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忠◎清華大學台文所
壹、前言
一九二一年十月「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使台灣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進入一個真正全島性聯合戰線的文化抗爭時期。文化協會諸子所賴以反殖民的主要概念是「啟蒙」，因為台灣人若不先提昇文化就會被世界列國拋在腦後，成為世界上文化的落伍者，而且恐怕要沒有做為「人」的價值。這種體制內文化抗爭具有的「反殖民」與「啟蒙」的雙重意涵，因此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大特徵。
當時，一九二○年，尚未開始創作新文學的賴和（1894～1943），仍繼續他行醫的工作，但當新文化運動展開時，賴和因緣際會投入文化協會的陣營。關於賴和加入文化協會的活動及其政治立場，林瑞明教授已有＜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一文詳加討論，他對賴和所謂「中間地帶的意見領袖」的定位，應該是頗為恰當的。
如果從創作性文本中加以解讀，我們可以發現，賴和對於他所參與的文協活動之經緯，以及他對於文協路線的思考，莫不藉作品一一加以呈現。在文化協會歷經創始、分裂與再分裂的過程中，除了產生不同立場群體的思想領導者外，連帶的也使作家的思考起了很大的變化，但卻少有作家以作品來呈現這一歷程。本文希望由賴和反映文協活動的系列作品中切入，針對其關於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意見一一加以解讀，藉此釐清當日知識菁英關於解放世界之想像的差異。
貳、賴和在文協分裂前後的反殖民實踐
從賴和參與文協的程度來看，他長期擔任理事。此外，賴和也擔任講師或義務醫療的工作，因此無論從領導層次到實務層次，賴和都應算是文協初期的重要幹部。
賴和自己加入文協初期是頗有使命感的。在＜阿四＞這篇應屬賴和二○年代中期、「治警事件」後不久的早期小說遺稿裡，參與文協的阿四雖被拘捕卻益增信念，小說敘述文協到T市講演，竟引來大批農民聽講，他們「一起湧到講演的面前去，想瞻仰講演者、他們想像中的救世主的丰采。在這一行的面前，他們一人一嘴，訴不盡他們所受的痛苦，在他們的意識裡以為一定能替他們分憂，各個人怕得不到訴苦的機會似的，爭先開口陳訴」。賴和塑造的文協初期充滿理想光環的知識分子形象，似乎就在阿四這樣的自我期許\中巍然矗立起來。
這大抵是賴和在文協初期、左右派系尚未分裂前的自我敘寫，從今天可見的賴和公開講演記錄看來，可以充分說明賴和參與文化與政治活動時的角色，相當程度反映在他的小說創作當中。而「阿四」這個形象也可以反映文協初期賴和的某種心態，做為啟蒙知識分子，這時的賴和顯然還對文協的活動懷有期許\，一如群眾渴望救贖的心情，他也希望為自己的思想找到出路。
然而，賴和的反殖民實踐並非一直沿著文協的體制內抗爭路線來行進，當一九二七年一月左翼勢力實際佔有文協領導權，文協分裂之後，賴和的立場顯然有所變化。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賴和加入創立新文協的「株式會社大眾時報社」，林碧梧任社長，王敏川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賴和並擔任監察役（監事），在向總督府提出申請遭拒下，只好前往東京發行《台灣大眾時報》。五月七日發行《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時，賴和除了是囑託（特約）記者外，更在當中發表了一篇隱喻左右兩翼分裂的詩化散文＜前進！＞，足見他在反殖戰線分裂過程中在新文協一方介入的程度。
即便賴和經歷文化協會結成、分裂與再分裂的過程，也參與了台灣民眾黨的全程，但賴和並沒有參與林獻堂、蔡培火退出民眾黨後成立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可見選擇時仍有一定方向可循。不過，賴和較溫和的色彩使他可以在被左右兩翼陣營接受的同時發揮較多的影響力，當三○年代初期台灣左翼活動被消音後，一九三三年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第十五次請願，也就是最後一次請願，賴和是中部收集請願簽名書的人之一，從這個事件看來，賴和在投入文化與政治運動時是又是致力於各陣營的認同、團結，並沒有因為意識型態傾向而與其他陣營決裂。
參、啟蒙與反殖戰線中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
從以上觀察到在反殖戰線的實踐過程中，賴和有他的進退取捨之道，大抵可以看到他的意識型態傾向，基本上，他並沒有因為立場差異而放棄進行與台灣利益相關的結盟或合作（如議會請願運動）。不過，他較細緻而內在的思考還必須透過作品來觀察。由於賴和是文化協會的會員，對「文化的」在啟蒙群眾與反日本殖民之間的思考，都反映在小說的人物塑造上。賴和的小說基本上在處理三種基本的人物形象的關係：「我」（知識分子或觀察者）、普羅階級（被殖民者的農民或其他人）、警察（殖民者），並且，這三種人物也暗含了殖民地下台灣社會的權力關係。
如果說在文協早期，賴和筆下的文協知識分子是具有「光環」理想主義者，群眾也對之寄予厚望，殖民者則藉機處處打壓；那麼，當時代對文協提出更嚴厲的實踐要求時，賴和則也意識到群眾對文協知識分子的妥協性格的不滿，以及知識分子在時代壓力下自反殖戰線中或分裂或墮落的情形。因此，這一情形隨著台灣被殖民剝削的益加深入，使得文化協會在反殖戰線中的位置顯得有些尷尬，它所尋求、標榜的「體制內」的合法抗爭，除了無法衝撞殖民者不合理的法之外，在比他們更高大的殖民者形象前，也形成一種自我設限與自我羞辱，身為其中一員的知識分子賴和，也由這個角度刻繪了三者的關係。
＜赴會＞（1926年左右）這篇寫於文協左右分裂前的小說中，賴和就兩次藉車廂中人物的對話提出文協派知識分子的問題所在，比起寫＜阿四＞的時期，這時的賴和以嘲諷手法顯露出更大的批判性。「我」首先是聽到了兩位紳士風的日本人與台灣人在談論報紙上關於文協開理事會的報導，他們的對話中曾有這樣的話語：「那些中心分子大多是日本留學生，有產的知識階級，不過是被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起來的，不見得有十分覺悟，自然不能積極地鬥爭，只見三不五時開一個講演會而已」。便是透過做為文協會員的「我」在赴霧峰開會途中聽聞的談話，可以看到賴和對當時知識分子與勞動群眾間存在的階級矛盾的看法。
小說設計在火車上，「我」坐的三等車廂裡滿滿都是勞動大眾，並無一位似知識階級者，在此「我」聽到兩個勞動者談論的是一九二五、二六年日本政府對其退官者廉價出售「無斷（擅自、無許\可的）開墾地」的事件（「退職官拂下無斷開墾地」），罔顧農民開墾的事實與生計，對此雖有農民組合的人士奔走，然而還是無力挽回，農民對殖民者的憤怒呈現在「駛伊娘」的穢語中，至於說到文協則更是使農民感到憤怒難平：「講文化的？若是搶到他們，大概就會拍拼也無定著」、「不要講全台灣的幸福，若只對他們的佃戶，勿再那樣橫逆，也就好了」。
賴和以農民的對話道出勞動階級對文協派知識分子及資產階級的看法，表現了他以農民為「主體」來看待殖民地現實的階級認同。＜赴會＞一作顯現的，正是賴和投身於文協多年後，對文協內部「有產的知識階級」的立場與作法的質疑，這裡已預示了文協未來的命運。
文協的終於分裂說明左派知識分子對體制內抗爭的不耐，賴和扮演的角色也不得不在左右意識型態光譜中逐漸現形。於是乎，就有＜辱？！＞（1931）這篇小說中顯現得軟弱無能的「文協派」人物形象，賴和藉著群眾與警察看待文協派人物的眼光，再次顯現他對文協派的「妥協主義」的質疑，那些市場的小販說：「文化的也是一款，他們的講演被中止，或者被他們拿去，也不敢○○一下看」，「講就好笑，敢不是因為有這不合理的法，纔起來運動講演？」。
小說結尾，警察甚至還闖進參與文協的醫生家中對他耀武揚威，賴和描寫了醫生唯諾以對的模樣，這種侮辱，除了是對文協派知識分子的質疑，也即是對追求體制內平等的作法之質疑，而又何嘗不是對本身即為醫生的賴和自我的批判。所謂藉演講號召群眾反對殖民者不合理的法，卻又拳拳服膺於「中止講演」的無理命令，這種自我的矛盾與怯懦，充分顯示賴和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文協知識分子其文化抗爭位置的質疑。
的確，賴和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顯示了賴和對「自我階級」的批判態度，他們雖有思想，但沒有辦法從群眾的立場來思索問題，從而造成理想與現實的隔閡與衝突，並進一步產生異化感，賴和的知識分子形象有如是賴和對自己以及異化於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診療病歷。
肆、想像解放世界
如果說，文本中呈現賴和對「文化的」所奉行的路線有所質疑、批判，那麼賴和認同的價值與路線又是甚麼？他對於解放世界的想像又是甚麼？
他在一九三一年左翼陣營公開活動遭到殖民政府撲滅之前，始終與左派的關係較為密切；即使在而後，因政治、社會運動趨於停頓而進一步發展的文藝活動中，賴和思想依然與左翼文藝思潮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在左翼運動沈寂後，他許\多作品也多指向對文協派知識分子那種小資產階級錯誤的妥協性與階級立場。
＜赴會＞與＜富戶人的歷史＞都是賴和生前未發表的遺稿，也都不約而同地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對文協首腦霧峰林家及其周圍團體在社會地位與政治運動兩方面加以諷刺。賴和似乎是說，文協派改良主義者受到階級立場的侷限，無法站在廣大勞動階級的立場進行反日政治運動；甚至，他們本身就是剝削勞動階級的地主與資本家。
賴和呈現他左翼思想的作品，似乎有一種「情節模式」存在，就是由文協路線轉向工農路線的敘事描寫，並顯示他逐漸清晰的階級認同，我想這與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有相當大的關係。就像＜前進！＞暗喻左翼的新文協與舊文協在立場上不同而導致的分裂，＜赴會＞提到文協派知識分子的右翼階級性格，賴和事實上在新文學創作中晚期時（即三○年代中期），透過在社會運動中的體驗，加強了他的階級意識，並對文協派的右翼知識分子提出諷喻或批判。
因此，如果說賴和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屬於早期作品，是文協初期鼓舞同志之作，到了＜流離曲＞（1930）時，賴和就特意強調文協路線的無能，而「農組」兄弟則因抗爭被囚：「講文化的空說要為盡力，/到而今不聽見有些消息，/農組的兄弟們，一個個/被監視拘捕，活動無策，/大人們怒洶洶，惡爬爬，/不斷地來催催迫迫，從順慣了的我，禁不起這般橫逆」，最終賴和轉而鼓舞工農大眾應努力奮起追求一個「理想之鄉」。
賴和新詩中具有他的反抗哲學，並且是賴和新詩的一種重要主題，他描繪一個黑暗的時代，但也呼求一個光明的時代，賴和其實是在堆砌一個無產階級反殖民的、解放的遠景。我們可以注意到賴和寫＜我們地方的故事＞的稿紙左上方，正是地平線上的台灣被鐵鍊捆綁著，但左上角有顆斗大的星星放出光芒在照耀著台灣，這屬於「大眾時報社」的原稿用紙的圖案，有力的說明賴和與左翼團體的關連，而這一圖案或許\正是賴和參與左翼社團後致力於解放的一種象徵罷！
伍、結論：永恆的自我批判
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賴和文學創作中所反映的「賴和與文化協會」這一命題，文本中形象地呈現賴和思索殖民地下的權力關係，特別是以知識分子的角度反思與群眾、殖民者間的權力關係，有極其深刻的殖民地文學的文學表現與思想特質的意義。
賴和的小說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複雜權力關係呈現出來，他除了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外，尤其是使我們意識到賴和看待殖民地問題時與眾不同的視角。賴和以一種高度自省的姿態面對現代性與殖民性對台灣文化的衝擊，他自我反思、質詰的立場使他的文學有著強烈的自傳意味，換句話說，他不僅注視外部的殖民世界，也不時審視作為知識菁英的自己的位置。從弱者與強者的對比形象，乃至於知識分子置身在群眾與殖民者之間時的複雜關係，賴和小說的人物塑造基本上流露相當濃厚的「反思」意味，主要便是小說中知識分子的視角始終是敘述過程的主要部份。透過賴和的人物形象塑造，我們看到殖民地下複雜的權力關係，而賴和始終透過小說在表達他自己「定位」的焦慮，而這正是啟蒙者在殖民地情境下特殊處境的自我剖析。
「台灣文化協會」是日據時期非武力抗爭階段的重要團體，匯集其中的知識菁英可謂形形色色，思想型態恐怕也不一而足。賴和所要從事的無疑不是理論的建構，雖然他也有其意識型態傾向，但基本上他的文本緊緊抓住知識分子如何對應群眾與殖民者的態度，使我們可以透過文學形象思索反殖戰線的內部問題。
從對「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此一議題的探討中我們發現，行動上賴和有聯合陣線的傾向，但思想上賴和則頗有其複雜的面貌。透過文本我們發現，賴和對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無疑也是對自我立場的拷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而不僅是被視為文協左右路線的鬥爭），這些以文協活動為背景的作品，可以帶給我們的將不只是文協路線的問題，而是關乎知識菁英在實踐理念時對自我位置的檢視－－永恆的自我批判。
寫于新豐（紅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