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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去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兩天前，在台大交響樂團與日本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名曲名琴音樂會上，我相信是看到他的背影，旁邊坐著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因為工作忙，我聽了半場就先走，沒上前打招呼。現在我充滿懊惱沒有這麼做。 黃主席是一輩子追求台灣獨立的老革命家，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們的交情主要是工作以外的關係。 1991年，我獲得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拿了一筆獎金，可以到國外考察三個月。第一站我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一位朋友建議我利用這機會認識黃昭堂，那時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物。黃昭堂約我在東京新宿地鐵站見面，然後到站前一家他熟識的居酒屋喝酒。 事情是從他點一種產在東京灣春夏之際，比較特殊的魚開始的。我們談到了在日本的魚、在台灣的魚，而因為我幼年在澎湖成長，也談到了在澎湖的魚。黃昭堂顯然對澎湖有特殊的回憶，他開始談起大學畢業後，在澎湖當預官一年半的日子。 他說，那時他是年輕小伙子，離島假日無處去，便在街道上亂逛。有一天，他聽到一家醫院 (現在應該叫診所)樓上傳出鋼琴聲，因為自己拉過小提琴，一時好奇便自我引介，走進醫院去認識主人。黃昭堂說著說著，我聽他的描述，怎麼愈聽愈像是我過去在馬公的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嘿，居然天下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 我的父親蘇銀河，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回台灣，帶著一點史懷哲情懷，到澎湖當離島醫生 12年。他喜歡古典音樂，自己演奏好幾種樂器，會作曲，能編譜，寫過澎湖縣歌，還組過善友和澎友兩個管弦樂團。 他能喝酒，好交朋友，在澎湖期間，許\多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預備軍官，特別是台南家鄉來的，或是喜歡音樂的，都經常在我家出入。我聽說，常常在榻榻米床舖下的空酒瓶拿去賣，就足以購買回台灣的船票。而黃昭堂是台南人，會拉小提琴，而且顯然很能喝酒。 後來，黃昭堂在一些比較輕鬆的場合，講了好幾次他的包皮被我父親割掉的故事，他繪聲繪影講得非常傳神，消遣自己不遺餘力，自立的同事陳銘城還把它寫到報紙上去。只是後來我跟父親查證這件事，他說不記得了。他雖然是名校訓練出來的科班外科醫生，但當離島醫生，就是甚麼都割，割多了，就忘記割了誰的甚麼東西了。但對黃昭堂而言，這是何等切身大事，所以應該錯不了吧。 1992年，黃昭堂流亡海外34年後，終於回到台灣。我們還是有見面機會，好幾次他都提到希望再見到我父親。可是黃主席忙於獨立建國大業，我父親則身體不便，大部份時間隱居在台南，他們始終沒有再碰面。幾年後父親去世，我們為父親舉辦家族音樂告別式，黃昭堂也出席了，為此嗟嘆不已。 從德國回來之後，我與父親有很好的的關係，亦父子、亦朋友。父親去世，我非常懷念他，對他生前的朋友也都有特別親切的感覺，彷彿從他們身上還可以再呼吸到一點父親的氣息。每次和黃昭堂見面，便是在這種感覺上特別愉快，而他也都很自然地、沒有壓迫感地釋放出他在你身上看到故人的神情。 自己有堅定的主張，卻能為別人設想，不予人太大壓迫感，對自己坦率面對，是作為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質。 他常說自己記性不好，記得了別人好處，卻常常忘記別人壞處。其實，他只是要提醒，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老記著別人的缺點。 有一些文章稱黃昭堂出身台南望族，他自己卻坦白說，是母親「儉腸耐肚」，讓他這個僅存下來的男孩予取予求。別人以為他是「好額人(有錢人)」出身，其實他只是漁農村好過日子的草地囝仔而已。 他太久生活在日本社會，又是搞體制外的革命，習慣豪邁的講話和動作，甚至有明顯的日本大男人作風。他說自己是「無情」男子，不是好丈夫，狀似瀟灑，其實是因為為革命奔走，對妻兒有歉疚感。他太清楚自己的缺點，不吝自我解嘲，也經得起別人批評，這些缺點就顯得像明月之蝕了。 黃夫人去世之後，我聽說，他處理掉回台時用退休金在北投所買的一個小公寓，去還一筆不屬於他個人的債務，然後搬到附近一個租來的更小的空間，獨居在那裡。組織裡面的一些老戰友，都會設法安排有人和他一起吃飯，一起聽音樂會，怕他在公務之餘，生活得太寂寥。這種同志情誼在今天社會已經少見。 有一次餐敘後我送他回家，在他小小客廳裡陪他多喝兩杯，他提到，一個家族後輩會經常到他住處協助起居飲食，可是他不太喜歡。我知道，他打從心底不想給人添麻煩。現在他用這種壯烈的方式驟逝，雖然許\多人覺得不捨，但不也正符合他一貫的作風。

許世楷／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代行主席 黃昭堂主席，與你認識實在很久了，至少有56年。當時我與林二創辦台灣大學管弦樂團，能拉小提琴的找來找去，在校內才找到一男一女，其中男的就是黃昭堂主席。人不夠，還對當年的師範學院借許\常惠、李淑德兩位。可見黃昭堂主席的愛好音樂，是年輕以來的興趣。 1959年底我去日本留學，遇著早我一年去的黃昭堂主席，他當時和一群台南一中的畢業生與他們以前的老師王育德先生，正在籌劃發行批判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雜誌。我經過他的紹介認識王育德先生，加入「台灣青年社」，就是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前身。 雜誌印出來以後需要貼上地址紙條發送，黃昭堂主席負責印地址紙條，他印了25份。當時『台灣青年』雜誌是兩個月發行一次的雙月刊，25份地址紙條可以寄50個月，就是4年多，當場還年輕氣銳的會員就有人批評：你認為國民黨政權會存在多久？你想要做獨立運動做多久？結果，其實我們30幾年後才能回到台灣來，而且現在台灣還未完全獨立建國。 開始發行雜誌時，除了王育德先生以外都用筆名，過了一段時間，有人提案將雜誌內容著重於台灣的民主化，筆者都用真名。經過一番激烈討論，遂決定著重於台灣獨立，仍用筆名。這是一次使成員對台灣獨立意識更清楚的討論。黃昭堂主席一直用黃有仁的筆名，這是他過逝大哥的名字，為了紀念他大哥所採用的，可見他的情深。 1964年2月，我們都還是學生，在東京Hotel Okura召開記者會，向世界公開訴求台灣獨立，出乎意外地有100多個日本內外記者出席。我記得有記者質詢時說：你們講的都是對，我們也贊成，問題在於你們手無寸鐵，而你們兩方的敵人中共和國民黨都有軍隊、金錢等，你們要以什麼方法戰勝他們？我記得黃昭堂主席和我們的綜合回答是，「力量是正義」、「勝者為王」，這確實是嚴酷的現實，但是歷史上「正義就是力量」的成功\例子也多的是。果然到現在，台灣人民主化、掌握政權的經驗都有了，目前又迫近掌握政權的機會來臨。 1992年我們回到開始民主化的台灣，我們致力於台灣獨立的普遍化。黃昭堂主席奮身奉獻，亦在此次總統選舉，於所有團體中率先正式表明支持民進黨蔡英文主席為候選人，一貫為此努力，這是他近期目標的遺志。 但是主席近來身體不適，遂於11月17日永眠。可惜不見目標實現而去世，但願留下來的我們，得為此努力，更為實現他一生心願的台灣獨立共和國努力。 2011年12月3日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民族塑造是指如何把國家內部的多元族群加以鞏固整合，也就是使他們即使在文化、語言、宗教的來源不同而有社會分歧的情況下，仍能建立共同的認同，也就是民族意識的培養。台灣在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過程中，和所有國家面對相同的困境：如何把境內的多元族群納在一個民族之下，使大家願意戮力同心建構一個國家， 也就是如何同時進行民族的塑造（ nation-building ）與國家的建構（ state-making) 。 平心而論，台灣民族意識並未成熟，由於族群認同相互競爭與否定對方，尤其是一般所謂的省籍關係。 追根究底，本省與外省族群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共同記憶，前者有被母國遺棄的慘痛命運，與太平洋戰爭的經驗；相對的，後者有八年抗戰的仇恨，以及被迫流亡台灣的經驗。而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又為二個族群劃下了一道難以縫合的鴻溝。 過去四十多年來，台灣的族群關係在表面上一直顯得和諧，然而在實質裡，由於外省族群透過國家機器，將其對於本省族群間的支配從屬關係加以制度化，兩個族群無形中進行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控黨、政、軍、特、及文化媒體，本省人則聽任在其他部門發展，一國儼然有兩個社會，因此，族群互動並未如我們所想像般地水乳交融。由於國民黨流亡政府實行少數統治，不得不鞏固隨其來台的外省族群，一方面進行居住上的隔離（眷區）與職業上的隔離（軍公教），同時又製造外省人的危機感，並以文化霸權來宰制本地人，甚至是百般羞辱，以利其控制。 在這種廣義二二八巨靈的長期壓制之下，背負著亞細亞的孤兒情結的台灣人（本省人）不禁要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那裏作錯了﹖身為台灣人有什麼原罪﹖因此二二八不只意味著一九四七年的滅族或屠殺，它還代表著族群間的衝突、國家認同的歧異，以及國家定位的矛盾，而身為中華民國體制內一等公民的外省族群，雖然並未直接涉及屠殺，但是他們對於這種結構性的族群歧視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就是一種縱容默許，因此，道德責任是免不了的。 名哲學家 Habermas 提出自我反省，以為戰後的德國人再如何辯解也擺脫不掉他們的集體道義責任。也就是說，即使這一代的德國人雖然未親身經驗或目擊浩劫，但是他們仍然有義務為他們的父親或祖父負責。 如果說我們長期的目標是如何建立一種超越族群的台灣人共同認同（trans-ethnic Taiwanese identity ）的話，那麼，除了要求所有住民土斷外，還要以地域來定義國家認同，要求大家都以台灣為祖國（ fatherland ），也就是依據住民的身分來提供公民權。此外，我們更要具體的去找出彼此共同的地方，比如共同的敵人、經濟發展的參與，尤其是較正面的共同記憶。而記憶不限於過去，更可以是朝未來去建構的，比如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建構的過程來建立更多的共識，尤其是以憲政制度的建構來規範族群關係。 對於外省族群來說，二二八的集體記憶一直是族群的共同污點，也是重建其集體認同的障礙。不論是否認、脫罪、或是集體失憶，都擺脫不了集體的良心問題。唯有把二二八攤開來討論，大家才能克服悲情與消弭激情。在這二二八五十週年之際，真正的二二八探討才開始。

台灣和澎湖群島兩地的主權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而屬於兩地的人民。但是，只要台灣人民一直都尚未建立起一個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並且只要有蠻橫的國家一直懷有侵佔台灣領土的野心，那麼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屬於兩地的人民」，這個主張就只是一句還欠缺實体的抽象權利宣言。因為領土主權總是和實質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而這樣的、現狀的台灣和澎湖群島以及台灣人民都仍然只是缺乏國際社會普遍保障的土地和人民。

「老仙」從事台獨運動四十多年，不認同「中華民國」是必然的，但他並不排斥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更積極支持蔡英文，對蔡英文說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也不排斥。他不能接受因「絕對台獨」與「相對台獨」的衝突而讓「統派」坐收漁翁之利，才出現「絕對台獨」代表人物包容「相對台獨」的畫面。

我與昭堂主席不是很熟稔，但幾次的近身接觸，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幽默、非常純真、非常自然的長者，跟他在一起，只有「如沐春風」四個字可以形容，其間感受最深刻的，當然是他那堅定的台獨立場與不移的信念，這樣的精神徹徹底底地感召了我們這些後生晚輩。

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是要依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即人民主權），並依投票的程序來建立民主的國度。在這同時，各個族群可以把這塊土地當作是效忠的祖國，並以作為台灣民族（台灣人）的一份子為傲，即族群整合的境界。

建國黨主席 台灣各種問題中最嚴重混亂的政治、社會問題，莫過於國家定位的問題。到底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所謂「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指的是什麼？它所包括的領土範圍呢？為什麼台灣人問他是那一國的國民，十之七、八會回答「是中國人」？但是你到外國去，向外國人說「我是中國人」時，外國人絕不會想到你是從台灣來的，會以為你是從北京、或是上海、廣州等地來的。外國人旅行台灣回去，問他到那裡？他們一定回答到台灣而絕不會說到中國。台灣就是台灣，絕不是「中華民國」、或「中國」，這是世界的常識。 「裸體的國王」外交 前幾天我到某電視台討論「小國外交」，檢討為什麼和我國有邦交的都是小國？我的答案是：我們要人家站在事實上不存在、違反世界常識的「中華民國」這一個虛假上面做邦交，就只能做以金錢收買的外交，而要買大國太貴了我們做不到，所以我們僅是可能與用金錢買得到的國家即小國建立邦交。但這種邦交錢盡義就絕，最近幾內亞比索突然間與我國斷交，是因為拿不到九億五千萬元的援助所致，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小國外交的例子。 我說：外交使用一些金錢，我不一定反對，但是也必須站在道理上面。某主持人反問：外交需要道理麼？人從事政治，現實和理想的兩個對照性動機並存，所以外交除了給與利益或壓力以外，也必須站在道理，而這裡所說的道理並不是指什麼高深的理論，只是說站在事實而不要虛假。外交的基礎完全不建築在事實＝道理上面，有一點像「裸體的國王」硬要人家說他穿著漂亮的衣服＝「中華民國」，我們只有憑金錢拉攏邦交國，這樣和中國做無道理的金錢外交競爭，實在很辛苦。 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使用無事實根據的「中華民國」、「中國」，而世界的常識是台灣就是台灣，幾十年來台灣的外交處於不利，最大的原因就在於此。出席上述電視討論的屬於國民黨的某教授還問我：「若是用台灣、會有幾個國家承認我國？」我答覆：反正都是用金錢收買來的邦交國，若是繼續出錢，其實換什麼國名，邦交國數都不會減少，何況用有事實、有道理根據的國名台灣，更可望邦交國數會增加。 也是堅強國家認同的障礙 台灣國家定位問題混亂，不但在外交上引起如上阻礙，在國內社會也成為國人不能持有堅強國家認同的障礙。台灣幾十年來是事實上獨立的國家，但是因為統治台灣的當局者國民黨政權不承認世界的常識，固執於「中華民國」，所以致使國際社會絕對多數國家不願意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中華民國」是因為若是改用台灣，國民黨政權會很快趨於四分五裂，為了黨益、私益不惜犧牲多數台灣人的公益。 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中華民國」，也就堅持中華民國體制教育，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對年青人做體系性洗腦，灌輸「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你若是中國人，你怎麼敢反對中國合併台灣？反對合併會產生違背祖國的罪惡感，應該歡迎「回歸祖國」，這樣如何保衛台灣？ 十幾年前鄧小平訪問新加坡，鄧和李光耀一見面頭一句話是：「我們都是中國人，好講話。」李即刻做訂正：「我雖然是華裔，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新加坡國人。」這一席對話代表兩個想法的衝突，鄧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舊思想的發揮，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也患有同病。李的想法是世界進入近代史以後，國際社會的普遍性思想的表現，我們台灣人有深刻向李學習的必要。 台灣是我們的祖國 在上述電視節目出席者各做最後結語時，我指出：今天出席者有很多不一樣的意見，使其意見不一樣最大的原因是，我是站在以兩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外交利益和安全做為標準在想問題，而有人即以十四億中國人的外交利益和安全做最優先考慮。台灣思考國家定位問題混亂的原因，正是與此不同標準的選擇有關係。 台灣就是我們的祖國，住在這個國家上面的是台灣國民，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有深刻這樣的認同，台灣才可以生存下去，遲早才可以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

立法委員 總統是國家元首，由台澎金馬人民直接選出之後，事實上一個新國 家已在台澎金馬領土上誕生。 新國家需要新的國民意識為基礎。在臺灣最需要培養的意識，便是 臺灣國民意識。現在臺灣在大中國情結氾濫下，如果要給國民培養臺灣 國民意識，則非全國一致推動「台灣國民主義」不可。 行政院長連戰在立法院被詢及是否知道宋楚瑜省長所說「新台灣人 主義」一詞的意思時提到，只知道李登輝總統曾談過「新台灣人意識」 ，也就是大家要有生命共同體的意識，不分彼此，為國家建設一個現代 化的未來。 筆者為何主張推動「臺灣國民主義」呢？ 第一、對「新台灣人主義 」和「新台灣人意識」，雖同意其定義的一部份，但仍覺有些不妥，所 以必須以「臺灣國民主義」觀念取代。 第二、在總統直選後，既然已產 生新的國家形象，就必須趕快提出「臺灣國民主義」。 第三、在中共導 彈的威脅之下，臺灣國內在政治態度、政治意識上產生一些困擾，主因 即在於全體國民沒有清楚的「臺灣國民意識」，因而影響愛國心。 第四 、在公共政策尤其是國防、外交和教育文化方面，如無正確的「臺灣國 民主義」培養「臺灣國民意識」，任由教科書仍沿用舊的中國地理和歷 史，灌輸錯誤的國家認同觀念，則對新國家的形成、國防線的確定、外 交的施展，是很大的阻礙。 宋楚瑜省長在省政會議中說：「所謂新台灣人主義，是政治追求民 主自由、經濟追求開放發展，不分族群，和衷共濟一起為臺灣這塊土地 打拼的精神；因為目前在臺灣這塊土地生活的民眾，除了原住民外，是 四百年來帶著希望陸續來台，大家白手起家，在長期因地緣關係、人脈 互動以及胼手胝足發展出來的感情，這種「新台灣人主義」也將帶動臺 灣未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其實，宋楚瑜對「新台灣人主義」或李總統「新台灣人意識」的概 念，都在強調不分族群一起為台灣這塊土地奮鬥的精神。就此內涵言， 是可接受的。惟很遺憾地，其特別強調「新」字，無異區分「新台灣人 主義」和「舊台灣人主義」，有對台灣人本質貶損之嫌，亦即故意忽略 過去被殖民主、外來政權奴役和倒行逆施激發抵抗的台灣人精神。「新 台灣人主義」和「新台灣人意識」，是以人的立場來談，我們知道，在 「人」之上有一層不同的概念為「人民」，另一層為「國民」，在概念 上完全不同，我們社會特別缺少正確的「國民」概念。再者，我們不要 分新或舊，假如提倡「新台灣人」的名稱，則對「舊台灣人」要如何界 定？是否今是而昨非呢？尤其是宋楚瑜在高唱「新台灣人主義」調子的 同時，仍不忘自陳是絕對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這樣只圖以「新台灣 人」的模糊概念抹煞台灣人固有精神的心態，對於確立「台灣國民主義 」並無助益，甚至必然會導致無法善用「台灣國民主義」於政府公共政 策施為之中。 連戰談到中華民國直選總統之後譬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 實這句話只是體制內改革，並沒有國家形成的意義。「邦」是古代的邦 ，像現在的「國」一樣，也有一定的統治空間、一定的人民，最重要是 有無「命運共同體」的性質。現在台澎金馬經過半個世紀，已形成一個 新國家的形貌。但是現在因為國內受到長期「大中國」情結的影響太大 ，很多人分不清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當用「中 國」名稱來涵蓋時，大家就更變得糊里糊塗了。 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不重視和不認定台、澎、金、馬，經由半世紀 已逐漸形成「國民國家」 (Nation-State) 之實際狀況，甚至故意迴避 […]

本文取材自同名書 黃昭堂著 一、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始與系統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獨立運動稱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 。大戰終戰時，日本的台灣軍已經改編為第十方面軍，其參謀少佐 中宮悟郎與牧澤義夫曾與台灣人有力人士共同討論台灣獨立事宜。 但是台灣總督安藤利吉認為不妥，不予贊同，遂無進展。有關人士 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後來被陳儀主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逮捕，被台灣省戰犯軍事法庭判刑。當事者現在尚有一部分生存， 但是可能事尚屬敏感，而仍然守口如瓶。因此要窺見其主張尚有困難。 　　一九四六年黃紀男組織的台灣青年聯盟主張由聯合國來託管台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的「台灣人三十二條要求」，內容即 止於中華民國體制下的高度自治。 事件進行中成立的台灣獨立聯盟 （責任者莊耀甸 = 莊要傳），雖然主張台灣獨立，但是在此之前，發布了戒嚴令，不能從事任何活動。 同年八月末，台灣青年聯盟、 台灣獨立聯盟與幾個地下組織秘密集會， 認為標榜聯合國託管，對 台灣人大眾不會有吸引力，決定以後以獨立為唯一的訴求。 這正是 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端。 根據黃紀男的回憶，當時的台獨派尚有 楊肇嘉、林益謙等人，但是毫無提到這兩位實際參與活動的情形。 　　二二八時，廖文奎、文毅兄弟在上海，一九四七年九月廖文毅 由上海轉赴香港， 不久與前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所推派的蘇新等人 合作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從事台灣的高度自治運動。 　　廖氏兄弟均為留美博士，一九四七年十月底，台灣青年聯盟與 台灣獨立聯盟開會， 認為台灣的獨立是根據國際法，而需要展開國 際外交， 又，美國是開羅宣言「開羅聲明」的當事國而且是支援中 華民國接收台灣的， 若能請廖氏兩兄弟做發言人，對美表明台灣人 獨立的願望一定有很大的效果。 黃紀男飛滬說伏廖文奎告成，黃、 廖兩位於十一月在滬舉行記者招待會表明台灣獨立的意願， 旋赴南 京訪問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Rev.J. Leighton Stuart） 表達此意願。一九四八年一月底，黃紀男訪問在港的廖文毅。於是 廖文毅切斷與蘇新等人的關係，由高度自治轉向台灣獨立。但是廖 文毅在此階段的獨立思想尚搖擺不定，這可由廖文毅於四、五月間 成立的台灣民眾聯盟看出。其基本綱領說：「推翻蔣政權在台的反 動統治，建立代表台灣各階層人民利益的民主獨立政府，待整個中 國政治確已走上民主軌道之時，依人民投票以聯邦之一單位加入中 國民主聯邦」。綱領中有「台灣人民」的用詞而無「台灣民族」的 用詞，亦無「台灣獨立」的用詞。 　　不過，此後廖文毅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九月一日，廖 文毅向聯合國李(Trygve Lie)事務總長提出台灣人第一封的 獨立請願。 　　一九五○年廖文毅赴日，糾合東京、橫濱的台灣公民投票促進 […]

蕭美琴與談內容 Outline for presentation I. Global trends and systemic change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1. Global chang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sing new powers 2. The rise of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Asia Pacific nation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I. New non-conventional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

前駐美代表 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在任期間，葉望輝（Stephen Yates)先生曾經在美國白宮擔任副總統的重要國安幕僚，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所面對的安全環境與美中台關係的變化，以及美國政策的變化，感受直接而獨到。他的分析與見地，是遠在台灣的我們，必須仔細聆聽與體會的。 亞太地區關鍵性變化 在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為世界唯一超強，但九一一事件卻讓東亞地區的權力體系發生了關鍵性的變化。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投入了對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場戰爭，而這兩場戰爭，不止耗費美國的人力物力，也讓美國對亞太地區無法有更多的重視。而就在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無法有更多重視的同時，中國卻不斷展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尤其是在軍事上，這是歷史上非戰時期最大的軍事投資與最快速的成長，這讓環繞中國的各國皆感威脅，也被美國視為重大的挑戰。 在歐巴馬政府上任之初，對中國採取較為和緩的政策，原認為可以換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上與美國合作，創造一個有利於整體亞太地區的環境。歐巴馬總統在2009年11月訪問中國時，美國尤其希望能有正面而具體的進展，因此在行程上的安排上，甚至美國最重要的亞洲盟邦日本，都認為被輕忽了。然而事實的發展並非如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並沒有展現負責任的態度，反而在各項事務上面，中國政府的態度卻顯得更加傲慢與強勢。 在歐巴馬訪中的安排上，中國強勢主導，對於共同聲明的內容也強勢主導。歐巴馬總統訪中之後參加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候會議，中國也以不肖的態度對待美國。這些讓歐巴馬總統在美國國內飽受抨擊。之後從2010年開始，由於美國宣布軍售台灣，在白宮接待達賴喇嘛，北韓炮擊引發的危機，釣魚台的爭議等問題，使得美中關係陷入緊張，也迫使美國必須嚴肅面對中國在東亞地區對美國戰略利益的挑戰。 而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挑戰，除了對於美韓聯合軍演採取強硬立場外，也派出有史以來最大的艦隊編組，通過第一島鏈，到日本群島以東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使得日本感受極大震撼。此外，中國也宣布南中國海為其「核心利益」，並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形成嚴重領土糾紛。 而美國接下來進行的國會改選，也由於美國國會議員對於中國在國際上的傲慢宇強勢的行為，或在經貿上所採取的不公平作法，對美國可能造成的傷害，都使許\多美國國會議員採取強硬的對中立場，使得美國政府必須改變原本對中國所持的政策與態度。而國會期中選舉的結果，使得執政的民主黨成為國會少數，對行政部門的影響力更大，也使得原來在歐巴馬政府中主張對中國採取寬容與交往主張者，更無以為繼。 美國的反應與未來趨勢 雖然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受到戰爭與各項國際議題的拘束，而無法在東亞地區展現強勢的作為，但自小布希總統上任之後，對於中國逐漸崛起的疑慮和東亞新局勢並非視若無睹，也並非毫無作為。從2001年開始，美國已經在西太平洋地區靜靜的進行戰略重新部署，逐漸將海空軍的主力，從夏威夷西移至關島，在關島大興土木，建立大型基地，將之作為西太平洋的戰略重心。此外，布希政府強化與日本的軍事聯盟關係，目的就是讓東亞各國清楚瞭解，美國仍是一個超級強權，不會從西太平洋地區撤離，對區域情勢變化不會坐視不管，更不可能和中國「共管太平洋」。然而因為中東地區的兩場戰爭及其他國際糾紛，使得中國有機可乘，也讓美國分心，無法專注於東亞事務的發展。 美中之間在經歷2010年的各種震盪之後，歐巴馬政府也決定作出明確的回應，以避免美國的戰略利益進一步惡化。在南韓天安艦遭北韓魚雷擊沉之後，美國除了譴責北韓，也與南韓舉行大規模海上演習，參與演習的除了有廿餘艘各型軍艦，也包括F-22在內的200多架各型戰機。雖然這次演習雖不在原先預定的黃海舉行，但演習之前美方訪台高層人士說明，黃海是公海，美軍以前在黃海演習，未來也會再回到黃海，而且會不斷回來，不可能接受中國的恫嚇而從這地區退縮。而就在北韓砲擊延坪島之後，美韓就進入黃海地區舉行大規模海上軍演。 在日中之間在釣魚台海域引爆漁船爭議之後，美國也明確的與日本站在一起，並且指出釣魚台海域也是美日安保條約涵蓋\範圍，並且美韓兩度舉行聯合軍演之後，美國也都緊接著與日本舉行聯合軍演，規模與重要性甚至高於美韓的聯合軍演，以實際行動宣示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在中國與越南及菲律賓為了南海主權造成爭議，中國官員宣布南中國海為等同於主權地位的核心利益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就藉著參加亞洲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的機會，宣稱南中國海自由航行為美國的國家利益，之後並與越南舉行大規模海上軍演。越南也決定向俄羅斯購買基洛級（Kilo Class）的潛水艇，以強化其海軍的嚇阻能力。之後，美國也強化了與菲律賓的安全關係，菲律賓也宣布大幅提高國防預算，以因應所面對的新局勢。美國政府不斷回應東南亞國家，提高在地區事務的參與度，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關係。 以美國目前對於東亞局勢的反應來看，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在西太平洋強化部署的趨勢只會強化，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甚至是南亞地區，美國和傳統盟邦，甚或與越南或印度等新的盟友強化軍事關係，建構一個新的戰略網絡。 地區戰略的反趨勢：馬政府的作為 台灣直接面對中國越來越強大的軍事威脅與外交封鎖，不論那一政府執政，都必須認真進行定期戰略評估，瞭解在未來的趨勢之下台灣的國家利益所在。對台灣人民來說，中國是威脅的來源，美、日等民主國家則是台灣在國際上最堅強的奧援，因此最合乎理性的選擇，就是強化與美、日等民主國家的關係，試圖化解中國的負面作為。然而國民黨政府的作法，卻是全面發展與中國的關係，甚至公開宣示兩岸關係高於對外關係，且目光只有中國這個焦點，這使得馬政府在東亞的戰略棋局上，很明顯地與中國站在一邊。 馬英九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之中，為了獲取美方的信任，也為了化解台灣選民的疑慮，因此作了不少的重要宣示與承諾。雖然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國民黨阻止軍購預算一事聲名狼藉，但在選舉的最後階段承諾上任之後維持每年GDP 3%的水準，也告訴台灣人民，他燒成灰也是台灣人，台灣的前途只有台灣人民能夠決定，以及台灣獨立也是台灣的選項。針對中國政府鎮壓西藏一事，馬英九也認為台灣應思考抵制北京奧運。這些立場，讓部份台灣人民或國際社會認為，他在必要時會堅持台灣立場，維護台灣與民主盟友的利益。 但當馬英九當選之後，情況有了立即而明顯的改變，選前承諾不見了。在這三年多以來，馬政府的立場與作為，有許\多讓台灣人民感到憤怒、讓國際友人感到憂慮的之處，包括： 一、不主張台灣擁有主權 雖然多數民主國家並不正式承認台灣，但接受台灣實質獨立存在的現狀，且不希望這現狀被中國改變。然而馬英九當選之後，就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將台灣置諸中國之下，而不認為他所代表的，是台灣的主權。雖然馬英九認為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但他對中國表述台灣為中國一部份從未表達異議。而他本身的表述，只提到中華民國主權，台灣為中華民國的一部份。倘台灣政府與台灣總統自己不認為台灣擁有主權或台灣人民擁有台灣的主權，則其他國家，無論對台灣多友好，對於中國在國際上宣稱台灣中國一部份的說法，皆沒有立場反對。此外，馬政府對台灣主權的立場，不但違反了台灣關係法的基本精神，也掏空了美國或其他國家支持台灣的基礎。 二、外交休兵 馬英九上任之後，即宣示外交休兵，這立即引起國人詫異。外交部也訓令所有駐外單位，兩岸關係高於對外關係，任何對外關係若與兩岸關係發展相抵觸，以兩岸關係為優先。而中國在外交上的對台目標，仍然是要封鎖台灣的外交，當台灣政府以兩岸關係發展為優先，對外交部門來說，就是放下所有的努力。但雖然台灣在外交上片面休兵，並宣稱沒有斷交與擔任世界衛生組織（WHO）觀察員為重大外交勝利，但事實的狀況是中國並未放鬆在國際上打壓或矮化台灣的作為。以參與WHO為例，雖然台灣可以擔任觀察員，但中國要求WHO發函給會員國，宣稱「中華台北」只有在五天大會之中適用的名稱；對WHO來說，台灣是中國台灣省。這對台灣獨立自主與人民權利的傷害，遠大過五天大會參與所帶來的好處。許\多歐洲友人現在說，台灣有了中國，不需要他們了，連定期對話機制也中止了。 三、事事依賴中國 馬政府上上下下都認為，台灣經濟不佳，而中國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是解決台灣經濟瓶頸的萬靈丹，因此積極發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開放台灣企業對中國的投資，並與中國簽訂ECFA，讓台灣經濟完全融入中國，甘願成為中國經濟的邊陲。此外，台灣政府面對高等教育體系過度發展而又碰上少子化的趨勢，簡單的認為中國學生就是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台灣犯罪率升高，馬政府於是與中國簽訂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台灣要參與國際活動，也與中國協商，經中國同意而獲得WHO參與的機會。在日本311大地震發生之後，核能安全引發台灣各界的關切，馬政府立即與中國進行核能安全的協商。台灣水果盛產季節滯銷，馬政府也認為唯有中國可以協助。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可以與西方標準一致，但馬政府卻與中國簽訂標準化的協議，彷彿台灣只有中國市場。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是許\多國家的共同意向，台灣應發展何種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或許\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但若事事皆認為中國是台灣往前走的關鍵助力，則讓台灣喪失自我，喪失獨立存在的價值。 四、不再為台灣重大利益發言 中國對台政策以2008年12月31日的胡六點為主要依據，對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當前與未來經濟文化關係發展，以及未來政治爭議的解決，都必須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對台而言，這是很明顯將台灣置於中國之下的政治安排，然而馬政府並為對此提出任何異議。此後，對於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宣稱代表台灣，更改台灣參與非政府組織的名稱或權利，甚至在亞運跆拳道比賽取盜取台灣選手的獎牌，甚至強迫菲律賓政府將台灣人民遣送中國，台灣政府皆不對中國有任何發言，有如中國這些作為是正常的、應該的且台灣人民可以接受的。在2009年歐巴馬總統訪問北京，與胡錦濤簽訂共同聲明，美國尊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明，馬英九宣稱這是台美關係六十年以來最好的時刻。但當美國特使到台灣向台灣進行簡報，只有在反對黨民進黨的強力抗議之下，才對外宣示美國並不承認中國所宣稱的台灣屬於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的核心利益，美國並未改變對台政策立場。2011年初胡錦濤訪問美國，不斷要求美方信守對2009年聯合聲明的承諾，並且在多個公開場合要求美國不應介入屬於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要求美國不應出售武器給台灣，馬政府依然保持不可思議的緘默。實際上，在馬英九就職總統不久，外交部便悄悄移除中國外交打壓的網頁，徹底執行外交休兵。 五、民主不再是核心價值 台灣從威權體制發展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受到其他民主國家的讚譽。民主，不但成為台灣與國際進行連結的最重要價值基礎，也成為台灣面對中國時的戰略縱深。然而為了避免觸怒中國，或為了爭取更多的經貿利益，國民黨政府已經堵住本身的戰略縱深。除了陸委會停止中國人權的網頁之外，為推動國際尤其是中國人權而設立的民主基金會，也被迫進行大幅人事改組，認為支援中國或古巴的民主化與當前政策不符。馬英九當選之前，皆會在六四紀念日為文批評中國違反人權；在當選之後，他仍然為文，卻不再批評中國人權問題，反而盛讚中國的進步。或許\他在民主自由上的作為，早已昭告世人，台灣不再民主自由，也無立場如此要求中國了。 六、國家安全事務 台灣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符合理性的做法，就是強化防衛能力，避免對手有趁虛而入的誘因。雖然馬英九當選之前與就任之後承諾GDP 3%的國防預算，但2010年起，國防預算編列已經嚴重跳票，只佔GDP的2.16%，連歐巴馬總統冒著引起中國嚴重抗議、已經通知國會的愛國者反飛彈系統等，馬政府都說沒有經費。但馬英九選擇便宜的做法，不斷對外公開發言要求美國出售F-16C/D型戰機，將強化防衛武力的焦點集中在此一項目，也將所有責任推給美國。在馬英九上任之初，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將一份美國專家建議台灣採取「刺蝟戰術」的報告交給國防部，要求所有將領研讀，彷彿要放棄台灣海空軍而要發展游擊戰，造成軍方震撼。此外，由於部份名嘴子虛烏有的指控，馬英九下令發動對所有將軍進行調查，是否有買官的情況。雖然所有調查結果並沒有任何事證，但對於軍事將領士氣的打擊卻極為嚴重。然而對於退役高階軍事將領前往中國，與中國進行軍事交流，馬英九卻不以為意。所有有關國家安全的事務，看起來馬英九總統都與正常的理性思考背道而馳。以「國防休兵」來說明馬英九總統對於國防的各種做法，應是最貼切的形容。 七、對於國際爭議的立場 中國不透明的軍事崛起，向來是亞太各相關國家關切的問題，在2010年的北韓擊沉天安艦、日中釣魚台衝突與南中國海的糾紛之後，中國明顯地在其週邊展現強勢的態度與作為，也看到中國艦對大編組通過日本海域，無視這些作為可能引起區域緊張。但馬政府之下外交部對於北韓爭議的發言內容，與中國相近，對釣魚台的發言，也引起日本媒體抨擊是與中國結合對抗日本，在南中國海的爭議之中，未支持美方「自由航行」的發言，這些都引起台灣傳統友人的不安。許\多美國重要人士已經開始指出，台灣的作法不符美國利益，也與美國與地區發展關係的趨勢不符，也主張美國應該重新評估對台政策。 結論 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一方面由於美國必須面對中東地區的戰爭與其他的國際問題，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利用此一機會，在亞太地區以極為強勢與傲慢的態度處理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爭議，造成東亞地區趨向緊張的新局面，亞太地區各國幾乎都無法從此一趨勢抽離，而必須思考如何面對強勢中國所構成的挑戰。 雖然亞太地區各國無可避免的要與中國進行經貿往來，與中國經濟掛勾，以獲取經濟上的利益，但大部份國家在面對中國政治與安全挑戰的避險做法，則是強化與美國的關係，讓美國強化地區事務的參與，作為地區安全的保障。而美國為了避免東亞地區的戰略利益進一步受到中國的侵蝕，也積極與亞太地區國家進行更緊密的安全關係。然而台灣政府的作為，與此一趨勢剛好相反，國民黨政府不斷強化與中國的各層面關係，與其他相關國家之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這情況，恐使得其他國家漸漸認為，台灣與其國家利益並不相符。在兩股對抗的勢力之中，國民黨政府選擇中國這邊的作法，倘被其他國家認為不符其利益，而這是否符合台灣的利益，相信台灣人民在接下來的大選中會有很深刻的表達。 美國或亞太地區各國對於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的做法，或有不同程度的疑慮，多數也不認為符合其個別國家利益。亞太國家不瞭解目前國民黨政府與中國關係迅速發展，最終會達成什麼結果，或此一結果是否符合個別或共同的利益。但多數國家肯定的，是國民黨政府目前的政策與發展的趨勢，是中國所希望看到的，也符合中國的當前與未來利益。若亞太各相關國家對於其短期與長期的國家利益嚴肅看待，則不應對於國民黨政府的作為保持緘默，讓此一趨勢發展到永無回頭的境地。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