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編輯組  【出版說明】 （一） 《台灣安保通訊》承蒙各界支持，在2010年新年度進入第13期。有關〈中國失業率的真相〉一文是針對馬政權企圖達成「終極統一」的目的，先在經濟上與中國「統合」，簽訂ECFA。馬政權毋視國際化，甚至全球化時代是先要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而不是被中國拷牢成為其附屬經濟體。 本文主要是介紹最新的論著，說明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PD）統計數字之不可靠和原因所在。 中國的經濟泡沫化已出現，台灣民眾當前被執政者蒙蔽；經濟問題引起的失業人口與失業，如何計算，本文著重研究方法，意在引起研究者及一般大眾的注意。 致於台灣對中國全面開放物流與人流，中國早已有移民潮，未來的不景氣流入台灣的人口勢必影響台灣的安定，目前所見「犯罪模式」已移入台灣，台灣社會、家庭倫理的敗壞，已非金錢損失可換算；台灣社會的正常化之「復元」，不知要費多少歲月，是不可不警惕的。 （二） 最近一期的美國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一篇季禮（Bruce Gilley）的文章〈不是那麼險惡的台海情勢〉（Not So Dire Straits），內容指出台灣正快速「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對北京採取扈從政策，以便換取自身的發展和生存。該文建議美國應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此文引起台北政界一陣騷動。本期通訊由陳國雄先生以節譯方式介紹該文內容，並提出相對意見；另由陳以禮先生撰寫一篇辯證性文章，以供讀者參考。陳以禮是留學法國的新銳學者，除任職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之外，也是Deux Lapins文化工作室負責人，他的敏銳觀點及縝密邏輯，將會是本通訊的新秀生力軍。 （三） 關於〈模擬未來危機〉一文是旅日的林久雄先生所撰，林先生是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以實業家關心台灣的前途。 這一本作品主要是介紹2009年11月29日在東京召開的一次對應國際危機的模擬演習，目標鎖定擺脫全球金融危機後的2013～2020年。設計者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參與，參加團體除了日本各政黨及國會議員外，還有外國來賓的美、歐、中、印和巴西的人員。 國家的安全保障是綜合性的，除了政治、軍事之外，經濟金融、氣溫變動等生態環境，都是人民與國家在生存上所必須重視的。 本刊編輯群所以重視此文，是告訴國人、智庫與研究者，除了軍事模擬之外，還有種種課題應該做的，而且要有人民參與。至於常看到的實際軍事演習或沙盤推演，也應該開放人民觀摩，以便提升知識與提高警覺，這是我們要強調的。 （四） 選舉的問題不僅是關係政黨的起伏，更重要的是對執政者對國家政策是否正確的一種反應，故本期邀約幾位常在這方面論述的專家執筆。 金恆煒先生的〈笨蛋！問題不在經濟〉一文，是分析2009年縣市長的「三合一」選舉及三席立委補選，中國國民黨的挫敗。其挫敗之主要因素出在馬英九的對中國政策。 馬不承認選舉失敗，怪罪「大環境」不好，作者引「天下雜誌」的民調，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以及「主張獨立」的高百分比，說明馬是與民意背道而馳的人民之「反面教師」。除此之外，作者還對今年直轄市「五都」選舉提出看法，作為大家的參考。 陳茂雄教授的〈由選舉演化看台灣安全〉一文，首先指出馬對中國政策欲將台灣淪落為中國的「寄生經濟」，即先完成「經濟統一」，「政治統一」則水到渠成。因此指出2012年總統選舉的重要性。馬一旦當選，可以不理民意，一意孤行。 接著作者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得失，台灣人民（綠營）應有積極的行動。 致於中國的飛彈威脅，但中國內部問題重重，恐事出於爐灶，台灣人民自己要把握機會。 本期出版事宜，多勞陳國雄秘書長、黃淑惠及王秀媛小姐之努力，得以在農曆過年前出版，以饗讀者，謹此致謝。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馬英九政權和在台灣的中國系媒體一直鼓勵將台灣的經濟體與中國的融為一爐，達到「終極統一」的目的；故馬執政20個月未見努力在國際上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卻一意孤行要與中國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喪失國家主權，本刊在第10期曾經刊出陳國雄著「兩岸經濟合作架構（ECFA）的檢討」，提供讀者參考。 中國統計數字的信憑性 自去年起，國際上評估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將在今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而僅次於美國；但這成為馬政權與親中媒體宣導ECFA的好材料，卻罔顧近年來中國股市的泡沫化、外匯存底對投資的損失、對外輸出的鈍化、和2008年已在若干都市發生不動產泡沫、崩潰的情形 ；這些情形，都足使台灣警惕；不宜與中國經濟打成一片。何況中國的統計資料缺乏可靠性，根據沈才彬最近在日本出版的一本書指出：中國的統計資料一向缺少信憑性與精確度，且其計算方法異於美、日、歐，其正確性不及先進國家。問題在不正確的統計，會影響一個政府決策的錯誤 。但中國的這些問題，在馬政權和它的黨都不曾有人開口向社會各界提出警告，一意孤行，捏造和中國經濟裸纏的「好氣氛」。這不應是一個政權對國家和人民的正當行為。 隱瞞人口數的企圖 中國的統計資料，不僅是GDP的正確性出了問題，要對中國的都市人口、農村人口、國民所得、甚至是失業率的考察，也都難有正確的數值。原因是中國隱瞞中國的總人口數，故國內外的專家經常依據的是其2008年末宣稱的13億2802萬人。 依據袁紅冰在《台灣大劫難》的說法：「據中共民政部高級官員透露，至2005年止，中國的實際人口為十五億三千萬。中共官方公開宣傳的中國人口數量至今還是十三億餘人。中共不願公布真實的數字，既是為証明其計劃生育的國策取得了偉大成就，也是為避免中國真實的人口數量引起世界的恐慌。」按：2006年世界的人口數是66.7億人，若以中國人口數15.3億計算，佔世界人口數的二成三弱，甚是驚人。將來中國將發生嚴重的糧食危機。 被詬病的戶籍制度與剩餘勞動力 那麼中國的農村人口到底有多少？又多餘的勞動力有多少？這要從中國的戶籍制度說起。中國的戶籍制度是一種身分制度，分作都市部與農村部；兩者的社會保障、土地所有、納稅、教育、甚至醫療都不同，農村部的人是被歧視的三等國民。（第一等人是中國共產黨的權貴。） 農村部的人口據袁紅冰的說法：「中共民政部的一份保密的調查報告稱，中國的十五億三千萬人中，十二億五千萬生活在農村；其中五億左右的人口為『多餘勞動力』，即有限的農村耕地無法容納的勞動力。這個龐大的悲劇性族群構成了中國『農民工』的概念。」 據此說法加以換算，農村人口佔總人口數的81.7%，而「多餘勞動力」竟然有5億人左右。 「農民工」的歷史源流 「多餘勞動力」的人數，在許多海外的著作中常作1億5,000萬人；但袁紅冰透露竟是5億左右。這些剩餘的勞動力成為「農民工」的來源。 所謂「農民工」一方面是「農民」，同時是「工人」，這是矛盾的概念，但只以農業無法糊口。農民工離鄉背井到都市打工，一時允許在都市居住，但戶籍制有別，不得在都市定居，終究要被遣返。 農民工就是歷史上的「流民」，到處「就食」。流民覓食不得結果，會成為「盲流」，流竄各地。中國的朝代帝國常因此而滅亡；中國共產黨以所謂「農民革命」起家，但奴工般的被剝削之「農民工」支撐中國共產黨政權。 1983年的『中國憲法』的「序言」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確實工農階級成為共產黨政權的墊腳石，打下基礎，造就共產黨的「新階級」，工農則轉諸溝壑。 GDP與「保八」 那麼有龐大人口數的中國，到底失業人口和失業率有多大？首先看國內生產毛額（GDP）與失業人口數的關係。根據上引沈才彬的作品，中國經濟成長率在2007年達到頂點的13%。但2008年第四季跌到6.8%；2009年的第一季是6.1%，大為滑落。故中國喊「保八」，即至少維持8%。原因是GDP少1%，失業者增加800萬人；但如上所述，中國所發表的GDP成長率並不可靠，而全國失業者多少，從來不公佈。 「失業率」不包括嚴重的「農村部」人口 中國公佈2008年的失業率4.2%，「登錄失業者數886萬人」。三橋貴明在2009年11月發表的著作 計算： 「失業者數（886萬人）÷勞動人口」=4.2%；由此公式而逆算過來，知中國勞動人口只有2億1000萬人；但（一）不可能以如此的勞動生產者養十多億人口；（二）這數目是有「登錄失業者」，但未去登記者不在此內，故真正失業者多少，並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三）中國所公佈的失業率指的是「都市部」，龐大的「農村部」之失業率不在內，而從來沒有公佈。此關係中國的戶籍制度已如上述，農村部的廣大群眾是被差別忽視的。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況。 （四）中國的社會科學院發表的都市實質失業率達到9.4%，是中國政府發表的「登錄失業率」的二倍以上。 中國的失業狀況因地域有嚴重的差距，由「沿海部」愈向內陸愈是嚴重；依照社科院的說法，「中西部」的失業率早已超過10%以上；現實上，與美、日、歐之失業率匹敵。 以上所說的，是2008年的情形。但2009年4月中國所公佈的2009年第一季的都市部登錄失業率是4.3%，情形「惡化」。 「農民工」失業個案的研究方法舉隅 以上所說的失業率只是針對「都市部」的考察，但僅是有「登錄」者而已，至於「未登錄」者與都市部的失業總人口數只能用估計的情形。 至於「農村部」與「農民工」失業的情形，只能用地方局部的個案研究、或加以綜合推測。茲介紹兩個實例，作為研究方法的樣本。 2009年4月沈才彬為調查「農民工」失業的情形，赴上海、寧波、廣州、深圳考察。他舉東莞市為例。有東莞市戶籍的人口175萬人，但以打工為主的外來人口超過1,000萬人，是戶籍人口的6倍。2009年初，東莞市有數百萬人口失業，但看政府統計無法知道。 沈氏的調查之一，是看手機與電話公司的解約數字。中國最大的手機電話公司Mobil China在東莞市的解約數，在2009年農曆正月的數目比2008年末，是200萬人。可見打工的「農民工」在春節回鄉，不再回來。這顯示失業的實情。 另一例是垃圾的量。「農民工」居住地區之垃圾量，2009年2月末比2008年的減少一半，由此可知一半的「農民工」回鄉，說明中國失業問題的嚴重。 筆者舉這兩個例供參考，是鑑於馬政權與一些有意誤導台灣人民，使之誤以為中國的景氣一片大好，而誤中了先以「經濟統合」之引狼入室之陰謀，相信「口號政治」而欠缺著務實之考察、以及考察方法，而致被出賣。 後語 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甚至文化，都與台灣儼然不同；或有抽離其中一個因素要証明台灣與中國相同，顯然背離生活文化的實際層面。譬如要說，中國的佛教、儒家文化與台灣相同，其實中國的這些因素已經被中國共產黨改造過；與其以台灣與中國相比，還不如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來得恰當。這是因為台灣的近代化遠超過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政治文化。 因此要看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或是失業率的計算，要用台灣或世界普遍原理去衡量，顯然是不通的。 台灣不論是歷史上或是現況，都不屬中國；台灣歸屬於台灣人民。不論是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或曹興誠這一類人物的「兩岸和平共處法」，都好比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口袋裡的錢拿來討論分割或該由他來獨佔。長期被這樣的討論，就自然成為一種「解決方法」，即使是掠奪，也無形中成為自然、或當然的。國際政治的強權，也常循這樣的邏輯在演繹；現代台灣的前途就是已經被導入這樣思維的邏輯在處理，正如俗諺所說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不僅如此，中國已向美國提出要求，太平洋分割為兩半；它管西半，美國管東半；這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再現。在討論台灣國家前途時，請就如本篇所指的，要用科學方法瞭解中國，不能草率的以我們的制度看中國。

在美國決策菁英中極具影響力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今年1月／2月的期刊發表一篇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季禮（Bruce Gilley）的文章〈不是那麼險惡的台海情勢：台灣的芬蘭化對美國安全的好處〉（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內容指出台灣正快速「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對北京採取扈從政策，以便換取自身的發展和生存。文中建議美國應該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外交事務」期刊是美國歷任總統候選人發表外交政策藍圖，以及當紅政學界菁英辯論國是的重要論壇。季禮的這篇文章雖然還不是美國的主流看法，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訊。 根據季禮的觀察，自從2005年以來，台灣與中國開始進入更緊密的政經關係，而主張和解政策的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之後，更加速這種緊密關係的進程。這是自從1979年美、台斷交並與中國建交之後，這種台、中之間關係升溫的情勢，造成台海局勢的最大挑戰。季禮指出： 目前雙方關係的解凍，在許多方面都符合台北的利益，但也讓北京能夠對台灣具有更大影響力。由於台灣內部已經形成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共識，這種關係解凍的情勢也對美國深沉的模糊政策造成疑慮，原本美國的政策是要兼顧台灣的利益（使其保有自治權）以及美國本身的利益（防範擴張主義的中國）。如今華盛頓面臨一個很嚴厲的抉擇：繼續在軍事上追求現實主義的方法 ─ 利用台灣來制衡中國崛起的力量 ─ 或是遵循自由派思維的替代方案，藉由台灣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來促進長期的和平。 對於美國如何面對台海變局的挑戰，季禮提出的自由派方案，就是美國應該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他也認為，台灣的芬蘭化有利於美國安全。 馬英九的「二度和解」將台灣推向「芬蘭化」 季禮在文中指出，1949年之後，在台灣的蔣介石與和在中國大陸的毛澤東各自成為分離的政治實體，彼此敵對大約三十年。但兩人在1970年中期相繼去世之後，北京開始關注國內的經濟發展，後來北京停止砲擊台灣的金馬外島，並歡迎台灣「同胞」到大陸旅遊、投資及探親。另一方面，在1988年開始主政的李登輝總統也認可開啟這種交流，雙方的海峽交流協會於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首度直接會談，展開雙方的「首度和解」。然而當美國核發簽證給李登輝來訪問康乃爾大學時，這個「首度和解」在1995年就遽然中斷。隨後歷經1995年和1996年中國對台海發射飛彈、華盛頓派遣航空母艦與雷達艦前來台海、以及台灣人民在2000年選出獨派的陳水扁擔任總統，兩岸關係在1995到2005年之間急遽惡化，這是兩岸關係的「再度凍結」。 季禮認為，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而馬英九在2008年主政後的和解政策，使台灣愈來愈走向「芬蘭化」，具體例證包括莫拉克颱風後，台灣雖讓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赴台為災民祈福，卻拒絕維族領袖熱比婭入境，馬英九本人在六四紀念日時不再批評北京，只輕描淡寫地以歷史傷痛帶過，都是不折不扣「芬蘭化」的表現。季禮的文章描述如下： 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由於強調區域暨全球影響力的大戰略興起，導致北京改變觀點；於是開始不把台灣視為意識形態上的緊急事務，而是一個務實與低調的管理議題。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預告了台灣對類似前景的重現。他承諾「不統、不獨、不武」，在幾個月之內，雙方對口單位的首長以迅速與空前的形式展開半年一次的會談，並簽署了二十餘項以往難以想像的協議。雖然大部分的協議都是經濟議題，但也具有政治意涵。造訪台灣的中國觀光客數量 ─ 包括台灣在中國沿岸長期軍事化的外島 ─ 暴增了十倍，達到每天3,000人。中國派出學生到台灣，雙方也授權每週270個直航的航班。先前限制雙方經濟整合的重大政治顧慮突然煙消雲散，台北與北京開始討論經濟與金融關係的「全面正常化」。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上的評價基礎 ─ 固定不變的國家利益，大致上已經完全鬆動了。 二度和解也包括很露骨的政治交易。先前中國允許台灣只能參與以經濟事務為主的國際組織，例如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合會、與世界貿易組織。在2009年，中國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的年會。雙方開始討論台灣出席有關民航、商業航運、氣象及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組織。 雙方也有「外交休兵」的默契：北京停止向台灣日趨減少的23個邦交國挖牆角，台北也在2009年首度放棄17年來加入聯合國的長期追求。馬英九在2009年7月當選國民黨主席，胡錦濤宣佈他希望「進一步深化政治互信」。隨著政治關係的升溫，台灣官員 ─ 甚至包括民進黨重要人物，例如高雄市長 ─ 也開始經常造訪中國。 跡象顯示，兩岸的二度和解將會持續前進。雖然雙方領導人的任期將於2012年屆滿，但眾所週知，胡錦濤指定的接班人習近平是兩岸交流的鼓吹者，同時，馬英九也從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所造成的政治傷害中復原了。只要民進黨在極端反和解與部分和解的兩派中繼續維持分裂態勢，他似乎篤定可以連任成功。 現在，台灣與中國以完全不同於過去數十年來主導兩岸關係的設想，來拉近彼此的關係。鑑於以往他們把彼此的關係視為軍事上的紛爭，如今雙方卻都抱持高度接觸、信任、以及降低武力威脅為前提的安全觀。同時，他們在經濟議題上的看法，也都把全球整合與競爭力置於國家保護主義之上。這意謂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關係有基本上的改變。 從赫爾辛基的芬蘭化到台灣的芬蘭化 要談芬蘭化，就先來了解芬蘭的歷史。被稱為「千湖之國」的芬蘭，從1154年開始接受瑞典統治，直到1808年的大北方戰爭，瑞典與俄羅斯交戰落敗，芬蘭被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軍隊佔領，此後芬蘭成為俄羅斯帝國內的自治大公國。在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後不久，芬蘭宣布獨立。二次大戰期間，1939年蘇聯全面入侵芬蘭，引爆冬季戰爭，並有1941年到1944年的繼續戰爭。為了保衛家園，抵抗蘇聯的芬蘭成為戰敗國的一員。戰後，芬蘭割地、賠款。割地區中42萬芬蘭人不願成為蘇聯統治下的子民，選擇當難民，向芬蘭國土展開大遷徙。到了1952年，芬蘭償清所有對蘇聯的戰爭賠款，但位處蘇聯強權身側的芬蘭繼續戰戰兢兢度過40年，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於1995年加入歐盟。芬蘭有句諺語「和平在人間，俄羅斯人都在莫斯科」，是一種「芬蘭識別」的獨特語言，表達出芬蘭人對俄國人的深沉痛恨。 所謂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就是冷戰時期位於蘇聯之旁的芬蘭，由於忌憚蘇聯的威脅，所以在外交與內政上採行順從蘇聯強權的政策，以維持本身議會民主制度與自由經濟體制。在1948年，芬蘭與蘇聯簽訂「芬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芬蘭承諾不與反蘇國家結盟，也不提供基地給任何國家來挑戰蘇聯的利益，換取蘇聯同意讓芬蘭維持自治及民主体制。在外交方面，芬蘭政府不僅不站在蘇聯的對立面，也沒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且在加入國際組織之前，也會事先取得蘇聯默許。在內政方面，芬蘭政府也避免社會出現任何對蘇聯的負面批評，並查禁反蘇的出版品。「芬蘭化」一詞出現在1960年代後期的西德，當時西德總理勃蘭特頻頻向共產國家示好，西德的保守派則以此新造詞彙加以諷刺。 但是季禮卻高度推崇芬蘭化的策略效益，他在文中的辯證寫道： 「芬蘭化」（Finlandization）一詞，乃是源自芬蘭在1948年和蘇聯簽訂的協議轉化而來，協議內容是：赫爾辛基同意不加入任何挑戰莫斯科的聯盟，也不提供基地給任何國家來挑戰蘇聯的利益。做為回報，克里姆林宮則同意維護芬蘭的自治權（autonomy），並尊重芬蘭的民主體制。因此，從1956年到1981年期間，在烏爾霍‧吉科寧（Urho Kekkonen）總統的領導之下，芬蘭在美蘇之間的關係當中，追求戰略性姑息與中立的政策，並限制國內輿論對蘇聯的批評。這項政策當時獲得芬蘭國內的普遍支持（儘管後來它的價值引起爭議）。吉科寧也受到美國朝野各界的讚揚，尤其是外交政策的現實主義者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他讚美芬蘭領袖的「沉著與堅定」。 1988年，丹麥的政治學者漢斯‧默理堅（Hans Mouritzen）在他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芬蘭化的一般理論，就是所謂的「適應性政治學」（adaptive politics）。默理堅強調，「芬蘭化的政權」（Finlandized regime）與「附庸國」（client state）或稱「魁儡國」（puppet state）根本上的不同，是前者對強大鄰國做出部分讓步，以便保證其國家獨立的重要元素，這種自願性的抉擇是附庸國辦不到的。不同於附庸國，芬蘭化國家盤算自己國家及週邊鄰國的長期利益，最好是對鄰近強權做出策略性讓步。這種讓步的主要動機，乃是基於地緣鄰近、來自強權的心理威脅、以及兩國在文化上的同質性。由於太過鄰近，強權並不需要展示真正的軍事力量，只要發出一些模糊的威脅，就可以改變弱小鄰國的政策。同時，小國也會意識到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在合理化國內政策的種種改變時，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芬蘭化對於以現實主義者為主的冷戰思維所造成的直接挑戰，就是芬蘭化的讓步結果，很可能使蘇聯強權對擴張勢力食髓知味。縱然有人反對芬蘭化的理論，也很難否認吉科寧扮演了終結冷戰的建設性角色。舉例來說，芬蘭在1969年提供雙方集團舉行會議的場所，終於產生一份明確保障人權和自由的共同文件：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 研究冷戰的歷史學家賈迪斯（John […]

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英文「Foreign」一詞，除了帶有外國、外交的意義，其實也帶有陌生、非典型的意涵；自從台灣自由時報揭露Foreign Affairs由Bruce Gilley所寫、提及「台灣芬蘭化」可能性的「Not So Dire Straits」一文後，這種看法旋即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這篇文章當然是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作為出發點，更何況「Foreign」一詞既然帶有不甚了解的意味，台灣人自然可以從自己的觀點對這篇文章加以分疏、批評；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引用之或是批評之，台灣人都要避免陷入簡單的二元邏輯，才能跳脫Foreign Affairs的預設立場，理出一個對台灣最有利的論述。 「台灣芬蘭化」欠缺立論基礎 首先檢視「台灣芬蘭化」可能性。猶記得2007年台灣試圖直接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時，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韋德寧（Dennis Wilder）表示過：「Taiwan，或者說ROC，目前不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國家（Taiwan, 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t this point a st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數十年來，美國政府不論由哪一黨執政，都再三強調美國的兩岸政策沒有任何改變，亦即上述對於台灣國家定位的立場從未改變。既然美國基本國策並未把Taiwan當成一個國家，何來讓台灣作為「芬蘭化國家」的可能？如果Bruce Gilley誠摯認為「台灣芬蘭化」是個具體可行的方案，是否應該先說服美國政府正視Taiwan的國家地位之後再說？ Bruce Gilley在文章中提到「芬蘭化國家」跟「附庸國」、「傀儡政權」之間的差異如下： 前者（指「芬蘭化國家」）對強大鄰國做出部分讓步，以便保證其國家獨立的重要元素，這種自願性的抉擇是附庸國辦不到的。不同於附庸國，芬蘭化國家盤算自己國家及週邊鄰國的長期利益，最好是對鄰近強權做出策略性讓步。這種讓步的主要動機，乃是基於地緣鄰近、來自強權的心理威脅、以及兩國在文化上的同質性。由於太過鄰近，強權並不需要展示真正的軍事力量，只要發出一些模糊的威脅，就可以改變弱小鄰國的政策。同時，小國也會意識到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在合理化國內政策的種種改變時，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芬蘭化國家」跟「附庸國」之間確實有所差異，但是「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這段文字，對於看過魯迅所著《阿Ｑ正傳》的讀者而言，是否有種似曾相識之感？弱小國家之所以選擇有限，不正是因為畏懼自己一旦跟鄰國強權兵戎相向時，整體國力不堪與之長期消耗嗎？芬蘭當初的選擇當然是一種基於現實考量，不得不退縮以求自保的作法，本來也無須多加非議，如果硬是要用「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說詞加以美化的話，其實不也跟阿Ｑ的「精神勝利法」相互輝映？ 另一方面，單從國內政策角度解讀「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也犯了邏輯上非常基本的謬誤。什麼叫做「中立」？不選邊站才叫做中立。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兩個強權彼此對抗的話，自然沒有選邊站的問題；沒有選邊站的國際情勢還有什麼「中立」與否的問題嗎？換句話說，唯有從國際政治的大框架著眼，才能釐清「芬蘭化國家」到底有沒有自主選擇中立的空間。 1948年的芬蘇協議，乃至1956年到1981年主導芬蘭政策的烏爾霍‧吉科寧（Urho Kekkonen）總統畢竟都是冷戰時期的產物，發生在一個由美、蘇所率領的兩大集團在好幾十年間一直維持相互對抗關係的全球政治局勢下，這才讓當時的芬蘭可以找到「中立」的空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則面臨完全不同的國際情勢；看看Bruce Gilley自己就在文章中呈現出兩種互相矛盾的說詞： 自從1940年代以來，台灣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一直扮演著戰略性角色。起初，台灣是對抗北韓共產主義擴張的緩衝器，最近則成為對付中國崛起的堡壘。台灣在東亞航線上居於戰略地位，如果中國持續限制美國海軍造訪香港，台灣也可以提供美國海軍另一個補給點。 以及 美國政府越來越需要中國的合作，來達成最優先的事務：維持國際上和平的自由秩序。在一大堆迫切的全球性議題上，美國需要北京的支持 ─ 從氣候變遷到金融穩定，以及防止核武擴散。 如果後一段論述為真——美、中兩國改採合作模式取代相互對抗的話——則美、中之間並沒有所謂「中立」地帶可供台灣「芬蘭化」；如果前一段論述為真，則Bruce Gilley把台灣視為「戰略包袱」（strategic liability）的說法，恰好顯示美國其實更應該檢討自身戰略漂移的問題，或許才是導致台、日、韓以及東南亞諸國不約而同在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強大壓力後，不由自主紛紛採取「適應性政治學」（adaptive politics）的主因。 眼不見為淨的「自由派思維」？ 「Not So Dire Straits」一文把馬英九當選後幾近毫不保留以中國馬首是瞻的行為，視為美國調整戰略佈局的大好時機，並且不由分說地把馬政府不復存在的民意基礎視為「自由派思維的替代方案」，試圖以「藉由台灣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來促進長期的和平」，為「台灣芬蘭化」的推論取得道德置高點；只不過，作者對於事實的認定實在錯得離譜，試舉其中幾例如下： 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是指「反分裂國家法」嗎？）……造訪台灣的中國觀光客數量 ─ 包括台灣在中國沿岸長期軍事化的外島 ─ 暴增了十倍，達到每天3,000人（這個數字已經是個笑話了）……中國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的年會。雙方開始討論台灣出席有關民航、商業航運、氣象及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組織（原來，WHO觀察員的身份限用一年！中國連台灣跟他國洽簽FTA都要阻撓，遑論加入聯合國轄下組織？）……馬英九也從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所造成的政治傷害中復原了（回到二成三的滿意度？）……他們在經濟議題上的看法，也都把全球整合與競爭力置於國家保護主義之上（把資本家利益置於平民百姓之上恐怕更符合實情）…… […]

林久雄 一、前言 今年11月21日，在東京由全日本航空（ANA）和讀賣新聞的贊助，召開了一次對應未來國際危機的模擬演習。針對安全保障，經濟金融和氣溫變動三部門，由麻省理工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長Richard Samuels為首的四位專家，設定操作的program。時點定在擺脫全球性金融危機後的2013～2020年。參加模擬演習的團體和代表如下： 1. 日本方面：眾議員4名、民主黨2名，自民黨2名。參議員10名（超黨派）。管理隊7名（由主辦者聘請）。 2. 外國來賓：美國隊7名（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組成）。歐盟隊和中國隊各5名。印度和巴西各1名。加上歐美媒體2名。共計35人。 二、背景 歐盟（EU）與美國因國際貿易和金融規制的意見對持，中國與美國在所謂G2的氣氛中，關係密切而加深。另一方面歐盟因天然氣（gas）的供給，與俄羅斯日趨親近。她們（美中、歐俄）開始形成新的二大集團（bloc）。 美日同盟因日本的政黨交替，顯示出積極性的強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因追求近利，使傳統友誼冷卻。 中國的經濟發展、加上軍備擴充、使俄羅斯不安產生的警戒心，深恐西伯利亞的中俄緊張復燃。 乍見program的設定，很接近現實的跡象。身在二大集團外的日本，若逢突發性的國際事件時，將如何排解，使不致於陷入困境。 三、由2013年到2020年 日本的經濟總生產（GDP），目前落在中國之後，退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政治強調「對等關係」，考慮修改美日地位協定和軍事基地問題。對集團自衛和武器輸出仍無推展的跡象。終至美日間的「二加二」會談，不再讓閣員出席。 2013年危機劇本（crisis scenario） (1) 安全保障 歐俄合資企業向日本提出合作開發民用客機。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對日本政府警告，可能洩漏美日共同開發的飛彈複合材料機密。 (2) 氣溫變動 接替京都議定書的交涉，邁向各國排放污染限額的達成。訂於2018年召開高峰會。（暗示2009年12月15日的聯合國氣候變動架構內的條約締約會議COP失敗）。 (3) 經濟金融 2013年一月，由於二氧化碳（CO2）排放權市場價格暴貶，德國的金融機構倒閉。預防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復發，對金融規制的態度，主要國家的意見對立。 2017年的危機劇情 （1）安全保障 （一）北韓 北韓於2017年1月，發射發彈落在往太平洋著落。日本發射M3迎擊失敗，要求安理會加強制裁，北韓負氣再度發射飛彈示威。 （二）阿富汗 此時阿富汗的反政府份子塔利班（Tariban）佔據巴基斯坦的核試設施。把核武物資運在接近伊朗邊界的途中。 （三）馬六甲海峽 日本的海上保安艦、在馬六甲海面與不明身份船舶遭遇交火。雖擄獲該船、但日方五人死亡。從船上搜獲核武物質、以及巴基斯坦人和中國技師。 （2）經濟 在俄投資的歐盟企業，由於公共投資條件不良、招至嚴重虧損，隨而引起倫敦和紐約股市下跌兩成。 四、演習結果 1.日本隊： 在2013年時，以不明歐俄真誠所在，拒絕民航開發的合作。因氣溫變動，與美中兩國一起協調太平洋各國消減排污10%，而日本堅持25%，日本在野黨批評不可能做到。可是美中二國不在記者會上宣佈消減10%。這是COP的不幸。 日本不取歐俄而靠近G2，二加二的閣員會商重開，美中安保再確認。美日間的FTA有進展、日本對農家發放戶制補助。 日本放棄CO2消減25%，使各國失望，高峰會延期。 2.中國隊： 中國關心的是麻六甲海面發生的事件。即刻招待記者，聲明中國非常關切塔利班的行動。將與上海機構（CIS）各成員國與巴基斯坦合作，處理這個嚴重事件。並在中巴邊界增強兵力，設置監視裝備。致於捕獲中國技師問題，向日本政府提議，由ASEAN主導來解決。 3.美國隊： 要求中國停止向北韓，提供能源和糧食。要求日本加強管理武器轉用物資。 同時第七艦隊增撥船集，在西太平洋待機行動。美國決定與日本配合神盾艦迎擊作戰計畫。 另一方面美國與中國和日本外交洽商，在安理會決議制裁北韓。獲得中國容忍制裁的答覆。 4.歐盟隊： 重點放在經濟方面，為貨幣統合，馬上設立歐俄委員會，來研究盧布和歐元。計畫2020年以後，俄羅斯加入歐元圈，以促進對俄羅斯的投資。 長期的展望，土耳其的加入歐盟之外，北非的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也開始交涉加盟。 歐盟關心對印度的FTA，如同日本對巴西的FTA一樣。 中國以多購美國公債，取悅美國，以獲得美國贊成中國創設亞洲通貨（亞元）願望，並與美元和歐元同做世界金融基軸。美、中、歐三方共出一千億美元（10兆日圓）給IMF做救助歐洲金融機構之用。 五、分析 1. 基本假設，以為世界兩大集團化，日本被迫在國際上孤立。但演習開始，各國團隊都朝向多國間的國際協調行動。日本隊選擇尋求美中的合作，以處理安保、氣侯變動和經濟問題。在貿易方面，致力日美、日歐的FTA交涉。為應付國際金融危機，美歐日中都同意IMF的強化彼此協調將是當今的大潮流。 […]

金恒煒／《當代》雜誌總編輯 九十二歲幾瀕於死的史明老先生，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熱烈人群簇擁下，坐著輪椅從日本飛回台灣；即使中國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也有文有圖加以報導。史明是台灣「最後一個黑名單」，一九九三年才回到故鄉。即使遠在日本，史明卻是挑動國府當年最敏感神經的人物，因為史明而受牽連的大政治案件至少三起，尤以九一年的「獨台會案」影響最大。九一年五月九日凌晨五時五十分，法務部在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一聲令下，闖入校園逮捕了清華大學研究生廖偉程及台大碩士甫畢業的陳正然等四人，罪名是閱讀史明《台灣四百年史》，認定是史明「獨立台灣會」在台發展的組織，引發了全台的震動，是為「獨台案」。 當時的總統是李登輝，行政院長是軍頭郝柏村；台灣正處在開放與未開放之際。「獨台案」竟而成為打破「白色恐怖」的切入點，拯救四人是以「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為主導，進行了大遊行、大示威，主要訴求是「郝柏村內閣下台」、「廢除刑法一百條」、「情治單位退出校園」、「無罪釋放獨台會涉案人」，不到一個月所有的訴求幾乎全部達成，廢除「刑法一○○條」至遲到九二年五月終於終結。史明形同打了一場「不在場」的戰爭，九三年回到睽違四十一年的故土。 九一年讀史明的書都要坐牢，十八年後的今天，史明卻像英雄般受到歡迎，如滄海桑田的變化正是台灣進程的最佳寫照。再引《天下雜誌》十二月所做的國情調查，是在這次地方選舉國民黨縣市長受挫、得票率大減之後出爐的，其中問及「請問你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還是都是？」結果，六十二％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廿二％，自認是「中國人」的僅有八％；最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到二十九歲——也就是史明返台那一年之後出生的——年輕族群，自認是台灣人的，高達七十五％，為同類調查最高，三十歲到四十九歲的次高，甚至超過六十歲以上的這一現象，也打破了統派對獨派「一高二低」（年齡高、學歷低、收入低）的醜詆。 重點還是回到馬英九的執政，也還是以《天下雜誌》一年一度的國情調查為準。去年十二月同樣的國情調查，《天下雜誌》分析有關統獨的民調：「一九九四年開始，國情調查開始分析台灣人民對於兩岸統獨發展的意向；最新數字顯示，期待獨立（包括儘快獨立及長程目標獨立兩者）的比例為歷年最高，達二三．五％，遠高於陳水扁八年執政時期的數字；而期待統一（包括儘快統一與在一定條件下統一）的比例是歷年最低的一次，為六．五％（去年為七．六％，更早前則一三％到一八％之間）」。根據淡江大學張五岳教授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表示，這是出於馬英九急速改變與中國關係所致。從○八年五月馬英九執政到○九年「三合一」選完，顯示出台灣民意與馬英九「終統」成反比，馬英九愈向中國靠攏愈強調「中國化」，台灣民意則愈向「台獨」及「台灣」走。馬英九儼然成為「獨立」的推手，比前總統陳水扁還有效、還有力。 馬英九不僅是「台獨」的推手，同時也是民進黨最佳的助選員。去年年底縣市長等的「三合一」選舉，是馬英九強取黨主席之後的第一戰，馬披掛上陣輔選，從台灣頭拼到台灣尾，結果敗軍。馬英九硬不認輸，只怪罪「大環境」不好，「經濟如此不景氣，失業率如此高」，故而宣稱只要把經濟搞好就能贏。隔天故意放出消息說，府院高層開會馬把「飯盒」吃得精光，表示心情沒有受影響云云。然而真的是因為經濟問題嗎？陳水扁二○○○年初次掌國政，經濟真的不好，但次年的立委與縣市長選舉大勝！為什麼不會垮在「經濟」上呢？可見「笨蛋，問題不出在經濟！」 老實說，「三合一」失敗是必然的，說得迷信一點，馬英九的好運在二○○八年大選用完了，從此之後一路下滑，二○一二年恐怕要出局了。（見筆者去年十二月號《開放》文）馬英九的敗選不是自「三合一」始，國民黨立委李慶安隱瞞具美國國籍之實，依〈選舉罷免法〉不能出任公職，事發了硬賴到賴不下，終而辭職，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補選，台北市大安區是文教區，也是國民黨鐵票區，雖然國民黨的蔣乃辛勝出，不過得票率從李慶安的十萬票海削了一半，只拿到四六千票。這不是唯一的例子。雲林縣國民黨立委張碩文賄選定案，故而九月二十六日補選，民進黨的劉建國以七萬四千多票壓倒性的勝利，而藍營兩組人馬合在一起也只有五萬多票，比張碩文當初拿到的七萬九千多票足足少了二萬六千票。這是其二。與雲林補選同一天，澎湖進行博奕公投；這是馬英九大選時的公開承諾，澎湖縣政府替馬兌現支票，拉抬開賭派打壓反賭派，甚至在投票當天包下所有飛往澎湖的班機座位，結果澎湖的第一次公投，竟然不贊成壓倒贊成。這是其三。 從台北市大安區立委補選到雲林縣立委補選到澎湖公投，已經看得出來藍營的鐵票生鏽；所以「三合一」選舉，國民黨注定失敗。馬英九在投票之後的第二天接見日本媒體，強調ECFA非簽不可，「江陳會」四大決議非談不可；套行政院長吳敦義的說法，「已沒有別的路可走了！」，馬英九何嘗不知道危機？不然為什麼會把迢迢滯美的「心腹」金溥聰召回來出任秘書長？金溥聰與馬的關係，外間傳言紛紛，立委李俊毅甚至用「超友誼」來形容，可見事急了，也可見馬遭遇到的凶險已不能粉飾下去，尤其接下來七位立委補選，（四位都是國民黨因賄選而補選）以及直轄市「五都」之戰，然後就是國會改選與一二年的大選了。 零九年十二月補選三席立委，民進黨全拿，大贏，過四分之一的門檻，於是在立院掌握提案權以及罷免總統權。接下來四席立委補選，民進黨看來勝?在握。最關鍵的五個直轄市之戰，民進黨保有南部的高雄與台南，重點在，能不能拿下台北縣升格的「新北市」？現任縣長周錫瑋施政是全台各縣市之末，民調極低，相反的，也做過台北縣長的前行政院長蘇貞昌，若而願意投身，取新北市若探囊。重點是，台北縣就像「三合一」選舉中的宜蘭縣，輸贏就在此役。以馬英九一路下滑的民調以及施政的無能，加上民心盡去，民進黨不只坐二望三，甚而可以望四、望五。因為台北市的郝龍斌民調也不高，任內收拾不了馬英九留下的爛攤子，貓攬已掛了一年多，捷運「柵湖線」成了「詐胡線」，台北市也有變天的可能。至於台中，過去是省政府所在地，基本上是藍色思惟的大宗，形同小台北。不過「江陳會」移師台中，過去的抗議示威集中於台北、高雄兩市，台中從來都是化外之地，這是第一次遭逢全國大示威，而台中市長胡志強與馬英九一樣，出自職業學生，兩屆市長任內從不必面對逼人的大風大浪，所以「江陳會」形同台中直轄市選戰的前哨戰，可惜民進黨沒有掌握機會。目前台中黑派大老陳庚金退回國策顧問一職，明顯另有所圖；金溥聰挫迾等。 馬英九真正要害怕的是五都選舉。馬英九一味傾中，明顯與主流民意杆格，《天下雜誌》的國情調查，有六一％的人擔心經濟過於依賴中國。○八年大選前，馬英九一方面推出「馬上好」的口號，另一方面打出「六三三」(經濟成長率六、國民所得每人每年三萬美金及失業率降至三％以下)的經濟牌，而且一再強調「他馬的，就是愛台灣」。選上之後，全部跳票而且反其道而行，去年年末縣市長選舉時又大打電視廣告「捍衛主權、保護台灣」，已然失效，「江陳會」之前，也猛打「保護中華民國」的電視廣告，也老實說，人民不會再受騙了，即使馬透過美國來的楊力宇放話：「統一在台支持度低」，「任內不能統一」等等，也奏不了效。相反的，行政院長吳敦義接受電台訪問語出驚人說：「白痴才搞台獨」；這才是馬英九內心話！ 台灣從李登輝的十二年到陳水扁的八年，整整二十年的民主會不會毀於一旦？用黑格爾「理性的狡獪」來看，馬英九以七百多萬張選票出任總統，恐怕是「歷史的狡獪」。

中山大學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現階段台灣唯一的敵人就是中國，討論台灣的安全事實上就是在想辦法抗拒中國的併吞。單靠台灣自己的力量是不足與中國對抗，可是依國際現勢，也不是可以任由中國併吞台灣。中國也很清楚，以武力併吞台灣所付出的代價太高，且不見容於國際社會，若由台灣自己投入中國的懷抱才是上上之策。 不只綠營人士抗拒中國的統治，連大部分藍營支持者也不願意投向中國的懷抱，甚至於「心懷祖國」的部分新住民（外省人）也只願意回中國探親，就是不願意回他們的「祖國」定居。顯然的，要台灣居民自己投向中國的懷抱是不可能的。 有不少綠營人士覺得民進黨沒有機會參選下一屆總統，因為他們認定在選舉前馬英九就會投降中國。這是多慮了，連藍營支持者都不願意生活在共產黨的社會，台灣人不會讓馬英九將台灣送給中國。大家該擔心的是馬英九是否會築一條單行道，由台灣通往中國，使台灣回不了頭。 馬英九可能築成的單行道就是「寄生經濟」，將台灣的經濟寄生於中國，使台灣人依賴中國吃飯，如此就可以完成經濟統一。完成經濟統一之後，政治統一就自然形成。二○一二年以前因為馬英九規劃連任總統，不至於與多數台灣人對抗，然而若是讓他有機會連任，他可以不理會多數台灣人的意見，反正罷免總統的門檻太高，台灣人沒有機會以罷免的手段阻止他建築單行道。 依照目前的選舉制度，綠營的國會席次沒有機會過半，幸好國際事務與對中關係屬行政權，不是立法權，否則台灣淪入「鐵幕」是必然的。綠營只要取得總統寶座，掌握行政權，就可終止單行道的形成，所以二○一二年是關鍵年，綠營若不能獲得行政權，前途如何是可以預估。 中國國民黨的人脈關係遠超過民進黨，先天上民進黨就居弱勢，可是在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竟然可以略贏中國國民黨，其原因相當多，最重要的一項是中國國民黨長期執政，權力與腐化是一體的兩面，中性選民認定中國國民黨腐化，而民進黨清廉，所以擺脫人脈的束縛而投綠。可是二○○六年以後民進黨的「清廉牌」崩潰，民進黨的氣勢也跟著崩盤。 在綠營內部陳水扁有很多朋友，但也樹立不少敵人，可是在二○○○年及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時，綠營內部絕大部分反扁人士紛紛表態挺扁，因為陳水扁是綠營的精神領袖，政治人物不挺扁會被群眾淘汰，成為綠營精神領袖的陳水扁算是輕易的整合各派系。 早期民進黨支持者不太介入初選，就算介入初選，也只是幫自己所支持的對象拉票，不做負面的攻擊，算是不介入民進黨內部的鬥爭，可是民進黨執政之後出現大變化，支持者紛紛押寶，為了效忠「主人」，嚴厲的打擊對手，形成嚴重的內鬥。總統候選人出線後，內鬥的傷痕還是不能弭平，總統候選人因而不能成為綠營的精神領袖，更不能整合派系。二○○八年的總統大選，是謝長廷自己在選總統，不是民進黨。 今年的三合一選舉，民進黨總算爬出谷底，桃園、台中、台東三縣的立委補選，民進黨又有斬獲，綠營執政總算是露出一線曙光。雖然某些自認為是大老的人猛澆冷水，可是擋不住民進黨的回春。民進黨所以出現進步的跡象，最重要的因素是候選人勤於耕耘基層。 民進黨的進步，除了候選人的因素外，民進黨逐漸擺脫「貪腐」形象也是重要因素。某些自認為大老的人物嚴厲的抨擊現任的黨主席，事實上蔡英文的表現並不差，能夠擺脫「貪腐」形象就是大貢獻之一。氣勢跌落谷底的政黨不可能一夕之間恢復氣勢，能爬出谷底就是好的開始。 民進黨有兩個致命傷，其中一個已逐漸康復，只要不再出紕漏，到二○一二年的總統大選時，應該可以擺脫「貪腐」的形象，但還有一個致命傷還吊在半空中，是否可以消除不得而知。三合一選舉及立委補選都屬地方選舉，沒有出現內鬥並不代表全國性選舉也能出現如此好景。 民進黨目前的致命傷是還未出現精神領袖，只要出現群眾的精神領袖，就可以整合派系。若是民進黨「大咖」的支持者像以前那樣挑起內鬥，總統候選人就不可能成為群眾的精神領袖。追求好處是人的天性，綠營支持者就算要押寶，也不應該挑起內鬥。宣揚所支持對象的優點，不必抨擊對手的缺點。若是自己能力太差，沒有那份本事宣揚所支持者的優點，就不要介入初選。 陸委會主委為了表示關心台灣，曾經要求對岸撤除飛彈，只是中國並不理會。就算中國撤除飛彈，還是隨時可以恢復原狀，所以要求對方撤除飛彈並無實質性的意義。況且中國的飛彈是用來威脅台灣，未必是要用在發動戰爭。中國自己很清楚，能夠透過經濟征服台灣才是上上之策。 中國各地的文化、風俗習慣有很大的差異，又出現嚴重的貧富不均，所以政局相當不穩定。對岸政權雖然強烈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事實上未來有幾個中國還未得知，中國目前是以高壓統治的手段來穩定政權，這種國家有可能分裂，到時候變成台灣人主張「一個台灣」，至於幾個中國不必勞煩台灣人操心。 獨派人士目前是等待時機建國，但必須維持台灣不被併吞的現狀，若先被併吞，就算中國分裂，台灣也難以建國。目前最重要的是取得行政權，以砍斷馬英九規劃的單行道。獨派人士不只不可以介入民進黨的內鬥，更要協助該黨建立制度，消除內鬥，如此才可能產生綠營的精神領袖，進而取得行政權。

第14期出版說明 編輯組   【出版說明】 台灣社會普遍對中國現狀缺少瞭解，在突顯經濟因素的時代，推動經貿、獎勵觀光，使台、中關係恍如處於太平盛世，對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視若無睹。加上一年來馬政權以推動ECFA為至上國策，喪失國格也不以為意。 今年以來教育部急於對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定案，特別指定非歷史專業人士為委員，提出課綱甲案，對中共歷史美化，營造台、中兩岸和平假象；對於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六十年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等等殘害中國人的悲劇，都不擬列入教科書，目前尚在爭議中。 適逢機緣，本期刊出天安門事件決策過程的兩篇第一手史料（原件資料），除了原件刊出之外，另撰文對背景加以說明，並以「提要」舉出內容重點，以饗讀者。 從天安門事件可以看出北京政權的行為模式之外，刊出「美國智庫對中國人的15條評論」一文，做為瞭解中國人性格的參考。台灣自1945年以來受「中國化」政策的洗腦，許多人也染上惡習，此文正可以用來檢驗自己，做一番「洗心革面」的檢討，而對近代合理主義的普世價值之重新認知。 東亞大陸自古以來國家林立，有長遠的歷史，自1912年以後在這個地區出現在法制上以「中國」為名的國家──稱作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聲稱繼承古代文明（有孔、孟的仁義道德哲學）。實際上在當代他們製造了白色恐怖與赤色恐怖，後者自1949年以來殘害中國人民、禍及全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舉行的46次核子試爆，殺死75萬人，輻射線受害者129萬人，其罹患症狀，有急性死亡、有慢性死亡的；其罪愆不亞於希特勒的「種族屠殺」，另還波及無數的觀光客，但台灣媒體幾無報導。 日本札幌醫科大學的高田純教授專門研究核災害學、放射線防護學與醫學物理學。2008年7月以日文發表《中國的核實驗》一書，引起世人的注意。另外在去年6月號的《正論》月刊撰文報導，本刊透過本會暨台灣安保協會理事蔡焜燦先生與該刊編輯長上島嘉郎先生連絡，取得同意，翻譯該文；謹向兩位先生與原著者、譯者致謝，他們皆用心於人道關懷。 本刊上一期刊載中國的失業率問題，指出中國的失業率只計算都市，農村的情形不計在內。到底中國的失業人數有多少？今年3月22日溫家寶（總理）在北京會見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外國主要代表時，透露失業人口有2億人。但這數目是否為保守之估計？本刊在第11期的「不要讓中國拖垮台灣」一文，介紹一個說法是3億人。當然，此問題尚待商榷。 本期刊載「中國就業前線出現異狀」一文，是針對大學畢業生失業情形之報導。中國大學生失業之多，主要是中國產業未能提升所致。中國大學生失業者已成「流民聚落」，馬政權的政策擬引進所謂「專業人士」來台，勢將造成知識青年的大幅失業，這關係到台灣的「社會安全」與「經濟安全」。 「面對台灣的民主困境」一文是關於民主政治的住民參與問題，目前台灣的「鳥籠公投法」是限制民權、危害民主政治的惡法。作者介紹的各種學理觀點，為目前台灣深入民主化過程需要參考的課題。 國家的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是軍事與外交，但馬政權採購軍備有意拖拖拉拉，外交方面則以「外交休兵」的鎖國政策，放棄開拓國家的國際地位，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有意放棄主權國家的地位。本期的「檢討台灣的國防政策」一文，文簡意賅，指出陳水扁時代與目前國防政策的差異。國家的防衛，沒有所謂「專守防衛」或只買「防衛性的武器」的道理，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兵法」。總之，此文所提問題，大家應多關注。 編輯組 

／解說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一、 「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根據記錄整理）」（原題） 二、 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張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1989年5月24日（根據記錄整理）」（原題） 一、關於天安門事件（一般說明） 中共政權「六四」的夢魘 每年面臨6月4日的到來，中國共產黨緊張，處於戒嚴的臨戰狀態。尤其是去年的2009年更是緊張的一年；是五四運動的九十年、達賴喇嘛亡命印度的五十年、中共「建國」的六十周年、天安門事件的二十周年。另外，民族衝突迭起，7月5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事變，中國當局發動武裝警察與公安特警隊在烏魯木齊槍殺維吾爾人，此事已有世界維吾爾會議日本代表Ilham Mahmut以日文發表專書《7‧5????虐殺?真實》（寶島社，2010年1月23日發行）。雖然以武力鎮壓的態勢中國渡過2009年這一年，但天安門的夢魘仍舊持續的存在。 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有兩次，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是指1976年1月周恩來死，6月4日追悼聚會，群眾與當局發生衝突。這一次事件與反「四人幫」有關，但被當權者貼上「反革命事件」的標籤。 1989年發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發生在1989年，也經常被稱作「六四事件」；這一次事件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群眾發動軍隊慘殺，實際上是在6月3日晚上，這一事件震驚全世界，通常指的天安門事件是指此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本文所涉及的，即是這一次事件。 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國際環境 天安門事件發生的背景，有國際潮流與中國內部的原因。國際背景影響中國的自由民主化運動。自1988年起全球的自由民主浪潮澎湃，自1985年戈巴契夫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以來，美蘇談判揭開冷戰結束的序幕，1988年戈巴契夫在共產黨大會上宣佈改革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接著釋放政治犯，翌年為受害者平反等措施。 東歐的民主化更加激盪，匈牙利、波蘭、東德、羅馬尼亞的變化，更集中在1989年。以後的年代有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以及喬治亞、克羅埃西亞（Croatia）、斯洛維尼亞等國家的獨立。整個潮流，影響亞洲，對中國也不例外。以上是全球民主化的背景的鳥瞰。 中國內部的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一直籠罩在政治鬥爭的陰影之下，人民沒有好日子過。自由化與民主化是人類獲得尊嚴的起碼條件，在專制統治之下，常藉紀念事件、如追悼周恩來而發生群眾運動；但周恩來仍舊是一丘之貉，實際上並不能作為自由化、民主化的象徵。 中國在四人幫、華國鋒之後，是鄧小平的專制，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11屆3中全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與全面近代化。這使國際上誤以為是民主化的政治開放。 78年末到79年初，為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有「北京之春」的民主化運動，但鄧小平毅然逮捕魏京生，對這運動採強硬措施。這說明中國人民要從下而上的改革運動是不可能的。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的專政派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即一、堅持社會主義道理，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要救經濟，不能不改革，但四項基本原則很清楚的告訴中國人，要民主化、自由化是不允許的。 1987年1月胡耀邦以總書記的身分被迫下台，1989年4月15日死去，4月16日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追悼胡耀邦，並要求恢復他的名譽。從此發生持久性的學生運動，一直到「六四」的大屠殺發生 。 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獻 天安門事件距今已21年，這期間有不少資料與專著問世。舉例來說，在2001年美國的紐約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英文的《天安門文件》（見2001年1月7日的《中國時報》）。又如信奉社會主義的歷史學者姬田光義教授，當時在天津南開大學從事研究（自1988年3月起，1989年7月因形勢緊張而離開），將天安門事件前後的見聞寫成《中國──民主化運動?歷史》（青木書店，1990年4月15日發行）。書中附有「北京‧天津的66日—1989年4月15日~7月7日」的時程記錄和見聞記錄 ，但這主要是對群眾運動方面的見聞，對當權者的決策過程並不瞭解。但當時事件發生，台灣國內尚不知究竟，筆者便判斷是「鄧小平之獨夫行為」 。 簡介兩篇文獻 此次刊載的兩篇資料，如上文標題所示：一是5月22李鵬等四人的會議記錄之原件，一是5月24日楊尚昆向軍頭疏通的會議記錄原件；意在調整「共識」，下達幹部，準備出兵屠殺。 當然，這兩件文件是內部不少會議中的兩件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北京的「行為模式」與「決策過程」，它的情形與朝代政治的宮廷鬥爭有相似之處。在台灣面對北京時，應該對北京當局的行為模式與決策過程做一番瞭解，筆者曾因此著文提倡研究「北京學」 。 這兩篇文件的由來是一位在新加坡大學的教授到北京大學講學，離開時由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送給他的。二十年前轉贈給我。 文件的紙張大小，介於B4與A3規格之間，與一般國家的規格不同。5月22日的文件有3張，另一文件是3張半。兩文件的紙質皆帶黃色，質劣。印刷方式以打字，用舊式謄寫版式的油印，印製不佳，字體是簡體字。以上是關於文件形式的簡介。 二、「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根據記錄整理）」一文之「提要」 關於上舉文件，筆者列舉「提要」如下： 1. 關於文中所舉的4月26日《人民日報》之〈社論〉，題作「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對此，趙紫陽（總書記）要鄧小平承認錯誤；李鵬與楊尚昆等反對。 2. 5月3日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李鵬、姚依林、李錫銘、喬石、楊尚昆要求趙紫陽的談話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趙不同意。 3. 文中指趙紫陽「亞行」是赴北韓；回國是在4月29日。 4. 李鵬（總理）對改革開放的主張，不歸功趙而歸功鄧小平，語氣諂媚。 5. 趙會見戈巴契夫是在5月16日；趙透露最高決策者是鄧小平，這一點成為趙最大罪狀和被鬥垮的要因，國際上的報導也多認為如此。 6. 此文件的談話在5月22日。原訂5月21日戒嚴，提早在5月20日發佈，楊尚昆強調唯有如此纔能保住北京的「安定」。 7. 楊尚昆主張「無可退」，「退」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一退就垮了」。軍頭遵照鄧小平的旨意，主張出兵屠殺。 8. 從這一文件與5月24日楊尚昆對軍方的講話，知道軍隊的調動與佈署已經完成，要軍方不能有開明派，楊要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之軍委將旨意下達。 9. 讀者若綜觀兩個文件，可以列出最高決策者是一批老人；當時有「八大老」的名詞。但該國的政權最高機構應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文件明白顯示不給「人大常委會」討論，以免發生「枝節」。可見人大會是橡皮圖章，可以不理會，政權與治權皆掌控在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決非中國人民的國家。 三、「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1989年5月24日（根據記錄整理）」一文之「提要」 […]

（根據記錄整理） 1989年5月24日   軍委決定召開緊急擴大會議，請各大單位主要負責同志參加，主要給同志們說一件事情，現在北京局勢還處在一個混亂狀態。雖然宣布了戒嚴，但實際上有些戒嚴任務沒有執行。有些執行戒嚴任務部隊受阻，為了避免正面衝突未強行通過。經過工作，現在多數部隊已進駐預定位置。前幾天還更亂，所有軍牌的車都不能通行。這樣的情況還不說是動亂？！首都的狀況就是動亂。這個動亂並沒平息。 一個多月來學生運動時高時低，總的是向高的發展。從耀邦同志逝世時開始一直到現在，大街上直傳的口號幾次變化，耀邦同志逝世時的口號是要為耀邦同志平反，接著就是「打倒共產黨」、「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敗政府」。那時還沒有普遍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只有少數地方有。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以後，學生把口號改了，不講「打倒政府」、「打倒共產黨」了，改成「清除腐敗」、「打倒官僚」、「擁護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擁護四項基本原則」。五月四日以後，突然我們有的同志說，這次運動是愛國的、是合理的，這一下子又掀起了一個高潮，之後，又發展到絕食。這些情況李錫銘同志有個講話，很詳細，中央已經發了，請大家看材料，這裡就不詳細說了。黨中央總是想緩和群眾的情緒，把事情平靜下來。但是他們越鬧越大，鬧得北京失去控制。同時，外省有一個時間也是比較平靜的，現在又鬧起來了，差不多各省市都鬧起來了。總之，我們每退一步，他們就進一步。目前集中一個口號就是「打倒李鵬」，這是他們內部規定了的，其它口號就不要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現政府。一段時間安定了，中央某人說話或者一篇文章出來，又起來了。然後又下去一點，接著又起來了。到了最後，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嚴。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麼搞得首都這樣失去控制？全國都發生大的遊行示威，而且提出來的口號專門對著國務院，為什麼會這樣？前不久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還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鄧大姐，對這件事情都非常憂心，事情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經過分析事情發展的過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裡頭，但根子是在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不同的聲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說法，就是有兩個司令部。本來二十六日的社論精神是堅決反對動亂，這是經過常委討論決定的，是小平同志同意的。當時紫陽同志不在北京，在朝鮮，把常委決定和小平同志意見打電報告訴了紫陽同志。他回了電報，是同意的，完全擁護的。但是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國，首先就提出來，這個社論定的調子太高了，定性是不正確的。這個社論講了反對動亂的問題，指出這場動亂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其性質是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而他認為這是愛國的學生運動，他根本不承認這是動亂，一回來就要中央按照他的說法，要宣布這個社論是錯誤的。五個常委中另外一個聲音就出來了。接著他就講了好幾篇話。第一個是五月三日講話，是紀念五四運動的，當時還看不明顯，他很長一段講了動亂，說我們中國經不起動亂，這都是好話。但是裡頭有些話，說學生運動還是愛國的。最明顯的是接見亞行理事會理事的講話，這個話你們回去好好看一看，講學生是一個愛國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然後就提出我們確實有很多腐敗現象，是和學生想到一起了，我們將通過民主、法制解決這些問題，這個講話根本沒有說二十六日社論是否正確，繞開這個問題。但是動亂他講了。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發言。所以鄧主席就講，這次學生鬧事經過幾次反復，兩種聲音出現，就是指的趙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這是一個轉折點。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在學生面前，學生更起勁了。所以就曾經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這期間，中央常委多次開會，說調子不能再變了。但是他堅持意見，在小平同志來開會的時候，他也堅持了他的意見，說他想不通，在學生運動性質這個問題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說法和常委其他幾位同志的說法保持一致，因此，他就提出要辭職，說他幹不下去了。後來我勸他，這個問題大得很，如果把性質變了，我們就都垮了，學校廣大的教員、校長，積極的學生統統都要挨個耳光，毫無立足之地，一直在學生中做工作的大學生黨員、幹部、校長等都要被打下去。這個時候學生就提出要成立他們的新的學聯，反對原來舊的學聯，而且要他們自己選舉，北京也出現有些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樣子，如北京大學占領了學校的廣播台，把學生會的牌子砸了，政法大學也出現，好幾個大學都出現了奪廣播台，甚至破窗而入。現在的問題是把黨內兩個不同的聲音完全暴露在社會上，學生覺得黨中央有一個人支持他們，因此越鬧越厲害，要求開緊急人大常委會，開緊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目的就是要明明白白地想用這些組織作出一條決議，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照他們的說法學生運動是一個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你們想一想，如果人大常委會作出這麼一個決議，那不是等於把前面那個社論都推翻了，現在他們正在積極搞這個事情，還在發動簽名。面臨這麼一個情況，我們怎麼辦？先念、陳雲同志都從外地趕回北京，要求無論如何要開會，要確定一個方針，究竟怎麼辦。當然還有其他一些老同志如彭真、王震、鄧大姐還有我們兩位老帥，都很關心這個局勢。究竟是退，還是不退？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不退，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我們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方針。多少年來，幾位八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一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倒台，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就是美國杜勒斯所希望的，經過幾代之後我們的社會主義要變成自由主義。陳雲同志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說這就是要把幾十年戰爭所奪得的人民共和國，成千上萬的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成果統統毀於一旦，就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北京的同志看得很清楚，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陽同志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人，你們看他講了些什麼話下！稍稍有腦子的人都覺得他講得沒有道理。第一，他說我們來遲了，就哭起來了；第二，說情況很複雜，有好多事情現在解決不了，經過一定的時期終究可以解決，你們還年輕，路長得很，我們老了，無所謂。講了這麼一篇調子很低沉、一片很內疚的話，好像他有很多委屈說不出來。北京多數幹部看了他那個講話，都說這個人太不講組織原則了，太沒有紀律了。當天晚上召開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本來安排他要出席的，但一到開會的時候，他突然不去，這樣一個重要會議，總書記不參加，人家馬上就看出了問題，原來安排他講話，他不到，等到開會的時候，大家還在等他，這個時候，軍隊就開始向北京開進了，原來是21日0點宣布戒嚴的，因為這個形勢不戒嚴不行了，所以就提出來20日戒嚴。那天本來沒有安排我講話，臨時不能不講那段話，因為軍車阻在那裡，不講幾句怎麼行呢？所以我講軍隊是奉命來到北京，是維護治安，絕不是對付學生的，你不信以後可以看。 社會上流傳的有那麼幾個研究所散布的材料，他們冒充人民日報印號外，講了五個問題，這個東西總政（編者按：「總政」是「總是」之訛？）可以印給大家看看。材料說趙紫陽同志提出的這幾個問題，統統被常委否決了，根本沒有那回事，比如其中提出今後要納入民主法治的軌道解決問題，大家贊成的嘛，準備萬里同志回國後召開人大常委會。近一個月的時間，大家都在做趙的工作，說不能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否定了我們就站不住，他聽不進去。等到小平同志和我們幾位老前輩決定了不能退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平同志，說我不能幹了，我的想法與你們的想法不一樣，我思想上跟不上，我參加常委工作會妨?常委執行幾位老同志出的主意，包括鄧主席在內。但當時他同意：第一，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這是最重要的一句話，退還是不退，總要有個決斷。小平同志同幾位老同志決斷了不能退，所以他表示了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第二，我少數服從多數，小平同志說這是對的，是黨的組織原則。最後他就摔挑子了。 所以我們說，問題的根子在黨內。關於這個問題，小平同志已有兩次講話，一次是說我們出了經濟失調、通貨膨漲，經濟過熱這些現象，這在五年以前就有了的，特別是最近三年比較嚴重，沒有採取預防的措施。另一次是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說現在黨內有不同的聲音，就拿趙來說，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和胡耀邦是一致的，如果把反對自（編者按：「自」應是「資」之訛）產階級自由化的工作進行到底，也就不會出現現在這種情況，特別是反精神污染，只進行了二十天就罷了。這次事件和反對自由化不徹底有關，和不搞反對精神污染有關。所以說，紫陽同志說的話與胡耀邦同志不反對自由化性質是一樣的，這就把問題講透了。還有一次，小平同志和外國人談話，說我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十年最大的失誤是對教育重視不夠，接著說對在開放條件下進來的思想，我們沒有進行艱苦工作，沒有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所以他講的是兩面，一個是教育、一個是精神文明，不是只講教育經費不夠。小平同志思想是一貫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做「四有」公民。 現在擺在面前的就這麼一個問題，怎麼解決？今天我想給軍隊各大單位的同志先打個招呼。中央考慮來考慮去，勢必要換領導，因為他不能執行中央的指示，同時另外還有一套。他就是要通過這樣一套立法程序達到他的目的，因為在黨內政治局大多數不同意他的意見，常委裡只有他一票。趙紫陽要辭職，傳到外面去了，現在外面就放出空氣，說是七老八十的人，怎麼能解決問題呀！我說這個問題很好回答。這是政治局常委多數作出的決定。這幾位老同志在黨內威望最高，歷史最長，而且對黨對國家有重大貢獻，小平同志不用說，先念、陳雲、徐帥、聶帥、鄧大姐、彭真，還有王老都是有重大貢獻的，在黨和國家這樣緊急關頭，他們怎麼不能出來說話！他們不能眼睜睜地看國家處於危亡狀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應屬的責任。現在有人散布說沒有什麼黨，都是一個人決定的，這是非常錯誤的，這件事的處理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多數人作出的正確決定，陳雲、先念，包括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完全支持和擁護這一正確決定。戈巴契夫來華，趙紫陽對戈巴契夫講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地位，是完全應該的，但是發表消息時，劈頭就講這個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說所有重大問題都是小平同志決定的。稍有頭腦的同志都覺得是一篇推卸責任的話，把小平同志擺在前面，說明一切錯誤都是從他那裡得來的。最近他有這麼一系列的東西，我相信，你們都會有些感覺的。 現在全黨必須團結起來，一心一意貫徹4．26社論精神，只有進不能退。今天就是給你們打個招呼，有個精神準備。特別重要的是軍隊無論如何要鞏固。軍隊是不是都思想通呢？這就要靠你們去做工作，我想大軍區一級的同志沒有問題，但軍以下會不會有人有問題呢？現在還有人說，軍委有三個主席，為什麼鄧小平一個人就能簽署調動執行戒嚴令的部隊，這些人根本不懂軍隊，只能欺騙學生。軍隊實行首長負責制，我們這些人只是協助主席工作，起參謀作用，他下決心不僅找我，還找學智、華清去了，秦部長也去了，他為什麼不能下命令。 我把這個消息通報給你們，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一旦有人事變動，免得大家感到突然。紫陽同志作了些工作，老實講，我們給他貼了不少金。這幾年的成績，根本政策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經政治局集體決定的，他只是執行。請大家來就是要作這幾方面的工作。第一，使你們心中有數。第二，回去開黨委會，跟大家講清楚，軍隊要傳達到團級幹部，團這級幹部非常重要。第三，黨委要統一思想，無論如何要統一到中央的思想上來，特別是軍隊。不執行命令，就要以軍法論處。第四，請你們特別注意院校，院校的幹部、主任、教授要對學員作好工作。軍隊院校絕不能參加遊行示威和聲援。第五，現在到達預定地點的軍隊，要立即安置好，保証他們休息好。要下去動員，向基層幹部講清楚是怎麼回事。剛才我來的時候，鄧主席給我們傳了一個意見，要組織幹部戰士做學生和市民的工作，向學生和街道講清楚，我們是來幹什麼的。今天已經是戒嚴第五天了，五天我們沒有開過一槍，沒打一個人。這一點老百姓是清楚的。我們要有針對性地作好宣傳工作。 還有一些退休老同志，我們有分頭向他們打招呼，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退休幹部的工作不做好不行。 這些工作要儘快地做，開完黨委會以後看看情緒怎麼樣。幾天以後你們把大致情況簡單地做個報告。通過我們的工作，使中央決定的精神能貫徹下去。 附：楊尚昆講話中刪去部分： 1. 鄧小平說一生犯了許多錯誤，最大的錯誤是錯用了胡耀邦、趙紫陽這兩個人。 2. 趙紫陽五月三日講話，楊尚昆等要求加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趙拒絕。 3. 楊得志等七位上將受到批評，楊得志承認犯了大的政治錯誤。 4. 楊尚昆說要靠三百萬軍隊和四千萬黨員，但四千萬黨員很多人靠不住。 5. 楊尚昆說：有人想利用人大來反對黨。 

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原件資料之一】 （根據記錄整理） 李鵬同志： 最近中央雖然未開過政治局會，但常委多次研究過，幾乎所有老同志都參加了研究。總的認為，4月26日社論是正確的。當前情況是一場動亂，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目的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現在越來越看得清楚了。所以黨內老同志和領導班子的同志都一致認為，絕不能從4月26日社論的立場後退。當然，那篇社論還可以寫得更好一些，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寫得更清楚一些。這都是總結經驗的問題，可以解釋清楚。但是社論本身沒錯。如果否定了它，就等於失去了整個精神支柱。 從深層的原因看，這次事件是長期自由化泛濫的結果，就是要搞西方的那一套所謂民主、自由、人權。有沒有美國的背景不好說，但是戈巴契夫來訪這件事，美國是不高興的。現在，後退是沒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進一步；你退兩步，他進兩步。已經到了無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國送給他們了。黨內幾位老同志一致意見不能退，但同意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所以，我在5月19日的講話中特別重複了兩次「極少數、極少數」。這樣的人確實存在，有在一線指揮的，二線三線的也有，相當高明，他們絕不是只搞一個月，而是作了長期打算的。 我們不希望黨內分裂，非常願意能夠團結一致。如果是一般性問題，即使在政策上有些不同意見，大家還可以討論達成一致。但是這件事不同。紫陽同志從朝鮮回來後，發表了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這篇講話未經過常委任何一個人，是他自己準備的，調子與4月26日社論完全不同，而且散發很廣。這以後，大家至少看出一個問題：黨內有兩種不同意見。任何一個有政治經驗的人都能看出來。搞學潮的人也看出來了。紫陽同志5月3日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事先送給我們看過，我們幾個人提出必須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未採納。結果學潮不斷升溫，達到100萬人上街遊行的高潮，外地也有很多人來京聲援。中央最後才下決心實行戒嚴。 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我黨究竟以誰為核心領導，誰代表改革、開放，是紫陽同志，還是小平同志？這一點大家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10年改革以來的主要方針、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小平同志是最支持改革開放的。對世界來講，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國改革、開放的。當然紫陽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執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誤。他在與戈巴契夫的會談中，首先報告小平同志是我黨最高決策人，說這是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的，我們所有重大問題都是通過他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把小平同志拋出來了。結果第二天的口號就是「打倒鄧小平」。如果要維護黨的團結、黨的核心的團結，我認為應當旗幟鮮明地維護小平同志。 最後再介紹一點情況：我在5月19日中央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是經過中央批准的。開那個會是常委的決議，實行戒嚴也是常委的決議。如果想到了要維護黨的團結，紫陽同志應該出席那次會議。但是他請病假了。作為總書記，身體不行，我來講，你主持會，或不主持也可以，由別人主持，你參加一下。他都不幹。是誰破壞了黨的團結？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看望學生時他講的話，就把黨內分歧意見暴露給全國人民。 這場鬥爭確實很複雜，問題就出在黨內。如果不是這樣，不至於鬧到這種程度。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從黨內解決，不從根子上解決問題不行。 楊尚昆同志： 從悼念胡耀邦同志開始，慢慢轉成政治口號：公開反對政府，打倒政府。當時紫陽同志在國內。他到朝鮮後事發展得更厲害了，發展到打倒腐敗政府、官僚政府，少數人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這時，黨內的老同志：小平、陳雲、先念，彭真同志都覺得性質變了。因此，就決定寫了4月26社論。小平同志的講話和社論的精神，用電報發給紫陽同志，他回了電報，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論定性不對，定得高了，認為社論是錯誤的，要改這個社論，那時大家還是說服他：為了團結，大家都要在這個社論的基礎上講話。接著他就有了幾篇東西，一個是5月3日代表中央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李鵬、依林、喬石、錫銘同志和我，都要他無論如何在這個講話裡加上一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接受。李鵬同志改的文字給了我，我找他說，好幾個同志都提了意見，這句話你是不是加上，他不同意。特別是紫陽同志在「亞行」的講話以後，小平同志知道情況不好，與陳雲、先念、彭真同志商量。後來在小平同志那裡開了個會，紫陽同志到了，我也算列席的一個，當時萬里同志已經出訪了。小平同志就提出一個問題：退，你們說退到哪裡去？我當時講，這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說：我知道你們中間有爭論，但現在不是來判斷爭論的問題。今天不討論這個問題，只討論究竟退不退。小平同志認為不能退，問題出在黨內，要實行戒嚴。常委好幾個同志講了話，我也講了，認為不能退。紫陽同志態度那時沒講得很清楚，他說：這個方針我執行不了，我有困難。小平同志說，少數服從多數嘛。紫陽同志也講了，黨內有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他表示服從多數。接著，晚上8點鐘就開常委會，我也參加了，布置怎麼辦。這個會上紫陽同志講，我的任務到今天為止結束了，我不能再幹下去了，因為我同你們大多數人的意見不一樣，我思想不通，作為總書記，怎能執行呢？我不能執行就給你們常委造成困難，因此我辭職。大家都說，你不要談這個問題，在小平同志那裡你不是同意少數服從多數嘛，還說了有決斷比沒決斷好嘛。我說，紫陽同志你這個態度不對，現在是維護團結嘛，你卻在這時甩手。他說他身體不好。當時他對這個部署沒什麼興趣。以後，他給政治局、常委并小平同志寫信，說你決定的那個方針我沒辦法執行。我還是保留原來意見。他的意見就是讓小平同志承認4月26日社論錯了。小平同志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紫陽同志，你5月4日在，「亞行」的那篇談話是一個轉折，從那以後學生鬧得就更凶了。紫陽同志在他的信中還說要辭去總書記、軍委副主席的職務。我批評了他。我講了五個不好：你總書記辭職，一是怎樣向全國人民交待，二是怎樣向全黨交待，三是怎樣向政治局交待，四是怎樣向常委交待，第五，最重要的，你不是口口聲聲講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望嘛，小平同志都講了話，你又同意了，你究竟是維護小平同志，還是反對小平同志。我說，這話講的比較坦率啊。最後他又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中說尚昆同志，我尊重你的意見，我這封信不發了。但是，我還保留我的意見。因此，我覺得我工作很困難，貫徹不了這個方針。後來他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再給小平同志說一句話，希望小平同志承認4月26日社論錯誤的。我說，這句話我不能講了。以後，他就說病了，寫信講頭昏，請假。現在家裡，確實有病。據醫生講，是心臟供血不足，頭昏。後來，陳雲、先念、彭真、王震同志都知道了這個消息。這個消息是他傳出去的。他們說，這個問題要到小平同志面前解決。那天，小平同志找到陳雲、先念、彭真、王震和我，還有常委幾位、軍隊幾個人去談。陳雲、先念、彭真同志都說太不像話了，對小平同志提出的戒嚴都表示贊同。不戒嚴，北京就處于無政府狀態了。這次會紫陽同志沒到，請了病假。 那天小平同志邀請陳雲、先念、彭真同志，都講了，問題出在黨內。如果黨內沒有分岐，是團結一致的，就不會有現在混亂的局面。北京已經不能維持了。必須戒嚴，首先要解決北京的安定問題，不然全國其他省、市解決不了。臥軌、打砸搶，不是動亂是什麼？我們都被管制了。 決定戒嚴後，軍隊來得匆忙一些，原定5月21日戒嚴，後來提前到5月20日。由於來得匆忙，思想準備不足。 最近有4個單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前幾天冒充人民日報印號外，把紫陽講的一些話基本透露出去了，裡邊有很多謠言。說什麼趙提出的5條都被否定了，根本沒那回事。他提出用民主法制解決問題，大家贊成；提出清理公司，大家也贊成。這4個單位打電話給27軍，基本是傳單、號外上的東西。先念同志講，有兩個司令部。究竟有個什麼司令部在指揮？這裡開會保不了密，你們人大那裡開會也保不了密。 如果人大常委會現在要開緊急會議，肯定要通過一個同中央方針不一致的決定，搞不好6月20日還會有一個大的學生運動。所以現在不快點把底揭了很難辦。在大家看來，紫陽同志是個改革派。實際上，他改革的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小平同志的方案。那些亂子，是出在他當總理的時候。小平同志有句話：這些亂子是3年以前就很明白的，5年以前就出現了的。（姚依林同志：李鵬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檢討那一部分紫陽同志通不過，是他修改的，最後歸納在李鵬身上。李鵬同志：他不承認是多年造成的，只說是今年這一年有失誤，所以，我說人大這個會議不能開。） 喬石同志： 自從胡耀明同志去世一個多月了，事情不斷擴大。這中間能讓學生下台階的，都採取措施讓他們下。維持了一個多月，沒有抓一個人，沒有流血。4月18日學生在大會堂請願，北京市派了三位代表把信接下來，他們就認為勝利了，說要走了。第二天就衝擊新華門，有一部分人衝進去了，口號也很反動的。第三天又衝新華門，一步一步，好多台階可以下，但是始終沒有下來。現在看不能退了，我早就認為不能退了，我一直在考慮有沒有好的辦法了結這件事情？如果退一步能解決問題，早就退了。確實沒有別的辦法。現在戒嚴令發布了，我們不想發生衝突；但軍隊完全不進城也不行，實際上已經進城了。軍隊進城是要幫助維持秩序，保衛重點部門、要害部門，根本沒說要鎮壓群眾。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緊張，一個多月沒好好休息了。這種局面如曠日持久，他們會認為你沒辦法了。目前，一方面把軍隊作為威懾力量，一方面找個適當時機清場，一部分警察，動員學校裡的黨政領導，加上，把學生拉扯走，公安部門也可以布置一些便衣協助。如果這樣能解決問題，最好這樣。拖下來的原因就是不想動武，避免流血。現在軍隊不撤，問題不大。如果後退，他們就認為勝利了。但軍隊總待在路上不行，要進營房。希望人大、政協都去做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