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主張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 委員長　王明理     日本與美國舉行領袖高峰會後，4月16日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明確寫入「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相當具有突破性且意義重大，這無疑是對台灣或引領亞洲未來局勢，釋放出的強烈訊號。   日、美兩國共同確認，無法忽視中國的霸權主義無理擴張，更不容許入侵台灣的方針。對台灣人來說，終於有人發出正義之聲。   回想起來，自1945年開始，台灣人「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內心想法，長期遭到中國國民黨打壓，無法傳達給國際社會。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72年，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蔣介石政權後，伴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成長，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外交關係逐漸喪失。無可否認地，包含日本和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長期忽略台灣遭受中國打壓，無視台灣2300萬人人權的事實。   在遭到漠視 50年後，美國終於又表明正視台灣存在的立場，並敦促日本共同表態。對日本而言，不僅在地理上鄰近中國，經濟產業層面也與中國關係緊密，因此日本政府長期以來的立場傾向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然而，就國家安全而言，過度顧慮中國想法的結果，明顯有違日本的國家利益，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直接攸關日本的和平與穩定。日本終於體認到這一事實的背後，有著美國的支持。   這次日美領袖聯合聲明的重要意義，可以從那之後，各方面的幾個重大跡象來觀察。   首先是，4月17日世界醫師會（WMA）決議發函給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呼籲世界衛生組織明年邀請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年度大會（WHA），並且不要再讓世界衛生組織捲入政治紛爭。世界醫師會的此項提案，最終在中國一票反對下，以22票贊成順利通過。換言之，除了中國以外的國家一致同意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緊接著，19日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警告中國，「一旦膽敢在南海水域鑽探或開採石油，菲律賓將派軍艦到相關水域宣示主權」，觀察敏銳的杜特蒂總統公開批評中國的背後，相當程度上也受到日美領袖聯合聲明的影響。   同日，美國眾議院跨黨派議員提出「台灣國際團結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內容當中提到 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第 2758號決議案，該決議僅處理中國代表權席次問題，並重申該議案無關「台灣與台灣人民」，同時也譴責中國政府刻意歪曲事實、長期以來宣稱擁有台灣主權。這是一條指引台灣擺脫五十年以來被視為是中國一部份的屈辱與束縛，朝向作為國家而被承認的方向。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21日，也以22票贊成、1票反對，通過《2021戰略競爭法》，內容中呼籲強化美台關係。該項法案獲得國會兩黨的強力支持，預料最終可望在國會通過。   同日，據台灣新聞報導「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相當於日本駐台灣大使館）」代表泉裕泰名片上的頭銜，增加正式外交官銜「大使」兩字。這是極具顛覆性創舉的第一步，接下來相當值得期待「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可以儘早正名為「日本駐台灣大使館」、「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正名為「台灣駐日本大使館」。   澳大利亞政府也在同一天宣布，撤銷維多利亞洲於2018、2019年與中國政府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澳洲聯邦政府認為，該協議「不符澳洲的外交政策，或將對外交關係造成不利的影響」。   自從4月16日公布日美領袖聯合聲明後，各國紛紛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這絕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考量結果，日本和美國兩國領袖明確的立場表態，對擁有自由與民主主義價值觀的國家將帶來正面的影響。   「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絕非事不關己，而是攸關日本的安全與穩定。不與人相爭雖然是日本人難能可貴的優點，但是為了維護自由與和平，就必須有所覺悟。倘若能夠體認「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應該揀擇之道就簡單清楚許多。   日米首脳会談から見えてきた道   台湾独立建国聯盟日本本部 委員長　王明理     4月16日に行われた日米首脳会談後の共同声明で、「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を強調する」と明記されたことは実に画期的なことであり、台湾はもちろんのことアジアの将来に希望の光を与える力強いメッセージとなった。   日米が中国の理不尽な覇権主義を看過せず、台湾への侵略を許さないという方針を示したことは、台湾人の立場からすれば、やっと正論が発せられたという思いである。   思い返せば1945年以来、台湾人はずっと「台湾は台湾であって中国人のものではない」と言いたくても、その心の叫びは中国国民党に弾圧され、国際社会に届くことがなかった。その状態のまま更に、1972年に国連の中国（中華民国）の議席が蒋介石代表から中華人民共和国に継承されて以降は、中国の国力が増大するのと反比例して、台湾の国際的な地位や外交関係はどんどん失われていった。中国による台湾いじめと、それに追随する日米をも含む国際社会のなかで、台湾人2300万人の人権は無視されてきたのが事実である。   この度、失われた50年の後、やっとアメリカは台湾の存在を尊重する姿勢を明らかにし、日本にも歩調を合わせるように促した。日本の場合、地理的にも中国に近く、経済・産業面も中国と深い関係にあることから、中国の機嫌を損ねないようにしたいという姿勢が定着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しかし、安全保障から見れば、中国に忖度することが日本の国益に反する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り、台湾海峡の平和とはつまり日本の平和維持に直結することである。もはや日本も覚悟を決める時だとアメリカが背中を押した形になった。   今回の日米首脳の共同声明が重要な意味を持っていたのは、その後、日を置かずして各方面から次々と重大な動きが起こっていることからも見てとれる。   まず、皮切りは4月17日の世界医師会が、「台湾を次のWHA（WHOの年次総会）に招待すること及びもう二度とWHOを政争に利用しないこと」というテドロスWHO事務局長に宛てた決議文を採択したことである。この決議案は22対１で可決されたもので、もちろん、反対票の１は中国であった。つまり、中国以外の国は一致して台湾の国際機関への参加に賛成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次は、19日のフィリピンのドゥテルテ大統領の中国を批判する発言であった。「中国が石油など南シナ海の海底資源に手を出したなら、私は領有権を主張するため、すぐに灰色の船（軍艦）を派遣するだろう」と、機を見るに敏なドゥテルテ大統領が堂々と中国批判を行った背景には、日米首脳の力強い声明の影響もあったと思われる。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 王明理 委員長   去年十二月底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大並延燒全世界。3月22日截稿為止，全日本已經有 1,814人確診感染、 41人死亡，前景仍未臻明朗。疫情初期，歐美各國猶如隔岸觀火，如今武漢肺炎這把火也燒身上，為防堵疫情持續延燒，不得不採取鎖國政策等措施來因應。（4月12日，日本含鑽石公主號郵輪，感染確診7,638人、死亡144人）   當中，相繼備受各國稱讚者是台灣政府的防疫作為。台灣政府持續推出迅速且有效的防疫對策，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丹麥前首相安德斯（Anders Fogh Rasmussen）撰文投書《美國時代雜誌》《TIME》，述說「全世界應該學習台灣經驗」。事實上，以色列與紐西蘭紛紛採用台灣模式抗疫、歐盟以及美國也向台灣提出協助合作請求。   筆者將嘗試透過逐步說明與解析，台灣是如何規劃與執行防疫政策，藉此提供日本或其他國家參考，從中獲得有效助益，或許同時也可窺見一直以來在中國壓力下，不被充分認識的台灣是甚麼樣國家的真實樣貌。   防疫作為的超前部署 去年十二月底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傳出不明疫情發生時，台灣正處於隔年一月十一日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與立法委員改選的激烈選戰當中。蔡英文總統即使每天在全台各地進行選舉行程，無論再怎麼忙都緊盯著武漢疫情的數據演變，不間斷地指示需高度注意疫情發展。有賴於此，選後便可在第一時間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整合各部會資源與人力，全力守護台灣的防疫安全，確保國人健康，並召開跨部會指揮中心會議及專家諮詢會議。   疫情指揮中心成員，幾乎都是曾經參與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大流行時的優秀人才。當時，SARS迅速擴散，造成 73人死亡，其中 37人直接死於SARS病毒感染，間接死因36人。不被允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台灣，即使在爆發全球性傳染病事態，也無法在第一時間獲得相關資訊，從而無法在第一時間即刻有效防堵疫情發生。這次武漢肺炎的防疫政策，就是汲取當時的刻骨慘痛經驗，應運而生。疫情指揮中心的主要人物，陳建仁副總統是公共衛生學界的權威專家， SARS期間擔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當時無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或疫情震央的中國，都沒有提供任何疫情相關資料，他只得獨自一邊摸索規劃防疫對策、邊指揮調度，最後成功防堵疫情。全台灣國民對陳副總統有相當高的信賴感，蔡英文總統也給予全權信任。 SARS當時，蔡總統本人位居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與中國溝通，親身經歷並深刻體會即便攸關人命，中國也不會給予任何的幫助。因此，完全不寄望中國或世衛組織，當下立斷部署防疫相關作為。這也就是台灣較之日本或其他諸國，可以超前部署防疫作為的表面原因之一   現在的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在 SARS當時擔任台北縣長充分發揮領導才能，利用十天不到的期間內，將一般普通醫院改造為傳染病專責醫院。行政院陳其邁副院長本人也是公共衛生界的專家，同樣地在 SARS期間作為立法委員，在陳建仁指揮之下也是相當活躍的優秀人物。   即將在今年五月接任副總統職位的賴清德，是曾經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醫生，台灣擁有這麼多醫療相關背景的人擔任部會首長要職，是有原因的。台灣人雖然在日本統治時期（1895-1945）就已經可以修習醫學，然而，無論是日本統治時期或戰後中華民國時期，台灣人作為被統治者，優秀的台灣人才無法擔任或從事政治要職，因此轉往醫學方面發展。台灣人的衛生觀念雖然是日本時期由後藤新平引進，然而發展至今，台灣完善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一點都不輸給日本號稱世界第一的健康保險制度。   有關這次武漢肺炎的危機意識，在日本的情形是民眾與媒體比政府先意識到危機感，因此對於政府未能及早採取防疫作為，產生諸多質疑與不滿。與此相對的，台灣的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TCDC）則站在民眾前面，隨著疫情發展不斷的推陳出新防疫作為，並利用各種管道向民眾宣導。   這當中也包含目前最受全世界矚目，年僅38歲的政務委員唐鳳（相當於日本的資訊科技部長）。唐鳳非常年輕時便在美國科技業界展露頭角，後來返台以所學積極參與台灣的公共事務。唐鳳運用科技，規劃不受層級化行政組織結構束縛的「開放政府」體系，能夠有效地整合政府資源與提升行政效能，並使民眾更便捷地取得政府服務，包含稍後要介紹的口罩程式。台灣最了不起的一點就是，不在乎他（她）只有國中肄業的學歷，與跨性別認同身分（transgender），毫無偏見地接受這樣的她擔任政府要職。   台灣政府從今年一月以來不間斷地防疫作為，歸納起來就兩大主軸，防堵疫情傳染擴散與消弭國民的不安全感。   消弭國民不安情緒所採取的做法就是，徹底的資訊透明化。設在衛服部疾管署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天最少舉行一次記者說明會，向民眾說明最新疫情發展的進度與應變措施。事務繁忙的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每次都親自主持記者說明會，詳細述明疫情進展，並客氣地回答記者的所有問題。他誠懇的態度國民給予其相當高的評價。更進一步產生效果的是，使用「疾管家」的LINE官方帳號，因應疫情每天至少更新兩次，提供國內每天的確診案例、所有國家的疫情最新發展等訊息。由於政府的開放態度，讓台灣民眾到目前為止都很安心且持續地關注政府的最新應對措施。緊接著，舉幾個實際防疫作為來說明。   果斷實施入境管控措施 防堵疫情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阻絕病毒於境外。為此，實施入境管控措施，一旦發現感染確診者，除施予收治醫療，為避免與其接觸者遭受傳染，徹底調查確診患者的接觸史，對所有與之接觸者進行檢疫與防疫工作。目前為止幾乎掌握所有確診患者的感染源與接觸者。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1月31日才定調為「國際關注公共衞生緊急事件」（PHEIC），然而台灣早在 1月26日便限制中國湖北省居民入境、 2月6日更升級限制所有中國籍者不得入境台灣。其後也隨著其他國家的疫情發展，逐步調高警戒層級，截至 3月20日為止，除南美洲與南非外，對所有國家入境旅客限制其入境。就防堵疫情觀點而言，為了保護自己國民安全，對其他國家採取小心謹慎態度是正確的。   口罩配給 作為最具象徵性的防疫作為，以下將多所介紹說明關於台灣的口罩政策。直到今年一月底前，台灣與日本相同，口罩幾乎仰賴進口。一旦無法自中國輸入口罩，民眾便難以在零售市場上購得口罩。就此，台灣政府洞燭機先，率先做好各種準備，目前已經可以穩定供應一定數量以備民眾購買。   ＊民眾在舊曆年工廠停工期間，搶購口罩，店家銷售一空。為避免民眾恐慌不安情緒擴散，政府公告釋出庫存口罩供民眾購買，並著手實施口罩每人每回3片的購買制度。 ＊禁止口罩寄往國外，並限制出境者每人最多以攜帶五盒（每盒50片）為限。 ＊1月31日，全面徵收國內所生產口罩，由政府統一管理。 ＊政府出資兩億元新台幣，興建六十條口罩生產線。全台二十幾家相關機械製造商共同合作，由軍方支援不足的勞動人力。三月中旬，達到每日1,000萬片的口罩產能。至此，台灣從口罩輸入國，轉身一變成為全世界口罩第二大生產國。疫情期間所生產的口罩數量由政府全面收購，等到疫情結束過後，口罩生產設備全部無償讓與業者。 ＊健保卡實名購買制。全民依身分證字號最末碼，區分單雙數、再各依每週單雙日購買，星期日則不分單雙號皆可購買。原先設定依健保卡每週每人可購得2片口罩，截至 […]

2020年4月16日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聲明稿】   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已三月餘。現今，台灣是世界上少數仍能維持正常社會運轉的國家。台灣政府優異的防疫成效，引來世界各國羨艷的目光與好奇探詢。國際媒體關於台灣為何能夠抵禦武漢肺炎的諸多報導中，普遍強調：於去年底武漢肺炎疫情初萌之際，台灣政府即果決判斷中國與親中的世界衛生組織所提供的疫情訊息不可信，故而快速採取嚴格的邊境檢疫措施、防疫物資管制出口及徵收分配；同時火速推動成立口罩國家隊，全力拉高防疫必備的醫用口罩生產數量等措施。其結果，當各國因中國隱瞞疫情而僅採取低度防疫措施，導致武漢肺炎如入無人之境，形成全球大傳染，及因中國趁各國尚未察覺疫情嚴重性，大量蒐購各國醫療物資，導致各國於疫情爆發時，陷入缺乏醫療物資可供對抗的窘境，在台灣都未曾發生。   對國際媒體來說，「台灣不相信中國」，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洞見；但是對台灣來說，卻是多年力抗中國併吞野心累積的慘痛心得。也因這次疫情，全球對台灣與中國的態度，開始改觀。除了防疫工作得到各國讚賞外，在樽節使用、逐步補充防疫能量的同時，台灣也將好不容易生產的防疫物資，以「Taiwan Can Help」的精神與友邦共享，贏得了友邦的感謝與尊重。與此同時，各國也開始注意到台灣是如何因中國的打壓，而被孤立在國際醫療體系之外，台灣卻能在有效防疫之餘，進而積極支援各受害國家。台灣在國際上的聲望與知名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過往每年WHA時，僅有寥寥友邦發言提出台灣加入WHA的問題，而今年已有多個主要國家，公開聲明支持台灣加入WHO。   反觀中國，因其隱瞞疫情導致全球大流行，非但無隻字片言的歉意，反試圖將疫情起源誣賴給他國，更發動外館要求各國政治人物，照中國擬定的通稿，稱頌中國帶領人類抵抗武漢肺炎的偉大成就；中國搜刮他國防疫物資或接受外國援助物資後，又趁各國疫情嚴峻，將物資高價銷回外國；中國製造銷往他國的醫用產品，更多次被發掘品質低劣；本應擔任全球衛生健康領導者的WHO，儼然成了中共大外宣的馬前卒；凡此種種，再再引發各國的怒火。追究中國與WHO秘書長責任的聲浪，不絕於耳。然而WHO秘書長譚德塞卸責的方式，竟是誆稱台灣政府對其發動歧視與攻擊，其手法和中國過去轉移焦點的慣伎，如出一轍。「中國不可信」成了新的全球共識；在美中貿易戰時已開啟的「去中國化」潮流，如今更形堅強。   在台灣國內，也有不少人終於認清台灣與中國的差距。許多人慶幸在2020年的1月11日，做了正確的抉擇，選出了務實治理的政府團隊而非只想靠中國發大財的投機者，否則台灣必將淪為疫情重災區。自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開始，歷經二次全國性的大選，和現今的武漢肺炎，台灣人的自我認同與台灣意識，正快速地提升、強化。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年2月份的全國民調顯示，台灣人民族認同飆升到83.2%，是1991年以來的歷史新高點，同時中國認同和雙重認同比例較去年9月時雙雙砍半，來到30年新低。   當此國內外情勢此長彼消之際，台灣應該趁勢高聲駁斥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以主權獨立國家姿態，強調台灣的實力與存在，爭取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利。然而荒謬的是，台灣的援外物資抵達各國，運送專機上卻印著大大的「China」字樣。不但自損國格，更是無待中國吃豆腐，就自行將善行送給中國作功德，實在諷刺。另外在疫情擴張初期，各國開始管制中國人入境時，亦傳出有台灣人因持用印有「China」字樣的護照，在外國海關受到刁難。   這荒謬早非一日。從制憲正名、締造獨立國家的最終目標來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認為，逐步除去蔣氏王朝殘留與中國內戰遺緒，對於重塑台灣真正的國際法理地位，是無可迴避的工程。而從政治現實上來說，如若台灣不能在名稱上堅持與中國作出區隔，等於不介意被與中國混淆，或被誤認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台灣史上首次政黨輪替後，陳水扁總統雖陸續推行過官方名稱的去中國化，可惜在八年朝小野大的重大阻力下，最終除了部分外館和護照加註台灣、中國造船公司改名為台灣國際造船公司、中國石油改名為半吊子的台灣中油外，未有更多成果。相信在第二次本土政權完全執政的蔡英文政府，更可以在台灣正名工程上，主動凝聚共識，取得更大的進展。如今，乘著高漲的台灣意識，以國家航空、護照為始，正名的呼聲，再次登上輿論的焦點，排進了立法院的議程。這波正名浪潮，除了執政黨之外，已有台灣基進黨、時代力量、台灣民眾黨等小黨表態支持。這是台灣人在要求明確的自我定位，務實地尋求表裡如一有尊嚴的名，要向世界宣告：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不會不切實際地要求蔡英文總統要立即完成獨立建國的工作，更不會自以為是地認為若未能一次完成全部正名工作，蔡總統就是在騙票。蔡總統在2016年第一次當選後，已然確立了「維持台灣邁向獨立的現狀」；在2020年連任時，用模糊的「中華民國台灣」，不是讓中華民國死灰復燃，而是更進一步走向台灣，堅定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立場。值此民氣可用之際，我們希望蔡英文總統能繼續前進，善用817萬選票的支持，盡力實現選民的託付。   不論這波正名的浪潮，最終有多少成效；比起實質的結果，我們更期望台灣人在心理上堅定追求獨立的意志，成為實現建國理念的依靠。任何一點往獨立建國方向的進步，或任何一項有助於找回台灣自我的正名，無論多麼微小，都會是台灣未來重要的資產。當統派將這些台灣人尋求自我的行動，污名為無聊、拚選舉、搞政治、又不能改變甚麼、要花多少錢時，我們必要清楚的認知，那只是反動的話術與遮掩親中主張的遁詞。歷史的舞台已經搭好，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與所有我台灣我驕傲的台灣人一起不懈努力，期待著台灣人自己當家做主，卓然獨立的那一天到來。

（筆者：許世楷2017年9月15日） 1)關係小史 台灣自1895年到1945年是日本的殖民地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盟軍命令，由中華民國蔣介石軍佔領。一個戰爭的收拾，通常是根據和平條約，51年舊金山和平條約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但沒有規定其去向，佔領又不等於變更領土，所以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即由此而來。其實49年蔣介石軍敗退台灣時，「中華民國」就消滅，蔣卻自稱復職「中華民國總統」，頒布繼續38年多的戒嚴令，在佔領地台灣施行白色恐怖政治。因冷戰，美國支持有如「國王的新衣」故事的這個「中華民國虛構」，繼續使其做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致使台灣人對「台灣」、「中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中華台北」等國家認同混亂，也使世界對台灣的認識不清楚。 到70年代美國接近中國，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驅逐蔣政權。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其與「中華民國虛構」的邦交消滅。兩國經由號稱「民間團體」的亞東關係協會及交流協會的管道，處理兩國關係事務。今年初，日本更換該機構名稱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灣也隨著改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希望這是一段更好新關係的開始。 二戰結束前，台灣人與日本人的關係，因為台灣人的長期權利奮鬥，日本人亦出其統治必要，兩者有趨於妥協的情勢。二戰後到現在，中間72年以來兩國雖然無邦交，但綜合來講，關係還是親善、密切。例如2013年日本發生東日本大震災時，台灣即由民間捐款超過200億圓；另外，以2016年來講：日本人訪台者190萬，台灣人訪日者有417萬人之多，可見兩國交流之密切。 二戰後，在台灣的對日交流有兩股不同的力量，一股是國民黨政權力量，當時的國共內戰促成兩方都自誇打敗日本救中國的是自己的黨，以爭取統治中國的正統性，實際上支配著台灣的國民黨在台灣以教科書為中心強調這個想法，所以國民黨政權主要成員的所謂外省人就形成反日派。使在國內政府採取日本文化、日語為禁忌，但是表面上即遵循蔣介石的「以德報怨」，因而對日外交上似無大礙。 兩國關係親密高潮來自於李登輝就任總統以後，因為日本曾殖民台灣，民間很多台灣人熟悉日本文化，尤其是日語，但是日本文化在兩蔣時代是禁忌，民間台灣人無發揮餘地，這就是相對於反日派的底層民間親日派的狀況。現在統治最高層的李總統熟悉並愛好日本文化，禁忌解除，政治當局與民間立場合一，台灣的親日氣氛漲高。不過台日關係親密的基礎，重要原因之一的，多數台灣人會講日語，跟著時間漸漸退化，一般來講會日語的台灣人，現在大概都在80歲以上，交流語言的普遍性消失是今後台日關係的重要變數之一。還有，70歲代以下的台灣人普遍受過國民黨抗日救國史教育，所以李登輝時代的親日氣氛多少都有凋落傾向，國民黨反日派又受中國共產黨的鼓勵而起，且言動激烈，這也是今後台日關係的另一重要變數。 2)「中華民國虛構」 台灣自1949年以來在「中華民國虛構」下，形成有固定人口、領土、有效管轄內外政的政府，具備有成立一個國家的客觀條件。只可惜缺少立國的主觀條件，Colin Warbrick（英國Birmingham大學名譽教授）說：「決定國家的第一要件，就是必須自己主張是國家，而且有意願被承認是國家，然而，台灣卻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光明正大宣稱自己是國家而選擇不這樣做的例子」。這就是說台灣事實上（de facto）是一個國家，但是台灣當局者至今仍脫不掉「中華民國」這個「國王的新衣」，繼續給與中國糾纏「一個中國」的把柄，不敢主張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也不敢讓別人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台灣不能進一步正常化成為法理上（de jure）的獨立國家，原因就在此。 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承總統，著手於台灣的民主化，以及台灣、中國兩國的國際化，表示過台灣、中國的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其後繼總統陳水扁也說：「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都有明顯將台、中兩國國際化的企圖。兩者合算20年的統治，有將「中華民國虛構」民主化，但是關於國際化，馬英九就任總統後就很快去國際化回內政化講：一個中國，一國兩區，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李、陳兩代的國際化，毀於一旦，是因為李、陳時沒有將「中華民國虛構」徹底處理掉的結果。 由於中國的政策，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活動空間被壓縮，例如參加國際衛生組織（WHO）也受阻礙。但是我們聯合美、日等得到支持，這個支持的外交連繫還算有意義。2005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2加2（兩國外交、國防首長會談）會談後發表聲明說：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是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之前，日本對台灣是一直要採取模糊政策，可見外交是可以說服、可以改變的。又關於台灣的全國性公民投票，美國一向反對，日本也隨之，但是2007年日本卻改換態度，對台灣將要舉辦的2008年台灣入聯公民投票，日本外務省說：「公民投票是台灣住民的權利，日本沒有必要對此公投表明反對」。 美國又說原則上贊成台灣參加國際組織，但是不贊成參加需要主權國家資格為前提的國際組織，這主要是指聯合國。國際政治變化多端，長期來看以台灣名義參加聯合國，應該還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最主要目標，這樣，參加國際衛生組織也會自動解決。最重要的是台灣的國家安全、國家承認、國際孤立等問題都能一並解決，在世界政治大舞台上面台灣人能表明要獨立建國，相對使中國顯示其鴨霸，是台灣公開向世界各國提問，公義在那裡的理性外交的表現。 3)認清敵我 現今國際社會上，明白表示要併吞台灣的國家，只有中國，它在憲法上就規定台灣是它的領土，一定要合併。而實際上也有近2000顆飛彈隨時在瞄準我們，軍事準備的借口都以合併台灣為理由，甚至最近中國海空軍頻頻環繞台灣，威脅我們的國安為常。我國要對抗之，卻往往被稱謂麻煩製造者。我們除了贊成與中國合併者（民調不贊成合併者，超過80%以上）外，就必須認識台灣要在國際社會生存下去的敵人是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麻煩製造者。要與之在國際社會對峙，除了自己立場鮮明外，最重要是要聯合與中國有事對抗的國家，如今，中國東海、台灣海峽、南海、甚至印度洋近邊不少這種國家，這些都是我們必要爭取的盟友。 其中尤其是日、美很重要，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而且是中國想追求以代之的目標。日本、美國有共識，於亞太地區要以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為核心，以對應東亞變化。於1997年中國海軍司令員劉華清提出的解放軍近代化構想：關於發展海軍表明，至2010年在第一列島線（自日本九州起，經沖繩、台灣、菲律賓、文萊）內建立防衛線；2020年第二列島線（自日本伊豆半島起、經小笠原諸島、關島、塞班島、巴布亞新幾內亞）內建立制海權及建造航空母艦；2040年建立與美國對等的海軍，據說在某機會中國將領跟美國將領講：未來可以將太平洋折半，中、美各管其半。這些企圖我們看得出來，而且有的已經在被實行。 如此即台灣將被合併成為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基地，接著沖繩也可能換版圖，日本受中國控制孤立危險；日本應該是不可能接受這個國際地位。不單是國際地位的問題，現在台灣、日本兩國都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為社會主要價值觀，不同於中國現在的所謂被「社會主義」。香港都想跑了，我們何必。 台灣、日本應該有準盟邦的關係，更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聯繫在一起，目前日本面對北韓、中國的軍事壓力，其可能性頗高。台灣向東南亞的新南向政策不但工商業，也應發展國安系統關係。 在這一個機制中，台灣最需要靠其力量的是美國，但是美國離開中國遙遠，國民較難感覺到中國的侵略性；有時因為中國過於糾纏，就會有可能產生何不放棄小台灣以取得大中國歡心的想法。日本靠近中國，日本國民很敏感可以感覺其侵略性，日本政治家易於警告美國放棄台灣就是放棄日本，因為台灣的戰略地位使其然，可見台日關係的重要性，不下於美國。 4)小 日、美與台灣的關係如既述，有其特殊歷史關係，前有日本的殖民史、後有冷戰中的日、美、台同盟史。 地緣上講，台灣位於第一列島線東北亞與東南亞交會之地，又是日本鄰國，戰略性頗高。 更加上共同的社會價值觀之外，我們也反對在國際關係上，凡事無視國際法或習慣，先實施強硬勢力，造成既成事實的中國鴨霸作風。 其實我們當局者也有一直繼續造成混亂局面的責任，就是抓著「中華民國虛構」不放，不轉為符合事實的新而獨立的新生國家台灣。我們要世界和平不是鴨霸之結果，而應該是建立在公義之上。 台日今後的關係，我希望不單是政府間的關係，民間關係也應該提高，因而像今天這個學會的舉辦就具有很大的意義。

引內文:: 2011年的最後一天，一群台獨聯盟故主席黃昭堂先生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一同追思這位台獨運動的指標性人物。台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老師並以黃昭堂主席的那想那利斯文為題與現場的朋友分享黃昭堂主席對台獨運動的想法。 那想那利斯文就是英文Nationalism的諧音，Nationalism在政治學上被翻譯為民族主義或是民族國家主義，但是黃昭堂主席認為，台灣的Nationalism一定要脫離狹隘的民族國家定義，要以價值與事實的認同取代血緣與文化的認同，才能建立一個多族群、多語言、多文化的現代化民主國家。 但是另一方面，台灣還是需要一個建國 (Nation Building) 思想，所以黃昭堂主席主張捨棄民族主義的翻譯與內涵，直接叫Nationalism 那想那利斯文。 那想那利斯文的內涵其實就是捨棄以血統與文化為基礎的狹義民族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只要願意加入台灣這個國家，認同這個國家的價值與存在的事實的人都可以成為這個國家的國民，而台灣這個國家也應該為不同族群、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國民服務。或許可以稱之為國民主義。 黃昭堂主席曾經開玩笑說，這樣的建國思想用台語念就是 那想 (越想) 那利 (越有理) 斯文 (人也會越斯文)，歡迎你和我們一起來聽聽黃昭堂主席的建國思想。 錄音時間：2011年12月31日 錄音地點：台獨聯盟 錄音網站：https://www.podomatic.com/podcasts/deepsound-twfuture/episodes/2012-01-01T17_58_23-08_00  

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台灣需要建立新國家，這無爭論；不過，台灣是不是需要主張獨立，即有不少的意見。 「台灣已經獨立，目前叫做中華民國」，這是民進黨「國家前途決議文」所規定的，之後相當多的人接受這個講法。其實，這種講法對加強台灣人的自信可能有幫忙，但是恐怕所謂「自信」，不過是阿Q型的自信而已，因為台灣雖然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卻不受世界大部分的國家承認為「法理上的國家」。聯合國等主要國際組織不承認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中國也不承認。台灣主張台灣已經獨立，確實有一個作用：中國說要「統一台灣」，台灣能夠以自己的講法回應說「台灣是主權國家，你要統甚麼？」不過回應是回應，這種回應對一個無理的土匪國，無效就是無效，如此，台灣自己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意義不大，自欺欺人，對自己無利，反而有害：「誤信台灣已獨立，而放棄應有的打拚」。 台灣的獨立，要從甚麼國家獨立？這是不懷好意的人士常常會提起的質問。其實，「獨立是要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意思」，並不是要從甚麼國家獨立。如果非有對象不可，即回答對方說「獨立於所有主權國家之外」不可以嗎？ 台灣人長期受所謂「操弄族群」的惡言所害。台灣人主張「台灣人應有的權利」，就被罵成「族群意識掛帥」，台灣人主張「台灣人應該學習台灣話」、「加強台灣文化教育」…等等，都會受這種無理的責備。台灣人又不敢主張「台灣人是一個民族」、不敢主張「台灣民族是一個與中華民族不同的民族」；中國國民黨卻毫不躊躇大力主張「台灣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真正是欺人太甚！馬英九的總統就職演講如此，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南京哭墓時也如此。他甚至含淚\向他們中華民族的國父報告說「中國國民黨已經收復台灣的政權」。 台灣人啊！台灣人應以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中華民族主義。台灣的民族主義是基於民主的國民意識而來，也可以說是台灣國民主義；而中華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型的民族主義：「中華帝國主義」。 黃昭堂 獨立建國論壇:: 「台灣民族」要「獨立」「建國」

李明峻 台灣安保協會秘書長 亞洲太平洋地區總人口21億，佔全世界人口30%，若再加上南亞，約佔全世界半數人口。2009年東南亞國協（ASEAN）以及日本、中國、南韓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達12兆美元，佔全球GDP的21.1%，首度超過20%；2010年東亞經濟體GDP增至12.88兆美元，超越歐元區的12.71兆美元。2014年東亞經濟體的GDP將攀升至17.34兆美元，逼近美國的17.41兆美元。由此可知，亞太地區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提昇。 中國崛起原本是對亞太地區是好事，但三十年來中國一直沒有放棄霸權思維，不但連續二十年軍事預算成長都超過二位數，近十年來更積極充實遠洋海軍力量。中國在發展經濟並與週邊國家關係日漸緊密的同時，卻試圖透過軍事影響力，由一個大陸國家逐步擴張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延至印度洋的海權國家，從而與週邊國家在軍事方面諸多衝突、對峙與緊張。就此而言，以日本、台灣、菲律賓連成的所謂「第一島鏈」，扮演著第一道防波堤的角色。 然而，所謂「第一島鏈」、「第二島鏈」防線是源自於美中等國從東西向角度的思維，對於南北向思維的臺灣與日本而言，並無所謂「第二島鏈」防線的問題。因此，臺灣與日本一定要超越「以美國為中心向東亞構築的雙邊扇形」聯盟的關係，否則中國若突破「第一島鏈」，臺灣與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將被控制。 對於此點，原本在蘇聯解體後一度「漂流」無著的日美同盟，在經過1993-94年北韓核武危機之後，五角大廈1995年2月提出「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報告（奈伊報告）。報告表明：美國將繼續在東亞地區維持10萬名駐軍，並強調美日同盟是美國東亞戰略之基礎，期待日本對區域以及世界安全做出進一步的貢獻。 緊接著，1995-96年台海危機發生，這讓美國找到美日安保再定義的方向。1996年3月初，柯林頓政府於決定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馳赴臺海周邊部署，並提高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另一方面，美日兩國在1996年於東京簽署《美日共同安全宣言》，並在1997年9月24日修訂《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指針》，取代1978年冷戰時期議定的舊指針，以面對亞太安全新形勢。由於新指針重心從「日本有事」擴展到「日本周邊有事」，並將台灣隱含在「美日安保體制」之內，所以引發中國的強烈不滿。 2001年，日本小泉純一郎首相上任即公開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主軸」。長期以來日本對亞洲的戰略就是以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並不是對任何國家採取敵對關係，但是希望東亞地區能持續維持現狀避免紛爭。在小泉擔任首相期間，中日兩國一直是「政冷經熱」，因為釣魚台、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等問題，持續著齟齬的關係，兩國領導人好幾年都沒見面。由於台海軍事平衡日益喪失，中國軍方經常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於是日美在2005年2月雙方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舉行的所謂「二加二會議」中，共同發表美日共同戰略目標，向中國提出「有關台灣海峽的問題，敦促中國應該要經由對話，「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容中國以非和式手段攻取台灣。但中國反而於2005年3月立法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明文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此點讓美日更是提高關切程度。 其後，雙方陸陸續續發生許多齟齬，但由於日本進行政治軟弱期，幾乎是一年換一位首相，再加上2009年採取美中平衡理論的民主黨執政，使得日本對中政策沒有明確方向。一直到2012年9月野田內閣為維持釣魚台的穩定管理，避免日本右派購得釣魚台列嶼，因而啟動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的程序，結果引發日中緊張的白熱化。 2013年11月23日，中國宣布設立覆蓋大部份東海海域的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ADIZ），要求在區域內航行的航空器得向中國通報飛行計劃，對不配合識別或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武裝力量「將採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由於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與部分日本、部份南韓的防空識別區有重疊，且涵蓋中韓爭議的蘇岩礁和中日爭議的釣魚台列嶼，並緊貼台灣彭佳嶼的上方空域，被認為是對日本及週邊國家形成明顯挑釁。 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日本政府12月11日提出《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軍事預算高達1.5兆新台幣，並將在琉球增加部署20架F-15戰機等；中國解放軍近來則密集在渤海、黃海舉行聯合軍演。2013年12月17日，日本自民黨在總部召開安全保障相關人員會議，審議通過日本政府遞交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2014-2018）、新《防衛計劃大綱》、外交及防衛政策指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這三份綱領性的安保計劃其後在同日的內閣會議上做出最終決定。 日本的民主黨認為「美國的影響力雖將日益降低，但其軍事經濟實力今後二、三十年仍將是世界第一。另外，具有壓倒性人口規模的中國不斷擴大軍事力量，其成為經濟超級大國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凌駕日本。在努力繼續維持霸權國家地位的美國，和企圖成為霸權國家的中國的夾縫中，日本如何才能保持政治性經濟性的自立，並且如何才能維護國家利益？」，但自民黨的安倍政權認為就算美國和中國今後將變成兩大霸權國家，但認為日本是處在美國和中國夾縫中的外交認識則明顯是錯誤的，日美兩國是同盟關係，而日中不過是一般的兩國間關係。 如果日本陷入急迫的局勢，美國有保衛日本的義務，而日本則提供許多軍事基地給美國，做為承擔分攤責任的形態，兩國處於共同的安全保障體系中。另一方面，日中兩國則存在重疊海域中間線問題、釣魚台群島領有權問題、歷史認識問題等抱持許多極難解決的懸案。因此，對日本而言，一邊是有同盟的關係，另一邊是存在許多懸案的關係，這種現實使得日本若將中國和美國認為是等距離的「正三角形」關係是非常危險的。現在討論所謂的「正三角形」關係，其在政治走向上即有「離美˙親中」的意涵。 因為憲法，政治和經濟因素，半世紀以來日本確受美日安保架構的保障，美方當然不滿，批評日本搭「便車」（free ride）。日本防衛預算未能大幅提昇固然因為憲法的精神，也因政治上反戰和和平主義勢力的影響，在國內確實有其困難。以往美國曾多次要求日方對本身的安全應付出更多的貢獻，但「共識決」的日本內閣總是讓美方失望和反感。日方最關心的似乎只是經濟，而且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因而國際間將日本當成一個只求利潤的大商社（Japan, Inc.）。 美國對日本竭力追求經濟繁榮而未努力（如編列更多防衛預算）強化其本身的防衛及參與國際安全的維護迭有怨言。如1990年伊拉克派兵侵佔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幫助科威特復國，授權會員國採取強制行動逼退伊拉克軍隊，但日本的海部內閣雖願意分攤維安費用，卻不肯派日本自衛隊參與維護國際和平的軍事行動。為了彌補「不能動武」的缺憾，日本曾大力提供國際經濟援助。日本對聯合國捐獻在1980年代以後即超越美國，成為外援最多的國家，但結果是被譏為「支票外交」。 2009年8月，日本民主黨在國會眾院選舉取得壓倒性勝利，由鳩山由紀夫組閣。他所宣示的外交政策對美、日同盟產生相當衝擊：（1）他表示要談判沖繩普天間機場遷移計畫，找出一個將美軍陸戰隊撤離琉球的方案；（2）他要制定一中立和平衡的日本外交政策，少依賴美國，比較傾向中國；（3）推動脫美入亞以亞洲國家為會員國的「亞洲共同體」。鳩山這些激進的政見嚴重傷害日美關係，也引起黨內和日本國內的紛爭和困擾，無法獲得日本民眾和民主黨同志的支持(當時日本民調顯示80%受訪者支持親善日、美關係)，導致他不得不在2010年5月下臺，由同黨菅直人接任。 菅內閣在外交政策清楚與鳩山切割，重新擁抱日、美同盟，從菅直人內閣到野田佳彥內閣，日本政府都在修補鳩山對日美關係所造成的損害。但民主黨政府只是努力修補日美關係，對日本在國際上的角色仍是採取消極的策略。即使美國在安全保障方面最重要的對象是中國，而最讓日本苦惱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困擾的也是中國的軍事大國化。但即使在中國的軍事大國化已成為任誰都一目瞭然的狀況下，但當時日本並沒有想要自立的動向。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都是周邊國家看穿日本缺乏想要自立的志向，從而趁機伸張國家利益的行動。然而，當時日本對於這些狀況還是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方案。特別是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日本政府、首相官邸的對應更是令人慘不忍睹。在此一事件的過程當中，明白顯示日本欠缺亞太戰略。目前的日本缺乏毅然堅守主權的精神，此點也導致日本外交威嚴或威信（integrity）的喪失。 但由於中國對日態勢日益強硬，特別是釣魚台列島國有化之後，中國的反日情緒急遽升高，這也讓日本民眾對中國日益反感。[i]在民眾的期待下，2012年12月，以安倍為首的自民黨東山再起，在眾議院480席中贏得294席，加上公明黨31席是壓倒性勝利。中國意圖掌握亞洲的霸權企圖，是造成亞洲情勢不穩定的主要原因，這不但導致中日兩國關係持續交惡，連東南亞鄰國也與中國日益緊張，美國提出「亞洲再平衡」策略，希望重整亞洲整體區域和平的穩定狀態。有別於過去的「消極和平主義」，安倍將「基於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做為安全保障理念的主軸。 因此，安倍內閣除了要大力振興經濟外，還要增加防衛預算，增加自衛隊人員與武力，包括尖端武器系統。面對中國軍力急速擴大，對東海領土主權的主張，和北韓核武和長程飛彈的威脅，安倍認為日本亟須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一般認為，日美共同戰略對中國採取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並非「圍堵」或「敵對」戰略，但是也必需提升日美對中國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美軍持續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而日本防衛性軍事力量也逐步提升。就是要維持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 單純以軍隊數量而言，日本的確落後很多。日本軍人的數量只有中國的10分之1，戰鬥機數量是中國的5分之1，艦隊的噸位是中國的一半。但是在現代戰爭的關鍵因素，訓練和科技方面，日本超過中國，而且如果發生任何軍事衝突，美國幾乎一定站在日本一邊。雖然中國近年來盡力加快武裝建設，然而美國外交學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軍事科技和實力上至少落後美國20年。 另一方面，美軍也在逐步推進亞太地區戰鬥力量的重組，部署亞太地區的艦艇占美軍艦艇數的比重，將從現在的5成增加到2020年的6成，以加強對中國的牽制。美軍還提出以海空軍為核心的長距離打擊「海空一體戰」構想，並為此研發航母無人艦載機和新型巡航導彈。中國在空中加油機和艦艇的綜合運用方面，仍然與美國空軍和航空自衛隊存在較大差距。日、美兩國政府已經確定將在2014年年底前，修改完成《日美防衛合作指標》。預計中國的海洋活動及東海有事時，日美將提高對中國的遏制能力。 同時，日本在國內法上也要為提高對中遏制能力做準備，[ii]因此安倍內閣通過決議解禁集體自衛權。依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主權國家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集體自衛權是一種國防概念，即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遭受他國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用武力進行主動干預和阻止的權利。簡言之，集體自衛權可視為海外出兵或介入他國戰爭的權利，包含進攻作戰的潛在概念。此條款成為組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的法律基礎。 過去日本內閣法制局的解釋是：「做為聯合國會員國的日本，原本就擁有集體自衛權，但因為日本國和平憲法的特殊要求，使得日本沒有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能力。」，對於「集體自衛權」持高度保留態度。然而，日本安倍政府透過內閣決議於7月1日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這是日本自二次大戰後一個劃時代的重大決定，讓日本由原先專守防衛的角色轉變為可協同進攻作戰的概念，勢必對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重大的影響，台灣在亞洲的地位就更顯重要。日美同盟是維護亞洲安全保障的公共財，台日關係位於日美同盟關係的延長線上，安倍政府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不但是日本對整個亞洲和平的能有作為，日後也將對台灣及台海安全保障產生正面的效果。 然而，日本安倍首相解禁集體自衛權，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這麼大的變化，但馬政府一昧採取傾中政策，對於台灣將面臨的嚴峻情況完全無感，這樣對國家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若政府對此不能提出具體的外交政策，台灣未來將更加岌岌可危。台灣應該站在台灣人民的角度，更加清楚自己的戰略目標及地位，提出屬於台灣的看法與立場，強化未來台灣與日本是和平與民主價值的夥伴關係，共同維護亞洲區域的和平及民主，並堅持對其他國家不得使用非和平外交策略的信念，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和平、安全。 [i] 據日本ＮＨＫ的民意調查，1978年日本一般民眾有62％對中國抱有好感，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25％；2001年同樣ＮＨＫ的民意調查顯示，日本一般民眾有47％對中國抱有好感， 而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48％，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日本人已經超過對中國有好感的日本人。目前則更有超過80％的日本人對中國沒有好感。但中國在2001年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一般民眾只有17％對日本有好感，而對日本沒有好感的達72％。90％的中國人不知道日本曾經多次對中國提供援助。 [ii] 安倍先於2013年2月恢復「安保法制懇談會」，同時成立「關於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專家會議」，6月向國會提交設立國家安全會議(ＮＳＣ)法案，並經國會審議通過，接著於9月設立「關於安全保障與防衛力懇談會」，準備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ＮＳＳ）」和《新防衛大綱》。2014年1月7日，安倍政府宣布正式啟動國家安全保障局，7月1日以內閣決議修改過去的憲法解釋，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表明將為世界和平做出積極貢獻。

羅致政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一、前言 形塑當前東亞安全與戰略格局最重要的兩股力量，是美國的「戰略位移」（Asia pivot）與中國的持續崛起。面對東亞地區所存在的許多衝突熱點（flash points），例如東海主權爭議、南海領土爭奪等，美中兩國的戰略互動與外交博奕是影響區域危機是否升級或緩和的關鍵因素。然而，美中兩國彼此之間的權力轉移（power shift），以及隨之引發的關係變化，才是左右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決定因素。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其《印度洋的季風》一書中即悲觀地表示，美國和新興大國（印度與中國）之間恐怕難逃歷史上「地緣政治的宿命」，既存霸權和新興強權將在海洋上展開無法避免的競爭與衝突。[i]卡普蘭更在《地理的報復》書中進一步指出，崛起的中國勢必會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而其爭奪的焦點即是南海和東海區域。[ii] 簡言之，中國由傳統陸權國家走向海權的戰略選擇，必然會挑戰到美國此一海權大國的領導地位，也一定會遭遇到美國所採取的反制與平衡，然而在陸地上難以找到足以並願意平衡中國崛起的力量時，在西太平洋推持海洋戰略優勢（不論是靠自我力量或強化同盟），就成了必要的選擇，使得美中之間的衝突也成了地緣政治的必然。然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則持不同的看法，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若在全球化下捲入衝突甚至斷絶往來，其破壞力將遠遠超越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因之，他認為美中關係的未來，衝突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必要。[iii] 美中兩國無疑是主導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發展的兩大力量，也存在著傳統國際關係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但另一個較少被討論的關係，則是美國與區域國家尤其傳統盟友之間的「聯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簡言之，大國面對小國的同盟有著「搭便車」（free-ride）與「牽連」（entrapment）的兩難，而小國追隨大國則面對被大國「背叛」（abandonment）或「牽連」（entrapment）的顧慮。如何平衡如此複雜的對外關係，是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外交與安全挑戰，而各國戰略互動的結果，也是影響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變數。 二、美國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 如前所述，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持續崛起，已然成為華府必須面對的區域甚至全球課題。面對亞太局勢的變化，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09年上任總統之後，隨即展開對亞洲政策的檢討與調整，新的亞太戰略也逐漸成形，歐巴馬政府決定重返亞洲（Asia pivot），並在軍事、外交與經濟上採取「再平衡」（rebalancing）的作法。所謂的重返亞洲或者再平衡，雖不明說但顯然是因應中國崛起的戰略作為。正如同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的亞洲行，雖然訪問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四國行程中並沒有中國，但歐巴馬所到之處以及媒體關心的焦點，幾乎都是環繞著中國相關的議題，甚至都直指歐巴馬的「再保證」（reassurance）之旅有圍堵（contain）中國的強烈意涵。 檢視歐巴馬的第一任期，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2009年7月訪問泰國時，正式提出「重返亞洲」的構想，而在2009年6月的第16屆東協區域論壇上，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代表歐巴馬政府簽訂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於2010年10月首次出席東亞峰會，接著於2011年成為東亞峰會的正式會員國。顯然美國的「重返亞洲」不僅是構想，更採取具體的行動。2009年11月，歐巴馬總統展開上任之後的首次亞洲之行，他在東京清楚宣示，「作為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我向你們承諾，美國這個太平洋國家，將加強並繼續維持我們在這個全球至關重要地區的領導地位。」[iv] 2010年1月，柯林頓在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發表演說，高調宣布「我們回來了，我們將留下。」她明確指出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息息相關，該地區的前途也取決於美國，而繼續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戰略領導地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這個區域的繼續存在也符合亞洲的利益。[v] 在2011年11月，柯林頓國務卿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專文，完整論述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太的的主要內容，文章指出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而在今後10年裡，美國外交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在外交、經濟、和戰略上，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的投入。此一戰略重心的轉移包括六個面向：加強美國在亞洲的雙邊同盟關係，深化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工作夥伴關係，參與區域性多邊制度，拓展貿易和投資，擴大美國的軍事部署以及促進民主與人權。[vi] 隨後，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清楚列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秩序建構中所追求的目標與採取的步驟，這包括：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全、維持美國在該區域的軍事部署、重新參與區域性組織、與中國建立合作性關係、以APEC為平台建立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TPP）、拓展民主與人權。[vii] 簡言之，透過這些公開言論，華府高層已清楚描繪出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藍圖。 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順序》的報告，作為新的國防戰略指導。[viii] 報告指出，當美軍由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中撤出，美國面臨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變遷的地緣政治環境與改變中的財政結構下，必須仔細評估美國的國防戰略，而要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貿易的自由流通並保有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有絶大程度取決於美國的軍事優勢與部署。而從長遠看，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區域性大國將有可能以多種方式對美國的經濟與安全造成影響，而美國因應的作法則是推動「空海一體化」的戰略，並加強海上力量以應對「反介入/區域阻絶」（Anti-Acess/Area Denial）的能力。201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尼塔（L. Penetta）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公開表示，在2020年之前，美國計劃把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軍部署，從目前的五比五，變成六比四。[ix] 很清楚地，美國軍事力量的移往亞太地區是再平衡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支柱。 回顧歐巴馬總統的第一任期，在政治上，美國政府高層透過對東亞地區的密集訪問，大幅提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能見度。2009年2月，柯林頓初任國務卿的第一次國外訪問，就是以亞洲為出訪對象，這場「傾聽之旅」（listening tour）到訪了日本、印尼、南韓與中國等四國。柯林頓的四年國務卿任期，總共出訪112個國家，也成為美國史上出訪最多國家的國務卿，也是出訪最多亞洲國家的國務卿，2009年訪問17個亞太國家，2010年訪問20個亞太國家，2011年出訪19個亞太國家，而2012年也訪問了19個亞太國家，密集的出訪行程落實了在亞洲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x] 而前後兩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和帕尼塔也多次造訪亞洲，並親自出席了每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對話。除了強化傳統軍事同盟的關係之外，美國也積極展開了亞太區域內國家的安全合作與對話。 事實上，在2012年美國大選之前，美國內部即已出現一項輿論氛圍，那就是「重返亞洲」的政策，是口惠而實不至，而面對這樣的批評與質疑，在歐巴馬總統順利連任後，「亞洲再平衡」政策的推動似乎有更積極的傾向。歐巴馬在贏得2012年大選之後，旅即出訪緬甸、泰國、柬埔寨三國並出席東亞峰會，試圖展現其第二任期對東南亞區域的關注與承諾，而到2013年6月為止，歐巴馬總統任內已經到訪亞洲五次，即便是第二任期才上任的國務卿凱里（John Kerry）與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也已分別到訪亞洲五次，足證對亞洲地區的重視。 2013年3月11日，國家安全會議顧問多尼倫（Thomas Donilon）在亞洲協會發展演說，除了重申歐巴馬將在新任期持續推動「再平衡」戰略之外，並強調「正如我們發現美國在東亞的投入不足，我們認為在東南亞的投入尤其欠缺，我們正在糾正這種狀況。」[xi] 同年6月20日，被提名為東亞事務助卿的羅素（Daniel Russel）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任命聽證時表示，「再平衡戰略需要進一步平衡，美國與東北亞地區的關係已經發展成熟，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應該得到更多關注。」[xii] 其具體成效則是在2014年4月初，美國與東協國防部長在夏威夷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美國─東協防衛論壇」（The US-ASEAN Defense Forum），如同國防部發言人對這次論壇所做的註解，「我們視東協為此區域內的核心與戰略成員，這場我們在夏威夷所主辦的非正式會議，是展現此一觀點的機會。」此外，今（2014）年4月，歐巴馬更成為近五十年來第一位訪問馬來西亞的美國總統，更與馬國總理阿都拉薩（Najib Razak）簽署了全面夥伴關係，讓雙方在經濟、安全、教育、科技等面向上有更多的合作，推進兩國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簡言之，除了進一步強化與日本、韓國兩個東北亞盟友的傳統關係外，歐巴馬第二任期「亞洲再平衡」戰略的重點，置於補強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使得亞洲「再平衡」戰略能在東北亞與東南亞兩個區域連成一氣。同時，美國對於盟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也採取更為支持的態度。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歐巴馬政府對於美日安保涵蓋爭議的釣魚台群島的態度。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在日本首相安倍的面前公開宣示，「我們對於日本安全的條約承諾是絶對的，條約第五條涵蓋日本行政管理下的所有領土，包括尖閣群島。」此外，美國也支持日本檢討對於行使集體防衛的相關限制，期待日本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發揮更大更積極的角色。而另一個存在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美國也更往菲律賓的立場靠近，2014年4月28日，雙方國防部長簽署了長達十年的『美國─菲律賓提升防衛合作協議』，到訪的歐巴馬總統也向菲律賓總統親自承諾，美國支持菲國將南海領土爭議交付國際仲裁的決定，甚至更意有所指的表示，領土爭議應該和平解決，反對任何恫嚇或脅迫。在這之前，2014年2月5日，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 在國會聽證會上，更批評中國歷來來南海問題上所堅持的「九段線」主張「既沒有當代國際法根據，又成為南海局勢不穩定的來源。」 綜上分析，歐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在其第二任期似乎有更加深化與擴大的發展，其具體目標有三，首先是要在外交上平衡中國崛起所伴隨而來的區域影響力，其次是反制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東亞經濟整合，並以TPP引導東亞的經濟一體化，最後則是在軍事上持續維護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並保有介入區域熱點的軍事能力，而總體的目標就是要在亞太地區「維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加強以經濟開放、和平解決爭端、尊重普世權利和自由為基礎的地區秩序。」簡言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洲，是當前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而在經濟、軍事、外交及至於社會文化上，採取「再平衡」的策略，則是其具體的外交實踐。 三、亞洲國家的反應 […]

柯承亨 前國防部副部長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這兩篇探討日本在亞太地區新安全保障政策的論文，是近年來罕見的佳作。 兩位先生的論文中，所提到的共通問題如下： 一、日本與台灣都是海洋國家，也同樣是民主國家，有共同的價值、共同的利害關係。確保海上生命線的安全暢通，對美日以及亞太區域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綜合國力的提昇，中國開始從陸權國家走向海權國家，不僅挑戰東海、南海既有的國際海洋秩序，也以建構具海洋作戰能力的大洋海軍為目標。 三、自1996台海危機以後，中國開始強化｢反介入/拒止能力｣(A2/AD能力)，以阻止國美在亞太區域兵力的投入，隨著各種新型機艦的增多部署與反艦飛彈精確打擊能力的提昇，這種｢反介入/拒止能力｣已越來越強。 四、美國面對國內經濟的疲弱、國防預算的刪減，對國際衝突介入的有心無力，日本應如何因應？如何建構新的安保政策？ 五、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如何透過與美國的協調、緊密的合作，將區域的盟國與友好國家納入？ 長島議員的論文中，非常詳細的分析解放軍海軍從西元2000年以前僅具在中國海域活動的能力，到2004年11月中國核潛艇首度在日本領海潛航；2008年10月解放軍海軍首次穿越第一島鏈，此後逐年穿越日本輕津海峽、宮古海峽、沖之鳥島海域、大隅海峽、宗谷海峽等。足見解放軍海軍在東海、太平洋間出入路線的多樣化與越來越強的大洋巡航能力。 在東海與西太平洋如此，在南海爭議海域情況也相同。解放軍趁著去年與菲律賓在黃岩島之爭佔上風後，在南海爭議海域的動作也越來越大。今年五月間中國不僅開始在南海具有爭議包括赤瓜礁在內的數個島礁填海造陸，以擴大實質控制權。大動作的在西沙群島實施海洋石油鑽探作業，在引起越南極大的反彈出動30艘老舊公務船隻出面阻止後，中國竟運用百艘漁船群體干擾戰術，使越南政府疲於應付。 中國在南海運用這種漁船干擾戰術，係以低成本進行干擾與情蒐，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漁民基於民族主義衍生的自發性抗議。這將讓對手陷於兩難，如不處理將失去控制權；若用武力對付又會被國際抨擊攻擊平民，甚至使危機升級。 在今年9月2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節目中，報導南京軍區在進行多層次防空演習的影片，竟有一些防空兵隱匿在漁船上，以便攜式防空飛彈攻擊靶機的畫面。可見未來無論在東海或南海海域如有衝突，解放軍海軍將會運用大量漁船遂行情蒐、干擾，甚至低空防空或消耗敵人彈藥等任務。 面對中國武力對海洋的擴張，長島議員認為吾等若不構築抗衡｢反介入和拒止能力｣的對抗力和抑制體制，那麼第二島鏈終將淪為中國的內海。日本、台灣、韓國、菲律賓都將被完全涵蓋在反介入和拒止的範圍。 長島議員論文中最值得吾人佩服也最值得台灣省思並以為借鏡的，是他主張日本的亞太戰略除深化日美同盟外，作為所有的前提是，需要日本獨自的努力。他認為最大的著眼點是日本應如何超越過度依賴美國而只反應（react）面對事態的被動態度，甚至應繼續活用美國的力量，積極地（proactive）形塑（shape）自國所需的國際環境。為此，他於防衛副大臣內提倡有關安全保障的｢八大改革｣。 這｢八大改革｣從民主黨執政的野田政府提出後，在重返執政的安倍政權繼續被落實，在此，我們看到日本政治家在安保政策｢只有國家，沒有黨派｣的胸懷。這｢八大改革｣中包括日本成立國安會、國防預算的增加、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容認行使這些都已落實，至於在今年年底要完成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重新修訂，對今後亞太安全形勢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金田理事的論文，一開始就從台灣位居國際海上交通樞紐，戰略地位對美、日的重要性，引申出強化美日同盟對台灣安全保障與防務的必要性。 由於曾任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的優異資歷，金田將軍的論文中有更多軍事層面的分析。他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雖具有戰略優勢，但當前執政的馬政府快速傾中，使得台灣的走向讓地域社會極為擔憂，幸而三月間的｢太陽花學運｣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他甚至認為這使得中國與馬政權的統一政策受挫，強化台灣獨立志向的可能性日增。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特別提到目前中國海空軍的能力，在質與量上已經超越台灣。他具體分析中國可能武力侵台的九種劇本，也點出儘管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傾斜，但中國若要侵台，仍然受到地形、天候、以及國際環境和政治的制約。中國侵台與否最大的顧慮並不是台灣的戰力而是美國的介入。 他更具體主張日美應再次共同認識台灣的｢政治價值｣與｢戰略價值｣，提昇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以阻止中國統一台灣的霸權野心。亦即日美台必須在海洋勢力共同合作，一起為阻止大陸勢力的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海洋霸權而行動。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雖以美日台建立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但他也指出現實中由於日本對中的內荏外交，日本和台灣的關係非常曖昧。美日有強固的同盟關係，美國對台也有台灣關係法以支撐對台的防衛，惟獨台日之間的安保形成一個缺口，他因此主張台日未來應設法建立接近於日美澳般的｢實質準同盟關係｣（virtual semi-alliance）。 為此，他大膽建議，一旦台灣有事時日本應謀求與美國共同採取行動在軍事上支援台灣。美國更應表明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在必要時適用於台灣。為了尋求美日同盟在法制面對台灣的支持根據，金田理事更進一步主張在今年年底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不將台灣排除在周邊有事之外，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台灣就成為｢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象｣，最終目標則是日本要制訂『臺灣關係法』。 相對的，他也點出台灣在自我防衛決心與準備的不足。諸如一旦日本要同意對台行使自衛權時，台灣究竟算不算是｢國家｣？以及台日也存在釣魚台主權之爭是否會影響到日本集體自衛權的適用？ 金田理事在台灣自我防衛與安全保障也提出了具體的建言。他同時提出對台的期待，他期待台灣做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國家除要防衛自己外，還要認真提昇台灣周邊海域和海上通道的防禦能力。他尤其希望在南海議題上，台灣應明確說出與中國以歷史曖昧主張為依據的不同立場，如此，美日與國際社會都會大表歡迎，台灣藉此正式參加海上安全保障聯盟(MSA)也將成為可能。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的論文中，對中國軍力的擴張與對國際海洋秩序的挑戰有著共同的憂慮。不論是長島議員所主張的台日兩國應有政治層級的戰略對話或是成立足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亞洲版歐安組織；或是金田理事主張的在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將集體自衛權的使用納入台灣以及日本應制訂『臺灣關係法』。兩位先生對台日兩國共有利害、有共同價值觀、秩序觀，應強化兩國安保合作以對區域作出貢獻的主張，立場相當一致，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期許更令人感佩。 為落實長島與金田兩位先生強化台日安保合作的理念，個人以為，以下幾個方向我們必須共同努力： 一、日本政府應解除或放寬不合時宜的台日官員互訪禁令。當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都可互訪，當中國部長級官員與省領導高層都可絡繹不絕來台時，日本政府實應解除放寬對高層官員訪台的禁令，以儘速提昇台日交流。 二、日本政府應以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名義，正式與台灣建構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對話機制與例行演練。台灣與中國自2008年12月兩岸首度直航以來，雙方至今已經進行過三次海上救難演習。今年8月7日兩岸更出動550餘人，動用船艇20餘艘與救難直昇機數艘，將演練的場域從以前的「兩門」（廈門與金門）轉移至「兩馬」（馬尾與馬祖）。日本與台灣同為海洋國家，更應強化海上救難的演練。 三、台日應正式建立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已解禁，短期內對台出售武器即使有困難，也應考慮在高科技的軍工技術或關鍵性零組件與材料上適度移轉台灣，以協助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 四、在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中，應明確把台海周邊有事納入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範圍。日本政府應儘速研擬制訂臺灣關係法。 長期目標則是在亞洲成立可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安保對話機制。在此之前，美日台三國應正式建構三方的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 對日本而言，台灣不僅是一衣帶水的鄰國，更是坐落在貫通亞太區域的國際海上交通樞紐，並位於顯著的航路收束點（choke point）。台灣這個鄰國攸關海洋國家日本的生存與繁榮，其戰略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同時，甚至不用從每次美國藉由軍事介入中台危機的歷史經緯就可以得知，對身為日本的盟友── 美國而言，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中國戰略的關鍵夥伴，此點是無庸置疑的。在中國對亞太區域或台灣施加越來越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壓力下，台灣以民主主義國家儼然存在。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持續發展的「政治價值」，加上台灣本來就存在的區域安全保障及國防上的「戰略價值」，對於美日兩國而言，台灣特別具有致命性的重要意義。 以下將敘述：先假設台灣被中國給控制住，進行分析會發生什麼情況或造成何種損失。藉由這些分析，便可明顯看出台灣對美日兩國或亞太區域的重要性，因而導出美日同盟強化和台灣的安全保障及防務關係的必要性。 第一，如果讓中國這個非民主的一黨專政國家統治台灣的話，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整體情勢將全面動搖，對各國的民主鞏固和發展，或透過民主程序的國家運作等各種內政及外交層面，都會產生惡劣影響。 第二，台灣民主主義的挫折將導致抗衡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施加壓力的防波堤崩潰與消滅，進而增加中國（中華）化骨牌效應的可能性。日本將喪失二次大戰以來在該地區努力構築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第三，雖然台灣國民有被日本統治的經驗，但在亞洲也是個非常突出的國家，並且也是個對日本和日本國民深具好意的友好國家。放棄這個難得的真正盟友，日本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第四，台灣的防衛是美國承諾的證明，因此台灣防衛上的失敗意指美國迴避其在國際政治上的重大責任，不可避免地將造成美國權威的下滑。 第五，由中國對台灣持續展現軍事力，阻礙區域戰略上最重要的台灣周邊海域的軍事及商業利用，成為對美國和日本來說可以被稱為生命線的軍用及商用海上通道的致命威脅。 對另一方的中國而言，台灣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東海和西太平洋邊界線的南西諸島與台灣本島相連，構成中國所謂第一島鏈的防衛線，因此包括大型轟炸機或水面艦艇、潛艇的中國海空軍部隊進出西太平洋時，都必須通過日本的南西諸島或台灣周邊海域。如果中國將台灣納入控制之下，就得到自由的戰略通航路線。如此一來，對中國而言，戰略上定位為「核心利益」的台灣，不僅擁有致命的重要意義，並且可以將中國控制下的台灣作為基點，在西太平洋持續展開強而有力的軍事力量。 國民黨的馬政權採取傾向中國的融和政策，但對自李登輝政府執政以來便享有自由開放民主主義的大多數台灣國民而言，都不希望被共產黨一黨獨裁國家的中國統治，無論是何種形式的統治方式。今年3月，馬政權試圖強制批准中台間旨在開放服務業市場的『服務貿易協議』，對馬政權抱持危機感的學生發起「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阻止國會批准『服務貿易協議』。由於台灣國民大多數支持這個運動，明確表示反對中國推動的統一政策，使得中國與馬政權的目的遭到挫折。 勿寧說，台灣強烈希望與如同日本和美國這樣擁有共同價值觀的自由民主主義國家共生，並受到來自這些國家的強力支持。特別是在安全保障層面，台灣希望強化與日本和美國的關係。然而，中國和台灣的軍事平衡於近年來迅速倒向中國，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也正在逐步加強。現在是日本和美國再次共同認識到台灣的「政治價值」和「戰略價值」，提昇所謂「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時刻，日美台三國應該構築更進一步的安全保障及防衛合作，團結一心來共同阻止中國統一台灣的霸權野心。 那麼日本和美國應該採取何種對策較為妥當呢？兩國在1970年代與台灣斷絕正常外交關係之後，儘管有些曲折迂迴，美國仍透過『台灣關係法』以某種方式在安全保障與防衛層面繼續協助台灣。例如1996年的台海危機或其他類似危機，美國一再在中台衝突的危機之際，以武力牽制中國。但另一方面，日本可能是畏懼來自中國的壓力，尚未以作為一個國家的身份作出任何明確的支持。今日，美國在政治、經濟兩面的影響力開始出現變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十分明顯且公然的霸權行為，在美中軍事平衡已經越來越不是美國絕對主宰的情況下，日本應該採取什麼對策呢？ 從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陸勢力和海洋勢力對立的構圖來看，面對想在海洋獲得區域霸權的大陸勢力中國，除了在包括遼闊海域在內的整體局勢具有影響力的樞紐海洋勢力美國以外，就是同樣身為重要海洋勢力，並正面位於中國遠洋發展的日本和台灣。日美台必須以海洋勢力的身分下共同合作，一起為阻止大陸勢力的中國向太平洋方面發展海洋霸權行動。這是為維持與發展亞太區域民主及安定的環境所不可避免的。 日美台三國在地緣政治環境、地形條件、國土面積、語言、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性，但共同具備作為海洋國家的基本條件。其中一個共通點便是海洋國家的生存和繁榮有很大程度取決於海洋使用的自由性。透過海洋提供繁榮的基礎，日美台三國擁有共通的自由開放的民主主義國家體制。 不過，日美台三國在安全保障的關係並非是萬全的。日本和美國之間有強固的同盟關係，美國和台灣雖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透過『台灣關係法』在防衛裝備層面上存有實際上的支援關係。另外就像美國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緊急派遣兩支航母特遣部隊等行為，雖然有時美台兩國因各自的政權輪替而出現若干的「擺動不定」，但歷年來都能夠證實美台之間確實存在「實質性聯盟（virtual alliance）」。相較於美台的「雙邊關係」，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則顯得非常曖昧。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對中國的軟弱外交。但今後不僅要重視日台之間經濟、產業及文化交流，在外交、防衛及保安等方面，台日關係至少要接近如同日美澳般的「實質準同盟（virtual semi-alliance）」，此點至關重要。 日本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下，於2013年12月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提出「基於國際協調原則的積極和平主義」的新國家理念。以此點為基礎，日本開始展現：「逐漸脫離戰後一貫持續的一國和平主義的束縛，在國際合作活動中，轉向提供與日本國力及國情相稱的貢獻」。以今（2014）年四月安保法制懇談會的答辯為契機，日本展開針對所謂灰色地帶的事態對應、構築國際和平活動、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或集體安全保障措施的參加等憲法解釋的議論，透過執政聯盟內部協議等方式，積極將討論場所轉移到國會，進而透過今年7月1日的內閣決議，正式提出容認「有限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等的憲法解釋。今後，在它被納入今年年底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後，就可能在明年國會會期期間審議相關立法時進行討論。屆時，將台灣作為集體自衛權行使或集體安全保障措施的對象是必然的結果。而關於目前仍然停留在針對朝鮮半島局勢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或相關法制，也應該進行修訂，將台灣海峽事態列入範圍之內。 冷戰結束後，美國以其優異的軍事力量，以作為世界警察的身分為創造和維護全球和平提出不小的貢獻。但目前美國在國內外皆遇到許多挑戰，歐巴馬政權第二任期內，迷走於敘利亞、烏克蘭、伊拉克及以色列等接連不斷的國際問題，或者從美國對馬來西亞航空被擊落事件的對應來看，都可看出美國目前國際領導力明顯逐漸喪失。雖然美國形式上提出重視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政策方針，但在面臨大幅削減國防預算的窘境之下，要落實這項政策是很不容易的。面對這樣的現實，美國需要亞太區域的同盟國或友好國在安全保障層面提供過去所未曾出現的支援和協助規模。 然而，以今年五月中國突然在南海開始強行以大型海底勘探鑽機進行海底挖掘工作而引發中越衝突為契機，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明顯發生變化。在六月初的香格里拉會議上，包括這件議題在內，中國展現毫無停止跡象的霸權行為，因此美國國防部長黑格爾（Charles Hagel）直接點名批評中國。對於此點，不僅是日本和東協各國，連參加會議的歐美各國都明白並採取相同姿態，中國代表（國防部長拒絕出席，由層級較低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出席）面對各種質問則無言以對。 在民主化方面，雖然台灣在美日台三國中是最慢的，但與中國一直維持政治和軍事的對等關係，並取得顯著的經濟發展，進而做為防止東南亞被中國（中華）化的防波堤。同時正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台灣在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近幾年馬政權快速傾向中國的態度，使得台灣的走向讓亞太地區各國極為擔憂，但這次的「太陽花學運」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一般認為會使台灣國民朝更自立的方向覺醒，並極有可能強化台灣的獨立志向。 如果觀察日中關係的現狀，存在釣魚台列島、東海專屬經濟區（EEZ）相關的日中境界線（中間線或大陸礁層）、沖之鳥島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定位（是島或是岩）等涉及領土或權益爭端的實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最近中國對日本一再公然採取強勢對應。近年來，中國漁船在日本釣魚台列島領海對海上保安廳巡邏艇的故意衝撞、中國艦隊在西太平洋和東海的行動、與上述相關聯的大型轟炸機轟6的編隊飛行、早期預警機Y-8和無人偵察機等示威行動，可以說已經日益常態化。特別是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列島的所有權轉移為國有之後，中國海監或漁政等政府公務船（現在統一為海警）一再於釣魚台列島侵入日本領海、進行非法活動並讓海監所屬飛機侵犯日本領空，或者是中國海軍驅逐艦以FC雷達照射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單方面設定防空識別區（ADIZ）、無預警地異常接近於公海進行監視的自衛隊飛機等日本不容忽視的問題頻頻發生。 再看中美關係的現狀，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常為反映當時的世界局勢或國內情況，而改變美國本身對中國的態度。但基本上由於中國存在非民主的政治體制或「黨指揮槍」等體制問題，或是壓迫人權，保有或增強可能攻擊美洲大陸的彈道飛彈、海空軍力的強化而霸權式的進出海洋等行為，中國已成為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權力遊戲的競爭對手與最大的潛在對立者，進而讓美國加強對中國軍事力的警戒。 再看台灣與中國關係的現狀，中國一向主張「一個中國」的原則，採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的立場。同時，中國將台灣定位為「核心利益」，並提出對台動武的三個條件： ①台灣宣佈獨立 ②外國佔領台灣 ③台灣當局長期無限期拒絕和平協議解決統一問題 在上述三點的基礎下，中國藉由政治恫嚇及軍事威脅的形式，一再表達武力統一台灣的可能性。 接著，以軍事為焦點來看美日台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圍繞迅速現代化的海軍和空軍部隊，中國不僅在東海與台灣周邊海域，甚至意圖對日本周邊海域、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展開霸權性的海洋進出。同時，近年來中國以海空軍兵力為中心將戰力急速的現代化，並毫無止境地試圖擴張本身勢力。目前中國海空軍的能力，不僅是在數量方面，在質的方面也已經超越台灣的海空軍兵力。特別是以台灣為射程範圍的短程彈道飛彈更是異常地快速增強，造成台灣國民極大的不安。 但是，當中國真的要入侵台灣時，它擔心的最大障礙不是台灣的戰力，而是美國的動向，特別是美國強大的海空軍事力量。也就是說，至少從軍事面的角度來看，中國也意識到兩岸關係與美中關係幾乎是同義詞。 要武力進攻台灣，中國就要有不惜與美國軍事對決的覺悟。關於軍事對決的形態，從地勢上來看，必然是要與海上或航空的軍事優勢有關。中國越是認真想攻打台灣，就越難以避免與美國海空軍力衝突。中國以不敗為目的整備進攻台灣戰略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與想要維持東亞及西太平洋軍事優勢的美國產生摩擦。因此，中國從以前就一直以統一台灣作為針對外界的藉口，實質上相較於台灣議題，中國更將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決置於最前方，進而著手真正的軍事整備。現在中國所謂的「反介入/拒止（A2/AD）」（2009年美國國防部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力》）的對美戰略構想中就呈現這樣的特徵。中國以確立在台灣周邊海域和西太平洋地區的阻止美國介入戰略為目標，以持續成長的經濟力為背景，逐步增強軍備。近年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甚至沒有試圖隱藏朝向霸權主義的國家意識。 中國在1980年代中期訂立「近海防禦戰略」，其後就朝這個方向發展。中國將連接南西諸島、台灣、菲律賓以及婆羅洲的第一島鏈視為絕對防禦線，一面在內側的南海及東海的島嶼部構築軍事據點，另一面則展開包括強襲兩棲攻擊能力在內的各種軍事力量（包括海上民兵、海岸警衛隊等準軍事部隊）。緊接著，中國再劃定排除他國軍事利用但自己可以加以管理的海域，即所謂「拒止（AD：Area Denial）」的構想。AD成為中國在東海及南海採取強硬且強壓行動的原理。最近中國的官方見解是視為這些海域為與台灣相同的層次，並稱其為所謂的「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在第一島鏈防禦線外側的西太平洋海域，則是採取阻止美國海空軍接近的「反介入（A2：Anti-Access）」構想，以現代化和增強航空母艦、核潛艇、隱形戰鬥機及長程轟炸機等海空軍力量為首，大幅提高中長程地對艦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太空武器及網絡戰的能力。除了這些之外，中國也一直保持著游擊戰、指令戰或布雷等傳統的非正規戰爭能力。換句話說，中國以實現構成第一島鏈防禦線內外雙重防衛態勢的A2/AD構想為目標，謀求增強軍事力量和軍事基地。根據最近美國國會的報告，中國計畫在2020年達成世界第一的艦艇建造數量的同時，並追求達到俄羅斯現在的軍事技術水準，並希望於2030年達到美國現在的軍事技術水準。 台灣馬英九總統提倡「固若磐石」的國防建設方針以及「防衛固守、有効抑止」的軍事戰略，將總兵力大幅削減，並計畫於2014年底將原本由徵兵制和志願役構成的台灣軍，改造成全面志願役的募兵制。以下是我所理解的台灣軍兵力現狀。 台灣陸軍由21萬5千人構成3個軍團的39個旅和3個旅的海軍陸戰隊，此外還包括在緊急情況時陸、海、空軍合計可以投入約165萬人的後備部隊。在海上戰力方面，有從美國購買的紀德級驅逐艦，最近將再從美國引進佩里級護衛艦。航空戰力則擁有F-16A/ B型戰機、幻象2000戰鬥機以及經國號戰機。台灣軍雖然重視先進科學技術的引進以及聯合作戰能力的整備，但裝備的現代化仍然是一個緊迫的課題。美國國防部雖然迄今基於『台灣關係法』出售武器給台灣，但台灣方面希望購買的F-16C / D戰機或潛艇則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未來的動向值得關注。 近幾年，中國軍事力量一直快速提升的結果，讓中國和台灣的軍事平衡整體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未來台灣自己的軍隊現代化以及美國對台軍售等將成為關鍵。 若比較中國和台灣軍事力的現狀： ①中國登陸入侵台灣本島的能力雖然是有限的，但近年中國如建造大型登陸艦等，謀求提高登陸入侵的能力。 ②在海軍和空軍力量方面，中國在數量上是壓倒性的優勢。在質的方面，最近幾年中國海空軍的現代化相當顯著。 ③中國已經擁有許多將台灣納入射程範圍的短程彈道飛彈，但台灣缺乏有效應對的手段。 再看台灣本島周邊的作戰區域的特徵： ①靠近中國的金門、馬祖、澎湖群島雖然設有要塞防衛，但也住有不少居民。 ②台灣海峽的船艦通航寬度約130〜160公里，全域水深在100公尺以下，由於過淺而不適合潛艇行動，在颱風季節的渡海或空中作戰都會變的很艱難。 ③在台灣本島周邊，西岸部分幾乎都是淺灘且泥濘的狀態，因此登陸作戰難度非常高，特別是徵用民間的漁船商船進行登陸時會更顯得困難。 ④在台灣本島，政治經濟中心、重要軍事基地及主要交通網都主要集中在西部，目前東部地區的軍事基地及交通網正在開發中。 ⑤台灣東部（與那國島西方）海峽及巴士海峽，船艦通航寬度事實上等於是無限制的，水深都高於百米以上，適合潛艇行動，但在颱風季節的水上及航空作戰都有困難。 […]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元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   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一衣帯水の隣国であるのみならず、地域を貫通する国際的に枢要な海上交通路における顕著な航路収束点（チョークポイント）に位置しており、隣国である海洋国家日本の生存と繁栄にとって、その戦略的な重要性は論を待たない。日本の同盟国である米国もまた、中台間に危機が生じるたびに軍事介入してきた歴史的経緯を見るまでもなく、台湾を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対中国戦略上の枢要なパートナーとして見ている事は疑い無い。中国が、地域や台湾に対し、政治、軍事、経済面での圧力を強めている中で、台湾が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厳然として存立しつつ、先進国家として発展を続ける「政治的価値」と、台湾が固有に持つ地域安全保障・防衛上の「戦略的価値」とは、取り分け日米両国にとって致命的に重要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 このことは次に述べるように、台湾が中国の支配下になったと仮定した場合、どのような状況が生起し、何を失うかということを分析すれば、日米両国や地域にとっての台湾の重要性が明白となり、日米同盟と台湾の安全保障・防衛上の関係強化の必然性が導き出される。 第1に、中国という非民主的な一党独裁国家により台湾が支配されることになれば、東アジア・西太平洋地域全体で動揺が広がり、各国の民主化の定着や発展、民主的プロセスによる国家運営など、内政、外政の何れにも悪影響を及ぼす｡ 第2に、台湾における民主主義の挫折により、中国の東南アジア諸国への圧力に対抗する防波堤が決壊、消滅する結果、ドミノ的に中国（中華）化が進捗する可能性が高まり、戦後営々と築き上げてきた同地域での日本の政治的・経済的影響力を喪失する。 第3に、台湾国民は、日本による統治という経験を有しながらも、アジアの中でも突出して、日本および日本国民に好意を寄せる友好国であり、この得難い真の友邦を見捨てることに伴う損失は計り知れない。 第4に、台湾防衛は米国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の証しであり、この失敗は米国の国際政治上の重大責任の回避を意味し、米国の権威失墜は不可避となる。 第5は、台湾への中国軍事力の常続的プレゼンスにより、地域戦略上、最重要な台湾辺海域の軍事、商業利用が阻害され、日米両国にとって生命線とも言うべき軍用、商用海上交通路への致命的な脅威となる。 一方の中国にとっても、台湾は戦略的に重要な意味を持つ。東シナ海と西太平洋の境界線となる南西諸島は台湾本島と接し、中国のいう第１列島防衛線を構成しており、大型爆撃機や水上艦、潜水艦を含む中国海空軍部隊が、西太平洋方面に侵出する際には、わが国の南西諸島列島線か台湾周辺海域を通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国が台湾を支配下におけば、自由な戦略的通航路を得たことになる。このように中国にとっても、「核心的利益」とする台湾の戦略的位置づけは、致命的に重要な意味合いを持つだけでなく、何としても中国の支配下に置いて、台湾を基点に、有力な軍事力を常続的に西太平洋に展開したいと考えることであろう。 国民党の馬政権は、中国に傾斜した融和政策をとってきたが、李登輝政権以来、自由で開かれた民主主義を享受してきた大多数の台湾国民は、如何なる形にせよ共産党による一党独裁国家である中国の支配下に入ることは望んでいない。本年3月、中台間のサービス分野の市場開放を目指す「サービス貿易協定」を強権的に批准しようとした馬政権に対し、危機感を抱いた学生活動家の「ひまわり運動」によって立法院が占拠され、批准は阻止された。台湾国民の大多数は、この運動を支持することにより、中国の進める統一政策に明確に反対する意思を表明し、馬政権と中国の目論見は挫折した。 台湾は、むしろ日米など価値観を共有する自由民主主義国家との共生や、これら諸国からの力強い支援を強く望んでおり、とりわけ安全保障面では、日米との関係強化を望んでいる。しかしながら、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は、近年急速に中国優位に傾いており、中国からの軍事的圧力も次第に強まりつつある。今こそ、日米両国は、台湾の持つ「政治的価値」と「戦略的価値」に関する認識を改めて共有し、いわば運命共同体的意識を高め、日米台３国の、より踏み込んだ安全保障・防衛協力関係を構築して、一丸となって中国による台湾支配の覇権的野心を阻止すべきである。 ではそのために、日米両国は、如何なる対応策を採れば良いのか。両国は、1970年代に台湾との正常な国交を断絶したが、曲がりなりにも米国は、台湾関係法により安全保障・防衛面での台湾支援を続けており、1996年の台湾海峡危機など、繰り返された中台衝突の危機に際しては、実力を持って中国を牽制してきた。しかし一方の日本は、中国からの圧力を恐れる余りか、国家としての明示的な支援は一切なされてこなかった。今日、米国の政治、経済、両側面での影響力に翳りが見え始め、代わって中国のあからさまな覇権的振る舞いが目立ち、米中の軍事バランスも、米国絶対優位とまでは言えなくなって来た状況下において、日本が採るべき方策は何か。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大陸パワーと海洋パワーの対立という図式で見た場合、海洋にも侵出して地域の覇権を獲得しようとする大陸パワー中国に対し、広大な海域を含む地域全体に影響力を持つ枢要な海洋パワーである米国とともに、重要な海洋パワーとしての位置付けを持つのは、中国の外洋進出の出口正面に立ち塞がる日本と台湾である。日米台は、海洋パワーとして、一致して大陸パワー中国の太平洋方面における海洋覇権を阻止すべく連携して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は地域の民主的かつ安定的な環境を維持し発展させるためにも必須だからである。 日米台の３カ国は、地政学的環境、地勢的条件、国土面積、言語、民族、宗教、文化などの面で、異なる特性を有する一方、海洋国家としての基本的条件を共有し、国家の生存と繁栄を、海洋の自由利用に大きく依存するという共通点を有している。海洋を通じた繁栄の根拠を提供するものは、日米台に共通する自由で開かれた民主主義という国家体制である。 しかし日米台３カ国の安全保障上の関係は万全ではない。日米間には強固な同盟関係があり、米台には正式な国交関係はないものの「台湾関係法」による防衛装備面での事実上の支援関係が存在し、また1996年の台湾海峡危機時の２個空母機動部隊の緊急展開など、時々の政権による若干の「揺れ幅」はあるものの、米台が「実質的な同盟（Virtual Alliance）」関係にあることは立証されてきた。この「２辺」に比較し、日台の関係は、極めて曖昧である。この主因は､日本側の対中弱腰外交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が､今後は経済、産業、文化といった面での交流のみならず、外交、防衛、保安などをも含め、少なくとも日米豪のような「実質的な準同盟（Virtual Semi-Alliance）」に近づけていくことが肝要である。 日本は第2次安倍政権下、2013年12月に策定された「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示された「国際協調主義に基づく積極的平和主義」という新たな国家理念に基づき、戦後一貫して続いた一国平和主義の呪縛から漸く脱却し、国際協力活動において国力、国情に見合った貢献をする方向に転ずる国家意思を示し始めた。本年4月の安保法制懇の答申を契機として、いわゆるグレー・ゾーン事態や国際平和構築活動、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や集団安全保障措置への参加を巡る憲法解釈を巡る論議が、与党内協議など国会に場を移して活発化し、本年7月1日の閣議決定により、「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を容認する憲法解釈が正式に示された。今後は、年末の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改訂に取り込まれたのち、来年の通常国会での関連法制の審議へと結びつくこととなっている。この際、台湾を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や集団安全保障措置の対象としてみなすのは当然として、現状、朝鮮半島事態を想定するに留まっている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や関連法制については、台湾海峡事態も視野に置く形で改訂されるべきである。 米国は冷戦終了後も、その卓越した軍事力により、世界の警察官として、グローバルな平和の創生と維持に少なからず貢献してきたが、目下、国内外に多くの課題を抱える中にあって、第2次オバマ政権は、シリア、ウクライナ、イラク、イスラエルと続く国際問題での迷走やマレーシア航空機撃墜事件への対応ぶりに見るごとく、今や国際的な指導力を著しく失いつつある。同政権は、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を重視する政策にシフトするとの方針を形式的には見せているものの、国防費の大幅削減などを迫られる中で、その実現は容易ではなく、実現に向けては、地域の同盟国や友好国による、かつて無い規模の安全保障面での支援、協力を必要とする状況にある。 しかし本年5月、南シナ海で突然強引に開始された中国側の大型海底探査リグによる海底掘削作業に関連して生起した中越衝突を契機に、米国は、明確に対中姿勢を変化させた。6月はじめのシャングリラ会議で、ヘーゲル国防長官は、本件を含めた中国の止まることのない覇権的振る舞いについて、中国を名指しで非難した。これに対して、日本やASEAN諸国のみならず、欧米参加者なども同調する姿勢を鮮明にし、中国代表（国防部長は招待を断り、格下の人民解放軍副総参謀長が出席）が質問攻めに会い、立ち往生する始末となった。 台湾は、民主化という点については3国の中で最も後発であるが、中国との政治的、軍事的対立関係を維持したまま、目覚しい経済的発展を遂げ、東南アジアの中国（中華）化の防壁として存在し、また既に触れたように、その地政学上の戦略的価値は疑いも無く大きい。しかし、最近では馬政権の急速な中国よりの姿勢が見られ、その成り行きが地域社会から心配されていたが、今回の「ひまわり運動」が政治改革の契機となって、台湾国民をより台湾自立の方向に覚醒させ、台湾の独立志向を強固なものにしていく可能性が高いと考えられる。 日中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尖閣諸島、東シナ海の排他的経済水域（EEZ）に係る日中境界線（中間線か大陸棚か）、沖ノ鳥島の国連海洋法条約上の位置付け（島か岩か）など、領土や権益に絡む係争が現実問題として存在し、最近これらの問題に関して、中国が日本に対し、あからさまに強圧的な対応を繰り返すようになった。近年は、尖閣諸島領海内での中国漁船の海保巡視船への意図的衝突、東シナ海や西太平洋での中国艦隊の行動や、この動きと連動した大型爆撃機H－6の編隊航行、早期警戒機Y―8や無人偵察機などによる示威行動などが常態化している。特に2012年9月の日本政府による尖閣諸島の所有権移転後は、海監や漁政などの政府公船（現在は海警に統一）による尖閣諸島での再三にわたる領海侵犯や不法活動、海監所属機の領空侵犯などに加え、中国海軍フリゲート艦による海自護衛艦へのFCレーダ照射、独善的な防空識別区（ADIZ）の設定、公海上で監視飛行中の自衛隊機への無警告異常接近など、日本にとって看過できない問題が頻発している。 米中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米国は、冷戦終了後、その時々の世界情勢や米国内事情を反映する形で、対中国姿勢を変化させてきたが、基本的には、その非民主的政治体制、党に隷属する軍といった体制的問題や人権弾圧、米大陸を攻撃可能な弾道ミサイルの保有やその増強、海空兵力強化を伴う覇権的な海洋侵出などから、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米国のパワーゲームの競争相手、最大の潜在的対立者として位置付けており、中国の軍事力の強化を警戒している。 中台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中国は、台湾は中国の一部であり、台湾問題は中国の内政問題であるとの立場で、「一つの中国」の原則を主張してきた。同時に中国は、台湾を「核心的利益」と位置づけ、台湾への武力行使の条件として、①台湾の独立宣言、②外国による台湾の占領、③台湾当局による統一問題平和解決協議の無期限の拒否、の三点を示すなど、政治的恫喝や軍事的脅迫という形で、台湾の武力統一の可能性も繰り返し表明している。 軍事面に焦点を当て、日米台と中国の関係を見るとどうなるか。 中国は、東シナ海や台湾周辺海域のみならず、日本周辺海域、南シナ海、西太平洋への覇権的な海洋侵出を図り、また近年は、海空軍兵力を中心に戦力を急速に近代化し、止め処なく勢力の拡張を図っている。現時点では既に、海空軍の能力は、量のみならず、質的にも台湾の海空軍兵力を凌駕している。特に、台湾を射程に収める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の異常に速いテンポでの増強は、台湾の国民に多大な不安を与えている。 しかし中国が台湾に本格的に侵攻する際に、最大の障害となると意識しているのは、台湾の戦力ではなく、米国の動向、特にその強大な海空軍事力である。即ち、中台関係は、少なくとも軍事面から見れば、米中関係とほぼ同義であると認識すべきである。 台湾攻略のためには、中国は、米国との軍事対決をも辞さない覚悟が必要となるが、軍事対決の様相は、地勢的に見て、必然的に海上や航空における軍事的優勢（海上・航空優勢）を巡るものとなる。中国が台湾攻略に本気になればなるほど、米国の海空軍事力との衝突は避け難くなる。中国が台湾攻略における不敗の態勢整備を進めていこうとする過程で、東アジア・西太平洋での軍事的優位を維持しようとする米国との摩擦が顕在化していくことは不可避となる。そのため中国は、以前から、対外的には台湾統一を口実としつつ、実質的には台湾の先、即ち米軍事力との対決を念頭において、本格的な軍事力の整備に着手してきた。現在では、近接阻止・地域拒否（A2/AD）と称される対米戦略構想（2009年米国防省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国の軍事力」）にその特徴が示されるように、台湾周辺海域や西太平洋における対米阻止戦略の確立を目指して、成長を続ける経済力を背景に軍備を増強しつつあり、近年の政治指導者は、覇権主義に突き進む国家意識を隠そうともしない。 中国は、1980代中期に「近海防御戦略」を立案し、以後それを発展させてきた。南西諸島、台湾、フィリピン、ボルネオ島を結ぶ第一列島防衛線を絶対防衛線とみなし、その内側にある南シナ海や東シナ海の島嶼部に軍事拠点を構築する一方、現在では強襲揚陸能力を含む多種多様な軍事力（海上民兵、海警などの準軍事力を含む）を展開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して軍事的に他国の利用を拒否し、自らが管制可能な海域に仕立て上げる「地域拒否（AD：Area Denial）」構想を打ち立てており、南シナ海や東シナ海での中国の強引かつ強圧的な動きの原理となっている。最近では中国の公的な見解として、これら海域も台湾と同様に「核心的利益」と呼称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一方、第一列島防衛線の外側の西太平洋海域では、米海空軍力の接近を阻止する「近接阻止（A2：Anti－Access）」構想を有しており、航空母艦、原子力潜水艦、ステルス戦闘機、長距離爆撃機などの海、空軍力の近代化、増強をはじめ、中・長射程の対地・対艦用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や、宇宙兵器、サイバー戦能力を大幅に強化している。これらに加え、ゲリラ・コマンドウや機雷敷設など、従来型の非正規戦能力も維持している。即ち中国は、第一列島防衛線の内外に二段構えの防衛態勢を構成するA2/AD構想の実現を目指し、軍事拠点や軍事力の増強を図っているのである。最近の米議会報告によれば、中国は2020年までに艦艇建造数で世界一となると同時に、ロシアの現在の軍事技術水準に達し、2030年には米国の現在の軍事技術水準に達するであろうと見積もられている。 台湾は馬英九総統が提唱する「固若磐石（磐石のように堅固）」の国防建設の方針のもと、「防衛固守、有効抑止」を内容とする軍事戦略を採り、総兵力を大幅に削減しつつ、徴兵および志願兵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台湾軍を、2014年末までに完全志願制に移行させ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ると理解している。小生の認識している台湾軍の現状兵力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陸上戦力は陸軍39個旅団および海軍陸戦隊3個旅団などの約21万5,000人であり、このほか、有事には陸・海・空軍合わせて約165万人の予備役兵力を投入可能である。海上戦力については、米国から導入されたキッド級駆逐艦に加え、近くペリー級フリゲートも導入する予定である。航空戦力については、F-16A/B戦闘機、ミラージュ2000戦闘機、経国戦闘機などを保有している。台湾軍は、先進科学技術の導入や統合作戦能力の整備を重視しているが、装備の近代化が依然として喫緊の課題となっている。米国防省はこれまで台湾関係法に基づき台湾への武器を売却しているが、台湾側が購入を希望しているF-16C/D戦闘機や潜水艦などについては進展が無く、今後の対応が注目される。 近年、中国が軍事力の近代化を急速に進めた結果、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は、全体として圧倒的に中国側に有利な方向に傾いており、今後は、台湾自身の軍事力の近代化や、米国による台湾への武器売却などが鍵となっている。 中台の軍事力の現状を比較すれば、①中国の台湾本島への着上陸侵攻能力は限定的であるが、近年、中国は大型揚陸艦の建造など着上陸侵攻能力の向上を図っている。②海・空軍力については、中国が量的に圧倒しており、質的にも、近年、中国の海・空軍力の近代化が著しい。③中国は、台湾を射程に収める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を多数保有しているが、台湾は有効な対処手段に乏しい。 台湾本島周辺の作戦地域の特徴を見ると、①本土に近接している金門、馬祖、澎湖諸島については、要害化されているが民間人も多数居住している。②台湾海峡については、艦船の可航幅は、130～160km程度であり、全般に水深100ｍ以浅で潜水艦の行動には不適であり、台風期には渡海･経空作戦は困難である。③本島周辺では、西岸はほぼ全面的に遠浅で、かつ泥濘状態であることから上陸作戦には非常な困難を伴う。特に民間徴用の漁･商船による上陸への利用は著しく困難を伴う。④本島においては、西部に政経中枢、重要軍事基地、主要交通網が集中し、東部では軍事基地、交通網を開発中である。⑤台湾東（与那国西）海峡及びバシー海峡では、艦船の可航幅は事実上無制限、水深は100ｍ以深であり、また急速に1,000ｍ以深となる海面に恵まれており、潜水艦の行動に適しているが、台風期には、水上･航空作戦は困難となる。 これらを踏まえれば、軍事的には、中国の台湾侵攻能力は急速に向上しつつあるものの、手段、時期、作戦正面等で制約を受けるとともに、少なくとも現在の国際環境を踏まえれば、政治的な考慮から、依然として限定的なオプションしか選択せざるを得ないであろう。 現時点で大規模な準備なしに実施できる軍事的オプションとしては、決定的な攻略ではない、懲罰的な意図を持って行うシナリオであり、①三戦を活用した精神的な抵抗意思の剥奪、世論の撹乱、②それらに連動した特殊部隊などによる破壊、擾乱、サイバー攻撃、電子戦、EMP攻撃、宇宙空間での対衛星攻撃等による台湾軍のC4ISR機能の破壊、③状況により、各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を台湾近海に撃ち込むなどの威嚇・恫喝などが考えられるが、台湾側の頑強な抗戦意欲があれば、侵攻目的を達成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であろう。 しかし何らかの理由で、米国が台湾防衛意欲を失う気配を見せるなど、国際環境が劇的に変化し、更に中国が台湾侵攻に十分な能力を保持するに至ったと自覚した場合における、一定規模の準備、または本格的な準備を必要とする単独または複合の軍事侵攻オプションとしては、サイバー戦などの非正規戦を併用しつつ、④初期段階での台湾側要人、指導層、軍司令部などに対する「司令塔排除作戦」、⑤台湾航空基地、海軍基地、司令部組織などに対する奇襲的な各種ミサイル攻撃と航空攻撃、特殊部隊攻撃、場合により化学剤、生物兵器などの大量破壊兵器を一部使用した侵攻、⑥航空優勢獲得のための航空作戦、海上優勢獲得のための海上作戦、⑦その後の各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や爆撃機・戦闘機を併用した集中飽和攻撃による、台湾側兵力の漸減、機動運用の阻止、各種インフラ中枢、兵站集積地などへの攻撃、⑧全期間を通じた電子戦、サイバー戦、特殊部隊攻撃、台湾機の反撃に対する防空戦闘、宇宙空間からのEMP攻撃なども含めた対衛星攻撃、⑨海空優勢を確保し、台湾陸海空戦力を漸減した後、台湾本島への本格的経空･渡海侵攻、などが考えられる。いずれの場合も、中国としては、米軍が来援する以前に台湾の制圧という既成事実を作為するとともに、対米（日）軍来援阻止のための戦略核兵力、弾道･巡航ミサイル、近代的海空兵力を控置する必要がある。 では台湾の政治的価値と戦略的価値を踏まえ、日本の採るべき対応は如何にあるべきか。 繰り返しになるが、一衣帯水の隣国である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地政学上も、戦略上も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ると同時に、北東アジアの海上交通路の隘路（チョーク・ポイント）となっており、日本や地域全体の安全保障上、重要な意味を持つ。仮に、台湾が中国によって政治的かつ軍事的に制圧された場合、日本は政治面、経済面のみならず、軍事面でも大きな打撃を受けることは自明の理であり、日本は台湾有事に際し、米国と共同歩調を図りつつ、台湾を軍事的にも支援するための行動を採るべきである。 ここで台湾有事における日米台の安全保障関係を考えた場合に重要となるのは、従来、日本政府が「権利は保有しているが行使できない」とする憲法解釈由来の神学論争から脱して、集団的自衛権の問題に現実的に向き合わねばならない。そして同盟国である米国は当然として、必要な場合に、台湾への「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可能とする条件を明確化し、更に「武力行使の一体化」といった派生する問題も是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幸い、前述した様に、安倍政権は本年7月1日、自公両党による与党内協議の末、「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を容認する閣議決定を行い、関係法案の来年の通常国会への上程を目指す構えである。更に、本年末には、限定的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容認を盛り込んだ形で、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改訂を行う運びとなっている。 従来、法制面で見てみた場合、日本が台湾に対する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行う場合に問題となるのは、主に次の4点であった。即ち、①台湾は、国連憲章にいう「被攻撃国」すなわち「国家」であるのか、②これと関連し、日本と台湾の間において、日米安保条約のような特別な条約締結の必要があるのか、③尖閣諸島は台湾の領土であるとの台湾の主張は、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正当化する要件としての「被攻撃国との密接性」を否定するものとならないのか、④同様に「自国防衛との相関性」を否定するものとならないのか、という点である。 今般の閣議決定においては、現憲法で認められる自衛の措置としての武力の行使は、次の３要件に該当する場合に限られるものと解されるとして、①わが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たこと、またはわが国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る他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これによりわが国の存立が脅かされ、国民の生命、自由及び幸福追求の権利が根底から覆される明白な危険があること、②これを排除し、わが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の権利を守るために他に適当な手段がないこと、③必要最小限度の実力行使に留まるべきこと、を示した。今後、「個別的自衛権」及び「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に関する新３要件となる。 ここで、台湾を巡る緊急事態や有事をも想定しつつ、今後の日台安全保障・防衛関係のあるべき姿を求めて見た場合、今般の日本における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に関する議論を踏まえた上で、今後、日本政府として取り組むべきことは、①今年末を目処に改訂作業が進んでいる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中で、台湾を日米共同による防衛協力対象（周辺事態）から排除しないこと、②一定の条件が整えば、台湾を「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の対象とすること、③日米台の安全保障･防衛協力を進展させること、④究極的には、これらを総合した形で、日台関係基本法を制定することである。 更に、日米台３カ国は、近年、中台問題に余り関心を寄せなくなった国際社会に対し、台湾の政治的、戦略的重要性を十分に認知させるための努力を払うべきである。そのための有力な手段の一つとしては、国際的な海上安全保障グループの一員として台湾を参入させることが近道となる。即ち、世界を貫通するシームレスな海上交通路が何らかの形で妨害行為を受け、自由な航行が確保されない恐れが生じた場合などにおいて、広域の海洋安全保障協盟（MSA：Maritime Security Coalition）による協力活動の推進のために、台湾にも役割を分担してもらうことである。MSAは、日米が主軸となり、アジア･オセアニア･インド洋･中東・アフリカ・北極海など、枢要な海上交通路が所在する地域のメンバーで、日米台3国と価値観を共有する良識ある民主主義海洋国家、即ち、ASEAN諸国、豪州、インド、GCC・東アフリカ諸国、NATO・北欧諸国などにより構成される、緩やかであるが、シームレスかつグローバルな海洋安全保障「有志連合」である。 一方、日本として、台湾に安全保障・防衛面で期待するのは、自由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の自国の防衛に加えて、周辺海域やシーレーンの防衛能力向上の真剣な取組みである。台湾として、先ずは米国から導入中の強化されたC4ISR機能を有する海空を主体とする近代的装備の実際的運用に全軍が速やかに習熟して、「総合的な（Comprehensive）制海・制空能力」という近代戦遂行能力を獲得するための努力に国家の総意として邁進することが望まれる。その上で将来に向け、戦略的対潜戦遂行、広域情報収集、弾道・巡航ミサイル防衛、総合防空などの能力の保有に着意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る。そして何よりも大事なことは、台湾の国民の総意としての中国による統一阻止への強い団結力である。 「ひまわり運動」を契機として、今、台湾の民意は大きなうねりを伴って動きだしたと予感される。そこで台湾の皆さんから大きな反対の声が上がることを承知の上で、日台、日米台、あるいは地域や国際社会との関係改善を期待して、敢えて台湾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 台湾は、中国の言う（元々1947年に当時の中華民国が主張した）南シナ海の11段線（現在は9段線とも10段線ともいう）の由来を、台湾自身の持つ法的な証拠を示して国際社会に明らかにし、南シナ海問題の抜本的解決に貢献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だ。南シナ海問題の根本的解決のためとして、米国からも声が上がっている。 台湾は、当時の領有権主張の法的根拠を国際社会に明確にした上で、国連海洋法条約など国際法に則した現時点での台湾の南シナ海における領有権主張を正当にアピー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ASEAN諸国は、既に領有権紛争を法に則して解決することに合意している。中国は、従来曖昧にしてきた南シナ海領有権等の主張や国内法体系について、2000年前の怪しげな古文書や10段線を境界線とした「新地図」などに一方的な正当性を求めるのではなく、近代の歴史や国際法に則した詳細かつ論理的な説明をする責任が出てくる。 台湾は厳然たる独立国家として、国際社会への正式な参入が許されるべきだが、中国の強烈な反対があり、国際社会からも余所余所しくされている。台湾が勇気を奮ってこの挙に出れば、国際社会は、台湾を良識ある独立国家として正式に受け入れるであろう。そのことによりMSAへの正式な参画も可能となる。今こそ本問題への抜本的な解決のため、台湾の決意が必要となっている。勿論、日米は大歓迎する。 […]

長島昭久 衆議院議員、前防衛副大臣   有史以來，日本是由海洋孕育文明的。日本從海洋獲得許多恩惠，同時被海洋保護，從跟海洋的密切關係中，構築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國家也因而發展。日本毫無疑問是一個「海洋國家」。在歷史上曾經有一段時間，日本對於做為「海洋國家」或「大陸國家」有過迷惘 （參照1907年「帝國國防方針」），結果讓國家陷入破滅。然而，除了上述戰爭前或戰爭中的這段時期以外，日本仍然一貫是一個海洋國家。 日本每年進口約8億噸的原料，出口約1億6000萬噸的工業產品，事實上日本是製造五倍附加價值，進而貢獻世界繁榮的通商國家。這些進出口貿易的 99.8％是透過海洋進行通商交易。日本的國土約38萬平方公里（世界第61位），但卻擁有約國土12倍的專屬經濟區（EEZ），面積達到 447萬平方公里，居世界第6位。日本共有約6800多個島嶼，海岸線長度加總超過美國。同時，日本週邊海域有日本海溝等相當多的深海，深海總體積為世界第四位，水產業也是世界三大漁場之一，海底資源也埋藏甲烷水合物、熱液礦床、鈷等能源或礦物的可能性也極高。 因此，我們對日本地緣政治的思考必須立基於貿易立國的海洋國家，進而設想自己國家生存和繁榮的戰略，確定安全保障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在確保領土、領海及領空的主權和獨立的同時，從印度洋經過麻六甲海峽到南海和西太平洋超過12000公里海上航線的安全，對於日本而言，具有攸關國家存活的重要性。 然而，近年來，威脅這個海洋安全的事態頻繁發生。自去年以來，中國的專橫導致許多南海區域的相關爭議，而這些爭議都是因為中國試圖透過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並挑戰現存的國際海洋秩序。中國急速擴大和積極化以東海和南海為首的海空領域相關活動，特別是環繞著海洋利益的衝突問題，透過中國藉由武力企圖改變現狀等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採取的是高壓式的對應方式。在日本周圍的海空領域上，除了隸屬於中國海上執法機關的公用船或航空機間歇性地入侵日本領海或領空之外，中國海軍艦艇還以火控雷達照射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或是藉由戰鬥機異常接近日本自衛隊飛機。此外，還包括例如擅自設定「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妨礙公海上空飛行自由的危險行為，都可能導致不測事態發生。中國像這樣在東海的不講理行為並不是始於今日，若不參照中國迄今在南海引發的事態，將無法掌握中國於東海上的行動意義。 南海是海洋資源寶庫，除此之外，不只是對日本，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而言，也是個海上航道集中交錯的重要海域。在這個南海地區，中國填補權力真空並擴大「戰略國界」（意指超越傳統國境概念的戰略領域，戰略國界更包括專屬經濟區在內）的動向，早就始於40多年前的越戰剛結束時。換句話說，美國於1973年越戰結束進而撤出軍隊之後，中國軍便在翌年立即入侵越南，佔領南海上的西沙群島。1979年，中國取代美國軍隊的角色，阻止蘇聯在金蘭灣的部署艦艇行動，並在1987年目送蘇聯軍隊撤出金蘭灣之後開始進駐南沙群島的島礁，從而在翌年與越南發生武裝衝突。尤有甚者，1991-92年美國軍方撤出菲律賓蘇比克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中國立即頒布『領海法』。中國的『領海法』宣布南海的絕大部分（以及釣魚台列島、台灣）為其領土。1995年美國與菲律賓決定停止聯合軍事演習，並使『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實質空洞化，中國軍隊馬上佔領在菲律賓外海幾公里的南沙美濟礁。中國擴張「海洋國土」的行動，在翌（1996）年的春天達到一個高峰──中國在台海危機中公然以武力進行威嚇，但之後中國的擴張行為因美國的介入而暫時停下腳步，關於這點我會在後面加以敘述說明。 其後，由於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行動，使得美國和中國進入戰略蜜月期，在南海問題方面，中國與東協各國在2002年11月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翌（2003）年10月簽署『朝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宣言』，再於翌（2004）年11月通過『行動計劃』，發表各國在南海行動規範的五年計畫。然而，中國在南海的合作態度並沒有辦法撐過10年。從2008年左右開始，中國再次強硬主張其在南海的主權和海洋權益，不僅透過海軍，中國也動員數個海上執法機構，物理性地妨礙其他爭端各國在南海的活動，以「九段線」主張在南海全境展開新的海洋攻勢。 中國像這樣以南海為首在海洋擴張「戰略國境」的行動，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家尼古拉斯‧史巴克曼（Nicolas Spykman）在60年前就已經提出過這個預言。他在所著的《美國的世界政治戰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lance of Power）一書中，當頭棒喝地明白指出：「中國現代化以後，將會趁著這個勢頭，讓增強軍備的中國在「亞洲的地中海」（連接台灣、新加坡和澳大利亞北部約克角的三角水域）威脅日本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地位…在這個海域中，不只存在美英日的海權力量（sea power），也可能被中國的空權力量（air power）所控制。」（筆者註：此處所說的空權力量不只是飛機還必須包括彈道飛彈以及巡弋飛彈）。 今日，GDP凌駕日本的中國，讓過去26年的軍費開支膨脹約40倍（過去10年成長4倍），光中國2014年發表的軍費預算就高達8,082億元（根據美國國防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及安全保障進展的年度報告》（2014年6月），中國2013年軍事相關支出估計超過1450億美元，但中國公布的國防開支還不包括向外國採購武器等主要支出），已經超過日本（約478億美元）軍費預算的三倍以上。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漫無目的地配合經濟增長的軍備擴張，而是基於明確長期戰略的周詳計畫。 眾所周知的是，中國的海洋軍事戰略最早可追溯至1982年。戰略設計師是被稱為鄧小平右臂的海軍上將劉華清（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民解放軍海軍最高領導人）。根據劉華清策劃的「近海防禦戰略」（1985年修訂為「近海域積極防禦戰略」）指出：「解放軍海軍的作戰海域，在未來較長的時期，主要以第一島鏈和沿著該列島的沿海海域，以及第一島鏈內側的南海、黃海和東海為主。…隨著我國（中國） 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水平不斷地提昇，海軍力量將更為強大，中國海軍的作戰海域會逐步擴大到第二島鏈和北太平洋海域。」中國基於這個戰略持續構築本身的海洋戰力。 中國海軍由以青島為根據地的北海艦隊、以靠近上海的寧波為母港的東海艦隊，以及以湛江為根據地的南海艦隊所組成，中國海軍艦艇如果要進入太平洋，即是從海南島通過巴士海峽，或是通過沖繩和宮古島之間的宮古海峽。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活動到2000年前半年為止僅限於中國海域之內，但2004年11月中國藉由派遣中國核子潛艇在日本領海進行潛航任務以踏出中國遠洋行動的第一步，之後，中國於2008年10月首次以艦隊行動穿越第一島鏈，並穿過津輕海峽前往西太平洋，再繞經日本東岸後經過宮古海峽回港。接著，在2009年更進一步通過宮古海峽前往沖之鳥島海域。2012年4月，中國第一次東進通過大隅海峽，同年10月首次北上通過與那國島與西表島附近的仲之神島水域，2013年7月首次東進宗谷海峽。如此這般，從中國海軍艦艇部隊於東海・太平洋之間出入路線來看，中國傾向在包括日本北方在內的海洋地區持續嘗試各種多樣化路線，謀求提昇中國的遠洋拓展能力。同時，中國在2013年10月首次在西太平洋實施稱為「機動5号」的三大海軍艦隊聯合演習。此外，在東海也看到中國海軍艦艇活動的常態化，依據2014年2月19日《解放軍報》的報導，近年來中國海軍東海艦隊其中的某個部隊每年平均活動日數超過190日。 此外，關於中國政府公務船的動向，2008年12月中國國土資源部國家海洋局所屬「海監」船，在釣魚台列島周圍海域的日本領海進行徘徊、漂流等不被國際法承認的活動。此後，2011年8月和2012年3月及7月，發生「海監」船及中國農業部漁業局所屬「漁政」船入侵釣魚台領海事件。像這樣，「海監」船及「漁政」船近幾年逐漸活躍於釣魚台領海地區。在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完成釣魚台三島（釣魚台、北小島及南小島）的「國有化」程序以後，這些活動顯著更為積極，並持續間歇性地侵犯該處領海。2013年4月和9月，釣魚台領海同時被8艘中國政府公務船入侵。同時，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島附近的日本領海發生中國漁船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事件。此外，2012年10月中國海軍東海艦隊與「海監」船及「漁政」船進行聯合演習，目的是維持和保護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並將海軍退役艦艇移交給2013年7月正式成立的「中國海警局」。從這些種種行為可以看出中國海軍同時從運用和裝備兩方面支撐海上執法機構。在這之中，不僅是東海，包括海軍艦艇在內的中國政府公務船在南海地區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挑釁行動，例如：中國潛艦對越南和菲律賓的漁船及海上執法機構的異常接近（甚至也異常接近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或者對美國海軍調查船進行干擾等等。 熟悉亞太地區海洋安全保障的美國海軍大學教授吉原（Toshi Yoshihara）指出，配置海軍艦艇作為後盾而將政府公務船推到前線的中國戰術，具有「抑制軍事衝突升高的效果，同時反覆透過政府公務船頑固地經常性巡視活動，能加強對手的戰略性消耗，進而施加一定壓力，掌控外交的主導權。」的效用。 中國透過人民解放軍與海洋執法機構的密切合作所構築的戰略環境，對我們而言，到底具有何種意義呢？我們回顧前述各種事例，應該共同認識到：中國的海洋擴張會給東亞地區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帶來驚人的衝擊。 時序拉回到距今18年前的1996年。準備踏入第二任任期的台灣李登輝總統實施了台灣首次的總統全民直選。由於擔心李登輝總統如果選贏可能會一鼓作氣推動獨立，北京政府對此極度警戒。為了對台灣人民施壓，中國在台灣海峽一再進行大規模的飛彈演習。相對於此，美國柯林頓總統立刻緊急派遣兩支航空母艦機動部隊（約20艘艦艇，120架飛機）趕赴台灣週邊海域以牽制中國。雖然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但敵我實力之間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很快就被迫收起武器偃旗息鼓。由於有這次飽受屈辱的砲艦失敗外交，中國隨即進行驚人的軍事擴張。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海洋軍事擴張，造成我們現在面臨何種戰略環境？假設18年前的事情今天再度發生，歐巴馬政府市否能像當年一樣毫不猶豫地派遣航空母艦打擊部隊來到台灣海峽──更精確地說，是否能夠將航空母艦打擊部隊投入第一島鏈內側？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與18年前相比，中國海空軍擁有的「反介入／拒止能力（A2/AD能力）明顯提升。例如基洛級潜艇從當年的3-4艘到現在已超過40艘，配備超音速巡弋飛彈的最新銳現代級驅逐艦（Sovremenny-class destroyer）部隊從7-8艘到目前的40餘艘，第四代戰機從50架左右增加到超過560架。此外，據報導指出，中國正開發可精確擊中航空母艦的東風21（可能搭載核彈頭的中程巡弋飛彈）。從天空、海上到海底，透過遠遠超過美國遠征部隊的實力，讓中國具備可明顯阻礙美國介入的能力。此稱為「反介入」（anti-access）戰略。 同時，如果中國海軍照這種趨勢穩步推進其現代化計劃，那麼對美國的「拒止（denial area）」策略也可以很快地從第一島鏈擴展至第二島鏈。對美國及其盟友而言，這是有如噩夢的場景劇本。這簡直就是劉華清海軍上將於30年前所描繪的戰略本質，也是史巴克曼警告過的最糟狀況。此外，中國的最終目標絕不是在第二島鏈外側與美國海軍相抗衡而已。而是要確保中國海軍在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間廣闊海域的活動自由，也就是要確保其對制海權及制空權的掌控。這個海域的戰略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我覺得此點類似冷戰時期蘇聯將巴倫支海或鄂霍次克海視為聖域一般，中國考慮的是確保擁有對美國核武第二擊（報復）的能力。 換句話說，在這個海域部署核子潛艇，由其發射中國開發中的射程遠達8000公里的潛射彈道飛彈（SLBM）的話，就可以擊中美國大陸的任何地方。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中國在提高飛彈的命中精確度的同時，也拼命建造可以前線部署航空戰力的航空母艦（打擊部隊）。此外，為規避美國先進的警戒監視能力，中國海軍在海南島南部的三亞建設大規模潛艇基地。隨著這個地下基地的完成，中國的核子潛艇可以通過水中通道直接進出海洋，能在美國的偵察衛星無法探知的情況下，以潛航方式從南海穿過巴士海峽前進到西太平洋。 對於這個中國的這個動向，吾等若不構築抗衡中國「反介入和拒止」的對抗力和抑制體制，那麼第二島鏈內側最終將成為中國的內海。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日本、台灣、韓國及菲律賓都將被完全涵蓋在反介入和拒止的範圍之內。此外，中國到2000年代中期就已經與和印度以外的13個國家解決邊界爭端，其背後目的就是要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能夠集中全部精力整備朝向海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擴大戰略縱深的相關要件。 從過去以來，中國就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孫子兵法作為其戰略根本。若中國逐步增強前述的「反介入和拒止」能力，進而將美國逐出亞太區域之外，最終結果就是從根本面完全顛覆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中國的手法有時是評估敵我雙方的實力關係後，以「脅迫（coercion）」方式強化自我主張，有時則是以壓倒性的力量為背景，讓週邊諸國陷於無助後再使出綏靖政策等方式來達成目的。中國透過上述巧妙地軟硬兼施，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最終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亞太地區的霸權。 當然，中國持續擴充「反介入和拒止」能力之前，美國當然不會拱手旁觀。看到如此令人擔憂的未來前景，歐巴馬政府在2012年1月發表明顯要將力量投入「亞洲太平洋基軸」的《美國國防戰略指導》，重新建構過去在中東投入反恐戰爭長達十年而疲憊不堪的美軍。這是兩年前的《四年國防政策審查》（QDR）中推出「海空一體戰鬥概念（Air-Sea Battle Concept）」的升級版。美國希望透過空中和海上的新型聯合作戰，讓中國持續保有的多元且大規模的「反介入和拒止」能力失去效用。也就是說，美國重新構築從美國本土投射至遠方的武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能力，特別是在面對中國「反介入和拒止」能力時，將原本脆弱的前線部署基地，變成「地理上分散且作戰存活性受到確保的基地，且此基地的政治功能也能持續運作」（2012年《美國國防戰略指導》）。 當考慮到日本的安全，當然會存在日本如何與美國的新戰略進行連動的尖銳問題。如果我們忽視這方面的努力，當然就會落入孫子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謀略。換句話說，近年來由於中國正是以「三戰（輿論戰、法律戰、心理戰）」加以迷惑對手（此即伐謀）；透過劉華清海洋強國戰略，分散美國武力投射能力（此即伐兵）；當美軍在緊急情況下延誤其援助時機甚或放棄前來援助時，便很難避免身為美國盟國的日本或台灣的不信任或猜疑，進而分化美日台的同盟關係（此即伐交）。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唯一方法，就是美國要有確保對這個地區承諾的意念和能力。因此，日本也絕對不能忘記，自身在國防和外交兩方面的極度自助及努力是生死存亡的關鍵。 在此，我們要探討日本的亞洲太平洋戰略。先就結論而言，第一，做為所有要件的前提事項，即為日本獨自努力的必要性。第二，透過日美同盟的深化，建立穩定的戰略關係和重新構築新的秩序，此點極為重要。第三，為了強化亞太地區的合作連繫，日本必須讓自己的安全保障和外交戰略更為明朗化。 首先是關於日本獨自的努力。最大的著眼點是日本如何超越過度依賴美國而只是反應（react）事態的被動態度，甚至繼續活用美國的力量，積極（proactive）形塑（shape）自國所需的國際環境。在這方面，透過承接野田前政府政策的安倍晉三首相所提倡有關日本安全保障策略的「八大改革」，繼續達成劃時代的成果。再次重覆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第二次安倍政權所構思的「八大改革」的幾乎所有內容，都是我擔任野田首相的外交和安全保障輔佐官時所起動的。安倍的「八大改革」在野田佳彥政權期間就開始著手進行的政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換句話說，從民主黨野田政府展開而為自民黨安倍政府所繼承的「八大改革」，正是明確證明我「外交和安全保障沒有執政黨和在野黨，只有國家利益」的政治信念的。我很自豪。以下概略介紹「八大改革」的輪廓。 第一是建立日本版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國安會）。此點明白記載在2010年底當時執政的民主黨政權的政策建議中。我們在首相官邸擬定外交及安全保障戰略，這個有關設置推動橫向聯繫的司令塔的構想，也是跨越黨派認真思考外交和安全保障的政治家的長年夙願。安倍政府就職的第一年，成立日本版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並由曾任外務事務次官（外交部次長）的谷內正太郎，出任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第一任局長，讓結合外交、防衛及警察官僚的組織，在首相官邸中樞內加以統整。 第二是國安會設立後的第一件任務，那就是擬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迄今為止，日本除由外務省（外交部）發行的《外交青書》和由防衛省（國防部）出版的《防衛白書》和《防衛計畫大綱》之外，並沒有像各國政府那樣對國內外闡明綜合外交及安全保障戰略的宣言性文件。基於長期的視野（以同時期改訂的《防衛計畫大綱》作為前提），日本首次擬定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日本安全保障戰略以安倍政府推動「積極的和平主義」的外交方針作為國家目標，闡明實現這些目標的明確路徑和手段。 第三是雖曾為野田政府的目標，但因被財政障礙阻止而無法實現。那就是增加國防預算。過去10年來日本首度增加國防開支，這些都配合新的《防衛計畫大綱》及《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中期國防建設計劃）。雖然日本將面對嚴峻的財政狀況，還要考慮更嚴苛的國際環境，但安倍政府以果斷的領導力毅然展開行動。因此，在日本謀求充實國防力量的同時，還要整備深化日美同盟所需的財政基礎。 第四為整備『特定秘密保護法制』，這也是沿襲民主黨政權啟動的專家小組的報告。『特定秘密保護法制』將迄今為止原本特定為國防秘密的秘密保護法制，擴大到外交、公安和反恐情報，透過以首相官邸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為首的政策部門聯繫，強化對部門整合的智能社群（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培育。透過此點，與以美國為中心的「五眼（F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