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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 「從何處而來，從何處而去，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行動，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到山谷，到平原，到竣嶺，到仼何能走到的地方當主人。」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1997年，燦鍙參選台南市長，以「日本的京都，台灣的府城」、「古城再生，都市再造」作為競選主軸，獲得市民的支持，當選第13屆市長。就任之初，我就以「文化首都、親水之都、教育重鎮、科技新城」等四項城市定位，作為我任內的施政主軸。 長期旅居國外的經驗，讓燦鍙非常清楚，一個城市的建設與經營，絕不是短短的四年、八年的任期，就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就可以讓城市脫胎換骨。只有明確、具體、可行的城市定位，才是一個都市未來發展可大可久的根基，也才能在全球化的城市競爭中，脫穎而出。因此，燦鍙選擇了無法短期見效的城市定位，來作為個人四年任內的施政主軸。 在文化理念上，我們打造全國第一個以文化園區為規劃概念的孔廟文化園區，拆除圍牆、開放空間規劃、夜間照明、周末藝文表演，建立導覽解說制度，融入市民的生活，讓古蹟活化。同時也推動民俗節慶的優質化，包括三月迓媽祖、五月扒龍船、七夕做十六歲等，喚起市民的歷史記憶，凝聚市民對城市情感的認同與光榮感，進而成為台南市文化觀光資源。至於台南美食，受到本會（台北市台南市同鄉會）大力的協助，成為行銷台南的一大利器，將府城「傳統小吃」變成「美食文化」，行銷全台灣，甚至進駐五星級飯店，成為國宴上的美食佳餚。 在親水建設上，「整治運河」是歷任市長候選人，必開的競選支票，經歷2、30年，終於在我任內啟動「運河整治工程」，並以府城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國際標，徵選設計監造顧問公司，辦理運河護岸護欄、景觀道路、綠地植栽、夜間照明、望月橋及安億橋的重建工程，並搭配啟用汙水處理廠、打通安平舊港等等工程，讓運河重現水清魚會游，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觀。當時的營建署林益厚署長，曾稱讚府城運河為「最好的公共工程」。另外，市府也認養承接「樹屋」，改造台灣第一街（延平街），配合奇美公司捐贈林默娘雕像，興建港濱公園，並結合當地豐富的人文歷史與小吃產業，讓沒落的安平地區再獲新生，帶動了今日安平風景區的繁榮。 台南市孔廟為全國首例以文化園區為概念，整體進行活化利用的古蹟。 台南市運河經整治後的美麗夜景。     張燦鍙擔任市長期間，天下雜誌讚譽台南市是全國「教改春天的城市」。 在教育事務上，九年一貫課程試辦比例全國第一、全國最早實施國小二年級英語教學的城市、推動全國首創的「小泳士」認證，也被天下雜誌稱讚台南市是全國「教改春天的城市」。同時，任內向美國聯邦政府爭取到45萬美元，委託Team Oregon指導規畫設計億載國小，成為全國第一個環保生態學校（Eco School）。這是美國聯邦政府有史以來第一次補助他國地方政府的案件，經過Team Oregon的規畫設計，億載國小是全國唯一獲得綠建築九項標章最高榮譽的學校，成為台灣綠校園的楷模。此外，更與慈濟基金會合作，首創全國第一個獎勵私人興學，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推動教育的慈濟完全中學，為大台南提供多元化的教育選擇。 在科技發展上，台南科工區用地只售不租的政策造成土地長期閒置，在市府的建議與力爭下，經濟部首開先例，先是同意「先租後售」，繼而推出006688租金優惠專案（第1、2年免租金，第3、4年租金打六折，第5、6年租金打八折），由租轉購時，租金可抵售價，吸引許   台南市政府首創獎勵私人興學，圖為慈濟完全中學簽約儀式。 多廠商承租進駐設廠，最後甚至變成全國的政策。依據當時經濟部長林信義的報告：自2001年至2006年5月，006688專案引進2,825億元的投資，4,536億元的產值，也創造51,136個就業機會。2003年天下雜誌還特別肯定：台南科工區成為最成功的地方工業區，「地方首長的支持，是主要的關鍵」。   城市的經營，不只是硬體建設，觀念的轉變，往往也能帶來巨大的成效，科工區土地租售的轉變，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形下，我們也善用民間資源，大力推動BOT、公辦民營或委外經營，包括市立棒球場、市立游泳池、延續市立醫院委外經營等四十多項業務，成效卓著，可以說是推動公辦民營全國第一名的地方政府。此外，也成功說服內政部改變國宅「只售不租」的政策，將大林國宅的空屋租給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做為學生宿舍，帶動了大同路附近地區商業活動的繁榮，更是轉念帶來轉變的最佳範例。 台南是人稱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開台首府，有歷史感、文化資產最多，古蹟寺廟最多，民俗活動最正統，整個城市就是一個超大型的城市博物館，是一個有特色、特質的魅力城市；然而更需要現代與傳統並蓄，科技與人文並存，才能在保存與發展間，謀得平衡。 府城古都，台南新城。台南縣市在2010年底正式合併升格為直轄市。新的台南市，多了壯麗的土地，多了勤奮的人民。 作為一個前任市長，我有幸比一般人更親近這個城市，也曾為這個城市付出我應有的努力；作為一個現在的市民，我衷心期盼，所有的主政者，都能用突破性的觀念、開創性的作風、用心經營，在新舊之間取得共識。我更期盼所有勤奮的台南子民，不論旅居外地或在故土打拚，「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到山谷，到平原，到竣嶺，到仼何能走到的地方當主人」，讓過去的光榮變成台南人永遠的驕傲，讓台南成為有文化內涵、具有人性尺寸（Human Scale），適合人們安居樂業的城市，讓它不只成為台南人的台南，而是台灣人的台南。     張燦鍙市長任內積極推動民俗節慶優質化，圖為府城媽祖文化節。                          

20130615 11:30-14:00 於淡水紅樓餐廳 一、為何這麼多在國外的台灣人，願意冒著自身、在台家人的生命安危，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張： 除了少數的個人，或是家族成員，曾經在島內受到國民黨政府壓迫以外，大多數的海外反對份子，可能都像我一樣。在台灣時，雖然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感到不滿，不過也只是消極性的不滿，倒沒有真正想過要做些什麼事。出國後，見識到真正的自由民主社會，才會進一步思索，身為台灣人，就應該為台灣作一些事。 我很小就接觸政治。台南市第一任民選市長葉廷珪，不僅是無黨籍，還分別當選第一、三、五任的市長，可以說是台灣地方自治史的奇蹟。我的父親是葉市長的大樁腳，我哥哥開出租車行，所以選舉時，家族動員，甚至連整個車行都暫停營業，車輛全部都拿來選舉使用。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我比較有機會聽到一般人聽不到的事，耳濡目染，自然對國民黨沒有好感。 高中就讀台南一中，當時一中的校長是蘇惠鏗先生，他不會要求學生加入政黨，不會灌輸政治思想，只是要學生好好讀書。高中畢業後，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化工系，最後也以台大化工系第一名畢業。當時的我，對政治沒有興趣，所以人生的規劃一直都是出國留學，當個學者。台大畢業後，很順利申請到美國南部的Rice  University，學校還提供每個月150美元的獎學金，讀了一個學期，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就建議我直接攻讀博士。當時看來，我以後應該會是個傑出的學者。 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生活圈不大，台灣的留學生或多或少，都有些認識，所以一些參與台灣獨立運動的朋友，開始寄刊物給我，像陳以德、林榮勳、盧主義及楊東傑等等，他們沒有獎學金，到餐廳打工，賺到的錢卻拿來充當台獨刊物的印刷和郵寄費用，令我非常感動。也因為這些刊物的啟蒙，我後來又讀了一些書籍，尤其當我讀到王育德《苦悶的台灣歷史》，和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的時候，我那時才覺醒過來，知道真實的台灣歷史。 雖然我的人生目標是要當學者，不過，當時的我還是認為，身為台灣人，我應該要盡一份力量，至少要為台灣沉默的大眾發聲，把台灣的真實狀況，講給外國人聽。有了這種想法後，我們一批留學生就舉行不定期的讀書會，不僅吸收新的政治智識，也開始用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拿來檢視台灣的政治現況。 歷史的偉大之處，就在逼迫生活其中的人，作出命運的決定。書生論政一久，總要面臨真正的考驗。 拿到博士學位的前一年，當時休斯頓有一家報紙，派記者訪問台灣，回來後在報上讚美台灣，稱台灣為「Free China」。我覺得這與事實落差太大，當時的台灣，既不自由，也非中國，「Taiwan is neither free nor China.」。我很想反駁他，就找了十位朋友，收集一些資料來，寫一篇文章，投書到該報社。大家都用化名，不過為了便於聯絡，還是留下我的電話。文章送出後不久，報社的人便打電話過來表示願意刊登，不過要用真實的姓名發表，因為美國是個開放的社會，是不得用化名投書的。 當時，大家的護照被控制住，家庭也都在台灣，如果用真名發表，一定會造成個人及家庭極大的困擾；如果不用真名，報社不願刊登，那讀書會的目的，不就真的只是書生論政，倒不如解散好了，從此不再談論政治。我決定要豁出去，最後有五位留學生，一道具名發表。 果不其然，報社刊登後，來自領事館的壓力，就不曾間斷，甚至在我要延長護照期間，台灣的領事館更把我的護照取消，幸好萊斯大學的校長出面保證，我才能留在美國，繼續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在美國，國民黨政府終究還忌憚著社會輿論與人民觀感，我無法想像，當時還在國內的家人，要忍受何等的壓力。 所以參加台獨的基本動機，主要是盡一點身為台灣人的責任而已。從隱性的支持者、到熱情的參與者、到籌劃的主其事者，始料未及，我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入了不歸路。   二、七O年代，您在美國推動的台灣獨立運動，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有何影響？ 張： 當時，在美國從事獨立運動，終極目標當然是台灣獨立，具體的策略則是成立台獨組織，團結海外台灣人民、發揮國際影響力，進而改變台灣政治現況。對內，關心台灣人民的人權與政治權利；對外，利用國際舞台，向世界各地宣傳台獨理念。 因此，首先以台灣同鄉會為名義，鼓勵各地成立同鄉會來團結海外台灣人。在美國，組成全美台灣同鄉會，歐洲也有，加拿大也有，最後成為一個全世界性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後來，又成立了人權會、婦女會等等組織團體，雖然組織多元化，但基本上都以台灣做主體，所以海外台灣人成立了很多團體，各社團都互相協調，發揮了其應有的功能，為台灣發揮了總體戰的功能。至於同鄉會中，台獨意識較明顯的，就進一步鼓勵他們來參加台獨聯盟。 除了台獨聯盟外，在1982年初，也成立FAPA。當時，Kennedy正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旅美台灣人為他舉辦一場空前成功的募捐餐會，因此大家認為國會外交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故建議成立FAPA。FAPA成立後，美國國會外交就由FAPA主導。 有了FAPA主導的國會外交，我個人就把工作重心轉向第三世界，如西藏達賴拉嘛的團體、韓國、菲律賓、PLO的阿拉法特、南非、巴拉圭等國的流亡團體。有人說，台灣人見過外國元首，可能我是最多的人，比官方還多。最初我是在美國華府的一個International Center of Development Policy（ICDP），當一個資深的研究員，不久他們就邀請我當董事，因此我是第一位在該基金會擔任董事的外國人。當時包括韓國金大中、菲律賓Ninoy Aquino等人，在流亡時，也都曾在此基金會擔任資深研究員，大家都是好朋友，可以說第三世界的反對力量，有深厚的國際友誼。我想，這對台灣當局應該也是一種壓力。 後來，我們也開始推動與島內黨外人士的交流。起初大家都偷偷摸摸，暗中進行，像康寧祥第一次來美國，就透過嚴密的保密機制，包括多次轉車、暗號連絡等，在紐約與聯盟秘密會面。後來，島內反對人士來美國，我們也會半公開地安排拜訪美國國會議員，給國民黨一些壓力，國會議員也樂意接觸黨外人士。例如陳菊來美國，我太太安排她成為一個美國人權團體的董事，對她而言，這等於也是一種保護。我們奔走遊說美國國會舉行台灣人權聽證會，第一次正要舉辦聽證會時，剛好張金策和吳銘輝偷渡到日本，身份及停留的問題，無法解決。我們就向國會議員提議，讓這兩個人來為台灣人權作證最為恰當。因此就由國會發邀請函給他們，請他們到美國來作證，最後獲得美國政治庇護，並解決了他們身份及停留的難題。 透過這些交流，不僅讓聯盟人員對島內政治情勢更加了解，同時也讓島內黨外人士增加了解美國對台灣、中國的政策，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對雙方而言，都是很好的互補。最後海內外就大方公開交流合流，尤其是聯盟要遷台回來時，開了很多次海內外的懇談會，有時在日本，有時在洛杉磯，有時在馬尼拉集會，大家討論台灣情勢，聯盟要遷台會碰到什麽問題，要如何解決，就這樣逐步完成了遷台的準備工作。 除了成立組織，關心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外，我們也常常以讀者投書的方式，為台灣前途發聲，這對國民黨也形成不少的壓力。 美國紐約時報有一個Op.Ed.版面，受邀稿寫專論的人通常是在國際間極具份量的人士。1975年秋天，福特總統將到北京訪問，紐約時報向我邀稿。我就以台灣獨立聯盟主席的身份，寫了一篇「邁向獨立的台灣」（Toward An Independent Taiwan─A Taiwanese View on President Ford’s Trip to China）。可能因為題目過於敏感，編緝將標題改成「台灣的未來」（Taiwan’s Future），於1975年5月14日見報。這篇文章適時傳達出台灣人民的心聲，我籲請美國及國際社會應尊重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的權利，我也對台灣當局提出四點建議：1.立即宣佈台灣是一個新政治實體，切斷與中國內戰的糾葛；2.終結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戒嚴令；3.釋放所有政治犯；4.舉行自由的普選，提供一個政權和平轉移的開放環境。見報當日，我心中的暢快，實筆墨難以形容。台灣人曾經獲邀為紐約時報撰稿的只有三個人，另外兩位是彭明敏與謝聰敏。 雖然我們和美國國會交流相當頻繁，也結交不少要好的朋友，但與官方的來往一直無法打通。而我，則是有史以來第一位被邀請到國務院演講的台灣人。1987年10月14日，我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前往國務院演講「台灣：舊的神話與新的現實」（Taiwan：Old Myths and New […]

「爸爸像太陽一樣，如果太陽不見了，我會哭，我會叫，但還是叫不回太陽。」這是民主烈士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在父親自焚後所寫下的詩－－〈爸爸〉，那年，這個小女孩只有九歲。九歲，一棵正值成長、亟需呵護的幼苗，卻從此叫不回她的太陽……每想至此，內心總不覺隱隱作痛，不知該如何回應這小女孩絕望的呼叫？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鄭南榕在他的《時代周刊》上刊載由許世楷先生所寫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隔年一月二十一日國民黨政府即發出「涉嫌叛亂」的傳票要傳訊他，對此，堅毅的鄭南榕公開宣稱：「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二月四日，再在「這是考驗『人性』與『理性』的關鍵時刻」一文中，表達他堅定的立場。如眾所周知的，鄭南榕在雜誌社自囚時，他的辦公桌底下早已準備好了汽油……在那期間，日本救援鄭南榕的簽名運動也逐漸展開，六日鄭南榕還傳真去函感謝，七日晚間許世楷先生在電話中問他「今天狀況如何？」他回說「周圍都沒有動靜大概無事！」孰料，當晚警察就「攻堅」衝進雜誌社，與此同時，鄭南榕也點燃了火苗…… 二○○四年四月七日，在許世楷先生的帶領下，我們一群民間社團的朋友帶著一束百合花到金寶山墓園祭悼鄭南榕先生，車行途中，許夫人說了一個感人小故事，筆者至今難忘。她說有一次鄭南榕先生到東京去拜訪他們，就住在他們家，晚上，只見他們倆人熱烈地談論著台灣獨立之事，談到夜深人靜、談到欲罷不能，而許夫人一向早睡、撐不住，就先去睡了，不知道他們究竟聊到何時？直到早上起來、走進客廳，才看到茶几上的煙灰缸裏滿滿的煙蒂……。一九九二年，黑名單解除，他們夫婦終於能親自前往墓園祭悼鄭南榕，在追思、祭拜的儀式之後，許先生默默地點上一根菸、放在他墓前…… 在那煙霧中，我看到自焚的火焰；在那煙霧中，我看到一個對理想、對正義、對自由堅持的靈魂！是以，筆者認為，四○七這一天，才是台灣的「青年節」，也只有這一天，才足堪作為今日我們反媒體壟斷、追求百分百言論自由的最佳表徵！ －－台灣沒有黃花崗，台灣只有鄭南榕！台灣的青年節，應在「焚而不毀」的這一天。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gVQtyXMOP0&list=PL8CC617DB3BCB6515&index=84 2013/3/21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許世楷，歡迎收看台灣廣場。 日中關係，愈來愈惡化，中國繼續派遣公務船到釣魚台海域，好像有意要經常化巡航。日本首相安倍2月訪美演講中，表明不容忍中國以武力改變現狀，所以這個狀況不是短期內可以收拾的。美國清楚表明釣魚台若有事，會履行日美安保條約同盟國義務；但是也再三呼籲兩國冷靜自制。 馬英九去年8月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張台日、日中、台中分別三組舉行會議，而後三組合併開會。這一個提案不但看不出有什麼解決問題的有效機制，又因為馬英九強調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沒有什麼差別。這樣台日中三國會議，台灣可能在邏輯上會陷入釣魚台是台灣的，台灣卻屬於中國的講法。不管你怎樣說明中華民國的存在，在國際上是講不通，所以這一種外交談判方法，會出現因為主張保護釣魚台卻出賣台灣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反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聯手處理釣魚台問題的原因。至今馬英九也是同意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聯手，但是其倡議卻要牽中國進來。 2月3日至7日我陪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訪問日本，與各政黨代表者談到釣魚台問題時，蘇主席都表明：釣魚台主權屬於台灣，但由於台灣、日本國民的親密，應該和平理性交涉，暫時擱置主權爭議，趕緊先解決台灣漁民傳統的漁業權，以避免第三國見縫插針；又強調台日美韓是同享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價值觀的民主同盟，會談者無人贊成中國的一黨獨裁與武力擴張。 今天我先講到這裡，感謝恁的收看，我們後禮拜同時間再會。

這是那門子的總統？ 正在梵蒂岡訪問的馬總統，對於中國威脅教廷要跟台灣斷交一事，非但沒有嚴正抗議，竟還談笑風生的說「（這次）那種凶狠的味道減少了一些」，聽了不禁教人傻眼！原來，對馬英九而言，在沒有聞到中國的血腥味前，那種「凶狠的味道」是可以接受的？而且，這味道還分輕重，重的他「心領神會」、輕的他也能「怡然自得」？哀哉，台灣有這樣的總統，無怪乎日前中國總理李克強大發「大陸和台灣是我們共同家園」的狂言時，陸委會也只能不痛不癢地自語「台灣是我們的家園」而已。 這倒也是，陸委會有什麼立場反駁李克強呢？因為它本身就叫「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既然如此，那麼李克強所說的「大陸和台灣是『我們』的家園」有錯嗎？陸委會能反駁李口中的「我們」嗎？所以，別再「大陸」了，也別再「陸客」了，中國就是中國、中客就是中客，陸委會唯有將自己正名為「行政院中國事務委員會」（像民進黨一樣），才有辦法抵擋中國日日進逼的刀光劍影，在關鍵時刻及時做出回擊：大陸不是我們的家園—一刀兩斷，清清楚楚。 當日本法務省統計在外國人數時，已將台灣與中國分開計算的此刻，我們是否應該更強力的反駁李克強：台灣不是你們的！ （作者為高中教師）

今年的二二八，筆者到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參加「228紀念音樂會　台灣翠青20」這場音樂會。當夜的民雄鄉，涼風舒爽、田園靜謐，讓人有一種回家的感覺；而在那幢閩南式建築風格的音樂廳中，聽著由鄭兒玉牧師作詞、蕭泰然老師作曲的「台灣翠青」，內心格外地感動！ 「太平洋西南海邊，美麗島台灣翠青。／早前受外邦統治，獨立今欲出頭天。／共和國憲法的基礎，四族群平等相協助。／人類文化，世界和平，國民向前，貢獻才能。」二十年前，這首由鄭牧師與蕭教授合作、充滿歷史底蘊的「台灣翠青」，唱出了台灣人的精神與願景，堪稱是台灣的國歌！ 然而二十年過後，我們至今仍無法將它變成我們的國歌，實在教人感慨。現今學生在朝會上唱的仍是那首老牛拖車、要死不活的國民黨黨歌，學生大多不愛唱、也不想唱。日前在朝會上，我們校長為了鼓勵學生唱國歌，竟掰出唱國歌的「好處」是──「可以練歌喉」──這樣荒謬而可笑的理由！教育淪落至此，無怪乎學生也只能認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了。 但這是一個嚴肅的議題：我們的國歌究竟該是那一首？我們的國旗又該是哪一面？是與台灣無涉的「三民主義」、還是體現台灣精神的〈台灣翠青〉？是與台灣無關的那片「滿地紅」、還是那顆以台灣為形的翠青番薯？國、旗、歌，目前在台灣的現況是「國不國」、「旗不旗」、「歌不歌」，關鍵就在於我們尚未「正名」。所以，當務之急是，我們應該以「台灣」為名、建立一個以「台灣」為名的國家，才能徹底解決「中華民國」所帶來的混亂。是時候了，該是我們明確地喊出「台灣」的時候了。 音樂會後，全場起立大合唱「台灣翠青」，曲罷主持人激動地說：『我們今天唱出我們的國歌了！』，許多人熱淚盈眶……身邊一位陌生的女士也感動得與我緊緊相擁，互道「加油」！

這次連戰訪中所拋出的「十六字箴言」，還沒來得及促成兩岸「互利融合」，就先讓馬、連兩營「互鬥開打」起來了！ 馬的「信使」連戰所帶回的「引信」，引爆了馬連長期以來的矛盾，且戰火之熾、怒火之盛，看得人瞠目結舌。連戰辦公室主任丁遠超甚至氣急敗壞地重砲回擊說：「笨蛋！重點不在這十六個字，在於內容。」筆者聞此噗哧一笑，心想：笨蛋！這還要你說，馬英九難道不知道？還要你「娓娓道來」、「諄諄教誨」嗎？ 馬、連行前行禮如儀地作戲一番，待連「出使」反台，馬即翻臉不認人，任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馬的否認，無疑是要將連戰一軍，藉此重挫他的銳氣（一如要削弱連勝文的中槍對黨的貢獻）。但正當馬陣營自以為佔了上風，卻猝不及防地被丁反擊了一拳，丁反問馬：難道不要「一個中國」嗎？問得好！馬英九不要「一個中國」嗎？一語成「擒」，逼出了馬英九的原形。 馬連過招，好戲連連。這兩個向中國爭寵的笨蛋，再度向我們宣示，他們的本質就是「一個中國」！聰明如你我，二○一六就讓這兩個笨蛋滾蛋吧！ (作者為高中教師）

二二八事件六十六週年前夕，國民黨榮譽主席刻正浩浩蕩蕩地率團訪問中國，並拋出什麼「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的十六字「箴言」。 「箴言」？此刻的台灣，需要的是什麼「箴言」呢？日昨，在課堂上，筆者跟學生談到了高一生（一九○八至一九五四），一個優秀的鄒族菁英。高一生是原住民第一位師範生，一九三○年自台南師範學院畢業後，回到部落擔任教師與巡察的職務。受過現代教育且極具音樂天賦的他，除了努力提升族人教育水準之外，還致力於推廣農業新知、改善醫療習慣等。然而這樣一個充滿理想（甚至曾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熱血青年，卻在一九五四年二月被國民黨政府以「高山族匪諜判亂案」的罪名，判處死刑（肇因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當時擔任阿里山鄉長的高一生，因收容被認為是共產黨的台南縣長袁國欽，而於一九五一年被保安司令部以「窩藏匪諜」、「貪污」等罪名逮捕。）當然，他所主張的「原住民自治」，才是國民黨心頭真正的大患。據高一生長女高菊花女士說，父親曾對她說：「（我們的土地）先給了荷蘭人，荷蘭人來了，就中國人；中國人來了，就日本人……我們像姘婦一樣，常常換，從來沒有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們要自治！」 令人難過的是，像「姘婦」一樣的台灣，至今不僅仍未獨立，還有人爭相前往「上國」朝貢、獻媚。筆者跟學生說，高一生在獄裏寫給妻子的信中，有一封是這麼說的：「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取用縫紉車之前，我特別想穿妳縫製的衣服……山野和田地隨時都有我的魂魄守護著，水田千萬不要賣了。」學生聞此，莫不泫然。「水田千萬不要賣了」—在二二八前夕，謹以此箴言回贈連戰。 （作者為教師，台中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