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碩
1989年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倒下象徵著新紀元的來臨。樂觀的氣氛瀰漫各界，彷彿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勝利將為人類帶來永無止盡的福祉與和平的未來。於是，除特定國家維持甚至提高國防支出，多數國家陸續調降軍事預算。90年代以降的歷史發展卻粉碎了烏托邦提早到來的夢：兩次波斯灣戰爭與恐怖主義的崛起，以及少數獨裁政權的維持，再次提醒世人民主、和平是如何地珍貴與脆弱。同時間，伴隨全球化而來的是愈趨複雜的國際競合關係，而知識經濟的到來也令許多工業化國家面臨適應不良的窘況。時至今日，各國發現自己深處更激烈的經濟競爭當中而疲於奔命。戰爭並未消失而是改變了型態，以一種更具滲透性，卻也更具破壞力的形式發生於國際間 —「經濟戰爭」。此種「新式戰爭」雖不花一兵一卒、不動一槍一彈，也因而不易發覺與提防，卻經由掠奪一國之財力、人力及科技，達到癱瘓它國經濟命脈之政治目的。面對此一挑戰，「經濟安全」的觀念應運而生，許多國家的國安機制也受其影響而產生巨變。假如我們身長在其他國家或許可以贊同經濟自由學派的立場，認為國與國之間的「超競爭」(hypercompetition) 是邁向完全競爭 (perfect competition) 的自然過程，寧願篤信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的天真教條；然而，身處台灣，天天面對中國「以商圍政」的統戰策略，我們必須格外正視「經濟戰爭」的觀念，不能漠視政治與經濟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若根據軍事理論家克勞維茨的說法：「戰爭即是以替代（指非政治、暴力的）的方式遂行政治的目的」，以此類推經濟戰爭就是特定國家「以經濟為手段遂行政治目的」的政策。以此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所進行的經濟戰爭行為是極明顯的。有鑑於戰爭型態的多元化，國家安全(National / Homeland Security)的觀念近年來亦已超越軍事的範疇，而成為一綜合性概念，包含國土安全、生命安全、經濟安全、資訊安全及社會安全等。在美國「經濟安全」的觀念首次由柯林頓前總統提出，並成立相關主管機構 (The Advocacy Center)，法國則由國會成立專責小組研究相關議題並由總理直接任命負責人 (Haut Responsable a l’Intelligence Economique) 統籌跨部會之相關任務。至於台灣，陳水扁總統於2006年首次提出的國家安全報告中（注意，不同於國防白皮書）亦首度扭轉過去以偏蓋全認為國安即是國防的現象。
事實上，台灣以經濟立國，卻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計畫的經濟戰爭行為，因此追求經濟安全絕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必需實踐的政策：生物的本能是求生，國家既然必須保障人民的性命，而經濟是吃飯、謀生之道當然必須予以保障。遺憾的是，經濟安全雖是目前國家安全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卻也最是危急的一環。尤其，身為出口導向國家的台灣，其經濟的繁榮深受貿易市場波動及各國經濟成長影響，因而比較脆弱。這是因為內需市場的先天限制，使得台灣做為一獨立的經濟體從未享受過封閉性自給自足的特權。然而也正因如此，台灣提早接受了與世界競爭的必要，而有機會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佼佼者。站在台灣經濟安全與風險管理的角度，先僅就全球化與中國化之關係提出個人的淺見。
無可否認的，不論是為了增加營收或者減低對各單一市場之風險及依存度，台灣都必需將經濟的上、下游予以多元化，貿易市場全球化佈局的觀念於焉產生。不過，全球化並不容易，核心瓶頸在於對不同市場需求的瞭解與掌握，以及企業如何面對在地與全球(local – global) 兩種反向力量所產生之張力並取得平衡。面對種種困難，必需依據產業特性及企業競爭優勢發展出不同的全球化策略，例如：電子代工業將研發中心設在重要客戶旁，成衣及紡織業則是將設計中心設於趨勢創造中心（巴黎、紐約、米蘭等）旁，或者汽車工業進行「量產化訂製」之策略等等。另一方面，身處供給大於需求的市場中，客戶多元化並不代表囫圇吞棗、來者不拒的接單、搶客戶，而是與客戶建立長久合作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甚至必需「選擇客戶」。這些管理決策將影響台灣企業之組織文化與全球化之成敗。
那麼「西進」選擇「同文同種」的中國做為全球化的跳板是可行的全球化策略嗎？筆者以為就理論與實際面皆不可行。首先，單以邏輯來看，將過多的資源與人力投入中國經濟便和多元化與全球化之目的相砥觸，反而增加了台灣經濟對單一國家之依存度。更何況此一國家是全世界唯一用將近1000枚彈道飛彈瞄準台灣的國家。即使我們可以敞開心胸不稱其為名符其實的「敵國」，畢竟仿效耶穌基督「打右臉、給左臉」的精神，將大量金錢、物資與人力投資至此一國家只能加速台灣經濟「升天堂」並不能永續經營，荒唐的是這種情形天天發生。以實際面觀之，開放台商投資中國並沒有為台灣經濟帶來長遠的利益。事實上，兩岸的貿易發展趨勢已經由「兩岸分工」轉為「兩岸競合」甚至逐漸出現「兩岸替代」等，對台灣不利之態勢。且「西進」可說是少數財團得利，多數人買單的典型。試問真正賺到錢的是哪些人？有多少人？而薪水被壓低、不敢要福利，甚至失去工作、家庭破碎的又有多少人？社會成本的付出真的換來了經濟繁榮嗎？
姑且不論「同文同種」民族思想之落伍與封閉性是如何地與全球化背道而馳，這種想法究竟有幾分真實性？相信和中國人相處過的台灣人都能體會「同文同種」僅僅是一種迷思、假象。又「同文同種」在現實中有沒有為廠商帶來實際的競爭優勢？在法國留學期間有幸參與「世界食品工業工具機商展」對於台灣中小企業之旺盛外銷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四十個廠商組團一起聘用幾位翻譯就參展，到了現場拿出鐵鎚、釘子開始布置商展攤位，擺完簡介傳單便將產品推銷給外國人，從拆貨到裝箱全部自己來，過程中是如此的水到渠成，沒有一絲畏懼。這些中小企業主即便一個英文字也不會說、也不懂西方禮儀，卻充分展現冒險犯難與自信的可愛，終於拿到訂單的肯定。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充滿了類似的例子，可見貿易商除了外語能力，更需要的是精神層面的特質。新一代的台灣人在語言訓練上絕對比過去的前輩佔優勢，但「草莓族」的精神墮落症候群，和尋求「同文同種」的偷懶與迷信才是台灣全球化佈局的真正障礙。
企業策略管理講求「做對的決定，並且要有正確的動機」 (Do the right things, for the good reasons) ，既然西進並不符合國家利益，同文同種也只是假象，為何仍有如此多的台商與要求開放的壓力？難道是為了廣大的潛在市場？在此必須強調中國市場僅是潛在性的，一來並非人人都有消費能力，二方面企業要擄獲這些消費者的心，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充滿不確定性，畢竟中國目前仍然是非市場經濟，更何況市場大小並非以人口計算即可，市場能不能令企業獲利才是重點。回歸企業增加競爭力的有效方式其實只有兩種：「降低企業成本」和「創新提高價值」，前者是持續進行以短期的獲利積少成多，後者則採跳躍式進展利用長程的投資換取突破性的進步。然而，有一點卻必須在意，亦即「創新提高價值」可以連帶「降低企業成本」，但「降低企業成本」卻鮮少「創新提高價值」，如此便能理解為何政府始終鼓勵「產業升級」而非「壓低成本」了。實則完全靠「壓低成本」是犧牲長期利益換取短期利潤的作法，非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會延遲危機處理時機。可惜的是，排除了一切檯面上的動機，很明顯的赴中投資之廠商的真正動機多為「降低企業成本」，而根留台灣者則多強調「創新提高價值」，這也是全球化不可以是中國化的終極原因。
身處經濟戰爭的年代，企業可能成為代替軍力之戰爭工具，因而判斷公司行號之國籍成為重要課題。歐、美國家對於此一領域之研究採多元方式，以法律、財務、所在地、國際佈局及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是否相符等做為評斷基準。在經濟戰爭的防禦作為部分，台灣應效法此類作法審慎評估「台商」之實際利益是否與國家利益相符，以免「台商」變成「中商」配合中國「以商圍政」的統戰策略，並嚴格控管西進之財力、科技與人力。至於積極面之作為則應將每一個台灣海外企業視為台灣的代表與影響力的延伸，以便打造新的「品牌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