶動臺灣、南韓、新加坡與香港所謂東亞新興工業經濟〈NIEs〉的發展，接著更啟動東協諸國以及中國與越南的經濟起飛。這一段發展有兩個決定性的因素，其一是開放型的經濟必須階段性提昇國際競爭力才能帶動一國的經濟成長，其二是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東亞經濟在結構上加深國與國之間的國際分工，提升區域內相互依存的產業結構〈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y of Industries〉。因此，東亞經濟結構具有高度的互補性〈Complementarily〉，此點為其他區域經濟體所望塵莫及。 在此發展過程中，由於日本經濟的牽引，使上述東亞結構日趨緊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東亞經濟的國際分工已經從雁行理論所稱每一產品的階段性國際分工，演變為生產過程中中間財〈Intermediate Goods〉與最終財〈Final Goods〉的國際分工。岡本教授〈S. Okamoto〉稱其為「旋轉梯型產業發展」　〈Spinal Staircase Type Industrial Development〉，尤其是高科技密集產業的生產過程，由於東亞區域經濟國際分工的結果，使得中間財〈亦即加工品、零件〉與資本財的貿易額逐年提升，日本、NIEs、中國與東協各就其經濟結構的專長發揮國際競爭力，建構東亞經濟圈的互補性，並透過生產過程分工的貿易，促進日本及NIEs的技術在東亞區域逐漸分散，各自提升輸入國的競爭力。 現行的趨勢是日本與NIEs集中生產中間財，中國與東協輸入中間財加工成為最終財或成品，最後再向歐美市場輸出。這是東亞區域經濟成長的「三角貿易結構」。由於日本繼續發揮東亞經濟成長的牽引功能，從而加深東亞區域相互依存的產業結構，導致東亞經濟成長的最大貿易貢獻來自區內諸國。歐盟的區域內貿易佔有率高達62%，北美NAFTA為46%，而東亞雖尚未成立簽署的經濟共同體，但東亞區域內貿易佔有率在輸出部門是49%，而在輸入部門更高達59%。由此可知，中國經濟的高成長與日本和NIEs的技術、投資與貿易的貢獻息息相關。 因此，東亞經濟圈已經是實質上〈de facto〉的經濟共同體，目前「東協加三」或將來的「東亞共同體」，只是在制度上如何達成政治協議的問題，又因目前東亞經濟體在全球化下具有高度的競爭力，所以也未必需要採取過度的區域保護政策或者是主張區域的封閉性，這點與歐盟、NAFTA或其他具有封閉性的經濟共同體有所不同。 在建立制度的過程中，中國與日本開始爭取東亞新秩序的領導權。1999年，東協高峰會後發表「有關東亞合作的共同聲明」，強調除了經濟〈貿易、投資、貨幣、金融〉與社會議題〈社會開發、科技開發、文化資訊等合作〉之外，也包括超越國境的政治與安全保障等領域的合作。但實際上則是由中國首先付諸行動，200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表明中國準備在10年內與東協十國簽定自由貿易協定〈FTA〉，這就是「東協加一」的開始。危恐被中國取得在東協的領導權，緊接著日本、韓國也與東協達成同樣的協議，從而形成以FTA為中心的「東協加三」，同時也展開中國與日本在東協或東亞地域爭取領導權的開端。 接著，東亞國家又召開「東亞高峰會」，如何邁向「東亞共同體」成為東亞新秩序的一個課題。在冷戰時代，東協只是ASEAN5，亦即自由陣營中的印尼、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與菲津賓五國所組成，於1976年相互締結東南亞友好條約〈TAC,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以互相尊重主權與不干涉內政為基礎，和平處理任何相互紛爭為內容，此點成為東協與任何國家締盟的必要條件。目前東協十國亦相互簽定TAC。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亦於2003年先後與ASEAN 10簽署TAC。2005年，澳洲、紐西蘭亦表明參與東亞高峰會並簽署TAC。由此觀之，東協加六（包括印度、澳洲、紐西蘭）將來可能成為「東亞共同體」的成員，而東亞秩序的核心就是東協十國。 中國在2000年倡議「東協加一」時，其企圖不止於經濟利益，意圖搶先日本而與東協強化全面性的合作關係，以建立中國在東協區域的領導權。接着，日本小泉首相於2002年與新加坡簽署兩國間經濟協定時，更呼籲澳洲與紐西蘭為將來擴大東亞共同體的伙伴，以增加民主主義國家的參與，民主化的印度亦積極參與東亞高峰會議。 最近，日本東亞共同體評議會（Council of East Asia Community）擬定的東亞共同體憲章，其中特別標榜：其一為自由、民主、人權維護為東亞共同體的共同價值觀，其二為東亞共同體應為開放性機構，也就是不排除美國加入，亦考量WTO會員的臺灣以適當身份加入。中國一直反對美國加入，也不會同意日本提出民主普世價值觀，反而支持東協TAC不干涉內政的立場。其實，日本提出民主的普世價值觀，與日本近年外交政策是一貫的立場，2006年11月安倍內閣的麻生太郎外相曾提出橫跨歐亞邊緣國家「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的外交戰略，主張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日本外交〈Value Oriented Diplomacy〉。這是從2001年小泉首相上任到2006年安倍首相上任的六年中，日本積極參與和平安全的國際貢獻所提出明確的外交立場與主張。中國自稱為「和平崛起」，但日本在外交上積極主張民主普世價值的態度，其外交戰略可稱之謂「民主的崛起〈Democratic Rise〉」。日本在東亞區域標榜「民主價值外交」，其用意至為明顯。 1990年初冷戰結束，民主化潮流席捲歐洲，蘇聯瓦解、東歐國家民主化，但冷戰結束後的亞洲，卻留下四個尚未民主化的國家，也就是北韓、緬甸、中國與越南。北韓、緬甸一直維持封閉性的一黨專制體制，而中國與越南由於經濟開放政策的成功，在經濟上與高度成長的東亞經濟接軌，因而經濟起飛但政治上仍維持一黨專政。以上四國迄今仍被Freedom […]

靜宜大學教授／前駐日代表 一、認同 A 7、8歲時＝唱著「我最喜歡軍人，將來長大後，乘著馬hi-do-do」，而夢想將來做陸軍上將，無知於與日本人有什麼差別。進草屯公學校以後，覺得與日本人不一樣，常與小學校日本學生打群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3歲入學台中一中，遇到外省老師覺得與自己人不一樣。228更覺得「外省人」有如外國人，此後親密朋友多是台灣人。愈長大愈覺醒「外省人」具有特權，很多台灣人遠離政治，我卻覺得要探討為什麼有差別，是我大學讀政治系的原因。 其實在中學時，我讀過吳獨流《亞細亞的孤兒》，描寫在台灣受日本人差別待遇，就去了中國，但是在中國也不被看待是中國人，就回來台灣，後來發狂了。這個小說讓我在成長的過程中，常常有實際的印證。 B 到日本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碩士，選「1874年台灣事件」為論文題目，發覺日本兵屯營屏東與牡丹社排灣族對抗，清軍在附近僅觀察做報告給清廷。此間西螺廖氏因為納稅問題反清朝官，寫信約日本軍挾攻清軍。各自認同不同，尤其是清軍代表清朝政府卻不保護人民，「徛高山看馬相踢」。 C 到博士過程，當時我對國際關係下現地住民的動向頗有興趣，就選「台灣統治過程中的抵抗運動1895～1902年」為論文題目，後來將這一論文增修，1972年由東京大學出版會以『日本統治下の台湾』出版。 D 我寫這一本書的時候，認同的問題在我自己已經解決的差不多。書翻開的第一面寫「以本書獻給仍被虐待著的我同胞。」這裡指的就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台灣人，他們就是我的同胞。 E 我是以學術的研究，透過台灣人的歷史，尤其是經常都被當做統治的客體的台灣人歷史中尋找主體性政治動向，以了解「台灣人是什麼」。 F 人是社會所產生的，各社會有其獨自的歷史，在其中受成長的人，身心必受其社會歷史的刻印。所以對「我是什麼」最根本的答案，是綜合該人所屬社會的歷史。 G 以「台灣民主國」為例，總統以下高層的外來官兵，不戰而逃。在地的住民卻在其後，開始頑強抵抗侵犯故鄉的日本兵。「外來」與「在地」是對這個土地認同的很重要的標準。當然這是一般論，更理性的人有其他更理性的選擇，如現在有不少「外省人」親惜住慣的台灣，也為民主、為自由，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侵入等。 H 回過頭來看，我參加組織性獨立運動是，1960年初黃昭堂前輩帶我去王育德先生家，互相確認都對台灣的事很關心，遂參加「台灣青年社」，即「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前身。 之後提出「華僑」正名為「台僑」之議；對王先生所提出是以本名寫論文走台灣民主化路線，或以筆名寫論文走台灣獨立路線之問，我強烈回應應採後者得大家贊同，遂明確確定該社此後基本路線。 I 1965年7月，我在《台灣青年》發表「關於台灣人的定義（台湾人の定義について）」其基本概念是較偏向於以歷史為基礎的民族主義，「1895年日清戰爭的結果締結馬關條約，該年6月2日於兩國間授受台灣以前，居住於台灣，於1897年5月8日即根據馬關條約規定台灣住民去留決定之日以後，仍決心居住於台灣的人以及其子孫，為台灣人」。所以對「外省人」認定其是否是台灣人，仍是視其是否明顯認同台灣為依據，可以說是例外處置。 J 但是順著時代潮流以及島內「外省人」、「本省人」認同的變化，1988年我發表『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時，明確規定「台灣共和國，由為台灣人的自由、台灣共和國的獨立而盡力；並且，決意永遠以台灣為其祖國的人們，結合構成之」。這裡就無「外省人」、「本省人」之分，認為台灣因其文化、社會背景之異，有原住民、福佬、客家、北京語系四族群，但只視其認同台灣與否而定台灣人。 K 在今年517遊行致辭時，我說：「以文化、社會背景而論，台灣有四大族群，但若以政治上認同來分，只有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兩種。你若是選擇台灣做你的祖國，你就是台灣人；你若是選擇中國做你的祖國，你就是中國人。台灣人要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中國人要歡迎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來統治台灣。要做台灣人或是中國人，這與族群出身都無關係，是你的國籍選擇、效忠對象選擇的問題」。這是我最新的台灣人的定義。 二、獨立 A 當你認同做為台灣人時，你就是自認為你是台灣人這個共同體的一分子，你要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反對中國合併台灣。這是意味著你必須具有自己選擇的主體性，這就是台灣人獨立的初步。獨立主要是靠自己的選擇，自己的堅持，而不是視中國是否同意；美國、日本等是否支援。有此主體性始有支援者，支援亦始有效果。 B 時代的潮流是鼓勵住民自決，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規定人民有自決權。台灣人的主體性應表現於其自決權，台灣人的獨立於茲開始。 C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每年的228紀念會會場前面，左右各直寫「反對中國侵略台灣」、「打倒中華民國體制」，上面橫寫「台灣獨立萬歲」。這就是主張台灣獨立是反對中國合併台灣，否認中華民國統治。也就是反對及否認「兩個中國論」、「分裂國家論」、「中華民國繼承論」等made in China的想法。 D 因為台灣在國際法上，都未曾為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我曾在1961年4月的『台灣青年』「從國際法上所觀台灣地位的決定（国際法から見た台湾の地位の決定）」）論述過。 三、建國 A 反對及否認是主體性的發揮，獨立的開始。但是需要以建國的概念綜合實現之，尤其是應以建立made in Taiwan的新而獨立的國家，即新生國家（New Born State）方式思考之。 B 以「台灣青年社」的啟蒙運動開始，尋找台灣人的認同；繼而以「台灣獨立聯盟」尋找台灣獨立的根據。現在即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推行建國運動。 C 根據今年5月行政院研考會民調，65%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但是要保持其為台灣人的結局，只有建立自己的國家。銘記之，「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