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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26日民進黨產業政策研討會議 　　　　「國土規劃與產業發展組」提出報告 一、前言 　　 國土綜合規劃，旨在考慮國土的自然條件，從經濟、社會、文化等政策措施的整體觀點，對國土加以綜合利用、開發、維護，並使產業獲得適當的配置，以提高國民之福祉。台灣是一個國土面積小、人口高度密集的國家，以此有限的條件，更應重視綜合規劃國土與產業發展如何密切配合的問題。然而很可惜，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已逾半世紀，雖然在產業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惟國土規劃與產業發展之配合，卻因法制上的遲緩和執行上的偏差，顯露相當不搭調狀態，致引起一連串不良後果。諸如國土利用混亂，缺乏適當的規範，除了導致地價狂飆外，也影響各區域未能均衡發展，而且未發展出各自的特色；加之，環境受嚴重破壞，國民居住環境品質惡劣，甚至新產業建廠覓地不易，工業區位不當，已對今後產業後續發展形成障礙，這些都是亟待檢討的問題。 　　 本文擬以日本處理國土規劃與產業發展的經驗為對照觀點，探討台灣產業區域均衡發展及土地政策等問題。蓋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之前，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在此期間，雖然實施帝國主義式的剝削政策，但在產業發展政策上，諸如交通網與港灣建設、興建水利與郵電事業、振興糖業等，已奠定現代化的基礎，若干建設規劃，也可以看到類似在其本土實施的各種計畫的精神。更且日本戰後的開發行政，以戰前基礎為出發點，仿效歐美推動現代化發展的經驗，對國土規劃和促進產業發展的法制，不斷推陳出新，值得我們借鏡之處頗多。加之，台灣於戰後經過一段國民黨政府不正常統治時期法制發展的空白期之後，近十多年來，為求台灣生存發展，再度興起模仿日本國土規劃和產業發展策略之風潮。職是，以日本在此方面經歷的軌跡作為檢討之依據，或許較能具體凸顯台灣面臨的問題和應尋求的補救之道。 二、日、台國土規劃與產業發展法律體系之比較 　　 日本建立有關國土規劃的法律體系，始於戰後從混亂期逐漸復甦的一九五○(昭和二十五)年制定國土綜合開發法。該法規定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應包含土地、水及其他天然資源有關之利用，水害、風害等災害之防除，都市、農村規模及配置之調整，產業適當之用地，電子、運輸、通信及其他設施之規模和配置，文化、厚生及觀光有關資源之保護、設施之規模及配置等事項。綜合開發計畫分為全國綜合開發計畫、都府縣綜合開發計畫、地方綜合開發計畫及特定地域綜合開發計畫。自一九六二年依據該法公布第一次全國綜合開發計畫後，迄至一九九八年已為第五次，每期都有不同的基本課題目標和開發方式，而且有關聯法制配合(見附表)。 　　 我國雖於一九七九年發表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惟無法律依據，其後也未法制化，近半世紀來，無全國性國土規範法制，而一向都是以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各種分散之法規當作規範。迄至一九九五年，始由內政部研擬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預計今(一九九八)年會由立法院通過實施。 　　 行政院所提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草案)，將國土綜合發展計畫體系分為國土綜合發展計畫及直轄市、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兩類，其所謂部門計畫和城鄉計畫，應屬於下位階的計畫，也可納入區域計畫法之中。這個法律與現行之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將構成我國規範國土規劃之主要法律體系。 　　 然而日本制定國土綜合開發法後未久，其工業化和都市化迅速發展，引起對國土利用問題的重視。當時人口和產業集中於大都市，使大都市地區土地供需緊繃，地價高騰，住宅、工業用地和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困難，偏僻地區則人口過疏化。因而如何善加利用國土，乃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從而促成國土利用計畫法的誕生。該法分國土利用計畫為全國計畫、都道府縣計畫、市町村計畫，前二者與全國綜合開發計畫與都道府縣綜合開發計畫相對應。其土地利用基本計畫分為都市地區、農業地區，森林地區、自然公園地區、自然保全地區等。本來都市計畫法、農業振興地區整備法、森林法、自然公園法、自然環境保全法、對土地利用都各有規定，但該法則確立綜合土地利用基本計畫體系，以防止土地利用之混亂，並謀適正而合理的利用土地。此外，為了管理土地利用基本計畫，自一九八○年起，每年都實施土地利用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人口。有關之動向、土地交易動向、開發動向、交通設施整備狀況、基幹的整備開發狀況、地價的動向等，必要時得據以變更土地利用基本計畫(註1)。土地利用計畫為國土規劃最重要之一環，故宜有國土利用計畫法配合國土綜合開發法之實施，始有可能發揮國土綜合開發法之精神。職此，我國實不應忽略另制訂國土利用計畫法之必要性。 　　 日本在國土綜合開發法之下，有一連串配合法制之建立，諸如成立國土廳（即署），先後制定工業整備特別地域整備法，新產業都市建設促進法、指定新產業都市、工業整備特別地域整備促進法、近畿圈整備法、都市再開發法、地價公示法、高度技術工業集積地域開發促進法、多極分散型國土形成促成法等等(見附表)。我國則在未制定國土規範和全國綜合開發計畫規範體系之前，先制定各種位階較低之法律，行政命令更是大行其道，故難免發生法律規定競合和主管機關職權衝突的問題。內政部主管官員曾坦承：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雖各具功能，惟未充分發揮，計畫性質亦多所重疊，未能符合社經快速發展；加之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分屬兩套使用管制系統，且管制標準不一；在對整個國土無專法情況下，對於跨區域的土地開發與利用便無法令可為遵循(註2)。其實，我國現行國土規劃法律體系的嚴重缺陷，尚有：(1)主管機關多元紛歧，例如經建會都市及住宅計畫處可插手營建署的都市計畫業務；(2)省的主管單位形成多餘的累贅；(3)都市計畫等分散的法律缺乏總量的管制；(4)行政命令如牛毛，老百姓不了解，形成黑箱作業，主掌其事者，容易上下其手。 　　 據上以觀，我們先應提升主管國土綜合規劃之行政部門為部級單位，至少亦應在行政院之下獨立設署。有關法律體系不是僅訂定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即可解決的，而實應仿照日本相關法制，將行政命令法律化，制定一套完整之配合法律。 三、區域均衡發展與產業配置 　　 一九九五(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行政院經建會舉行國土綜合開發相關問題研討會，經建會公布新版的臺灣地區國土空間發展架構，從國際階層、全國階層、區域階層、地方階層，擬定「一心」、「二軸」、「三都會帶」、「二十個生活圈」的發展策略。「一心」是指發展台灣為亞太營運中心，這是連、蕭二位內閣的施政主軸；而「二軸」則是指西部成長管理軸、東部發展策略軸；「三都會帶」是指北部、中部、南部三都會帶；「二十個生活圈」則包括本島及外島二十個生活圈。這是目前行政院方面提出最新的國土空間發展架構，而且是以生活圈為國土發展的基本單元，在這種金字塔形的國土發展架構中，以發展亞太營運中心為施政要務。 　　 行政院院會通過的「發展台灣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其六大中心與空間區位之區域發展計畫有關連的，海運轉運中心以高雄港為主，台中港、基隆港為輔；航空轉運中心以桃園中正機場為主，可接駁至高雄、花蓮；金融中心只適合於都會區；媒體中心無地理區隔，其媒體園區初期將選擇台北附近地區；電信中心亦無地理區隔；製造中心則分散於全省各地之智慧型工業園區。台灣西部可依北部、中部、及南部作大體區隔，以台北、台中、高雄三大商業中心，配合北、中、南三地之國際機場、港口，規劃三大生產環境圈。(註3) 　　 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將與亞太其他國家鄰近都市形成競爭關係。須知產業的發展雖然要靠創造和誘發，但也有自然生成而不可強行製造之部份，故其成敗尚難預卜，不過若是只求建立台灣為科技島，似無問題。但是無論如何都應與我國國土規劃和全國綜合發展或區域發展計畫相互密切配合。 　　 謀求區域均衡發展及產業適當之配置，為實施全國綜合開發計畫所應重視者。我國目前的國土開發方式是屬於「都會據點發展階段」，類似日本第一次全國綜合開發計畫(稱「一全總」)所追求的，故日本的經驗，頗值參採。 　　 日本一全總的基本目標是為了防止都市過大化和縮小地區差距，有效利用既存的自然資源，以及透過資本、勞動力、技術等各種資源適當的地方分配，以謀求區域間的均衡發展。該計畫謀求地區間均衡發展的方策是採用「據點開發方式」，將東京、大阪、名古屋及包含其周邊地區以外之地區，按其發展階段區分，使各地區與既成大集積關連起來，設定大規模的開發據點，同時並設置中規模、小規模的開發據點。再以良好的交通通信設施將各據點作連珠狀有機的連攜起來，使其相互影響；同時，也對周邊的農林業有好的影響。可見這是一種連鎖反應發展的開發方式。大規模的開發據點，分為擁有大規模工業集積的工業開發據點和擁有大規模外部經濟集積而扮演地區中樞機能的地方開發據點(都市)。為了使這樣的據點開發構想具體化，該計畫將全國區分為三：(1)過密地區(既成四大工業區)，(2)整備地區(關東、東海、近畿、北陸)，(3)開發地區(北海道、東北、中國、四國、九州)，分別決定其對應的施策基本方向。亦即對過密地區採抑制產業集積和再編都市功能的配置；對整備地區則設定大規模工業開發地區、中規模地方開發都市等；在開發地區則設定大規模地方開發都市、大規模工業開發地區、中規模地方開發都市等(註4)。至於據點開發方式的具體策略手段，則先制定低開發地域工業開發促進法、新產業都市建設促進法、工業整備特別地域整備促進法等法律。 　　 二全總係採整備全國性網絡，使中樞管理功能之集積與物流機構體系化，再使計畫能發揮各地區特性的自主而有效率的產業開發和與環境保全有關的大規模開發計畫，使其與全國性網絡關連起來，同時進行廣區域生活圈的整備。此大規模開發計畫可分為三類：(1)與形成新全國網絡有關者，(2)是一種大規模產業開發計畫，與大規模農業開發基地、工業基地、流通基地、觀光基地等建設整備有關者，(3)從環境保全的觀點推動的國土保全、水資源開發、住宅建設、大都市環境保全有關的大規模開發計畫。(註5) 　 　三全總以形成自然環境與生活環境權調和之安定居住綜合環境為目標，而以這樣確立的新生活圈(全國選定四十四個「定住圈」為範型)，來促進這種構想的發展。 　　 四全總以「交流網絡構想」為基本策略，形成多極分散型國土為目標。而五全總則以促進地區自立和創造美麗國土為基調，形成多軸型國土結構為目標。(註6) 　　 前舉我國經建會的構想，顯係受過去前四項日本全國綜合開發計畫的影響，可惜似皆未經嚴密的理論探討，也無明確的數據基礎。不過，日本的經驗，可資我國建立國土規劃體系、研訂全國綜合開發計畫和謀求產業均衡發展借鑑之處頗多，則是不爭的事實。 四、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國土規劃及開發計畫權限問題 　　 日本的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或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係由內閣總理大臣聽取相關行政機關首長意見，並經國土審議會調查審議之後作成之。都府縣綜合開發計畫係由都府縣作成，惟須經國土署署長向內閣總理大臣報告。涉及兩個以上都府縣區域之地方綜合開發計畫之作成，則須經相關都府縣之協議，並經其議會議決。國土利用計畫的全國計畫，由內閣總理大臣徵求土地改革審議會及都道府縣知事意見後作成，並須經內閣會議決定；都道府縣計畫則須徵求其國土利用計畫地方審議會及市町村長意見，再經議會議決。關於土地利用基本計畫，都道府縣知事得就其地區加以決定，惟須徵詢國土利用計畫地方審議會及市町村長意見，且須經內閣總理大臣承認；知事對規制土地交易有指定規制區域和監視區域之權。對於都市計畫，知事經都市計畫地方審議會之審查區域，有指定都市計畫區域和許可開發行為之權，惟大都市及與全國有重大關係之都市計畫則須經建設部長之認可。我國內政部研擬之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尚把省政府列為省之主管機關，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亦然。內政部及省政府都可以指定地區擬定區域計畫，跨越兩個縣（市）以上者由省擬定。都市計畫則分為首都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並轉報行政院備案；直轄市省會及省轄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縣政府所在地及縣轄市主要計畫由省政府核定後轉報內政部備案。 修憲精省之後，政府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將為中央政府之派出機關，依法理不再具公法人地位，因此國土綜合計畫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等規定之省政府權限，即應轉移到中央或下放給縣市政府。對此項改變，中央應立即修法處理。尤其以行政命令規制者，更應藉此機會，大刀闊斧加以變革。 　　 在國土規劃的決定權限方面，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涉及全國土地的安排用度，須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較為妥適，至於國土綜合開發以下的區域開發計畫，則由各級主管機關擬定，交由各該政府綜合開發計劃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再報請國土綜合開發計劃審議委會，做最後定奪。當然，這種審議機關逐層延伸的現象，或許會導致責任歸屬的問題，但只要在擬定計劃與審議計劃的權責上細分清楚，當不致引發爭議。 　　 若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區域開發計畫存有不同意見，似可仿效日本的處理方式。例如各部會首長對都道府縣開發計畫有意見時，得向國土署提出，而由國土署署長將綜合意見向國土審議會提出；內閣總理大臣也得經聽取國土審議會之意見，對關係都府縣就地方綜合開發計畫區域之設定提出建議。關於國土利用計畫之都道府縣計畫，相關行政機關首長亦得對內閣總理大臣就該都道府縣計畫提出意見，總理大臣得與關係行政機首長協議，並聽取土地政策審議會意見後，對都道府縣提出必要之勸告。關於都市計畫，則基於地方自治精神，除了涉及較大都會圈或兩個以上都府縣之區域須經建設部之認可外，都府縣擁有相當大的決定權，權責很明確。 　　 國土規劃、區域發計畫和都市計畫，甚至產業區位之決定，其性質與工廠選地不同，如有爭議，一般皆以行政程序或經審議會及議會程序處理。至於某種工廠即使擬在重化學工業區位地段設廠，若屬於高污染之工業，而為當地住民所不歡迎者，則其爭議，以由當地可能受害之住民公投決定，仍不失為弭平紛爭之良方。 　　 我國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政府對產業配置一直缺乏前瞻性的計劃，更遑論進行國土規劃時會考量納入國土環境計劃，從而導致產業發展狀況凌亂不堪、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惡質化現象。過去，經濟學者通常以國民生產毛額(GNP)作為衡量國家財富和國民福祉的指標，但若從生態系統的角度觀察，GNP的成長卻可能是環境惡化和資源耗竭的主因，因此未來的產業發展應逐漸擺脫污染性工業，朝高科技產業方向發展。產業政策正確，自可減少爭議。 五、產業發展與用地問題 我國有關產業發展和工業輔導的法制，只有工廠「用地」、「設置」、「選定」、「設定登記」等用語，而沒有「立地」的概念。一般現代國家為了兼顧企業主適業適所的廠場立地意願與環境保護和公共安全之需要，對於設置工廠之地點，都會加以某種程度的規制。不過，為了促進某地區工業化發展，亦常有誘導或由政府主動整頓工業立地之政策措施。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與日本同樣，都發生地價狂飆問題，嚴重地影響公共設施、國民住宅和工廠用地的取得。台灣在土地政策方面是採取「相對土地所有權」觀念的國家，照道理容易對土地的使用、收益、處分予以公共規制(註7)。然而，國民黨政府於戰後初期掠奪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官有地」或從台民強制徵用的土地，並以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打散了地主對土地不合理擁有之後，以國營事業和一黨獨裁強壓統治為手段，繼續控制了龐大的土地資源，但對於國土開發卻未作全盤前瞻的規劃。這種情形，可以從比較戰後台、日兩國以什麼樣的法制和政策施為結合國土規劃與促進產業發展，可以看出來。 […]

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日前外電報導，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在北京暗示，美國與中國正在研商一項涉及台灣問題的「第四公報」，這項事後查明係「引述錯誤」的烏龍消息，一度令我國朝野大為震驚。外交部長胡志強說他一整夜打了一百五十次以上的電話去查證，聰明絕頂的胡志強尚且如此「失控」，一般民眾更免不了「飽受虛驚」。然這些反應正顯示我國朝野對美國對台政策缺乏正確的認識。 其實，傳聞中的美國對台的「新三不政策」──不支持一中一台及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早已毫無新聞價值可言。蓋遠在十六年前（一九八二）美國在「八一七公報」中便向中國承諾：(一)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認知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二)美國政府非常重視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並重申它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上述所謂「新三不政策」，不正是「八一七公報」所衍生出來的結論嗎？ 在一九九四年，柯林頓政府重新評估美國對台政策時，則以明確的文字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及須以國家身分為入會資格的國際組織之立場。在去年華府的柯江會議中，柯林頓總統在聯合記者會上還主動提出上述的「三不政策」。所以即使將來在「第四公報」中把三不政策形諸文字，實際上亦無多大意義可言。 誠然，現在我國較關心的是美國對台軍售問題。「八一七公報」中指出：「美中雙方都認識到對台軍售問題若不解決，將會嚴重妨礙美中關係的發展」，因之美國乃向中國承諾：「美國將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而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數量上將不超過美中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美國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尋求最後的解決。」 其實，我國早已知曉，美國已不願意將尖端的近式武器出售給我國。美國的理由是，台灣現的精良武器已足以防衛台灣的安全，現在台灣的急務是先消化這些武器，倘連現有的武器都無法消化（操作），則再購買新式武器乃毫無意義。 但必須了解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係基於一個前提，即台灣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達成最後的解決，因之倘中國以武力犯台，則美國將改變其「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最近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指出，北京若對台動武，就變成國際問題。這表示，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保衛台灣安全的一貫立場毫無動搖。 吾人須知，沒有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永不改變的。冷戰的結束，讓美國不得不正視中國是新興強國的事實，而為了維持亞洲的安定，美國乃決定與中國發展「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六月底柯林頓的中國行，就是此一新關係的具體表現。此次柯林頓將帶領一千二百人組成的龐大訪問團前往中國，做長達十天的訪問，他是不會空手而返的，預料雙方將簽署多項協定。至於是否會有中國方面所稱的「新文件」出現，誰都不敢斷言。但無論「新文件」的名稱是「聯合公報」或「聯合聲明」，都可能涉及台灣問題，惟從美國現行的亞洲政策而言，美國不會犧牲台灣利益，國人不必杞人憂天。 要言之，美國當前對台政策的重點是，一方面以「戰略清晰、戰術模糊」的預防國防政策，維持台海的穩定；另一方面則敦促兩岸政府展開談判，達成最後的和平解決。美國政府已清楚的向我方傳達了這個訊息。美國認為後冷戰時期的國防形勢有利於台灣，台灣應該有信心跟中國走上談判桌。 甘迺迪總統有句名言─「美國不會畏懼談判，亦不會因畏懼而談判」。我政府應有同樣的勇氣，在美國仍承認保障台灣安全的時候，主動向中國提議進行政治談判，在雙方互相尊重主權、平等互惠、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前途的原則下，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終結雙方的敵對狀態，邁向關係正常化的新時代。

岡崎久彥◎前日本駐泰國大使 林茗顯◎譯 約瑟夫．奈伊在1998年3月8日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三點方案。毫無疑問的，台灣的潛在危機將演變成一項主要世界問題，認真尋求此問題的解決是必要的。在此認識下，奈伊帶頭面對此問題值得歡迎，尤其其方案觸及了最敏感的問題─幾乎是禁忌─台灣獨立。 然而，站在美國之外看，奈伊的意見具有一些危險涵意。他建議消除美國立場的模糊性，表明「如果台灣宣佈獨立，美國將不承認或防衛台灣」。 的確，自從本世紀起美國成為世界超強後，美國的模糊政策曾經是世界政治的禍端。在整個二十世紀內，美國是否會訴諸武力，對其它國家而言再三不斷地具有重要意義。基於對美國的動向持樂觀但有缺陷的認知，太多的國家測試考驗過其命運。 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渴望美國介入。如果德國早知道美國終將參戰，他們一定會躊躇猶豫開啟戰端。在這些事例中，美國的模糊政策是戰爭禍源之一。從另一方面講，去除模糊政策也可能是戰爭的禍因。假使美國針對保衛朝鮮半島的意願保持模糊，北韓可能不致引發韓戰。根據報導，沙旦胡生在波斯灣戰爭之前，也在同樣的錯覺下進行作戰。 模糊性質是美國民主生而具來的。美國的意向或意志並不存在。美國的意向來自總統、行政機構、國會、大眾媒体、尤其是民意的互相制衡；結合一起，它們導致美國的意向無法預測。 當奈伊寫「我們將不」，「我們」指的是什麼？當然這指的是奈伊與和他同心的朋友，也許也包括美國政府；但是不太可能包含國會和民意。即使是總統的承諾，也可能被國會推翻。 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在二十世紀世界政治的興敗榮枯中學得教訓，了解美國模糊性質之一二。但是一些無經驗的國家，比如中國，可能錯將文字當做承諾，在1995年，針對美國同意給李登輝簽證訪問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中國就是如此。 承諾無法兌現的事是危險的行為。特別是，當美國民意基於美國的基本價值觀理當支持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走向獨立，而迫使政府轉變立場，這種可能性無人能排除。在此情形下，奈伊的建議可能為中國帶來一場毀滅性的戰爭。 最佳的維持世界和平之道在於解釋美國民意與國會的不可測，向其它國家明析美國民主的模糊的真本質。 比方，在1995年初，國務院應該說，「國務院不發簽證給李登輝總統，假使此決定不受國會高壓而被推翻」。有人堅稱事後的台灣海峽事件是簽證導致的結果。果真如此(我有些懷疑)，上述的解釋應可避免此危機。 回顧過去，假使美國人曾如此解釋其模糊政策，也充分地警告大家未來美國行動的不可預測性，二十世紀的許多戰爭都可能被避免。這種措施對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金日成和沙旦胡生都有效。這是二十世紀的寶貴教訓之一。

岡崎久彥◎前日本駐泰國大使 擁有十二億人口，每年經濟增長率近二位數並不斷擴大軍備的中國，是否為對亞洲和平及安全的一大威脅？這是談論中國問題時必然被提起的問題。 將威脅分為意圖與能力而檢討是個老套思考方法(ConventionalWisdom)。讓我們姑且依從這方法而先檢討中國的意圖。為這目的必須了解中國的國家目標何在。 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行動，在其動機中有國家主義是不容置疑的事。但問題卻在於這國家主義是什麼。 這國家主義若是如日、英、法等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獨立與尊嚴的話，那麼在國際社會上很少有發生摩擦的可能性。中國的國家主義卻不同。他們的國家目標在於恢復清帝國的版圖─除蒙古帝國外為中國史上最大的征服王朝的版圖。這大大地越過了確立民族國家的正常目標，但因為清帝國崩潰之過程委實太羞辱，這歷史性理由把恢復帝國版圖的意圖正當化為國家主義。 內蒙古、滿洲（東北）等地區已達成了漢民族化，但在西藏、新疆等地區則有民族自決這國際性倫理正與漢化政策衝突而產生人權問題。至於台灣，這地區從來沒有受過北京的統治而大部分住民不冀求統一。這情況是否能成為國家主義的正當目標，就成為溯及歷史、地理及文化背景的問題。 換言之，由中國而言是國家主義，國際社會的看法是帝國主義──問題在於此間的感覺上差距(PerceptionGap)。 從這觀點來看，中國的國家主義會影響到國際和平的地區只有台灣而已。而其今後之進展很有可能導致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問題。不直視這國際問題而僅由一般性中國軍事能力或國內建設與軍事的優先次序等觀點談論中國之威脅問題，這是議論所以遲遲不會聚的原因。 事實上這情況的背後有中國外交的勝利。 中國一向主張台灣是國內問題，企圖阻止國際社會討論這問題。嚴格說來，中國企圖使各國承認台灣問題為純粹之國內問題的外交努力，實際並沒有成功。中國在三次的公報中使美國承認的，只是不追求(pursue)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之政策而已。日本所約定的並不是要承認中國之主張，而是將之理解並尊重，如此而已。但，因中國堅決而明確地主張台灣為其國內問題，倘若對這主張有所違反則必會引起某種形態的摩擦或報復。在這種力量關係之下，各國外交官、學者和媒體只好迴避言及這問題。在這情形之下永遠無法觸及問題的本質，因此，本稿將中國之威脅論以台灣問題做為中心加以分析。 就大概而論，中國之軍事能力因未能及時現代化，可說相當微弱。不用說與美國軍事力比較，就與日本的戰力來做評比，倘若此時中國之海空軍與日本海空自衛隊在尖閣諸島（釣魚台）附近發生衝突，則日本之勝利祗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如果說真正的威脅是要等到中國能發動複數之航空母艦機動部隊的時期，那將是二○二○年代以後的事情。就是說，在今後的二十年期間內，中國將不會帶來威脅。 然而，就台灣的立場而言，中國是眼前的威脅。假如中國宣布每月將以潛艇擊沉一艘台灣輪船或每星期向台北擊發一顆飛彈，台灣經濟和防衛台灣的士氣將因此而崩潰。在軍事上沒有有效的阻撓手段。 既然如此，中國為何不將之付諸實施呢？這是因為這樣一定會觸怒美國的緣故。由此可見，中國對亞洲和平的威脅，實際並不是單純的軍事力，而是與政治性、心理性要素有關的複雜因素。 美國並沒有承擔防衛台灣的義務。台灣關係法表明的只是在危機之際總統與國會要進行協議而已。但台灣人卻認為中國採取這種威脅行動時，美國將百分之百庇護台灣。倘若不如此，台灣不可能有今日之經濟繁榮和成功的議會民主主義。 美國是否在海外採取武力介入。這是第一次大戰以來二十世紀國際政治上最大的問題。對這問題，任何人（包括美國人在內）在未面臨現實前能說出明確的回答。而這曖昧性卻成了對中國的一大抑止力。由於這曖昧性是內在於美國民主主義的固有特性，將之去除是不可能的事。將之強行去除的歷史前例曾經誘發了如韓戰的悲劇。 但，若干一般性法則倒是存在的。美國祗幫助有衛國決心的國家。此外，如能於短期間內成效就比較容易介入。 台灣是否有堅決的自衛意志，這與美國防衛台灣的意志之堅固有相互關係。 在一九九六年三月發生台灣海峽事件時，日本的電視連日播報了台北市民的反應。當初中國剛開始擊發飛彈時一般的反應是「非常恐怖」、「他們到底要做什麼？」但，美國航空母艦機動部隊抵達後，就有「用武力恫嚇民主選舉，這是不可饒恕之事」的反應。 這就是最根本的言論自由。美國航空母艦拯救了台灣的自由。而這自由在香港卻已永遠消失。因為沒有人願意以不必要的發言冒險，一般的香港人都閉口不言了。 僅靠發動兩隻航空母艦機動部隊就能使中國畏縮，可見兩國軍事力差距很大，因此介入能在極短時間內收效。 總而言之，今後遠東的和平與安定將依靠圍繞台灣海峽的政治上及心理上的平衡。然而，其背景到底還是通常戰力的平衡。如此，問題再度回到軍事力的均衡上。 至於通常戰力之均衡，在今後數年內台灣比較有利，因為包括一百五十架F16在內的台灣戰力現代化將接近完成階段。但，由於台灣國土狹窄有限，難免被以保持三百架蘇愷27為目標的中國逐漸追趕。 中國的目標以達到大略對等(roughparity)為足。中國大戰百回合而輸九十九回合也不痛不癢，而台灣則只輸一次就瀕臨危機。裝載武器以及雷達能力之差異等姑且不論，只在數量上比較，武力脅迫之心理效果已經夠大。中國之戰略原本就不在於武力之直接行使，而在於以使用武力的心理作戰奪取對方的戰意。中國大概會在二○一○年前具備足夠的軍事力，能施加這種心理壓力。 中國目前所做的政策判斷是，為了經濟建設必須有和平的環境。中國最害怕的是，現在軍事平衡尚居於劣勢時台灣宣布獨立，而被迫走上武力對決之途徑。 因此中國現在將一切外交努力集中於阻止台灣宣布獨立，並企圖使美國承擔勸阻台灣的角色。 但，這會越過美國所能承擔的範圍。美國雖然對台灣現政權施加壓力，卻不能在自由民主的選舉中妨害標榜獨立的政黨得勝。但，即使獨立黨派得勝也要抑壓獨立宣言，這是中國的外交目標，而他們企圖在這一點上獲得美國的協助。美國的輿論和國會立足於自由與民主主義──美國最根本的價值觀上。對中國這要求美國政府能順應到什麼程度，這是任何人都無話預測的。不能答應的事情萬勿答應，否則反而發生誤解而招致危機。 中國的這要求等於是要美國順應中國之意向，抑制台灣獨立直到中國有足夠的武力，能以心理脅迫方法迫使台灣屈服時為止。因此，除非同時確立一個明確的方針，能長期保持美．台在台灣海峽軍事力均衡上的優位性，美國以此做為長期戰略是很有問題的。 台灣問題向來處於兩個主張的均衡之上。一個是將台灣視為內政問題的中國之主張，另一個則為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這問題的美國之主張。既然如此，倘若美國有意順應中國外交方針而壓抑台灣的獨立宣言──雖然這承諾可能伴隨不必要的責任與危險，而且很難保障實際效果──那麼其代價至少也必須是中國對台灣不行使武力的宣言。如此，美國的長期戰略才有整合性。倘若不爭取這代價而一味地接受中國之意向以壓抑台灣之獨立，其代價只是美國的商業利益──對於如美國這樣具有極高價值觀以領導世界的國家而言，這是多麼可恥的事！ 姑息政策是否單以延宕危機為目的，抑或有所貢獻於長期和平與安定，這要看如何設定條件。 就日本而言，戰敗後已放棄了台灣，因此對其將來之歸屬以及應否獨立之問題沒有發言之立場，今後也不會有所發言。只是，反對行使武力並希望和平解決這一點上，日本可以和美國步調一致。

美國不可採行約瑟夫‧奈伊的提案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似乎從對峙開始大轉換為協調的樣子。當然吾人對此應該表示歡迎，也沒有人會有異議的吧。但令人耽心的是，做為美、中和解的交易工具，台灣將被犧牲。其徵兆見於前國防次長約瑟夫．奈伊於三月八日在華盛頓時報所發表的「環繞台灣的交易」論文中，明顯表露出來。在檢討該文之前，我們先回顧有關台灣問題的歷史。 ■中國因台灣海峽危機而轉變外交政策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國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以前朝向改善的美、中關係也一下子惡化了。其後，由於以蘇聯邦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恐懼「和平演變」(以和平手段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中國為了保住共產黨的獨裁體制，對外採取強硬的姿態，更加深了國際上的孤立化。 一九九二年，中國制訂了把南中國海劃入本國領域的領海法，以防衛海洋資源為名目，中國海軍進出於南支那海的幾個島上，引起與東南亞諸國之間的緊張。 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訪美引起中國的反彈，遂於翌月起反複軍事演習以威嚇台灣。一九九六年三月，台灣舉行第一次的民主的總統選舉，中國斷定這是推進「台灣獨立」的行為，便向台灣近海發射飛彈並反複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為了對抗中國對台灣的威嚇，美國便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近海，造成美、中的極高緊張，甚至有美、中戰爭的可能性。 一九九六年四月，美、日兩國為了對抗中國的威脅，柯林頓總統和橋本首相於東京會談，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盟」。這共同宣言中，提出為了保護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將強化日、美同盟的方針。 看到這樣的形勢，中國轉換了外交政策。因為一旦與美國發生戰爭，中國會失去一切，即使只因軍事的緊張高漲，就會使想靠外國投資而持續發展的中國經濟大受打擊。 首先，中國努力接近將中國視為最大威脅而強化協力安全保障的東南亞諸國聯合(ASEAN)，誓約中國絕不會成為軍事大國，強調「對以經濟發展為最優先的中國而言，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不僅近鄰諸國，中國對世界諸多國家展開「協調外交」，努力加深中國的「和平主義路線」的印象。 中國最大的目標是和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改善關係。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於菲律賓舉行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協力機構(APEC)非正式首腦會議時，中國的江澤民主席與柯林頓總統會談，雙方同意致力於「戰略性對話關係」與「協力友好關係」。這個「協力友好關係」是什麼意思雖未明確，但於同年四月葉爾辛總統訪問中國時，蘇俄與中國既已同意「構築戰略性的協力友好關係」，其後，中國與多數國家同樣地簽訂了類似這種旨意的共同聲明。 中國對美國的「協調外交」主要是對準美國的經濟界。美國財界認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潛在性市場，要求與中國的關係改善之聲頗高。多數美國政府的退休高官都成為財界與中國意向的代言人，做為所謂「新中國遊說團」而活動。根據李查德．巴斯泰因與洛士．曼羅合著的《不久即將開始與中國的戰鬥》(小野善邦譯，草思社刊)所稱：「新中國遊說團的中心人物，便是當過國務長官的亨利．季辛吉和阿爾．海格兩人。」由於這強力的中國遊說團，產生了美國漸趨與中國和解的氣勢。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江澤民主席訪美與柯林頓舉行會談，發表了美、中共同聲明。共同聲明中同意努力構築「建設性的戰略性的友好關係」，但在人權問題上，彼此確認兩國之間有很大的見解差異；在台灣問題上，中國主張「美、中關係最重要的問題是台灣問題」，對此，美國只回答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而已。這次首腦會談之後，在白宮舉行了共同記者招待會，關於台灣問題，柯林頓總統主張「應由台灣與中國的人民以和平來解決」；江澤民卻說：「台灣的分離獨立或外國勢力干涉此問題時，可能行使武力。」 這共同聲明欠缺具體的內容，不可能帶來美、中關係的大變化。但其後，中國高高評價同意構築美、中兩國的戰略性友好關係之事，強調只要制止「台灣獨立」便有構築的可能。 ■接受奈伊氏提案便是台灣的破滅 今年一月，柯恩美國防部長訪問中國的前一週，培利前國防部長訪問了中國。聽說美國政府為了促進台灣與中國的對話，請他去和中國協議。 訪問中國之後又來訪問台灣的培利，會見了被視為將來強力的總統候選人－現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與民進黨許信良主席，大概說「你們遲早有可能取得政權。但獨立對台灣而言是破滅，若以為美國會來幫助那就錯了。」培利的意見是揭櫫「台灣獨立綱領」的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也不可實踐獨立。 三月五日訪問台灣的雷克前總統顧問(國家安全會議主席)於台北市舉行演講。也許是顧慮培利的發言引起台灣人的反感，雷克一再強調「美國絕不會犧牲台灣」；但又說「台灣不可引起與中國不必要的衝突」，暗中牽制台灣獨立，而主張台灣應該與中國對話。 然後於三月八日，約瑟夫．奈伊的論文發表了。四天後白宮發表了預訂於十一月訪中的柯林頓總統將提前五個月訪問中國。 去年十二月為止擔任國防次長的奈伊氏是對台灣問題推進美國的「曖昧戰略」的人物，但這次的論文卻一反過去，而主張「掃除環繞台灣的危險的曖昧性」，提出下列三項目： 一、美國明確表明反對台灣的正式獨立宣言。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則說服他國不要承認台灣，同時表明反對中國對台灣行使武力。 二、台灣如果誓約不宣布獨立，則美國對中國要求承認台灣加入國際機構與擴大在國際社會上的活動。並要求中國對台灣採取同於香港的「一國兩制」。 三、美國對台灣要求明確誓約不做正式的獨立宣言。 如果台灣接受了奈伊氏這般的提案，則台灣將失去未來的一切希望。 台灣特地誓約不宣布獨立，豈不等於宣布我國不是獨立國嗎？這一來，外國必會誤解台灣是哪國的殖民地或屬國。今後要與外國締結新邦交之路被堵，要入盟以主權國家為參加資格的國際機構也不可能了。台灣永遠無法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性安全保障機構。 而且將來中國的軍事力達到對抗美國的抑止力時，美國即使反對中國對台灣行使武力，到底可以期待什麼效果呢？到那時侯，台灣除了單獨作戰或投降之外，別無他途。 奈伊氏提案香港的「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鄧小平提出以「一國兩制」合併台灣之後，中國一貫主張如此。奈伊氏雖說「交易」，其實是屈服於中國。 為什麼台灣非接受與殖民地香港的同等待遇不可呢？英國佔領香港的九一．七％是英國以九十九年期限借來的租借地。其期限至一九九七年到期，英國非歸還租借地不可。剩餘的香港面積只剩八四．八平方公里。只靠這些土地無法生存，所以英國只好聽從中國的要求，把這塊土地也「歸還」了，中國以「一國兩制」適用於香港，不是中國的讓步，而是為了中國的經濟利益。 台灣是獨立國家，不是殖民地。而且台灣一次也沒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為什麼台灣非合併於中國不可呢？ ■「台灣獨立」是什麼？ 奈伊氏對台灣的歷史與現實，毫無所知。到底奈伊氏所謂的「台灣獨立」是什麼意思？中國與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及台灣獨立派，三者所謂的「台灣獨立」，指稱各不相同。 中國提倡「一個中國」。這「中國」當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是中國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完全是虛構的，非現實的。只是把台灣劃進中國的地圖而已。中國說「不許台灣分離獨立」。現實上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台灣，如何從中國分離呢？中國從未說明他們所謂的「台灣的分離獨立」的旨意是什麼，隨便揣摸中國從未說明的「台灣獨立」之意思，為何有必要去迎合它呢？ 國民黨政權也和中國一樣提倡「一個中國」。但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於是國民黨政權主張中華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擁有主權。但這也是把中國劃進中華民國的地圖而已，完全是虛構的。最近，國民黨雖稱「中華民國在台灣」(存在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但是未正式放棄對中國的主權要求。 國民黨政權所說的「台灣獨立」，是指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的意思。國民黨政權實際統治的地方除了中國沿岸的小島(金門、馬祖)之外，只有台灣(包含澎湖諸島)而已。所以台灣一旦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則中華民國便消滅了。顧慮眷戀著中華民國的黨員，尤其是外省人的感情，國民黨還固執於所謂中華民國的國名。 台灣獨立派主張的「台灣獨立」是從「中華民國體制」獨立出來的意思。所謂中華民國體制是指在「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的虛構下，外省人支配台灣人的制度。國民黨政權是從外面進入台灣，以武力支配台灣人的一種殖民地政權。從殖民地支配體制下獨立出來便是獨立派所說的「台灣獨立」。但由外省人獨佔的「萬年議員」(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於一九九一年全體退職之後，同年舉行了國民大會的總選舉，翌年舉行立法院的總選舉，外省人支配台灣人的政治構造崩潰了。更於一九九六年舉行首次全國民直接選舉總統，台灣的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了。但「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政府」這虛構的「中華民國體制」仍舊殘存著。 現在，台灣獨立派所主張的「台灣獨立」，就是要廢止這個虛構，確定中華民國的主權範圍吻合現實，變更國名為台灣而已。因此，獨立派主張的「台灣獨立」是台灣內部的事情，中國不該多嘴。當然，美國及其他國家也不該插嘴。 ■美國犯了兩次台灣政策的大失敗 過去美國的台灣政策犯了兩次大失敗，使台灣人民受到甚大的禍害。 第一次的失敗是，聯合國戰勝日本之後，美國命令蔣介石佔領了台灣。其原因是一九四三年在開羅，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與蔣介石之間舉行聯合國三首腦會談時，羅斯福總統提議把台灣給與中華民國，而獲得同意。這不是蔣介石的要求。相反的，蔣介石的腦中已忘了在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清國就已割讓給日本的台灣了。羅斯福總統耽心蔣介石會脫走出聯軍的掌控，便想討好蔣介石的歡心。縱然如此，戰爭結果發生的領土變更，應根據平和條約而訂立，所以這個同意在國際法上是沒有效力的。實無必要令蔣介石佔領台灣。 一九四九年，美國發表了「中國白皮書」，明白記載當時蔣介石政權極度腐敗且行暴政，美國政府應該知道。令蔣介石佔領台灣，將使台灣人民遭遇何等悲慘，應該可以預想得到的。實際上，在蔣父子的獨裁政權恐怖政治之下，台灣人民呻吟了四十年以上。 美國第二次的失敗發生於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的時候。 朝鮮戰爭時與中國作戰的美國國民的反中國感情至為強烈，所以美國政府為了阻止中國加入聯合國，便擁護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因為中華民國做為中國代表而佔了聯合國安全保障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議席，引起每年聯合國大會議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增多之後，美國就提案中國代表權問題為「重要事項」，須經過聯合國大會的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這「重要事項」的提案，須經過大會過半數的同意，但到了一九七一年，要通過「重要事項」的決議顯然有困難了。 於是尼克森政權勸蔣介石退出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若退出常任理事國，其瞬間，「中國代表權問題」就消失了。中華民國變成一般會員國，而中國加入聯合國當安保理常任理事國，問題就解決了。 試看當時代言蔣政權的台灣報紙，蔣介石似有意退出常任理國的席位。當時的蔣政權是在美國的軍事援助與美華共同防衛條約之下受到保護的，美國若稍加強壓力，則蔣介石便不得不放棄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但沒有好好把握台灣實情的美國，把驅逐中華民國的重要事項改提案為「逆重要事項」，投票結果失敗了。那時若叫蔣介石退出安保理常任理事國，而中華民國則代表台灣維持聯合國的一般席位，如是中國與台灣分別為個別的國家，國際社會早就公認了。 ■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台灣存在著名叫中華民國的國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個國家有二一六○萬人口，居世界一九三個國家中的第四三位；國民總生產額(GNP)二八六○億美元，佔第十七位；平均個人所得GNP為一萬三千美元，佔第二十五位。人口與秘魯或委內瑞拉相等，GNP與阿根廷或墨西哥匹敵，平均個人所得與西班牙或紐西蘭並列。 與中國比較的話，台灣的人口不及中國的五十分之一，但GNP比中國的三分之一還大，個人所得是中國旳二十倍。 台灣問題的解決，必須要讓國際社會以對等的主權國家接受這個國家，讓她參加國際性的安全保障機構，保護二一六○萬國民以血汗換來的自由與民主主義。 從國際法來看，把台灣隔離於國際社會是不當的。 蔣政權佔領台灣，與美軍佔領日本，蘇聯佔領滿洲(中國東北)是一樣的，都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由聯軍最高司令官發出的一般命令第一號。那不過是戰勝國暫時佔領戰敗國而已。 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的平和條約中，日本決定放棄台灣，但因聯盟國的意見對立，無法決定台灣的歸屬。為此，美國一向的正式見解是「台灣歸屬未定」，與放棄台灣的日本見解一致。 其後，國際法確立人民自決的原則，所以歸屬未定的台灣非適用這個原則不可。 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大會採決的國際人權規約，無論是Ａ規約「關於經濟的、社會的及文化的權利之國際規約」，或Ｂ規約「關於市民的及政治的權利之國際規約」，其第一條同文揭櫫「人民的自決權利」，規定：「所有的人民皆有自決的權利。基於此權利，所有的人民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追求具經濟的、社會的及文化的發展。」 人民自決的權利是國際法中最基本的人權。以擁護人權為基本國策的美國，如果否認了台灣人民的自決權，則國際社會將失去對美國的信任。而且又違背美國的建國精神，傷害到美國人自身。 再者，美國必須認知幾乎所有的台灣人民都不希望和中國統一。國民黨的基本政策揭櫫以談判達成「統一」，但要以「自由、民主、均富」為統一的條件。到底中國何時才能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呢？誰也無法預料。平均國民所得相差二十倍的台灣與中國，何時才能均富呢？連想像都有困難。但看以這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統一條件，可以理解國民黨也不是真的想要和中國統一。國民黨不過是被蔣介石的遺產－以「統一」為國是－所束縛而已。 無論就現實來看，或就國際法來看，除了承認台灣加入國際社會之外，沒有正確解決台灣問題的方策。但為了使台灣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首先非從台灣本身改變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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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防助理部長奈伊 (Joseph Nye Jr.) ，三月八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專文，指出美國應改變對台灣的糢糊政策，建議華府宣示「不支持台獨」。該文於三月十三日又登載於國際論壇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李天福先生，台灣獨立聯盟的前身組織3F (Free Formosan’s Formosa) 的創始人之一，投書國際論壇報反駁該文。 關於「犛清對台灣的危險模糊政策」一文（登在於三月十三的意見欄），奈伊的三點方案的終極目標看來等於：要台灣放棄發芽茁壯中的民主，去接受中國的威權統治。此建議有些問題。 四分之三的台灣住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少於四分之一自稱中國人。台灣人的平均年收入是一萬三千美元，是中國的十五倍。經過數十年和國民黨鬥爭，台灣人終於獲得言論、宗教等等自由。他們不會輕易放棄這些艱辛贏得的自由。不管從歷史或法律的立場，大部份台灣人不認為中國對台灣領土的要求主張站得住腳。他們認為，不管外在的軍事與武力的壓力，唯有他們自己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 假設像奈伊所建議，台北的執政者聲言放棄台灣獨立，而遭致中國攻擊，比方在2007年發生，台北那時就能仰賴美國幫助防衛台灣？這種情況是極可能發生的，只要看看西藏的歷史就明白。假如中國訴諸武力，美國願意不願意毫不含糊地承諾防衛台灣？無此永久保證，從台灣的觀點看，奈伊的建議很難看出有何實值意義。 如果台灣落入中國手中，台灣兩邊的海上重要航道將受中國控制。日本與韓國的生命線將受危害。美日安保條約的可信性將受嚴重破壞。前置的東亞戰略佈署將崩潰，迫使美國撤退至關島和夏威夷。遠東與東南亞的和平與穩定將受威脅。 真正會危害和平的是：美國的商業利益集團及其在政府與學術界的盟友寧願犧牲長期的美國國家安全和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自由，去換取短期的商業利益。美國應該放棄叩頭外交和姑息政策。唯有對人權（包括人民自決權）和東亞的安全作出明確的、堅定的支持承諾，才能在這區域嚇阻軍事衝突，最後並引導中國走進文明國家之列。

在日台灣人實業家，又是長年支援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民主化運動的郭榮桔先生，1月6日於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病院永眠。享年77歲。在此謹致哀悼之意。 郭先生本來就有腎臟、糖尿病的宿痾，這次是為了白內障的開刀，預定1月5日入院，但是3日發現病狀有異而緊急入院，由於腦管梗塞，6日上午9點29分逝世。 郭先生於1921年在日本統治下的台南州麻豆街(現在的台灣南縣麻豆鎮)出生，州立台南二中(現在的台南一中)畢業後，負笈日本九洲，就讀久留米醫專(現在的久留米大學醫學院)。 1943年接受同仁會(近衛文前日本首相創設的軍屬醫療團)的聘請，預定遠赴日本佔領下的安徽省鎮江當醫官。之前為了向雙親告辭，由日回台。 告別雙親後，搭乘往赴中國的輪船，在港內遇到空襲警報，遂緊急下船。但是輪船竟然不久就出港。後來才知道該船被美國軍機擊沉，他撿到一條命。郭先生放棄赴華之念，在故鄉開設三安病院，自此從醫。 經過二二八事件，於1949年，蔣經國為其父蔣介石做先鋒赴台進行大規模的掃鄉，到處抓人，遂發生不少人被補的1950年麻豆事件。 先生於1948年結婚，次年長女誕生，但是感覺身邊的危險，於1950年離開雙親以及懷抱才八個月的長女的夫人，遠渡日本。這是由於恩師胡丙辛老師的努力，得到東京的聯合國軍最高司令部發行的日本入國簽證所賜之福。 在日本，他由台灣雞絲麵得到靈感，發明了世界最初的泡麵，託日本的綜合商社「日商」販賣。但是當時的日商尚未擁有食品販賣的手腕，郭先生遂決定自己去販賣。用油炸的泡麵製品，若因臭油埃遭退則必須補貨。這種物流與生產工廠設備，由於資本的短缺，郭先生不能應付，只有讓後續的日清食品公司專美於後了。 郭先生第一次成功的事業是洗衣連鎖店，這可能是郭先生各種活動初溯的資源。 其後，經過不動產、食堂經營等等的嘗試，郭先生喜獲轉捩點。那就是1974年醫療用藥品Laennec注射劑得到日本政府厚生省的承認這件事。這是郭先生與恩師長年來共同研究的成果：將胎盤應用到現代醫學。由於這個研究郭先生得到久留米大學醫學博士的學位。這個藥品針對肝臟疾病的治療、以及其他成人病、難治性疾病的治療也有效，現在也在臨床治療之場合，廣泛地被使用。以後又以胎盤為原料製造「綠胚」等等，郭先生透過販賣這些健康食品事業更加安定。郭先生又請令婿在美國紐約設立銀行，該銀行的事業以後也順利發展。 1960年，現在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的前身，台灣青年社成立，其留學生組織「在日台灣學生連誼會」於1963年成立。 以「活跳跳」為口頭禪，認為年青人是台灣明日之星的郭先生於1966年在東京都代代木的公寓租了一個房間(76年搬到西新宿)當做與留學生懇談的場所。這個地方遂變成留學生活動的據點。對當時的事情知之甚詳，自1977年以獨掌台灣學生連誼會機關報『台生報』的連根藤氏謂：「郭先生是1966年至81年之間，台灣學生連誼會最大的支持者」(『台生報』1994年4月號)。 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自1970年，財政走入困境，加之1973年由於一個不幸的事件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在這個困苦的時期，伸出支援之手的就是郭先生與至今不願被透露姓名的Ｔ先生。支援到1971年的郭先生的功勞，實在非常之大。在此謹致深深感謝之意。 「郭先生，長久以來真感謝、非常多謝！」 1972年美國總統訪中，繼而日中建交，給與在日台灣人大大的衝擊，以後在日台灣人的居留資格、國籍不知會變成怎樣，這種掛慮使國民黨派華僑總會的人士不知所措。「在日台灣人的法律地位委員會」應運而生，隨而「在日台灣同鄉會」也誕生了。郭先生被推選為會長，自此以後郭先生開始公開宣揚台灣獨立。郭先生連任十年的會長職務。 1974年歐洲台灣同鄉會呼籲聯合全世界的同鄉會告成，九月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參與這個過程的郭先生被選為第一任的理事長，以後連任六期、六年之久。在日台灣同鄉會對聯合會的分擔金額一概由郭先生個人負擔，他在東京都六丁目大道旁的公司辦公室也變成同鄉聯合會的辦公室了。已故王育德氏曾向我說：「海外台灣人之中，對獨立運動做經濟上最大貢獻的就是??先生。」 郭先生照顧了好多的留學生。由歐美、台灣來訪問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家、民主化運動定都必定造訪郭先生，而郭先生時常提供活動費給他們。因為來客太多，他在自己公寓的上層買了一個房間，專供來客住宿。台灣人事實太鬧熱，太吵了，下面樓的住民不勝其煩，甚至報警說郭某違法經營旅社。 郭先生與其說是談論風生，不如說是喜歡展開自己的理論。雖然向客人來一句客套話，「今天想聽高見」，但是由於希望推廣他本身的看法，又對遲遲不進展的獨立運動不耐煩，時常獨佔話題。哲學青年之氣猶存的郭先生的講話相當深奧，因而其內容似乎不容易被對方充分了解。因此之故，甚至有人誤以為郭先生是左派。 郭先生對己自律甚嚴。 長子小學校每月應繳的中餐費，竟然有時臨時被調用做前來求援的留學生的援助金。他時常照顧別人，家庭生活卻非常樸素。晚年也自己駕駛，從來沒有聽過他買了新車。換車時也是買中古車。為接待客人而圍圓桌時，總是「攜箸顧講話」。他並不是為健康在節食，他看到客人差不多了，才動箸。他希望讓客人多吃。那個timing是絕妙的，對方絕對不會覺察到。他不沾煙酒，偶而身處家不在的地方，就展現無可比美的嗜甜企圖心。其時就發出不好意思的笑聲，似是頑童。 郭先生是透過正式的手續赴日的。1960年以前曾兩次歸台。1970年代的不知甚麼時候，他的護照被國民黨政權拒絕加簽，此後就不能歸台了。慢五年於1955年才來日的夫人與千金，來日後才誕生的長子也是同樣的。 1992年歸台解禁，次年歸台的郭先生，算是離開故鄉三十三年才第一次踏上故土。自此以後，郭先生頻繁往來台日之間，他一方面擴張事業，另一方面為了促成獨立建國，而加強與各界的接觸。但是台灣社會的變化速度太快了，晚年的郭先生可能有一點焦慮。 「若不獨立，死也不甘瞑目」，這是他在家裡的口頭禪，實際上他逝世後，竟然不閉目。壯志半途而逝，不勝哀悼之至。 為了追思郭先生的遺德，2月25日在台北市，由彭明敏先生擔任主任委員舉行追悼儀式。 享有良妻賢母之譽的令夫人雪娥女史、在康乃爾大學與史坦福大學深造的長子太乙君、在美兼業律師與銀行家的令婿陳隆豐君、千金舺娟小姐，都是富有卓越才能的人物。他們必定會將郭先生所遺留的事業更加發展，郭先生在天之靈必定放心。 謹此代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衷心禱告獨立運動大先達郭榮桔博士的冥福，同時謹誓更加努力實現遺志！

楊宗昌 / 前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 佩恩（ Edward Paine ）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生美國加州，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初從事大眾傳播事業，一度在好萊塢的 CBS 工作。一九四二年三月入伍美國空軍， 接受空軍預備軍官及空軍情報的訓練，結訓後派駐中國戰區；初為情報員，繼而為執行員，軍階晉升至少校。 駐外期間共兩年半，大戰末期由海外調回美國。 一九四六年退役後轉而服務於聯合國救濟復健總署（以下簡稱總署）， 為總署分析經濟情況及撰寫報告，返回中國工作， 前後一年多，其中有一年時間駐在台灣，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及事變期間，一九四七年五月離開總署。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 總署的法籍主管正在上海出差，由佩恩代理之主管任務，那時他才二十七歲，是總署內最年輕的。 當時總署人員宿舍在北投，辦公室在台北市區， 事變發生後總署工作無法進行，為安全計，大部份人員住在山上。 佩恩那時與柯氏（ George Kerr ）同住在中山北路上一些外國傳教士的房子，他每日往返市區與宿舍之間。 事變之初，衛兵向手無寸鐵的請願群眾開槍，造成省府廣場上軍民對峙。 佩恩在附近聽到槍聲，駕著吉普車前往一探究竟， 看到有人受擊倒在地上（共六人），他驅車直入廣場， 無懼於群集的武裝衛兵，救助兩名受傷者（其他四名已死亡）。柯氏所著《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曾描述這段見義勇為的故事。 佩恩多年後回憶此事， 仍責政府如此槍殺請願者，罪大惡極，充滿「是可忍，孰子可忍」之慨；至於自己當時的作為，只稱是自然的反應而已。 後來由中國調來的大批援軍登陸之後，他目睹「國軍」以機關槍瘋狂掃射無辜百姓，不僅街道遺體滿地，而且河中浮屍無數。 有一次他從北投返台北時，正好跟在一軍車後面，那軍車上架著機關槍，沿途掃射。 後來軍車轉入一岔途， 但旋又由岔途的另一端出現在他後面，子彈從他頭上飛過，逼得他一路側身低頭開著他的吉普車，才免中彈。 佩恩於一九四六年四月扺台， 他因工作所需，對台灣歷史、資源、及二次大戰後的社會、經濟情況有深刻的了解。 也因此，他極為痛恨國民黨接收台灣後， 陳儀及其手下在台灣的橫搶直奪，使一個在短期內可以復健的台灣經濟，被摧毀成一片癱瘓，民不聊生。 在事變之前，他便已義不容辭地將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 以及中國官員視台灣為戰利品，待台灣人如屬下臣民的實情，轉告美國有關單位。 一九四七年四月返美之後至一九四九年二月， 佩恩自動自發地向報刊與民意代表，投書數以百計； 並應地方社團邀請，發表演說，闡述台灣的真實情況。 他風塵僕僕，來往美國東、西岸十次之多，到紐約、華盛頓，苦口婆心， 告訴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中國政府的殘暴及對台灣人民的蹂躝，並指出中國政府佔有台灣，執法無據。 （按：對日和約是一九五一年才在舊金山簽訂的， 日本放棄對台、澎的一切權利，但和約中並沒有註明台、澎主權的歸屬。 ）他呼籲美國政府，停止對國民黨援助，並極力支持二二八事變中台灣人所提的要求：將台灣納入聯合國託管區或暫由美國託管。 佩恩在台灣工作一年， 很是欣賞台灣地域的富美，也佩服台灣人民性格的優良（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沒有趁機打劫，而且充分表現自治的能力）。目睹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無辜受害，他基於人道立場， 挺身為台灣人打抱不平。 同時，他身為美國公民，由於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中**， 將台灣送給蔣介石，從而使蔣政權得以美國裝配的軍隊屠殺台灣人，使他覺得美國對台灣應負道義責任。 他到處奔走，竭盡個人財力，為的是將國民黨以特務組織治台的真面目公諸於世。 希望台灣不至於在對日和約中被正式的拱手送給中國。 基於同一理由， […]

李天福 / 著‧廖進興 / 譯 ■前　言 我仍然清楚記得日本戰敗投降那時候，台灣民眾聽到消息後，歡欣鼓舞，喜氣飛揚的景像。一整天，全島完全籠罩在歡天雷動的喜氣之中。街道各角落播送著勝利歌曲，家家戶戶張貼著大紅黑字的標語，「慶祝台灣光復」、「歡迎陳儀將軍蒞台」。晚上數千人參加了盛大的燈籠遊行。市內人山人海，喜躍的群眾像是剛被解放的人潮，佔據著街頭各角落，歌唱、歡笑、呼號、這確是台灣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偉大時刻。 隔天早晨，數千名學生、商人以及公私機關的代表，穿著華麗的衣服，聚集在火車站，歡迎祖國同胞的到來。歡迎的行列，緊密地排在街道兩旁，從火車站一直延續到市中心。歡呼的群眾，苦苦等了數小時，終於首次見識了祖國國軍的紀律軍容。他們穿著破爛不堪；污穢不整的卡其服，面容蒼白憔悴。疲憊的身軀拖著參差不齊的步伐，隊伍零亂，士氣散漫。隊伍中甚至有人撐著枴仗，肩上背著飯鍋，再夾雜著長短不齊的柴木。大多數歡迎的群眾感到沮喪失望，可是部份的人依然唱歌搖旗，但是面前通過的部隊，還是面無表情，默默不應。過了不久，群眾的熱情也逐漸冷卻了，他們只有靜靜地觀望著散亂的隊伍慢慢地往前推動。台灣人民看慣了日本軍人高昂氣概及嚴明的紀律，但是目睹眼前中國軍人裝備的落後，軍容的頹靡，歡迎的人群無不心灰意冷，失望透頂。 雖然如此，一些樂觀的台灣人仍然不願放棄其對祖國的期望，他們辯說中國對日抗戰多年，國力大損，軍隊配備不佳，士氣不振乃是不可避免。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建設中國乃是台人責無旁貸之職。因為這些似是而非的論斷，四處蔓延，群眾對中國人的失望與震撼也漸漸被收安撫平。接著來台接收的國民黨人，開始大力提倡「國語運動」，一般民眾亦急切地前往各地教堂、寺廟、公所，或是私人家庭補習「國語」。一股中國風瀰漫全島各地，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學說，四處流傳，赴中國一流大學研習也變成許多年青人最大的願望。台灣人民慶喜脫離日本統治，深深期待一個民主、和平、自由、繁榮的新時代即將來臨。他們天真地相信中國人大力宣傳的自由民主口號，認為與中國合併後，將可享受兩邊對等的地位，重建台灣成為安和樂利的國土。可是，陳儀1945年來台，僅僅幾個星期「狗離豬到」的口語已開始在全島各地流傳。國民黨來台，一年半後，台灣的經濟已接近破產崩潰邊緣，一直到1947年三月底，兩萬多名無辜的菁英被戮殺犧牲後，台灣人民才在惡夢中驚醒。建造一個屬於自己國家的台灣民族意識，也在一般民眾的心中生根滋長。 ■失落的樂園 1.陳儀及其幕僚 陳儀是國民黨政學系成員之一，1934～1941擔任福建省長期間，殘酷暴虐，造成民生經濟凋萎不振，但是因為得到蔣介石的信賴1945年後被派往台灣擔任行政長官。陳儀治台期間，政績敗壞，台灣的問題，由經濟重建變成潛在的內戰危機。後來陳儀被蔣介石召回中國，後來亦無公開表示懲處的意思。 在行政長官陳儀的左右，是一批封稱處長的內閣閣員。比較重要的人物包括礦工處、財務處、民政處，以及新聞處處長等等。這些幕僚有的曾經在法國及希特勒主政下的德國受過訓練，他們的才能雖然不錯，但是他們大多蔑視台灣人，極度崇拜西洋人，言談之間，似是而非，憂柔寡斷，全是一套三民主義八股。 國民黨高層官員的腐敗無能，不能体會民間疾苦，是導致國民黨在中國內地軍事、政治、經濟、急速崩潰瓦解的主因。國民黨的接收官員，在中國境內長期遭受貧困的煎熬，來台之後立即採取「殺雞取卵」的方式，四處搜刮、詐奪不義大宗物質材料、工業成品、船舶車輛，或是工廠機械被沒收得手後不交還公家作為公共生產之用，卻經常據為私有，加以變賣換取厚利，或是棄之不用，任其荒廢。國民黨的接收人員根本沒有復興生產的熱誠。此批貪官污吏在內地時，即經常逼迫人民把金條、外國貨幣兌換金元券，許多善良的百姓，因此被剝削得赤貧如洗。來台後藉著嚴厲的政治控制以及經濟上的操縱又帶給他們許多貪污劫掠的大好機會。他們在中國時，政局不穩，前途渺茫，薪水低落，來台後，根本無法抗拒擺在眼前，輕而易舉，一夜致富的引誘。人言「老朽的頑狗，學不來新招」，他們來台之後所作所為，儘是在中國內地時惡行惡法的重演。 2.企業組合制度與牽親引戚 陳儀及其幕僚將日本人在台灣建立的會社企業結構改組。一個大公司行號或是會社均由許許多多個別的獨立經營的工廠，商鋪或農場聯合組成。舉例說，每一個獨立經營的紙廠，均變成台灣造紙公司的分工廠。同理，每一個製糖工廠，均是台灣製糖公司的分工廠。這些分工廠或分公司完全在總公司的控制之下，因此造成一種完全壟斷專賣的經營方式。 陳儀治台的制度及用人方式即依此形式進行，初期來台接收的官員，其親戚朋友均被聘任為各國營公司的經理、董事、監事或審計，支領薪水、獎金及「殖民俸給」。日據時期已在公司任職的台灣人技術人員被迫辭職，讓位給從中國來，沒有經驗及技術的「外省人」。高官的姘婦、無學無識的親友亦被聘任高薪職位，許多空缺職位不在當地尋覓有才能的台人上任，卻由尚居留在大陸被戲稱為「紙兵」、「鬼史」的中國人者掛著空名支領乾薪。在警察局靠著裙帶關係20歲不到的中國人被聘任主管，40多歲年資較高的台灣人同事卻當部屬。在工廠裡頭25歲沒有上過大學的中國人當廠長，50歲畢業自極優秀日本帝國大學的台灣人只當上副課長或工程師。 國民黨來台後，可以移轉或變賣的公產已逐漸消失。官方鼎力資助的是與其有私交的公司，許多公司在日本投降後根本沒有再開工的，卻照常向政府報領薪資。同時位居上位的高官彼此之間，互相勾結掩護，在材料供應、補助、運輸，以及營業許可登記的申請，處處給予方便通融。由礦工處管轄的12家礦工公司，每年接受政府20億台幣的補助。這12家礦工處管轄的公司均冠以「台灣」的頭銜，涵蓋了礦冶、鋼鐵、化學、印刷、電機、建築、玻璃、工礦補給、煤礦、窯爐、紡織、油脂等等製造業，農林處管轄的公司，同樣冠以台灣名義，包括下列幾個重要產業，農產、海產、茶葉、畜牧、鳳梨、木材。各個廳處長均掌握核發許可證件的權力。許多獨立經營，不歸屬上述會社的台灣商人、店舖主人、製造工廠、專業人員、農工人員申請營業執照時，即遭受百般刁難。但只要送上紅包，不必要的延誤即可避免。同時，證照多如牛毛，任何貨物的轉移、貯藏、內銷、徵信等等，均需許可證，由於遭受了從上而下層層的剝削，中產階級的台灣人，在陳儀來台不到一年，即接近破產邊緣。 3.商人買幫執政 國民黨人來台後，不知「建設」、「生產」為何物，心裡想的是如何從事買賣獲取暴利。公家機關的人員，不是辦事服務民眾的公僕，而是藉機歛財的生意人。二次大戰剛結束時，政府58%的貸款做為工業生產之用，28%做為商業流通交易之用。但在一年後（1946年11月），銀行貸款高達52億，一年之內共增加了二倍。 1947年元月，做為工業生產用貸款降至26%，給商業的貸款升至48%。貸款的目的已由資助生產，轉變為從事生意。同時，假如台灣商人不跟中國人合資經營就很難貸到款，不管貸款是作為從事生產或是商務買賣之用。大批貨物被官方從台灣運走，是人人皆知的秘密。行政院在日本投降後立即命令從台灣運出50萬噸糖至中國是個比較明顯的例子，其他較小，零零碎碎的貨物包括明品、門鎖，從沒人看管的房子偷走的舊手錶，以及入夜後在街上偷來的水管，也被通通運至大陸。 聯合國難民救濟機構（UNRRA） 資助台灣的基金，也是中國人官員楷油致富的管道。外國觀察員估計，官方從UNRRA捐給台灣的肥料賺取一倍以上的價錢，當 UNRRA 獲知澎湖有飢荒的危機，立即準備以小艇運載補給品到此離台小島。雖然距離僅僅25英浬，但是小艇必須通過層層檢查關卡。據可靠的消息，每一檢查站均得抽取一份檢查，證照、許可的規費。在此設立檢查關卡的機關包括台灣海上警察及海關、安平檢驗局、安平海上警察及海關、澎湖海上警察稅務局、警察局、海軍警備隊等。一個在澎湖公家機關服務的「特殊」秘書，竟然能夠在上班兩星期後，寄回家15萬台幣的「儲蓄」。 4.操縱錢幣，百貨飛揚 政府官員不少是靠著經營黑市生意致富的。他們控制錢幣鈔票的發行量，並與遠在上海的鈔票市場一氣相通。通貨膨脹已成國民黨據台後，唯一的生產事業。 1945年11月，台灣銀行共發行大約30億債券。一年之後，台幣即貶值10倍。財政處長嚴家淦宣稱紙幣的流通量將不超過60億。但是過一年之後台灣銀行的紙幣發行量已超過150億，至1948年底台幣發行量已超過1,800億。日本投降時，15元台幣定以換取1元美金，至1948年， 3萬台幣才得換回1元美金。官方人員藉此浮動的貨幣交換率，從事各種非法活動，賺取厚利，一位美國官方代表氣憤地說：「這是背叛台灣人民的滔天罪行」。 大陸人關心的是如何詐財致富，他們根本不在意「建設台灣、復興本島生產力」的急切需要，根據台灣銀行貨物批發價格指數從1945年11月至1947年 1月之間，物價暴漲情形如下：一般貨物指數從3,323增至21,058；衣服從5,741增至24, 483 ；燃料從963增至14,091；肥料從129增至37559；建築材料從947增至13, 613。 由於受到層層剝削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島內人民的生活水平急速降低。日據時代，勞工階級的薪資大約日幣一百元一個月，三餐吃魚吃肉吃蛋不成問題。國民黨來台後（1947年），每人每個月的薪資只有日幣25元，其中 9成必須用在食物上。中產階級的情況與勞工階級亦相差不遠。在薪資不足，儲蓄用盡時，一些人只好變賣傢私，甚至販賣女兒至娼寮，差遣小孩至街上叫賣香煙。 台灣各階層民眾的生計，一日比一日困難，整個社會已接近崩潰的邊緣，生活水平降低之後，教育道德水準亦逐漸低落。台灣民眾與中國人幾年相處，耳濡目染，深深受到他們的影響。不過幾年台灣人像是吃上了一貼慢性毒藥，很快也學會了貪污賭博以及其他與中國人不相上下的敗劣行徑。少年犯罪問題泛濫，包娼淫亂的風氣充斥社會各角落。社會腐化的程度前所未見。憂心的台灣人開始感嘆「再過幾年，咱們也變成中國豬了」。 5.瘟疫橫行 國民黨抵台後，許多台灣人在公家機關被無故解職，有的由於公司行號關閉而失業。就業問題很快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10萬多名被日本徵調至海外充軍的台灣民眾逐漸返台，加入求職行列，覓職就業的可能性，更是難上加難。第一波來台接受的中國官員抵達後，很快即湧進第二波接收官員的親友，第二波來的中國人慢慢占據了本來是台灣人擁有的職位。接著，又湧進一大批來自上海貧民窟的難民、苦力。第三波來的全是一些無親無戚目不識丁的浪漢。由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通運日漸頻繁，中國人配合當地的台灣人開始在兩岸之間進行大舉走私生意，以籠絡賄賂手段，買通海關檢疫人員。 由於海關無法確實執行檢疫的工作，1946年的霍亂瘟疫的大流行，也就不足為奇，由於天候濕熱，霍亂的蔓延在南部特別厲害，得病後的死亡率高達80%。 UNRRA 得知瘟疫流行後，立即派遣所有醫生護士至瘟疫區，協助隔離病房、改善病院環境衛生。可是在瘟疫區的醫院裡只有一位中國人醫生及五位中國人護士參與防治工作，雖然在鄰近的省立醫院，有14位中國人醫生及30位中國人護士看護者15位病人，卻沒有人願意自動到霍亂病院協助。由於霍亂病院人手欠缺，衛生不佳，很多病人抵達病院後來不及急救，即病死在醫院後方的火爐或木屋旁。治療霍亂病病患的第一步，通常是由血管注射「林格溶液」。林格溶液本來是很容易配製的，但在霍亂流行最厲害的時候，一位中國人醫生突然宣佈把「林格液」轉移它用。UNRRA代表強烈抗議此措施將導致許多霍亂病患的死亡。想不到政府官員竟然回答：「霍亂病的病患大都是社會上貧困無依，可有可無的民眾」。 中國政府來台之前，全台灣在15年前才有一件天花的病例。到了1947年全島已有 4,193 個天花病例。短短五個月，三成七的病患不治死亡。1947年鼠疫開始在台灣流行，UNRRA 派代表至衛生署要求官員嚴禁醫藥走私行為，中國人醫生反辯說走私人員均有武器配備，中國人四萬軍隊無法禁絕幾個配帶武器的走私者，後來卻動用了全部武力去壓制不平的台灣人民。美國記者Jack Belden 說：台灣本有多位痲瘋病患分散全台各地，日本人來了之後，遂由政府補助把他（她）們集中在政府經管的麻瘋病患中心，以防傳染，中國政府抵台後，沒人願意去經營這個中心，結果一個個病人被遣送回家。根據UNRRA 統計，因此散落民間的麻瘋病患數達一千人。 6.法庭與官廳的對立 由許多保守派台灣人領袖組成的各縣市參議會雖然遭受官方強力的干擾與壓制，分別在1946年5月及12月向官方提出嚴厲批評。參議會列舉官方在5月中答應改善的違法濫權措施，不但未加改進，反而變形加厲。官方失了顏面之後，惱羞成怒，對特台人的惡言劣行更加厲害了。法院／檢察官與行政官員之間的對立關係亦日趨突現。台灣人律師在日據時代接受了嚴格的法學訓練，開始在法院企圖以中國人從未聽聞的法規法則爭取保障人民最基本的權利。警察的權限卻完全逾越法律的規範，完全由中國人官僚行政部門所掌控。從一開始官方與法庭之間的對立關係，就根深蒂固難以化解。民政處長，控制著民事與秘密警察。礦工處、農林處、新聞處的處長；鐵路局、公賣局的局長又分別控制著屬於自己局處的警察組織，雖然各自獨立運作，彼此之間互相鬥爭殘殺者，亦時有所聞。憲兵部隊之內亦是派系紛雜，明爭暗鬥，此外還有已故戴笠部下恐怖的特務部隊，日本警察的嚴酷百姓已恨之入骨，國民黨警察勢力之多之廣，及其惡行劣蹟比之日本警察，有過之而無不及。每一個分支的警察機關各自擴張勢力建立其特有型態，從事賄賂、勒索、壓制、恐嚇行徑。經常一個富有的台灣人遭致某一個警察單位的告發控訴之後，其他的警事單位立即跟進剝削、詐奪。 國民黨警察的可惡行為，可以下列這個人人皆知的例子應證，當時有位國民黨警察，把一位拒付賄款的台灣人毆打成傷，這位台灣人至法院撰狀告發這位警察的違法失職。法院首席法官隨即命令調查這位警察的不軌行為並派出法庭助理拘捕違法的警察到案。法院的助理10餘人至警局，被請喫茶後，即被鞭打搶劫，其中一人死亡，多人受傷。警方根本不理眾人的抗議及官方的命令，把這些法庭助理關閉了數天才釋放。這位違法的警察最後被判刑入獄，但是負責此案的台人法官亦被革職。後來陳儀的五萬援兵抵台，地位鞏固後，警察立即被釋放。台人法官逮被捕處死，其他與此案相關連的台人亦失蹤。 台灣民眾仍然堅定地，不時冒著生命危險，公開宣稱繼續爭取保障他（她）們的基本權利。台灣人的報紙繼續公開批評官方不當的措施。 顯然地大陸來的中國人對於這批長期被歧視台民的頑韌抵制以及他們對於爭取法律所規範的基本人權的堅持感到睛訝。國民黨人也終於發現台灣人並不是如他（她）們在大陸時所想像的溫馴無知，大多數台人是正義的，不容易受賄賂、威脅，拒付官方要求的保護費，並敢隨時舉發官方不正行為，每一個月被陳儀公開稱為「落伍」或「政治白癡」的台人不斷告發官方的詐取違法醜聞，官方與人民之間的對抗關係，愈加公開，愈加激烈。 7.民憤日張 […]

追求國家的獨立、自由與民主，讓人民能幸福與尊嚴的生活，是人類奮鬥的共同目標。台灣、西藏、內蒙、東土耳其斯坦地鄰中國，自古深受中國霸權欺凌，以致生靈塗炭。在住民自決已成世界風潮的今天，吾人一致認為，唯有擺脫中國的陰影、建立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才是子孫千秋萬世之福。 五十一年前，中國政權在台灣的腐敗統治，釀造了二二八、死傷數十萬的慘劇。卅九年前，中國坦克開入西藏，西藏人民慘遭大屠殺，文化幾近滅亡。在蒙古、在東土耳其斯坦，只要是中國霸權能及之處，類似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屢見不鮮。中國，是我們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最大共同敵人。 雖然，歷經數十年的努力，國際社會普遍認知中國藐視人權的事實與殘暴的本質，而對我們寄予同情，但諱於現實利益，往往無法給予實質的支持。因此，我們深深體認，只有團結國際間愛好獨立、民主與自由的所有團體，才能打倒世界上最頑強與卑劣的敵人。 值此台灣紀念二二八大屠殺的日子，我們願意以最堅強的信念與最大的努力，在國際間彼此合作、相互扶持，以早日實現獨立建國的目標，讓被壓迫的人民早日脫離中國霸權的欺壓與凌虐。 一九九八年二月廿八日於台灣台南市 簽署人： 台灣台南市長 張燦鍙 台灣台南縣長 陳唐山 西藏代表 塔澤仁波切, Thupten Jigme Norbu 西藏代表 塔鍚．嘉洋林, Tashi Jamyangling 內蒙古代表 強哈．巴赫, Johnghar Bache 東土耳其斯坦代表 爾金．阿普塔金, Erkin Alptekin 東土耳其斯坦代表 安瓦．尤瑟夫, AnWar Yusuf In Tainan City, Taiwan. Feb. 28, 1998 Public Statement on Independence Movement by Taiwan, Tibet, Inner Mongolia, and Turkistan It is a common goal […]

──支持西藏、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 獨立運動系列活動報導 歷史的一刻 二月二十五暗時七點五十分，立法委員李應元、林哲夫，世台會李界木、謝博六，李應元的助理陳鴻達及我，以及外事警官隊攏總十外人（第一擺台獨聯盟的人客接受政府全程隨身保護，歷史的一刻？），集合佇立法院門口，準備欲去機場迎接西藏、東土耳其斯坦（中國所謂的新疆）、內蒙古等獨立運動團體領袖。八點四十到機場，立委入去關卡內底協助來賓入境，平民身分的世台?|會長李界木等佇海關外口等待。 兩點外鐘後，人群中出現一陣掛白色卡達（西藏祈福巾）的人，中國政府的黑名單通過台灣的海關，正式踏上台灣的土地。李界木會長為獨運的鬥士，一一掛上代表歡迎祝福的卡達。西藏方面有達賴喇嘛的大兄怒佛教授(ThuptenJigmeNorbu)，前內政部長塔錫．嘉洋林(TashiJamyangling)，國際西藏獨立運動組織的KatieMurphy；東土耳其斯坦的代表是爾金．阿普塔金(ErkinAlptekin)及安瓦．尤瑟夫(AnwarYusuf)；以及內蒙古人民黨副主席強哈．巴赫(JohngharBache)等。 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台灣、西藏、東土耳其斯坦、內蒙古的獨立運動團結起來，對中國霸權形成包圍，創造台灣獨立建國的新契機。 此時大家的情緒攏真興奮，不過，心中所想的絕對不是啥麼建國的契機，經過二十幾點鐘的旅程，只是想欲卡早去飯店歇睏。轉去到飯店，我向怒佛教授報告這十幾工預定的行程，了後，伊約我隔日透早七點半作伙食早頓。 隔日早時九點，拜訪民視，並且錄影簡單的座談。中晝時，及國內政黨、政治團体的代表佇台大校友會館作伙用餐。然後赴立法院拜會民進黨黨團，以及建立新國家陣線。三點半開記者會，會中怒佛教授發表「支持台灣獨立運動與西藏獨立運動的相互合作」聲明。了後，與立法院院長劉松藩會面，劉院長堅持中華民國的立場，引起一段真難停止的爭論。差一點仔就耽誤續落去拜會台?_市長阿扁仔的行程。 暗時七點，在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一場「台灣人民支持西藏、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研討會。會中，來自東土耳其斯坦的阿普塔金送李界木會長一頂維吾爾族的帽仔，尤瑟夫演奏東土耳其斯坦的國歌。東土耳其斯坦的人種與中土人士外觀就大不相同，尤其是尤瑟夫，見過伊的人攏講，『打死嘛不相信伊是中國人』。所以東土耳其斯坦的獨立復國運動，無須要講啥物??！不過，尤瑟夫伊真愛講話。 港都的熱情 二十七透早，必須要閣愈早起來，趕坐班機去高雄。 早時十點到謝長廷律師服務處，內面鬧熱滾滾，頂頭布條寫「歡迎怒佛教授一行人記者會」。內蒙古的巴赫是所有來賓中唯一看有漢字的人，不知影敢有被冷落的感覺？ 會中，記者問一個台灣民眾尚困擾的問題，怒佛教授獨立的理念及達賴喇嘛所講的自治有啥物無仝？怒佛教授回答講，達賴喇嘛所講的自治是愛西藏人會凍自由自主，所以目標攏是仝款，只是伊認為若無獨立，無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會後，怒佛教授去民視電視台，參加由民視及台灣時報主辦，民視現場直播的「從西藏經驗看台中關係」座談會。其他的人前往壽山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獻花致意。下晡，參與民眾日報舉辦的「人權、自由、獨立」座談會。內蒙古的情勢引起記者的興趣，1949年以前內蒙古的蒙古人與中國人的比率是五比一，現在變做一比五，蒙古人佇家己的土地頂頭變做少數，文化及語言難以延續。不過，巴赫強調，及世界上真濟民族仝款，就算蒙古人失去祖先的語言，猶原會保持仝款的民族意識。 暗時，在福華飯店進行募款餐會。港都數百名民眾參與，謝長廷律師自頭到尾滿面春風的招呼，會場充滿著港都的熱情。 台南縣市二二八聯合宣言 高雄市的巴士載阮十幾個人，九點半來到台南市政府邊。眾人落車，參加二二八公園的二二八追悼會。我四界走尋台南市接頭的人及車，新的市政府廣場太闊，真久才尋著負責交通的張佑誠，伊是位美國轉來無外久的少年家。伊負責將所有的行李搬去飯店，才閣轉來會合。 追悼會完，開始紀念二二八大遊行，群眾夯台獨聯盟旗及西藏雪獅旗佇台南市的街頭大步前進。遊行到民生綠園，也就是二二八犧牲的烈士湯德章律師，被處決的所在。二二八的五十一年後，佇仝款的地點，由台南市長張燦鍙主持，舉行將「民生綠園」改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的儀式。儀式肅穆的氣氛，在場聽無台語的西藏、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人士，也感受會著彼份壯烈。怒??教授的眼神中看會著，因為這個隆重的儀式，以及事前聽著湯德章先生的事跡，互伊心中激盪著西藏－伊苦難的國家的淚光。 五十一年前的二二八大屠殺，仝款發生佇被中國佔領的西藏、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基於相似的悲慘經驗，以及共同的敵人，台南市長張燦鍙以及台南縣長陳唐山在下晡的記者會，共同發表「台灣、西藏、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共同宣言」（獨盟尤榮輝起草），宣言中表示在國際間彼此合作，相互扶持，早日實現獨立建國的目標。 然後去獨立之聲電台座談，電台負責人周叔夜也是台南市系列活動的主辦人之一。暗時照原定的計畫，世台會李會長送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去台北，準備明仔再離開台灣。內蒙古的巴赫不堪幾日的奔波，已經身體不適。留佇台南只剩西藏的代表、我及隨護的外事警官。 隔日，拜會安平的貢噶寺。貢噶寺是西藏佛教的一支，舊年達賴喇嘛訪台時也有來過。寺內有兩位喇嘛，及信徒作伙誦經。寺廟的理事陪怒佛教授參觀寺內。怒佛教授五歲的時，就被頂一世的達賴喇嘛認定是塔澤仁波切的轉世。理事對仁波切非常好禮，尤其聽著塔澤仁波切曾經是塔爾寺的住持，更加恭敬。 我問西藏前內政部長塔錫先生，塔澤仁波切及這的寺廟的教派敢有仝款？塔錫先生講，西藏佛教有四個教派，Kagyu、Gelug、Nying、Sakya，（中國人以其衣冠色緻而稱呼白教、黃教、紅教、花教），這個寺廟是Kagyu教派，塔澤仁波切及達賴喇嘛是Gelug教派。 下晡，塔澤仁波切及信徒作伙誦一段經，了後離開。離開前塔澤仁波切交代，希望以後誦經的時陣，愛念著佇西藏以及世界其他所在受壓迫的人民，為受苦的眾生祈福。 諸羅山之遊 三月初二，佑誠送阮到嘉義市。嘉義市的活動是由蔡文旭議員主辦。伊安排先佇西門教會舉行歡迎會，真濟長老教會的牧師，以及建國黨的同志來參與。續落去的記者會是由民進黨蔡同榮立委主持。然後拜會嘉義市長張博雅。 下晡，參觀二二八公園及全國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然後到嘉義之音電台，由蔡文旭主持兩點鐘輕輕鬆鬆的西藏問題座談。 這日的政治工課結束，文旭引阮大家去欣賞蘭潭、仁義潭。堤岸上散步，水面上有淡薄仔霧，若是會凍佇青靈的潭水白色的輕霧中「擱船仔」，就會暫時放未記世事。因為無法度「擱船仔」避走塵世，遇著一位聯合報的記者。記者問塔錫先生來台這幾日的觀感，塔錫先生講伊這幾工拜訪的攏是支持獨立彼部份政治人物及民眾，不是一般的民眾，不過，伊感覺這部份的力量真強。記者??服塔錫先生的客觀，無互台獨聯盟的安排所蒙蔽，了解獨立也不是一般台灣民眾的想法。這段插曲，嘛會使算是遊覽中的一個消遣。 欲暗仔，車隊上山，前往靈嚴寺。住持釋圓本法師親切接待，使用精緻的素菜，這暝滯佇寺廟的客房。 暗時泡茶開講，外事警官講，今仔日有一陣人去內政部警政署門口抗議，抗議內政部縱容一批西藏、「新疆」、內蒙古的外來人士，來中華民國的領土主張「分裂國土」，違反憲法，內政部無將這批人趕出去，閣派員與予保護！ 山內的暗時非常靜，歸暝攏是野生動物的吼聲。隔工透早，塔錫先生講伊歸暝攏聽著鳥仔的叫聲『WU…FI…WU…FI…』（WUFI是台獨聯盟的英文縮寫）。塔錫先生笑話的意思可能是講WUFI真有名？不過，佇夜半時，山區荒郊野外，聽著四週圍傳來家己的名，有一點仔恐怖！ 台中市獨派聯合大遊行 透早，寺廟住持及蔡文旭議員送阮到嘉義火車頭，今仔日欲去拜訪台中市。台中市籌備的工作一個月前就開始進行，召集人是許世楷博士翁仔某，總幹事林素合小姐。 一落火車，就互歡迎的聲勢驚一著。來賓隨被掛上花箍，推上「歡迎怒佛教授蒞臨」的台頂。Norbu台譯作怒佛是許博士的發明，怒是對中國侵略的怒，佛是指伊是仁波切。 台中火車頭遊行到市政府，出現歷史的畫面！民進黨黨旗、建國黨黨旗、台獨聯盟盟旗以及西藏的雪獅旗，同齊飄揚佇台中市的街頭。為著加強團結，遊行的領隊建國黨的鄭邦鎮教授，身揹印民進黨黨旗的領隊帶。遊行的隊伍中，我有看著前台獨聯盟主席楊宗昌先生、二七部隊部隊長鐘逸人先生等等。 遊行到市政府，簡單拜會張溫鷹市長，佇市議會用便餐。下晡拜訪保守的靜宜大學，舉辦一場「西藏人權」演講會（保守到演講的題目不宜用獨立抑是自決）。演講前佇校門口的草埔有一個種樹仔的儀式。一群年輕的大學生集在路邊，我掠準是值等公車。當怒佛教授與林義雄先生位山坡行落來，這陣大學生展開「歡迎西藏獨立運動領袖怒佛教授一行人蒞臨」的布條，熱烈歡迎。「獨??」兩字放入來囉，當然「西藏人權」演講會的內容，嘛無法度限制未使主張西藏獨立。 台中縣縣長廖永來嘛蒞臨演講會。暗頓是張子寬先生招待，阮佇台中市長榮桂冠滯兩暝嘛是張先生出錢。暗時九點半，上台中有線電視台現場立即轉播，「西藏問題V.S台灣前途」座談會。 隔工，赴南投縣拜會南投縣政府，並且召開記者會。聽講南投是台灣的心臟，南投縣政府發未出薪水，致使台灣心臟無力，百病從生。彭百顯縣長對西藏佛教有一寡研究，記者會結束前，特別請求怒佛教授（塔澤仁波切）為南投縣祈福。縣長拿出事先準備好的一碗米，塔澤仁波切愛逐家手捎一茲仔米，伊唸一段經文，一面唸，逐家一面掖米。了後，愛將掖佇土腳的米收集起來，倒入?e中。 下晡前往草屯，拜會台獨聯盟第一個鎮長洪敦仁。然後參觀雷藏寺，寺廟的和尚服裝真特別，漢服的剪裁，西藏喇嘛服的色緻。寺廟負責人帶領參觀寺廟，以塔澤仁波切的佛學知識，卻無熟似中央彼尊佛像，問負責人是誰？『是師父』。何時過身？『師父舊年亦閣及達賴喇嘛見面呢！』原來這仙佛像就是，蓮生活佛盧勝彥。 仁波切違和 三月初五中晝閣轉來到台北。由獨盟發言人施正鋒教授做通譯，上兩擺TNT電台，一擺綠色和平電台。拜會佛教團體；拜訪葉菊蘭辦公室以及鄭南榕紀念館。初五暗，來拜訪聯盟辦公室，彼時當值進行中委會，辦公室鬧熱滾滾。這幾工來，隨護的警官及台獨聯盟漸漸建立友誼，有一位甚至勇敢將我送互伊的獨盟領帶夾仔掛出來。初六暗時，自立晚報及民眾日報記者佇飯店大廳等欲專題訪問怒佛教授。仁波切位綠色和平電台轉來，施教授陪伊用餐，無外久，仁波切身體不適，回房間休息。暗時十一點，狀況有變化，送附近的馬階病院，兩點轉台大病院。到五點，我及塔錫先生先轉去飯店歇睏，仁波切的親人以及隨護的警官留佇病院繼續看顧。 西藏抗暴三十九週年——「傾聽獨立自由的聲音」 睏無兩點鐘，被問怒佛教授病情的電話吵醒。了後，佇戇神戇神的狀況卡電話取消怒佛教授今仔日的約會。忽然間，窗外傳來熟似的歌聲，『不識魑魅，未辨魍魎』，一時隨精神起來。樓腳有人罵塔澤仁波切是政治和尚，要求伊「滾出去」。可能是幾工前去警政署門口抗議彼陣人，實在淡薄仔無知識，怒佛教授已經不是和尚；用二十幾年前三台聯播的反共電視劇的主題曲，來抗議反??國共產黨的怒佛教授，嘛有一點仔好笑。 這陣人要求飯店請阮派代表落去接抗議批。塔錫先生接受抗議批，批中夾一張剪報，標題是『塔錫說：國民黨在西藏搞分化』。國民黨也無表示意見，不知影這陣人是值不滿啥物？這陣老人佇塔錫先生接受抗議批了後，踏破一打雞卵，滿意的離開。 暗時，在師範大學綜合大樓演講廳，由外獨會主辦「傾聽獨立自由的聲音」音樂暨演講晚會。三月初七這日的活動，原意是安排為系列活動最後的高潮，目的是欲與世界各地紀念西藏抗暴三十九週年的紀念活動相互呼應。外獨會主事者的心態難以猜測，蓋像故意排斥晚會及紀念西藏抗暴三十九週年的關係。獨盟為著貫徹系列活動的主旨，再三及晚會的主事者交涉，才會凍將「紀念西??抗暴三十九週年」這幾字放入去會場。不過，事實上這日的情形，卻不是發起系列活動的台獨聯盟料想會著的。 晚會開始，外獨會首先發表聲明，表示台獨運動不宜及西藏、東土耳其斯坦、內蒙古獨立運動團体形成「國際結盟」，因為『恐怕會被誤導或矮化台灣的地位與立場』。台獨聯盟主張結盟的意義是：台灣、西藏、東土耳其斯坦、內蒙古的獨運攏反對「台灣、西藏、東土耳其斯坦、抑是內蒙古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欲合作共同對付將台灣、西藏、東土耳其斯坦、內蒙古視為中國的領?g的大中國主義。外獨會的聲明中閣講，『我們無意也無力干涉中國內政、分裂中國領土』。——追求獨立自主的運動者，哪會輕易承認因為武力侵略所造成的現實？聽著這份聲明了後，台獨聯盟祕書長陳南天及外獨會廖中山教授，分別佇演講中，激厲批判大中國思想，以及漢人沙文主義，甚至真痛心的表示，以身有漢人的血統為恥！並且，內蒙古人民黨副主席巴赫也表示蒙古人絕對不是「炎黃子孫」，蒙古人不是中國人！ 尾聲 國際西藏獨立運動組織的Katie，這段時間差不多攏是及阮同進同出，不過伊亦是把握真短的歇睏時間，將這系列的活動，記錄佇國際西藏獨立運動組織的網路頂頭，互世界上關心西藏的人，嘛有機會看著台灣人的作為。伊三月初八離開台灣，趕赴北美洲，記錄另外一段位三月初十開始，為期四十五工的「98年為西藏獨立千里苦行」。 塔錫先生這段時間大部分攏是及我滯仝一間房間。暗時伊會先問我，伊及怒佛教授的表現如何？外界的反應如何？有啥物建議？然後分享一寡感受，伊講過，為啥麼辭掉內政部長；伊及達賴喇嘛的關係；其中定定講著的是怒佛教授。我舊年參加「為西藏獨立而行」，及怒佛教授共同行過幾百哩的路，了後，閣四擺到印地安那州拜訪伊。我及塔錫對怒佛教授有仝款的敬意，嘛攏深深感??著，伊對人真心的誠懇，以及對西藏彼份真厚真厚的肖念、疼心及關懷。 塔錫先生嘛愛離開台灣。及接機的時彼個盛大的場面完全無仝，我只是送Katie及塔錫上往機場的巴士。佇伊兩人冷清清的背後，我好親像看著一個巨人的身影——怒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