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葆源◎曾任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務機要費案偵結起訴後，由於第一夫人之犯罪態樣屬於刑法上的身分犯，須以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共同實施為前提，從而引發檢察官能否偵查總統及法院應否受理等爭議。
近日法界屢從憲法第五十二條闡釋起訴書的合憲性，迭有高見，惟本案若有不易究明之政治行為，則又觸及權力分立。經查，該案確有兩件對外秘密事項，從而檢方能否以「甲君」案之偽證驟然否定其他機密之存在，顯有疑惑；況該行為若涉及高度政治性，是否適合司法機關進行判斷，殊值深究。
憲政學說及判例均承認若干例外是為司法權之所不及，例如「統治行為」。其概念源自德語的Regierungsakt，理論認為某些行使統治權之國家行為具有高度政治性，司法機關不宜審理。美國則稱為「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其理論由聯邦法院判例匯聚而成，法院劃定若干國家行為，排除司法權之行使。該理論發展迄今，雖無確切範圍，惟美日等國大抵涵蓋\國內事項和對外關係，諸如國會自律、發動緊急權、領土割讓或合併、外交活動、國家承認、政府承認、交戰團體之承認、國境或公海之確定等。
日本學界對於統治行為理論見解紛陳，早期以肯定說為主流，晚近趨向折衷說（限定範圍）。肯定說指出，某些國家行為具有高度政治性，不宜由法院進行法的價值判斷，因此，與其委由法院作出高度爭議性之判決，毋寧委由國民針對行為主體進行政治批判。該說又分：
一、自制說：宮澤俊義、外間寬等人基於「司法消極主義」，主張法院應行自制，從「法院並未擔負政治責任」進行論述，認為法院應考量「比例原則」，慎重處理高度政治性之國家行為；亦即，法院衡酌涉入判斷可能引致之後果，倘介入將發生重大政治混亂，則應捨大害而就小害，避免捲入政治紛爭。
二、內在制約說：從司法權之結構、性質及司法權與其他國家權力的關聯性進行理解，認為司法權在憲政架構中有其權力限度。入江俊郎強調三權係處於「互不侵犯的對立關係」，統治行為應「保留給國民作最後判斷」；雄川一郎認為「司法權並非萬能，應存在一定界限」，進而推出「縱為法律問題，甚或與國民之權利義務有所關聯，惟因其觸及國政之重大問題，故不宜由法院透過訴訟程序加以解決」。
綜上所述，假設國務機要費之使用涉及高度敏感的國際或兩岸關係，法院即便介入，或恐治絲益棼，難斷真偽，況若強行介入，亦將引發司法政治化之危機，焉能不慎！美國大法官Mr. Justice Frankfurter說過：「憲法曾將大量政府重任，交由行政及立法部門執行，並由人民行使最後之監督加以控制」，今天司法機關若無力釐清葛藤纏繞的政治議題，何不回歸國民主權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