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鴻鈞 三：台灣各代之間在省籍意識上的分野與台灣文學的認同問題 呂正惠教授觀點 鍾肇政鼓吹台灣文學的反殖民精神，似乎能通過白色恐怖的斷層，而與日據時代的傳統接合，也因此免除了1965年代葉石濤對鍾肇政無知於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傳統的擔憂。很奇異的，第二代以降要在1970年代後，甚至美麗島事件後，才樂於打「台灣文學」的旗幟，這是因為台灣退出聯合國凸顯出台灣人地位與未來命運的問題，所造成的本省外省青年的回歸熱。又因為兩方回歸不同鄉土，造成往後省籍問題的再提起與激化。才會有80年代的台灣文學正名論。至此而與第一代作家的志向完全的接合。 而且也要到1990年代，大家才發現，前行代諸如葉石濤、鍾肇政，原來其在1965年代內心裡打的，完完全全是「台灣文學」這四個字的旗幟。這也是因為前行代作家，往往要以鄉土、省籍來包裝台灣文學的不得不的模糊作法。作品則需要在抗日與祖國愛的情況下包裝。無法真正的將造成省籍意識的二二八事件予以見證，刻劃台灣人真正的心聲與悲哀。致使需要研究者進一步的以歷史眼光審查分析。 以上的情況，就是呂正惠所觀察的，鍾肇政葉石濤這批人被「奇怪的重新發現」。而「鄉土文學」則是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人受重視而炒熱的。他認為「台灣文學論述」是受到政治的影響才激化而後成立的。1960年的鄉土文學或台灣文學並非是反中國的文學，1980年後的反中國的台灣文學，則是政治化的影響。 呂正惠對台灣第二代以降台灣作家的政治性觀察，這是有某種道理的，或許說，這也是其早先無知於戰後第一代台灣作家的努力的一種判斷。也就是說若論及第一代作家對於「台灣文學」四個字的堅持，看做是單純的政治化，是尚須加以證驗的。事實上，呂正惠因為有更多的學術研究與看到新資料的出土，在近幾年也修正了以往那種握緊歷史詮釋權的看法： 不可否認的，是戰後第一代的葉石濤，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和《台灣文學史綱》中提出類似「台灣文學獨立宣言」這樣的東西。這一論述，無疑是葉石濤根據戰後第一代的經驗，隨著半世紀來台灣曲折複雜的歷史逐漸形成的。台灣的歷史將來怎麼走，無疑也會影響台灣文學未來的走向，正如過去一百年一樣。我相信，如果把葉石濤（及戰後第一代作家）的一生，他的創作生涯和他長期發展的台灣文學觀，做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來加以思考，也許我們對台灣人未來命運的想法會更具有開放性。 另外，呂正惠認為是三十年代的作品未傳到台灣來，所以斬斷中國文學傳統對台灣文學的影響。這是無視於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歷史，而依其意識喜好下，假想的台灣文學歷史的可能動向，以求得台灣文學能復合於中國文學的說法。事實上，例如西化派的外省作家根本不需要三十年代文學，卻仍願依照父兄的血統，而有強烈的中國文學使命感啊！或者我們是否也可說「台灣日據時代新文學」的斷層，對戰後的新一代的台灣文學產生了迷霧呢？無論如何，戰後的台灣文學與中國三十年代文學、日據台灣新文學的阻隔，我們都同意是萬惡的國民黨政權造成的。 事實上，鍾肇政是閱讀過那些中國作品的，只是要依賴中日對照的版本。不僅如此，對於五四文風在台灣，一直沒有改變進步，也是早就注意到與鄙棄的。自己則困苦於，找尋代表台灣特色的的風物，突破台灣沒有日本那樣的古典的文學作品，美學的文字語言而執著而努力。 與戰後第二代以降的作家作比較 在1960年代，這裡簡單的分野第二代作家的與第一代的方式，就是「省籍意識」的有無，更進一步說，是第二代作家雖然口頭上有「省籍意識」，但是並不會成為一種堅強的意志的動力。這在作品上就表現出來，鍾肇政在1965年1月發表文章講： 「他們與第一代作家之間還有個不同之點，那就是作品中台灣鄉土色彩，在文學上而言只是構成作品的要素之一，其絕對價值前此尚無定論；從而第二代作家在台灣味兒上較淡，其為利為害也是無從判斷的。」 還有一個分別是，鍾肇政說，他們至少是受「初中以上我國正規教育」。此點也就說明，是第二代受了中國殖民教育的影響，才有日後「脫中國化」的問題，也就是李喬著名的「毒西瓜」的文化理論，台灣人要真正獨立，要將心中的中國文化毒性都去除。也就是說第二代可以說是有省籍意識，卻沒有台灣意識，必須經過「脫中國中心化」這道割禮。經歷上要遇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美麗島事件、甚至到天安門事件，才認清中國政治文化的劣質，而有脫離自保之思。或者也有回過頭來細細思考幼年時代，約略接觸到的二二八事件，才有醒悟的一天。 而第一代作家，假設說是有所謂的「脫中國中心化」的問題，也要如同第二代瞭解到台灣人的歷史命運的悲哀才會覺醒，這是說不過去的。因為第一代作家，早在二二八事件就已經覺醒與對中國的政治失望，並且對中國文化的落後有相當的體驗。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人有可能轉而回復到日本人的認同，當然還是有人「選擇」由中國來統治台灣，也有對中國人不抱任何希望的甚至是厭惡的。鍾肇政內心裡「台灣人的命運與未來」，一直是他內心的痛與執著台灣文學的根源。在這一點上，有第二代台灣作家陳映真解釋說，某某作家失去了中國人的立場，但為何魯迅可以《阿Q正傳》傳達中國人的劣根性，甚而柏楊可以寫《醜陋的中國人》。而獨台灣人不可批判中國人呢？這不正反應中國正統的教育使得某些台灣人茫然於選擇台灣人獨立自主追求幸福的可能選擇，我們也可以說陳映真失去台灣人立場嗎？或者他有所謂的愛中國的大志向，卻不得不也要喊愛台灣的勉強心情，為台灣人另尋幸福的方式呢？但是他何苦今日以台灣人身份能為中國極權政權的上賓，向中國人尋求慰藉，與中國政權合作束縛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與永遠和平的心願呢？ 說回「省籍意識」的微妙，與表現在兩代間的「鄉土」的認知，卻有顯著的差異。故，葉石濤在1977年點出台灣意識，藉以導正鄉土的本意，其實就是台灣，鍾肇政則說是風土，或是說鄉土文學是國民文學。更正確的說，第二代作家早先並非不知道「台灣文學」四個字，或許考慮到因為台灣兩字帶有地方的、狹隘的、排他的疑慮的關係，而不會讓一般性的省籍意識發酵。比如說，第二代作家若說是對《台灣文藝》的認同，無寧說是對於編輯者的熱誠人格而受到吸引，是否願意堅持《台灣文藝》的「台灣」招牌，強烈需求的標的「台灣的」「我們的雜誌」，是很值得探究的，更不用說，對於台灣文學的日據時代傳統與台灣文學的未來有深入的感受。第二代作家以降與第一代作家建立台灣文學的使命感，在1965年代至1977年這段時間內，實有很大差異。 第二代的年齡相差第一代作家十年左右。光復時鍾肇政是二十歲，在感受二二八與祖國情懷的幻滅，兩代的差異甚大。而後第二代成長，正是吸收中國意識教育的時候，等於是接受另外一型的皇民化奴化愚民教育，養成「台灣中國的雙重認同結構」，但究其實，仍是一種制式教育下的中國五千年文化炎黃子孫的認同。幾乎失去了台灣人立場—-無法緊緊紮根於台灣人受虐的歷史。其對於領受所謂的台灣味，也就是台灣人的心聲就淡了。這也可以說明省籍意識不成為創作的深層心裡基礎的情況。故此，要體會台灣人的心聲也就有限了。 以上對第二代的講法，有一特例，這位先行者值得一提，那是鍾肇政於1977年以「台灣文學使徒」提及的張良澤，並在信件中偶對張以「??（蕃薯）文學」掩飾台灣文學，所以張說「鍾肇政再造張良澤」。這不也就是「受了鍾肇政的鄉愁的施洗」的同義詞嗎？今日，張並以「肝膽相照」稱呼鍾老，算是不枉鍾肇政這位台灣文學的鄉愁者與之自「文友聚會」時期的伙伴友情了。1977年張良澤在《吳濁流作品集》總序說： 最近有人宣告鄉土文學的死刑！您地下有知，豈不大笑道：「幼稚！幼稚！什麼鄉土不鄉土、城市不城市，台灣有台灣特殊歷史背景，特殊地理環境；贊成也好，反對也罷，她已自然成為中國文學一枝獨秀的台灣文學！ 完全是鍾肇政講法的模式，而實際上，兩個人一點也不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有趣之至。 李秋鳳的例子 這裡舉出一個鍾老與戰後第二代作家的交往為例子，已發表於《鍾肇政全集17 隨筆集一》。大致是講李秋鳳來了第一封信時在1968年，其中一段： 「這篇鄉土味較濃的東西，用了一些台灣話的字眼和台灣調調，希望你給我鼓勵與指示，並且喚醒我們本省作家開創我們自己的遠景來！」 鍾肇政在回信中，大談台灣的人、文物、習慣、台灣特色……乃至於一種台灣語式的思考、行文風格、文體等等，並鄭重其事地加一註腳云： 「這當然無損於中國、中華民族的完整，相信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由此可推測，鍾肇政非常了然於第二代作家的國家民族的認同問題，雖然這個註腳，主要也在保護自己免受因信件檢查與監視所帶來的險境。或許也牽扯到時代上，鍾肇政對於1967年國民黨（為因應台灣國際地位的越形低落）所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間接的批判。 解嚴那樣多年了，李秋鳳的政治立場完全是台灣人的。不過不免對中華五千年文化有些許孺慕與讚賞的不捨態度，她認為這仍舊是「自己的」，代表自己的文化，而且深感驕傲。或許，這是一種開闊的胸襟，但也令人覺得其對中國文化似乎仍有鄉愁之感。這種思維，似乎與經過二二八後的日據時代作家的表現頗多相似。 三十年前，她就主張在作品中使用「台灣話」寫代表「自己的文學」，以今日來看，她一直是一種文化上的台灣中國雙重意識，而將來在政治立場上是否會等待「中國的強大」而又產生改變呢？這也是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常有的心理。很多外省作家也有鄉土派，他們也贊成台灣人發展自己的鄉土文學。事實上，李秋鳳也是曾受到外省作家鼓勵繼續走這條路。不過外省人顯然是指導者的心態，而且是以中國文學的一環的限制下。相信鍾肇政對外省鄉土派作家，對李秋鳳，對自己的立場，都有敏銳的了解的。而李秋鳳回想當年，或也對她夾在台灣前輩作家與外省作家之間，有相當微妙的感受吧！ 李秋鳳與鍾肇政意識上有明顯的差異。故，我很懷疑，目前學術界對於鍾肇政這一代作家，在1960年代擁有的「中國台灣雙重民族主義的認同」的看法，與鍾肇政是「文化的台灣意識（相對於政治獨立的台灣意識）」的認知與界定，這些是否正確？我想書面上是找不到那個年代能夠公開或私下喊出台灣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證據（日本時代的台灣人不也如此嗎？不易找到書面的獨立的證據，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想要脫離日本人統治的想法。） 與日據時代作家作比較 鍾肇政的省籍意識，作為台灣意識的基礎，因為台灣的未來一直是鍾肇政所關注的問題，戰後不同於戰前日據時代作家面臨的情況，從異民族的統治換為是同民族的殖民統治。日據時代所要解決的異民族的殖民問題，其思想力量是來自抗日的民族主義與漢民族意識。當然，日據時代尚不存在有省籍問題的。 而經過二二八事件，日據時代作家往往仍微妙的存有中國文化的思慕意識，或者是來自抵抗日本的民族意識的「慣性作用」。這讓我們解釋為，其對於台灣人的未來，似乎有某種「障礙」，無法突破。另一方面，我們看鍾肇政由無民族意識到祖國情結的幻滅，他更能以「台灣人的命運」來凝視與反省二二八事件與面對未來，強烈的省籍意識只是一種特徵表象罷了，使他不會周旋於本省人也有壞人、外省人也有好人，這樣的糾葛。對於「半山」與「台奸」鍾肇政當然深惡痛絕，不過作品中大多採揚善方向，盡量痛惜台灣人立場，文學運動則極力拉近台灣人作家。 當然這只是大體之趨勢走向而言，每一代還是有許多分歧，同樣的教育與人格，判斷力、反省深度皆會有所不同。閩籍客籍的立場也會有所差異。日據作家其漢民族之民族意識，其實是不同的，在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文化協會的民族主義者與信奉階級問題的左派，是採用不同的意識方法對抗統治者。只是，如同日本人所分析的，這些人終究等待著祖國局勢改變而將傾向祖國傾斜。戰後，這些人雖則經歷了二二八的殘殺後餘生，也就仍難免令後代子孫在觀其言論，而感到大部分的日據作家對於中國土地與古典文人抱有濃濃的鄉愁。 以上等於說，日據時代作家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意識，似乎與其民族意識混合一塊，戰後轉化成「省籍意識」「反國民黨意識」，難以有整個反中國意識的選擇，而有新國家、新文化的決心。而戰後第一代作家在二二八後的反省，生出了新的台灣意識，則清楚的知道省籍意識就是反對整個中國的意識。 無論如何，至少日據作家與第一代作家都是有著台灣人命運與主體性的認知的，精神上保有台灣人未來與台灣文學路線「選擇與認同」的自由度，而不管其選擇結果究竟如何，他們是常常在內心中或文獻上辯論這種問題。而第二代作家在好長一段時間內，接觸到像鍾肇政公開書寫「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後輩們是否會認為「這有什麼好講好聲明的呢？」或者會認為「台灣文學」是蠻奇怪的地域性名詞，根本不必強調。 就日據前的「鄉土文學」「鄉土語言」的要旨是有啟蒙大眾文化、啟蒙本地人的抗日意識，台灣話文這是一種啟蒙的工具。鍾肇政則認為文學是純文學，是有道牆的，不讓一般民眾接近的。在台灣方言的使用上，鍾肇政著重於台灣文學的特色。他認知文學也就是語言的風格，若言也有啟蒙的成分，則是啟蒙台灣意識的作用，而後來演變成今日所採用的，對後輩的觀點而言則要以較為精確的語言表達，即本土化。 也就是台灣意識提倡的必要，對鍾肇政言算是一種民族型態的人道主義。民族的人道主義的說法，也就是凝聚台灣人意識打倒外來政權與爭取島內權利的平等，以獲得島內居民的真正民主與幸福。對於日據時代過來的人，無寧採取的是不分省籍的合作與樂觀的態度，面對未來。 總之，鍾肇政這個年代長大的，並沒有那樣強烈的抵抗異族的色彩，無疑是皇民化成功的一代。戰後，則在對抗祖國來的外省人統治政權，並不會因此就反對自己是漢民族是同文同種，也不會反對自己是中國人的血統，不過，其是否因此就甘於接受外省人所代表的中國統治的現狀，這是很可疑的。台灣人高度自治是二二八後普遍的聲音。不過也產生了各種託管與獨立的選擇。鍾肇政這一代人並不會因為與外省人是同為漢族就反對自治以外的選擇。 只是，第一代大部分人是接受現狀，仇恨的省籍意識隱藏在心，過著安安分分的無可如何的日子，否則就是被屠殺監禁，或流亡國外。這也是在解嚴以後，這代人紛紛都自然的表態為獨立運動的堅定的支持者。因為早就有切身慘痛經驗所造成的意識型態了。而不必如戰後第二代的台灣留學生出國以後，因為讀到二手的資料才瞭解到台灣人歷史的悲哀而恍然大悟。故，若是我們認為鍾肇政在1970年前是懵懵懂懂於台灣人的未來與中國的政治與文學的關係。而在後來才有個轉變。若說是受國際環境影響，還是國外帶進來的思想，造成統獨激化的影響，都是說不過去的。而若說是因為順應時勢，才轉跟著大家喊起獨立的現實主義的想法，那更是對一種莫名其妙的對鍾肇政的認識方法了。 日據時代的獨立路線 其實，雖然日據時代的文化人，在經歷二二八後，以目前挖掘出的資料上顯示，並無強烈的在文化與政治上自主獨立的聲音。但這可能是這種聲音被壓制住了。因為像許多在日據時代喪失台灣人立場的，皇民啦、御用紳士，他們算是現實主義者，不會不知道將外省人趕出台灣所獲得的利益會較高。而且還有許多熱血的受日本精神洗禮的年青人，視外省人中國人如寇仇，哪管你是否為同胞、漢人呢？就連從中國過來殺台灣人的，也認為這些台灣人都是該殺的日本人或叛國者吧！ 如同在日據時代就有激烈的台灣獨立革命論。同樣的文學文化，也有獨立於日本與中國之外的建構路線，一種自信的主體的主張： 「提倡台灣話文的，站在現實的立場認為台灣是一特殊區域如黃石輝所說：『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 「張深切把台灣過去的文學路線分為中國的文學路線和日本（與歐美）的文學路線之後，提出如下結論：……。張氏的這種主張，不外乎是主張台灣文學要站在獨自的立場，……」 在日據時代，較符合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文學是被台灣人視為「外國文學」，以及「祖國文學」的「雙重身份」。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學對於台灣文學影響較少，也有人驕傲的認為台灣人應該扮演日支親善的角色。更有自信的看法是自認為，因為透過日文接觸到世界文學：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雖是受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而發生，可是，對於文學的一般理解和欣賞能力，台灣是較高於當時的中國的水準。」 很難以想像這些「前獨立國家民族與文化」的想法，竟然在戰後、在二二八後都斷絕了？目前認為要到1970年代，這些想法才復甦。事實上，以上的例子，是1950年代後，廖毓文、黃得時、張文環對日據新文學的「客觀」觀察。雖然他們戰前是日本國籍，戰後是中國國籍，中國文學成為了本國文學，不是外國文學。經歷了二二八以後，這些作家就算有將文學復歸祖國文學的選擇，但是卻改不了日據時代有選擇獨立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的認知，認為台灣在日據時代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文學與文化。通過這些歷史文獻，將有助於戰後「要建立有特色的台灣文學」這般論述之進一步瞭解，其真正的含意，是否就是要建立獨立的台灣文學呢？ 附加說明的是日據時代除了掛上「台灣」的名字的雜誌報紙有多起外，甚至也驚鴻一瞥出現了代稱台灣之名的《福爾摩沙》十二萬字長篇，可惜目前只留下序文而已。令人想起，日據時代的台灣文人，相較於鍾肇政的《台灣人》長篇史詩的構想，其獨立自主的意識毫不遜色。 王詩琅的例子 在1964年的《台灣文藝》第三號上，王詩琅也提及了這句話「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我不知道其是否為保護自己免於受到分離主義的指控。但是王詩琅在1936年發表〈賴懶雲論〉其中： 萌芽於大正八年，而於十四、五年勃興的新文學的呼聲，雖有人說是直接受到中華民國的胡適之或陳獨秀的影響，但是，主張台灣新文學是當時台灣年輕的智識階級中澎湃的近代精神之一波，怕是更為恰當的。………… 台灣文學是受到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交流，而一般作家受到雙方面的影響，很少只受其中一方面的影響。但是賴懶雲卻是受到單方面影響較大的人。較之日本文學對他的影響，他可說是由中國文學培養長大的作家。 所以王詩琅認為台灣文學有兩個源頭，而基本上是獨立的。雖然他也確定台灣新文學是確實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但是說是五四運動的支流，顯然不合其認定的事實，而是台灣文學有很多的源流才較客觀。何況他說日據後期，台灣新文學是後期以日文為主，那麼以日文作為表達工具的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嗎？1982年他接受下村作次郎訪問提及： 談到優秀的作品，中文的有賴和；有人說在台灣人作家當中，他堪與魯迅相抗衡。實際上，我認為賴和並不比魯迅差。 […]

吳珮瑛◎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宗總經理： 這是一封相當長的信，是有關最近我搭程華航一個不愉快經驗的陳述，由此次經驗，亦促使我想對華航長期以來之印象與各種服務做一個綜合評述，請妳在繁忙的工作中，費時閱讀完這封信，謝謝妳！ 不專業的中正機場華航櫃臺服務人員 我相信妳一定同意，搭飛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尤其搭了十個小時的飛機，由台北到溫哥華，妳一定相當瞭解此時一個人身體的疲憊。九月四日我搭貴公司CI32班機，下午2:30由台北出發準備至加拿大渥太華開會，第一站需至溫哥華轉機。當日中午約12點在中正機場華航櫃臺check in，櫃臺小姐（當時，我記得櫃台小姐好像姓廖，中間一個名字與我相同為珮，但第三個名字則不記得了。日前貴公司中正機場的客服人員劉道新先生來電告知，他（們）已得知該小姐姓名為廖珮君）主動告訴我，因為我的目的地為渥太華，所以行李將直接掛至渥太華，我當時向她確認，行李直接掛至渥太華是否表示在溫哥華不必領行李，她回答說「是」，這也是我預期的所謂行李直接掛至最後目的地的意思，即是不必在中間任何轉機點提取行李，故完全不疑有其他做法。 約十個小時的飛行至溫哥華，下機後，並未看到有供轉機旅客直接進入的航站，似乎所有的旅客都必須入海關，才能繼續往下一站前進。當時，我就開始有點納悶了，何以在機上空姐未發給我入境申請表？雖然在機上我看到隔壁座的小姐有填，但她是向空姐要的，我問隔壁座的小姐她的終點站是溫哥華嗎？她說「是」，所以我想我至溫哥華只是轉機，故可能是由渥太華入關時才需要填吧，只是我很驚訝何以空姐知道我要到渥太華，故而才沒有發申請表給我，因為在機上我並沒有聽見空姐詢問有誰需要申請表，就猶如他們詢問有誰需要茶或咖啡的叫聲。 在溫哥華機場等待大家排隊入關時，為了確定我也必須入關才能往下一個登機門轉機，乃問了機場的工作人員，他說必須在此入關才能轉機，由於在機上我未填寫入境申請表，故而必需在海關櫃台填寫，這也是我多次出國以來，第一次下了飛機之後才填寫入境申請表。事實上，當時我是不疾不徐的，雖然對於空姐未在機上發給入境申請表有些不快，然心想反正離下一個班機尚有四個小時的時間，在時間不是很急迫的情況下，可能相對不會在意這些不愉快的事情，然也因此，我幾乎成了該班機最後入境的旅客。 China Airline? Air China? 入境後我也跟著人群往同一個方向走，但令我不解的事情又來了，何以大家都在領行李，難道大家的目的地都是溫哥華嗎？當時我是如此解釋。可是當我要離開海關時，為了確定我真的不需要領行李即可離開海關，我嘗試找尋貴公司的櫃台詢問清楚，但是在所有航空公司的一排櫃台前走來走去，就是找不到China Airline，但我看到Air China的櫃台，心想China Airline不會到溫哥華就換了一個名字吧？雖然我未搭過中國航空，但我想Air China應該是中國航空吧，是中國大陸的航空公司，因此，我不認為這是我要找的航空公司。 在一番來回找尋之後，就隨意找了一個櫃台詢問，我並沒有注意到是什麼航空公司，當時只見該櫃台的服務人員與隔壁櫃台的人閒來無事在聊天（兩位白人男士），因此，就向他確認我必須提出行李才能離開海關嗎？然我告訴他China Airline在台北check in時告訴我，由於我的目的地是渥太華，因此，在溫哥華不必領行李。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位先生當時回我話時的表情，他一副不屑、很不以為然又覺得很可笑的方式回答我說「You can never trust people telling you over there. They would never know what we are doing here. 」聽後我只是苦笑地回說「Is that right？」。當時，心想華航又不是今天才第一次送旅客來溫哥華，對於各機場的出入關作業情形應該不會如此無知、陌生、與不熟悉吧！ 離開他的櫃臺後我就開始找行李，當時總共有五個轉盤（20-24號轉盤）在輸送行李，我在這五個轉盤間間來來回回走了不下四、五趟，但沒有一個轉盤上的銀幕顯示CI32班次，當時更納悶難道臺灣來的航班如此不受重視，連班次也不顯示在銀幕上供旅客提行李嗎？(事後回想，可能是我由入海關起，加上在轉盤附近被折騰了已近一個小時，華航該班機之行李提完後，已換成下一個班機了。) 依舊找不到CI32班次的轉盤，最後只好問機場的工作人員，他問我班機由那裡來，我說台北，因此告訴我是24號轉盤，但我過去一看卻只看到日航的JAL某班次，這些工作人員大概是以來自不同洲的班機來記轉盤的號碼，所以他們恐怕也搞不清楚什麼Taipei，Tokyo等等相差十萬八千里遠的不同城市名稱。此時，乃嘗試找尋general information service的櫃台，四處張望仍尋遍不著，於是，又再各個航空公司的櫃台前進行最後的一次巡禮，實在不相信沒有China Airline。最後終於找到了，原來它是與其他三個航空公司垂直並列一起，且字體似乎特別小，與其他航空公司的單列方式，看起來是非常不顯眼的，無怪乎之前尋遍不著。 傲慢的華航代理者-香港人的優越感？ 找到China Airline的櫃台後，當時櫃台並無服務人員，在櫃台外有一位JAL的服務人員，於是請她告訴我如何請China Airline的人過來，我有問題請教。 該小姐於是廣播找China Airline的人員過來，當時，來了兩個相當年輕的服務人員，一男一女，我看是東方面孔，就問男的是否會講Mandarin？他說「會」，我就問他「何以我在中正機場check in時，小姐告訴我中途在溫哥華不必提領行李，且剛才的五個轉盤上沒有一個銀幕顯示CI32的班次？」那個人一付非常不耐煩的回說，「妳是吳小姐嗎？妳的行李在這裡」。原來我在海關、行李轉盤「遊蕩」了近一兩個小時，CI32班次的旅客都走光了，行李當然也都被領走了，我的行李也因此淪落一旁而被收養在華航櫃台附近。 那位先生除了要我把行李快領走之外，又對我說，「我們只是華航的代理，不是華航的員工，我們只負責這個機場行李之領取，中正機場小姐怎麼告訴妳，不關我的事。」此時，我就火大了，何以一付如此傲慢的態度，我為了讓其他的旅客知道發生什麼事，於是我就用英文以不算小的聲量說「How am I […]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今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輪到中國在上海舉辦，由於中國拒絕我國派遣總統府資政李元簇出席領袖會議，加上中國外長唐家璇在部長級會議後舉行的記者會上，面對國際媒體，竟然唐突公然羞辱我經濟部長林信義，陳水扁政府得以順勢宣佈退出高峰會議。 表面上，APEC是由經濟體組成的「國際」組織，然而，大家都心照不宣，成員若非如假包換的「國家」，何來部長、甚至於領袖呢？原本，只要不牽涉到政治議題，中國或許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台灣以實踐「務實外交」來作自我欺騙。在李登輝政府時代，這種想像中的「政經分離」如意散盤早已證明是行不通的。既然APEC不是純粹的經濟性組織，我們自然要以宏觀的國家安全考量來著眼。 在後冷戰時代，新的國際體系還未定型，而聯合國的集體安全機制則因俄羅斯、以及中國在安理會的作梗，一直無法適時施展其機能。在巴爾幹半島，美國尚可運用北大西洋公約 (NATO) 來進行人道干預、或是預防外交；東協國家雖然在美國的支持下於1994年成立「區域性論壇」(ARF)，對預防性外交保持相當興趣，不過，若想要有國際安全上的機制，仍然有相當大的距離。 此回APEC議程的特色在於帶入反恐怖主義議題，可見美國布希政府有將其提升為區域安全組織（或至少是論壇）的企圖心，並且多少有要中國表態的意思。台灣如果能參加領袖會議，等於間接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恁地派誰都沒有用，因此，中國會遲遲不發邀請函；事實上，台灣代表也被排拒在外長會議之外。 果真台灣對於中國蠻橫的要求百依百順，無異自我矮化為缺乏政治主體性的經濟個體，宛如香港一般。既然我們之所以千方百計想要加入聯合國的周邊組織、或是參與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 (INGO)，無非尋求如何突破中國的外交封鎖，因此，豈有本末倒置，為了參與APEC 而讓中國軟土深耕的道理？ 就位階而言，目前的APEC比較像區域性協調機制，不像世界貿易組織 (WTO) 已經發展為完整的全球性建制，我們大可不用擔心提早退出上海會議後，究竟會有何經濟上的負面影響。或許，當前沒有任何APEC成員願意仗義執言，然而長遠來看，中國表現的大國霸道作風，反而會讓世人羞愧，為何世界之大，竟然讓台灣人無容身之地？ 未來，如果APEC能強化其多邊安排，亞太國家或許也能逐漸接受「共同安全」的概念，也就是成員國的安全是不可切割的，並且能進一步將彼此的安全關係制度化，這將是歐盟 (EU) 國家信奉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 的真正體現，也就是國家之間的經濟交流應該可以降低彼此的政治分歧。 然而，由於中國粗暴的待客之道，等於是將主張兩岸統合者打了一記悶棍。 表面上看來，陳水扁政府雖然是輸了一場對外的小戰役，卻因為外部的打壓帶來國內民心同仇敵愾，對執政黨實質而言，在年底的國會改選將不無小補。 我們好奇的是，蟹居中華民國的陳水扁政府，除了國民黨過去的民主牌以外，究竟有甚麼訴求，能理直氣壯地合理化台灣存在的正當性？

儘管經歷時代變遷與人生勞苦 「正義」精神的傳承何其重要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外公名甘得中，一八八三年出生。一八九五年日本進軍彭化時，外公二兄身上被搜查出一粒子彈，日共用槍尾刀，刺死二兄於眼前。這事給外公終身的傷痕。 初中時從歷史教科書認識清朝末期改革派康有為、梁啟超的名字，在外公家大廳看到署名梁啟超「行氣如虹」的大張墨寶，引起我的興趣。平時寡言的外公聽到我問起它的由來，眼光充滿喜悅滔滔不絕地談起，他陪同林獻堂在可本奈良與梁啟超見面的事。他們用漢文筆談台灣和中國的現況，外公覺悟到中國處在自身難保的情況，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必要追尋自救之路。此後，他參與組織同化會、文化協會、反對六三法案等政治活動。 一九六○年春天、我畢業於日本的大學後留校當助教，由人介紹認識了剛取得日本文部省獎學金來東京留學的許世楷。兩人在異國互慰鄉愁，不久即談起婚嫁。世楷寫信徵求我父母的同意。出於或是不捨或是擔心，他們提出種種難題推諉答應，直到那一年的秋天。就是舊曆九月十五日，母親偕父親回彰化參加外公七十七歲生日，向他談起這件親事，外公知道對方的阿公是許嘉種後，告訴父母：「許翁不論在社會、事業、家庭謹守本分。在政治活動中是持守正義的，因為我們一起組織過文化協會，我曉得許家是正義之家。其子孫一定不會差錯到那裡。」外公的一席話如定心丸讓父母對世楷有了信心。所以在我們結婚歡宴中外公致辭，笑說他也做了一半媒人。我到現在很誇耀外公不俗氣，以「正義」做評論一個人的基準。文化協會和我的人生有了如此的交叉點。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駐日中華民國大使在東京日本劇場舉辦「國慶日」有人為了向日本人表明國民黨佔據台灣的不合法性，當慶祝典禮進行到日本代表大野伴睦演講時，放催淚瓦斯使參加的兩千數百中華民國人以及日本人流淚跑出會場。日本警視廳偵查參加獨立運動的留學生。二個警察突然現身在前一天剛從台灣來，正在門前逗弄孫女的我的母親面前。警察出示身分證說找許世楷。母親一邊哄著開始哭泣的嬰兒，一邊詢問來煮。然後，讓他們站在門外，關上門要我叫醒還在睡覺的世楷。要他穿好衣服，喝茶清醒頭腦，吩咐不必講太多話才讓他們進來。警察回去後世楷為了安慰丈母娘，輕描淡寫地談他的政治活動，並告訴她兩三年我們即可返台。那時，母親回答：「兩位阿公參加文化協會遭遇的困難，家人曾是很辛苦地承擔，而且文化協會的理想直到現在還未達成。你們既然重蹈阿公們走過的路，要小心、不要以為短期可達心願。」母親堅毅的意志和對權力者不卑不亢的態度傳承自外公，此種傳承何其重要。 一九六四年，他在病床上寫的遺詩如此說： 此地歸我四四年 禦洪運土造成田 復遭崩圳埋沙礫 三載經營未克全 滄桑屬易劫塵哀 地役因時變幾回… 半過古稀物外身 浮生只好做凡民 觀魚池畔忘機處 竹屋柴扉縐是春。 外公將台灣史變遷比喻成「復遭崩圳捏沙礫」的土地，將「修竹圍池障老家」重疊人坐勞苦。但是最後譜出「竹屋柴扉總是春」的外公，我想是幸福的。

許世楷◎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台中群健有線電視台有一個節目叫做「台中文化城」，前幾天來採訪，問我到底「是什麼」驅使我參加台灣獨立運動，而且能幾十年志向不渝？我回答：在我，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家庭環境培養出來的。 比較明顯的第一次衝擊，發生在我小學入學的時候，我們住在草屯︱是我母親的故鄉，她在那裡開醫院，父親在台中執業律師，兩個都畢業於日本的大學，所以草屯警察局長來訪我家，向父母親表示歡迎我入學「小學校」。當時初等教育分為收容台灣人的公學校和日本人的小學校。 小學校的教育內容、設備等都遠優於公學校，也很有利於將來的中學升學，要讓我入學小學校算是對我們特別的優待，也是他們培養親日分子的手法之一，而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是警察政治，警察連小孩的入學事務也管轄到。 這個警察局長的邀請，給我家一個課題，是拒絕還是接受？記得祖父許嘉種為此還特地從彰化來草屯一趟，結論是拒絕，在這事的前後也拒絕過「國語家庭」、「改姓名」的勸誘。 祖父一八八三年出生，台南師範學校畢業，任教於員林公學校，後轉任台中州廳通譯，一九二一年參加文化協會成立活動，辭去州廳職務，擔任協會理事等，也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而在一九二三年總督府搜捕運動幹部的「治警事件」中被逮捕，同案彰化市被捕者另有賴和、林篤勳等。 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台灣人第一個公開政黨︱台灣民眾黨成立時，祖父也任其中央常務委員。 祖父素以抗日為志，所以死後被祀入「忠烈祠」也是應該的，但是其實他也是強烈批判國民黨政治。 一九三○年代日本漸漸走入軍國主義，彰化祖父家的客廳懸掛孫文照片，受警察局再三警告才拿下來，戰後祖父很得意地拿出該照片懸掛，但是親身體驗國民黨政治不多久，沒有受到任何人的警告，自己就拿下照片。 因為台中縣高級幹部貪污拒捕的「員林事件」發生時，父親許乃邦在台中地方法院當推事，代表法院和縣長劉存忠交涉過，所以二二八事件後受通緝，調查員林事件的高等法院檢察官吳鴻麒被虐殺。 二二八事件中台中的國大代表林連宗律師也被虐殺，他在台北李瑞漢律師家裡被捕時，父親也在同一個家裡的隔壁房間。當場李瑞漢、瑞峰律師兄弟也被捕，後來都遭虐殺。 耳濡目染這些事，給與我對台灣人的政治地位很深刻的看法，認為要提高台灣人的地位最直接的途徑是政治，所以就讀台灣大學政治系，一九五九年底留學日本，沒有幾個月，一九六○年春二十六歲就參加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一直到六十七歲的現在還在走這一條路。 其中一九七二年從東京大學出版會刊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抵抗與彈壓」一書，表示對我來講抗日和抵抗國民黨政治是同根的。 反對外來統治，回復台灣人的尊嚴，建立台灣共和國是我一生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形成的原點之一，可以追溯到與文化協會有關的家庭環境。

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國民黨為了一黨之私放棄對宋楚瑜的「興票案」不起訴處分提出再議。宋楚瑜大加稱讚司法公正，還其清白，水落石出。豈料高檢署命地檢署重新偵查，宋楚瑜則飾演被害者姿態大喊「政治打壓」、「政治迫害」。宋楚瑜如果稍有法律常識，應該知道「興票案」有「侵占」與「背信」的罪嫌行為，並非「告訴乃論」，只要高檢署重新發現證據，隨時可以自動下令進行偵查。所以宋楚瑜的言行不但以政治干預司法，也對司法制度的觀點犯有雙重標準之嫌。 新黨、親民黨出走的緣起 大家都知道新黨是為了反對李登輝前總統的本土化路線（他們稱為「獨台」路線）而出走，因而被烙印為「外省黨」。宋楚瑜則為了向層峰討求行政院長一職被拒絕，然後再為了反對「凍省」因而與李登輝前總統漸行漸遠，終告破裂。從此宋楚瑜在其「省長」任內，為了培植地方的基層實力與充實政治資源以利參選總統，「要五毛給一塊」到處散財，以公濟私而被譏為散財童子，浪費了龐大的人民血汗稅金。宋楚瑜在請辭「省長」待命中頻頻說「無欲則剛」，如果筆者有幸認識宋先生的話，想請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無欲則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宋楚瑜為了個人的權位與李登輝撕破臉皮，離開國民黨參選總統落敗後遂創立「親民黨」就任黨主席。從此搖身一變成為「正義的代言人」，忘恩負義，開始砲轟裁培他的國民黨為「黑金政治」的元兇，已腐化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云云。 宋楚瑜的政治生涯一路走來一帆風順。他是「蔣經國學校」的優等生，也是獨裁者蔣經國的得意門生，是兩蔣白色恐怖時代共犯結構中的主犯之一。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過去有一段時期學生在校內禁止講台語，違反者要遭處罰，這正是宋楚瑜當行政院新聞局長的時代。國民黨政治腐化，社會風氣墮落的罪行，宋楚瑜是主要共犯與幫兇，應該懺悔還惟恐不及，豈有資格聲討、撻伐國民黨呢？ 三月三十一日為「親民黨」成立一週年的黨慶，在慶祝晚會中，宋楚瑜侃侃而談，大力提倡「新台灣人主義」。且謂「新台灣人主義」就是「救台灣主義」，「新台灣主義給台灣一個希望」，「台灣第一、中華民國第一」，「為台灣人的將來打拚到底」，最後為了年底選舉的造勢，他更不忌諱的喊出「新台灣主義萬歲！」、「新台灣人獨立」的口號。還定位奉行「孫中山國父遺教」，奉行有爭議性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宋楚瑜的大中國主義思想的「政客歷練」與「權謀術數」，筆者敢大膽預測其為了爭取年底選舉的勝利，他會主張「新台灣獨立」，甚至喊出「新台灣獨立萬歲！」，企圖「統獨與維持現狀三派通吃」的野心昭然若揭。 「台灣人」何必區分新舊 一九九九年馬英九代表國民黨與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當時的李登輝總統身不由己的為馬英九站台助選之際，稱呼馬英九為「新台灣人」，並大喊「新台灣人」的口號。對此筆者曾在某新聞媒體投稿批判李登輝總統。「新台灣人」一詞首先出自已故的廖中山教授（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首任會長）他說「凡是外省人若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就是新台灣人」。廖中山教授以一個「外省人」的身分與立場，喊出「新台灣人」的口號應無可厚非，惟出自李登輝總統則不然。且如果李前總統有意提倡「新台灣人」運動，也不應該藉為馬英九站台助選的場合提出，因為這種做法會令人覺得不夠嚴肅，也不夠認真。何況有「新」就有「舊」，那麼85%的台灣人豈不是非稱為「舊台灣人」不可呢？台灣人就是台灣人，為什麼還要做新舊的區分呢？ 過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曾對「台灣人」下了以下的定義：「凡是認同台灣，熱愛台灣，將台灣看做家鄉，願意和台灣共命運的人，無論是何時遷徙來台灣，都是台灣人，都是台灣獨立後平等的新國民。」 類似台灣以漢裔為主的複數族群國家的新加波前總理李光耀雖然現在的政治立場傾向中國，但是一九五九年，他在就任總理的演講中曾強調以下三件事：（一）忘記自己是從那裡來的。（二）我們都是新加波人。（三）一心一意為新加波共同努力建立成為世界一流的國家。以上若將（二）、（三）的「新加波人」改為「台灣人」、「新加波」改為「台灣」，正是一針見血，最值得所有的台灣人借鏡。 宋楚瑜說：「我是台灣人，我也是中國人」這一句話邏輯上與「我是嘉義人，我也是台灣人」應無不同。即後者指嘉義是屬於台灣的一部分而言，前者則指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而言。又宋楚瑜也徹底反對「凍省」（廢省），既然有「省」的存在，即間接證明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依據民意調查，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不承認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宋楚瑜的主張明顯違反台灣人的意志，違反台灣人的利益自不待言。 宋楚瑜的愛將大部分為地方的山頭 現在親民黨擁有十七席的立法委員，除了李慶安、秦慧珠、王天競、沈智慧、劉松藩從國民黨，李慶華從新黨帶槍投靠外，幾乎都是宋楚瑜在「省主席」及「省長」任內，利用特權裁培，提攜的愛將，均出身「省議員」及宋楚瑜重要的幕僚，比較有健全的樁腳體系，選舉時都能夠發揮山頭具有的堅強作戰力，並與宋楚瑜構成既得利益共同體。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宋楚瑜深知新黨被定位為「外省黨」其發展而間有限，故與頗多的「本省人」政治人物廣結善緣，納入其陣營，而且傾力模糊族群意識，以圖擴大發展空間。日前親民黨開始辦理參選年底的立法委員登記時，前來領登記表者多達一百五數十餘人，其中不乏「本省人」的失意政客，實為最明顯的寫照。 典型的封建、反動，權謀的中國人政客 日前新黨的立法委員溤定國帶槍投靠親民黨引發新黨王建瑄、謝啟大等人憤怒批鬥宋楚瑜慣用權謀與兩手策略，企圖對新黨挖角。過去宋楚瑜被批判善用「權謀」時，他的回應是「既無權又無力要怎麼謀？」，現在對新黨的回應卻對「權謀」下了新解，即「有權的人為人民謀，為社會謀，為國家謀，何嘗不是件好事呢？」，其陰陽兩謀與兩手策可見一斑。 當宋楚瑜在極力反對「凍省」的過程中，曾被李登輝前總統比喻為其掌中的孫悟空，不久宋楚瑜動不動就在公開的場合掌起孫悟空的戲偶，並念出逼真的口白。當2000年總統大選中，宋楚瑜被國民黨檢舉興票案時，為證明清白，他曾在公開的場合，流著眼淚說他母親家裡的廁所門壞掉卻沒有錢去修理。他沒有錢在台北買房屋只好選擇在林口買比較便宜云云。身居「省長」要職竟如此的貧窮，令筆者差點掉下眼淚。又當唐飛前行政院長請辭獲准後，陳水扁總統說，路上的石頭已搬走，從今可以暢通無阻。當時不少人認為「石頭」即是影射唐飛，宋楚瑜卻挺身而出說「石頭就是我，因為孫悟空是從石頭中誕生的」。宋楚瑜的確多才多藝，他能演「最佳的悲劇主角」，也能演「最佳的喜劇主角」，他隨時可以笑，隨時可以哭，隨時可以歡喜，隨時可以憤怒，且演得非常逼真，不愧為天才的「政客演員」。其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實為古今中外所罕見。 筆者在此鄭重的呼籲大家痛定思痛，徹底認識典型的封建、反動、權謀的中國人政客宋楚瑜的本質與真面目，在年底的選舉以選票唾棄之。

孫中山：混淆的民族思想 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大漢民族主義的浪潮 民國成立以前，不只是孫文，幾乎所有的革命派皆是「排滿」的「大漢民族主義者」。 孫黨的興中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目標，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會仍然是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政治綱領。當中尤以光復會系革命黨人的漢民族意識最強。 中國人自春秋戰國以來，即有強烈的「華夷之防」或「華東之別」的意識。西元一○○年出版的最古老字典《說文解字》，將四周的夷狄解說為「西戎是羊種、南蠻是蛇、北狄是犬、東夷是貂」。魯迅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中國人從來不將人當人。」但中國人向來將四周的「非我族類」看成禽獸也是史實。到了中唐韓愈的時代，在他的《原人》中，雖也將夷狄歸類於禽獸，與人有所區分，但夷狄已勉強成為「半人半獸」。這種夷狄意識與佛教的「眾生」意識全然相反。 然而，自從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的威脅日大，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產生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影響革命派漢民族意識最強的，首推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王主張天下之大防在於辨別華夏與夷狄、君子與小人，並認為華東之別來自於「所生之地異，地異則氣異，氣異則俗異，俗異則知行亦異」。 漢人先天文化優越，夷狄則族性低劣，因此漢人能當統治者，狄夷則只能被統治。漢人生於中原而資質高，夷狄生於邊境而資質低，因此贊成漢人征服異族。 這當然是一種荒謬的種族優越說。王夫之又主張信義是人對人之道，夷狄是禽獸，因此不適用信義。 到了雍正時代的呂留良、曾靜時，兩人的排滿思想更加偏激，呂留良認為，中華之外，四方皆夷狄，近中土者，還有幾分人樣，離中土愈遠，則愈近乎禽獸。 曾靜的民族思想更極端，認為華東之界是人與物之界，夷狄是禽獸，可殺、可斬、不可寬恕，簡直超越了人種差別主義而到達人獸差別主義的境界了。 大漢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對立，可說是革命派與改革派對於民族觀的最大爭論點之一。康有為、梁啟超是中華民族論者；孫文、章炳麟是激烈的大漢民族主義者。章太炎的大漢民族主義則比孫文更加偏激。 一九○二年春，《國民報》編輯秦力山和章炳麟到橫濱拜訪孫文，力邀孫文參加四月廿六日在東京由留學生舉辦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由於此次集會的名稱太過激烈了，東京警察當局應清政府駐日公使的要求，下令禁止。同月，孫文逐與橫濱華僑轉移陣地，改在橫濱舉行「亡國二四二年紀念會」。 革命黨人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下產生的民族主義思想，雖然有強烈的排滿興漢色彩，可是歷經《民報》與《新民叢報》的立憲–革命的論爭之後，在民族主義上，革命派並沒有戰勝力主維新、立憲的保皇派，孫文甚至放棄了「驅逐韃虜」的大漢民族主義。 康有為反對革命派所主張的「排滿興漢」，他認為世上沒有純粹的種族，當然也沒有純種的漢族或純種的滿族。中國人數千年來由於各民族間的交流同化，早已成為混種民族，滿人也是黃帝的子孫，因此不須要區分漢滿。 按康的主張，在易姓革命的中國，五千年文明的禮樂文章、世俗教化一直被保存，唯一改變的僅是姓氏和王朝的更替而已，各朝代雖有與有亡，但中國卻從未亡國。因此，滿人也非異類，若倡導民族革命，主張光復漢土，根本毫無意義。 這是康梁的大中華民族論。 孫文終於改崇大中華民族主義 在孫文等革命派眼中，滿人是統治中國的少數民族，中國國內的革命問題是反異族支配的種族革命問題。 因此，孫文在一九○六年十二月的《民報》創刊週年紀念大會的演講中，仍然主張排除少數異族統治，由漢族奪取政權，樹立漢族國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三二四~五頁，中華書局） 然而，辛亥革命以後，革命派實際上並未取得革命的主導權，四周以立憲派人馬居多。 當孫文回到中國時，國號早已被定為「中華民國」，「五族共和」也已議定。孫文既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不得不放棄他的種族革命論調，改尊康梁的大中華民族主義。 孫文在他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指出：回顧革命以前，主張反革命的言論都是反民族主義的。數百年以來，中國的民族思想可說是完全不存在，在中國的書籍中，幾乎看不到民族主義一詞，有的僅是對滿人的歌功頌德。 孫並指出，保皇派中沒有一位是滿人，全部都是漢人，支持保皇黨人的，大都是海外華僑，直到革命之風盛行以後，華僑才改變初衷，贊成革命。 同樣在「民族主義」第三講中，孫文又指出：放眼海外其它國家，國亡而民族主義不亡，而中國二度亡國，民族思想幾乎消滅。其最大的理由是因為中國在亡國之前，民族主義早已變成世界主義，中國人已不區分華夏和夷狄。 民國以後，孫文雖然由漠族主義改尊大中華民族主義，可是中華民族主義實質上是漢化主義，是一種以漢文化來教化周邊民族的同化主義，是比大漢民族主義更偏激的超級大漠族主義。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對「五族共和」開始起了懷疑，主張要將中華民族融合為如「美國民族」一般兼容並蓄的民族。 一九二○年十一月，孫文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講時指出，「五族共和」名不符貿，中國並非只有五族，必須將中國國內眾多民族融合為一個民族。 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的演說又指出：滿族追隨日本，蒙族、回族追隨蘇聯，藏族追隨英國，滿蒙回藏四族沒有自衛的能力，所以要以漢族為中心來同化國內各民族。同時以美國民族為榜樣，改「漢族」為「中華民族」，創造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與美國成為東西兩半球的兩大民族國家。（同全集第五卷四七四頁） 漢族必須同化並融合其他民族的理由是：少數民族頂多只有一千萬人，四億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漢人。（同全集第五卷一八八頁） 孫文的「民族主義」既不是漢民族主義，也不是「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主義。他於「軍人之精神教育」（一九二二年一月）講話中曾經提到，所謂五族共和，其實是欺人之辭。蓋藏、蒙、回、滿皆無能力自衛，漢族應該發揚民族主義，將藏、蒙、回、滿同化，方能建設中國為最大的民族國家。如果今日不發奮圖強，月後終將成為他國的奴隸。 孫文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實質上是併吞和同化少數民族的漢化主義，不允許少數民族有自決權或自治權，只有大中華民族對外才有民族自決的權利。這樣的主張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時才有改變，宣示革命成功後，國內各民族將擁有是否參加中華民國組織的自決權。 孫文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寫給犬養毅的書簡中，甚至自傲自誇、一廂情願地吹噓:「中國如果革命成功，安南、緬甸、尼泊爾、不丹等國必定自動歸復中國，成為屏藩。」由此可見孫文「民族主義」的本色。

民族的區分不在血統而在精神 台灣獨立派夫妻所聞的日台「兩個祖國」 金美齡 周英明◎台獨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周：去年，隔了四十年再度踏上故鄉台灣的土地，拜訪了思念的母校高雄中學，正巧是下課時間，學生陸續地走出校門。仔細一瞧，怎麼有女生呢？ 我在校當時是男子學校，所以令我吃一驚。我們的時代沒有男女共校，實在可惜。（一笑） 金：我的母校還是女子學校。（一笑） 周：因為妳的母校是台灣首屈一指的名門女子學校嘛……。 當我看見後進的學弟學妹整齊地穿看白襯衫、黑褲子或黑裙子的制服，提著黑色書包踏實地走過來時，望著他們的表情，令我激動地想到：「這些孩子就是五十年前的我啊。」 瞧瞧穿著變樣的制服而傍徨在?谷的日本高中生，男孩女孩都是一副懶散的樣子。比較之下，我的學弟學妹們雖土氣些，卻都有凜凜風姿。台灣的年輕人都還紮實，實在可喜啊。 金：我也於兩年前訪問過母校，還記得令我感懷激動的事。 當我在校園參觀軍樂隊的練習時，突然下起雷陣雨。可是，她們沒把下個不停的雨當一回事，仍一絲不亂地繼續練習。待指揮的女學生登上升旗台，一聲口令：「練習暫停，往室內體育館移動。」大家才停止練習往體育館衝去。團體行動的規律與秩序，在台灣還保留看呢。 周：我也感覺到台灣還保留看傳統的價值觀與教育觀。 努力用功考進好大學。考進好大學再繼續努力，爭取獎學金留學外國。透過教育培養能力，再將能力發揮於社會，認真工作。即使現在，我也認為這樣的價值觀是正確的。 不過，二次大戰後的日本卻視為陳腐而排除它。 在日本要是努力用功讀書，只會被說成「死讀書」或「拿分數的讀書蟲」，不會被說什麼好話的。況且還誇大其詞說什麼「升學戰爭」或「升學地獄」。我不認為日本的高中生有那麼用功的。 金：你在考日本的公費留學時，真的是猛讀書。考上榜首可不容易呀。 周：五百人參加考試，錄取四名，是徹底的「窄門」。某專攻醫學的考生於考試前，拜託精神科的友人對他施催眠：「這次考試若沒通過，你這一輩子就完蛋了。」（一笑）而且成績前四名不一定就是合格的。把筆試成績前十二名的名單送往日本大使館，由日本那邊選出其中四名。 對外公開是說由於法學、工學、醫學等各式各樣專攻的學生都來報考，若依順序錄取的話，會偏向某專攻領域。但我認為實際上是另有內情的。 金：你考上的那一年，第二名的人被刷下來了吧？那個人於前一年是第三名，也被刷下，捲土重來，好不容易考上第二名，還是落榜。 他的專攻是物理，而拿第一名的你是工學，即所謂領域上的重複。可是，末尾第十二名的合格者是醫學部的，而藥學系的人也一起上榜了，實在是前言不搭後語。由於那名醫學部的考生的恩師與日本大使有交情，而藥學系的那名考生的岳父是有權勢者。結果就是這麼一回事。 周：我既無門路，也不是有權勢者的兒子，所以無論如何非考上策一名不可，而拚死拚活的猛讀書。不管怎麼說，也沒聽說過第一名落榜的。 其中要考一科專門科目，其他是政治科目及日語。政治科目考中國近代史與蘇俄侵華史及三民主義。所幸日語成績所佔比率較高，我才能考上策一名。不管怎麼說，我是在九州出生九州長大的，戰後十二歲才回到台灣的「歸國子弟」，所以在考生中，我的日語是最強的。 考題中出了中國的成語，要轉譯成類似的日文成語，這樣的題目竟出了十道題。例如「旁觀者清」之類的。 金：旁觀者可以非常冷靜地判斷事物，所以答案是「傍目八目」 周：答對了！那麼「瞎貓碰老鼠」呢？ 金：「犬も歩けば棒にあたる。」（一笑） 不過，能出這樣的問題，表示那個時候在台灣已有相當多懂日文的人吧。 無後盾者能戰鬥嗎？ 周：由於我和妳都於留學中參加了台灣獨立運動，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使我們成了無家可歸的人。就連雙親的過世，也無法親眼看到他們最後一面。 不過，我想那時候即使可以歸國，我也不會回去。一九九二年，李登輝總統的改革使海外獨立運動者可以歸國，感覺敏銳、腳步又快的妳立刻下定歸國的決心（一笑），而我總是遲遲無法下決心。 當年我在台灣準備升學考試時，由於目睹國民黨政府屠殺台灣人–二二八事件至今記憶猶新，是個閉塞而連喘氣都困難的空間。「在這裏（台灣），我將無人生可言」的領悟，使得我在沒有冷氣的時代裏，能夠在圖書館汗流挾背的猛讀書。 因而，在日本一邊投入獨立運動，一邊期待著台灣的轉變。 這次歸國，訪問李登輝前總統時，我一開口就說：「託李登輝總統有勇氣實行民主自由的改革之福，使我在有生之年能夠回到台灣。」這是我對台灣的轉變表示由衷的喜悅。 在與妳共著的《日本啊！台灣啊！》（扶桑社）中，寫著「在那裏，漂流著與日本同樣的柔和的空氣」，對於台灣的轉變實在令我高興啊。 可是對於戰前日本與台灣共有的價值觀，反而是日本方面改變了。 金：日本與台灣絕對不同之處，是台灣缺少福利制度，老年人讓國家照顧的天真想法是不破允許的。而且在僅占百分之十幾的中國人控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台灣人的社會裏，若沒實力，是無法與中國人競爭而生存下來的。 台灣人以留學生之名逃亡海外，可是，台灣宛如國際孤兒一般地存在，即使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也是不被承認的。在此情況下，為了生存下去，沒有充分的力量是不行的。沒有後盾的戰鬥是需要真正的實力的。 戰後的日本，形成了光說漂亮話就能生存下去的社會。而且若是遇到困難，就說國家不好或社會不好，而等著國家為自己做些什麼。所以現在正面臨全球化、國際化的衝擊而坐立不安。 周：在國際化的社會裏，必須一對一地與外國人一決勝負。 美國人也是在所謂的訴訟社會的戰場中培養出實力。 可是說到中國人，他們天生就是頑強的談判者，那種惡劣的手段是四千年來長期積累的經驗。日本人也好、台灣人也好，就像嬰兒的手被扭著似地，一開始就不是中國人的對手。 金：中國人嚇唬人的功夫很好。 周：套用作家林秀彥先生的話：在歐美的社會裏，說到賭博就是打撲克牌，既要會唬人也要會裝出面無表情，從這當中學會臨機應變的戰略。而日本代表性的賭博是擲雙單數的骰子，勝負僅靠偶然與當時的運氣罷了。 台灣人與中國人 金：我們理所當然地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分別而論。可是在日本人當中，就有人無法理解了。 所謂的台灣人，除了高砂族的先住民以外，其他都是從中國過來的，究其根源，不都是漢民族嗎？不同的只是政治立場吧？有人如此草率輕言。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內戰戰敗而逃至台灣的人叫「外省人」，在此之前就住在台灣的人叫「本省人」，如此區分亦是打從內心認為是同一民族。可是，現實上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周：去年在「文藝春秋」每年出版的《日本の論點》中，妳和橫濱市立大學名譽教授矢吹晉先生針對台灣議論了一番，矢吹先生的意見就是那種典型的想法。 他認為台灣獨立運動是由於二二八事件以及在那之後的白色恐怖導致被鎮壓的台灣人的仇恨，而造成的後遺症。換句話說，他把它當成兄弟吵架了。 但是，光這樣是不可能掀起獨立運動的。想想日本的戊辰戰爭就能明白。 在長州、山口的人攻下會津若松之時，發生了日本罕見的虐殺婦女兒童的殘暴事件。會津市的人對此怨恨之深，至今對於山口市的青年會議所提議的捐棄前嫌、締結姊妹市一事，一直是頑固地拒絕著。 另一方面，會津藩的子弟們內心也深怕成為叛逆、國賊，而到昭和三（一九二八）年會津藩主的子孫松平勢津子被選為秩父宮妃時，總算洗雪了國賊的污名，大大地提燈遊行一番。 若是兄弟吵架，其怨恨也頂多如此，不會變成革命運動或獨立運動。 金：原本在中國的歷史上，到處都有屠殺事件。 […]

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譯者／侯榮邦 譯者按： 日本最具權威的政論月刊誌《文藝春秋》十月號揭載「中國、這個麻煩的鄰人」特集，內容長達100頁，是邀請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國學者專家、作家、評論家執筆而成。台灣旅日知名作家黃文雄先生也被列為邀稿的對象。黃文雄先生於一九三八年生於高雄縣岡山，他對中國歷史有深博的研究，有關中國史的著作等身，迄今日文著作四十餘部，是繼陳舜臣，邱永漢之後，當今活躍於日本的暢銷作家。漢文著作和譯本有《台灣國家的條件》、《台灣國家的理想》、《台灣人的價值觀》、《中國沙豚日本狗台灣牛》、《中國食人史》、《中國的沒落》、《國父與阿Ｑ》等二十餘部。曾獲巫永福評論獎與台灣筆會獎。 鄰國之間結合為非常友好關係的國家並不多，善鄰關係實在很不容易。中國有「吳越同舟」的故事，這正表現了不裝模為善鄰關係不可的悲哀。「遠交近攻」可說是要建立善鄰關係的困難度而產生的國家存亡的戰略。 中國與韓國懷有很討厭日本的感情，日常存在著反抗、輕視日本的感情。相反的日本也萌生討厭中國與韓國的感情。不管如何地強調「友好關係」，愈強調愈感到「善鄰」關係的困難度。 其實中國，不僅被日本，也被其他近鄰諸國所討厭。越南人、印度人、俄羅斯人、西藏人也都懷有很討厭中國的感情，像中國境內回族的回教徒因歷史上發生激烈的文化摩擦，所以比較其他國家對漢族懷有強烈的嫌惡感。鄰國之間的反感，其原因不止於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尤其僅就中國來說，其因素大都由於這個國家的國民的性格而來的。 約在一百年前，身為傳教士在中國山東省三十數年間不斷地傳道，詳細觀察中國社會的A．H．斯密斯的不朽名著『支那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對其所描寫的內容，我請教過居住在台灣的中國文壇最長老柏楊氏（『醜陋的中國人』作者，這本書改變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刻版印象）關於A．H．斯密斯所分析比較起來，現在的中國人有否改變。 柏楊氏的答案是否定的。雖然受了西歐文明的東漸而近代化，中國人的國民性幾乎沒有改變。現在世界的企業在中國展開事業，海外經驗的中國人也為數不少。雖然如此的對外開放，中國人的保守性傾向可以說是日益增強。 中國被討厭的理由，與其說是基於近鄰相嫌的原理，毋寧說是來自不變的國民性較為妥當。本論想要徹底探討其國民性。 自己以外不是人 一、　自我中心 也許沒有喜歡自我中心的人。中國人正可以說具有自我中心的國民性格。而將其擴大到國家規模時則成為自國中心主義。自稱為「中國」是其最有力的證據。 客觀的來看，這圓形的地球應該沒有成為中心的地點。意味著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國」，並非地理上的中心點而是精神上的中心點。簡單的說，即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的中心的強烈的想法。從這個精神上的中心意識產生的即是中國文明至上主義。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是最優秀的，傳到其他周圍的國家施予恩惠的一種同心圓的觀念就是中華思想的精神構造，並鞏固了無法動搖的優越意識。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蔑視近鄰諸國。這種蔑視觀念強烈到視不同文化的人們不是人。其優越意識超過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其最好的證據是華人以外都是禽獸，將其民族的名稱使用獸邊或虫邊的漢字描寫。盛唐時代的代表性的知識分子韓愈在其著作『原人』一書中，評定夷狄為「半人半獸」，是由禽獸進化而來的。作家的魯迅則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格說「中國人不把人看做人」。 像這樣的中國人的人種差別意識因為日本人試與其對抗，所以遭受中國人的討厭。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時，伊藤博文曾經接受維新派的康有為等人聘請為政治顧問到過北京。因為清國維新評價明治維新的成果，期盼請益維新的秘訣。那個時候伊藤忠告維新派說「最先不要把外國人叫做夷狄」。 西歐諸國對清國要求通商時，最不能忍耐的是會被要求屈辱性的「三跪九叩」之禮。鴉片戰爭終結後的一八四二年，對把外國人待為夷狄的清國，英國在南京條約第17條特別規定不得稱英國為「英夷」。因為中國仍然不遵守規定，終於在一八五八年的阿羅號事件後，締結天津條約時，將不得稱為「夷狄」再度明文化。 清末與中國人接觸的外國人幾乎都無法忍受其傲慢的態度，被派來北京的英國通商特使馬卡特尼反而稱中國人為「半野蠻人」。英國公使兼香港總督J．F．麗美斯視中國文明為「半文明」，至於初代總稅務司的N．禮伊則輕蔑的稱為「亞洲的野蠻人」。這樣一來，竟成為中國人與英國人的「自我中心」的較勁了。 二、　都合主義（善變） 自我中心是以自己的都合從事行動。因此都合主義自然就普遍化了。對他人的都合與其說排在二、三順位，毋寧說最初就被排除在外。 觀諸中國的政治流向，在一九五○年代可以說「向蘇一面倒」，正是與蘇聯的蜜月時期。進入六○年，不料突然高喊「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打倒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六○年代唱導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美國帝國主義，並與舊日本社會黨發表共同聲明。進入七○年代，不知不覺突然急速地變為贊成日美安保條約，反蘇親美。 這個時候的日本舊社會黨員與所謂開明進步的文化人無不感到困惑。不止於日本，禮贊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文化人於文革終結同時反而評價文化大革命本身為「動亂的十年」而成為中國的敵人。可見要追隨中國的都合主義是很不簡單的。 戰後日本的輿論相信「中國人是重視原則的民族」的神話。這或許是中國政府時常強調「和平五原則」「周恩來四原則」「日中三原則」，即開口就是「原則」，終於使日本人產生幻想。其實這並非原則而是將偏見、頑固、拘泥、解讀成為「重視原則」。 自我中心的中國，真是會很巧妙地將原則與本意區分使用，日本人對這一點完全無法解讀。因為日本人是屬於很會體貼他人的民族，所以只想順從對方的意願，有時甚至會迎合對方。自己中心的中國人與善於順從對方意願的日本人相處在一起，絕對沒有比這更理想的一對。 但是這就要看日本人是否能夠長久相處下去。人治國家的中國，雖然有法律的規定，通常不是利用於自己的都合，就是勿視它的存在。朝令暮改，違反契約等頻繁地發生，許多日本人被中國人的獨斷所擺佈，最後有人因而患了神經衰弱症狀。 壞的都歸罪他人 三、　固執己見 佛教與儒教是從中國經由朝鮮而傳入日本。因有共同的宗教，一般都認為具有共同的文化，其實最根本的生死觀就完全不同。日本人相信「死成神」，即「死者皆成佛」，死後就不聞不問其生前的利害與怨恨。但是中國卻具有強烈的勸善懲惡的意識，對自己的敵人，在死後也要掘墓鞭屍，連靈魂也想毀滅掉，所以人死後也不能得到安息。而且沒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國內被認定邪教者則徹底加以彈壓，連日本總理大臣要參拜靖國神社也被內政干涉。 中國對日本的內政干涉不止於靖國神社問題，對歷史教科書、政府高官的發言、南京事件的評價、屬於日本生存問題的日美安保條約、憲法修改的議論，達賴喇嘛與李登輝前台灣總統的訪日、航空公司的機場使用，大飯店設置國旗等無不加以干涉，意圖當做外交問題處理。 過去朝日電視台的「時事站」（News station）節目中，主播久米宏氏關於西藏的發言內容被中國施加壓力，翌日即播出對中國謝罪的畫面。同樣的，各電視公司的中國特別節目，雖然與中國協力製作的東西，播送後受中國片面的抗議而公開謝罪的例子也不少。 中國的固執己見並強制對方接受的情形不僅對日本，可以說遍及世界各地。例如舊西德與丹麥在議會提起西藏的侵害人權問題時，中國即施加壓力，並恫喝如果通過決議要加以報復。又江澤民主席過去在瑞士曾經遭遇到示威抗議的隊伍時，對前來迎接的瑞士首相說，對自己的國家也無法管理嗎？顯然是有失國際禮儀的語言。 對美國也是同樣的干涉。李登輝總統任職中，曾經為了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而申請訪美。雖然美國上下兩院決定接受李氏訪美，中國則指責這個決議是「錯誤的決議」而要求美國反省。 中國是一黨獨裁、全體主義的國家，美國建國的理念是議會制度的民主主義。議會代表民意，任何決議都屬於民意的反映，議會的決定連總統也不能勿視，對議會民主主義的原理，江澤民是無知的。對美國的議會要求反省，可以說是中華思想露骨的表現。若是日本也許會立即反省謝罪，美國則持忽視的態度。 四、　推卸責任 「壞的都是他人，成果都是自己的施惠」這種推卸責任與絕對無訛的固執己見意識就是中華思想的真髓。 筆者是在台灣生長的，小中學所受的教育指出近代中國貧窮、落後是因為列強的侵略、清朝的腐敗與軍閥內戰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將其全部的責任推給國民黨政府。 又文化大革命終結，「動亂的十年」的責任推給四人幫，絕不觸及毛澤東的過錯，那麼大的社會混亂的責任完全推給四個政治領導者的作法正是中國人無廉恥的無責任意識的功夫。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因為急激的經濟開放，被稱為「六害」「七害」的強盜殺人、賭博、販賣麻藥、買春賣春、詐欺、迷信等凶惡犯罪橫行。這也意味著當然的結果。這樣的無秩序是中國原來的真面目，只不過是百年不變的國民性格的復活而已。但是中國卻死不承認，反而一口咬定這是被資本主義精神污染的結果，並每在黨代表大會呼籲與決議要「創造社會主義新文明」。其實要追隨資本主義的模型已沒餘力，無論什麼主義，豈有創造新文明的能力。 西歐文明對東亞有莫大的影響，之後，中國人將其不幸與落後全部歸罪於西歐。中國近代的沒落從鴨片戰爭以後都歸罪列強侵略的結果，無論中國本身有何問題都不願面對現實。這種推卸責任的心態，正表現了中國人對中國文明的優越性的固執。過於自信自己的正當性而固執己見，尤其對於像日本那種自虐性的國民則不斷地要求反省與謝罪。明朝末期，被稱為異端的儒學者李卓吾在其著作『藏書』中指摘中國人謂「對如何禮贊自己會下很大的苦心，對批判自己卻完全不關心」。 最近駐在中國的日本人公司的關係者對中國人的氣質加以調查，整理出如下的中國人的形像。 「絕對不承認自己的錯誤。這與其說中國人不知道責任感的意義，不如說具有將自己的失敗歸罪於他人的習性。本來中國就是競爭熾烈的社會，到了必須負起責任的階段，若不儘量避免落在自己身上無法生存」。 不可兩個人一起窺井 五、　不信任人 中國人不但不信任國家，也不信任社會與人。也不信任妻子，因妻子本來就屬於他人，連有血緣的親生子兄弟姊妹也不能信任。毛澤東的極左政策時代流行著「毛主席比父母更親密」的語言，當時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之砦的家族也被視為階級之敵，兒子告發父親的事頻繁發生。劉少奇與林彪並非被政敵而是被兒子所密告的，一人死於獄中，另一人則在逃亡中死亡。 中國的諺語有「不可一個人進入廟裡，不可兩個人一起窺井」。單獨一個人進入廟裡恐怕遇到可惡的廟公而被利用甚至被搶奪殺害也不一定。兩個人一起窺井，有被對方推落井底的危險。 在這種互不信任的社會，要生存要在競爭中獲得勝利，兵法自然發達了。孫子說「兵為詭道」，即戰爭是詐欺之道。中國人的氣質最大的特色也是「詐」，也有人說中國人是「詐之民」。父親日常嚴格的教育兒子「不要受騙」。 戰後，日本人看了中國人的詐欺行為而感到驚愕。偽遺留孤兒、偽難民、偽裝結婚、偽造護照、偽造畢業證書、偽造電話卡……。為自己的利益任何東西都輕易偽造，的確使日本人無法想像。 今日世界上成為一大問題的是中國的偽商標製品。盜用知識財產權另當別論，就是藥、煙、酒、食品等有害健康，甚至使人致死的也無所顧忌不斷的模仿製造。中國政府雖然發動「打假運動」的宣傳活動企圖革除偽商標製品卻完全沒效果。現在的中國，侵占公款、賄賂橫行、誠為貪污的天下，偽物的天國。無疑的，今日，中國也正在某地方製造偽商標品散發於世界各地。 以謊言鞏固的互不信任的社會中，中國人由上至下相互欺騙。政府透過輿論欺騙民眾，民眾面從腹背，偽裝良民，將國家當做獵物。這樣的中國人社會裡，詐欺者暗躍，偽物氾濫是極為當然的事。 六、　土匪國家 罪者半數以上是中國人，新式的犯罪手段，即竊盜突變為強盜殺人的犯罪幾乎出自中國人的手。東京都知事（市長）石原慎太郎也在報紙上指摘其為史無前例的凶惡犯罪，某自衛隊關係者感嘆供給拘留在警察署的中國人的餐費比自衛官的餐費還要貴呢。 不僅日本，世界許多大都市都為了中國人偷渡入境的問題而傷透腦筋。令人難於相信的是一年中，中國人偷渡入境西伯利亞的人數高達五十萬人。蛇頭一年間的收入總金額早就超過世界販賣麻藥所得的金額了。 中國人流出海外，被流入的社會均會發生大的變化。台灣生活環境的變化是其代表性的一例子。台灣在戰時中，因疏開而離家從來不會發生東西被偷的事。在台的四十萬日本人被迫遷回日本，代之有二百萬的中國人從中國大陸流入，台灣忽然化為盜賊的國家。竊盜多到什麼程度試看連高樓大廈的上層也裝置鐵窗就一清二楚了。那種特異的建築群的景觀是由盜賊對策而成的。台灣有部分父母教育孩子說「看到中國人要把他當做盜賊看」。 一九九四年，在中國浙江省的千島湖載有二十四人台灣觀光客的遊覽船在湖上遇到強盜，發生全部在船室內被燒殺的慘案。這是轟動台灣的大事件。當時的中國政府故意隱蔽其為強盜殺人事件。李登輝激怒的非難中國為「土匪國家」。 […]

「舊金山對日和約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由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安保協會、台灣關懷文教基金會與國際文化基金會於公元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共同舉辦的「舊金山對日和約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會中與會後經與會學者專家熱烈詳盡討論之後，達成數項結論。 我們明確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此公開聲明，要求台灣人民及台灣政府採取必要行動，以確保台灣的國際地位。 一、我們的主張 １. 台灣是國際社會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屬於任何國家，更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２. 台灣政府目前使用中華民國名稱，在國際上造成很多困擾與不便，甚至傷害台灣的地位與利益，必須調整改變。 二、我們的要求 １. 政府與台灣人民應重視「舊金山對日和約」給予台灣主權的歷史事實。 ２. 要求政府應將「舊金山對日和約」的歷史事實編入國民教育的教材，特別應對外交部及涉外人員加強「舊金山對日和約」的事實與意義的教育。 ３. 總統及各級政府官員，應運用各種國內國際場合，不斷重申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三、說明 １. 根據舊金山對日和約，台灣主權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和約生效之後即不屬於日本，也不屬於中國，而是屬於全體台灣人民。 一九五一年九月簽署的舊金山對日和約是決定第二次大戰後台灣主權歸屬的最重要法律依據，其效力與重要性完全取代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 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都是戰時盟國之間的政治與軍事性宣言，其目的在團結盟國，共同打擊對抗侵略者，而不是長遠規劃戰後的國際法秩序。這兩個宣言的性質，只是表達盟國未來政策目標與意圖的政治性宣言，並不具法律拘束力。關於這點（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並不具法律拘束力），不僅早已是絕大多數國際法學者的共同看法，也是英美兩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依據向來國際法實踐及學理，都是以正式和約來決定戰後的領土變動。因此，有關台灣主權在第二次大戰之後的變動，自應以一九五一年九月簽署，一九五二年四月生效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為有權威的法律依據。依據舊金山對日和約，日本是直到一九五二年四月才正式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在此之前，任何其他國家，包括中國，自不可能合法取得台灣、澎湖的主權。 反之，日本既然已經在簽署舊金山對日和約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在此之後日本自然也無權再處分台灣、澎湖的主權。因此，不論是日本在一九五二年與台北「中華民國」政府締結的和約，或一九七二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建交聲明，或一九七八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友好條約，都因為是簽署於舊金山對日和約之後，這些國際協議自不可能再對台灣、澎湖主權及地位產生任何法律上變動。 不論是從法理或現實來說，任何人援引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而主張台灣主權，反而是在呼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霸權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西元兩千年二月所發表的「台灣問題白皮書」中，也僅能以開羅宣言與菠茨坦宣言作為其主張享有台灣主權的依據。我國政府的外交部門如果再延續過去的錯誤立場，繼續主張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並排斥舊金山對日和約，其效果無異是法律上的自殺。 以今日的處境來說，我國政府更應該以舊金山對日和約為基礎，來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領土主權的霸權主張，並確立「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一部分」的基本立場。事實上，也唯有以舊金山對日和約為法律依據，才能在國際法上有效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 ２. 歷經過去一、二十年的民主化與台灣化，如今台灣地位更為明確，早已是主權獨立國家。 雖然說中華民國政府軍隊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奉命接收台灣，但這項接收是根據當時盟軍司令的指令，代表全體盟國對台灣所實施的軍事占領，台灣主權並不因為此項軍事接收與佔領就當然移轉給中華民國。至於在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則是在盟國的默許之下繼續其占有，也不因此就當然取得台灣主權。 依據當代國際法原則，在第二次大戰後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當然享有自主決定其政治地位的自決權，此項自決權的範圍包含對於改變台灣主權現狀的主動選擇權以及被動同意權。 在一九八○年代之前，台灣人民受制於當時的高壓威權統治，並沒有機會行使這項自決權，但也沒有喪失自決的權利。 台灣自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的自由化、民主化與台灣化的改革，從一九八六年九月民進黨成立、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嚴、一九九一年四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同年底舉行國民大會的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底的立法院全面改選、一九九四年年底的省市長民選、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的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二○○○年五月的政黨輪替，之間更有多次的憲政改革，將中央政府的權力基礎徹底台灣化；對外更放棄宣稱代表中國，轉而爭取並維護台灣代表權，逐漸創造一有別於中國，而屬於台灣自己的國際人格。這個過程不僅已經使台灣的政府從外來的流亡政府質變為本土的民主政府，而成為在國際上足以代表台灣及其人民的合法政府，更是台灣人民共同實踐其國際法上自決權的具體表現。透過這一、二十年來的民主化與台灣化，全體台灣人民早已一步一腳印、一點一滴地實踐其人民自決權，創造屬於台灣人民全體所有的新興國家，使台灣做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法律地位更為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