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美親◎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研究生
同志？我不是被恁笑過的落伍者，向後轉？現在怎樣？恁走錯了路呢？還是我認錯「戥花」？恁忠實，恁信堅，安呢，就該會堪得病，那用喰藥？更至於滋養？
–灰〈一個同志的批信〉
永過有橫虐的頭家，也有橫虐的佃戶，像湳仔一帶全是姓阮的，所以這一帶的田畑，雜姓的人是不敢去作，所以雖是佃戶，田就像是自己所有的，頭家要租只由他們良心喜捨。
–走街先〈富戶人的歷史〉
從這綿延不絕的掙扎過程中，文明誕生了。
–Rollo May《哭喊神話》
言說與行動的選擇
史家葉榮鐘在未完的遺稿〈詩醫賴懶雲〉中，提起賴和（1894-1943）曾到廈門行醫，而後回到台灣，在舊詩壇展現才情、成為「應社」的大將之一。賴和漢詩作品相當多，但其名聲乃建立於新文學小說家的地位。葉氏對舊詩人的評價並不高，認為當時舊詩人是否能稱為「知識分子」，是很值得檢討的；但他讚揚應社詩人個個教育程度極高，且受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很大，雖作品不多，卻都與現實生活極其密切，不同於那些無病呻吟的舊詩人。葉榮鐘還特別提起1923年治警事件大檢舉時，照理說，賴和是蔣渭水、林呈祿這些人的後輩，像陳虛谷、吳蘅秋等人都沒事，何以獨獨賴和下獄，實在令人無法解釋。在葉榮鐘眼裡，賴和是個「進步」的舊詩人，也是較稱得上其所認為的知識分子，除了高度肯定賴和在新舊文學中都佔有重要地位，也在未完的話裡透露著：賴和的「參與」和「介入」比其他同輩的進步青年，還要更加深入。
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各時代的知識分子，其實多數支持和參與的是逐步走向「體制內」的改革，真的想要捨身「革命」的，微乎其微。人道主義者如賴和，即便參與較深，似乎也和多數知識分子的選擇相似，沒真的走入地下，沒成為黑色青年，更沒成為台共。然而，作為一個指標性的作家與社會運動者，賴和在反抗殖民體制的路上，的確是同時期文學家中，最具知識分子應有的形象與實踐力的。而後選擇在體制內進行抗爭的賴和，不僅批判體制的各種「法度」其實很不合法，天生「背骨」的賴和，更在批判對象中將自己含括在內，是「自我批判」最深入的一位作家，從〈阿四〉、〈赴會〉、〈浪漫外紀〉等小說都可看出賴和不時警醒自己每個階段的侷限，也能察覺到他的思想轉變、反省程度及關照的視野。賴和隨時隨地檢驗並調整自己的言說與行動，其文學創作的題裁及形式變化，更蘊含著其轉向的軌跡。
從不以殖民母國語言（日文）創作、堅持以「漢文」書寫的賴和，其運用中國白話文的能力因經過苦練而急速進步，於是文藝欄編輯重任也交附於他，且當時他幾乎拚著老命在做這份工作。從經典作品〈一桿「稱仔」〉、〈鬥鬧熱〉、〈惹事〉、〈歸家〉、〈辱〉、〈豐作〉等，可看得出賴和不斷用心經營文字並因此贏得美譽。這些小說的深度與時代意義，也是他戰後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重要原因之一。知識分子辦報紙，主要是想對抗日本統治，但當時台灣人對中國有濃烈的「祖國」情結，加上中國白話文形成潮流，許\多人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對中國白話文引入台灣、幫助建構台灣新文學，採取著極度肯定與歡迎的態度。
但，就日本時代的台灣語言環境而言，中國白話文剛進來，識漢字者多少能解其意，能看能寫還可以，若要會「講」，甚至以中文思考則很吃力。所以，賴和在「台灣話」的「語境」下，就算用中國白話文書寫，也往往摻雜「台灣話文」於其中，畢竟，中國白話文仍無法承載當時台灣各階層的語言習慣及文化特色。
從賴和發表過的小說來看，自〈鬪鬧熱〉（1926）、〈一桿「稱仔」〉（1926）、〈補大人〉（1927）、〈不如意的過年〉（1928）、〈蛇先生〉（1930）、〈彫古董〉（1930）、〈棋盤邊〉（1930），就題目上，完全是台灣話的念法；而敍述文字較「中文式」，「對話」則多少加入些許\拗口的台灣話。特別是1930年代初期發生鄉土文學論戰，賴和又在其參與發刊的《南音》之「台灣話文討論欄」提出討論，這段時間前後的創作，如〈辱?!〉（1931）、〈浪漫外紀〉（1931）、〈可憐她死了〉（1931）、〈歸家〉（1932）、〈豐作〉（1932）、〈惹事〉（1932），敍事文字愈來愈有「美文」之勢，但台灣話的辭彙、語法，以及「日式台語」的元素愈來愈多，賴和以他辛苦磨練來的中國白話文基調，加上獨特的台灣色彩，形成他文字的特殊品味，並帶動台灣新文學的風潮。賴和台灣話的使用比例愈後期愈多，使其「本土意識」的書寫也越趨明顯。最後，賴和的「言說」形式呈現完全轉向，他留下兩篇台語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和〈富戶人的歷史〉。
來自垂死獄中的同志批信
1935年12月，賴和將其台語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以筆名「灰」發表在楊逵創辦的《台灣新文學》雜誌創刊號上，之後不再發表任何作品。〈一個同志的批信〉以第一人稱手法，寫一位獄中同志（許\修）因病情嚴重，寫了一封信來跟「我」（施灰）借錢。「我」剛收到同志的信時極其生氣，想起「他們」這些「同志」，曾笑「我」是信念不堅的「落伍者」；甚且又感覺「晦氣」，覺得這些「同志」要借錢才想到「我」。但「我」也諒解同志究竟已將垂死獄中，雖心裡不很甘願，但也非真的看不起病危卻沒錢買藥的同志，仍舊準備了錢要借他。
但晚餐時刻，「我」的父親「像是蘊積了太久的悶氣，今晚衝開了安全瓣」，而對「我」責備：「替人賠的錢尚賠未清，又再給人家認了幾筆錢。兒子也大了，錢攏 曉得好寶惜。」父親深知「我」長期因為社會運動也四處負債，若自身難保還想借錢給同志，則無以持家。而「我」原也猶豫是否要借錢，結果因父親在那邊「念菇」、又思及曾與同志有過嫌隙，晚餐\後就匆匆出門要去圍在棋盤邊與朋友閒聊，結果棋早下完，大家都到「醉鄉」去了，「我」於是也跟去，並把準備好借同志的錢在「樂園」花光了。
幾天後，「我」又有些收入，想說已「夠額」可寄予同志，想不到大人卻來要求「寄附」（樂捐），「我」在心裡嘀咕著：「這款的實在不應當，但我可沒有公然反對的力量，也沒有講『我不寄附』的勇氣，就只有對汝大人還還價，求減出多少。」最後只能冥想著向同志說：
「啊！同志！這是你的運命啊！」就這樣，同志將僅存的錢做為郵費，寄給「我」的批信雖已配達，卻沒收到回覆的幫助。
這篇小說很短，但可看出賴和內心極其掙扎，對於因背叛同志而深深自責；加上時代開始走向愈來愈無法改變的殖民地慘狀，社會運動也逐步被壓落，小說中呈現賴和看到左翼知識分子的分裂與頹廢，也造成他對整個社會的傾斜感到失望，並衝擊著他行動上無法再積極參與的困境，致使作品中對「同志」有所責難，且流露著挫折、失落與逃避的心情。
扛起富戶人之外的歷史
1991年，林瑞明教授整理賴和文物時，在賴和故宅發現遺稿〈富戶人的歷史〉，小說共有三稿，初稿署名「走街先」，就其筆調形式、內容思想，推測為賴和晚期作品，且應是寫於1934年發表的民間故事型態的小說〈善訟的人的故事〉之後。
〈富戶人的歷史〉全篇以「走街先」自己，以及前後兩位轎夫的「對話」構成，主要是走街仔先傾聽著兩位轎夫議論幾些鄉里故事，透過像轎夫這樣的勞苦大眾，聽到不為人知、不義不堪、富戶人家的發跡過程，並穿插台灣史上慘烈但已漸為後世遺忘的八卦山上的「日本反」，以及「爽文反」（林爽文事件）等等。
看起來不像「小說」倒像「劇本」的〈富戶人的歷史〉，藉著兩位轎夫抬轎，載「走街先」往診時，在山路途中，前後兩個轎夫邊扛邊議論一些看不慣的事，帶出許\多民間軼事，例如竹巷張姓娶某、塗厝陳家招親、湳仔阮姓地主起家、佃農與守寡頭家娘發生關係而變成地主；而尾吉在「爽文反」前插了蕃薯，事件後竟賣得好價錢，種種見不得人的「富戶人」形成經歷，都在轎夫的「八卦」中，一一現形。
藉轎夫閒談，賴和以一個「傾聽者」的角色，站在一個重新學習民間、歷史，甚至是地誌的角度，將所聽取的故事，用一種如他創作伊始、以啟蒙者的姿態再度展現出來。表示賴和從思考著「語言」對保留「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得已展現「民族」特色，以對抗外族殖民統治的各種軟性及硬性的侵略。在經過台灣話文討論、民間文學采集之後，他寫出〈富戶人的歷史〉。這篇小說因著作者極其重要的觀點轉變，在台灣文學史的主體發展上灌注了重要意義，賴和透過藝術形式，將文學思想的主體性回歸到所立足的土地和常民的層次。
當轎夫問起走街先說，「聽講你沒怎樣春錢？有這款生理，講啥人會相信。」走街先回答：「所以累到老人家，不時著操煩。」這和〈一個同志的批信〉中，父親對「我」的責難，是可以相比擬的，兩篇小說皆流露出賴和對於窮苦階級的疼惜，以及投擲在社會運動上的心力；事實上身為醫生的賴和，因為「無錢提無藥，這句話我眞講不出嘴。」當別的醫生開業不久就「建置千外租」、「起大厝」，賴和甚至過世後也沒有「春錢」給兒孫。
小說開始，賴和就藉轎夫之口自我嘲諷一番：「恁阿公的做人就更好啦，……每要到較遠的所在去賺錢，那時候還無火車，都是坐我們店裏的轎，他總是出街外纔敢坐上去，回來時也總到街外就落轎，未嘗坐到自家門口，伊講『咱不是做官人，在自少長大的地方轎來轎去，碰見著長輩，實在失禮。』」相形之下，走街先就沒那麼體貼人了。路途中，轎夫還講起參與文化協會、還曾去講演的青年，其到日本留學，全為了金錢利益而研究法律。聽在走街先耳裡，著實感到難堪而過意不去，似這些議論也衝著自己來的。甚至更聽到阿罩霧（霧峰）林家發跡往事，轎夫論著：「台灣的富戶，逐家伙多有他特別的故事，但是拼著毛範出汗白手成家的眞是少。」當走街先問起：「幾十條人命，成百甲的田，就安爾準煞去？」最後轎夫僅無奈地說著：「幾千萬的生命！一國的土地也就準煞去咯，莫說這小可啊……」。
從小歷史到最後聽見的其實是整個大歷史，富戶人的歷史背後往往上演著生靈塗炭的情節。轎夫最後的感嘆，何嚐不是影射著日人佔領台灣、剝削台人的生存權利，犧牲的還有更多數不清的反抗義士與普羅大眾？相較於〈一個同志的批信〉，〈富戶人的歷史〉的藝術技巧、思想高度及關懷視野，乃至批判的深層意義，已經顯得更加宏觀而成熟。
歷史，親像一條「逆流」的長河
擔任文藝欄編輯的賴和，常幫新進創作者改稿，例如走向「日語作家」行列的楊逵，初期曾創作兩篇台語小說〈貧農的変死〉和〈刴柴囝仔〉，皆有受賴和修改成較中文化的經驗，而賴和後來思想與文學創作轉向，最終發表的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則是刊在楊逵創辦的《台灣新文學》雜誌。
當1930年代的社會運動分道揚鑣越趨明顯悖離，永遠最「代先」走在街頭的「走街仔先」，在文學運動上開始嘗試以台灣話文書寫，當時他的文學地位早已穩實建立；而〈一個同志的批信〉刊出後，文壇反應不一，有支持贊聲卻也有反對撻伐，主要因為語文建構尚未完整，加上日語普及，在地語言逐漸消失在年輕知識分子的語境中，讀者感覺難以下嚥。但賴和出身背景來自民間，受過現代知識教育後，其新文學創作先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去看待庶民，以旁觀者的姿態去批判社會現實與殖民統治的強權。而後，其許\多小說開始檢視受過現代教育或文化協會的知識分子（包括自己），尤其是他以新青年的新觀點在小說中時而直接、時而婉轉的自我批判，像是在未發表過的小說〈阿四〉與〈不投機的對話〉中，皆可見其自我破壞與重建的歷程。
賴和喜作漢詩，但新文學與文化、社會運動也一直持續參與，較後期創作的關懷面向則直直傾於底層常民，新詩〈種田人〉、〈可憐的乞婦〉、〈覺悟下的犧牲〉、〈流離曲〉、〈新樂府〉、〈農民謠〉、〈南國哀歌〉、〈低氣壓的山頂〉、〈冬到新榖收〉等等，不斷深化他「實地做詩人」、「要向民間親走去，街頭日作走方醫」的意志，新詩也明顯轉向民間「歌謠體」的形式。而因其思想左傾、參與民間文學採集，賴和從一位「中國白話文」的新文學引領者，到走向民間語言的台灣話文書寫，小說更趨向越是素樸的「左翼文學」路線；賴和從「啟蒙者」的知識分子，換置為一個傾聽者的角色，可見其堅定而強化的本土主義，以及對抗異國民族的決心。
賴和在政治上的國籍其實是日本人。當時台灣有如被棄置的孤兒，台灣的知識分子不但要對抗殖民者對人民的剝削奴役，還要思考在殖民統治所帶來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對「傳統文化」與所謂「封建」等舊體制的衝擊中間，找出一條適當的改革之路。而歷史，就像一條「逆流」的長河，那頹廢獄中的「同志」的批信，還會不時寄予每個「朝代」的台灣人。賴和這兩篇台語小說給我們的啟示，除了大視野的橫度批判，在時間的縱軸上，其越趨素樸的言說也帶給我們逆向的反思。歷史總不斷重演，語言政策不斷壓迫，民族語文難以建構，在我們回視的過程中，卻仍可見一些不願順著潮流而動的「異端」不斷顫動，那頓挫折損的經驗，留給後代更多繼續突圍的勇氣與力量。
正如心理學家Rollo May所言，「從這綿延不絕的掙扎過程中，文明誕生了。」賴和留下兩篇不甚「經典」的台語小說，從自我批判到直接進入民間、傾聽大眾之語，其介入與實踐縱使在當代雖未成功，但也不致失敗。小說鋪出一個知識分子掙扎與堅毅的腳跡，更提供我們最佳的示範與典範。當研究者以賴和最後走向從事台灣話文創作、讚揚其以極致的本土主義抵抗殖民時，其實給予現今一個最好的照鑑與引領的方向。而相信台灣在未來母語文教育紮根愈趨深化，定會誕生出真正獨立而自主的「文明」，展演給世界。
2007/06/23，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