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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寶村◎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以二七五八號決議文，驅逐（expell）蔣介石的代表，同時接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會員國，所謂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至今適滿三十年。 經過民主化的修憲、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歷程，台灣日益朝向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主權獨立國家，在此具有反省的年代，應深刻思考台灣的外交處境，政府與民間如何以具體的行動合作，讓台灣能在國際社會獲得應有的角色與地位。 聯合國是世界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目前有一八九會員國，除極少數如瑞士為保持中立國傳統而不加入，被「蒙藏委員會」管轄的蒙古共和國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已加入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後努力廿年也進入聯合國，世上想加入聯合國卻未能加入的國家可能只有台灣。 聯合國與一個國家之國際關係的重要性由七○年代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演變即可看出，一九七○年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為六十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為四十九國，一九七一年豬羊變色為五十四比六十六，一九七八年降至最低的廿一比一一六，政府要台灣人在「莊敬路」和「自強隧道」唱「中華民國頌」，實則台灣無法參與各種國際組織，連基本的國情資料都無從登錄，台灣形同世界的孤兒、棄兒。相較於「ＲＯＣ寸步難行」，台灣人長期勤奮努力拓展工商經貿，各種產品行銷世界，才使得「ＭＩＴ縱橫四海」，台灣國土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一三一、人口第四十三、國民所得第廿五、入出口貿易總量第十四、第七大對外投資國、外匯存底第三；台灣人出國人次與國家人口比例居世界之冠。台灣擁有如此國家實力，然而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卻只有廿八國，竟是恰和台灣的國民所得的排行接近。 台灣人憑經濟實力得以遊走世界各國，似已對台灣的國際外交處境麻木不覺，有人以全球化的趨勢來超越台灣的國家建構，也有人將台灣外交關係全歸諸中國的外交封鎖孤立，甚或想仰中國鼻息來獲取垂憐，此無異緣木求魚，自立自強、自助人助才是立國與外交的基本道理。 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政府開始進行「重返」聯合國的工作，轉眼十年過去毫無進展，今年新政府在聯合國開會前夕也進行參加聯合國的行動，並逐漸調整不堅持「重返」，或是推翻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的「排中納我」的政策，也試著用「中華民國在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名義；這種作法雖稍有進步，但仍難有突破性的進展，聯合國的會員國是以國家為單位，台灣就土地、人民、政府、主權等國家要件都已具備，不過若稱作「中華民國在台灣」則形同「活馬綁死樹」，世界上也沒有國家稱作「美國在夏威夷」、「日本在北海道」，因此台灣必須正名為一名實相符的主權獨立國家，讓台灣發聲：「台灣就是台灣」，台灣有條件、也有強烈意願爭取國際間的平等對待。 「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聯盟」於九月八日上午十點在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舉行以「TAIWAN」名稱加入聯合國的登山健行活動，台灣國家山岳協會支持此一活動而參與聯合主辦，希望鼓舞大家發揮登山者腳踏實地的精神為台灣向前行，就像電視廣告中的演員、足球員一樣，堅毅地「Keep Walking」追求成功，大家一起來健行，支持台灣邁向聯合國。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8月9日上午，讓我們一起來爬陽明山，幹嘛？這是由「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邀集台灣北社、中社、南社、台灣教授協會、水噹噹…許許多多社運團體共襄盛舉的一次登山健行活動。 這次活動的主要訴求，是要呼籲台灣全國人民共同支持以「台灣」名稱加入聯合國。 為什麼選在九月八日舉行呢？因為今年的九月八日，正是與台灣地位關係密切的舊金山和約簽約五十週年。 五十年前的舊金山和約與台灣地位何干？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四十八個二次大戰中的盟國代表，在舊金山與日本代表簽署對日和約，其中第二條規定：「日本應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權利、權限及請求權。」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十八國當中沒有包括中華民國，也沒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逃離了原來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絕大部分國境，而正流亡在地位未定的台澎。台澎並非與日本作戰的地區或國家，而是終戰前日本的領土，因此台澎不可能產生一個統治政府出來參與交戰雙方的和約問題。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剛成立不到兩年，國際支持度尚低，尤其正在「抗美援朝」，與美國嚴重對立，因此美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自然就沒有北京的代表參加。 「舊金山和約」對台灣的最大意義，在於此和約中沒有說明日本放棄台澎之後，將之交給誰承接。 當然這是根據前一年（一九五○年六月廿七日）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聲明所作的巧妙安排，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不到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來接管台灣。這個巧妙的安排，固然起因於韓戰的爆發改變美國的亞洲政策，但其背景卻是在終戰之初對於台灣的接管即已埋下伏筆。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命令中國戰區內的日軍向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蔣介石命何應欽，何應欽再命陳儀，到台灣受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受降典禮上面掛著聯合國大旗，以及中、美、英、蘇等國的國旗及首領的相片，正說明著這是聯合國盟軍接受日本投降，雖是由中華民國的陳儀將軍代表受降（且當時的國際默契仍相信最後會將台灣歸屬中華民國），但其本質仍只是暫時的軍事接管，真正的領土承轉，仍有待具有國際法效力的國際條約來決定。 詎料，中華民國還來不及簽定對日和約，就因共產革命而敗亡，一九四九年底其流亡政府逃退到有待國際條約來解決地位問題的台灣。美國此時對於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已失去信心，並已發表對華白皮書，不擬再支持蔣政權。偏偏退守台灣的蔣政權在半年後，因為韓戰爆發，使得美國重新考慮台灣的戰略地位，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除命令第七艦隊協防台海，防止雙方衝突之外，更提出「台灣將來的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的安全恢復，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後，或者聯合國予以考慮，才能確定。 有了這個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後，遂有翌年舊金山和約的巧妙安排。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正式放棄台澎之後，才在次年（一九五二年）四月派代表來台北與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日華和平條約」（即中日和約）。 為了明確條約的適用範圍，雙方言明「本條約各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於是，流亡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中華民國」的名號，繼續在台灣發揮其控制力。 在五○、六○年代的國際冷戰局面下，蔣介石政權躲在美國的保護傘內，高枕無憂，對內厲行白色恐怖統治，對外則以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自居，掛著「中華民國」名號的台灣，也獲國際社會的支持，在聯合國享受代表中國的席位。其實，自韓戰以來，美國即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想法，試圖說服在台灣的蔣介石接受，但是迷信「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執拗不悟，在冷戰未解的情況下，美國只好繼續支持反共的蔣政權在聯合國的席次。 然而，隨著一九七○年下半年，國際情勢的轉變，使美國對中國政策開始有了調整。尼克森政府準備與中國北京方面改善關係，因此，國際上接納北京政權的考慮，也開始多起來。蔣政權在聯合國的地位，也逐漸動搖。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被迫退出聯合國。 長期以來﹐我們常習慣說「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被逐出聯合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蔣介石政權的代表。我們來看看當年聯合國這份逐出蔣政權代表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的決議文內容，便可明白：「…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已經確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且繼承「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 但這個決議，是決定中國代表權問題，不是決定台灣的主權問題。 對國際社會而言，不論名稱叫「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 或是在前面加個「人民的」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都是中國(China)。兩個名詞幾乎是同義詞。 所以直到目前，聯合國憲章還保留「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名號，例如聯合國憲章第廿三條有關安全理事會的成員中，仍用「The Republic of China」﹔憲章第一百一十條也一樣保留「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國名，沒有改變。 職是之故，台灣如果真正有意要進入聯合國，就不可能再使用「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進入，因為「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在聯合國裡面已經有了，且已經被北京政權所繼承與代表。 這個道理就好像我們要開一個食品公司，不可能用「義美」或「郭元益」去申請營業登記一樣，因為名稱與別人重複，不可能申請得出來。 國民黨政府自一九九三年起，每年委請友邦向聯合國提案，要求成立「特別委員會」，審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特殊情況，甚至還要求重新審議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看來這是白費力氣的，有國際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們要「重返」聯合國是不可能（因為必須把北京代表逐出），台灣只有以新的國家，用名副其實的「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才有可能被考慮。 我們知道，阿扁新政府在有限的民意及舊勢力的無端干擾下，恐怕也不敢立刻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秘書處直接領表申請加入聯合國。因此，我們發起這項全民覺醒運動，讓我們洗刷過去舊勢力對台灣的污名化，光明正大的認同台灣的正名，做為新政府的後盾。 掛名叫中華民國的台灣，既然已經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則民主國家本身應該有能力以民主的程序，改變其本身的制度及名號，這是天經地義之事。為了我們台灣的永續發展，我們要名正言順以台灣名稱加入聯合國。 　

謹以此文悼念參加世台會在巴西罹難的海外同鄉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日本和歌中被頌讚的名勝古地叫做＜歌枕之地＞。日本人老來嚮往站在歌枕勝地一邊欣賞風景一邊讀抒情詩歌，追求內在的富裕和感動。不只是日本人，很多歐洲的詩人、作家都做如此的巡禮。我，十四歲時看了＜翠堤春曉＞的電影後，一直想要到維也納的森林公園中、藍色的多瑙河畔輕唱約翰．史特勞司的華爾滋。過了五十年，這暑假，乘夫婿受邀參加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的機會，做了長久以來憧憬的、屬於我的＜枕＞之旅。站在深綠色的維也納森林公園，看到樹枝上跳渡的兩隻小鳥，＜維也納華爾滋＞起頭的短促音符自然地出現在我的舌齒之間；走在淺藍色的多瑙河畔，雖然沒有洗衣女，但是滔滔流水般的旋律蕩漾在我的腦海。那感動和喜悅是無可形容的。次日，懇求朋友帶我到中央墓地，讓我向帶給人間美妙樂曲的約翰．史特勞斯獻上一束鮮花，圓了長久以來的＜少女的願望＞。 歸途乘電車，寂靜中突然聽到老婦人的叱責聲。順著眾人的視線看到一個女孩紅著臉，趕緊將放在旁邊空位的東西收拾到她的膝蓋上。相信是老婦人在教訓女孩不應該一個人佔據兩個位置。過了幾站，一位老人上車，已經沒有座位。他走近年輕人從背後輕拍肩膀。年輕人回頭看，面帶著笑容馬上站起來讓位。我發覺奧國的老人受到尊敬並有權威。這情景，比起站在「尊老座」前而向裝睡的年輕人嘆息的日本老人令我清爽。 訪問電影＜真善美＞的舞台──莎士堡的途中，朋友先轉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軍隊奴役猶太人建造的毛討玄集中營紀念館。想像著數千骨瘦如柴的猶太人，從山下被迫背大塊石頭爬上斷崖樓梯，建造自身的刑場──監獄、瓦斯室、解剖室… 禁不住有要嘔吐的感覺。在這些建築物中，也有納粹軍官專用的游泳池和娛樂場。人可以殘忍到邊看數千在飢餓、恐懼中的人而在旁跳舞做樂。這紀念館警惕世人，只要被放入如納粹的組織，大多數的人會變得麻木不仁，失去良知。感到欣慰的是有不少德國的大學生乘暑假，來這裡做修繕窗戶整頓庭院的義工。我想到長期摧殘無數台灣精英歲月的綠島監獄，應該留著做人權教育的教室。可惜當局為隱蔽愚行早已把它破壞無遺。 今年的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第三十屆年會，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意大利北部的米蘭市召開。聯合會理事長盧榮杰主持開幕典禮，接著，由從台灣受邀請的彭明敏、姚嘉文、張富美、許世楷、林世嘉做幾場基於學識、經驗、格調，而且與大會主題「台灣向前看」有關的演說。赴會的同鄉抱著「君自故鄉來 應知故鄉事」的心情，以成熟的民主風度傾聽發表。晚上， 駐意大利代表林基正歡宴從各地來參加的台灣人。他不像台灣的政客、官僚，匆匆露面匆匆離開，從頭到尾坐在第一排聽講並關照在場的僑胞盡地主之誼。第二天台灣之夜晚會，看到金髮碧眼的眾多意大利小女孩，在舞蹈老師方麗芬教導之下唱並跳台灣民謠＜丟丟銅＞，大家都樂壞了。第三天，從美國趕來的駐美副代表李應元和世界台灣同鄉會會長郭重國各自分析「對美外交」與「如何替台灣打拚」。 閉幕典禮前的兩個鐘頭座談會，要發言的人不斷，讓主持這場的外交部研考會副主委楊黃美幸忙得不可開交。離開故鄉久者四十多年，短者幾年，一百多位與會同鄉關心故鄉之情洋溢，都想著要幫忙讓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要知道能替台灣做甚麼，要台灣的政府理清國家的認同問題。 開會後三日的文化之旅由籌備會執行長莊振澤帶領，遊水都威尼斯、文藝復興之都佛羅倫斯，比薩斜塔。不僅吃、住、行，參加者還享受了眼福與耳福。只是渡船到威尼斯去看由台北市文化局主辦、市長馬英九揭幕的「藝術雙年展──台灣館」時，有不少人對它的展覽品感到失望。因為除了被鐵鏈鍊住的龍發堂精神病患，看不到「台灣」在這「人類的舞台」上。巨大的相片明顯地、赤裸地照映病人的臉與表情。有人為「台灣館」辯護「藝術是主觀的，超越國境、時間…」。但是這說法在此有「國王的新衣」的虛偽。更何況在高度重視人權的歐洲，假借藝術侵犯病人的人權是否會損及台灣之名呢？多人抱了疑問。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閉幕前發表了下列聲明： 1.肯定台灣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政權交接。 2.呼籲台灣政府致力於軍隊國家化之外，應加速確立文官體制的中立化。 3.深盼政府革除舊官僚氣息，以改革之心建立新政，而非以參政之欲因循苟且。 4.鄭重呼籲國會停止政爭，以民生政經議題為上，以人民利益為先。 5.儘速從事教育改革，屏除中國意識，加強台灣本土的認知，建立下一代對台灣的國家認同。 6.熱切支持台灣政府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WHO，ICAO等國際組織，在適當時間地點配合世界各地舉行說明會，或遊行示威，爭取陳總統十一月到丹麥參加自由和平獎的頒獎典禮。 從這聲明可以看出，旅歐同鄉沒為自己要求甚麼，只有他們對故鄉的深情。 最後，我想以醫師鄭智仁的歌”獵鳶”，送給為追尋自由被迫離開故鄉，但是還在海外關心台灣，不時地回頭望的同鄉。「傳說中　佇山的彼邊　有住著一巢獵鳶　人在講彼邊四季如春　山翠溪清…。人的慾望　使彼所在變做山不山流水濁　傷心的所在　獵鳶　伊漸漸愈飛愈高　不時地回頭望　獵鳶　伊漸漸愈飛愈遠　不知何時返轉來　獵鳶　你何時返轉來？擱再乎阮來疼惜？」

李友禮 媽媽說她生友義仔時難產，友義仔來這個世界時，全身黑黝黝、沒有氣息。但老天有眼，知道苦難的台灣，需要他這種笑口常開、腳踏實地、默默耕耘、不怨天尤人、力求上進，造福親友、…的人，而給他賜生。但沒想到，六十三年後，老天瞎了眼，在他爐火純青、能把一生的心血奉獻給他熱愛的故鄉時，奪走了他的生命。 友義仔大我一歲(實算十八個月)，和他一起長大，好簡單好容易。穿他留下的娃娃裝、學他的牙牙語、用他的尿布、…我小時和友義仔像雙胞胎，蠻逗人喜歡的。大了一點，我開始查覺：友義仔只大我一歲，但比我聰明懂事，我只要跟著他，就不會挨打挨罵和弄巧成拙。有基本求生慾望和小聰明（Wit,not Smart）的我，就跟著他：唸二重國校（已搬到三重埔)、第一名畢業、考上建中、留美，搞同鄉會、幹台獨、上黑名單、疼某大丈夫、孝順父母、手足情深、…包括最近幾年來的參加世合會。 記憶裡，我們沒吵過架。媽媽老是說：友義仔好乖、你好壞；他老是讓你。雖然如此，媽還說：三、四歲時，有一次兩兄弟吵起架來，你不知從何處抓了一把小鐵鎚，把友義仔的頭敲了一個小洞。我不相信，直到友義仔給我看他頭上的小瘡疤。他脫髮神速說是我敲出來的。我說：那一敲，他才混沌大開、聰明「絕頂」（沒毛的意思）。總之，那一次「教訓」後，他再世不跟我吵架了。 國民黨來台後，我家家道中落。家母為了幫助家計，毅然加入工作行列。在父母早出晚歸的情況下，友義仔放學回家都會自動自發地幫忙晚餐的準備工作。他十五、六歲就會煮飯（那時還沒有電鍋）和炒簡單的大鍋菜。那時寄人井下，友義仔會利用飯後沒人用井的時間，拖大妹和我去洗衣服。過年做甜糕時，我們輪流下米和搖轉石磨。友義仔做很多家事，還能保持良好成績，怪不得他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友義仔高一時，台海發生戰役，「太平艦」被炸沉。國民黨藉機搞出一個『建艦復國』的學生運動。高中生集合在台北中山堂開會(職業學生作秀)，有計劃地把這個會搞到「血書總統、自願從軍」的狂熱。那是友義仔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盲目衝動替國民黨流的一滴血。要非他才高一，國民黨早就抓他去「不自願」從軍了。自從那次盲從後，友義仔在碰到國民黨時，一定敬鬼神而遠之，以免受騙。以他「自願從軍、思想純正」的紀錄，國民黨的職業學生和教官導師三番五次地都無法邀他入黨。 1957以他的聯考成績，可以考進成大的電機系。但因家貧，我們兄弟都心裡有數，台北以外的大學免填。他就去工專唸電機。翌年，聯考不分組，我第一次，他重孝。他希望考進台大工學院。他並不休學而兩管齊下。如果他休學一年好好K書，一定給他考上的。 事實証明，為了唸台大而遲一年是沒必要的。他後來出國留學，拿到博士學位，不再因沒考上台大而心有戚戚焉。那年我考上台大經濟系，他鼓勵我去唸，多選會計，出來容易找工作。因為我們都差一點去唸五年制的北商(如果沒考上建中時)。就在一起準備聯考，因天熱每晚在門外門燈下K書到一、二點時，看巷尾兩個失學下海、坐三輪車回來的夜歸人，我們慶幸二個家貧失學的妹妹不必如此淪落。但我們都知道她們的犧牲是我們的學位無法彌補的。這年我們兄弟也因一起K書而更加接近。 唸工的，一般都是不解風情的。但友義仔是個例外。當我上大學「大學」跳舞時，友義仔也有興趣。我們互相交換舞步和心得。只要是能夠帶人（一般帶女伴沒問題，但帶「游擊手」不受歡喜）的舞會，我都帶友義仔去。後來我們還一起去追小學老師。結果雙雙捕空。我現在還在用的「恰-恰-恰」和「扭扭舞」的基本步，就是友義仔傳授的。來美後，發現會三步七仔的很吃香，友義仔應該有他的好時光(Good Time)吧。 友義仔Kansas State唸書時，一群熱愛台灣的留學生、聯合Wisconsin大學、和Philadelphia的台灣學生，成立了『台獨聯盟』。友義仔應該是『聯盟』的原始盟員。他那時為了一封信給我，很詳盡地告訴我：家父在國民黨入台後，落魄的情形。我一直以為友義仔是個乖乖牌的孩子，他不會搞革命的。1970年家父母來美探親，受到國民黨百般的折磨和侮辱。我以為是我在芝加哥搞出來的麻煩。父母一來後，才知道是友義仔惹的禍。我一直不敢去想像：如果是我一個人的話，爸媽會如何處置我？爸媽那次是「受國民黨之託」，出來「教訓」我們兄弟的。等我單槍匹馬到Oklahoma去帶父母時，友義仔已說服他們了。就父母來說，友義仔永遠是正的、對的、言行一致的。就『台獨』。來說，友義仔也永遠是正的、對的、堅毅一致的。 90年代初，友義仔致力於「黑名單」的打破。他曾應台灣媒體的邀請，公開出面作證。這本文獻被大妹的女兒凱玲在固書館翻到，借出來給大家看，還頻頻說：大舅好厲害、好偉大噢！ 破除「黑名單」後，友義仔因工作上的關係，得以回饋台灣的空防設施和年老多病的父母。他專親至孝又有神通，能在父母最需要的晚年回去照料。在巴西世台會時，我們談了一下。友義仔打算九月回台長住到明年退休。 退休後，他會把他那套台灣空防所需的專門技術奉獻出來。沒想到，在那遙遠的巴西、在那彎曲的陡坡，你失去了神通、你失去了知覺；我們失去了你、台灣也失去了你。

李友禮 ■一、前言 今天（八月十六日）我強忍著痛失手足的悲傷，以萬分慘痛的心情，用千斤沉重的筆墨，再一次地向大家報告這次參加「世台會」的經過。首先，請各自閉目，替這次不幸喪生的李友義（北加州）、何敏慈（Chicago）、黃秀娥（Houston）、蔡兆嘉（Detroit）和陳隆星(Sao Paulo），做半分鐘的默禱追思。如果貴地有追悼會，請撥冗參加。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的親人。同時，時時刻刻替尚在加護病房的兄姐吳基福（Houston）、廖江滄(Ann Arbor）、林素珠(Ann Arbor）和黃貞秀（Philadelphia）祈安。希望你們唸到此文時，他們已脫離險境。 車禍發生後，放棄旅遊留在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協助處理的，除了報載的郭重國、邱義昌、林義德和我們夫婦之外，尚有黃昭堂(台獨聯盟)、程韻如(北美洲婦女會)、林春子（New Jersey，林素珠的媽媽），高由松醫師夫婦（Philadelphia）、謝慶輝（Houston）、鄭明智夫婦(Am Arbor）、莊懿芬（Dayton,Ohio）、陳都夫婦、陳宏文夫婦、林宗仁夫婦(北加州）、許永華(南加州）、劉文義（Detroil）、…由於英語講不通，會葡萄牙語的台僑、美國領事館和台灣經文處的官員都進駐Santa Teresa醫院，幫我們解決了口頭上的傷痛。其中三個第二代年輕人值得褒揚：大嫂范良惠的甥仔Paolo Fan、巴西同鄉會長吳乾隆的兒子吳俊賢和莊深湖的兒子莊偉森。 ■二、更大的打擊 廿年前，世台會在巴西舉行時，國民黨專政。向巴西政府誣告世台會是『共產黨』組織，希望藉此阻止大會的舉行。 今年，民進黨當政，廿八年來世台會第一次收到台灣總統府的賀詞。連國民黨的前主席兼總統李登輝也提詞祝賀。但真的『共產黨』露出掙猝的面目，說我們是他們的，也是『共產黨』了。這次中國施壓力於巴西政府，所有台灣政府的官員，如文建會的陳郁秀、勞工會的陳菊、資政姚嘉文．謝長廷市長、…均無法獲得巴西的簽証。同時，利用大使館的特權，公私兼施地要求巴西警察局和希爾頓大飯店阻止世台會的舉行。台灣詩人李敏勇與會做專題演講，中國要求巴西警察查看護照簽証。這一切的無理取鬧，經律師處理而不影響大會秩序。 由此看來，今後世台會到與台灣沒邦交的，特別是親共的國家去開會時，同樣的問題也會發生。唯有聲勢浩大、陣容壯觀，可望用團結的力量來化解中國的騷擾。 ■三、新世紀、新國家 這是大會的主題。由黃昭堂主講。他說：台灣具備一個現代國家的條件。只是台灣的地理位置不好，有個壞厝邊；同時，台灣的百姓有族群的認同和國家的命名二大問題。台灣有10%的人不認同台灣；30%的憨台灣人認同中國。不可期待陳水扁太高太快。台灣人要自己的國家，就得自己來。 文建會的主委陳郁秀因無簽証沒來而由八十三歲台灣來的楊基銓和巴西的周叔夜代打。楊老先生講新政府的母語問題。周叔夜報告卅年前國民黨和今年中國對世台會打壓的情形。 詩人李敏勇是新政府政務官研習會『文化心理建設』的講師。他說：台灣的文化不是選舉文化：是由殖民文化演變成政治文化而後形成國家文化。獨立的台灣國家應該擁有世界國民的觀念，推崇市民精神，和促進文化涵養。他利用最後的三十分鐘播放『啊~福爾摩莎為殉難者的鎮魂曲』光碟聲帶。 楊碧川是七十年代的政治犯。他是研究『叛亂史』的，曾匿名潛入中國，對共產黨有深入的研究。著作三十，一半與共產黨有關。他說：台灣早期的移民來自閩南，是「蟲」（閩）的傳人（男的），入贅母系社會的平埔族女性（叫「牽手」）。為此，咱祖媽(她們拍胸自稱『阮祖媽』）是真「強跤」（能幹）麻(也)是「真番」。他說台灣人怕死、愛錢、和愛面子；但要學習歷史，改變價值觀，化知識為智慧，與外國人（他的字典裡沒有「外省人」）勢不兩立，與中國大小不通，先獨立建國再通。 高俊明和羅榮光兩位牧師的演講排在晚餐後。在解決民生問題後，聽道貌岸然的高牧師講『台灣前途的展望』。他中肯踏實的言詞，倍增我們的信心，也堅定了我們的希望。 羅榮光牧師講的是『族群問題與心靈建設』。他說:『ROC』代表Republic of Confusion。年前來美，到郵局寄包裹；局員找不到Republic of China，誤以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羅榮光回以：『No！No！My country no Peoples』（沒有『人民』的國家）。他又說：族群問題可以用『河洛人自誇、客家自悲、原住民自棄、「外省人」自外』來比喻；但只要共同認同台灣，就沒有族群問題了。 黃文雄（與刺蔣英雄同名）是中國經濟史專家。他講的是『台灣國的條件和理想』。台灣國未來的生存條件與中國息息相關。2008年世運以前，中國不會動武。之後，視台灣國家安全的措施、台灣人民的決心、美國的政策、和中國軍事力量的成長而定。中國有四最：人口最多、資源最少，慾望最高，和道德最低，同時本身的問題很多，武力攻台又得犧牲廿年辛辛苦苦累積的經濟成長，… 哈尤．尤道是原住民的牧師。他說：原住民文化是台灣正港的資產。原始音樂起自『巴西不不』（音），慢慢多元化。1996年在雪梨舉行的世運就是用台灣原住民音樂開幕的。1997由哈尤．尤道組合十一族的音樂而成的『山海歡唱』榮獲世界原住民音樂冠軍獎。 王明哲是個多愁善感的作曲家和吉他歌手。他認為音樂可以淨化人心，也是心靈的溝通工具。他用『永遠的故鄉』、『恆春的思想起』、…來述說故鄉的文化。他也在「台灣之夜」獻唱。由於麥克風音響效果欠佳，他要唱一首因太太離開他而寫的『情斷夢醒』。在那不稱心如意的情況下，我的太太也沉悶得喘不了氣，必須離開現場出去吸點新鮮空氣。好在我們坐在入口處，在Susan暈過去之前，我們已出場了。五分鐘後，王明哲眼眶紅紅地也急步而出。我問他：怎麼了？他回我：沒事。反正這次停唱不是Susan引起的。 ■四、歡樂晚會 1O%Commission吧。數數看中西部參加的人數，別小看我們「野雞拉客」的功夫。總之，我們也拉了四位台大經濟系的同學參加。七月廿七日（週五）晚餐時，我們十頭到齊。飯後有卡拉OK，我們十口八部(十人上台，八「不」合音)要唱『望春風』。我在訂單上填寫來自「台灣」的「台大經濟系」。萬萬沒想到我們會是第一個上台獻唱的。我是出名的厚面皮，要上就上，要唱就唱。但在六、七百個人和一千多個眼睛下，我們十個人也有點怯場。正當我們硬著頭皮起立時，我們發覺起立的人不只我們這一桌。原來「台大經濟系」這五個字很賣座，招徠了十來個「師兄師弟」幫打「擂台」。在座的「師姐師妹」們，你們「見死不救」，Shame on you。這首『望春風』我們「台大經濟系」一唱成名。明年在日本，我們再接再厲，改唱『福爾摩莎頌』。Okay?Okay!Okay！腳拉OK too！！ 歡迎晚會除了卡拉OK外，倘有珠寶秀。模特兒比珠寶漂亮；但見女士們忙著看珍珠寶玉，男士們則忙著跟眼睛吃冰淇淋。皆大歡喜，What a show。 卡拉OK進行中，一位從洛杉磯來的郭樹民上台顯示他用以簽證入巴的『台灣共和國』護照。引得掌聲如雷、滿堂喝采。 因巴西缺雨缺電，「台灣之夜」的會場晚上十點熄燈。在老手節目主持人陳隆的控制下，晚會準時開始，也準時結束。陳隆是世台會不可多得的主持人。舉凡喜怒哀樂、長短快慢、乒乒乓乓、和拖拖拉拉的場合，他都應付得來。和往年一樣，今年的世台會不爆出冷場、不爭先恐後、不打盹打坐、不浪費時空、不杯盤狼藉、不喧賓奪主，…在在都是陳隆的汗馬功勞。 「台灣之夜」是在日本會館舉行。前半段是台灣的巴西土產：有獨唱、獨奏、合唱、和相聲；內容有民謠和聖歌，聽得耳目一新、心靈舒暢。 下半段是泊來品。先是翁致理女音樂博士的鋼琴獨奏：江文也、蕭泰然、陳泗治，鄭智仁、和她改編的曲子，在她的十指神功下，如駒奔馳、如鳥新鳴、…確實不同凡響。王明哲的表演已述於上。 壓軸戲是原住民多采多姿的表演，由哈尤．尤道領導的玉山神學院那魯灣合唱團演出。節目括有阿美、排灣、布農、卑南、鄒族、…諸族的樂器和歌曲。當他們用原住民的心聲唱出『Formosa抱著咱的夢』和台下的觀眾合聲同唱時，我和許多感情脆弱的人，著充滿希望的熱淚，唱出胸脯深處的心聲Formosa！永遠抱著美麗的夢。 原住民最後的表演是原始啊娜的舞蹈，是觀眾參與的大家樂。約有十來個便衣的「原住民」上台。單單雙手隔人交接，就這些「新」原住民搞得滿頭霧水，別提那扭手踏腳、搖頭擺尾的精緻小舞步了。聽說一個白頭棕的老阿公仔跳得不錯。差點把我氣死。我已經由阿伯仔，因「跳」得太好，三級跳變成白頭棕的老阿公仔了。 ■五、遊聖保羅 七月廿六日晚間聯航（United Airline）由芝加哥（Chicago）直飛聖保羅（Sao Paulo）的班機超售機位，好多位台美乘客向隅。後來發現別的班機亦然。為此，遲一、二天到的，比比皆是。雖然如此，聯航班機也載了約六十位台美人赴會。翌晨一到聖保羅，和別的班機乘客依出關的秩序，坐滿遊覽車就先遊車河去。車上有同鄉會的導遊，但英語不靈通的巴西導遊大言鼎鼎用葡萄牙語叫停會台葡語的同鄉。在不靈通的英語解說下，我們也搞不清楚在走馬看什麼花？巴西政府不會發展觀光事業，網路（Internet）上欠缺資訊外，連遊覽名勝都沒有指南或說明，加上治安不好，街頭巷尾都是小竊盜，那些美麗獨特的南美風光少有旅客問津。好可惜！ […]

1938 生於台北市，三重埔長大 1967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電機碩士 1972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電機博士 1972-79 美國奇異電器公司工程師 1979-81 紐澤西州一軍事工業公司任工程師 1982-91 加州一軍事工業公司任工程師台灣人 社團經歷: 1986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台灣同學會會長 1975 任華府台灣同鄉會會長 1976 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東區理事 1982 加入協志會，任會長及理事 1985-86 任北加州台灣同鄉會會長 1987-2001 任北加州台灣人權會會長 2001.8.1 因車禍亡於巴西里約熱內盧附近 李友義年輕的時候很乖，當兵的時候還教中隊長小孩念書，和人打麻將，表現很好，常可回台北休假。退役後，管區警察來找他，說他紀錄很好，希望他當線民，他當時沒有理他，也一直沒有加入國民黨。 建設廳工作兩年後，一九六五年李友義到堪薩斯州立大學念電機碩士。那年來堪薩斯的台灣學生很多，他和一些朋友組了台灣同學會，還請了威斯康辛大學的美國教授來演講。他也因此被告到休士頓領事館，要他自白，他開始覺得奇怪，為什麼美國人來演講也不可以，兩年後，他父母來美國看他，也是經過當局一陣刁難才成行。 李友義從小就當服務股長，喜歡幫助別人，他到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念博士，就當同學會會長，組同鄉會，後來到華府工作，也參與同鄉會很多工作。 二十多年沒回台，他六年前第一次申請回台，才發現自己已很黑，也沒獲准。後來到加州，加入「協志會」，當了理事，會長，許多人告訴他，他已不能回台。 最近一次是去年十一月，他想回去，機票也買好，但機場航空公司，要求每張機票都要確實對照護照照片，海工會那邊也打電話叫他不要闖關，說每次遊行都是他帶頭，而他沒有簽證，是根本回不去的，所以找到現在還是沒有回到台灣。

許世模◎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 世台會第二十八屆年會七月二十八日在巴西聖保羅連續召開兩天，會後出席者分批前往巴西旅遊。其中一輛車在旅程接近尾聲時，於當地時間八月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台北時間八月二日凌晨三時三十分，不幸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附近翻落山谷，造成五人死亡，三十六人輕重傷。 五名罹難者包括四位旅美台僑蔡兆嘉（男，其妻重傷中）、李友義（男，其妻重傷中）、黃秀娥（女）、陳敏慈（女）、及巴西聖保羅台灣同鄉會理事陳隆星。三十六名傷者都是旅美台僑。 巴西旅行團車禍，北美州台灣同鄉及本盟同志傷亡，驚慟不已。 本盟美國本部資深盟員(北加州支部)李友義博士死亡，妻范良惠亦重傷，更令盟員倍加感殤。 本盟美國本部於車禍發生當天即進入情況，搜集正確資訊，並與在巴西車禍當地台灣同鄉及本盟同志保持聯絡。郭重國(世台會會長)、邱義呂(全美會會長)、林義德(世界台灣人大會副秘書長)等同志停留里約地區處理善後，不定期延期返美。本盟巴西同志莊深湖亦率子由聖保羅前來里約協助。里約台灣同鄉在同鄉會會長林純子領導下全力協助照顧傷者及善後之事。 本盟主席黃昭堂教授幸未乘坐車禍巴士。黃主席八月三日於郭重國會長陪同下赴聖保羅參加聖保羅同鄉會理事陳隆星葬禮。 本盟美國本部並與李應元同志（「中華民國」台北文經代表處副代表）保持聯絡。李同志提供初步車禍受傷及死亡名單，並繼續密切關注。 本盟美國本部並於幾個台美人電子網站提供消息。本盟提醒台灣同鄉必需使用美國政治管道（國務院、美國駐巴西領事館、各地國會議員等）要求協助。美國駐巴西領事館以派員至里約協助，並前往機場接趕來里約的受難家屬，協助入境簽証事宜。按，「中華民國」與巴西並無邦交，而且受難者均為美國公民。本盟美國本部同志陳重信並與美國駐台協會主任朴睿胥（Richard Bush）聯絡，朴睿胥即時答應儘全力協助。 死亡者之一，Suzan Chen，已証實漢文名為陳敏慈，並非如報紙所登為北美州台灣婦女會會長程韻茹（Susan Chang）。本人於車禍發生時即時通知程會長之夫，並保持聯絡至証實真況為止。 本盟美國本部並與北加州支部保持聯絡。李友義同志一向熱心台灣人事務，在北加州曾任許多社團職位，非常受當地台灣人尊重。北加州台灣聯合會會長，也是本盟盟員的吳庭和（盟員）已召開當地台灣人社團代表商討李友義喪事事宜。美國本部組織部主委翁錦鐘代表本盟參加。一位「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提議以「國葬」儀式進行，加蓋「中華民國」國旗，並邀請「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前來參加。其「中華民國」國旗之議馬上被與會人士反對不議。與會者同意加蓋本盟盟旗與台灣旗。 本盟美國本部立場首先表示喪事一切必需由家屬決定，本盟及其他台灣人團體只能在旁協助。再之，本盟指出李友義同志一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堅持打倒「中華民國」，絕無法接受「中華民國」國旗及「中華民國」代表官員。 本盟美國本部及北加州支部將於李友義同志家屬同意之範圍內全力協助喪事事宜並與總本部保持聯盟。

莊秋雄◎海外台灣人筆會會員 『中華民國』(簡稱ROC)駐美副代表李應元兄過去曾經是我在台獨建國聯盟內的同志及副主席，因此他被阿扁政府選任駐美副代表後、我就對他懷著很大的期待，期待他既使單獨無能把ROC這塊大招牌正確的換回「台灣」，致少也應努力先把小招牌「台北文經處」還我「台灣」之名，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也。他就任也快一年了，也許他是朝著內造的方向在努力，外行人的我看不出其進展。很欣慰的他突然於八月廿二晚上駐美後首次打電話來，倒也沒特別要事，只是例行上他一向都是如此很有禮貌的問安而已。我則抓住這寶貴的機會向他請教此疑問，他重複了很多公開場合說過的話，就是要慢慢來，要經由全體制的修改後才有可能。我不滿意的繼續追問，可惜百忙的他又被其他更重要的電話打斷了，我因此沒機會聽到他的說明。 我追問的問題是「假如當上ROC的官就要接受ROC的理念豈不就是放棄以往自已的理念﹖」；「証之阿扁及李登輝在朝與在野的言論大不相同、顯然當官之時、自己的理念只能藏在內心不能公開說出，假如當人民的領導者不能說明白自己的理念，則將如何引導人民﹖又如何改變體制﹖」改變ROC體制應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運動，任何政治運動都先要有光明正大的理念宣導，「只能做不能說」的策略頂多只能夠做到李登輝先生所完成的地步而已。政黨輪替之後、擁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執政了，假如還是抱殘守缺的延用「只能做不能說」的策略，則其誤導民眾要繼續維持ROC體制的效果，更是千百倍於李登輝時代。 被蔣家的國民党帶到台灣的ROC、好像是寄生力很強的病毒一樣，這病毒被共產党從中國驅除後，從此寄生在台灣。雖然其病源體的國民党已弱化、且經過本土意識強烈的李登輝的本土化改造，可還是頑強的存活著。不旦存活著、而且使台灣越來越ROC化了。既使第一個擁有台獨党綱的民進党的『台灣之子』的阿扁當選了總統，這病毒還是很有辦法的從弱化了的國民党身上改寄生到年輕的、本土的民進党身上，使該党出身的總統喊『中華民國萬歲』；使本來有台灣意識的人接任本該廢除的ROC僑委會以後，竟也要招待海外台灣同鄉組團回台擴大慶祝ROC的雙十國慶；使曾任台獨副主席的副代表也自稱來自ROC﹗ 我們當然瞭解要進入體制才能改造體制的道理，就如同醫生必須接觸病毒患者才能醫除病毒同理，但醫生必須要特別小心、不可反被病毒感染。有多少矢志進入體制改體制的人、雖然非常努力、也有些成果、但結局也不得不陷入了中華民國的體制中，李登輝本人正是這種例子。假如叫『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ROC就能保持現狀永遠存活下去，則我是沒話說的。可惜從國際關係之形勢來看，我們實無法這般樂觀。下面抄錄一段我不久前寄給李登輝先生的信文說明到我為何對持續延用ROC對台灣的國際前途不抱樂觀的理由。 我們多年在海外觀察台灣國際處境陷入如此的孤立、主要當然是因中國的打壓，但是其國名延用『中華民國』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在95年先生首次返康耐爾母校之日，與我想法相近的三百多位台美同鄉趕赴康大，一方面向先生表達歡迎、另一方面則是殷切期盼先生能借此次機會，順便澄清台灣國家定位的問題，也就是明確表達「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聲明。 國際慣例一向承認「一個國名代表一個國家」，若一國之內有兩個分裂的國家，必須是雙方及國際社會自始就互相承認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成立。此証之於南北韓、前南北越及東西德等。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這些分裂國家的情況不同，不旦兩個『中國』得不到互相的承認，也不曾得到國際社會自始的認同。因此台灣的國家定位最有效的方式應該是台灣住民、特別是台灣的領導者、揚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迷思(myth)。 趕赴康大的三百多位台美同鄉就是擔心假如台灣繼續以『中華民國』為國名自稱，則國際社會將不得不接受、中國一向振振有辭所說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當國際社會接受『中華民國』是中國另立門戶的「叛亂政府」時，則台灣將更容易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上的打壓。先生在歐林講座演講得很好，可惜沒有清楚的聲明「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且用了太多次的『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這種國際上很奇怪的國名。故演講完後，本人曾以聽眾之一的身份提出不客氣的問題，並建議先生應以『台灣的總統』取代『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對於這項「失禮」的事，我一直耿耿於懷，擔心有困擾過你，希望有機會向你「會失禮」、並說明我當時會如此做的原委，是基於上述的理由，並非有意於國際場合為難李總統。 上引的信已獲得李登輝先生辦公室的回函，可是沒有討論到繼續延用ROC為國名的命題，十分可惜。 這名稱叫做ROC的病毒會如此頑強的原因是它有存活的理念、有可依據的憲法、有能熟練運作的體制、更重要的是有五十多年寄生臺灣的經驗。再兇惡的人也會老、會死、會消失，但理念及體制則會存續、會繁殖。蒙古帝國全盛期，其殘酷的燒殺與征服、是人類歷史上少出其右者，但不到一千年，他們所留下的痕跡已不明顯。主因是蒙古人燒殺過後、沒有留下存續的體制。反觀因為理念、認同、或是宗教所引起的衝突、例如中東、印巴、或科索沃則仇恨的理念代代相傳，數千年後，還是紛爭連連。 因此壞體制不會自己消失，必須要以人民的力量去改革才能去除。『中華民國』體制自不例外，一定要經由群眾力量的改革才能終結。九○年代的台灣民間社會運動已經有過一波中華民國的終結運動。假如我們同意永遠維持中華民國體制是召惹中國侵略的理由，台灣要自救就必須努力再一波振興這股終結中華民國體制的運動。

鄭欽仁◎台灣安保協會監事 六月一日在巴黎遇到一位中國通的法國歷史學家，她的「普通話」極是流利，在會餐時突然問我：「台灣有沒有產酒？」我頓時感到錯愕，忽而又覺得她很冒失，因為幾千年前的台灣原住民各族已經知道釀酒，何況是今日！「有啊，有紹興酒，很有名。」我簡單的回答。但她立刻回了一句話：「紹興酒是中國大陸的！」乍聽起來，似乎語帶諷刺。 自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受聯軍委託佔領台灣以來，凡是台灣之「事」與「物」都逞其所能改成中國的，不許冠以台灣之名；儼然台灣是一片沙漠，不生事物。但也有例外，台幣不用中國名號，因為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時期，其貨幣制度一片混亂，以致敗於國共內戰，棄中國大陸而走；但台灣銀行發行之貨幣，早在日治時代已經是國際上有聲譽而穩定的貨幣，所以不敢隨意竄改名稱以免引發通貨膨脹，再度丟掉政權。 但進入七十年代，不再是等同中國（即是名號與名分雙失，至今仍未「正名」），但這時台灣人民在經濟上的成就，冠以台灣之名的產品可以流通世界，Made in Taiwan遠勝過Made in China；台灣之能夠通達，就如孔子所說的：「必也正名乎！」 今日台灣出產的紹興酒已因品質受肯定而有名氣，特被觀光客所喜愛，但台灣產之名酒而冠以「紹興」之地名，由外國人看來，意在剽竊，難怪那一位法國學者語帶玄音。尤其將來加入WTO後，用「紹興」之名，更有剽竊名義之疑慮，盼政府有關機關能立即正名，以便台灣之名酒不被魚目混珠，名馳國際市場。 正名一事，西元前六世紀魯國的孔子特別重視，所以他說「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是辨正名稱與名分，如今在台灣堅決主張中國或自稱是中國人的，到外國機構簽證或入國時被問起是否中國（人）便趕緊否定，與中國（人）劃清界線，唯恐被誤認來自中國大陸，遭到鄙視。但這種雙重標準，充分顯現中國人的阿Q。 孔子主張「名不正則言不順」，根據這個道理，希望變更名號，捨中國而取台灣，使名與實相副；但橫加反對者，與清末慈禧太后反對「變法改制」可以說如出一轍，所以當代中國人之阿Q，的的確確比不上西元前六世紀的魯國人之正直。 再者，又有一椿妙事！六月二日自巴黎歸國，碰到一位企業界人士，他確定我們來自台灣，便怒吼的說：他有兩位同伴在歐洲搭不上飛機一起歸國，原因是那兩位拿的Republic of China的護照，被認為沒有Taiwan的簽證，不得歸國。這幾位商人的遭遇，正是孔子所說的「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道理。－按所言「不順」者，是中華民國與台灣是否「同證」而言語齟齬；「事不成」者，是搭不上飛機，有國歸不得。 總之，不管是紹興酒的「物」或護照的「事」，正名都是迫切需要的！我等不擬有中國之名，也不願被疑為「剽竊」中國之名，但願還我台灣之名，恰如其分，以台灣為榮！

曾齡儀◎在日台灣同鄉會理事 為了向日本政府表達台灣人追求國家認同的堅定意志，在日台灣同鄉會林建良會長及台灣研究論壇於八月八日發起遊行活動，抗議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侵害基本人權，將在日台灣人的外國人登錄證上「國籍」一欄登記為「中國」，完全無視台灣並非中國一部分的政治事實，成為中國企圖併吞台灣的幫凶。 遊行路線由銀座經東京車站至大手町的出入國管理局，此區為日本的政治中心，官廳公署等重要行政機構有半數以上集中於此，是遊行示威的黃金路線。當天約有二百人參加，包含在日台灣人教會及關心台灣的日本朋友。 在與日本友人交往的過程中發覺，日本是一個相當「惜情」的民族，懂得珍惜生命中曾經邂逅的每一段記憶，尤其是年紀較大的世代，他們當中有的是日治時期出生於台灣，有的是曾在台灣居住過一陣子，時間或許不長，但皆對台灣心懷感謝而保有一份回饋之情，甚或將其化為具體的行動。 此次遊行中即有多位懷念台灣的日本歐吉桑熱心參與，表達他們最直接的支持。每當與這些前輩們談及台灣過去的歷史和當前的困境，總讓我感慨萬千。相較於一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受台灣栽培卻絲毫不懂得感恩，至死不願意認同台灣的新住民，這些日本前輩實在有情多了！ 歷史的因緣際會讓老一輩的日本人有機會接觸台灣，自然地對這塊曾經駐留的土地多了一份關心。然而，許多中壯世代及年輕的日本人卻也展現了對台灣的濃厚興趣，這點令我感到好奇。 戰敗後的日本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特別是國家觀念的失落。 二次大戰侵略國的歷史罪名讓他們感到歉疚與羞恥，強烈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反省所衍生的劣等意識，使多數的日本人視國家議題為禁忌，彷彿只要談到「國家」二字即會被貼上「軍國主義」的標籤，避之唯恐不及。 例如，針對小泉總理大臣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各黨派爭先恐後地表態反對，便是「國家恐懼症」的典型症狀。此外，跨國調查報告也顯示，日本人的愛國心指 數是全世界最後一位，反映了戰後日本整體的自卑情結。然而，潛意識裡他們仍然充滿對國家的渴望，期盼日本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強國，回復大日本國的威望，這份說不出口的願望、想做又不敢實行的壓抑，卻在鄰近的台灣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台灣人毫不掩飾追求獨立建國的決心，堂而皇之地訴求國家意識，這份瀟灑是令日本人羨慕的。無獨有偶，台灣的國家觀因中國的侵逼而加速凝聚成形，並且在中國的強勢威嚇下展現了高度的抗壓性。相對於此，日本政府對中國的唯諾態度和弱腰遷就的處理模式令日本國民感到不快，轉而同情台灣。 除了正義感和道德勇氣的驅使之外，關心台灣的國家定位對日本人而言，未嘗不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移情作用，同時也是表達了不滿日本政府過於屈膝的中國政策。 近年來的日本社會瀰漫一股虛無的氣氛，泡沫經濟瓦解後的蕭條帶來了人心的浮動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家庭功能和教育體系也遭受時代變遷的衝擊，大環境的急遽變化連帶地改變了傳統的價值觀和既定的人生目標，這樣的改變在年輕世代的身上尤為顯著。 許多成年人擔心現在的年輕人變得冷漠、太自我中心，對國家社會的「公眾」領域毫不關心，這一點從每次的選舉投票率隨著年齡世代的下降而呈直線下滑的現象可略窺一二。不過，令人驚喜的是，在這次遊行的隊伍中，竟然有不少日本年輕人主動參加，他們有的是在網路上得知國籍正名運動的消息而自動前來，有的是曾經去過台灣旅行而愛上台灣的風土人情。 每個人或許出於不同的理由來支持遊行活動，但共通點是欣賞台灣人追求國家尊嚴的勇氣和毅力，並認為台灣人是日本的朋友。 國籍正名運動只是一個開始，距離目標的達成仍有一段路途。 但是，有這麼多真心喜愛台灣，關心台灣的日本朋友給予鼓勵和協助，縱然辛苦，在日台灣人並不寂寞。 　

侯榮邦◎台獨聯盟中央委員 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林建良醫師正在發起在日台灣人「外國人登錄證」國籍欄記載「中國」更改為「台灣」的正名運動。 日本法務省（法務部）出入國管理局謂「戰後包括台灣的中國出身者、其國籍一貫均使用『中國』，日中回復邦交前後，對此也沒任何變更」。又中國也主張「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國籍欄核准更改為「台灣」的可能性不大。對此，同鄉會林會長指出與日本同樣承認中國的主張之美國、英國、法國、韓國等發給台灣人的在留資格證明書均以其本國的語言記載為「台灣」，日本也應該有採取同樣措施的餘地。 同鄉會長林建良自六月十一日起開始呼籲上百的在日台灣關係團體共同參與「國籍正名」運動的連署活動，迄今已有一○三個團體參與連署。 另一方面林會長於二○○一年七月五日，向總統府、立法院、外交部、僑委會、駐日文化經濟代表處，發出附上一○三個參連署的團體的陳情書，懇請政府對日本政府提出正名「國籍」的訴求。 陳情書中，林會長指出在日本居留一年以上的外國人均持有一張日本政府發給的「外國人登錄證」，必須隨身攜帶。惟在國籍欄上卻記載「中國」。 當前在日本的外國人的犯罪問題非常嚴重，其中中國人的犯罪率高達半數以上。據瞭解部分中國人成群結黨，構成幫派，搶劫、走私、販毒等無惡不作，對日本的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威脅。東京最大的繁華地區新宿歌舞伎街一帶的PBU或SNAK許多掛著「帶寵物的客人與中國人請勿入店」的牌子，使不少中國人不敢自稱為中國人。 然而多數守法的在日台灣人的「外國人登錄證」上的國籍欄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在日中國人完全一樣被記載為「中國」，凡此讓在日台灣同鄉遭到許多誤解，也引起莫大的困擾。 有鑑於此，包括在日同鄉會的一○三個在日台灣關係團體呼籲政府透過管道向日本政府要求訂正此有損在日台灣人尊嚴並造成誤解與困擾的國籍記載。促使將台灣人的國籍欄正名為「台灣」，以正視聽並還我台灣人的尊嚴。 同時林建良會長也決定於七月九日起在日本發動全面性的抗議活動，向日本國民、媒體、政治家訴求，爭取各界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要懇求台灣鄉親共同關心此事，打電話、寫信或傳真給日本在台機構「交流協會」抗議，並摧促台灣政府以各種管道向日本政府要求為在日台灣人正名國籍記載為「台灣」。 雖然層次不同，現在政府正在檢討我們現在使用的護照加註Taiwan以利與中國區隔，評估過程傾向正面發展，或許明年將付諸實施。 又近年來包括美日的國際社會逐漸肯定台灣民主政治的成果與經濟力量對國際社會的頁獻。尤其是鄰國日本對台灣的態度有明顯的改善，因此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林建良醫師積極推動的「國籍」正名運動，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會有雲消日現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