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鴻鈞
問題的提出與切入點
「台灣文學的正名與定位問題」素為學術界所喜探討。尤其對葉石濤所建構的台灣文學史與對葉石濤個人的台灣文學運動歷程，獲得很深入的瞭解。但是想要以過去學術論文，來瞭解鍾肇政個人的文學認同歷程，似乎有許多不足。尤其像「1960年代的台灣作家，自然的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樣的論斷，似乎無法套用在鍾肇政身上。拙文則認為，鍾肇政於1951年寫作開始就有「台灣文學」的概念。大致是1955年，他就瞭解到台灣文學的定位問題，及未來的屬性，認知到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是一個「可選擇與認同」的問題。而且「選擇」的結果也並不一定就「自然的」將台灣文學歸於中國文學的一環。至於台灣文學的起源，這類文學史的問題，相信他也有所瞭解。其詮釋當然也有其個人立場的。
對以上問題，本文提出「台灣文學的鄉愁」與「省籍意識」兩點來切入。「鄉愁」表達他一貫的堅持與追求「台灣文學」四個字，毫無鄉土、本土這樣替換的說法。「省籍意識」則幫助瞭解他在戒嚴下的所有文學宣示的內在意義。而這兩點，其彼此關係是密切的。鄉愁來自思慕，台灣人不能擁抱台灣文學，這不是很值得探討相關的台灣人的歷史與命運嗎？壓迫者如非統治者、外省人、中國正統意識論者，又還是誰呢？在本文關鍵詞彙中，充滿二元的對立性，希望在本文中，能清楚以這些對立性詞彙清楚的描繪出在1965年代鍾肇政內心深處的真正認同。
「鄉愁」的抒情字眼似乎很不合學術論文，不過正也表示此文要「證明」鍾肇政從來就認為台灣文學一直是獨立自主，是有困難的。反抗性是的確在其血液中，而不可能在戒嚴時期有明白的表達。這情況如同要證明他血液深處存有打倒國民黨的要素一樣不可能，沒有直接證據，何況他只是一個「純潔」的文學家。在無可「證明」之下，只能建築於研究者是否願意這樣去想。所以，本文也僅僅是幫助讀者能夠以這個角度去琢磨而已。
幫助的方法就是檢查其「省籍意識」。而很奇異的，對葉石濤也是可以由此得到相同的認識，這是另外一個台灣文學鄉愁者的典型。要進一步的釐清何謂「省籍意識」前，有必要事先說明，就如同若不透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則無法瞭解台灣的現代化一樣，這有避免語意上誤解成有感謝日本殖民政府之意。而省籍意識正是瞭解鍾肇政的意識上「選擇未來方向」的必要途徑，要先避免被誤解為他是一個狹隘的人。說他狹隘，毋寧說他是一個富有高尚情操的台灣人道主義者。
省籍意識的界定
省籍情結，在鍾肇政的認知上也就是反中國人、反祖國的情結，本質上與反帝國、反殖民、反迫害無異。就是說，省籍意識的界定，並非此字面上，因襲中國大陸各省所存在的地域問題而已。這是一個獨特的特殊的區域所產生的地域情結。雖然後來習慣稱「省籍情結」，不過恰就是1977年葉石濤所提出的「台灣意識」。也與1965年葉石濤所提出的「鄉土意識」有重大關聯。與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精神也是一脈相通的。就如同今日的說法「族群意識」，在鍾、葉一代人的理解來講，也只是省籍、台灣、鄉土以外，多一層閩客與原住民問題罷了。奇異的是，鍾肇政的作品，完全是沒有閩客與原住民的族群問題，換言之，只有本省外省衝突下所造成的意識。更進一步的講，今日鍾肇政的認定是已經沒有「外省人」，只有在台灣的華僑與後期移民的台灣人，與戰後祖國接收的中國人認定有些微差異。其使命感的志向與作為，與反抗的精神，應該都需以此根源來探討。
進一步說明，「外省人」指涉的對象原本就是取代對「祖國來的人」、「中國人」的說法，這樣的詞彙可說是模糊了「本省人反中國人」意識上的意義，成為「反外省人」也就是稱之為「省籍意識」。有如日本時代，出現「本島人」模糊了「台灣人」的說法。趣味的是，光復後的一段時間，內地人也就是日本人離開了台灣，中國人卻取代了日本人而被稱為內地人的講法，奇異的延續了殖民時期的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稱呼。在這「省籍意識」等名詞的取代的過程中，經過一段混亂的認知期，其結果往往也是被本省人接受而成為習慣用語，因為有著大家都是中國人的共識。只是很快的外省人又變成「豬」、張柯羅（又或音譯為清國奴）、支那人的認定，本省人又變回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這樣的說法，在二二八期間達到最高峰。而外省人看台灣人的過程中，也有不認為你是純正的中國人而是皇民，或者就單純的說你是台灣人，且認定有分離意識的不信任態度。
就像今天，我們發現，我們後輩已經有台獨意識了，我們常常就會說，台灣有很多老一輩的外省人其意識形態行為表現，根本就是中國人，與對岸中國人無異；或是有很多明明是信奉正統中國意識的台灣人，偽裝著進步的人道的左派階級思想，一付清高在上的做作，我們說他是假中國人。我們後輩原先對「省籍的對抗意識」，進一步認知為「反中國的意識」。
而那種「省籍衝突」在二二八的幾年間，在外省人那邊看來，也瀰漫著是因為台灣人受奴化教育太久，而在思想裡根本就仇恨中國。這種看法，不也有一種接近客觀層面的事實嗎？也因此更激起受「奴化」教育的台灣人，更加的對中國人激憤罷了。的確仇恨中國人，仇恨同族的「外省人」，或是欲洗淨自己骯髒的中國人血液，等等意識形態就是在此肇端了，這是一種民族的分裂。清朝割讓台灣，還可以自我安慰清朝是滿族人。那同樣是明朝的後裔，中國人更邪惡，整個國家人民像土匪，這又該怎麼想呢？或許也可以解釋，台灣人因為受「奴化」太久了，不再有民族意識，所以我不要做中國人了，或許還是做日本人好。或者有另外一種反省，漢族根本就是卑劣的族類呢？台灣人何去何從？我相信這種沈痛的反省，在鍾肇政內心中不知道浮現幾次。總之，鍾肇政並非民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政治運動者，他只是文學家，他希望的是擁有如歐洲那樣的、我們自己的、小而美的、民主的國家理想，甩脫建設強大中國的美夢。
鍾肇政便曾經抓住了「光復」與「降服」在1945年8月15日所產生的混亂的詞彙，將之表現在1962年的文學作品《流雲》。作品中清清楚楚的批判「光復節」在10月25日而非8月15日的荒謬，寫下「這豈不也是人類的類乎自欺欺人毛病的一種流露嗎？」。台灣人對這種質疑，其實很普遍存於戰後那一段日子。這點原本不算是鍾肇政的什麼創見的，也不是很明顯的講了什麼該「殺頭」的話，也不是涉及文學藝術的問題。但比起來，一、1989年才有歷史學者對此「光復節」意義的討論，二、而有關歷史文化的文本分析，在提及台北市政府辦理「終戰五十年落地生根」引發的「光復節」爭議，「自然的」忽略了《流雲》這本小說的存在，三、今日所謂精通後殖民論述的學者從未見及討論《濁流三部曲》後殖民問題。綜合三種情況，可說種種台灣的學術落後文學創作久矣，任何理論深度或許也不比這位作家表現出「脫殖民性」與拒絕「異化」的深刻性。鍾肇政在《濁流三部曲》暗藏著顛覆統治者的歷史性「書寫」，台灣人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流動性敘事手法，其細膩表現是空前的「文本」。亟待學術界探討作者的「書寫策略」與架構出適當的「閱讀策略」幫助讀者進一步閱讀。（另外，順道指出，不知道多少政治人物，從《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等文學作品，取得台灣歷史的奶水，政治人物在在誇口台灣需要人文教育、要建設成文化大國等等，筆者寡陋，卻極難聽過對台灣文學一點感恩之意，實在有違政治家風度。）
當鍾肇政在作品中，描述光復後不久的時代，「含著興奮的淚水，回歸祖國的懷抱」。台灣確實有一段歷史，在剛剛脫離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想著終於獨立自主了，許多人大夢初醒，我原來是中國人、支那人。他們有為建設新中國新台灣而拼命學習祖國語言的誠摯純潔的心。不過在經歷二二八後再講到「回歸祖國懷抱」，事實的經歷卻是祖國父母很快的痛宰強姦了台灣「同胞」一頓。這「祖國懷抱」變成了多麼的諷刺與可笑，經歷過這一段混亂的時代的台灣人，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的未來將寄託於何處呢？紅色中國？愛爾蘭模式？美國式獨立？聯合國託管？高度自治？還有那樣多弱小國家殖民地戰後都紛紛獨立的模式，尤其同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的兄弟國韓國也獨立了。在二二八那一段時光鍾肇政的血液也曾經沸騰過、內心的仇恨滾燙，後來就隨者局勢漸漸淡化，卻一直是暗暗伏流著，思想不斷在沈澱。
可以推論，鍾肇政可不就是一開始就認知目前在台灣老一輩的外省人其實就是支那人、張科羅、阿山嗎？而從事文學工作後，他也很快的領悟到，所謂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壇、自由中國文壇，不就是這些外來者霸佔者的文學與文壇嗎？所以「台灣文學就是台灣人的文學，毫不需要政治性意義」以及「《台灣人三部曲》毫沒有政治性意義」，我們便知道過往他實際是懂政治、但有潔癖謹守文學家本份。其作品中如果有獨立的意義，那也是讀者自行領悟，作品自然放送的。如同，今天雖然可高喊獨立的時代，他也不願意小說被改成《台灣國民三部曲》，他是文學家，是台灣文學的運動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