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文：邱乾順 圖：杜福安 馬英九接掌國民黨，立即提出了「先連接台灣 才有中國」的口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外懸掛蔣渭水、莫那魯道、賴和、李友邦…等抗日台籍人士巨幅肖像，並不時敲鑼打鼓拜訪、拉攏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但李友邦是在白色恐怖時代遭國民黨槍斃的，二二八事件則屠殺整個世代的台籍精英，至今國民黨仍然不願公佈真兇、認錯道歉與賠償(非補償)受難者家屬，反而毫無羞恥地消費這些台籍精英。馬英九這種利用亡魂剩餘價值、吃人不吐骨頭的行逕，令人不寒而慄；這也令人回想起2003年台北市政府轄下的和平醫院因隱匿SARS疫情，害死不知情的陳靜秋護理長和許多醫護人員，事後馬英九不是負責任地認錯道歉，而是將陳靜秋靈位送入忠烈祠，以這種極端冷血的方式消費受害者，轉移責任焦點，受害者家屬不但不知討回公道，反而要感謝加害者的「德政」。馬英九這種吃人不吐骨頭的作為，和中國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時說「六四天安門事件沒有死半個人」，一樣猙獰恐怖。

彭百顯◎財經學者 前南投縣長 2月26日，世界人口突破65億，地球負荷與兩百年前比較足足增加55億人。 回顧全球兩百年來的人口變遷，1800年全球人口10億，1900年15億，1930年20億，1960年30億，1974年40億，1987年50億，1999年6月突破60億，估計2012年將衝破70億，2050年將高達95億。雖然歐洲人口減少，但開發中國家成長速度卻相當驚人。然而，資源分配卻是極端不平衡。 全世界四分之一較高所得國家消耗全球四分之三資源，要讓其他國家同樣享有北美生活水平，還需要三個地球。矛盾的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人口成長最快的地方卻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這些地方正面臨嚴酷的貧窮挑戰。一個美國人的年支出可以養活地球另一端的50個人，美國有一半的成年人因營養過剩而導致肥胖，其他許多地方的居民卻處於飢餓狀態，每天有多達一萬三千名嬰幼兒死於營養不良及相關疾病。以世界人口最多的前十名國家而言，除了美國、日本、俄羅斯外，其他七國近20億貧窮人口每天生活低於兩元美金：中國13億人口中有46.7%是在國際貧窮線以下，印度(10.8億人)有79.9%，印尼(2.4億人)有52.4%，巴西(1.86億人)有22.4%，巴基斯坦(1.62億人)有65.6%，孟加拉(1.44億人)有82.8%，奈及利亞(1.28億人)90.8%。貧窮是人類的大問題，包括所得、健康醫療、基礎設施、教育，這也是全球有限資源下的重大難題。 人口爆炸為人類帶來許多的問題，人與自然的平衡也破壞。人類大量砍伐森林、開墾草原、挖掘礦藏、破壞生態，無限度地掠取所有可資利用的自然資源。結果地球資源加速消耗，糧食短缺、全球氣候暖化、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天災頻仍，地球已越來越難以負荷不斷遽增的人口，許多國家更為爭奪天然資源、海洋資源而關係緊張。　　 台灣並無生活在國際貧窮線下人口，也無人口遽增之危機，反而老齡化、少子化形成影響未來發展的隱憂。然而，台灣卻面臨可能比世界各國更迫切的環境生態危機。 台灣不僅曾名列世界國土最脆弱區，瑞士「世界經濟論壇」對全世界各國所做的「環境永續指數」評比，去年台灣排名全世界146個國家的第145名，只領先北韓；連戰亂中的伊拉克，全球耗油量世界第一的中國，環境永續指數排名都在台灣前面。真難以置信，這個將台灣競爭力指標評比全世界第四名的同一個單位，對台灣的環境品質評比竟如此之差。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日前發布兩年一度的「台灣環保痛苦指數民意調查報告」，2005年的環保痛苦指數比2003年上升，其中水土流失痛苦指數最高。反映了民眾對每逢颱風必有土石流、坍方、水庫淤積導致停水等現象，尤其，最近幾年淹水、土石流、停水頻率愈來愈高，連帶保險公司也對大額保險拒絕理賠，凡此都已變成民眾痛苦的夢魘。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雖然我們沒有生活在國際貧窮線下的困境，但人口密度偏高，人與天爭、與山林河川爭，漠視環境生態的短利心態，已造成台灣山林及河川水系嚴重破壞、水庫泥沙淤積壽命縮短、沿海地層下陷，水資源枯竭但卻遇水成澇困境。台灣人民勤奮打拚，期望生活更美好，但卻付出昂貴代價生活在更惡劣的環境中，實在是莫大的諷刺。沒有一個人可以獨善其身，環境問題是共業，我們必須共同面對永續發展的課題。

蔣為文◎台灣羅馬字協會理事長、台灣南社社委 　「台灣羅馬字協會」除了推廣台語羅馬字之外，還推廣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越南之間的國民外交。本會並於2002年結合台灣多家本土社團和出版社贈送越南社科院及國家大學近千本有關台灣研究之書籍。在和越南從事文化交流之際，巧遇一位作家、同時也是當年參與對外抗戰的越南老兵「HoangTien」(黃進)老先生。 　黃進表示，1945年日軍投降後，蔣介石代表聯軍接收越南北部，同時間南部則由英軍負責接管。那時蔣介石派遣雲南盧漢二十萬大軍進入越南首都河內。當時佔領河內的盧漢軍軍紀不佳，譬如經常在民間吃霸王餐、坐霸王車。此外，蔣介石還要求越南應給付大筆黃金和盧漢軍在越南的所需軍糧。由於當時越南全國正處於戰爭狀況且碰到大飢荒，很多人根本連基本三餐都有問題。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先生為應付蔣介石的蠻橫要求，只好下令全國人民斷食及變賣家產以籌措糧食、黃金，因此而有數百萬人餓死於當年的天災人禍。 　胡志明眼見蔣介石的軍隊在越南胡亂非為，且深怕蔣介石軍隊佔領越南後將藉口「自古以來越南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持續統治越南。因而胡志明採取文化和政治二方面的策略以應對。在文化上，終止漢字及法文在越南的使用，改推行越南羅馬字為全國的唯一正式語言文字。在政治上，私下和法國談條件，表示如果法國能運用國際影響力逼迫蔣介石從越南撤軍，越南將同意加入法蘭西聯邦。後來胡志明和法國於1946年3月6日簽定條約；這就是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六三協定」。當年胡志明和法國簽定「六三協定」被許多不知情的人民罵為賣國賊。誰知胡志明出此策乃為緩兵之計，意在逼迫蔣介石撤軍，並趁法國軍隊尚未捲土而來之際準備游擊隊以對抗法軍。最後，蔣介石在法國的介入下才不甘願地撤出越南。以上這段蔣軍佔領越南的史實也被編入越南高中教科書，也因此蔣介石(越南文TuongGioiThach)的惡名在越南家家戶曉。 　胡志明曾表示，與其吃中國人的大便，不如聞法國人的臭屁。越南革命領袖深知中國人對越南領土的侵略慾，因此一直設法阻止中國有任何藉口重新佔領越南。相對於台灣，同樣是聯軍委託蔣介石暫時接管，當時台灣精英卻沒認清中國人的野心，還期待「祖國」能協助台灣脫離殖民統治。越南之例，實可作為台灣人的明鏡！ (原載台灣日報2006/03/06)

口述：黃文雄 整理：江旭本、陳宗逸 四十多年來，我們共同走著獨立建國之路，雖然佈滿荊棘，但是一直充滿希望，阿修超人而嚴密的分析力，以及卓越的外交能力，可能是我們可以樂觀的憑藉。 伊藤潔先生，在台灣的知名度並不高，是個低調但是默默努力數十年的台灣獨立理論家。此次在久病之後悄然辭世，外界知情者不多，對於台灣人來說，更是對這位一世懸命貢獻台灣的勇者感到陌生。少數幾位親密友人，只有台裔日籍作家黃文雄先生，有榮幸親自參與伊藤潔的告別儀式，陪伊藤潔走完最後一程。 黃文雄與伊藤潔相識四十年以上，同樣在台灣獨立聯盟日本總部一起奮鬥。黃文雄說，他和伊藤潔是在人生光譜上兩個極端的典型，伊藤潔冷靜、細心、嚴謹與低調，黃文雄反而較為外放、熱情與大膽，兩個完全不同典型的人，卻可以為了台灣獨立事業，相交奮鬥四十年而不改其志，讓人低迴不已。 為了紀念伊藤潔對台灣的貢獻，《新台灣新聞周刊》特地請遠在日本的黃文雄先生，親自現身說法，追悼這位他相識四十多年的革命戰友，讓人從不為人知的小角落，一起追憶這位一生掛念台灣的勇者。此外，伊藤潔與李登輝前總統，也有深厚交情，此次驟然辭世，李前總統也親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紀念這位好友，本刊也一併翻譯刊載，以饗讀者。 見最後一面 回憶伊往事 一月十六日清晨，電話響了，是杏林大學的田久保忠衛名譽教授，他告訴我：「伊藤潔先生在今晨過世了。」在日本的生活習慣上，很少人這麼早打電話給別人的，雖然如此，我還是馬上打電話，將宋重陽（宗像隆幸）吵醒，並且拜託他聯絡所有的朋友，同時我也馬上聯絡林建良與田代明裕二位醫生。間中打了幾次電話到伊藤潔教授的家裡，都沒有人接，直到傍晚，伊藤夫人才打電話給我說：決定不舉行通夜（守靈）、不發訃聞、不舉行公祭，直接採取家族密葬儀式，一月十八日入殮火化，伊藤夫人說，十七日還可以「見最後一面」，但希望不要帶香奠來，因為十八日下午的葬儀，也是只有家族列席的密葬。 之後，我除了聯絡駐日代表許世楷夫人之外，也拜託宋重陽告知黃昭堂主席，因為時間上來不及了，請黃主席不必從台灣趕來日本。 十七日下午五點左右，我和江旭本君一起到武藏野市伊藤教授的家裡，首先向教授的遺體合掌行禮，之後來到後廳，許世楷代表以及代表處的人員已經先到一陣子了，其他在場的還有自由時報的駐日記者張茂森夫婦，寒暄不久他們先離去，我和江旭本則等到宋重陽來了以後，在後廳與伊藤潔教授的家人，一起回憶他的往事，直到天色已晚才打道回府。 走得很安詳 骨灰將回台 十八日早上，這天雖然只是伊藤家的密葬儀式，但是我還是想送他到多摩火葬場，便和他的二公子尚高，約定在翌日入殮之前趕到，和伊藤家人一起去火葬場，陪他走完最後的一程。近中午十一點左右，我一個人到伊藤家，再度走進小小的靈堂。堂內擺了幾盆鮮花，伊藤教授就躺在那裡，身體蓋著的棉被上，放著羅福全從台灣送來的追悼文。羅福全兄對書法和繪畫的造詣深厚，我站在一旁靜靜看著追悼文上揮毫的神韻。這個時候，伊藤夫人拿著李登輝前總統送來的追悼文給我看。 認識四十多年了，我雖然經常和伊藤潔教授同進同出，但是我卻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睡相」。此時的他非常安詳，臉色是這般的好，我覺得不可思議，伊藤夫人說，沒有化過妝或打針，一切都和他辭世時一樣，我一直坐在床邊，靜靜凝視著他的「睡相」，將近一個小時。 入殮時，我和伊藤教授的大公子尚真、二公子尚高三個人，一起抬著他的遺體入棺，伊藤教授的女兒和幾位孫兒則在棺木前，爭相撫摸「阿公」的臉和手，做最後道別，接著家族陸續在棺木中放入鮮花，之後蓋棺，可能是忍不住淒寂永別的場景，原本相當冷靜的伊藤夫人，突然放聲哭泣，一直到火葬場一路不止。伊藤潔生前說，希望將自己的骨灰放水流就好，可是家族不忍心這樣做，將會選一天將他的骨灰帶回台灣，他一生奉獻心血的地方。 宜蘭的阿修 相知四十年 我是一九六四年元旦來日本，同年進入早稻田大學第一商學部。當時台灣來的留學生大多集中在早稻田和東京兩所大學，兩校加起來應該有三百人左右。當年在早稻田大學裡面要約見面，大家都選在商學部大學院前大隈重信銅像廣場的水池旁邊，台灣來的留學生，很多都在那邊相遇相知。我已經記不得是六四年還是六五年的一天，一位宜蘭來的劉明修，也加入我們聊天的陣容。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你一定交了很多日本女朋友」；此後，我們在學生時代就時常往來。 後來我搬到八王子及豊田附近，大概有十五年的時間，我經常到劉明修家裡出入作客吃飯。因為內子是日本人，在長男出生之前，內子娘家希望我搬到八王子一起居住，我從東京都內搬到郊外，那邊離新宿坐電車大約要五十分鐘，而劉明修武藏境的家，剛好是我的中途站。我當時吃不太習慣日本菜，劉明修就要我回家前，可以到他家吃吃台灣菜，每週大概一到兩次，每每吃完晚飯後，和劉明修聊到半夜不知結束，電車都收班了，劉明修總是開著車載我回家。 他年輕的時候體型比較胖，大家叫他「大塊仔」，只有我學他的太太，叫他「阿修」。我的兩個孩子和他的三個孩子，從小就玩在一起，直到我後來搬家到茨城縣之後，才較少往來，但是依舊用電話和常常見面來保持聯絡。 與病魔搏鬥 歷經半世紀 六○年代台灣來的留學生，出身家庭背景各異，境遇各有不同，一般來說，大多數的人每天都是打工苦學著。我從六四年秋天以後，經常面臨斷糧經濟危機，一直到八○年代，換了數十種工作依舊漂泊不定。而阿修就不一樣，他當時是在「打夜工」，幫柏青哥的交換送貨，常常送完貨後順便載我回家，這份「打夜工」，阿修從學生時代一直做到當上教授，都沒有停止，從這邊可以看出我們兩個人個性的差異。夜間送貨，免不了違規停車或者超速，阿修駕照常被扣點數，有時候他問我：「駕照還剩下幾點可以扣？」我就半開玩笑說：「都快被你扣光了」。 阿修還在二松學會大學任職時，從我家開車大概只要四十分鐘就可以到，當時我們時常碰面。但是自從他轉到杏林大學之後，除了集會以外，相互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但是他還是時常打電話來找我，往往一講就是一、兩個鐘頭，多半都是深夜時分。長久以來，從這些深夜電話交談中，我慢慢傾聽他對台灣未來的希望與意見。 他在大學時代就被腎結石所苦，到日本之後，在吳英卿醫師的中央病院裡面，割掉一個腎臟。將近五十年的時間，他可說是一直在和病魔搏鬥之中，有時候阿修會跟我訴苦，說著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命運？雖然如此，我四十多年來從來沒有看過他放棄搏鬥，直到我去年底到醫院去探望他，他依舊相當樂觀，並且還列了一些出院之後的計劃，對未來充滿希望。 治學很嚴謹 一生為求道 田久保忠衛教授，是日本言論界一言九鼎的大師，平松茂雄教授則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軍事專家，他們和伊藤潔教授，成為杏林大學的三張王牌，當年是田久保教授當杏林大學部長時，將伊藤潔請過來的，他和平松茂雄二個人商量很久，慎重地將伊藤潔從二松學會大學聘請過來。 伊藤潔教授本來是森林系出身，曾經到過台灣宜蘭偏遠的太平山林務所服務，來日本留學之後，先到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之後到明治大學讀法律，博士班修完之後還到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史科，重新從碩士開始讀起，一直到他拿到文學博士的學位為止。我記得，他在早稻田大學的時候低我一屆，可是直到我從明治大學畢業離開校園的時候，他還在當學生。我覺得，與其說他在求學，不如說他在求道。 他什麼時候想要當學者的？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在東京大學求學的那段時間吧？他的博士班指導教授，是近現代史權威的伊藤隆教授，阿修的思路精密，生活態度嚴謹，當學者恐怕最適合他吧？其實，阿修也不是全然一帆風順、死讀出身的學者，他有和一般人不太一樣的人生歷程，待人處世和其他欠缺人生經驗的學者很不相同，他在日本學界和社會中，非常有聲望，這和其他在日本的外國學者很不一樣。 獨派三人幫 為建國努力 在生活態度上，他不僅對學生，連對親戚的小孩都非常嚴格。一些台灣來留學的學生，慕他的名氣選修他的課，如果有缺課嚴重的情形，他就會鐵面無私，當場要學生「不用再來上課了」。連寄宿在他家的台灣親戚也告訴我，他們「很怕阿舅」。有一次，他剛剛拿到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不久，有朋友介紹他到山梨大學任教，為了準時赴約，伊藤潔半夜就跑來我家，要我跟他一起開車到山梨縣的甲府，天還沒亮就到約定地點附近，他小睡一下就起來，馬上到附近的加油站水龍頭刷牙洗臉，準時赴約，由這些小細節，可以知道伊藤潔嚴謹的個性，其來有自。 他這種嚴謹的個性，很受到日本人的敬重，因為這是日本人的美德，連他的日本鄰居都讚不絕口，與有榮焉。我常常聽少數留學生或者統派學者，大罵日本人有種族差別意識，我想這些人可能本身就有問題吧？因為從伊藤潔的身上，你可以體會到，只要你擁有讓日本人肅然起敬的美德，不論什麼職業，都會到處受人敬重。 李登輝前總統在追悼文中說，伊藤潔一生不只愛台灣，也愛日本，為了這兩個祖國相互了解而努力，讓日本人了解到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我認為，這個成就超越了他學術上的貢獻，幾年前小林善紀和西尾幹二教授論戰，伊藤潔、金美齡和我曾經被日本言論界稱為「獨派三人幫」。事實上，伊藤潔在九○年代對台日關係最有影響力，只是因為這幾年病魔纏身，才退出第一線。 我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寫作，四十多年來不論文章的風格還是個人的性格，都和阿修很不一樣，他所有的個性幾乎都和我相反，可是我們這四十多年來，竟然沒有發生過任何意見上面的衝突，現在回憶起來，實在不可思議。我想其中的原因是，我們都在想要讓台灣如何獨立建國而已，有共同目標，所以沒有衝突。 冒險寫論文 不怕遭逮捕 六○年代的台灣是白色恐怖時期，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圈裡，也是白色恐怖的延伸範圍。那個時候，「不談政治」是學生的守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杯弓蛇影」。現在年輕人恐怕很難體會這種意境。在那個時候，「台灣青年社」（台獨聯盟前身）發行的《台灣青年》月刊，常常被收到的留學生，用筷子夾起來丟進垃圾桶，因為怕上面有自己的指紋。還有留學生收到雜誌，連拆封都不敢，就跑到大使館自首，現在回想起來讓人相當感慨。 阿修是什麼時候加入「台灣青年社」？我從不知情，也沒有問過他。但是我們認識之初，他經常勸我加入，我從未作答。他不知道，我在六四年夏天，台灣青年社發生「陳純真事件」（國民黨特務學生混入組織受到刀傷）時，日本警視廳逮捕了大部分幹部，我那時已經加入聯盟，成為秘密成員，其實阿修也是秘密成員，我們當時開會，大家頭上都戴著紙袋遮掩，避免曝光，也互不知身分，直到聽到了熟悉的聲音，才知道原來阿修也在開會。那個時候的組織部長侯榮邦，皮帶裡經常夾著氰化物，因為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所有成員的名字，他打算萬一被捕，就服毒自殺。 阿修當時要寫博士論文，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冒險，因為他必須回台灣找林獻堂日記，可能因此被逮捕。他當時將護照的拷貝和所有後事都交代給我，現在人很難想像，為了要寫博士論文，還必須抱有這種「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心情。 為他辦追思 盼完成遺志 從七○年代到八○年代之間，我一直過著「浪人般的生活」，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阿修和一位巴西的朋友，每月提供給我五萬日圓的生活費，我一生感激不盡，這四十多年來，我們共同走著獨立建國之路，雖然佈滿荊棘，但是一直充滿希望，阿修超人而嚴密的分析力，以及卓越的外交能力，可能是我們可以樂觀的憑藉。 阿修只活了六十八歲，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相當可惜，因為他想走的路還沒走完。十八日晚上，我從多摩火葬場回到家，思想至此感慨萬千。我在獨立建國聯盟每週的會議上，綜合所有朋友的期盼，準備在今年春暖花開時，為他舉行追思會。我心想，希望阿修可以好好休息了，其餘的路，我們大家幫他繼續走下去。 別了老友！ *轉載「新台灣週刊」516期，2006/2/10 老帥悼念 阿修好走 一月十六日清晨，當旅日學者伊藤潔辭世的消息傳回台灣後，與伊藤潔交情甚篤的前總統李登輝，隨即發表題為〈台灣之聲〉的一篇悼念文。雖然只有短短的五百字，其中卻包含了李登輝對這位異鄉故知深深的追念與推崇。 文中首先提到伊藤潔在台灣相關研究上的學術成果，有目共睹，也為台灣與日本的兩國交流多有貢獻；而伊藤潔終其一生堅持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為此奔走的精神，也讓李登輝由衷尊敬。李登輝在文中回憶，在他總統任內，伊藤潔頻繁往來於台、日之間，除了將台灣並非中國一部分的觀念廣泛介紹給日本民眾之外，對於台灣、中國的兩國關係處理上，也帶給李登輝諸多建言。 李登輝在悼念文中感念伊藤潔對於台灣在爭取國際地位上的努力及堅持，也承諾自己未來仍秉持伊藤潔的信念，全力為台灣打拚，並致力於台、日兩國親善交流。（葉韋利） 2006/01/18「台灣之聲」【李登輝前總統】故伊藤潔先生e no弔詞

陳國雄◎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自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美國國防部每四年就發表一份《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在二○○一年九月底發表的QDR，是遭逢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匆促改寫的報告，隨後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及反恐作戰中獲得經驗，五角大廈將未來的安全威脅定位為「長期戰爭」（long war），規劃出未來二十年的國防戰略藍圖，意義重大。 這次QDR新戰略高舉的威脅重點，從以往傳統戰爭的型態，轉向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新興戰略對手等三大領域。新戰略的四大目標則側重在：一、打敗極端主義；二、保衛美國本土；三、對付處於「戰略十字路口」的新興強權；四、防止危險政權和恐怖分子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列名為主要和新興強權的三個國家是俄羅斯、印度和中國，而中國卻被挑明為最可能與美國發生軍事競爭的國家，也是最可能發展出破壞性軍事科技來抵銷美國傳統軍事優勢的國家。可見「中國威脅論」不但深植美方戰略規劃者腦中，也公然溢於言表。儘管美國聲稱希望與中國合作，期待中國能在國際社會上扮演建設性角色，然而這只是兩手策略的一端。在軍事嚇阻的另一端，為了有效阻止中國採取沒有助益的脅迫性行動，美軍戰略部署的重心已由歐洲轉向亞洲，海軍戰力將進行兩項調整：其一就是把美軍約六成的潛艇戰力轉移到太平洋；其二就是在現有的十一艘航空母艦當中，至少保持六艘能夠隨時在太平洋地區展開戰鬥。 QDR報告也指出，在面對主要和新興強權的挑戰時，美國將試圖說服任何軍事競爭者，不要發展破壞秩序的能力，進而形成區域霸權，或是對美國及其他「友好國家」採取敵意行動。同時，美國也將採取對策來嚇阻侵略及脅迫。萬一嚇阻失敗，美國將會採取行動，使敵對勢力無法達成其戰略和軍事目標。此外，美國及其「盟邦」和夥伴也必須有所準備，防範主要或新興強權的敵對行為。 在美國未來二十年的安全戰略當中，台灣的安全是否能夠持續獲得保障，其中涉及雙方關係定位的層面，台灣是美國的「友好國家」或是「盟邦」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顧美國的政策。柯林頓總統於一九九八年十月簽署國會通過的一九九九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明確指稱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三個主要盟國之一，是共同籌建「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夥伴；在二○○二年八月，布希總統簽署的「二○○二年反恐補充撥款法」，也將台灣與美國的北約及非北約盟國一起並列，將台灣軍政人員視為美國的「盟國」人員，使台灣在與美國並肩的反恐作戰中，免受國際刑事法庭的約束。由此可見，台灣的確是美國的「盟邦」無誤。 因此在美國的新戰略當中，台灣乃是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的「盟國」，在共享安全利益的同時，也有義務來準備防範具有敵意的新興強權。順著這個戰略架構前進，台灣的安全得以繼續鞏固並確保。 從台灣安全戰略的角度來看，中國乃是深具軍事敵意的新興強權，台灣原本就該適當強化自己的防衛力量，以便防範這個活生生的軍事威脅。QDR報告中所分析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速度與規模，已經逐漸破壞區域內的軍事平衡，對台灣的威脅尤具針對性，更凸顯三大軍購案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已經到了不容繼續延宕的地步了。

李怡德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 2月17日馬英九協同周錫瑋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喜來登飯店舉辦台北市、縣聯合招商會議，並於開幕致詞完後舉行記者招待會。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歐洲台灣醫事聯盟、及歐洲台灣婦女會特別以旅歐台灣人的身份，對參加歐盟首府記者招待會的記者發出中、英、法、荷、德、西等六國語言的聯合聲明稿。聲明中強調台灣是通往亞太的門戶，歡迎歐洲朋友和台灣合作；並呼籲台北市馬英九市長藉著在會見歐盟政治人物時，表達對歐盟持續對中國武器禁運的感謝，並期望歐盟能夠在台灣申請加入WHO給予正面的支持。 在馬英九及周錫偉結束招商說明會後，隨即在喜來登飯店的lounge bar進行國際記者接待會，參與的記者人數連同國內媒體記者（2人）及當地記者共約15人。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何章獻會長、比利時台灣協會侯曉芳會長及數位台協會理事亦出席該場記者會。在記者會開始前，何會長及比利時台協會代表當面將聯合聲明稿交給馬市長，期望他能夠向歐盟爭取對台灣的支持，台灣協會的理事也當場將此聯合聲明書發給與會的記者。此記者會以英文或法文進行，一開始場面並不是很熱絡，記者發問也不甚踴躍，但在一位日本記者提及關於連胡會關於兩岸統一的共識及「九二共識」之後，情況開始扭轉。 馬市長在回答日本記者的提問時，重申所謂的「九二共識」，亦即是「一中各表」，並批評陳水扁總統關於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政策談話是違反陳總統2000年「四不一沒有」的承諾。他也向在場的記者們提及目前約有六成的台灣人民希望能夠維持現狀，並以此批評陳總統近日「廢統」的舉動對於美、日兩國而言是在進行單方面改變現狀，非常不智。 何會長在馬市長回答日本記者提問後，以法文向在場的記者說明目前台灣正面臨來自中國日益增強的武力威脅，感謝並希望歐盟能夠繼續維持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馬市長透過翻譯瞭解何會長的發言後回應提到，歐盟原本在去年考慮要解除對中國的軍售禁令，但是因為中國制訂了「反分裂法」，致使歐盟最後決議維持軍售禁令的決議。他亦表達了反對中國「反分裂法」的立場，他認為對一個不尊重法治的國家而言，制訂任何的法令都是多餘。另外他也聲稱自己是台灣最早提出反對中國制訂反分裂法的政治人物。隨後他並呼籲歐盟未來在考慮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時應當考量台海的和平。 比利時台灣協會李文欣理事接著發言：台灣人民希望維持民主自由的現狀，不喜歡被武力威脅的現狀；而中國的軍力擴充，卻不停地在改變台海現狀，她請馬市長對他所要維護的「現狀」做出明確的解釋跟定義。另外她指出，歐盟當年對中國進行武器禁運，是基於人權議題，並不是因為台海關係。台海的和平當然應該納入解除武器禁令的考量，但卻不應該忘記中國的人權。 馬回答說對於「現狀」的定義是見仁見智，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但仍聲稱台灣目前對於現狀的最大公約數包括了國名、國旗、憲法‧‧‧等等；他並說這種討論可能好幾個鐘頭（for hours）都不會有結果。台北縣長周錫瑋緊接著表示：中國的國情不同，西方的人權標準不應該直接套用在中國。此時，台灣協會的理事將另一份在馬於倫敦政經演講前所出的中英聲明稿發給在場的記者，該聲明稿明確表達台灣人民要的是一個民主與自由的現狀，而不是一個遭受中國武力威脅的現狀，並指出馬英九對於「現狀」詮釋上態度模糊。 由於六國語文聯合聲明中要求馬呼籲歐盟支持台灣加入WHO，一位比利時記者問馬市長：「希望歐盟在台灣加入WHO上給予什麼樣的協助？」馬市長回答說：「這個問題，要問你們歐洲各國及歐盟的官員才對。」

台灣位於東北亞、中國、以及東協國家等三個亞洲主要經濟區的交匯處；它除了和中國在語言文化上相通、與日本在歷史上也有深厚的淵源、加上美國的緊密合作、以及近年在東南亞投資所立下的基礎，使得它不僅僅只是居於地利之便。台灣出口導向的經濟，使得它有豐富的國際合作經驗。我們相信：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位處關鍵位置的台灣，應該是歐洲的重要伙伴。 根據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最近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導」指出，台灣的投資環境和挪威同列全球第五，僅僅落後於瑞士、新加坡、日本、以及荷蘭。台灣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先進的基礎架構、和民主政治的社會，都是一個企業永續成功\的環境所不可或缺的。 台北是台灣的首都，也是進入台灣以及亞太的關鍵入口。我們誠心地歡迎歐洲朋友們來台北，以及台灣。 歡迎馬市長暨台北市府代表團 身為旅居歐洲的台灣人，我們歡迎台北市馬英九市長以及台北市府代表團來到歐洲。我們期待台灣和歐洲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也相信台灣和歐洲能在更多的方向和領域一同努力。在馬市長會見台灣在布魯塞爾的朋友之前，我們籲請馬市長代我們向歐洲朋友表達以下兩點： – 我們對歐盟維持對中國武器禁運的感謝和敬意，並且期盼歐盟不屈從中國壓力，繼續維持武器禁運。基於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及恫嚇，歐盟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對於維持亞太地區的繁榮，有決定性的重要。 – 呼籲歐洲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WHO〉，台灣參與世衛，不只是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健康權益，台灣也可以對世界衛生提出貢獻。 歐洲對人權價值的堅持，一直是我們所敬佩的。我們相信：本於對這些普世價值的原則，台灣和歐洲合作的貢獻，可以遠遠地超出商業的範疇。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 歐洲台灣醫事聯盟 歐洲台灣婦女會

岡崎久彥◎日本前駐泰國大使 時間過得很快，距離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只剩下兩年半而已。 2004年大選之前，我曾經在論文中寫道，這不是一場普通的選舉而已，而是一場攸關台灣的民主主義能否存續下去的選舉。 我在此重申我當時的看法。那就是，我認為台灣人民對於追求台灣人固有的國家認同傾向，未來只會逐年增強而不會減弱。如此一來，至少有一部份認同中國的國民黨支持者，理當會逐年減少。 這樣的看法究竟是否正確，因為時間還沒到，所以還不得而知。但是，國民黨本身懷有這一層憂慮卻是不爭的事實。 不儘是台灣，歷史上不論是哪一個國家，最初實施的民主主義通常都是短命而終的。亞理斯多德就曾經說過，民主主義是最短命的政治制度。 英國的民主主義是歷經幾個世紀，試錯誤之後逐漸修正的結果。美國的民主主義則是拜英國之賜，充分活用英國的經驗而有了好的開始。儘管如此，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也發出警訊表示，民主主義本身具有自我毀壞的性質。當今，中南美洲各國等也毫無例外的，在實施初步階段的民主主義之後，繼之而起的是軍事政權或獨裁政權。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台灣的民主主義很可能會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以某種形式畫下句點，實在令人擔憂。 但是，結果陳水扁總統贏得選戰，台灣的民主主義得以存續到現在。只不過，非常遺憾的，2004年的選舉似乎還沒有完全告一段落。基本的狀況還和當初一樣並沒有改觀，所以我現在不得不再說同樣的話。 我認為情況反而更加的岌岌可危。在此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想，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威脅日漸增大。 中國的威脅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這個問題也經常被討論。但是，問題在於，每經過幾年屢次提出來討論時，都會發現中國的威脅均較前增大了。 一國的國防預算在十幾年內，每年增加10﹪以上的，歷史上並不多見。188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後處於臥薪嘗膽期的日本，雖然擴張軍備的情況也相當激烈，但是當時是因為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的一步步向東發展，所以日本不得不與時間競賽。1897年以後的德國也曾經在短時間內急速擴大軍鑑的打造。但是，這兩個例子最後都是把國家帶進戰爭。 所以我認為，值得參考的是，冷戰時期尤其是古巴危機之際，蘇聯鑑於美國武力之大而被退縮後的蘇聯軍備擴張。但結果是，原本就有缺陷的蘇聯經濟，雖因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獲救，卻無法支撐80年代的軍事擴張，最終走向自我瓦解的道路。不過，中國的經濟現在還有能力支持軍事擴張的行動。 我想起19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我所尊敬的一位蘇聯專家曾說：「這簡直就是古巴危機」。 實際上，中國積極加速軍事擴張是在台海危機之後的事。雖然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是每年國防預算成長10﹪，可是經過通貨膨脹的調整，每年實質成長率在10﹪以上是在1997年以後的事。台海危機以來，中國念茲在茲的是終有一天將與美國在台灣海峽對決。因此，不難想像中國卯足了全力要讓軍隊加速現代化。從1997年到現在已經過了8個年頭，已快到呈現結果的時候了。 誠如美國的國會報告指出，中國的國防預算，如果按照其他國家的算法再加上一些項目的話，可能是公開數字的2、3倍。這幾乎已成了國際間的常識。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中國的國防預算應該比日本還多吧。 日本現在所擁有現代化海空軍通常兵力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這是1980年代每年增加5﹪以上國防預算的結果。如果那個時期每年增加10﹪以上的國防預算的話，我想日本就有能力擁有航空母艦機動部隊了。 中國究竟把那麼多的國防經費用在什麼地方呢？軍事專家們做了許多揣測。但是，那充其量只是揣測而已，真正的實情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龐大的軍事擴張費將用於預期會發生的下一場台海危機，這是無庸置疑的。 冷戰時期，我曾研究過蘇聯，同樣是研究這方面的先進告訴我，蘇聯所公布的數字根本是不符合事實的，是一種宣傳。國防經費的明細是國家的最高機密，在共產黨獨裁政權之下，根本不需要公開審核國防預算。所以蘇聯根本不需將國防經費的內容對外界、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公開。在此，又讓我們想起了中國至今也是共產主義國家這是冷戰結束以來已被遺忘的事實。 順便一提，國際間常有人在討論，要將中國拉攏到國際社會的政策之一，就是與中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裁軍的基礎就是建立軍事互信的機制，當然它的前提是要確保軍事的透明度。不過，我一向認為要在東亞地區，裁軍是不可能實現的。 如果真的要裁軍的話，必須具備一個絕對的前提。那就是，即便是謊言或宣傳也無妨，每一個國家都要強調自己的國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才行。如果彼此都主張做為愛好和平的國家，軍備並非具有攻擊性的，而只是防衛性的，那麼下一個階段，就要展現軍事的透明度。也就是互相亮出雙掌取得互信，開始交涉將防衛目的以外的不必要的軍備一一裁減，或者是將已部署的兵力撤離。 可是，中國始終揚言不放棄以武力來解放台灣，北韓也揚言要將首爾變成火海。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真的將軍事透明化的話，那無異是將武力犯台的軍備與作戰計畫公諸於世。對此，台灣方面就會加以因應，必須嚴陣以待，做好防衛的必要態勢。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軍事透明化反而導致擴軍行動，而無法成為裁軍的契機。 中國因應日本等國的要求，公布了國防白皮書。儘管這份白皮書的內容與世界各國的白皮書還相差甚遠，但是，日本認為這是中國軍事邁向透明化的第一步，因此也表示肯定之意。不過，只要台灣問題還存在一天，大概中國永遠無法滿足外界對她邁向第二步的期待吧。 也就是說，中國只要一天不放棄以武力犯台，中國就不可能做到軍事透明化，也不可能與外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或是裁軍。 有關中國的動向，其次讓我關心的就是，中國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 其中表明，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時，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也就是說，動武成了國家的義務。至於什麼時候才算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喪失，則完全由中國單方面在判斷。 假如，判斷和平統一喪失的可能性的尺度是台灣的民意的話，那麼現在在台灣，支持獨立與支持維持現狀的人佔絕大多數。相對的，支持統一的人數佔多數的可能性，未來也幾乎是等於零。考慮到這一點，那麼，情況不就變成了已具備中國對台動武的條件了嗎？ 『反分裂國家法』的問題點在於讓台灣難以做好戰爭的早期警戒工作。一般而言，戰爭這種東西原本是緊張氣氛逐漸升高，最後才到下達最後通牒的地步。但是，『反分裂國家法』實施以後，單憑中國片面的判斷就可以決定，則簡直等於已經發出最後通牒的地步了。 更有一件事也讓我關心的就是，最近中國政府頻頻對國民黨等在野黨主席展開招待外交發表共同聲明，但卻無視於由民主程序所選出的台灣代表，也就是陳水扁總統。 綜觀以上的內容，今後台灣勢必要存活在兩種可能性當中。一是，中國可能排除美國的介入或在美國介入之前就懷著以武力壓制台灣的念頭，毫無預警地動用近十年來不斷建軍的武力。另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國會憑恃國民黨等在野黨的支持，對台灣進行脅迫。 如果台灣遭武力壓制或者屈服於脅迫，那麼台灣的民主主義將不復存在。或許會變成香港一樣，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民主主義受到保護。但是，那只有被保障50年的期限。在民族發展的歷史上，50年是瞬間即過的。那麼短暫的民主主義，只不過是變成一黨獨裁的過渡期。 此外，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現在台灣所存在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民主主義。對於瞭解真正的民主主義的日本人、美國人而言，應該沒有人希望活在目前的香港那種民主主義之下。因為，不敢違逆他國意向的政府，再怎麼說那是無法代表民意的。我們不喜歡香港那種民主制度，但沒有立場，也不該叫台灣人民要忍耐、遷就一點。 想到這些，為了守護台灣的民主主義，希望能由一股目標正確而堅強的勢力維持政權。那就是，在危機存亡之秋，不逢迎中國的意向的勢力，而且也不屈服於中國脅迫的勢力。 中國的壓力不會事先發出警告，手段也不透明。在這個條件下，一定要事先設想各種可能發生情況。最壞的情況是如同美國國會報告書所指出的，中國很可能會發動高度電磁脈衝攻擊、癱瘓電腦網路以潛入台灣的特殊部隊發動攻擊造成混亂之際，再採取政治的、軍事的施壓動作。為了與之對抗，最基本的就是要確保領導階層與國民之間的溝通與通訊聯絡。不過，在這之前，必須有一個不受脅迫、不輕易聽信流言、擁有堅強意志的政府。只要對中國存有絲毫逢迎意思的政府，則一定無法對抗來自中國的壓力，如果對中國逢迎的話，那等於是意味著台灣的民主主義的滅亡。 那麼，到底要到什麼時候，台灣的民主主義才能穩定呢？這就要等到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確立了身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意識，認為只有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台灣未來的時候。 到了那個時候，或許台灣的政治就會變成維持現狀派與獨立派這兩大勢力，或兩大政黨的形式。 乍看之下，這非常類似目前的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對立形式，但是本質還是不同的。 因為，那兩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共識，那就是台灣人的將來由台灣人決定。而且，一般來說，其中有一個民主主義的基本前提，也就是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將來。 在那種情況下，雖是維持現狀派，但是只要條件都齊全的話，照理說不會反對獨立，他們只是在考量周邊國際關係的現實，認為維持現狀才是最明智的選擇，只有這一點與獨立派有所不同而已。 這麼一來，則有可能形成兩大政黨政權輪替。不過，不無爭議，即對於維持現狀派的人而言，一旦被獨立派奪得政權宣佈獨立的話，那結果不就一切都完了嗎？可是，如果到了那種情況的話，其實有沒有宣佈獨立，早已不是重大爭議了。 其實獨立派也深知，如果無法明確地獲得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的支持的話，即使宣佈獨立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有人常引用台灣的現狀就是獨立的狀態這樣的理論。不過，最重要的是，台灣的將來由台灣人決定這個觀點已經形成了個共識。所以是不是要正式宣佈獨立，其實，只不過是技術性的問題而已。 屆時，獨立也罷，不獨立也罷，台灣的民意都會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美國是民主主義國家，也是重視輿論的國家。像台灣這樣擁有完整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優良國家，等到絕大多數的國民希望從中國大陸分離出來的情況更明朗的時候，美國的輿論和國會是不可能不加以支持的。像現在，各項選舉得票都呈現五五波的結果，難怪美國會採取目前的態度。 一旦，美國國會決定應該尊重台灣的民意的話，那麼美國政府與中國之間在聯合公報上所達成的合意，都將會變成白紙寫黑字的一張紙而已。 總而言之，等到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對於自己身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有堅定的信心與信念時，內政和外交的問題也自然能迎刃而解了。

何詩敏 「…像詩敏這樣才20出頭歲的年輕台灣人，該說幸運還是不幸運呢？他所成長經歷的台灣社會是解嚴後的，看似甚麼都可說可做，但卻似乎少了環境所逼之下所產生的認同及建構台灣精神…」 每逢228的時候，這一句話就會出現在我的腦海裡。看看身邊的人，228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只不過是一年之中的國定假日。背後的意義，228發生的前因後果，對這些人來說，也只不過是，這天死了很多人。 今年的228，可預見的，還是各個政黨舉辦自己的活動，每個政黨有自己不同的描述，加上各家媒體「貓站在鋼琴上摔倒了」式的報導，之後就是一連串的口水戰。 我說：何必勒。 228的活動，站在台上的，應該是受難家屬，再來是台灣的主人。為什麼主持的竟是那些政客。等他們講完話，這些真正的主人，才在台下感動的直說，終於有人重視這件事情。 228將到的時候，還蠻想要放逐自己一段時間，就像當時要從美國回台灣之前，背著被包，帶著相機跟電腦，定了機票就走，回到家也不用整理行李，因為過沒幾天又要出去了。 這樣放逐自己，只是想去找尋一些東西。一些我不知道是何物的東西，或是應該說，存留的精神。 在美國有很多228相關的活動，奉獻的人有各式各樣，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政府相關人員所主持的。這些人不是台灣學生，或是台美人第二代年輕人，就是當時被列入黑名單的台灣人。因為同是台灣學生，所以比較能清楚台灣學生對228的相關感覺。但是台美人第二代，與當時被國名黨拒絕入境故鄉台灣的台灣人，他們的心境路程，很想去感受。 台灣的活動似乎缺少這樣的人文與感情。請不要讓台灣的歷史，那份沉重的歷史，只存留在台灣島外。 了解228的人，知道228的恐怖。不了解228的人，至少知道228經歷的痛苦。 自三年前的手牽手護台灣之後，個人覺得，台灣人民才開始重視228這件事情，才開始重視228相關的活動。只是，個人覺得，大部分的活動都是本末倒置。大部分都是客人當主人，主人當客人般的舉辦活動。 「台灣各個與228相關的活動，不應是受害者坐在台下，感謝政客的施捨!」 了解了受害者的傷，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受害者的家庭，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受害者的後代，因為228的事件，影響了他們的生命。有多少人願意去感受他們的心境!?更有多少年輕人去注意到，228事件後的清鄉、白色恐怖、與黑名單如何影響台灣人。 中華民國執政黨決定在228降半旗。馬英九今天代表了國民黨向228受難者致歉，但228之後的清鄉、白色恐怖、與黑名單呢？ 這些對已逝去的英靈都是種侮辱。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台灣！台灣人是台灣的主人！ 請中華民國之下的政黨重視台灣人在228之後，所要求自己當自己的主人，獨立於不受任何一個殖民政府的統治。 台灣的年輕人，我們不需要環境所逼之下來產生認同及建構台灣精神，因為這代價太高了，已經有我們的兄姐前輩們為我們走過這一遭。是時候了，台灣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愛惜，來保護！ * 後記：這篇文章，算是這幾天來的心情總結，因為處在的地方敏感，所以無法長時間在電腦前寫作，只能一段一段的把自己的記憶與感覺紀錄。在無法為228這天做出任何事情，無法為台灣獨立運動作出實質的行動，希望能以文章來做出一點貢獻。

涂醒哲◎國策顧問 228是國殤日，每年到了228，總令人心生哀愁而又充滿希望。50年來228成為禁錮臺灣人心的圖騰，甚至在1980年國民黨還以謀害林義雄的母女來加強228的恐嚇效果。但50年來228事件也成為鼓舞臺灣人的阿拉丁神燈，228使臺灣人認清中國官的醜惡，228使臺灣人對所謂的「祖國」死心，228使臺灣人心生不能不獨立建國的壯志。 每年228，人民一再重複要求歷史平反，希望能找出首惡份子，找出應該負責的加害者；希望能找出國民黨迫害臺灣人的真相，並找出當年的受害者。但這些卑微的願望年年落空，在國民黨執政時，年年閃避、年年說謊，一直到今年，在民進黨已執政近6年，才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提出《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確定蔣介石是228悲劇的元兇。此報告無疑引起蔣家後代的不滿，也無疑會在泛藍媒體上引來一大堆的討論，以圖沖淡228事件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衝擊。 但歷史總要釐清，真相總應大白。如果不知加害者為誰，那受害者要如何去原諒？要原諒誰？如果不知受害者為誰，如果連有多少受害者都不清楚，要去追思懷念，對象何在？因此，在蔣介石是元兇的結論出來後，蔣家後代及國民黨應謙卑接受，誠心懺悔，以求寬恕。而全國民眾也應更進一步要求政府及各政黨再接再厲，追查元兇以及此次事件的幫兇，好好還原歷史真相。化膿傷口若不打開，就無洗清、恢復健康機會。 最簡單的方法莫如學習南非，南非黑人多年來受到白人殖民政權的迫害，死傷無數。在南非黑人曼德拉總統取得政權後，他們展開加害者自首運動，只要自首，說清楚當年他如何迫害黑人，則完全除罪，藉此可以洗滌加害者的罪孽，也撫慰受其加害之受害人之心。但如果在自首免罪期間不自首，而經有人舉證屬實，則處以重刑。這種方式可以讓整個國家揮別過去悲情，族群融合昂首邁向未來。 至於受害者部分，由於有的家屬餘悸猶存，由於有的家屬不願再去碰觸傷痛，由於有的家屬也已亡故，由於有的家屬從小不知其父兄死於228，還以為是到南洋經商，加上後來大人一再告誡小孩子有耳無嘴，很多當年的受害者至今仍然含冤未明，甚至連有多少受害者都不清楚。因此，政府應以鼓勵的方式，寧濫勿缺，請國人就其所知的親朋受害經歷說出來，再藉由學者的抽絲剝繭，釐清事實，按證據的多寡及可信度依確定、可能、疑似分類。在全民提供愈來愈多的資料後，確定個案自然增加，這才是追思受害者最具體、最有意義的工作。

張炎憲◎國史館館長 228事件是戰後台灣史上最悲慘的事件，至今傷痕仍未完全癒合。長期以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二二八史料無法公開，真相無法追究，二二八成為社會上最大的陰霾和揮之不去的夢魘。國民黨更以制式說法，掌控歷史解釋權，視二二八為「叛亂」、「叛國」的暴動，參與者為「暴民」、「亂民」。至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政府受到批判，才被迫開放史料，學界也開始研究228事件，迄今研究成果雖然豐富，但仍未有完整探討228事件責任歸屬的著作。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承受受難者家屬的殷切期待，深感責任重大，因此推動此次研究計畫，邀請學者參與討論，歷經兩年，撰稿完成。我們透過史料印證與歷史脈絡的分析，試圖釐清事件責任歸屬的輕重及其應負責任。 一、228事件發生的原因 國民黨政府認為228事件的發生，是因為台灣人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奴化」教育，逐漸日本化，抗拒國府的接收；且因受日本影響，不瞭解中國文化，排斥中國；共產黨份子從中煽動，加深台灣人與接收人員之間的裂痕；野心份子藉機推波助瀾，使得事件不斷擴大，而致不可收拾；流氓附和鼓動，造成社會不安。國民黨將228事件定位為台灣人要當家作主，脫離中國的叛國暴動，參與者是暴民、亂民。 國民黨政府的說法已成為官方牢不可破的觀點，但此觀點經不起實証研究的考驗。近數年來228史料公開與研究成果，已否定上述觀點，指出228事件的發生有其歷史背景：來台接收官員以戰勝者姿態，視台灣人為戰敗者，存著歧視與敵視之心，高高在上統治台灣；接收人員占據要職，台灣人只能位居下層，其地位與日本統治時代無異，仍是第二等國民；台灣經日本統治50年，已邁入近代社會，台灣人又接受近代教育的薰陶，具有近代國民觀念和奉公守法的精神，遠較中國社會進步，接收官員卻忽視這些進步事實，反而以中國惡習治理台灣，貪贓枉法、公然收賄，並且牽親引戚、特權壟斷，致使社會亂象頻生；接收官員不只壟斷資源，更將台灣物資運往中國，賺取利潤，致使台灣米糧短缺，物價飛揚，通貨膨脹，生活比日治時代還苦；在文化方面，接收人員歧視台灣文化，處處排斥打壓台灣人的價值觀，造成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文化認知的矛盾與衝突。這些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才是爆發228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發的導火線而已。國民黨不思其因，反而壓制台灣人民的改革要求，並擴大渲染，說成是台灣人叛亂與共黨從中煽動的事件。其實，228事件不是叛亂，參與的民眾不是暴民，反而是國府治台政策不當，引起民眾抗爭，要求改革的運動。國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亂」之名，從中國派兵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事件之後，國府掩蓋事實真相，嚴密監控異議分子，造成無形的恐怖氣氛，致使228成為台灣社會最大的禁忌。 二、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228事件發生之前，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曾於1946年1月、4月、10月等三次來台視察，並回報監察院，說明台灣社會不安，及陳儀施政應革之處，但不為陳儀接受，也不被蔣介石重視。國防最高委員會於1946年7月指派劉文島組成「清查團」來台調查，劉指出貿易局長于百溪和專賣局長任維鈞的貪污情事，陳儀反而替他們脫罪，于、任兩人終獲保釋而不被追究。這些調查報告都因陳儀獲得蔣介石支持，而無法撼動他的地位。 在事件發生之前，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經由黨、政、軍、特等單位的報告，已掌握台灣訊息。事件發生之後，在中國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台灣社團，以及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民間人士都向中央呼籲不要派兵來台，並要求懲治陳儀，赦免參與民眾，但蔣介石聽信陳儀等報告，3月5日指派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率兵赴台鎮壓。3月8日，軍隊到台灣之後，立即展開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 3月15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進行到3月22日第八次會議時，通過劉文島等55人的連署提案，將陳儀撤職查辦，但蔣介石不為所動，反而撤銷此議。陳儀在蔣介石袒護下，5月6日改任國民政府顧問，翌年6月又被擢升為浙江省主席。屠殺高雄市民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在事件後受到重用，高升為台灣省警備司令。 蔣介石對台灣民情認識不清，無法接納台灣人士的呼籲和楊亮功、劉文島等的建言，反而認為台灣人民要求改革、抗議不公是意圖脫離中國、背叛中國的舉動，因此派兵鎮壓，造成台灣浩劫。蔣介石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掌握黨政軍特大權，唯有他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他的支持，陳儀等才敢漠視台灣民意，任意非為，也唯有他的默許，軍隊才敢任意逮捕，不經審判，槍殺無辜；且事件之後，軍政首長無一受到懲處，反而擢升。因此，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三、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戰前，陳儀受到蔣介石的重用，1933年出任福建省主席，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博覽會時，曾代表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參觀。1944年4月17日，被任命為「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台灣相關事務。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同月29日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以其出身經歷，陳儀是國府官員中瞭解台灣的數一數二人物。但觀其來台之後的施政表現，卻與此相去甚遠。 國府接收台灣之後，軍統、中統、國民黨黨部，孔宋集團等紛紛派員來台接收，爭權奪利。陳儀非但沒有制止，反而任其互鬥，在在顯示領導無方，並且用人不明，導致吏治敗壞、軍紀混亂。在接收不當之下，日產變成特權者的私產，甚至連台灣人的私人產業也無理被沒收。在經濟政策上，採取統制手段，實行專賣和公營貿易制度，與民爭利，影響民生經濟發展。這些政策引起民怨，陳儀不僅不加整頓，還有意呵護下屬迴避責任，以致造成社會不安、人心不滿。 228事件發生後，陳儀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答應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改革要求，上電台廣播呼籲台灣人民不要再走上街頭；一方面則採取分化手段，利用蔣渭川製造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內部矛盾，同時向南京政府提出不實報告。2月28日向蔣介石報告「奸匪勾結流氓」製造混亂。3月2日要求中央派兵來台平亂。3月6日呈給蔣介石的信函指出台灣人民想離開中國而獨立，是叛國行為，3月7日更要求加派軍隊鎮壓。陳儀得知軍隊將於3月8日登陸基隆的訊息之後，立即豹變，不顧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42條要求，更以此做為台灣人背叛中國，追求獨立的罪名。軍隊登陸之後，陳儀任其槍殺百姓，不予阻止，更進一步實施清鄉，傷害無辜。 鎮壓之後，陳儀自認鎮壓有功，還想繼續留任，策動台籍人士聯名電呈中央，擁護其繼續接任改組後的台灣省主席。後在各方指責下，才被調職，但不久又升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共軍南下，欲渡長江，陳儀見大勢已去，遊說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投共，湯恩伯將此消息告知蔣介石，陳乃被補，後押至台灣。1950年6月，以「煽惑軍人逃叛」罪名，處以死刑。 陳儀不因228事件而被懲處，反而升任浙江省主席，顯見蔣介石對他的信任與愛護。後被處以死刑槍決係因對蔣氏不忠，欲投共而受懲處，並非針對228事件的處置。陳儀在台期間，不體恤台灣人的感情，也不認同台灣人的主張。在228事件中，陳儀在軍隊實力不足時，採取妥協策略，欺騙台灣人，其實自始至終，都在等待時機，採取鎮壓行動。 柯遠芬是僅次於陳儀的第二號人物，擔任警備總部參謀長。事件發生之後，2月28日即認為事件幕後必定有人在煽動；3月2日認為有人提出台灣高度自治、獨立、託管等主張，意欲顛覆政府。3月3日，召集情治單位負責人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憲兵團長張慕陶、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等，要求偵查事變幕後策動份子，並掌握動態，以備將來平亂之用。3月8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隨增援部隊登陸基隆，晚間乘運兵卡車往台北，途中遭受伏擊。柯遠芬認為這是台灣叛軍所為，但社會大眾卻認為是警備總部欲擴大事件，嫁禍台灣人的舉動，讓楊亮功誤以為台人叛亂，做為鎮壓的合理藉口。同日晚間，警總又有「暴徒進攻」圓山軍械庫之說，民間卻認為這是警總捏造出來的事件。 國府援軍抵達之後，警總即出面主導捕殺台灣菁英與民眾的行動，並利用機會敲詐勒索鉅款，如板橋林家的林宗賢即受到敲詐，賄賂金錢才得以換回生命。柯遠芬為所欲為的行徑，還被楊亮功指為「違法殺人作惡」。 228事件發生時，彭孟緝擔任高雄要塞司令，認為是有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企圖背景的陰謀活動，並認定是共黨從中策動，已決定鎮壓。3月5日，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人持「和平條件」到壽山要塞司令部，要求與彭孟緝談判。彭因軍事行動準備不足，採取妥協拖延策略，表示隔日再協商。3月6日上午九時，高雄市長黃仲圖、參議會議長彭清靠、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李佛續等人上山，提出「和平九條件」。彭卻以涂光明拔槍企圖刺殺彭做為藉口，逮捕涂等人。6日下午二時，彭下令軍隊向高雄火車站、高雄中學、高雄市政府及憲兵部進擊，造成民眾死傷慘重。 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三人自始至終主張鎮壓，只是陳、柯兩人在援軍未到之前，故意採取妥協態度。其實在事件剛開始，陳儀即向南京政府呈報，要求派兵鎮壓。此三人都應負起鎮壓台灣人民的責任，陳儀更因施政不當、用人不明，造成社會亂象，要負起更大責任。 四、其他軍政人員的責任 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協助柯遠芬，勸誘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並藉此分化228事件處理委員會，造成內部意見的對立與紛擾。軍隊抵台之後，3月10日還帶著憲兵追捕蔣渭川，顯示其事後不認帳，並進而追捕的陰狠心態。警總副參謀長范誦堯指出憲兵成立的特高組，與林頂立成立的特別行動隊，是負責逮捕首要份子的單位，同時也與警總互爭捕殺的功勞。 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自3月10日起展開逮捕行動，以鐵絲貫穿被捕人士的手腳，三人或五人綑成一串，槍殺之後，丟入海中，以致基隆港灣佈滿浮屍，慘不忍睹。3月11日，下令軍隊包圍八堵車站，槍決車站的鐵路員工。 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任由所屬部隊在台灣各地槍殺民眾。3月21日陳儀命令各地實行「綏靖」任務，劃分台灣為七個綏靖區，展開「清鄉」工作。各地軍政人員乘機勒索，掠奪錢財，甚至假公濟私、殺人構陷的事件層出不窮。張慕陶、史宏熹、劉雨卿三人雖是執行任務，但不分青紅皂白屠殺民眾，縱容部下從中掠取錢財的行徑，是鎮壓行動的共犯。因此改組後的台灣省政府不得不電飭各地方政府嚴加查禁此不法情事。 五、情治人員的責任 戰後初期，警備總部調查室、國防部保密局、憲兵團（以上軍統系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調查室（中統）等機構在台灣各地部署調查員與線民，監視台灣民眾動向。根據〈許德輝呈毛人鳳—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與相關史料發現，保密局指揮許德輝組成「忠義服務隊」，並吸納「鱸鰻」250人加入，表面係維持治安，實則擴大事端，毆打「外省人」，燒燬「外省人」商店，另方面則號召純潔青年學生出動維持社會秩序，事後反而歸罪學生做為代罪羔羊。各系統情治人員在事件中別有所圖，分別密電中央政府，誇大台灣事變的嚴重情形，凸顯「外省人」的受害程度，強調共黨黨員已達萬人，從中操縱；更咬定事件並非單純的政治改革要求，而是奪權叛國的行為。這些密電的目的是為了推卸無法維持台灣局勢穩定的責任，並藉此凸顯陳儀的無能，打擊其威信，從中取利，更以此做為請求派兵和武力鎮壓的理由。南京政府接到如此危言聳聽的情報，只會加強派兵鎮壓的決心，而無助於台灣政情的改善。 國府軍隊開抵台灣之後，據監察委員何漢文和整編第21師副官處長何聘儒指稱：黨、政、軍、憲、警成立聯席會報，調查進步人士，製造黑名單、到處捉人，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不下千數。平時，情治人員扮演暗中監視台灣民眾言行的角色，事件爆發後，獵取情報，從中推波助瀾，做為日後羅織罪名、逮捕、槍決的證據。情治人員見獵心喜，捏造負面報告，應負起共犯的責任。 六、半山的責任 所謂「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灣，在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工作。由於半山具有特殊的中國經驗，非台灣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國府接收台灣之後，借用這批人士治理台灣。半山人士理應扮演國府與台灣之間的橋樑角色，但實際上半山在戰後紛紛出任要職，成為接收的受益者，與台灣本土菁英之間存有權力、利益的競逐關係，反而很難扮演好中介角色，甚至還會做出排斥的情事。同時，國府官員也未必全然信賴半山，給予重要的決策地位。半山只能扮演中國接收官員的附庸角色，兩者存在著上下的附屬關係。 228事件發生後，陳儀曾運用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秘書長連震東、國民參政員林忠等半山居間斡旋。這些半山多站在陳儀立場，幫助平息抗爭，而不是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向陳儀爭取權益。 有些半山受到統治當局的倚重，實際參與鎮壓行動，成為鎮壓的共犯，如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曾任新竹縣長的劉啟光、事件後接任警務處長的王民寧等。台灣民間對事件後的「清鄉」工作，多流傳是因半山的協助，軍警才能羅列名單，逮捕台灣菁英。 228事件中，有的半山也因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批判時政而罹難，如曾任《人民導報》社長的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等。在國府心目中，只有順從者才能得到重用，抗議者則被視為眼中釘，縱使具有中國經驗的半山也同樣遭受槍決的命運。 七、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的責任 國府接收台灣之後，黨政軍特各種勢力進入台灣，相互搶奪地盤。台灣人尚未認清國民黨派系和權力結構時，就被捲入黨國不分的派系鬥爭。 除了接收時派系之間展開爭奪台灣資源之外，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會團體，打壓異己。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是獲得省黨部的協助而成立，但成立後政建協會積極提出儘早實施地方自治選舉的要求，招致李翼中和陳儀的不滿。228事件發生後陳儀等要求其領導人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以爭取派兵的時間。援兵抵台之後，陳儀卻以政建協會在事件中，公開徵調台灣人日本兵出面維持社會治安為理由，下令解散。幹部多人被捕遇害，有的四處躲藏或逃亡海外，才能倖免於難。反觀以半山人士為主的「台灣省憲政協進會」，在事件後發起「台灣新文化運動委員會」，支持國府政策，其多數成員日後成為政治新貴，由此例可知，忠誠的半山才會受到國府的重用。 3月8日，國府軍隊開抵台灣之後，媒體報紙受到清算，《民報》社長林茂生、《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經理阮朝日、主編吳金鍊、《人民導報》前後任社長宋斐如、王添燈、《大明報》總編輯艾璐生、《台灣新生報》台中分社記者陳安南、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等等均遇害。《民報》總編輯許乃昌和總主筆陳旺成則遭通緝而逃亡。《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和《和平日報》同時受到查封的命運。這是國府殘害言論思想自由，打壓異議者的明證。 追究媒體責任則需探討「中央通訊社」的責任。中央通訊社是國民黨的黨營機構，負有蒐集情報的職責。戰後中央通訊社設立台北分社，負責人是葉明勳，其主要工作是將台灣採訪的新聞傳回南京總社。近年因有「中央社密電原稿」的出土，才得以瞭解其電文報導全是站在陳儀政府和軍方的立場，忽視台灣民眾的意見和社會動亂的真相，甚至還建議南京政府派兵鎮壓。由於中央通訊社是南京政府瞭解台灣政情的重要管道，其所傳達的訊息對於蔣介石派兵的決定，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應負起報導不公、曲解真相、傳達錯誤訊息的責任。 八、線民、告密者、構陷者的責任 統治者總是透過各種管道瞭解、監控社會大眾，線民即是其中的一種。在228事件中，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時，有臥底線民在旁監視、鼓動之說；3月8日圓山附近有所謂「暴民」攻擊海軍辦事處等機關之說；3月9日凌晨楊亮功遭「暴民」狙擊之說，這三種說法都與軍警從中策劃、線民從中製造紛爭有關。其中如許德輝領導的「忠義服務隊」，在軍隊未來台之前，假扮維持治安的角色，國府軍隊抵台之後，角色旋即改變，成為逮捕台灣人民的工具。 軍隊抵台後，進行鎮壓與清鄉的行動，並以「連坐法」威脅民眾交出武器和「惡人」。其中有許多被屠殺個案是因告密者與構陷者的報告而引起。這可能是出之於恐懼，怕受到牽連而告密，但亦有藉機公報私仇、或進行政治鬥爭的情事。告密者等身份行為多屬隱密不公開，因此日後很難得知其真實姓名，更遑論其具體身份。縱使知道其真實姓名與具體身份，也極難掌握當時進行告密或構陷的具體證據。 線民、告密者、構陷者提供情報資訊，擴大加深228事件的傷害程度，有其應負的責任。但情治單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證，即採信片面之詞，以致釀成禍害，其責任應該重於線民、告密者、構陷者。 九、228事件所造成的傷害 228事件造成台灣極大傷害，有無形的傷害和有形的傷害。許多台灣社會菁英，如民意代表、律師、醫師、法官、檢察官、大學教授、教師、工商領袖、媒體工作者、學生、社會大眾等受到逮捕，有的一去不返，至今下落不明；有的當眾槍決、屍首示眾；有的不知槍決何處，至今屍骨無存；有的財產被奪，至今仍未歸還，其慘狀怵目驚心，令人心寒。台灣菁英受此摧殘，幾乎傷亡殆盡，倖存者則銷聲匿跡，不敢再過問政治。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數據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估計死亡人數約18000人至28000人，但迄今仍然無法掌握確實數目。 無形的傷害則無法估計。228事件發生後，國府採取鎮壓清鄉的手段，整肅異己，使得社會籠罩不安的氣氛，人人驚惶失措，從此台灣人不敢再談二二八。經歷過228世代的人，總會告誡兒女「有耳無嘴」，多聽少說，不要參與政治。228不僅是禁忌，更是歷史集體記憶的喪失，台灣人失去自信豪情，懾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國民黨也藉此機會去除絆腳石，積極推展中國化政策，建立起文化霸權，壓制台灣本土文化，更助長一九五○年代之後的白色恐怖。 十、人權與社會正義 228是戰後台灣史上最大的禁忌，在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無人敢公開挑戰此一禁忌。遲至19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之後，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才公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二二八平反運動的過程充滿衝突對立與緊張，卻獲致三大突破的成果。一為政治禁忌的突破，二二八不再被視為叛亂；二為歷史禁忌的突破，從此二二八得以公開研究，台灣史研究從此已無禁忌，可以挑戰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歷史觀點；三為文化禁忌的突破，文學藝術家不再逃避，敢以二二八做為素材，創作出代表台灣文化特色的作品。這三項突破使得二二八成為台灣的重要文化資產。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二二八得以解禁，原是台灣歷史文化的一件大事，卻因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深入台灣社會，使得有些人常以傳統中國政治的人治思想，品評人物得失，替統治者裝扮門面，替其脫罪，將蔣介石的派兵決定說成是受陳儀等的誤導、蒙蔽；或以二次大戰之後，緊接著國共對峙，國府採取強硬鎮壓，實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或認為是台灣人先打「外省人」，「外省人」才有日後的報復；或認為二次大戰後，中國各地多發生過抗爭與鎮壓，並不是只有台灣發生二二八，在中國改朝換代時總有屠殺鎮壓的事情發生，台灣228並不算一件大事。其實這些說法只是在替統治者脫罪，而不是站在民主、人權理念上的思考。台灣人民在當時是被統治者，是弱勢者。居於主導地位的國民黨政府，理應照顧人民的生活，聽取人民的聲音。面對改革要求時，應該謙虛接納，但國民黨卻反其道而行，濫用公權力，派兵鎮壓，事後並合理化國家暴力行為，並歸罪於被統治的台灣人民。如此說法已違反人權、民主、自由的普世原則，充滿權力的暴戾與自大。 台灣在民主轉型中，有許多成果是讓人自傲的。但社會正義卻在標榜政治現實、族群和諧、寬容的前提下被忽視，而不願追究統治者所造成的歷史傷害，深恐再次挑起衝突與不安。其實不正視過去歷史的真實，則無法走出陰影，相互體諒。政治上可以談和解，但歷史不能以和解來解決問題。因此，我們逐一檢討228事件鎮壓屠殺人民的元凶及相關者，是希望社會正義與歷史公道能經由這個事件的反省，真正落實於台灣，台灣人民也能記取慘痛的歷史教訓，不分族群，共同珍惜民主的成果，使悲劇不在發生。同時，我們更期待228事件的研究不只是歷史研究者的專利，而是各學科共同的研究對象。民法學者黃茂榮和刑法學者陳志雄指出228事件的鎮壓者不只有歷史責任，也有民事與刑事的責任。二次大戰後，猶太人追究納粹屠殺的責任是世人面對歷史事件極好的教材，台灣歷史也需要這樣的反省，人權與社會正義才能真正在台灣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