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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勇／蘇麗明 您離開的那一天，晚上，我們去看您。在悼念的素白花朵之間，您微側形影的半身照流露親切的笑容，一如您平常的表情。站在您面前，向您致意，已是道別而不是相遇。而您，竟似驀然回首，在燈火闌珊處。 朋友們笑談著您，話語中含著眼淚。如果在日本，那晚應該是通宵，朋友們聚集在一起，環繞著您的話題，一巡一巡地喝酒。但這是在台灣，在您曾經長期不能回來的祖國。風俗畢竟不同。 我們與您亦師亦友的時間，已歷二十四年。在日本，也在台灣，甚至在美國，在巴西，在德國，都留下人生的行跡。您在獨立運動的行列裡帶頭；而我以一個詩人的身份介入台灣的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您是我們尊敬的人格者；而您也尊重我作一個自由文化人的追尋之路。 您喜歡稱我為詩人；我習慣尊您為主席。我雖不是台獨聯盟的成員，與獨盟朋友的交往親密讓外人以為是。記得與我同齡的林濁水，還在國會時，與小說家李喬和我參加一個研討會時，咖啡時間的交談，就對著我說：「你們獨盟如何如何……」。喜歡劃圈子的硬團體新潮流，從前也被視為獨立路線，但那是台獨聯盟尚未遷台前的事。 堅持立場、寬容路線。您的涵養和風趣常常給朋友們帶來樂觀。麗明常說，聽見電話另一頭您的「嗨嗨」聲，陰雨之日也像晴天。您和蓮治姊的恩愛，是朋友們都知道的。我們在談到獨盟和新潮流的革命性時，偶而會以成員的婚姻相比較，右左路線的某些價值觀差異風格，微妙地顯現出來。 蓮治姊離開人間的前幾天，我們曾有餐敘；這次您動小手術，之後，我們應該也會有餐敘。但傷感的事情常常在偶然之間，在冥冥之中。蓮治姊走後，您的寂寞我們都知道，常常想怎麼讓您多一點朋友之間的歡笑聲。但您的體貼、客氣，有時候令人不捨。您這次令人意想不到的離別，不只我們，許許多多朋友的心是痛的。 您要和蓮治姊在天堂相見了。革命的伴侶既在人間，也在天堂。看著您微笑離開的形影，我們想像您的新旅程。離別，是為了新的追尋。您回望著我們繼續在這個尚未形塑真實國家的島嶼，在說：「朋友們，再努力！」會的，我們會在各自的領域，為建構一個美麗國家，繼續在未竟之路加油。 秋涼的時節，您寫下人生的句點，完成您生命的一冊書。我們會翻閱細讀，因為您就活在書頁裡，在永恆的意義之中。這些意義的亮光會照在我們的土地上、在人們的心靈。

老包 「死不會讓光明消失。死是在黎明來臨時將燈光熄滅的東西。」 ──────印度詩人泰戈爾 最後一次見到黃昭堂主席，是不到一個月前的十月二十四日。那天下午在台北有一場「哲人政治家──李登輝之『我』（黃文雄著）」新書發表會，重頭戲是李先生的壓軸演說，黃主席和我都有被安排上台致詞熱場。我因為是該書的序文作者，就敘述了閱\讀該書的若干「秘訣」──那就是要從藝術家很細膩多感的角度，去解讀類似李先生那個世代，曾經出生為日本國民的父執輩，他們內心的哀愁，以及生命中時代的縱深。 除了李先生，我也特別提到黃主席，他們身上共同具有的，一種藝術氣質；這也是我在這三年來，嘗試從政治場域的背後，去發現我們父執輩所曾經擁有，但被我們忽視的台灣人元素，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提到一個黃主席的小故事：有一次我們共同去參加一場喜宴，隔壁桌剛好坐了五、六個盛裝打扮、穿和服的日本女性，我告訴黃主席：「不得了，那些和服的花色真是美」，黃主席回答我：「我告訴你，和服穿上或卸下時，絲綢摩擦發出的聲音，更是令人陶醉……」我當場楞了幾秒鐘，嘆了一口氣，感慨的說：「唉，閣下實在是一個很有才華的詩人，而不應只是一個台獨運動家。」 喜宴後我在一篇文章中有記述到這一段，我還寫當時楞住的片刻，「彷彿在荒野中聽到拉赫曼尼洛夫的『帕格里尼主題狂想曲』，就在時光隧道中穿梭起來」。然後我們又碰面了，那一天大詩人李敏勇在場，黃主席竟然一字不漏唸出這一段音樂的形容，好像他急切的想要向多感的台灣詩人，傾訴潛藏在他內心的某個，關於人生韻律上的秘密。 在新書發表會，黃主席上台時，發言相當簡短，他除了肯定作者黃文雄先生的努力和才華，也對著坐在第一排的李先生，說：「能夠與李前總統出生在同時代，親身感受台灣民主化驚滔駭浪的過程，是一大榮幸」。這一句話或許\就成為黃主席，在公開場合發表的「告別語」吧？發表會散場時，我走過去和黃主席打招呼，他說找一天要聊聊，我說好，我也有一些話，「想對一個很有意思的人說呢！」。 黃主席去世那天，有記者問我，我說：「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獨派領袖」，所謂「真正的」，當然有一些深意；此外，我一向很欣賞的大文豪魯迅，其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用來形容黃主席的人生，也非常貼切。黃主席的傳奇人生，後人勢必會傳唱下去，往昔我曾多次催促他寫下傳記，或更早期的人生經驗，但願他多少有做一些才好。 至於我原本想對黃主席說，而來不及說的一些話，那就是在「哲人政治家──李登輝之『我』」這本書中，提到的詩人泰戈爾名言：「死是在黎明來臨時將燈光熄滅的東西」；我想跟黃主席談論這個概念，因為我在那本書的序文中，就有提到「所有的傳奇，終究會找到詮釋它的主人」。 既然有了詮釋與傳唱的主人，死亡當然不是光明消失，而只是黎明來臨時，人們隨手關燈，一個很自然的現象。傳唱與詮釋，將會使得一個曾經存在的生命，繼續如黎明般存在。  

認識黃昭堂主席是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當時是遠遠的望著他，讀他寫的書，觀察他做的事，帶著幾分敬畏，佩服他為台灣獨立運動無私的奉獻。1992年，他回到台灣之後，我開始可以近近地看他，跟他聊天，談起過去，話說今日，發覺他親切體貼，談吐之間流露出幽默風趣，待人處事則充滿智慧，不說人長短，處處展現自信與豪情。 他的一生就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寫照。1960年，與王育德等6人組織「台灣青年社」之後，終生貫澈台灣獨立的理念與實踐。有些台獨運動者因種種原因，中途退出或背離，但他一直留在台獨的陣營裡，在危難困頓的時刻，他鼓舞士氣，凝結力量，堅忍不拔；在意氣飛揚時，他不居功，將功勞歸之同志。恢宏氣度並沒有使他褪色，反而受到敬佩，永遠都站在第一線，領導或影響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走向。在豪傑輩出的台獨運動陣營中，他是非常特別的一位，桃井健司在《漂流者之夜》描寫他像一位交響樂團總指揮，陳菊常說他是「桶箍」，他總是包容萬物，化解異見，守住大本營，再揮軍出發。他曾再三說過：「喊團結的人，就是要別人團結在我之下，這種人最沒有團結心。」長期從事台獨運動歷練的他，對人性的理解似乎特別深入。 他不只是個行動者，更是理論研究者。他本著對台灣的熱情，從事台灣史與台灣國際法的研究。他因為研究「台灣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而選擇以「台灣民主國」作為博士論文主題；為解決「台灣定位」問題，而研究《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強調以台灣人的觀點，發掘歷史真相，探討台灣人在歷史上的定位，以及在國際政治上，台灣人應以何種態度突破自己的瓶頸，挺立在世界舞台上。他雖然研究台灣問題極為深入，與他人討論台灣國際法的地位與前途時，卻常說：「研究台灣國際地位問題雖然重要，但歸根究底是要靠台灣人決定自己的前途。」這句話最能表現出他一生從事台獨運動，深知以行動改變事實的實踐哲學。 1992年，他離台34年後首次返台，踏在日夜思念的台灣土地、回到台南祖厝時，談笑風生的他泣不成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來他說：「返鄉對我並沒有什麼興奮感，因為我們一輩子做台獨運動，但回台灣時，台灣實際上並未獨立，返台時仍拿中華民國護照，返台是整個獨盟組織的決定不是個人的決定，因此也無投降感或挫折感，但也不光彩，更無喜悅之情，只想到台灣獨立的目標，還需再繼續努力。」他以這種複雜的心情，面對現實的挑戰，結合本土力量，繼續推展台獨運動，在本土陣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作為一個台獨運動者，凸顯台獨理念，完成建國志業，是一生的信仰與堅持，但他虛懷若谷、謙沖待人，常說「成功不必在我」。他與李登輝總統的交往最能表現出他過人智慧的所在。李總統有時說出有傷台獨的言論，引起本土陣營的議論指責，但他總是對李總統抱持著理解與信任。對當今的民進黨和蔡英文主席的觀點，他未必完全認同，卻以更大的心胸包容，因為他知道台灣建國之路需要更多人投入，眾志成城才能成功，而不是只靠台獨聯盟的力量而已。 面對現實問題時最能考驗一個人的信念與堅持。1962年被國民黨政府吊銷護照之後，他從不申請日本國籍。1992年黑名單解除，在國內人士督促下打算回台，但要申請中華民國護照才得以入境。國民黨政府駐東京代表處打電話說：「只要你說與台北《聯合報》的爆炸案無關就發給護照」，他卻回答：「我是台獨聯盟的幹部，不只這件，美國那十件都可算在我的頭上，我覺得很光榮。」最後國民黨政府也只好讓他返台。他就是這樣，雖然謙沖待人，但面對國民黨的威脅利誘絕不妥協，絕不遷就事實的需要而違背台獨運動者的信念。 黃昭堂主席一生對台獨運動充滿浪漫情懷、開朗樂觀、奮鬥不懈，他常將台獨運動的波折困頓、人世間的是非不滿放在心裡，自我沈澱之後，以豁達的笑容鼓舞人心，帶領眾人繼續往建國之路邁進。由於他的胸襟與智慧，台灣獨立建國已成為多數台灣人的共同追求。今天他雖然離我們而去，但我相信他播下的種子已綠葉成蔭，只待開花結果的到來。 2011年11月25日

吳密察 黃昭堂教授走了。很令人不捨。但是我不是悲傷。我認識他大約30年，知道他不會喜歡我們這些認識他的人因為他的離去而悲傷。我與他是同鄉（故鄉都是台南縣濱海地帶「北門區（郡）」），是校友（台南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學術研究的領域大致相同（他的博士論文與我的大學畢業論文主題完全一樣。我們主要的研究領域，都是台灣的歷史與國際關係）。我一直當他是「鄉賢前輩」、「學術前輩」、「獨立建國運動的革命前輩」，而且也是我尊敬的「人格導師」（據說，我的一句話「你很像黃昭堂」被認為是對人的最高讚美辭）。我就在長期與歐吉桑的交往中，認識了他的親切、體貼、幽默和寬闊的胸襟。 1977年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想要有一個大學學習生活的具體紀念，雖然大學畢業之前已經不必寫畢業論文了，但我刻意地選修了「學士論文」，在李永熾教授的指導下寫「乙未割台與台灣民主國研究」的研究論文。當時偶而在中山北路、南京東路交叉口的那一家「永漢書店」書架上看到黃昭堂教授的『台灣民主國之研究』，當時我可以是不假思索地立刻迅速伸手拿了書就去櫃臺結帳。一般來說，當時在台灣買日文書相當貴，因此像我這種大學生即使買日文書也都是買些「文庫」、「新書」等小書，但這次竟然如此迅速出手買這本學術書（寫這篇追念文章時，我查了一下至今仍然黏在書套上的價錢，售價是新台幣780元，是我每個月生活費的1/3），一方面是因為我正在寫相關主題的「學士論文」，一方面應該是當時我已經知道「黃昭堂」是台獨，他的書進入台灣相當不容易，甚至有可能擁有這本書的本身就已經犯了國民黨的禁忌。所以現在雖然已經不知道我為何會知道「黃昭堂是台獨」，但至少1977年的時候我已經知道「黃昭堂是台獨」。 1981年左右，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識到台灣的政治、思想環境之閉塞，心理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脫出這個牢籠」（在此之前，主客觀因素都讓我沒有想到要出國留學）。1982年春天，我找到一個時機請一位琉球的朋友發給我一封邀請函，讓我辦理請假出國手續（當時我在台大歷史系擔任助教）。我到了琉球幾天之後，就從琉球那霸買了日本國內機票飛往東京，到了東京立刻與黃昭堂先生電話聯繫（黃昭堂的聯繫辦法應該是鄭欽仁老師教我的。鄭老師告訴我：到東京後在圖書館裡翻閱『台灣青年』，應該可以知道聯盟辦公室的聯絡辦法，然後向聯盟辦公室問黃昭堂聯絡電話）。結果，我用電話跟黃昭堂先生聯絡上了。他說昭和大學所在的「旗之台」比較沒有台灣人，在那裡碰頭應該對我比較安全。然後他就在電話上教我：先搭「山手線」到目睭黑黑的「目黑」，再換車到「旗之台」，他就在「旗之台」車站的出口等我。當時我是在池袋車站使用公共電話跟他聯絡的，一切都很不方便，聽了他的交待後一心一意在心裡暗記如何搭車、轉車的辦法，但是當時我的日文程度雖然平日可以看得懂寫的正經八百的學術文章，在口語上卻還不會換零錢、買車票，尤其不知道「山手線」是左迴、右迴的循環線，即使搭了反方向的車還是沒關係。所以我為了買票搭車便花了不少時間，後來搭車又連連出錯，而且越錯越慌，搞了半天才到了目黑可以改搭郊區線到「旗之台」。當我抵達「旗之台」車站時黃昭堂先生就站在出口（改札口），他問我：你是吳某某嗎？我說：是。接著。他說：「唉阿。你乎我驚死。我以為你被認出來，被抓走了」。原來他就在約定的「旗之台」車站出口，站著等我將近3個鐘頭。 1984年我終於到日本留學，由於我跟他的研究主題相近，而且也有同鄉之誼，而也當時有一位在IBM任職也算我親戚的紐約台灣人被派駐東京，日本的台灣同志經常在他家聚會，所以跟歐吉桑的來往相對地比較多。當時，對於我來說，不能回家而必須長年滯留異鄉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我當時壓根沒有想到可以、能夠長住外國）。因此，我經常跟他談起「回台灣」這件事。我也認為這位「鄉賢前輩」既然因為國民黨的阻礙離鄉背井這麼多年無法回台灣，而我自己既然可以自由來回台灣與日本之間，我便必須幫他作一些事。例如，到七股龍山村拍一些他老家的照片帶到東京給他看、將他的事蹟介紹回台灣。 當時，我們都以為他這一輩子將不可能回台灣了（其實，我自己當年也沒有想到有生之年國民黨政權會倒台，所以2000年的政黨輪替真有如「作夢」）。所以，我們談到「如果人不能回台灣，藏書也要用什麼樣的辦法回台灣」。我答應他我回國後會想辦法盡量讓他的藏書放進台大圖書館。一般來說，日本的人文社會學者都會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買很多書，在自己的家裡形成一個具有特色的「私人圖書館」。歐吉桑的研究領域是台灣的歷史和國際關係，在當時的台灣島內更少有這樣的收藏，因此這批藏書回到台灣的本身就具有相當意義。他來說如果他的書可以回到台灣，那麼至少他的精神與志業是一部份回到台灣了。他甚至於說，如果這件事可以成功的話，他還可以想辦法跟郭榮桔先生、許世楷先生商量是否也將書一起送回台灣。 結果，世事的發展比我們當初的預期更樂觀。1992年，歐吉桑回到台灣了。他的人不但回到台灣定居，他的書也運了回來，原來放在倉庫當中，但是我們還是記得當年在東京的構想，於是由我與台大圖書館交涉，這批書終於無償捐贈給台灣大學圖書館，目前台大圖書館五樓特藏組特別闢了一個開放書庫的空間成立「黃昭堂文庫」（後來，許世楷教授的書也捐贈進來），達到歐吉桑的心願：使這批書可以讓台灣的人大家使用。歐吉桑不止將他已經有的書讓台大圖書館搬走，還跟台大圖書館說：我以後還是會繼續買書，繼續買回來的書我使用了之後也會全數捐贈給你們。因此，現在當他聯盟辦公室的書又有一些擁擠的時候，他就會打個電話給台大圖書館的館員來搬書。 歐吉桑跟台大圖書館的館員說：「我會將我的書全數送給你們圖書館。但是有一些我經常會用到的書，暫時還是留在我身邊。到了我死前三個月，我會打電話請你們來把最後這一批書搬回去」。充分表現了歐吉桑的豁達，和他獨特的黃氏幽默。

二○○四年十月我以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小組成員的身分，向黃昭堂主席作了兩個下午的訪談，後來那一份近四萬字的訪問記錄就一直「擱淺」放在他的抽屜裡；今年適逢舊金山和約六十年，台灣國家聯盟由南而北辦了幾場公開座談會，最後九月四日還在台北市辦一場大遊行，過程中他每看到我就說不好意思，終於下決心把稿子修訂好，九月三十日終於交稿了！交稿的方式竟然是要我們夫婦到錦州街的日本料理店給他請客，理由是「作為seinbai的人不應該這樣對待後輩」。當時順他的意，不過總想改天把他「回請」。 知道黃主席將要為眼睛的病動手術，我遂在十一月十一日寫電子郵件去約下週一，可惜十四日聯盟辦公室回答說主席當晚有事，就這樣錯過了，成了彼此之間永遠無法兌現的約會。 這一份訪問稿有他的密密麻麻筆跡，包括整段刪掉的，例如當初到日本留學是早稻田大學發證書給他辦簽證，後來先考上東京大學就沒去考早大，這樣「失信」必須託人帶他去向校長致歉的經過，他覺得太冗長就把它刪了；更多的是人名的補充、措詞的精確化，例如就讀台大經濟系的時候回台南幫「無黨無派」的候選人助選，不是幫「黨外」助選。訪問稿不免要敘述王育德領導的「台灣青年社」、陳純真事件、辜寬敏委員長、柳文卿事件等等，儘管別人（例如宋重陽的《台灣獨立運動私記》）已經有所記載，但由黃主席本人說來格外生動。特別是柳文卿當時已被日本法院判決不准遣送回台，入管局和國民黨特務卻搶先作業，所以他們這一批留學生匆匆決定去機場冒險救人的經過，那時黃昭堂本來還在猶豫博士論文最後結論如何定調，為了怕第二天有所不測，就當晚三更半夜把它結了，睡前望著睡夢中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後悔以前對他們不夠好…不過，清晨五點出門上了計程車，就一心想著如何救人，家事已全拋腦後，訪問至此黃昭堂幽默地說：所以男性是無情的。 獨盟遷盟回台以後適逢李登輝主導的民主化以及民進黨轉型為選舉黨，對於新階段的台獨論述以及體制內體制外路線的問題，獨盟和黃主席都經歷了辯論和掙扎。時代畢竟不同了，從現實出發，台灣人選上總統成了達到魂牽夢縈目標的必要條件，所以他有時顧不得理論的純粹，在一片混亂的時候堅定地支持陳水扁、李登輝、蔡英文，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有些人把他們這群留學生當年在海外做的事稱作「民主運動」，黃昭堂深不以為然，他說獨立運動是一個民族要建立國家的運動，這種民族運動是非常崇高的，至於民主運動，「我覺得是小兒科。」聽到這話，我可以感受到他幽默口氣中的嚴肅意義。 昭堂仙，一路好走！我們會繼續您的未竟之業。

悼念台獨e火車頭—-本土詩人黃昭堂主席 從自由時報電子版即時新聞得知您走了，我非常的震驚不捨！1987年我去日本，在您府上蒙您招待一晚，看到您與嫂夫人不但互相敬重互相疼惜恩愛，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黑名單解除，您我都可以回台，所以我有機會在各地聽您演講，我印象最深刻是：您一再強調：「台灣」這個國名最好，因為各種語言e發音都一樣。鼓吹台獨的內容深入簡出，帶幽默，全場常是笑聲點綴，您待人以誠，對朋友、同志更是肝膽相照，有困難您一定義助幫忙到底。 蔡英文宣佈參選總統，您馬上聲明支持她，您知道她是言行一致，理性問政，您信任，讚賞她，雖然她說台灣是中華民國，這是台灣e現實狀況，您也馬上支持她e看法，不但穩住獨派的支持，更讓中間選民沒有疑慮能夠繼續支持她，您有政治宏觀包容，樂意提攜後進。您確信蔡英文會把台灣帶向切實守護主權獨立，然後再與中國交流。 您對台灣e安全非常關心，所以積極推動台日安保論壇。我相信您在天上已經與我們一些同志王育德、蔡正隆、王康陸、鄭德和、謝必行等等先賢在天堂相聚。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尊您為主席，繼續領導眾英靈繼續保佑台灣，早日達成我們大家e願望台灣獨立建國。 當年我與輝隆結婚時，您從台灣寄來一幅詩文給阮祝福。 人生本來茫渺渺 生昏相識就真難 牽手散步近奇蹟 何況結婚更如夢 輝隆怎麼識惠喬 議論紛紛攏不知 唯一結論是天意 郎才女貌已過時 不過情意無輸人 倆人相愛免見笑 相抱相席樂無窮 趁早生囝做英雄 您署名本土詩人 黃 昭堂，並鄭重捺印。這是阮無上的榮幸，您這幅詩文一直懸掛在阮厝內客廳，常常拜讀，您的友情與幽默及勸世，正是您倍受尊崇的親和人格特質，躍然紙上，讓我們內心無比溫暖。如今您走了這幅詩文已成您的絕筆，更是阮的無價之寶。阮永遠懷念您，請安息 !! 美國台灣公論報前社長 楊惠喬 敬筆

“只是小手術啦, 不用來看我 也不要送花…”, 11月初的中委會議中,主席一派輕鬆的預告月中將要去進行鼻內囊腫手術,提醒大家不需為他擔心, 也不要”厚禮數” . 17號的中午聽到主席在手術後因主動脈剝離辭世的消息, 突然聽到噩耗心頭不免一驚,因為三個月前父親也是這樣走的! 父親驟逝讓身為兒女的我們很難承受.但主席不只一次安慰我們,無痛苦的離開是種福氣! 如果有一天大限到了時,他也好想就這樣瀟灑離開人間,無牽無掛,不留給子孫麻煩!他更開玩笑的說,他也好想這樣的死法!沒想到過不久,主席一語成讖. 笑談生死,主席的個性很不喜歡麻煩別人,我剛來台北發展的時候,好不容易電台業務稍微穩定下來,想好好的請主席吃一頓,主席愛吃日本料理,我還特別訂了名店新都里,沒想到電話裡劈頭就被主席唸了一頓說,新都里”貴森森”是要和人家作朋友才去吃的地方,我們是朋友了,就沒必要吃那麼貴的,最後改去他常吃的平價料理,主席捨不得我們這些晚輩花錢,連一頓飯都替我們著想! 在畢生志業-台獨運動上,主席從不求站上舞台當主角,他常說, “成功\不必在我”所以, 他總是默默的支持著同志們與共同目標的社團, 堅定的走這條路, 現在大部分的年輕人都認為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時候, 黃昭堂主席為獨立建國奉獻一生,已經圓滿落幕! 作者為寶島新聲電台總經理

悼念黃昭堂主席 你匆匆而去，讓我措手不及；你不告而別，讓我失魂落魄！ 想起第一次見你，是在台灣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期，一九九○年，你還名列國民黨的「黑名單」不得回來，摯友黃英哲陪我去昭和大學見你，真是一見如故。不知道是革命理想拉近我們的距離，抑或是你爽朗的笑容，解除了我的心防？ 你對我這位後生晚輩的親切，讓我受寵若驚。你招待我在一家日本舊武士宅邸改裝的餐\廳吃晚飯，你談笑風生，神采奕奕，當時我知道，眼前正與我把酒相對的，是一位歷經數十年辛酸血淚\的台獨運動的前輩，你背後那幾個以「風林火山」冠首的書法題字，正是你數十年歷經風霜的寫照，至今歷歷在目。席中我問了你一句話：「你看李登輝如何？」當時正是李登輝初掌政權的後蔣時代，李登輝還在撇清與台獨的距離，你卻笑著回答：「我看他是在走台獨路線」。如今想來，不得不佩服你的敏銳，與今天一些只在乎表面口號的後輩相較，真不能同日而語。 兩年後，台灣終於民主化，你也帶著爽朗的笑容，回到暌違數十年的台灣。在每次友人的聚會中，或在電視的訪談裡，你那爽朗的笑容與風趣的談話，成為你最獨特的標誌，也成為朋友們在挫折時的「抗憂鬱劑」。在全世界的獨立運動領袖中，像你這樣「微笑拼台獨」的領袖，恐怕不多。記得在一次聚餐\中，大部分的朋友都直呼我的名字，唯獨你還在稱我「李教授」，我忍不住問你，為何對我後生晚輩還如此客氣稱呼？你不假思索回答：「不能叫得太親，萬一你要向我借錢，怎麼辦？」逗得全場大笑。 有一次你看了我一篇談到我的平埔族血統的文章，你告訴我你也是平埔族，你說你是蕭壟社(今佳里)的西拉雅族，讓我想起我的曾祖母也來自蕭壟社，也和你一樣姓黃(不知是否乾隆的賜姓？)。看來我們真的很親，可惜來不及向你借錢了。 不過，我們追求現代國家的人，並非以血緣思考，而是以土地認同和民主自由的價值為依歸。說到這裡，我想起有一次我們與阮銘教授聚餐\，你用生硬的北京語，卻是親切的態度，和這位來自中國的「新台灣人」交談，彼此之間，毫無族群的對立，毫無語言的歧視，那一幕，至為感人。我彷彿看到一尊「心寬體胖」的彌勒佛。 然而，你也有生氣的時候。扁珍家族的海外密帳曝光之後，我們兩人都氣炸了！我憂憤難過，為文痛批，你也說出重話：「陳水扁去跳海好了！最好從世間消失！」我們兩人的反應立刻受到扁迷的攻擊與侮辱。不過數天後，你對你的談話公開道歉。我於是私下問你，你真的向阿扁道歉嗎？你回答說：「不是，我是為了我的不當用語道歉，我已經受洗了，基督徒不該講粗魯的話」。 扁案之後，台灣的獨立建國運動嚴重受挫，我成為一隻鬱鬱寡歡的烏鴉，如今你倉皇而逝，我更茫然失魂。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在淚\眼中，我又看到你燦爛的笑容，就讓你的笑容，撫慰我的傷痛…。

咱所敬愛的黃昭堂博士，一生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志業，數十年如一日奮鬥不懈，令人感佩，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典範。 與昭堂兄在不同的場合相聚時，有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值得我們懷念與省思： 一、昭堂兄常說我們台灣本土運動的人士經常在喊「大家要團結！」好像只要大家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之下，而不在別人領導之下；我們台灣國人如何學習在共同的理念與目標下，手牽手團結在一起，只要獨立建國的目標一致，就應有更多與更好的互動，相互鼓勵與支援，相輔相成達成共同的使命，如此始能產生更鉅大的力量，做夥向前行。 二、據我所知昭堂兄住在日本時，早就常到台灣人教會做禮拜，但為何7年前(2004/12/5)才在義光教會受洗加入教會為正式的信徒呢？！他說是因為看見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一生何等專制獨裁，殺戮人民…，可見有名無實的「基督徒」之言行舉止常會成為別人受洗歸主的絆腳石。 我留意到昭堂兄受洗之後，在義光教會參加主日禮拜聽牧師講道時，很留心聽講，認真吸收，這真是值得我們效法。 三、2008年4月間前總統陳水扁卸任前，邀請我們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的委員們到總統府茶敘，結束後，我們一起在走廊上步行出府時，我就用太平洋戰爭期間麥克阿瑟將軍帶兵撤離菲律賓時的一句名言：「We shall return!」(我們一定要再回來！)我的內心期盼民進黨再執政時，我們可以再回來總統府，昭堂兄就立即點頭表示認同，如今深信昭堂兄的靈魂在天上，時時刻刻為明年台灣總統與立委的大選懇切祈禱上帝，2012年5月讓台灣民進黨再回到總統府執政而且本土政黨立委過半，以深化台灣共識，帶領台灣邁向獨立建國，加入聯合國！是的！We shall return! 願以此與大家互勉。 羅榮光寫於 2011年11月20日

聽到黃昭堂先生在做鼻竇炎的小手術後卻突然去世的消息，很是震驚。雖然人老了，總有一走，但他是個象徵性的人物，在台灣走向正常化獨立國家的進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我因曾跟他有過多次聚會，所以特別地感到惋惜、悲傷。 黃先生早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大學獲得國際政治碩士和社會學博士學位，因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擔任「台獨聯盟」主席，而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回台灣，長達33年！ 我有好幾次在台灣的研討會上跟黃主席同台，聽到他的33年，非常感觸，曾開玩笑地說，「我可不想跟黃主席比賽」。因反共、支持台獨等，我已在中共黑名單22年了，也是有家回不得。一個人能有幾個33年？最多也就三個吧，而黃昭堂的人生有三分之一是在流亡中度過的，那種長年累月在異鄉他國、有家回不了的痛苦和煎熬，不是外人能體會的，真是「甘苦寸心知」。 黃昭堂先生令我最印象深刻的，還不是他的「台獨」，而是他的幽默。由於東方人普遍缺乏幽默感，所以黃先生的幽默尤其令人耳目一新，跟他在一起聊天，從不感覺乏味，即使觀點衝突時，也能哈哈大笑地收場。 例如我跟他同台時，他開口就一臉嚴肅地對聽眾說，「我最不願意跟這個中國人曹長青同台」，下面的人都大眼瞪小眼，以為我們之間發生了什麼問題。可他話鋒一轉說，「因為跟曹長青同台，我就必須說那個北京話。」但他為了尊重我，更為了讓我聽懂，每次同台，他都很費力地說「北京話」。他說得真是很費勁，像說「外語」一樣咬文嚼字，或者說是尋文找字，因為台灣話才是他的母語，還包括日語。說實話，聽黃昭堂、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他們那一代台灣人講北京話，就像聽學中文的日本人說的華語差不多。 黃昭堂還很會用幽默的方式肯定別人。他說「最不願意跟曹長青同台」的第二個理由是，「我要講的都被他講了」，接著再幽默一句：「見識了這個曹長青，我才對中國人有了一點好感。」我被中國人最痛恨的理由，成了黃主席對中國人好感的原因，一個真正的黑色幽默！ 有一次我去拜訪他的台獨聯盟總部，看到他辦公室有一副畫，畫面竟然是陳文茜。我很奇怪，怎麼一向嚴謹的黃主席要掛這個被人罵為「妖婆」的女人的畫？仔細一看，畫面是陳文茜舉著大刀，地上躺著許\信良、施明德這兩位前民進黨主席，前面是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奔逃。我問黃主席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我也是「主席」，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被這種女人「幹掉」。黃主席的幽默實在到位。 我接過來說，我們可是歡迎陳文茜到中國去，如果她能做掉了「胡主席」，我馬上就給這個女妖寫一篇讚美詞。 黃昭堂不僅講話幽默，而且能寫。就台灣獨立問題，寫過好幾本專著，比較知名的有《台灣民主國的研究：台灣獨立運動史》、《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與彭明敏合著）等。所以他被視為台灣獨立運動的理論家。同時他更是充滿激情的活動家。1970年由世界幾個國家的台獨組織合併而成的「台灣獨立聯盟」，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台獨組織，致力於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黃昭堂多年擔任主席，直到過世，可謂終身獻給了台灣獨立事業。他生前就說過，「台灣獨立運動是我的專業」。 2004年總統大選前夕，綠營的「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運動，橫貫全島，氣勢恢宏，對陳水扁總統的連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黃昭堂是這個「手牽手護台灣運動」的總指揮。李登輝擔任總召集人。那是一次最體現綠營團結（包括扁、李聯手）的活動。因為有了那種建立在理念共識基礎上的團結，所以才有了後來選舉的勝利。 在流亡日本期間，黃昭堂在昭和大學擔任教授。直到李登輝出任總統取消黑名單後，他才得以返回台灣。他後來跟李登輝的關係一直很好，甚至成為至交。在陳水扁被紅衫軍圍攻，地位搖搖欲墜時，我曾問李前總統，以台灣目前政壇的情形，哪個適合做總統，或者說你有一票的話，投給誰？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投給姓黃的」。我以為是一直跟隨他的那位群策會秘書長黃昆輝，結果他是指「黃昭堂」。由此可見黃昭堂在李登輝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在最近一次李登輝訪問日本時，主要隨從者只有黃昭堂。這兩位老人，可謂惺惺相惜。 多次在台北跟黃先生和他的秘書長王康厚先生一起「把酒論台灣」，那些談苦也談樂、對明天滿懷希望的場面還歷歷在目。本來準備在這次總統大選時再相聚，尤其想跟他探討一下我們的某些不同看法（觀點衝突的談話，仍能以笑聲做標點符號，這在華人中並不多見）。可現在竟天人永別，再沒有機會聽他說「我最不願意跟這個曹長青同台」的幽默了，再也見不到他那典型的淳樸、真誠的台灣人音容笑貌、聽不到他那朗朗的笑聲了，實在是令人感傷、心痛。 享年79歲的黃昭堂走了，但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並沒有結束，那個把台灣建成一個正常獨立國家的夢想更沒有破滅，但卻沒有最後實現。可以想見，他是多麼不甘心，多麼遺憾。黃先生雖說也算高齡了，但在那一代人中，他還算是比較年輕的。像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黃昆虎等，都在跟時間競賽，期盼著、渴望著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看到養育自己的土地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個以台灣的名字走向世界、加入聯合國的國家。 黃昭堂那一代人，用一輩子的辛酸、奮鬥，甚至血淚\，構築著這個建國、建立屬於自己家園的夢想。「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希望千千萬萬的覺醒的台灣人，能夠繼承黃昭堂這一代人的理想精神，接過他們夢想的火炬，前赴後繼，點燃一個燦爛的台灣的明天！ 2011年11月17日匆匆寫就於美國 ——原載“曹長青網站”（caochangqing.com）

兩週前黃昭堂主席談笑風生的提及需要安排開刀的來龍去脈之訊息，昨晚手機行事曆提醒我這件事，原本想趁今日北上開會後探望他，不料在一場會議中接獲電話，當下我完全無法相信，立即撥了電話到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部辦公室確認後，先是一陣錯愕，再來是一種無法形容的複雜失落感，猶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在留學美國的那段期間，有幸成為台獨聯盟的成員，也因此認識許多所謂的黑名單份子。當我見過一個個曾經被描述成壞蛋與暴徒的台獨份子後，我才驚訝的發現我們被矇騙的不僅是屬於台灣人的歷史與認同，更是被有心者以最卑劣的手段抹煞一群真正台灣人人格，污名化他們卑微但堅決追求屬於自己國家的訴求。成為獨盟一份子的我與前輩們相處的時間，總是不厭其煩的聽他們一次又一次講述他們為台灣獨立建國所作所為之創意英勇生命故事，這些曾經是年少年華的台灣好男好女，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激勵我們這一輩更需要努力。但隨著漸漸步入中年，除了為自己無法有如前輩們那樣的付出而感到愧疚，也總是更珍惜每一次可以跟前輩們的時光，想多聽他們的生命故事來鞭策自己多為台灣付出。 黃昭堂主席雖然一路菁英式的學術訓練，但他不像一般人選擇從政或是進入學術界，反而在個人的人生經驗與社會與政治科學訓練背景下，他義無反顧的親身力行參與了台灣社會政治的改革運動。他認為進行台獨運動不能不懂台灣的真正問題癥結，於是他以台灣民主國為題研究來配合他的具體行動，這也讓他常說台獨運動其實就是他的天賦與興趣。黃主席不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行動派思想家與革命者，他的組織哲學更是務實 。有一次盟員大會餐\敘，有人問主席吸收盟員的準則，他說能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能有「相鬥雞」。主席的這個準則一直放在我心裡，甚至到現在還是我參與一些學術性社團中驗證的準則。 認識主席十幾年了，從留學生時期到現在步入中年的我，在台獨前輩的眼裡永遠還是「少年仔」。剛返台時我總以為至少在美國總部好歹是中央委員與秘書長，可以很正經以美國式方式找主席談些獨立運動的策略，但每每談話中他卻總是只關心一群致力於建國運動的女性為何不結婚，而結婚的了卻只擔心為何還不生小孩。如果以日式教育的父權思考來看待主席當然不為過，但他卻也大方的讚賞具有能力的女性，尤其是率先支持蔡英文擔任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以及近期曾公開稱讚台獨聯盟日本總部的女性委員長來證明女性參與社會政治的必要性，這也或多或少算是沖淡了歐吉桑的日式父權作風。主席的日式講求輩份與分際作風雖然和我們這群留美講求平權的「少年仔」有點相佐，但是他的不造作之和藹作風， 再配上頭腦清楚但幽默的領導風格，我們這群後輩還是打從心裡佩服這位可敬與可愛的台獨歐吉桑。 雖然不捨黃主席走了，但他如生前說過最羨慕的無病無痛不拖泥帶水的離開，也是一種幸福。 臉書上好友寫著：「人們總說，大老惜殘年，昭堂先生卻是顛覆這個法，晚年的他依然聲若洪鐘、臉色紅潤、大口飲酒，豪邁暢談台灣獨立之必要。… 我所知道與認識的昭堂先生，一生都在顛覆著俗世的功利價值觀念，他從頂尖的學校畢業（台南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博士），甘為布衣、著書立志，宛如苦行僧、傳教士，投身於台獨理念的傳揚。他的價值取捨，他的身體實踐，無疑已為台灣標立了又一個的公共知識份子典範；你不一定要效仿其行，但你不得不敬重其志。」這短短幾句，道出了黃昭堂主席一生為台灣建國的貢獻。 我們這一輩除了感念上一輩的無怨無尤付出，更需要藉著前輩的智慧與經驗，以具體行動繼續建構屬於台灣主體性，努力實現台灣人真正擁有國家的願望。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十一月十七日、一生奉獻給台灣獨立運動的黃昭堂博士與世長辭。突然接此訃報讓我全身顫抖，無以名狀的喪失感充滿了整個空間，讓我無所適從。 如沒有黃昭堂先生等前輩們的努力，就沒有今天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民主與自由，絕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獨裁政治下的台灣，不只沒有言論的自由，連行動都被嚴格管制。當時就是有如黃昭堂先生的鬥士們犧牲奮鬥才有今日的台灣。 一九六○年、我的父親王育德與五名年輕人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開始了台灣獨立運動。當時如沒有黃昭堂的存在，此組織與台灣獨立運動可能就無法持續到現在。 黃昭堂先生敏銳的頭腦、寬大的胸襟、幽默又開朗的個性，如大家長的領導風格讓大家能團結一致，也像一盞明燈讓大家在困難中保持著希望。 台灣獨立運動的目的是爭取台灣人的尊嚴，建設自由民主的國家。在六○年代的當時要打倒有美國在背後撐腰的國民黨政府的野蠻統治，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即或如此，在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卻日漸成長深化，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對台灣的民主化更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而在李登輝前總統的執政下，台灣終於完成民主化的改革，蛻化為民主主義的社會。 但是，我們還沒有達成最終的目標。一個多月前，來日本視察的黃昭堂先生與我們再度確認了建國運動的目標。 黃主席堅持我們必須達成的目標是「基於多數台灣人的意志建國，建立一個名為『台灣』，並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新國家」。 這卻成了黃主席的遺言。為了不辜負黃主席一生為台灣的奉獻，我們只有秉承此遺志繼續奮鬥。 （作者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