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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摘要 自1950年代以來，兩岸之分裂分治不僅是當時國際結構下的產物，此後全球政治結構之變遷與演進，無論是冷戰乃至後冷戰時期來臨，亦持續成為兩岸關係重要之外部變數來源。在此，本文嘗試爬梳整理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結構演進之某些可見脈絡，同時據此觀察分析兩岸關係之發展路徑，在導入最新現狀特徵後，希望對客觀預測下一階段相關議題之未來，能提供具體之思考助益。 壹、全球宏觀結構變遷之脈絡 如同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指稱的，儘管國家對外關係依舊以落實與捍衛內部利益（inward interest）為核心，隨著國際關係日益緊密化，諸如體系特徵、國際權力分配、主要國家政策等外部變數（external variables）之影響，確實愈來愈無可忽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重視總體宏觀結構對體系內行為者（目前仍以國家單位為主）可能帶來之影響外，由於結構本身同時具備了動態性質，亦即其內涵並非一成不變的，這也讓追蹤並觀察結構變遷，成為提升政策分析與預測能力的關鍵之一。 當然，結構變遷不可能隨時發生；尤為重要的是，比起變遷本身，促使變遷發生之能量內涵同樣值得關注。以20世紀下半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為例，則霸權政策及其興衰、資本主義結構深化、民主意識普及化等，或許是最值得關注之主要動能來源。以下便對此分別述之。 （1）美國霸權興衰 儘管目前論斷美國霸權的「絕對衰落」為時尚早，但它對國際關係影響力「相對比例」下降或為不爭事實（例如其GDP佔全球比例從1950年代近半成降至2015年的24%，國防開支佔全球比例也從1950年代近半成降至2016年約36%，目前雖仍為第一大經濟體，2013-15年曾一度被中國擠下成為第二大貿易國家）。如同眾所周知，即便以美國霸權地位看似無庸置疑的冷戰時期為例，由體系內涵從1950年代「緊密兩極」到1970年代所謂「鬆散兩極」的發展，便可一窺美國國際地位之某種線性演進。更重要的是，美國並非僅僅是客觀存在的善意霸權（benign hegemony），而是自Truman總統時期起便以建構者（constructer）角色積極介入全球秩序，由此，自然也讓其影響力升降與國際結構變遷呈現正相關；尤其在進入21世紀後，無論朝G2或更廣泛之G20讓渡，美國霸權地位之未來，絕對是觀察下一階段全球結構變遷與國際關係發展的重中之重。 （2）資本體系深化 現代資本主義體系雖源起15-16世紀間，從某個角度看來，透過19世紀新帝國主義擴張逐步建立的「核心－邊陲」（core-periphery）結構，亦確實推動並形塑了某種「垂直性全球化」，儘管如此，藉由1950-60年代第三世界的解殖民政治獨立浪潮，以及隨後以資本化與工業化為特徵之「現代化」（modernization through cap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成為這些新興國家共通發展目標，從而首先讓資本體系深化進而獲得「水平性全球化」支撐，其次則明顯地拉抬了經濟議題在國際關係中，與傳統政治議題並駕齊驅，甚至隱然出現重要性超前趨勢之發展。由此，一方面經濟世界的「非零和」特徵不斷衝擊傳統國際政治的「零和」邏輯，由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互賴」現象，[1]在深化議題連結性（linkage）之餘，更讓決策者在面對挑戰時，必須從更複雜角度來思考可能之利益計算（近期美、中關係互動便是一例）。 （3）民主意識普及 民主意識在20世紀下半葉逐漸成為思想主流，甚至在1990年代後由於蘇聯集團瓦解還出現「概念統一化」（conceptual unifying）的走向，固然或為不爭事實，但究其背景，無論由於歐洲現代民族主義導致國家競爭激化（由此一方面提升政府對人民的依賴度，也帶來教育普及發展），抑或因前述資本主義體系深化導致自由化與個人主義意識上升，既無可忽視，也是強化民主意識作為結構變數的背景來源。無論如何，由於相關意識「制度化」程度隨著數波民主化浪潮不斷增強，加上新媒體（網路與社群軟體）日益發達，這些都提高了對決策之「由下而上」（bottom-up）壓力。 就在前面三股動能（霸權政策、資本體系、民主意識）交相激盪下，20世紀中期以來的全球結構，大致呈現以下幾個階段性發展特徵： （1）冷戰化（1950-70年代） 由美國所主導，但蘇聯同時努力配合演出的冷戰（Cold War），一方面承接了由歐洲奠基的全球貿易網路，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之外溢影響，為「政治全球化」提供了結構基礎，另方面也讓環環相扣之聯繫政治（linkage politics）特徵成為國際關係常態。自此，不僅國際政治中「獨立個案」比例日益降低，「牽一髮而動全身」亦為屢見不鮮之現象。除此之外，同樣延續自歐洲國際政治遺緒的，則是以「零和對抗」（zero-sum confrontation）為主的互動思考出發點和以「競爭」為常態之環境特徵。 （2）自由化（1980-90年代） 儘管「競爭」乃冷戰初期主軸，但隨著美蘇之間的（核武）僵持為國際政治帶來了某種「凍結性」影響，以及第三世界獨立運動帶來之「發展」浪潮，更為關鍵的，或許是作為發展理論指引的資本主義邏輯，無論是解放（liberation）抑或自由化（liberalization），其本質既相去無幾也殊途同歸。除此之外，不論其政策背景，美國自1980年代以來以「自由化」作為對外戰略重心，亦不無推波助瀾之效；由此，「以接觸代替對抗」乃成為國際關係中心的互動主流，無論「和解」（detente）或美中「關係正常化」都是在此一新背景下的邏輯性產物。 （3）全球化（2000年代以來） 關於「全球化」之概念探討雖早自1970年代便開始，但真正有意義之全球化，還是要等到蘇聯瓦解導致冷戰終結才提供必要契機。非但國際思想主流無論政治或經濟都呈現「一言堂化」之發展，有助於從規範面提供彌合結構缺口的關鍵能量，全球網路（worldwide web）從技術面所提供無遠弗屆之可能性，更進一步強化了全球化的「真實」，由此，跨國互動既成為某種常態現實，從超越國家利益角度重新思考並處理國家間議題，乃成為決策者無可迴避之挑戰，全球已簽署FTA總數從2000年不及100個，至2016年已超過400個，便是一例。 （4）民粹化（2020年代-?） 弔詭的是，雖然有冷戰化與自由化分別從政治與經濟面提供支撐，從而奠下21世紀以來看似無庸置疑之全球化結構面貌，猶如牛頓第三作用力定律之暗示，近年來不僅「裂解」成為某種新現象，無論2011年「時代雜誌」將全球抗議者選為年度風雲人物，[2]抑或此起彼落的極右派言論讓Fukuyama不禁興起「民粹式族群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氾濫之嘆，[3]至少都引導出某種結構逐漸趨於動盪之可能方向。至於其緣由與內涵，個人會在後面篇幅進一步論述。 貳、兩岸關係回顧：從對抗到交流 起自1949年「分裂分治」現實的兩岸關係，既與前述全球結構內涵之階段性變遷同時並進，事實上也經常是其發展之依賴變數（dependent variable），何況兩岸處於N.J. Spykman所謂邊緣地帶（rimland）之關鍵地緣位置上，[4]更無法與結構切割。以下，便試圖先據此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兩岸關係互動之階段性演進 階段區分 1.0 2.0 3.0 4.0 時間斷代 1950-70年代 1980-90年代 2000-10年代 2020年代? 主軸內涵 冷戰化 自由化 […]

楊昊 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言 亞洲的崛起，是全球矚目的焦點，它不僅是製造業聚集的鉅型生產基地，更擁有超過40億消費人口的龐大市場，成為驅動世界前行的成長引擎。亞洲的發展經驗，是數百年前縱橫全球的歐陸殖民者難以想像的嶄新格局；早已習慣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政治菁英，更需重新認清全球發展重心正逐漸東移的政經現實。 位於亞洲東南沿海陸板塊的國家群，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興起區域主義浪潮，然而，相關國家囿於彼此猜忌，早期僅同意發展低度區域合作，欠缺整體串連的想像，更少見有效整合的成功政策經驗。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歷經五十年來發展，讓東南亞從互信破碎的敵視國家群，逐漸發展成具有整合議程的區域共同體。 隨著共同體發展計畫的逐漸成熟，6.5億人的生產基地與龐大市場等雙重優勢引起了亞洲主要大國的重視。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大國紛紛強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關係，除了各自提出大型投資計畫、推進交通連結與基礎建設開發案，同時也藉由獨資或合資的方式經略新型態的產業園區。從東協加一、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到東協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推進，說明了小國集團與大國角力之間存在著互利多贏的共伴效應，正在協力提升亞洲於全球政經體系中的戰略權重。 隨著東南亞重要性日增，亞洲的主要國家近年來強化了積極經略區域國家與東協的力道，除了前述的中、日、韓，包括美國、俄羅斯、印度與台灣都期待能藉由與區域國家密切交往，運用各自特色及優勢，轉換成參與及領銜東協與亞洲整合的能量。 其中，自2013年開始醞釀並大幅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Belt & Road Initiative），就是中國試圖以「西進」為全球「帶路」的地緣政經舉措，而東南亞更是其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站。相較於一帶一路，台灣自2016年起全力深耕的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同樣以東南亞、南亞為關注，藉由台灣與「南向」周邊國家的資源共享與多元夥伴關係的建構，促成台灣融入以東協主導的區域整合進程。北京的西進與台灣的南向在規劃與實踐方面，分別呈現出不同國家對於亞洲發展的個別想像，同時也揭示了各自對區域合作與區域整合的各自定位。 本文將分為五個部份，第一部份是為前言；第二部份為北京的一帶一路倡議，探討其為世界帶路的思維與作為；第三部份則是關注台灣新南向政策的必要性與戰略意義；第四部份則是以中越雙公報為例，檢視一帶一路倡議可能對台灣造成的影響與衝擊；最後一個部份則是結語。 貳、中國的西進：北京為世界帶路的思維與作為 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藉由海陸雙軸的西進前行，除了希望帶動周邊國家的交通基礎建設網絡與經濟發展，顯然也試圖解決中國內部產能過剩的潛在挑戰，將國內危機轉換成國際商機。以習近平所主導的中國西進，至少具有下列四個特徵。 (一)，這項大戰略的海陸雙軸，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前者由中國西部前進中亞，一路延伸到歐陸，滿足了西部開發的需求以及對中亞能源及交通網絡的需要。後者則是由中國東南沿岸出海，以東南亞為首站，鞏固睦鄰邦誼，隨後連接主要海路後由西亞轉進歐洲。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的佈局的確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四代領導人，是習近平為中國帶路的全球戰略，貫穿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的世界島，掌握世界政治心臟地帶的戰略意圖，清晰可見。 (二)，西進之舉，明確止於歐洲邊緣，可被視為是北京繞往地球的另一端來回應中、美之間的新型態大國關係未明情勢。藉著深入美國在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中的盟友，中國由東歐轉進，藉由金援與開發，具體強化自身在歐洲區域中的政經影響力。不可諱言地，北京對於交通基礎建設與經濟走廊的鉅資貢獻，提供了充沛的經濟資源，極有可能間接削弱了美國在亞洲盟邦與歐洲盟友中的影響力，甚至造成相關國家的戰略轉向。 (三)，中國不僅為世界帶路，它的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更清楚對焦東南亞。帶路佈局在東南亞的發展，係透過雙邊投資計畫建立合作基點，並且以交通運輸、能源基礎建設將「點」連結成「線」。所通過的東南亞國家中，尤以柬埔寨、寮國、緬甸、與馬來西亞最為支持，積極響應關於交通基礎建設、園區建設、旅遊合作、智庫合作、產業合作、經貿合作、銀行融資與智庫合作等領域（請參見表一）。有了周邊國家的響應，中國得以將交通與經濟走廊的多組支線擴展成「面」，形塑一個「迫切需要中國支援」、「善意容納中國崛起」的發展腹地。 表一 2017年中國與東協國家達成的一帶一路具體合作成果 印尼 雅萬高鐵項目融資協議；經貿合作協議；化工、冶金、石化等領域產能合作融資合作協議 汶萊 媒體交流合作諒解備忘錄；智庫合作促進計畫諒解備忘錄 柬埔寨 一帶一路政府間雙邊合作規劃；關於加強基礎設施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一帶一路交通運輸領域合作文件；關於建立中柬聯合海洋觀測站議定書；公路項目貸款協議；關於強化標準合作、助推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倡議；工業園、輸變電、風電、水壩、衛星、液壓器廠等項目貸款協議；旅遊合作備忘錄實施方案；媒體交流合作諒解備忘錄；智庫合作促進計畫諒解備忘錄；柬埔寨加華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合作 泰國 政府間和平利用核能協定；泰國進出口銀行簽署授信額度框架協議，開展轉貸款、貿易融資等領域合作 馬來西亞 政府間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水資源領域諒解備忘錄；關於強化標準合作、助推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倡議；化工、冶金、石化等領域產能合作融資合作協議；馬來西亞馬來亞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合作；馬來西亞進出口銀行簽署授信額度框架協議，開展轉貸款、貿易融資等領域合作 菲律賓 經貿合作協議；融資授信額度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菲律賓首都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合作 越南 輕軌項目貸款協議；經貿合作協議；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 新加坡 政府間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 寮國 […]

郭育仁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壹、半島危機與大國博奕 從2017年3月6日北韓試射導彈到4月18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確認應對北韓三原則的一個半月，可視為安倍主動外交的展現，也為日本第二波國家安全改革與凝聚修憲共識提供基礎。 金正恩上台至今無視國際壓力，逐步按照核武目標進行導彈試射與核試爆，五年多來共試射87枚導彈，2017年至今就已試射14次21枚導彈。從四次指標事件可歸納北韓威脅提升的四大階段：機動性發射包含潛射、長距離打擊、飽和攻擊、與可能的核打擊能力，大幅提高反導彈系統偵測與攔截難度，迫使美日必須調整外交與軍事因應策略。 2016年9月3日北韓進行第六次核試爆，威力至少有16萬噸黃色炸藥也是歷來最強。日本防衛研究所〈2017年東亞戰略概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7）直指，北韓可能已具備核彈頭小型化技術。2016年8月24日北韓試射「北極星1號」（Pukkuksong-1, KN-11）潛射飛彈（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SLBM），首次飛入日本防空識別區。日韓軍方皆研判KN-11使用固態燃料，若以正常角度發射，射程可達一千公里。 2017年2月12日北韓試射「北極星2號」（Pukguksong-2, KN-15）導彈落入日本海。日本研判KN-15採固態燃料，射程達三千公里可覆蓋日本全境，並由「車載發射架」（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 TEL）發射，具高機動性。2017年7月4日北韓試射「火星14號」（Hwasong-14, KN-14）導彈落入距離日本海。日本防衛省研判此次KN-14以「高彈道」（lofted trajectory）發射，若以正常角度發射，射程可達美國阿拉斯加州。北韓中央電視臺也證實，此次KN-14飛行距離達到933公里，最大高度為2802公里。2017年3月6日北韓發射四枚「飛毛腿-ER」（Scud-ER），三枚落在日本「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能登半島周邊200公里至向北80公里位置，是距離日本本土最近的一次。並以多彈齊落方式試射，顯示北韓在飛彈控制與資訊傳輸有極大進步。 當天安倍在國會表示，北韓威脅已進入新階段，日本無法再坐視，史無前例一天召開三次緊急國安會，並致電川普商討應有的戰略作為。4月2日川普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訪表示：「如果中國不解決北韓問題，美國會自己來」（Well if China is not going to solve North Korea, we will）。「如果中國願意配合，對中國將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中國拒絕合作，對任何人都不好」（If they do, that will be very good for China, and if they don’t, it won’t be good for anyone）。不惜以動武姿態施壓即將到訪的習近平。朝鮮半島局勢再次躍升為牽動中美日俄大國博弈的主結構。   […]

  司徒文 台灣大學國際學院客座教授   有報導指出川普政府即將在今年秋天發表一系列外交政策立場的白皮書，其中包括整體的國家安全戰略規劃，然而川普政府截至目前為止在外交政策上充斥著矛盾與不一致的現象，這些問題恐怕並不會因此而得到改善。 川普總統的人格特質使得推測的工作困難重重 要正確評估川普政府亞洲政策的方向並不容易，以下是幾個主要的原因：川普本身帶有自我感覺良好、漫不經心與喜怒無常的人格特質，對於歷史資料、美國政策和世界局勢的最基本事實也渾然不知，而且顯然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多加傾聽和學習。這種以管窺豹到可憐地步的世界觀，反應出他含著金湯匙出生、用大半輩子投入不動產領域、將自己名字當成品牌經營、舉辦選美比賽以及擔任電視節目主持人的貧乏人生經驗。 這使得川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三不五時就會陷入這種胡言亂語的窘境。三月的時候，川普對德國總理梅克爾表示，德國貿易談判代表的表現比美國的代表優秀許多，這句話讓梅克爾感到一頭霧水，因為美國和德國事實上從來沒有針對貿易協定進行過任何談判，川普還誣指德國欠美國「很大一筆錢」。四月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川普表示韓國「過去的確曾經是中國的一部份」，雖然川普隨即說這是習近平告訴他的，但是這可並不是事實。五月的時候，川普公開宣稱如果能見到北韓獨裁領導者金正恩，將會是「很榮幸」的一件事；對於被控打著反毒名義就隨意殘殺數千名毒販與嫌犯的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川普甚至表示歡迎對方前往白宮一遊。   這些明顯違背事實，或者說最起碼也是不重視細節的輕率言論，似乎也相當程度傳染給白宮的官員了。白宮於七月發表的一份聲明中，居然把習近平說成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另外也誤將安倍晉三當成日本的總統而不是總理，甚至就連加拿大總理的名字賈斯汀（Justin Trudeau）都能叫錯成喬（Joe）了。 川普邀請金正恩和杜特蒂的舉動，象徵川普政府在外交政策導向上另一個最讓人感到傷腦筋的問題——他經常批評盟邦、朋友和鄰國，反之卻明顯對獨裁領導人流露出好感，特別是對普丁和習近平這兩個施政方針都有礙美國利益的國家領導人。 接二連三的謊言 我們也要小心應付川普扭曲事實和胡說八道的毛病，根據《華盛頓郵報》在八月25日的統計調查結果揭曉，川普總統自入主白宮這218天以來，就已經提出1,094則錯誤或具誤導性的說詞——平均一天五則。 《紐約時報》在七月21日也有一則類似的追蹤報導，指出川普自就任以來已經撒了116個謊，其中跟外交政策有關的不實陳述包括： 「造假媒體走開，說什麼『川普改變了對中國的立場』，我才沒有改變立場」（事實上，他就是改變了） 「在談到操弄匯率的時候，我的確曾經表示過，如果中國繼續執迷不悟的話，那我就會在上任後不久，指控他們是匯率操縱國。之後，我真的選上了總統，而他們——在一得知我勝選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止操弄」（中國其實早在2014年就已經放寬匯率的浮動空間了） 「中國將獲准再額外興建好幾百座火力發電廠，這個意思是說，如果依照（氣候變遷）協議執行的話，我們不能蓋電廠，但是他們可以。印度也是，他們到2020年為止，碳排放量還有增加一倍的空間」（該協議其實並未涉及准或不准設立火力發電廠的議題） 「和墨西哥的貿易赤字已經逼近700億美元，就連和加拿大之間也有著17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事實上，美國在2016年對加拿大不但不是貿易赤字，反而還享有81億美元的貿易盈餘；而美國對墨西哥商品貿易赤字的金額也是644億美元） 「你們知道嗎，跟過去相比，我們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省下了好幾十億美元——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的緣故」（美國早在2014年就已經針對要求北約國家提高經費負擔一事，進行協商了） 找不到人的川普政府仍舊分崩離析 另一個有礙美國將來政策走向的問題，出在川普政府在很多重要的高階職位上都還找不到派任人選，當中最嚴重的，莫過於國務院到現在居然還找不到專責處理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以及在面對北韓危機的當下居然派不出駐南韓大使。不僅如此，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打算大幅精簡國務院人力、刪減31%經費支出的計畫不但從來沒有停過，還打算從政府部門以外引進顧問公司進行國務院的組織再造。根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在七月31日的報導：「來意不善的白宮在刪減（國務院的）預算時毫不手軟，沒什麼淵源的領導人刪除了許多職位跟專案計畫，國務院的氣氛也從來沒有如此低迷過。」 更禍不單行的問題，則是川普政府的幕僚群對於政策走向一直陷入分裂與內鬥的窘境，對中政策就是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出身自美國投資銀行界的官員像是財政部部長梅努欽（Steve Mnuchin）、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孔恩（Gary Cohn）和副國家安全顧問鮑爾（Dina Powell）都比較傾向維持傳統美、中之間的關係，亦即就整體而言，維持雙邊關係的重要性優於計較零星的利益衝突——雖然這樣的衝突不勝枚舉。梅努欽、孔恩和鮑爾三人之前都曾任職於投資銀行高盛，而高盛其中一個主要的獲利來源就是中國，就連川普的女婿庫希納（Jared Kushner）也屬於這個陣營——他需要仰賴中國買主的青睞好延續家族經營的不動產事業，至於他的太太、川普自己的女兒伊凡卡（Ivanka Trump）所經營的自有品牌中，也是有許多商品是由中國所生產製造的。 相較之下，白宮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甫離職的巴農（Steve Bannon）兩人對中國的態度就強硬了許多，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雖然也是投資銀行業者出身，但是從新聞報導不難看出其在對中貿易議題上也採取較強硬的主張，另外像是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蒲亭杰（Matt Pottinger）基於過去多年擔任記者的工作經驗，也對中國有更深入透徹的認知。最重要的是，主張捍衛台灣的國防部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其態度之強硬，與中國相較也毫不遜色。報導指出，馬蒂斯在六月於新加坡所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談」（Shangri-La Dialogue）中挑明，儘管他很清楚美國不會更改一中政策，但是卻無礙於幫助台灣完成自我防衛，這一席公開承諾讓北京方面怒不可遏： 『國防部將堅定維持與台灣民選政府之間的合作，提供一切必要的防衛武器，信守美國在《台灣關係法》當中的義務，這都是因為我們支持以台灣海峽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決所有爭端。』 會議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一如預期地反對馬蒂斯的說法，反對美國提供任何軍售給台灣，指責馬蒂斯居然無視美中簽署三公報的重要性。 馬蒂斯對於南海問題的看法也同樣讓北京方面火冒三丈： 『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在南海構築工事的規模和效應都與區域內的其他國家大不相同，這意味著軍事化的本質。中國不顧國際法的規範，藐視其他國家的利益，使得以非對抗性手段解決問題的方式變得困難重重。』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將人工島礁軍事化以利提出專屬領海主權的行為，這種行為並不符合國際法的規範。我們不能、也不會接受單方面強行改變現狀的作法。無論是在什麼地方，只要是符合國際法的規範，我們都將繼續維持海運與空運的航行與相關作業，在南海及周邊區域以實地操作的方式，展現我們的決心。我們在這個區域的各種活動將展現我們的意志，捍衛我們受到國際法保障的利益和自由。』 美國軍方和情治系統通常是最在意中國對美國利益會造成威脅的兩大單位，自然也是對看好美、中關係發展這種論點最感到憂心忡忡的一群人。以中央情報局局長龐皮歐（Mike Pompeo）在七月26日接受《華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記者葛茨（Bill Gertz）的專訪為例，他直言不諱指出中國就長期而言將會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來源： 『以中、長期來看的話…，相較於其他（國家）而言，中國擁有最足以對抗美國的實力，（中國快速成長的軍力）大量集中在如何對抗美國軍力投射的能力。所以不管是在南海或是在東海，在地球的另一端你都會看到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如果想要進一步取得更多資訊，他們就會試圖竊取我們的情資，或是加強反情報的工作，最常見的當然是雙管齊下。…這麼說吧，我們和中國有著各式各樣的關係，跟中國之間的商業往來也很密切，但是我還是認為，當他們思考自己在世界局勢中的定位時，他們用來界定自己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方式，就是能夠和美國一對一，而不是和任何其他國家相互較量。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換一種方式來說的話，我想，當中國人站上國際舞台的時候，他們也會自認為是另一股帶有對抗色彩的強權國家，所以會試圖透過他們所認定的情報工作表現出他們也是強權國家的樣貌。所以說呢，就我們目前所知，有些人是受命於總參三部（3PLA），有些人則來自於其他更不可考的單位。不過不管他們來自於哪裡，他們都會竭盡所能取得情資，…他們的任務都帶有在美、中單獨對抗的關係中，削減美國相對優勢的目的，而達成任務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透過這些層出不窮刺探工作，透過各種的間諜行為。』 葛茨身為《華盛頓自由燈塔》的編輯，他之前也採訪了中國備受爭議的鉅富郭文貴。郭文貴曾經躋身中國的菁英階級，據說跟中國的情報部門也有著密切的往來，由他公開爆料中國針對美國的間諜活動，無疑更強化了中情局局長對於中國威脅論的觀點。郭文貴指稱北京方面在過去五十多年來一直在美國境內發展間諜組織，當中包括將近25,000名情報系統的政府官員，還有超過15,000名受雇於中國的美國情報工作者，並且自2012年起積極擴展間諜活動的範圍。雖然這些數字可能有些誇大，但是中國間諜活動對美國造成的威脅卻是不爭的事實。 川普對待台、中的態度也搖擺不定 不只是美國軍方和情治單位的領導人，就連美國國會也密切關注來自於中國的威脅，而川普總統的態度雖然搖擺不定，但是大致上還是採取了比較偏重中國的立場。競選期間不時對中國提出強烈的批判，去年十二月2日還和台灣蔡英文總統在電話上互動愉快，想不到川普旋即改弦更張，回歸到美國比較老派作風的政策基調對待中國和台灣。十二月11日，川普在推特上發文表示「除非我們和中國之間達成交易，否則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們自己要被一個中國政策給綁著…」——言外之意彷彿台灣只是在談判桌上的籌碼。 另一方面，國務卿提勒森在任命聽證會上特別向台灣再次保證：「台灣人民是美國的朋友，不應該被當成談判籌碼。美國對台灣不但負有法律上的承諾，同時帶有道德上的義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再次重申了「六大保證」，而其中之一就是美國不會改變對於台灣主權所秉持的立場。 然而川普總統在四月6、7兩日於海湖莊園（Mar-a-Lago）與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會面時，似乎又誤以為自己與習近平建立了一定的默契，以為習近平有辦法制住北韓，以為中國會開始逐步削減對美國的龐大貿易順差。雖然川普當時還沒有從習近平身上得到任何具體的承諾，但是卻已經迫不及待地歌頌自己在腦海中與中國領導人所建立的友誼：「我們之間的互動良好，對彼此都有好感。我蠻喜歡他的，他的夫人也很棒」，但是他也承認「到目前為止我還一無所獲，什麼都沒有」，接著還補了一句「但是我們已經搭起友誼的橋樑——我可以感受到這一點——而且我認為再多經過一些時間之後，我們會有非常、非常要好的關係，我真的非常期待這樣的結果。」 就算在北韓問題都還沒取得任何進展，川普總統還是一樣給與習近平高度評價。當中國遭受監禁的異議人士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七月13日過世的時候，川普還是——在巴黎與法國總統馬克宏一起舉行聯合記者會的時候——把習近平稱做朋友，而且是一位值得尊敬、了不起的領袖：「他是非常能幹的人，在我眼中，他是個很好的人，他熱愛中國，我可以跟你保證，他真的非常愛中國，希望能夠為中國做一些正確的事情。」 […]

長島昭久 日本眾議院議員、前防衛副大臣   本世紀最大的戰略課題是，如何管控「中國崛起」。換言之，應該如何將憑藉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不斷向外擴張的中國言行納入既有的國際秩序體系。在此意義下，中國的崛起是攸關本世紀國際秩序根本的最重要國際政治課題，同時也是亞太區域安全保障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伴隨著作為原有國際秩序霸權國家的美國，影響力持續下降，在美國對亞太區域安全保障的承諾也蒙上一層氤氳的今日，面對中國的崛起更讓人想起「修昔底德陷阱」般的嚴峻戰略挑戰。 季辛吉博士（Henry Alfred Kissinge）將此一現狀評為:「現今國際秩序是二次大戰後最不穩定的狀態」。在其新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指出，「世界面臨最大的危機是國際秩序從一個體系轉向另一個體系」，並警告「倘若放任為所妄為不知自我節制」，「直到新秩序確立為止，混亂將一直持續下去」。 特別是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中國為首的「陸權國家」與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國家」之間，典型的地緣政治戰略上的兩強相互傾軋持續擴大。正如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以來反覆持續兩千多年般，即使到了今日仍然在大國競爭間，努力摸索尋求周旋在大國的國際權力均衡上的新平衡點。其中，目前緊張局勢最有可能一觸即發的最前線是朝鮮半島，以及今天的主要課題台灣海峽。 冷戰結束後歷經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至今仍然是戰爭的引爆點，其最主要的理由除半島與海峽作為地緣政治上陸權與海權國家間權力均勢的複雜緩衝地帶，別無其他。朝鮮半島與陸權國家中國相互比鄰（因此容易受到其直接影響），同時半島南端的南韓與海權國家的美國互結同盟關係部署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在台灣海峽，雖然台灣堅持與海權國家美國在共同價值為基礎下互為準同盟關係，然而中國堅持領土主權的完整性，主張武力統一的強硬姿態也絲毫未曾有所退縮。 就如同許多地緣政治戰略專家所擔心，倘若美國與中國之間發生「權力移轉」，台灣的未來走向將是決定性的指標。因此，無論是中國或美國，包含日本在內的此區域內國家都無從選擇，只能隨時提醒自己注意到這件事。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與《美中上海公報》），自毛澤東主席以來歷任中國國家領導人，都將「台灣統一」作為最終必須實現的願望，逐步推展所有實現願望的準備工作。台灣位處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軍進入太平洋的重要地緣戰略要衝。自北京遠眺太平洋，那麼從日本九州途經日本西南諸島到台灣所形成的這條線（第一島鏈北端），正好以關閉太平洋進出口的形式覆蓋著。日本西南諸島與台灣相鄰，特別是分隔沖繩本島與宮古島的宮古海峽，以及分隔台灣與菲律賓的巴士海峽，分別作為遏抑中國潛艇進出太平洋的咽喉。因此，對想要挑戰美國霸權的中國而言，控制台灣是必要不可或缺的一步。此外，由於台灣位於東海與南海之間的交會點上，中國極盡所有可能想要控制台灣，如此一來，在東海，中國可以一舉突破日本對尖閣群島的有效控制，在南海，對於那些連領海或專屬經濟海域都無法主張的礁岩或暗礁周邊，中國也建造起龐大的人造島並在上面建立軍事基地將之串聯起來。 另一方面，從美國角度而言，台灣位處日本列島、西南諸島一路串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第一島鏈中心位置，牽制中國進出海洋，台灣「事實上的獨立」（維持現狀不受中國控制），可說是亞洲太平洋戰略上的關鍵點。因此，美國即使在與中華民國（台灣）斷絕邦交後，仍然制定《台灣關係法》，用以牽制中國，根據該法第二條二項第四款，「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第五款「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以及第六款「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美國和中國圍繞著台灣海峽，局勢緊繃衝突到達一觸即發的臨戰狀態，過去至今至少有過三次。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於1954年9月（九三炮戰），朝鮮戰爭終於達成停火協議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島的駐軍展開轟炸。隔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占據一江山島，因台灣方面棄守附近大陳島，使得緊張態勢趨緩獲得解決；第二次台海危機發生於1958年8月（八二三炮戰），同樣是對駐守金門島的台灣駐軍展開炮擊，總計四十四天的猛烈炮擊期間，落彈五十五萬發，台灣方面包含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在內死傷眾多。對此，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以「中國企圖侵略台灣」為由，提供台灣武器援助用以表達支持。10月，中國以「人道考量」為由，解除對金門、馬祖的封鎖，片面宣告停戰一周，正面迴避與美國爆發全面性戰爭危機。 第三次台海危機是發生在1995-96年。1995年7月到隔年3月為止，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朝台灣海峽在台灣周邊海域實施飛彈演習。1995年8月解放軍海軍實施海上軍事演練、11月擴大規模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操演。隔年1996年3月，舉行極具挑釁的第三波飛彈試射演習，飛彈落在基隆與高雄外海。因此，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Bill” Clinton）在3月8日，宣布將已經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派遣至台灣周邊海域待命。隨著中國方面宣布繼續試射飛彈，緊急將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從波斯灣調派部屬在台灣海峽。雖然台灣海峽周邊緊張局勢持續升高維持數週，然而中國軍隊在無法有效掌握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所在位置，彼此作戰能力明顯落差下，自不得不撤銷飛彈演習。 第三次台海危機，中國遭致孫子兵法所言，「不戰而勝」的相反，「不戰而敗」的屈辱結果，其後以此為重大轉折契機，中國朝軍事現代化跟擴軍邁進。在此意義下，此次台海危機後中國軍備擴充，與美蘇冷戰時期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後，蘇聯海軍軍力增強可堪對比。亦即，蘇聯在1964年布里茲涅夫政權時，自1966年開始依據五年計畫，擴大核子戰略戰力能量的同時，開發、強化搭載SS-N8（有效射程8000km）、SS-N18（有效射程6500km）的德爾塔級彈道飛彈潛艦（667B型核潛艇），其顯著之進步讓美國嚴重感到威脅。此外，蘇聯也強化海軍綜合戰力，可在印度洋等國際海域展開部署以強化存在感等，古巴飛彈危機後約略七年的時間，蘇聯的綜和軍事力量幾乎已經追趕上美國。其結果是在1969年展開第一輪的美蘇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 I）。迫使美國不得不採取拳擊術語中的纏抱戰術。 另一方面，藉由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深刻體認與美國海軍實力差距的中國，為彌補差距隔年開始大幅擴大軍備。從1996年到2015年，中國國防開支在二十年間大幅增長620%。 無論如何，一般咸信當時中國海軍體悟到兩件事。分別是，中國本身近海防禦能力的脆弱性，以及為了克服美軍壓倒性的制海能力，有必要建構可以阻絕美軍制海能力的「非對稱作戰能力」（asymmetric force）。此舉促使飛彈有效射程與精準度提升，並朝向增強非對稱作戰的潛艇戰力發展，用來威脅以航空母艦為首的美國水面上艦艇。如此一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性的對美國前進部署戰力構成威脅。1996年台海危機時，在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前，不得不偃旗息鼓的中國海軍新型驅逐艦及巡防艦總數為4至5艘，截至2016年一舉膨脹十倍以上達到52艘；並且以卓越靜音能力俄羅斯基洛級潛水艇為首，中國國產宋級、元級潛水艇，均裝備號稱世上最快速的反艦巡弋飛彈（ASCM）。商級核動力攻擊潛艇以及其改良型用以替代漢級核動力潛艇，甚至是配備潛射彈道飛彈（SLBM）的新世代晉級核動力戰略潛艇，用以確保核報復能力的穩定性。這些潛水艇戰力，也由1996年當時的3至4艘，2016年擴展到十倍以上的46艘。特別是中國潛水艇與後面將提及的空軍戰力，相較於最新型陸基東風-21D反艦飛彈對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危害，具備更大的威脅能力。 空軍戰力也存在著相同的情形，與日本、美國第四代戰機（F-15、F-16、F-18）能力相當的殲-10（J-10）、殲-11（Su-27/ J -11）、蘇愷30（Su-30）、殲-15（J-15，2016年開始部署），總數由1996年的40架，逐步擴展至今日的810架，甚至凌駕日本航空自衛隊（F-15、F-2的293架）與駐防日本美國第七艦隊旗下第四、五代戰機（F-15、F-16、F-18、F-22、F-35等共約300架）之上。這些海空軍戰力與中國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所擁有的彈道飛彈級巡弋飛彈，一同建構起強大的區域阻絕/反介入（A2/AD）能力。尤其是，空射反艦飛彈在質量上顯著的提升，96年，強5（Q-5）攻擊機搭配鷹擊81反艦飛彈（YJ-81）合計射程僅有670km，然而現今殲-16戰鬥轟炸機配備鷹擊62反艦飛彈（YJ-62）合計射程擴大到1780km，對美國海軍水面艦艇構成極大威脅。 另外根據，今年六月美國國防部所公布的《年度國防報告書》指出，中國在南海礁岩所建造的七個人工島礁中的永暑礁、渚碧礁及美濟礁，分別建造了可容納24架戰機的機庫。這3座人工島礁都建有約3000公尺長的跑道、大型港口，並持續建設軍營及管理大樓、通訊設施等。將來一旦所有設施建造完成，可以在南海部署三個最大的戰鬥機部隊。連同已經完成的西沙群島設施，意味著中國可以在南海全部海域部署1-2艘航空母艦戰鬥群的作戰能力。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員伊斯坎德·雷曼分析指出，中國不顧國際社會抨擊聲浪，採取強硬姿態，其目的是想將南海作為中國核動力戰略潛艇可以自由活動的「聖域」。亦即，以海南島三亞作為基地的中國核動力戰略潛艇其部署水域可以從南海突破第一島鏈防線進入西太平洋，確保美國本土能夠涵蓋在中國長程彈道飛彈射程內的第二擊（報復）能力。如同冷戰時期，蘇聯戰略潛艇將巴倫支海或鄂霍茲克海視為聖域，虎視眈眈瞄準美國般。 如上所述中國急速擴軍的結果，倘若現在發生與1996年台海危機時相同的情況，美國政府能否像當時一樣毫無顧忌地將航空母艦戰鬥群部署在台灣海峽，相當令人存疑。這樣的情況不單是台灣所要面對的嚴峻現實，就日本安全保障而言同樣也是如此。 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兩份最新報告，《美中軍力對比》（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2015）及《與中國開戰，想不敢想之事》（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2016），詳細研究分析「台灣衝突情景」，不僅可作為如何看待當前情勢，更是認真思考未來嚴峻情勢的重要參考資料。蘭德公司報告預想美中軍事衝突的四種情景分別是，①美中爆發全面性戰爭，②東海衝突（主要是日中衝突所引起），③台灣衝突，④南海衝突（南沙群島）。特別是圍繞在台灣衝突的情景，例如「中國的反艦作戰」、「美軍對中國陸上目標的航空作戰」等各種作戰演練項目，以計分形式分別評析美中軍事優劣之處。從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爆發開始，分別就2003年、2010年、2017年，每七年分析一次。 礙於時間有限，沒有辦法詳細說明蘭德公司的研究分析過程，但其分析結果，應仍然可以給我們許多反思。 美國的作戰遂行能力（阻止中國侵略台灣），由於中國解放軍的軍事力急遽提升相對降低。尤其是，中國加速更新至第四代戰機，增加美軍確保空中優勢的困難度。 對美軍而言，特別感到威脅的是，顯著強化的中國潛艇作戰能力。根據美國國防部今年六月所公布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書，中國擁有常規柴油動力攻擊潛艇製54艘，加上商級核能攻擊潛艇以及裝載彈道飛彈（有效射程7400km）的晉級戰略核潛艇等，2020年前潛艇總數將達到69至78艘。 […]

尹德敏 韓國外國語大學講座教授 北韓為什麼要發展洲際彈道飛彈？ 也才不過幾年前而已，我們都太過沈溺於北韓這個失敗的國家終究難逃崩潰的命運，接下來就能由我們主導南、北韓統一的樂觀氣氛中。然而，這個失敗國家發展核武的成果，現在已經逐漸成為明擺在眼前的事實了。 北韓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傳至第三代領導人手上，這位年輕領導人對於權力的渴望不但導致將近兩百名政府高階官員因此遭到殺害，甚至就連領導人自己的親哥哥也都無法倖免。金正恩過分地沉溺仿效祖父金日成的風範，甚至不惜重啟赤化南韓的侵略性作法。 實在很難想像一個亞洲最貧困、最倒行逆施的國家，居然就在一個狂人的獨裁統治下，踏上了發展長程飛彈的路程。現在，金正恩已經玩得太過火了——北韓光是在2016年就發射了24次彈道飛彈，另外還進行了兩次核子試爆，2017年甫過半未久，北韓又再追加試射了18枚飛彈，其中包括兩枚洲際彈道飛彈的初步原型。北韓在去年七月成功試射火星14號（Hwasong-14）飛彈的時候，其實就已經預告了他們已經快要具備以洲際彈道飛彈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了。 南韓全境都已經處在上千顆各式彈道飛彈的攻擊範圍內，這還沒算上其他搭載在潛艦、飛彈拖車和移動軌道等發射平台的飛彈，這些都對南韓的防衛能力帶來嚴重的挑戰。 北韓的飛彈已經發展到了此一地步，這段期間我們有做出什麼樣的回應嗎？南韓一直以來都低估了北韓的軍事力量，把改善兩韓關係當成了施政重點，就連北韓第一次進行核子試爆的時候，當時的南韓總統甚至還指出這是北韓為了對抗美國威脅所採取的自衛措施。過去我們一直認為北韓是為了求生存才發展核子武器，因此營造出讓北韓政權得以維繫，會是解決這個議題關鍵所在的氣氛。如果維繫政權是北韓的目標，則北韓只需要具備最基本的威嚇能力也就已經夠了，但是北韓最新的動作卻顯示他們所期待的並不僅止於此。發展洲際彈道飛彈是北韓向美國施壓放棄防衛南韓的手段，一旦北韓取得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華府就必須思考是否要冒著讓舊金山和洛杉磯陷入戰火的風險去防衛南韓，連帶使得其他遏阻北韓的作法都顯得投鼠忌器，導致南韓和美國的共同防禦有可能在北韓洲際彈道飛彈的影響下而被迫拆夥。北韓能夠威脅美國的飛彈技術無疑是南韓的夢魘，是扭轉局勢的一步棋，考驗著過去六十五年以來建立在南韓與美國共同防禦機制下的朝鮮半島安全態勢。即便日後各方走上了談判桌，恐怕也必須以承認北韓是個核武國家為條件，才有可能換取他們放棄洲際彈道飛彈的技術。北韓也會要求和美國簽署雙邊和平協議，如此一來，北韓將是朝鮮半島上唯一能夠擁核自重的國家了。   如何遏止北韓的核武野心 去年七月，當我看到北韓成功完成洲際彈道飛彈的試射後，我就開始擔心國際社會過去花了四分之一世紀阻礙北韓發展核子武器的努力，到頭來恐怕只會淪為一場空了。這場試射能夠按部就班成功執行，其實已經意味著我們不再有機會阻止北韓能夠有效部署核子武器了。 觀諸聯合國過去二十多年的記錄，安理會第2371號決議文無疑會對北韓帶來更嚴格、更有效的制裁措施，這都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感受到北韓核武問題的迫切危機，以及體認到加強國際社會的合作確有其必要的緣故。積極的國際合作將會是能否遏止北韓成為核武國家的關鍵。 唯有國際制裁的力道強到足以撼動北韓政權的穩固，否則放棄發展核武就不可能會是北韓的選項。事實上，我們都很清楚落實制裁並不是件簡單的工作，我們的目標當然也不是為了制裁而制裁，而是為了解除北韓的核子武裝，制裁只是希望能達成解除北韓核子武裝的手段而已。 不難想像在可見的將來還是會有與北韓進行協商對話的可能，但是國際制裁的措施卻必須維持一貫才行。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有沒有可能維持強而有力的國際制裁措施，直到順利解除北韓的核子武裝為止。 我們必須向北韓傳遞清楚明確的訊息，讓北韓知道只要繼續發展核武，就要準備好承受有可能威脅到政權穩固的戰略代價。這一點毫無疑問是和北韓展開對話前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如何建立有效的威嚇 唯一能讓我們感到慶幸的是金正恩有著虛張聲勢的習慣，但是我們卻不能肯定「金正恩只是紙老虎」這樣的期待還能維持多長的時間。 我們當下最要緊的工作就是取得對北韓有效的嚇阻力。在面對北韓核武威脅之際，壓倒性的嚇阻力才是唯一能夠防衛南韓的方式，而不是透過外交手腕。唯有建立強大又可靠的嚇阻力，我們才有辦法爭取時間，在中、長期解決北韓發展核武的問題。如果沒有可靠的嚇阻力，則所有對北韓的政策都將面臨失敗一途。發展強大又可靠的嚇阻力既是以和平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起始點，也是這個過程的基礎條件。 唯有相互毀滅的報復性手段才能嚇阻核戰的爆發，這一點可以說是老生常談。準此，為了回應北韓洲際彈道飛彈技術的發展，我們必須強化美國核武保護傘的可靠度，確保北韓一旦採取任何率先動用核武的挑釁行為都一定會立即遭受美國核武的報復。有些人認為南韓必須重啟戰略性核武做為因應，但是落實這個方案的可行性不無疑問，以當前的政治情勢來看，光是要順順利利部署防禦性的薩德系統（THAAD）就已經不得了。 蘇聯在八○年代進行新一輪的核子飛彈部署，引起北約盟國間是否要繼續仰賴美國提供核武保護傘的激烈辯論。北約國家隨後以部署美國潘興二型（Pershing II）飛彈和巡弋飛彈的方式做為回應，更加強化了核武保護傘的承諾。相較之下，美國至今仍舊沒有在韓半島或鄰近的海域部署核子武器；為了保衛南韓，勢必要從美國本土動用戰略性的核子武器，也一定要在東海部署攜帶核子彈頭的潛艦才能達到核武的嚇阻效果。另外，應該對同樣面臨北韓核武威脅的日本展開合作，讓美、韓、日三國共同管控攜帶核武的潛艦，以達到強化核武保護傘可靠度之目的。 持平而論，有些南韓人認為應該要自主發展核武才能有效對抗北韓所帶來的威脅，有些人則強調從美國引進戰略核武的必要性，但是南韓不但在檯面上是個非核武國家，也一直恪遵兩韓在1992年所簽署的《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這顯示無核化才是南韓追求的目標，而不是透過核武所營造的恐怖平衡。因此南韓需要建立的是「非核武的嚇阻力」，不要成為周遭鄰近國家的安全威脅。 政權更迭的十字路口 除了強力的國際合作體系和建立有效的嚇阻之外，其實還有另一個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根本因素，那就是從根本上改變北韓政權的體質，使之不再執著於將一切都訴諸核武；換句話說，我們應著手推動北韓的政體轉型。 根據衛星在夜晚拍攝的畫面顯示，在北韓這種連點亮燈泡的電力都嚴重匱乏的國度裡，主政者居然能投注大量的經費發展核子武器和彈道飛彈。 北韓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公然在檯面上宣稱自己擁有核武、視之為基本國策明載於憲法條文中的國家，問題在於核武不會是北韓政權穩固與否的保障。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我認為北韓目前正處於一個政體轉型的十字路口上。 雖然對北韓的未來樂觀以對是相當不智的作法，但是過度強調北韓政權穩若泰山的態度也一樣不可取。金正恩高壓統治的方式造成噤若寒蟬與互相爭寵的效果，似乎顯示他的統御手腕相當有一套，不過只要恐怖統治的時間拉得越久，金正恩與其他權力菁英之間就越難產生「命運共同體」的感受。不單如此，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原物料的價格持續下探，再加上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文所強加的全面制裁，這些都可望對北韓的經濟局勢帶來嚴重的打擊。 330萬年輕的北韓人屬於「地下經濟」（Jangmadang）的世代，22萬北韓勞工遠赴海外謀生，四百萬北韓人擁有行動電話，另外還有四百個市場扮演著提供與散播訊息的角色，在在都是北韓社會意識形態鬆綁與一切向錢看的發展跡象。也就是說，相對於當年北韓的封閉體系，現在的領導人想要控制國內的民眾只會難上加難。 在計畫經濟根本行不通的情況下，必須接受私有經濟的存在，而私有經濟的擴張又會加速弱化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讓國家機器喪失全面掌握經濟與社會的能力。 總括來說，北韓內部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是社會局勢都存在著相當的矛盾，最起碼在經濟領域已經踏上去中央集權化的不歸路了。北韓的領導人將越來越逼近政體轉型的轉捩點，而這將是他越來越無可迴避的現實問題。 翻譯：陳以禮 台灣安保協會秘書長   North Korea at a crossroads: Nuclear Armament or Regime Transformation Yun Duk-Min Chair […]

（筆者：許世楷2017年9月15日） 1)關係小史 台灣自1895年到1945年是日本的殖民地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盟軍命令，由中華民國蔣介石軍佔領。一個戰爭的收拾，通常是根據和平條約，51年舊金山和平條約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但沒有規定其去向，佔領又不等於變更領土，所以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即由此而來。其實49年蔣介石軍敗退台灣時，「中華民國」就消滅，蔣卻自稱復職「中華民國總統」，頒布繼續38年多的戒嚴令，在佔領地台灣施行白色恐怖政治。因冷戰，美國支持有如「國王的新衣」故事的這個「中華民國虛構」，繼續使其做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致使台灣人對「台灣」、「中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中華台北」等國家認同混亂，也使世界對台灣的認識不清楚。 到70年代美國接近中國，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驅逐蔣政權。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其與「中華民國虛構」的邦交消滅。兩國經由號稱「民間團體」的亞東關係協會及交流協會的管道，處理兩國關係事務。今年初，日本更換該機構名稱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灣也隨著改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希望這是一段更好新關係的開始。 二戰結束前，台灣人與日本人的關係，因為台灣人的長期權利奮鬥，日本人亦出其統治必要，兩者有趨於妥協的情勢。二戰後到現在，中間72年以來兩國雖然無邦交，但綜合來講，關係還是親善、密切。例如2013年日本發生東日本大震災時，台灣即由民間捐款超過200億圓；另外，以2016年來講：日本人訪台者190萬，台灣人訪日者有417萬人之多，可見兩國交流之密切。 二戰後，在台灣的對日交流有兩股不同的力量，一股是國民黨政權力量，當時的國共內戰促成兩方都自誇打敗日本救中國的是自己的黨，以爭取統治中國的正統性，實際上支配著台灣的國民黨在台灣以教科書為中心強調這個想法，所以國民黨政權主要成員的所謂外省人就形成反日派。使在國內政府採取日本文化、日語為禁忌，但是表面上即遵循蔣介石的「以德報怨」，因而對日外交上似無大礙。 兩國關係親密高潮來自於李登輝就任總統以後，因為日本曾殖民台灣，民間很多台灣人熟悉日本文化，尤其是日語，但是日本文化在兩蔣時代是禁忌，民間台灣人無發揮餘地，這就是相對於反日派的底層民間親日派的狀況。現在統治最高層的李總統熟悉並愛好日本文化，禁忌解除，政治當局與民間立場合一，台灣的親日氣氛漲高。不過台日關係親密的基礎，重要原因之一的，多數台灣人會講日語，跟著時間漸漸退化，一般來講會日語的台灣人，現在大概都在80歲以上，交流語言的普遍性消失是今後台日關係的重要變數之一。還有，70歲代以下的台灣人普遍受過國民黨抗日救國史教育，所以李登輝時代的親日氣氛多少都有凋落傾向，國民黨反日派又受中國共產黨的鼓勵而起，且言動激烈，這也是今後台日關係的另一重要變數。 2)「中華民國虛構」 台灣自1949年以來在「中華民國虛構」下，形成有固定人口、領土、有效管轄內外政的政府，具備有成立一個國家的客觀條件。只可惜缺少立國的主觀條件，Colin Warbrick（英國Birmingham大學名譽教授）說：「決定國家的第一要件，就是必須自己主張是國家，而且有意願被承認是國家，然而，台灣卻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光明正大宣稱自己是國家而選擇不這樣做的例子」。這就是說台灣事實上（de facto）是一個國家，但是台灣當局者至今仍脫不掉「中華民國」這個「國王的新衣」，繼續給與中國糾纏「一個中國」的把柄，不敢主張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也不敢讓別人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台灣不能進一步正常化成為法理上（de jure）的獨立國家，原因就在此。 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承總統，著手於台灣的民主化，以及台灣、中國兩國的國際化，表示過台灣、中國的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其後繼總統陳水扁也說：「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都有明顯將台、中兩國國際化的企圖。兩者合算20年的統治，有將「中華民國虛構」民主化，但是關於國際化，馬英九就任總統後就很快去國際化回內政化講：一個中國，一國兩區，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李、陳兩代的國際化，毀於一旦，是因為李、陳時沒有將「中華民國虛構」徹底處理掉的結果。 由於中國的政策，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活動空間被壓縮，例如參加國際衛生組織（WHO）也受阻礙。但是我們聯合美、日等得到支持，這個支持的外交連繫還算有意義。2005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2加2（兩國外交、國防首長會談）會談後發表聲明說：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是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之前，日本對台灣是一直要採取模糊政策，可見外交是可以說服、可以改變的。又關於台灣的全國性公民投票，美國一向反對，日本也隨之，但是2007年日本卻改換態度，對台灣將要舉辦的2008年台灣入聯公民投票，日本外務省說：「公民投票是台灣住民的權利，日本沒有必要對此公投表明反對」。 美國又說原則上贊成台灣參加國際組織，但是不贊成參加需要主權國家資格為前提的國際組織，這主要是指聯合國。國際政治變化多端，長期來看以台灣名義參加聯合國，應該還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最主要目標，這樣，參加國際衛生組織也會自動解決。最重要的是台灣的國家安全、國家承認、國際孤立等問題都能一並解決，在世界政治大舞台上面台灣人能表明要獨立建國，相對使中國顯示其鴨霸，是台灣公開向世界各國提問，公義在那裡的理性外交的表現。 3)認清敵我 現今國際社會上，明白表示要併吞台灣的國家，只有中國，它在憲法上就規定台灣是它的領土，一定要合併。而實際上也有近2000顆飛彈隨時在瞄準我們，軍事準備的借口都以合併台灣為理由，甚至最近中國海空軍頻頻環繞台灣，威脅我們的國安為常。我國要對抗之，卻往往被稱謂麻煩製造者。我們除了贊成與中國合併者（民調不贊成合併者，超過80%以上）外，就必須認識台灣要在國際社會生存下去的敵人是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麻煩製造者。要與之在國際社會對峙，除了自己立場鮮明外，最重要是要聯合與中國有事對抗的國家，如今，中國東海、台灣海峽、南海、甚至印度洋近邊不少這種國家，這些都是我們必要爭取的盟友。 其中尤其是日、美很重要，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而且是中國想追求以代之的目標。日本、美國有共識，於亞太地區要以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為核心，以對應東亞變化。於1997年中國海軍司令員劉華清提出的解放軍近代化構想：關於發展海軍表明，至2010年在第一列島線（自日本九州起，經沖繩、台灣、菲律賓、文萊）內建立防衛線；2020年第二列島線（自日本伊豆半島起、經小笠原諸島、關島、塞班島、巴布亞新幾內亞）內建立制海權及建造航空母艦；2040年建立與美國對等的海軍，據說在某機會中國將領跟美國將領講：未來可以將太平洋折半，中、美各管其半。這些企圖我們看得出來，而且有的已經在被實行。 如此即台灣將被合併成為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基地，接著沖繩也可能換版圖，日本受中國控制孤立危險；日本應該是不可能接受這個國際地位。不單是國際地位的問題，現在台灣、日本兩國都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為社會主要價值觀，不同於中國現在的所謂被「社會主義」。香港都想跑了，我們何必。 台灣、日本應該有準盟邦的關係，更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聯繫在一起，目前日本面對北韓、中國的軍事壓力，其可能性頗高。台灣向東南亞的新南向政策不但工商業，也應發展國安系統關係。 在這一個機制中，台灣最需要靠其力量的是美國，但是美國離開中國遙遠，國民較難感覺到中國的侵略性；有時因為中國過於糾纏，就會有可能產生何不放棄小台灣以取得大中國歡心的想法。日本靠近中國，日本國民很敏感可以感覺其侵略性，日本政治家易於警告美國放棄台灣就是放棄日本，因為台灣的戰略地位使其然，可見台日關係的重要性，不下於美國。 4)小 日、美與台灣的關係如既述，有其特殊歷史關係，前有日本的殖民史、後有冷戰中的日、美、台同盟史。 地緣上講，台灣位於第一列島線東北亞與東南亞交會之地，又是日本鄰國，戰略性頗高。 更加上共同的社會價值觀之外，我們也反對在國際關係上，凡事無視國際法或習慣，先實施強硬勢力，造成既成事實的中國鴨霸作風。 其實我們當局者也有一直繼續造成混亂局面的責任，就是抓著「中華民國虛構」不放，不轉為符合事實的新而獨立的新生國家台灣。我們要世界和平不是鴨霸之結果，而應該是建立在公義之上。 台日今後的關係，我希望不單是政府間的關係，民間關係也應該提高，因而像今天這個學會的舉辦就具有很大的意義。

2017年7月17日清晨，蔡焜燦董事長於家中辭世，享壽92歲。留給我們無限的哀思！ 基於尊重蔡董事長本人遺願，家屬將不發訃聞；待辦完喪禮後，再向外界懇謝。長期以來，蔡董事長大力支持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同時對促進台、日雙邊關係都有著卓越的貢獻，蔡董事長亦為台灣安保協會理事。台獨聯盟 謹在此敬致最深的哀悼與追思。 蔡焜燦董事長，1927年出生於台中清水，彰化商業學校畢業即投身「陸軍少年飛行兵」，1945年初赴奈良受訓。終戰後返台曾任體育教師，後經商有成，長期關注支持台灣棒球等運動，並與日本建立深厚關係，對台日友好關係貢獻卓著，2014年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雙光章。司馬遼太郎所著《台灣紀行》，即是由蔡焜燦董事長所引領，穿梭古今的台灣。其作品中所提及的「老台北」，指的也就是蔡焜燦董事長。蔡董事長的著作《台灣人與日本精神》，在日本發行銷售3萬餘冊。 蔡焜燦董事長一生關懷台灣前途，支持獨立運動，提携照顧後輩不遺餘力，他的胸襟與風範，是台灣人的驕傲！ 2017年7月17日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照片為早川友久提供

【台獨聯盟聲明稿】 2017/06/16   在台灣人民將親中、趨統的中國國民黨趕下台後，中國即不斷在各種國際場合，加強對台灣的打壓與圍堵，近日又有中國唆使利誘巴拿馬，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為由，與中華民國斷交，以及向各國施壓更改我外館名稱等事。在熟知中國擴張野心的我們眼中，殊無意外之處。   值得關注、欣慰的是，從上任以來一直對中國容讓、隱忍的蔡英文總統，對於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斷交所作的聲明，採取了堅定的「兩國論」立場，稱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而不稱「大陸」，脫離國共內戰史觀，明確的表達台灣主權不屬於中國，不再對中國的對台妄想噤聲。   中國對台灣從未停止打壓，人所共見。台灣若後退一步，中國就前進兩步，中國一日未遂其併吞台灣的野心，台灣與中國間的衝突就不會停止。馬英九執政時，尚有甘比亞斷交之事，縱然蔡總統一直想用軟性、低調的方式，向中國釋出善意，又怎及得上馬英九的媚中路線？   蔡總統這次調整對中國的態度，重回兩國論的立場，合於我們之前所言，回應中國的不友善舉動，要以更堅定的主權主張，才能鞏固內部團結；更積極的正名行動，讓台灣得以進一步在更貼近真實的基礎上凝聚共融。雖然蔡總統仍未能自「中華民國」的框架中跳離，為德不卒，但若以此作為蔡總統實現其「維持現狀」政治承諾的階段，仍不失為一個「維持『走向獨立的』現狀」的正向發展。   對中國無窮盡的逼迫，台灣人民早已對諸多的屈辱感到不耐、憤怒。「中華民國」只是蔣氏流亡武裝集團用以矇騙台灣人民的口號，真正的中華民國早已滅亡；台灣一日仍抱著「中華民國」的屍體，就一日不能走出被「中國」殖民的歷史。我們固然欣喜於蔡總統不再隱忍，但主張台灣獨立的有志之士，絕對不會以此為滿足。因此，我們仍要再次呼籲蔡總統，守護主權地位、追尋歷史正義、凝聚全民共識，身為總統，責無旁貸。

【台獨聯盟聲明稿】 2017/06/02   對於台灣公民李明哲於今年3月19日遭到中國不法拘禁至今一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認為，此案的本質，乃是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是中國意欲對台灣施壓，所犯下的政治綁票案。   眾所皆知，自從蔡英文總統拒絕承認中國與中國國民黨共同虛構的九二共識之謊言時起，縱使蔡總統在台灣地位問題，甚或在推動台灣獨立建國方面，少有著墨，僅是消極地拒卻中國併吞台灣主權的野心，中國仍不滿意。儘管蔡政府為了區域安全穩定，釋放善意，換來的卻是中國層出不窮的屈辱：除了在各種國際場合，持續加強對台灣的打壓外，更斷絕所有台灣與中國間的官方往來；從官方屈辱進而威脅台灣人民的人身安全，李明哲案即是一例。中國將過去與台灣簽訂的各項人身自由保障協議棄之不顧，也完全違背了其自己的刑事法律程序，漫長的黑箱關押，更凸顯本案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是中國一連串壓迫台灣的舉動之一，從外交圍堵到侵害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簡言之，中國藉由屈辱台灣，意欲塑造蔡政府無力處理兩岸事務的形象，分化台灣人民對其執政之信任度，進而利誘或逼迫蔡總統接受其一個中國的政治勒贖。在此提醒中國，李明哲案不會是對蔡政府的屈辱，是中國對所有台灣人民的屈辱。   因此，蔡政府在此情況下，只要一退讓，非但無法成為李明哲的救援者，必將成為中國不斷勒贖的肇端。故不被國際承認的台灣，只能在國內提供家屬必要的協助，透過與國際人權救援組織合作，迂迴行事，而非透過正常外交關係處理。台灣這個處境並非不可理解。台獨聯盟也早已指出，從中國的對台口徑歷史來看，中國僅僅在台灣成為中國轄下的一個行政區時，才會感到滿意，其他任何選項(台灣、中華台北、中華民國等)都不為現實中國可接受的。既然中國已設定台灣問題是零和遊戲，台灣政府若取巧地以躬屈膝換取中國一時的臉色，台灣人民是萬萬不能接受。   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權狀況與政治自由度，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持續被緊縮。其國內的異議份子、維權律師、新聞與文化工作者，不斷在人身自由與安全方面受到侵害。加上中國以反分裂法(2005.03.14)等內國法律，逕自謊稱台灣亦在其法權範圍內，以及中國在香港銅鑼灣書店案件中，竟然不顧國際慣例，從泰國綁回具有瑞典國籍的書店股東的舉動來看，李明哲身為台灣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因此被中國綁架，無疑是中國恐懼台灣活躍的民間力量，會促成中國內部的政治生態改變，因此要以恐怖手段恫嚇台灣人，使台灣人不敢與中國民間社團往來、不敢有任何促進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行為。李明哲先生即使熟知中國的手段，仍然堅持捍衛普世價值的勇敢行為，值得台灣國人的高度肯定。反觀中國自稱大國崛起，卻毫無大國風範，只見中國輕諾寡信，極端自我中心，對於法律與協議都毫無尊重，稍不順其意便全盤毀約的國家，我人又怎能令人相信中國是個可以合作、可以信任、可以商談的國家？   李明哲案明確的告訴我們，單方面的「維持現狀」、「不尋求對抗」，不會帶來和平與尊重，只會讓中國得寸進尺、軟土深掘。我們固然對被害者家屬感到同情與不捨，但我們更清楚的瞭解，若蔡政府一旦在李明哲案中讓步，中國必然食髓知味，故技重施，反而會從要脅進一步危及數十萬居留或經常出入中國的台灣人。   要應對中國的卑劣行徑，蔡政府除了在立場上，應繼續堅持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中國法律無權管轄台灣，捍衛台灣得來不易的自由、人權價值外，由台灣內政來說，也應警覺中國在台灣各個領域扶植的代理人，意圖自內部影響台灣政局。在李明哲案中，這些代理人也未曾缺席。蔡政府除了正面抵擋中國的步步進逼之外，如何在法制面，建構起杜絕中國買辦的防衛網，也是刻不容緩的議題。在此，再次呼籲台灣人民，中國處於一黨獨大的獨裁專制的統治下，台灣人民切忌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台灣人民宜審慎與中國往來，尤其是到中國旅遊與經商投資。   對於中國的每一次打壓、脅迫的妄圖，與其被動回應其劣行惡跡，蔡政府應該要採取積極的作為：不厭其煩地向國際嚴正聲明台灣人不屈服於中國野心的意志，加速在「台灣內政」上大量地實現正名，與推展住民自決的進程；諸如廢止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改變台灣與中國為一國二區的國內法定位，解構中國國民黨假中國之名殖民台灣的史實，促進公投法制正常化等方式。我們要明確地讓中國知道，恫嚇、威嚇不會讓台灣低頭；面對中國的折辱，只會加速台灣人走自己的路的決心。

2017年5月15日 第一場 – 國家定位&轉型正義 陳南天│台獨聯盟主席發言稿 蔡英文總統就任將滿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們看到了新政府對內政改革的決心及努力，她也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下，堅持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但是，這一年來我們也觀察到，人民對政府似乎失去耐心與信心，越來越失望。今天這個檢討會邀請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們共同來檢討，並提出建議，希望提供執政者作為參考。 我們並不懷疑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時及選後所說的「人民期待一個更願意傾聽民意的政府，一個決策更透明的政府，一個有能力解決困難、照顧弱勢的政府，一個可以把國家帶到新時代的政府，還有一個會堅定捍衛國家主權的政府」，但是當這樣的宣誓與執行後的事實有落差時，就必須找出它的原因及改進的方法。 舉例來說，許多民間團體對蔡總統的用人都有微詞，且不管其為能力的問題或是理念的不同，但當一位將領無法執行或貫徹主帥的意志時，應該立刻給予調整，否則只會讓團隊原地踏步，引起更多的民怨。 再舉一個例子，蔡總統在台灣、中國問題上提出了「維持現狀」，也就是維持「兩國互不隸屬的保持和平」的現狀，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但是經過一年以來這個政策，並未得到中國政府及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善意回應，反而加強對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的打壓，更想以經濟來影響台灣的內政，以武力來威脅台灣，最近參加WHA發生的問題就可看出中國的野蠻及無理，同時「中國國民黨」更隔海唱和以不承認「92共識」為理由替中國編織藉口。 可惜當中國扭曲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案」，向WHO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嚴重地抵觸了蔡總統的「兩岸互不隸屬」原則時，外交部竟然沒有一套完整正確的說法，在國際上反駁中國的說詞。這正是證明現在的執政團隊，並沒辦法貫徹蔡總統對人民的承諾及她的要求。 我必須更明確地指出，一切在國際上的混淆視聽，都是因為台灣的名稱而起，不論是「中華民國」、「中華台北」或是「中國台北」，都將台灣困入中國內戰史觀的框架之中，擺脫不了與中國的關係。這樣名不正言不順的自我宣稱，既提供了讓兩邊的中國人對台灣上下其手的空間，也造成了許多台灣人民對自己的身份無法清楚地認知、表達，更被證明了在國際上走不出去、無法獲得承認。我們該認清，是到了要積極推動正名運動，以台灣的名義走出去，參與國際社會、參加國際組織，進入聯合國的時候了。 在台灣絕大多數人民都認知、認為自已是台灣人，世界上各國也以台灣稱呼我們，執政團隊更應該順應這個時代的潮流。 除了上述的主權外交，許多議題與治理上執政團隊都需要認清問題、積極處理。民主進步黨與蔡英文總統的當選執政，憑藉的不是台灣人民的偏好，更是為了擺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給予台灣的枷鎖和傷害做出的選擇。期盼蔡總統能回應這樣的期待，認明目標，擺脫束縛，清理沉痾，開創新局，相信必能引領台灣走上正確的方向。 ———————————————— 羅福全│台灣安保協會名譽理事長 發言 在國際上宣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是蔡總統的責任，並提議制定「反併吞法」以杜絕中國侵蝕台灣主權 蔡英文總統就任一周年，應該以總統名義，向國際公開宣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容中華人民共和國片面以武力威脅台灣，這也是台灣民意的寄託與期待。 目前新的國際情勢使中國不能一意孤行要以非和平手段威脅台灣。美國川普總統上任，面對北韓核武試爆揚言不惜一戰，積極佈置軍事壓力，亞太區域安全面臨一個新的不穩定的時代。美國在韓國佈置THAAD反導彈軍備，也使中國飛彈系統受制，日本安倍首相在這個時候成為美國最信賴的亞太區域安全上的盟友。安倍內閣對台灣的信賴關係，稱其駐台代表處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將台灣認為是不屬中國，就是日本的外交立場。川普總統繼續以「台灣關係法」與雷根「六項保證」將台灣視同「準國家」不承認中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美、日同盟成為亞太區域安全和平的主軸，中國不論台灣問題或南海主張均無法使用武力是一個事實。 蔡英文總統在一年前不承認中國片面主張的「九二共識」以來，中國一直無法在國際上以「一中原則」來威脅台灣。一年來「台灣不屬於中國」在國際上，已經是一個公認事實，但是只缺由蔡英文以總統名義向世界公開宣示這個事實。 中國不能以武力侵犯台灣，但是，長期以來對台灣以蠶食方式展開間諜活動，利誘國防單位、輿論媒體、政治社團、資金控制產業經營等，顯然都是由中國政府主導的併吞台灣計畫，如同水煮青蛙，侵蝕台灣主權。對此，范姜提昂提出，由蔡總統催生《反併吞法》「彌補現行體制於必要時得以重新制憲之明文程序缺口，向全世界宣示主權不容侵犯」。 中國現在不能以武力併吞台灣，台灣應積極立法以杜絕中國以蠶食方式侵蝕台灣主權與國家的安全。一年前蔡總統公開宣示「九二共識」並不存在，就是向內外宣示 “台灣不屬於中國” ，一年後由蔡總統向國際宣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同時為杜絕中國侵蝕台灣主權制定《反併吞法》都是蔡總統就任周年應該付之實現的時候，我相信這也是台灣人民對蔡總統的寄託與期待。 ———————————————— 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發言 小英政府到底是笨、懶、壞、還是狠？ 蔡英文政府上台將要滿一年，民眾的滿意降到三分之一，探底民進黨的基本盤。儘管支持度還有四成左右，然而，由囊括過半的選票到怨聲載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如果就外部環境來看，甫就任的美國總統川普還在摸索、中國領導者習近平自顧不暇，尚未真正給台灣帶來壓力。國民黨為了主席位置搶破頭，家裡沒有大人，而時代力量雖然來勢洶洶，儘管民進黨諸君看不順眼，倒也沒有立即的威脅。既然全面執政，選民賦予統治的權力，擁有權柄者當然要負全部的責任。 由美國的經驗來看，總統就職後一定會選擇特定政策，盡全力去推動，也就是所謂的大砲策略。令人納悶的是，小英總統似乎相當急躁，一開頭就盯著各部會要拿出業績，未免有霰彈槍打亂鳥的嫌疑。往好處想，這是力求表現，往壞的地方看，急功近利並非治國之道。如果碰上比較老實的主事者，頂多是腼腆地端出小菜應付一番；中焉者隔夜菜加熱，唬弄說是政策的延續，反正把預算用掉就好；最壞的則是打著改革的旗號，連被擊中的獵物變成蜂窩，大家都不高興。 誠然，統治者不是萬事通，不可能什麼專業都懂，關鍵在於善用懂得自己政見與理念的人。或許受囿於本身的從政經驗，小英總統喜歡業務嫻熟的事務官，這些人或許配合度相當高，只要負面消息不要上報就好；只不過，要是碰上塗改黑心食物標籤，那是被官僚體系玩弄在股掌之間。如果說外圍是陽奉陰違，內圈親信則不少花拳繡腿，而最荒唐的則是把文膽當策士、把治國當選舉，政見當然是參考用。追根究底，就是決策者只懂加總彙整，說穿了就是懶惰。 儘管強調這是史來最會溝通的政府，一般百姓也無法理解化簡為繁的作法。如果說同性結婚立法是反覆無常，一例一休則是過度包裝，司法改革綁手綁腳，年金改革折騰一年、終究還是要回到議場武鬥。以會養會，表面上是實踐審議式民主，東施效顰歐洲組合主義的體制外妥協，其實是找一群死士幫總統擋子彈，出了事可以推給他們。最惡劣的異議者難以見容，連對於過去的忠實盟友，民進黨政府都要貶為沒有代表性的一小撮人，那是使壞，儼然就是現代的陳世美。 做事無能、或是無心是一回事，卻不該使用國際經貿談判的方式來對付百姓，高深莫測、爾虞我詐，那是打安全牌。至若指鹿為馬、卻一副人家都不懂的樣子，那是官大學問大；一副照規矩來遊說、而不是耐心傾聽，那是權力的傲慢。總統不是不能兼任黨魁，然而，把國會當作仰賴鼻息的癩蝦蟆、無視起碼的立法行政分際，顯然是把總統當皇帝在做。最狠的則是對於媒體的綿密操作，那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問題是，縱使老闆逢迎、總編屈從，小記者卻是壓不扁的玫瑰花。 ———————————————— 林春妙│基進側翼文宣輿情部副主任 發言 自去年五月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如同前面幾位前輩所言，蔡總統不斷的被捆綁在內政議題之中，而台灣主權地位等方面並沒有看到進展。以下我想舉三個事件來闡述為何我們認為台灣主權議題必須優先來考量： 　　四月中旬基進側翼應《在日台灣婦女會》和《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動協議會》之邀前往日本訪問，由於我們已在台灣展開推動東奧正名的行動，因此我們受邀參加在日本新宿向民眾募集支持「台灣正名」的連署活動。我們要讓日本人知道，長期以來，台灣人民受制於中國的各種恐嚇跟打壓，國際上其他國家也因為跟中國的外交、經濟與政治關係，對台灣長期以來被國際社會排除一事，幾乎冷漠以待。觀諸人類的歷史，連自己命名權利都沒有的人，只有奴隸，而台灣人決不願意被當成奴隸對待。 　　今年，是台灣自2009年以觀察員身分加入WHO以來，首度沒有收到邀請函的一次。但我們同時也了解到，WHO與中國早已在2005年簽訂視同「將台灣視為中國一省」的諒解備忘錄(MOU)。換句話說，從2009年開始馬政府表面上在WHA出席上有所斬獲，但事實上卻是在同意這份賣台備忘錄的前提下而獲得觀察員身份。而今年無法受邀出席的原因，引述主責WHA大會會務的Tim Armstrong處長所言 ‘no “cross-strait understanding” exist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意指台灣與中國並不存在著「兩岸諒解」，也就是說台灣與中國並無共識存在。 　　對於這樣的結論，我們在此要肯定蔡英文總統及其團隊，並不會為了參加國際組織而出賣台灣、忍受中國施加於台灣的威脅逼迫，反而再一次讓台灣人看到中國的蠻橫與國際政治的現實壓力。 　　然而，除了台灣在國際上受到的打壓之外，當人民自主在中華民國護照上用「台灣國」貼紙遮蓋「中華民國」的行動時仍受到來自政府的打壓，外交部甚至還去函外國，希望外國的海關不要放行貼上這些貼紙的人，導致他們無法順利旅行。我們希望政府能理解到，這是一種國家認同的自我救濟之舉，能獲得民眾如此熱烈迴響，正是反應了這20年來台灣社會認同轉型的成果。 　　一直以來，無論是哪黨執政都受制於中華民國幽靈體制之故，無意義堅持與中國爭奪「中國」的代表性，而政治現實使得中華民國一再的被屏除於國際社會。在國際間只能使用「Chinese Taipei」(中國台北)這個名字，對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世代而言，可以說是一種嚴重的侮辱，這也是為何我們要以行動支持日本友人發起的連署正名活動。 　　雖然我們在日本做正名運動時同樣受到中國人的威脅漫罵，但這些行為其實撼動不了在場的伙伴，中國人玻璃心的行為也更讓我們確信「我們正在做對的事」。相同的，基進側翼政團在此也希望蔡英文政府能看清楚什麼是「對台灣對的事」，並且能大刀闊斧的去做。 　　但是，蔡英文總統也必須了解到，只要台灣一日無法用自己名字，而只能用「中國台北」來參與國際社會的各種組織和活動，台灣就無法擺脫中國在國際上的圍堵，除了讓我們的國際友人感到困惑不解，看到台灣自己困綁在「中華民國」幽靈體制的束縛當中卻不往脫困之道前進，台灣人民又如何能發出我們需要被公平對待的真實心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