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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珊 2004年，彰化一群愛好臺灣文學、關心社會現狀的學生義工，協助賴和基金會籌劃紀念賴和110週年冥誕的「賴和詩歌節」，「試圖以各種形式向大眾『推銷』賴和這位時代鬥士，諸如電台廣播、詩歌節、文學地景追蹤等，其中還包括『音樂劇』和《河》音樂專輯製作。」（引自吳易叡〈不只是詠古〉） 這是製作《河》音樂專輯的動機，後來詩歌節、電台廣播等企劃胎死腹中，倒是當初有「志」一同的年輕歌手們：吳易叡、陳南宏、呂美親、以及擄姘，這一群在文學營相遇的青年人，他們或者從事文學工作、或者從事醫職，共同組成了「鬥鬧熱」走唱團，於2005年春末為第14屆「賴和文學獎」頒獎典禮，獻唱他們以「賴和」的作品或生命史為概念創作的歌曲，頗受好評，也正式地譜下專輯製作的音符。 整張專輯沒有特立獨行的唱腔，也沒有繁複的編曲技巧，幾樣隨手可得的樂器，吉他、鍵盤、手鼓、小提琴，大多是分解和弦的伴奏，歌曲旋律好聽容易記憶，類似校園民歌時期那樣清新的曲風，無怪乎有聽友推崇「鬥鬧熱」掀起的是一場台語文學的「新民歌運動」。 賴和文學中對威權制度的反抗思想、對不公不義的不平之鳴、以及對思想啟蒙的熱切情懷，不僅引發了這幾位青年人的共鳴、召喚了他們天生的正義感、同時也滋養了他們創作的靈魂。取名「鬥鬧熱」走唱團，一方面，發想於賴和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鬥鬧熱」，一方面，當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聚首，總能激發出創意的火花，名為「鬥鬧熱」，就是吆喝著大家鬥陣作伙來打拼。因此，理想可以化為行動，可以凝聚力量。賴和的另一篇散文「前進」，為1928年因意識形態造成左右路線分歧的「台灣文化協會」而寫，文中他殷切期盼「只要並肩同行，一起前進，就會有力量」。「鬥鬧熱」走唱團面對台灣目前受藍綠意識形態操弄的社會現狀，不僅只是演唱「前進」，也是提醒數十年來，分裂從來就未離開這島嶼，咱就應該作陣一心。 賴和四十九年的短暫一生，一方面為台灣的民主奮鬥，流擲浪漫的革命鮮血，另一方面也在詩文藝術上揮灑文采，一刻不停歇。然而，歷史的長河彷彿停滯不前，在他的時代裡存在的社會問題、政治迫害、經濟剝削，直到今日，仍是台灣人民傷痛的所在。於是，在《河》專輯的文案裡，吳易叡這樣說道：「我們一面流著年輕的淚\，重溫賴和灼熱的一生，一面絞盡腦汁，想辦法讓賴和的影子經由旋律的穿針引線，走出歷史的相框」。以下就是「鬥鬧熱」走唱團邀請恁，一同傾聽「賴和」生命組曲。 專輯歌曲曲名： 1 十日春霖 　 2 相思 　 3 相思歌 　 4 呆囝仔 　 5 浪漫外紀 　 6 月光 　 7 稱花—寫予秦得參 　 8 南國哀歌 　 9 前進 　 10 河 相關網站： 賴和專輯《河》音樂日誌：http://blog.roodo.com/laiho 賴和紀念館：http://cls.hs.yzu.edu.tw/laihe/

賴和，1894年5月28日生於彰化廳線東堡彰化街巿仔尾，本名賴癸河，一名賴河。筆名有懶雲、逸民、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浪、孔乙己等。幼年習漢文，根柢深厚，16歲考進總督府醫學校，1914年4月自醫學校畢業，1917年6月於彰化開設「賴和醫院」。 1918年賴和前往廈門鼓浪嶼租界任職於博愛醫院，1919年7月退職歸台。1921年10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並被選為理事，次年亦加入蔣渭水發起的台灣第一個政治結社「新台灣聯盟」，但「新台灣聯盟」後因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而解散；1923年12月16日因「治警事件」首度入獄，遭囚禁23日。一九二五年12月發表第一首新詩 – 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自此積極投入台灣新文學的創作。一九四一年12月八日，再度被拘捕入獄，在獄中撰述獄中日記，反應殖民地被統治無可奈何的心情，後因病重出獄，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享年五十歲。賴和生前即博得「台灣新文學之父」的美譽，更因為在彰化地區行醫的仁心仁術，當地人稱他為「彰化媽祖」。 此篇詩選乃是賴和載於筆記上，閱畢台灣通史後的心得；反應出賴和對於台灣歷史的情感和心境轉變。   之一、驅逐兇番闢草萊，江山如此信誰開。肥肥甘蔗黃金栗（後改為，禾麥蕃薯垂垂栗），盡我先民注血培。 （按：此詩描述早期漢人移民台灣開墾事蹟） 之二、半壁江山一木支，敢將三島抗全師。而今海上論豪傑，只有瀛東混血兒。 （按：此詩描述鄭成功事蹟） 之三、殺身世久（後改為，已）忘吳鳳，橫逆人猶畏蔡牽。香臭和關身後事，共留名字 到千年。 （按：吳鳳，舊傳為感化原住民放棄出草的漢人通事，今已知其人之偉大事蹟為虛構；蔡牽則為十八世紀末活躍於台灣西海岸的海盜。） 之四、杜鵑啼斷血猶新，魁斗山頭草不春。報國無方徒一死，傷心生作女兒身。 （按：此詩當感懷於施琅攻克台灣，鄭克爽投降；南明後裔寧靖王決定殉死，並將心意告知年紀尚輕的五妃，希望她們各奔前程，隨侍在側的五妃，聽了都含淚\對泣，在表達了全節從死的決心以後，便從容自縊。今台南魁斗山有五妃廟。） 之五、小子何知更活埋，故應天怒起風雷。世間更有傷心事，十里殷紅祇自哀。 林和尚之被害也，留一兒六、七歲，敵以斬草除根之想，命活埋之。坑已掘矣，而兒不欲倒臥其中，葬者蹴殺之，舉鋤欲掩以土，風雷劇發，葬者亦被震死。近年哆吧年之慘更甚百倍，發生地十里四方之知識階無論矣，婦孺亦不能免死者幾十萬人，乃植民政策以刀戮法施行者。 （按：林和尚，原名林媽盛，為清末阿罩霧重要頭人。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林和尚與霧峰林家第四代林定邦械鬥，林定邦中彈身亡，其子林文察為父報仇，手刃林和尚。此事是清領時期台灣著名的一段同姓械鬥事件。哆吧年事件，即西來庵事件，則是日治時期，漢人規模最大也是最後一次的武裝抗日行動。次事件牽連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事件後被捕者一千七百多人，最後九十七人被處以死刑。此詩當是感慨，被殖民之禍害更甚於械鬥。） 之六、黑旗風捲掛山巔，善戰原堪任（後改為，才堪當）一邊。猶有當時（後改為，留有昔年）遺老在，男兒共與（後改為，猶共）說彭年。 （按：此詩敘述台灣民主國對日的抗戰。主力戰將為劉永福，劉永福所率領的軍隊為黑旗軍。賴和將原堪任改為才堪當顯然表現了對劉永福棄逃的不滿與譏諷。） 之七、（原詩，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竟不成。天限台灣難獨立，古今歷歷證分明。） 改詩：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怎不成。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 （按：此詩明顯的顯示出賴和心境由對中國祖國的認同，轉變為對台灣的認同。） 之八、人亡地上尚名標，糾糾英魂似可招。今日竹山新建郡，先民功\績已煙消。 之九、戴潮春亦一時英，騫地干戈起不平。今日定君山下路，冤憐夜夜竹根生。 之十、男兒志氣恥偷生，意到難平賭命爭。先覺遺模猶在目，後人見義只心驚。 （昔台之民人以反抗政府著稱，今日以服從見賞，何今昔之不同如此，亦教育之收效否乎？）

呂美親◎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研究生 同志？我不是被恁笑過的落伍者，向後轉？現在怎樣？恁走錯了路呢？還是我認錯「戥花」？恁忠實，恁信堅，安呢，就該會堪得病，那用喰藥？更至於滋養？ –灰〈一個同志的批信〉 　永過有橫虐的頭家，也有橫虐的佃戶，像湳仔一帶全是姓阮的，所以這一帶的田畑，雜姓的人是不敢去作，所以雖是佃戶，田就像是自己所有的，頭家要租只由他們良心喜捨。 –走街先〈富戶人的歷史〉 從這綿延不絕的掙扎過程中，文明誕生了。 –Rollo May《哭喊神話》 言說與行動的選擇 史家葉榮鐘在未完的遺稿〈詩醫賴懶雲〉中，提起賴和（1894-1943）曾到廈門行醫，而後回到台灣，在舊詩壇展現才情、成為「應社」的大將之一。賴和漢詩作品相當多，但其名聲乃建立於新文學小說家的地位。葉氏對舊詩人的評價並不高，認為當時舊詩人是否能稱為「知識分子」，是很值得檢討的；但他讚揚應社詩人個個教育程度極高，且受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很大，雖作品不多，卻都與現實生活極其密切，不同於那些無病呻吟的舊詩人。葉榮鐘還特別提起1923年治警事件大檢舉時，照理說，賴和是蔣渭水、林呈祿這些人的後輩，像陳虛谷、吳蘅秋等人都沒事，何以獨獨賴和下獄，實在令人無法解釋。在葉榮鐘眼裡，賴和是個「進步」的舊詩人，也是較稱得上其所認為的知識分子，除了高度肯定賴和在新舊文學中都佔有重要地位，也在未完的話裡透露著：賴和的「參與」和「介入」比其他同輩的進步青年，還要更加深入。 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各時代的知識分子，其實多數支持和參與的是逐步走向「體制內」的改革，真的想要捨身「革命」的，微乎其微。人道主義者如賴和，即便參與較深，似乎也和多數知識分子的選擇相似，沒真的走入地下，沒成為黑色青年，更沒成為台共。然而，作為一個指標性的作家與社會運動者，賴和在反抗殖民體制的路上，的確是同時期文學家中，最具知識分子應有的形象與實踐力的。而後選擇在體制內進行抗爭的賴和，不僅批判體制的各種「法度」其實很不合法，天生「背骨」的賴和，更在批判對象中將自己含括在內，是「自我批判」最深入的一位作家，從〈阿四〉、〈赴會〉、〈浪漫外紀〉等小說都可看出賴和不時警醒自己每個階段的侷限，也能察覺到他的思想轉變、反省程度及關照的視野。賴和隨時隨地檢驗並調整自己的言說與行動，其文學創作的題裁及形式變化，更蘊含著其轉向的軌跡。 從不以殖民母國語言（日文）創作、堅持以「漢文」書寫的賴和，其運用中國白話文的能力因經過苦練而急速進步，於是文藝欄編輯重任也交附於他，且當時他幾乎拚著老命在做這份工作。從經典作品〈一桿「稱仔」〉、〈鬥鬧熱〉、〈惹事〉、〈歸家〉、〈辱〉、〈豐作〉等，可看得出賴和不斷用心經營文字並因此贏得美譽。這些小說的深度與時代意義，也是他戰後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重要原因之一。知識分子辦報紙，主要是想對抗日本統治，但當時台灣人對中國有濃烈的「祖國」情結，加上中國白話文形成潮流，許\多人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對中國白話文引入台灣、幫助建構台灣新文學，採取著極度肯定與歡迎的態度。 但，就日本時代的台灣語言環境而言，中國白話文剛進來，識漢字者多少能解其意，能看能寫還可以，若要會「講」，甚至以中文思考則很吃力。所以，賴和在「台灣話」的「語境」下，就算用中國白話文書寫，也往往摻雜「台灣話文」於其中，畢竟，中國白話文仍無法承載當時台灣各階層的語言習慣及文化特色。 從賴和發表過的小說來看，自〈鬪鬧熱〉（1926）、〈一桿「稱仔」〉（1926）、〈補大人〉（1927）、〈不如意的過年〉（1928）、〈蛇先生〉（1930）、〈彫古董〉（1930）、〈棋盤邊〉（1930），就題目上，完全是台灣話的念法；而敍述文字較「中文式」，「對話」則多少加入些許\拗口的台灣話。特別是1930年代初期發生鄉土文學論戰，賴和又在其參與發刊的《南音》之「台灣話文討論欄」提出討論，這段時間前後的創作，如〈辱?!〉（1931）、〈浪漫外紀〉（1931）、〈可憐她死了〉（1931）、〈歸家〉（1932）、〈豐作〉（1932）、〈惹事〉（1932），敍事文字愈來愈有「美文」之勢，但台灣話的辭彙、語法，以及「日式台語」的元素愈來愈多，賴和以他辛苦磨練來的中國白話文基調，加上獨特的台灣色彩，形成他文字的特殊品味，並帶動台灣新文學的風潮。賴和台灣話的使用比例愈後期愈多，使其「本土意識」的書寫也越趨明顯。最後，賴和的「言說」形式呈現完全轉向，他留下兩篇台語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和〈富戶人的歷史〉。 來自垂死獄中的同志批信 1935年12月，賴和將其台語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以筆名「灰」發表在楊逵創辦的《台灣新文學》雜誌創刊號上，之後不再發表任何作品。〈一個同志的批信〉以第一人稱手法，寫一位獄中同志（許\修）因病情嚴重，寫了一封信來跟「我」（施灰）借錢。「我」剛收到同志的信時極其生氣，想起「他們」這些「同志」，曾笑「我」是信念不堅的「落伍者」；甚且又感覺「晦氣」，覺得這些「同志」要借錢才想到「我」。但「我」也諒解同志究竟已將垂死獄中，雖心裡不很甘願，但也非真的看不起病危卻沒錢買藥的同志，仍舊準備了錢要借他。 但晚餐時刻，「我」的父親「像是蘊積了太久的悶氣，今晚衝開了安全瓣」，而對「我」責備：「替人賠的錢尚賠未清，又再給人家認了幾筆錢。兒子也大了，錢攏 曉得好寶惜。」父親深知「我」長期因為社會運動也四處負債，若自身難保還想借錢給同志，則無以持家。而「我」原也猶豫是否要借錢，結果因父親在那邊「念菇」、又思及曾與同志有過嫌隙，晚餐\後就匆匆出門要去圍在棋盤邊與朋友閒聊，結果棋早下完，大家都到「醉鄉」去了，「我」於是也跟去，並把準備好借同志的錢在「樂園」花光了。 幾天後，「我」又有些收入，想說已「夠額」可寄予同志，想不到大人卻來要求「寄附」（樂捐），「我」在心裡嘀咕著：「這款的實在不應當，但我可沒有公然反對的力量，也沒有講『我不寄附』的勇氣，就只有對汝大人還還價，求減出多少。」最後只能冥想著向同志說： 「啊！同志！這是你的運命啊！」就這樣，同志將僅存的錢做為郵費，寄給「我」的批信雖已配達，卻沒收到回覆的幫助。 這篇小說很短，但可看出賴和內心極其掙扎，對於因背叛同志而深深自責；加上時代開始走向愈來愈無法改變的殖民地慘狀，社會運動也逐步被壓落，小說中呈現賴和看到左翼知識分子的分裂與頹廢，也造成他對整個社會的傾斜感到失望，並衝擊著他行動上無法再積極參與的困境，致使作品中對「同志」有所責難，且流露著挫折、失落與逃避的心情。 扛起富戶人之外的歷史 1991年，林瑞明教授整理賴和文物時，在賴和故宅發現遺稿〈富戶人的歷史〉，小說共有三稿，初稿署名「走街先」，就其筆調形式、內容思想，推測為賴和晚期作品，且應是寫於1934年發表的民間故事型態的小說〈善訟的人的故事〉之後。 〈富戶人的歷史〉全篇以「走街先」自己，以及前後兩位轎夫的「對話」構成，主要是走街仔先傾聽著兩位轎夫議論幾些鄉里故事，透過像轎夫這樣的勞苦大眾，聽到不為人知、不義不堪、富戶人家的發跡過程，並穿插台灣史上慘烈但已漸為後世遺忘的八卦山上的「日本反」，以及「爽文反」（林爽文事件）等等。 看起來不像「小說」倒像「劇本」的〈富戶人的歷史〉，藉著兩位轎夫抬轎，載「走街先」往診時，在山路途中，前後兩個轎夫邊扛邊議論一些看不慣的事，帶出許\多民間軼事，例如竹巷張姓娶某、塗厝陳家招親、湳仔阮姓地主起家、佃農與守寡頭家娘發生關係而變成地主；而尾吉在「爽文反」前插了蕃薯，事件後竟賣得好價錢，種種見不得人的「富戶人」形成經歷，都在轎夫的「八卦」中，一一現形。 藉轎夫閒談，賴和以一個「傾聽者」的角色，站在一個重新學習民間、歷史，甚至是地誌的角度，將所聽取的故事，用一種如他創作伊始、以啟蒙者的姿態再度展現出來。表示賴和從思考著「語言」對保留「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得已展現「民族」特色，以對抗外族殖民統治的各種軟性及硬性的侵略。在經過台灣話文討論、民間文學采集之後，他寫出〈富戶人的歷史〉。這篇小說因著作者極其重要的觀點轉變，在台灣文學史的主體發展上灌注了重要意義，賴和透過藝術形式，將文學思想的主體性回歸到所立足的土地和常民的層次。 當轎夫問起走街先說，「聽講你沒怎樣春錢？有這款生理，講啥人會相信。」走街先回答：「所以累到老人家，不時著操煩。」這和〈一個同志的批信〉中，父親對「我」的責難，是可以相比擬的，兩篇小說皆流露出賴和對於窮苦階級的疼惜，以及投擲在社會運動上的心力；事實上身為醫生的賴和，因為「無錢提無藥，這句話我眞講不出嘴。」當別的醫生開業不久就「建置千外租」、「起大厝」，賴和甚至過世後也沒有「春錢」給兒孫。 小說開始，賴和就藉轎夫之口自我嘲諷一番：「恁阿公的做人就更好啦，……每要到較遠的所在去賺錢，那時候還無火車，都是坐我們店裏的轎，他總是出街外纔敢坐上去，回來時也總到街外就落轎，未嘗坐到自家門口，伊講『咱不是做官人，在自少長大的地方轎來轎去，碰見著長輩，實在失禮。』」相形之下，走街先就沒那麼體貼人了。路途中，轎夫還講起參與文化協會、還曾去講演的青年，其到日本留學，全為了金錢利益而研究法律。聽在走街先耳裡，著實感到難堪而過意不去，似這些議論也衝著自己來的。甚至更聽到阿罩霧（霧峰）林家發跡往事，轎夫論著：「台灣的富戶，逐家伙多有他特別的故事，但是拼著毛範出汗白手成家的眞是少。」當走街先問起：「幾十條人命，成百甲的田，就安爾準煞去？」最後轎夫僅無奈地說著：「幾千萬的生命！一國的土地也就準煞去咯，莫說這小可啊……」。 從小歷史到最後聽見的其實是整個大歷史，富戶人的歷史背後往往上演著生靈塗炭的情節。轎夫最後的感嘆，何嚐不是影射著日人佔領台灣、剝削台人的生存權利，犧牲的還有更多數不清的反抗義士與普羅大眾？相較於〈一個同志的批信〉，〈富戶人的歷史〉的藝術技巧、思想高度及關懷視野，乃至批判的深層意義，已經顯得更加宏觀而成熟。 歷史，親像一條「逆流」的長河 擔任文藝欄編輯的賴和，常幫新進創作者改稿，例如走向「日語作家」行列的楊逵，初期曾創作兩篇台語小說〈貧農的変死〉和〈刴柴囝仔〉，皆有受賴和修改成較中文化的經驗，而賴和後來思想與文學創作轉向，最終發表的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則是刊在楊逵創辦的《台灣新文學》雜誌。 當1930年代的社會運動分道揚鑣越趨明顯悖離，永遠最「代先」走在街頭的「走街仔先」，在文學運動上開始嘗試以台灣話文書寫，當時他的文學地位早已穩實建立；而〈一個同志的批信〉刊出後，文壇反應不一，有支持贊聲卻也有反對撻伐，主要因為語文建構尚未完整，加上日語普及，在地語言逐漸消失在年輕知識分子的語境中，讀者感覺難以下嚥。但賴和出身背景來自民間，受過現代知識教育後，其新文學創作先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去看待庶民，以旁觀者的姿態去批判社會現實與殖民統治的強權。而後，其許\多小說開始檢視受過現代教育或文化協會的知識分子（包括自己），尤其是他以新青年的新觀點在小說中時而直接、時而婉轉的自我批判，像是在未發表過的小說〈阿四〉與〈不投機的對話〉中，皆可見其自我破壞與重建的歷程。 賴和喜作漢詩，但新文學與文化、社會運動也一直持續參與，較後期創作的關懷面向則直直傾於底層常民，新詩〈種田人〉、〈可憐的乞婦〉、〈覺悟下的犧牲〉、〈流離曲〉、〈新樂府〉、〈農民謠〉、〈南國哀歌〉、〈低氣壓的山頂〉、〈冬到新榖收〉等等，不斷深化他「實地做詩人」、「要向民間親走去，街頭日作走方醫」的意志，新詩也明顯轉向民間「歌謠體」的形式。而因其思想左傾、參與民間文學採集，賴和從一位「中國白話文」的新文學引領者，到走向民間語言的台灣話文書寫，小說更趨向越是素樸的「左翼文學」路線；賴和從「啟蒙者」的知識分子，換置為一個傾聽者的角色，可見其堅定而強化的本土主義，以及對抗異國民族的決心。 賴和在政治上的國籍其實是日本人。當時台灣有如被棄置的孤兒，台灣的知識分子不但要對抗殖民者對人民的剝削奴役，還要思考在殖民統治所帶來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對「傳統文化」與所謂「封建」等舊體制的衝擊中間，找出一條適當的改革之路。而歷史，就像一條「逆流」的長河，那頹廢獄中的「同志」的批信，還會不時寄予每個「朝代」的台灣人。賴和這兩篇台語小說給我們的啟示，除了大視野的橫度批判，在時間的縱軸上，其越趨素樸的言說也帶給我們逆向的反思。歷史總不斷重演，語言政策不斷壓迫，民族語文難以建構，在我們回視的過程中，卻仍可見一些不願順著潮流而動的「異端」不斷顫動，那頓挫折損的經驗，留給後代更多繼續突圍的勇氣與力量。 正如心理學家Rollo May所言，「從這綿延不絕的掙扎過程中，文明誕生了。」賴和留下兩篇不甚「經典」的台語小說，從自我批判到直接進入民間、傾聽大眾之語，其介入與實踐縱使在當代雖未成功，但也不致失敗。小說鋪出一個知識分子掙扎與堅毅的腳跡，更提供我們最佳的示範與典範。當研究者以賴和最後走向從事台灣話文創作、讚揚其以極致的本土主義抵抗殖民時，其實給予現今一個最好的照鑑與引領的方向。而相信台灣在未來母語文教育紮根愈趨深化，定會誕生出真正獨立而自主的「文明」，展演給世界。 2007/06/23，水上

陳建忠◎清華大學台文所 壹、前言 一九二一年十月「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使台灣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進入一個真正全島性聯合戰線的文化抗爭時期。文化協會諸子所賴以反殖民的主要概念是「啟蒙」，因為台灣人若不先提昇文化就會被世界列國拋在腦後，成為世界上文化的落伍者，而且恐怕要沒有做為「人」的價值。這種體制內文化抗爭具有的「反殖民」與「啟蒙」的雙重意涵，因此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大特徵。 當時，一九二○年，尚未開始創作新文學的賴和（1894～1943），仍繼續他行醫的工作，但當新文化運動展開時，賴和因緣際會投入文化協會的陣營。關於賴和加入文化協會的活動及其政治立場，林瑞明教授已有＜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一文詳加討論，他對賴和所謂「中間地帶的意見領袖」的定位，應該是頗為恰當的。 如果從創作性文本中加以解讀，我們可以發現，賴和對於他所參與的文協活動之經緯，以及他對於文協路線的思考，莫不藉作品一一加以呈現。在文化協會歷經創始、分裂與再分裂的過程中，除了產生不同立場群體的思想領導者外，連帶的也使作家的思考起了很大的變化，但卻少有作家以作品來呈現這一歷程。本文希望由賴和反映文協活動的系列作品中切入，針對其關於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意見一一加以解讀，藉此釐清當日知識菁英關於解放世界之想像的差異。 貳、賴和在文協分裂前後的反殖民實踐 從賴和參與文協的程度來看，他長期擔任理事。此外，賴和也擔任講師或義務醫療的工作，因此無論從領導層次到實務層次，賴和都應算是文協初期的重要幹部。 賴和自己加入文協初期是頗有使命感的。在＜阿四＞這篇應屬賴和二○年代中期、「治警事件」後不久的早期小說遺稿裡，參與文協的阿四雖被拘捕卻益增信念，小說敘述文協到T市講演，竟引來大批農民聽講，他們「一起湧到講演的面前去，想瞻仰講演者、他們想像中的救世主的丰采。在這一行的面前，他們一人一嘴，訴不盡他們所受的痛苦，在他們的意識裡以為一定能替他們分憂，各個人怕得不到訴苦的機會似的，爭先開口陳訴」。賴和塑造的文協初期充滿理想光環的知識分子形象，似乎就在阿四這樣的自我期許\中巍然矗立起來。 這大抵是賴和在文協初期、左右派系尚未分裂前的自我敘寫，從今天可見的賴和公開講演記錄看來，可以充分說明賴和參與文化與政治活動時的角色，相當程度反映在他的小說創作當中。而「阿四」這個形象也可以反映文協初期賴和的某種心態，做為啟蒙知識分子，這時的賴和顯然還對文協的活動懷有期許\，一如群眾渴望救贖的心情，他也希望為自己的思想找到出路。 然而，賴和的反殖民實踐並非一直沿著文協的體制內抗爭路線來行進，當一九二七年一月左翼勢力實際佔有文協領導權，文協分裂之後，賴和的立場顯然有所變化。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賴和加入創立新文協的「株式會社大眾時報社」，林碧梧任社長，王敏川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賴和並擔任監察役（監事），在向總督府提出申請遭拒下，只好前往東京發行《台灣大眾時報》。五月七日發行《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時，賴和除了是囑託（特約）記者外，更在當中發表了一篇隱喻左右兩翼分裂的詩化散文＜前進！＞，足見他在反殖戰線分裂過程中在新文協一方介入的程度。 即便賴和經歷文化協會結成、分裂與再分裂的過程，也參與了台灣民眾黨的全程，但賴和並沒有參與林獻堂、蔡培火退出民眾黨後成立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可見選擇時仍有一定方向可循。不過，賴和較溫和的色彩使他可以在被左右兩翼陣營接受的同時發揮較多的影響力，當三○年代初期台灣左翼活動被消音後，一九三三年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第十五次請願，也就是最後一次請願，賴和是中部收集請願簽名書的人之一，從這個事件看來，賴和在投入文化與政治運動時是又是致力於各陣營的認同、團結，並沒有因為意識型態傾向而與其他陣營決裂。 參、啟蒙與反殖戰線中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 從以上觀察到在反殖戰線的實踐過程中，賴和有他的進退取捨之道，大抵可以看到他的意識型態傾向，基本上，他並沒有因為立場差異而放棄進行與台灣利益相關的結盟或合作（如議會請願運動）。不過，他較細緻而內在的思考還必須透過作品來觀察。由於賴和是文化協會的會員，對「文化的」在啟蒙群眾與反日本殖民之間的思考，都反映在小說的人物塑造上。賴和的小說基本上在處理三種基本的人物形象的關係：「我」（知識分子或觀察者）、普羅階級（被殖民者的農民或其他人）、警察（殖民者），並且，這三種人物也暗含了殖民地下台灣社會的權力關係。 如果說在文協早期，賴和筆下的文協知識分子是具有「光環」理想主義者，群眾也對之寄予厚望，殖民者則藉機處處打壓；那麼，當時代對文協提出更嚴厲的實踐要求時，賴和則也意識到群眾對文協知識分子的妥協性格的不滿，以及知識分子在時代壓力下自反殖戰線中或分裂或墮落的情形。因此，這一情形隨著台灣被殖民剝削的益加深入，使得文化協會在反殖戰線中的位置顯得有些尷尬，它所尋求、標榜的「體制內」的合法抗爭，除了無法衝撞殖民者不合理的法之外，在比他們更高大的殖民者形象前，也形成一種自我設限與自我羞辱，身為其中一員的知識分子賴和，也由這個角度刻繪了三者的關係。 ＜赴會＞（1926年左右）這篇寫於文協左右分裂前的小說中，賴和就兩次藉車廂中人物的對話提出文協派知識分子的問題所在，比起寫＜阿四＞的時期，這時的賴和以嘲諷手法顯露出更大的批判性。「我」首先是聽到了兩位紳士風的日本人與台灣人在談論報紙上關於文協開理事會的報導，他們的對話中曾有這樣的話語：「那些中心分子大多是日本留學生，有產的知識階級，不過是被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起來的，不見得有十分覺悟，自然不能積極地鬥爭，只見三不五時開一個講演會而已」。便是透過做為文協會員的「我」在赴霧峰開會途中聽聞的談話，可以看到賴和對當時知識分子與勞動群眾間存在的階級矛盾的看法。 小說設計在火車上，「我」坐的三等車廂裡滿滿都是勞動大眾，並無一位似知識階級者，在此「我」聽到兩個勞動者談論的是一九二五、二六年日本政府對其退官者廉價出售「無斷（擅自、無許\可的）開墾地」的事件（「退職官拂下無斷開墾地」），罔顧農民開墾的事實與生計，對此雖有農民組合的人士奔走，然而還是無力挽回，農民對殖民者的憤怒呈現在「駛伊娘」的穢語中，至於說到文協則更是使農民感到憤怒難平：「講文化的？若是搶到他們，大概就會拍拼也無定著」、「不要講全台灣的幸福，若只對他們的佃戶，勿再那樣橫逆，也就好了」。 賴和以農民的對話道出勞動階級對文協派知識分子及資產階級的看法，表現了他以農民為「主體」來看待殖民地現實的階級認同。＜赴會＞一作顯現的，正是賴和投身於文協多年後，對文協內部「有產的知識階級」的立場與作法的質疑，這裡已預示了文協未來的命運。 文協的終於分裂說明左派知識分子對體制內抗爭的不耐，賴和扮演的角色也不得不在左右意識型態光譜中逐漸現形。於是乎，就有＜辱？！＞（1931）這篇小說中顯現得軟弱無能的「文協派」人物形象，賴和藉著群眾與警察看待文協派人物的眼光，再次顯現他對文協派的「妥協主義」的質疑，那些市場的小販說：「文化的也是一款，他們的講演被中止，或者被他們拿去，也不敢○○一下看」，「講就好笑，敢不是因為有這不合理的法，纔起來運動講演？」。 小說結尾，警察甚至還闖進參與文協的醫生家中對他耀武揚威，賴和描寫了醫生唯諾以對的模樣，這種侮辱，除了是對文協派知識分子的質疑，也即是對追求體制內平等的作法之質疑，而又何嘗不是對本身即為醫生的賴和自我的批判。所謂藉演講號召群眾反對殖民者不合理的法，卻又拳拳服膺於「中止講演」的無理命令，這種自我的矛盾與怯懦，充分顯示賴和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文協知識分子其文化抗爭位置的質疑。 的確，賴和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顯示了賴和對「自我階級」的批判態度，他們雖有思想，但沒有辦法從群眾的立場來思索問題，從而造成理想與現實的隔閡與衝突，並進一步產生異化感，賴和的知識分子形象有如是賴和對自己以及異化於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診療病歷。 肆、想像解放世界 如果說，文本中呈現賴和對「文化的」所奉行的路線有所質疑、批判，那麼賴和認同的價值與路線又是甚麼？他對於解放世界的想像又是甚麼？ 他在一九三一年左翼陣營公開活動遭到殖民政府撲滅之前，始終與左派的關係較為密切；即使在而後，因政治、社會運動趨於停頓而進一步發展的文藝活動中，賴和思想依然與左翼文藝思潮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在左翼運動沈寂後，他許\多作品也多指向對文協派知識分子那種小資產階級錯誤的妥協性與階級立場。 ＜赴會＞與＜富戶人的歷史＞都是賴和生前未發表的遺稿，也都不約而同地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對文協首腦霧峰林家及其周圍團體在社會地位與政治運動兩方面加以諷刺。賴和似乎是說，文協派改良主義者受到階級立場的侷限，無法站在廣大勞動階級的立場進行反日政治運動；甚至，他們本身就是剝削勞動階級的地主與資本家。 賴和呈現他左翼思想的作品，似乎有一種「情節模式」存在，就是由文協路線轉向工農路線的敘事描寫，並顯示他逐漸清晰的階級認同，我想這與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有相當大的關係。就像＜前進！＞暗喻左翼的新文協與舊文協在立場上不同而導致的分裂，＜赴會＞提到文協派知識分子的右翼階級性格，賴和事實上在新文學創作中晚期時（即三○年代中期），透過在社會運動中的體驗，加強了他的階級意識，並對文協派的右翼知識分子提出諷喻或批判。 因此，如果說賴和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屬於早期作品，是文協初期鼓舞同志之作，到了＜流離曲＞（1930）時，賴和就特意強調文協路線的無能，而「農組」兄弟則因抗爭被囚：「講文化的空說要為盡力，/到而今不聽見有些消息，/農組的兄弟們，一個個/被監視拘捕，活動無策，/大人們怒洶洶，惡爬爬，/不斷地來催催迫迫，從順慣了的我，禁不起這般橫逆」，最終賴和轉而鼓舞工農大眾應努力奮起追求一個「理想之鄉」。 賴和新詩中具有他的反抗哲學，並且是賴和新詩的一種重要主題，他描繪一個黑暗的時代，但也呼求一個光明的時代，賴和其實是在堆砌一個無產階級反殖民的、解放的遠景。我們可以注意到賴和寫＜我們地方的故事＞的稿紙左上方，正是地平線上的台灣被鐵鍊捆綁著，但左上角有顆斗大的星星放出光芒在照耀著台灣，這屬於「大眾時報社」的原稿用紙的圖案，有力的說明賴和與左翼團體的關連，而這一圖案或許\正是賴和參與左翼社團後致力於解放的一種象徵罷！ 伍、結論：永恆的自我批判 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賴和文學創作中所反映的「賴和與文化協會」這一命題，文本中形象地呈現賴和思索殖民地下的權力關係，特別是以知識分子的角度反思與群眾、殖民者間的權力關係，有極其深刻的殖民地文學的文學表現與思想特質的意義。 賴和的小說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複雜權力關係呈現出來，他除了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外，尤其是使我們意識到賴和看待殖民地問題時與眾不同的視角。賴和以一種高度自省的姿態面對現代性與殖民性對台灣文化的衝擊，他自我反思、質詰的立場使他的文學有著強烈的自傳意味，換句話說，他不僅注視外部的殖民世界，也不時審視作為知識菁英的自己的位置。從弱者與強者的對比形象，乃至於知識分子置身在群眾與殖民者之間時的複雜關係，賴和小說的人物塑造基本上流露相當濃厚的「反思」意味，主要便是小說中知識分子的視角始終是敘述過程的主要部份。透過賴和的人物形象塑造，我們看到殖民地下複雜的權力關係，而賴和始終透過小說在表達他自己「定位」的焦慮，而這正是啟蒙者在殖民地情境下特殊處境的自我剖析。 「台灣文化協會」是日據時期非武力抗爭階段的重要團體，匯集其中的知識菁英可謂形形色色，思想型態恐怕也不一而足。賴和所要從事的無疑不是理論的建構，雖然他也有其意識型態傾向，但基本上他的文本緊緊抓住知識分子如何對應群眾與殖民者的態度，使我們可以透過文學形象思索反殖戰線的內部問題。 從對「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此一議題的探討中我們發現，行動上賴和有聯合陣線的傾向，但思想上賴和則頗有其複雜的面貌。透過文本我們發現，賴和對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無疑也是對自我立場的拷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而不僅是被視為文協左右路線的鬥爭），這些以文協活動為背景的作品，可以帶給我們的將不只是文協路線的問題，而是關乎知識菁英在實踐理念時對自我位置的檢視－－永恆的自我批判。 寫于新豐（紅毛）

以最近三年的兩本賴和研究專書為主要分析對象 許維德◎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 引言：馬英九 vs. 賴和 2007年6月，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發表了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所謂「本土新論述」書籍 — 《原鄉精神：台灣的典範故事》。在該書中，透過對台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文化構成到底是什麼等問題的提問，馬英九以台灣日治時期一些指標性人物 — 比如說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林獻堂、連雅堂、賴和、張我軍、楊逵等 — 的抗日事蹟作為敘事軸線，試圖以這些人物和國民黨的關係來強化該黨和台灣社會之間的連結。 其他的人我們暫且不論，然而，這個名單上出現了被尊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1894-1943)，就不能說不是一件荒唐絕頂的事情了。事實上，賴和除了具有台灣文學家的身分以外，同時也是日治時期極為受人敬重的醫生和社會運動者。然而，這麼一位被當時的台灣人稱之為「彰化媽祖」的抗日志士，在戰後雖然曾經短暫地因為抗日有功而被入祀忠烈祠，卻也很快地就在1958年因有共產黨嫌疑而又被國民黨逐出忠烈祠。也就是說，對戰後統治台灣達55年之久的國民黨政權而言，賴和基本是一名不能被他們所接受的「危險份子」。 那麼，身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馬英九，為什麼又會突然將賴和列為國民黨的「典範故事」之一呢？ 歷史詮釋的政治性 道理很簡單，做為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候選人，就消極面而言，馬英九必須面對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國民黨是「外來政黨」的這種觀點，並試著去回應這種說法；就積極面而言，馬英九也必須為「建立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社會之主流地位」而努力，為2008年可能的「外省人」總統取得正當性。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會突然找到曾經被其高度貶抑的賴和，會突然擁抱曾經被其視為危險份子的賴和，並加以大力吹捧，就不會顯得那麼令人意外了。誠如2005年10月26日的《台灣日報》社論所指出的： 中國國民黨是全世界最會找祖宗的政黨，在甚麼時候需要甚麼樣的祖宗，隨手拈來，完全不費功夫。過去老蔣總統時代，文告裡到處都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非得把自己裝扮成一脈相傳的聖王不可。從今年9月起到2008年為止，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會朗朗上口的大概就是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林獻堂、連雅堂、賴和、張我軍、楊逵等人的名字。這些人（連戰的祖父連雅堂或許\除外）在天之靈有知，一定丈二金剛摸不著頭，不知道自己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冰凍數十年之後，怎麼突然又變成了今天國民黨的先賢志士。 當然，我們並不是認為國民黨或馬英九不能「景仰」賴和。我們的問題在於，承續國民黨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馬英九顯然是企圖將賴和詮釋為具備一定程度之「中國意識」或「祖國意識」的抗日份子。然而，馬英九所認為的這個賴和、或者說所描摹出來的這個賴和，和「真實」的賴和之間，到底存在著多遠的距離呢？ 面對賴和這樣一個一生中堅持不穿日本服裝、不用日文寫作的人而言，目前多數的研究者都同意賴和的文學作品展現了高度的「反殖民」、「反帝」意識，也有人就直接將賴和的這種精神狀態稱之為「抗日」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將賴和的國族認同狀態描述為抗拒「日本認同」的「漢族認同」，似乎是多數研究者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暫時性結論。然而，這個「漢族認同」的內涵是什麼？更具體地說，如果我們借用現在比較常見之「台灣國族認同爭議」的語彙來審視的話，這個「漢族認同」在性質上到底比較接近「中國認同」或者是「台灣認同」，就成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從拒絕到接受：戰後「賴和論述」的演變概況 事實上，當賴和在1958年被國民黨逐出忠烈祠以後，由於該黨透過戒嚴和教育機器遂行其高壓統治以及意識形態操控，戰後新一代的台灣人一度得了嚴重的「歷史失憶症」，把一切不符合該黨意識形態標準的人物和事件 — 尤其是和日治時期相關的 — 都從腦袋瓜裡加以拔除。這種情況一直到1970年代黨外運動崛起之後，才開始略有改變。 1976年，屬於黨外統派的《夏潮》雜誌在其刊物上重刊了賴和的三篇作品〈不如意的過年〉、〈前進〉、以及〈南國哀歌〉。也是在同年，梁景峰(以梁德民為筆名)於《夏潮》雜誌上發表了〈賴和是誰？〉這篇文章，提出了「賴和是誰？他活在什麼時代？他作了什麼？」等基本問題。這三篇重刊的賴和作品也好，梁景峰的文章也好，其意義都是相當重大的，因為它們使得賴和及其文學被健忘的台灣人所重新「發現」。 1983年，第80期的《台灣文藝》推出了「賴和專輯」，刊出了施淑等人所寫的三篇評論文章，這是戰後台灣之文藝雜誌首次以賴和為名的專輯。1984年，在侯立朝、李篤恭等人的積極奔走下，賴和被「平反」了，內政部表示：「可以確定其非文協[註：台灣文化協會]左派或台共份子，而屬於文協的民族派，是傾向中華民國的抗日烈士」。就這樣，賴和又重新被請回忠烈祠，被國民黨認為是符合其意識形態的「抗日志士」。 1985年，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林瑞明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上發表了長篇論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這是第一篇比較嚴謹、也比較具學術意義的賴和研究專文，意味著一個重新評價賴和之時代的到來。林瑞明在這之後發表了多篇和賴和相關的研究，不但奠定了他做為賴和研究之先行者和奠基者的地位，同時也為往後「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隨著台灣政治的解嚴，也隨著政治民主化和文化本土化之腳步的加速，台灣文學終於進入學院體制當中，成為在1990年代逐漸茁壯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1994年5月29日是賴和百年冥誕的日子，同年11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和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及文學研究所合辦了一場名為「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的會議，會中一共發表了39篇論文，是台灣首次以「台灣文學」為名、由官方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在這之後，我們也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博碩士論文，或者涉及「台灣文學」的討論，或者就直接以賴和當作研究主題。 有趣的是，隨著台灣文學本土化之思想的深化，位於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學者，也開始十分關切台灣文學的相關研究。正如陳芳明在題目為〈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台灣文學學報》，第8期：107-120，2003)這篇論文中所提到的，近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崛起，可以說是一段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過程，在研究中常常會出現各種「發明」與「創見」。這些學者是在「一個中國」的旗幟下開始進行台灣文學史料收集、乃至台灣文學史書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在建構霸權論述的苦心。如何把台灣文學史套入中國文學史的脈絡裹，更是現階段中國學界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被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很自然地就成了這些學者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 最近三年出版的兩本賴和研究專書：陳建忠的《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 vs. 劉紅林的《台灣新文學之父》 在上述這種背景下，在台灣方面，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的陳建忠於2001年完成了他以賴和當作研究主題的博士論文，並於三年後出版了和其博士論文同名的專書《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成為台灣賴和研究的新一代頂尖專家之一。 而在中國方面，任職於「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劉紅林，則是中國學者中對賴和比較下工夫研究的一個學術工作人員。她不但發表過多篇和賴和相關的期刊論文，同時也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題目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北京：作家出版社)的專書，該書同時也是「作家出版社」所出版之「台灣作家研究叢書」當中的一本。 這篇文章想要探討的重點是賴和「國族認同」的內涵。事實上，這個題目應當也是多數台灣和中國學者在從事賴和研究時最關切的議題之一，雖然囿於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直接擺\明要處理這個題目的論文，在數量上並不算多。由於台灣文學並不是我專門的研究領域，我並不覺得自己在目前這個階段有能力來直接處理這個題目。所以，我打算以陳建忠和劉紅林的這兩本賴和研究專書當作分析文本，挑幾個和賴和之國族認同狀態相關的爭議，看看這兩個研究者是如何來處理這些議題。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陳建忠視為當前台灣研究賴和的代表性學者，並且將劉紅林當作目前中國研究賴和的代表性學者的話，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到台、中兩國的學者，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面對「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這個研究議題的。 簡單來講，陳建忠是以賴和的「反殖民主義思想」當作主軸來理解其思想狀態。用陳建忠自己的話來說，「反殖民思想是賴和對殖民主義話語和實踐的解構與批判。而其據以反殖民的思想基礎，除了啟蒙主義的作用外，則又來自於他反思啟蒙後來自本土經驗所形成的本土主義與左翼思想，賴和文學無疑是架構在這種反殖民、啟蒙主義、本土主義與左翼思想之間相互交織、作用的思想體系之下的『反逆文學』」(頁446，重點是筆者加上的，以下同)。既然陳建忠是以「反殖民主義」、「啟蒙主義」、「本土主義」、以及「左翼思想」這四個面向來理解賴和的思想狀態，在某種意義下，他並未太直接地處理到「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這個議題。雖然他在討論賴和之「文學語言觀」的時候，認為至少在語言使用的層面上，賴和的確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台灣主體性」。 相較於陳建忠，劉紅林的處理方式就比較直接。雖然她基本上也認同陳建忠的說法，認為賴和的「抗日」意志，不但表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同時也具體呈現在他的種種行動中。但是，在評斷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的時候，劉紅林卻做了這樣直接而大膽的宣稱：「賴和從不認為自己不是個中國人，為此不需要做特別的表白」(頁242)。 面對陳建忠和劉紅林關於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在詮釋上的爭議，我們應當如何來看待呢？在以下的行文中，我將以賴和生命史中的某三個面向當做分析主軸，來更細緻地看這兩位作者在這個議題上的材料和論點。我所要討論的三個面向，分別是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影響、對賴和之廈門經驗(1918-1919)的詮釋、以及在如何來理解賴和在晚年開始使用「台灣話文」當作書寫工具的嚐試。 爭議之一、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影響：舊式漢學教育 vs. 新式日文教育 在社會科學的術語上，討論一個人之政治認同(國族認同可以被視為是政治認同的一部分)的形塑過程，相關學者通常會用「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這個概念來當作討論的基礎。所謂的「政治社會化」，如果從個體的角度出發，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一個人在什麼時候、從哪裡、又如何通過學習和實踐獲得其有關政治體系的知識、信仰、和規範」。多數這個領域的研究者都同意，家庭、學校、大眾媒體等政治社會化「媒介」(agents)，在這個過程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下，如果要討論賴和之國族認同的話，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談到賴和的學校教育，並且論及這個教育經驗對他國族認同之內涵的可能影響。 在《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1993)這本書中，林瑞明將出生於1894年的賴和歸類為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家中的「第一代作家」(頁327)。所謂「第一代作家」的特點，就在於他們通常都有「比較豐富的漢文修養」，同時也「都能寫非常好的漢詩」(頁327)。以賴和為例，雖然他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但是，他上過兩所屬於台灣民間傳統的「漢學書房」，一次是在1903年他十歲的時候，另一次則是在1907年他十四歲的時候。也因為這個漢學教育的影響，他曾經留下千餘首漢詩的作品，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他的新文學作品。 但是，賴和卻也屬於日本殖民政府所統籌規劃之「新式教育」的一員。他在上了第一間書房以後沒多久，書房先生就將他送進「彰化公學校」讀日本書了。此外，他也在1909年考上「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三期，接受了五年的醫學院教育。也就是說，就教育體系而言，賴和基本上是同時接受了傳統漢學教育與新式日文教育。因此，如何評估這兩個教育系統對賴和的影響，就成了我們在討論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時所必須面對的第一個議題。 劉紅林：強烈「中國民族意識」的展現 劉紅林十分重視「舊式漢學教育」對於賴和的影響，身為一個中國學者，她的這種論述方式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她認為從賴和的父祖要求他「進漢學書房接受教育」這件事情來看，「賴和的父祖與絕大多數台灣同胞一樣，雖然不得不『轉籍日本』，但心中強烈的民族意識是泯滅不了的，即使不得已讓子弟上了公學校，漢學也不廢，這就擺\明了他們的態度。……他們要子孫讀書做人，讀中國書，做中國人，說穿了，這是對日本殖民者的一種文化抵抗」(頁8)。 而劉紅林也認為，這個漢學教育的經驗，確實對賴和的國族認同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特別是賴和十四歲時在「小逸堂」的就學經驗。「這種嚴格的古典文學教育給予他在人格形成期以巨大影響。亦即打下了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同時也培養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識」(頁8)。 陳建忠：從「遺老氣質」到「本土意識」 陳建忠基本上並未否認「漢學書房」對於賴和的影響。他這樣表示，「如果以賴和在1925年首次公開發表新文學作品往回算，在三十歲之前，賴和一直使用漢詩來抒情言志，其實是說明了賴和曾經薰染中國古典傳統文化有如斯之久，這種能力當然得之於他青、少年時期的書房教育與古典中國文化的學習」(頁69)。 然而，陳建忠卻也提醒我們，在將賴和理解為「漢文系統知識分子」的同時，我們「仍然無法忽略他也同時是接受殖民地教育的第一代知識分子，而他之所以在20年代投入新文化/文學運動，卻正是因為殖民教育在台灣的推行給予他一定程度對西方啟蒙主義等傳統的接觸機會，從而促生了台灣社會第一代的『有機』與『啟蒙』的知識分子」(頁134)。 更有趣的，是陳建忠在討論賴和這種衍生自書房教育經驗的「遺老氣質」之意涵時的論點。陳建忠認為，賴和的這種「遺老氣質」，的確構成了他對漢文化的積極認同，但卻也讓這種認同「在面對異族統治時就更強化為一種本土意識」(頁78)。而這種和其「漢族認同」高度相關的「本土意識」，「可說提供賴和在反殖民論述上極大的力源」(頁78)。也就是說，從陳建忠的角度來看，賴和之「本土主義思想」的形成基礎，在某種意義下反而可以溯自這個他青、少年時期的「書房教育經驗」。 小結 […]

林朝億◎媒體工作者 2007年5月30日，前總統李登輝卸任後第三次訪日，陪同者還有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在這11天行程裡，李登輝除了到東北的奧之細道參訪外，最受矚目的就是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亡兄李登欽及獲頒後藤新平獎。對於李前總統這次訪日行程的相關爭議，以及作為台灣獨立運動最具象徵地位的台獨聯盟組織負責人也陪同前往參拜靖國神社，到底對於台獨運動有沒有負面影響，共和國雜誌特別訪問黃昭堂先生。 為何這次會陪同李登輝訪日，黃昭堂指出，一來是李登輝個人邀約，二來是同學，日本國際教養大學校長中嶋嶺雄也希望他能抽空到他的學校訪問。黃昭堂說，中嶋嶺雄提及他當校長後，黃昭堂都沒有去過他的學校，加上中嶋嶺雄所經營的亞洲展望會也有些結餘款項，因此特地請他一起到東北地區走一走。至於這次李登輝會去靖國神社參拜一事，事前並不知道。 不過，黃主席也指出，這次李登輝如果到了東京，他認為，一定會去靖國神社的。畢竟，一個公共人士去一個國家，去拜訪他們的「無名戰士之墓」是很平常的。神社裡祭拜的亡魂雖然有名冊，沒有牌位，基本上也是一種無名戰士之墓。至於到底有沒有神靈，本身是基督徒的黃昭堂則說，他不知道，「死後的世界如何，我是不知道的」。而日本的宗教信仰是，無論生前好人、壞人，死了就變成神了。石頭、山、海也是神。這與基督教的一神論不一樣。 黃昭堂說，過去在日本時，他也去過靖國神社三、四次。主要是去看櫻花，順便再去靖國神社的。過去台聯也曾去參拜靖國神社的台籍日本兵英靈，黃昭堂說，那時台聯主席蘇進強還問過他適不適合去，他的回答是，「很好。很好」。 而這次作為卸任總統的李登輝去，有沒有關係？黃昭堂的看法也是，即使有糾紛，也沒有關係。「我認為，要行動必須依照自己的信念去行動，這是很重要的」。對於李登輝祭拜亡兄的舉動，他說，「對台灣有利與否，當然也要考慮。但是我認為對台灣沒有什麼不利，何況李登輝是一位平民，而且已故兄長祭祀在此，參拜是應該的。」 靖國神社成立於1869年，原稱「招魂社」，最初是為了紀念在日本戊辰戰爭中而犧牲的軍人。1879年改名為靖國神社。二戰後，和平憲法第9條規定政教分離，國家不可以介入任何宗教事務，因此靖國神社變成一個非政府的宗教機構。1978年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判處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14人的名字移入合祭。本來，二戰後，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參拜靖國神社，據侍衛長回憶，裕仁天皇因為不滿神社供奉二戰甲級戰犯，故自1978年後再也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之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橋本龍太郎、小泉純一郎等則都曾分別於1985、1996年、2001年、2002年、2006年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對於那14位東京受審判的甲級戰犯到底有沒有罪？黃昭堂說，他不認為他們是戰犯，「他們是戰輸了，才被審判的」。如果這些人是戰犯，原子彈丟下去，死十幾萬人，那也是很大的犯罪。黃昭堂說，希特勒犯的是是民族屠殺的行為，genocide的罪。他是有罪的。但是，這14個人所受的審判的罪「發動戰爭」，在他們發動戰爭前，國際上並沒有這種罪名。完全是戰敗後，戰勝者追溯既往給他們加上去的。所以他們犯的罪其實就是「戰敗之罪」。 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功過，黃昭堂強調，日本是（主動）侵略中國的。但是太平洋戰爭卻是被逼作戰的。因為當時日本的石油、原物料都被禁運，只好起來被迫作戰。事實上，如果去看那些日本將軍的證詞就可以知道，沒有任何一個人認為發動這場世界大戰是會贏的。 黃昭堂強調，他不是要刻意維護日本。「有些人會認為我是親日份子，其實，只要看我寫的文章，沒有一個字可以發現這樣的想法」，「我本身是台灣人，有抵抗心理」，「你日本人，我台灣人，你父親統治過我父親。光是這樣我就很不甘願」。 他說，戰敗前，一些特攻隊的年輕人死前都有寫遺書。他讀了這些遺書相當感動。這些有些年輕人當然是是受了教育的影響。要為國家、為民族、為了天皇而死，但是看他們也是為了他們家人、心所愛的人而死的。遺書裡這樣寫，「相信美軍到來，一定強姦我們母親、姊妹，所以要用我的生命來保護我的國家。」而這些人也都相信，「死後一定可以到靖國神社的。日後，如果要見我的話，就要靖國神社找我。」以這樣心情而戰死的人，如果這些遺族到那裡祭拜他們，有什麼錯呢？他說，「這些人都是其情可嘉。我去參拜一下他們有什麼不對？」 他接著以自己的兒童時期經驗說，那時的氣氛是，我們是跟美國、英國、中國在作戰的。他不認為盟軍是要來解放我們的。他們是來轟炸我們的。我也不相信那是解放戰爭。「我在國民學校種菜時，飛機低空用機關槍掃射我們這些數十個戴著運動帽在逃命的學生們，飛機上看不清楚這些是小學生嗎？戰爭就是戰爭，我不相信那是解放戰爭」。 但是回到台灣，那獨派又該如何看待忠烈祠裡還祭拜了一些228事件屠殺台灣人的兇手？對此，黃昭堂說，他本人不會去忠烈祠祭拜，他曾經陪同友人去過忠烈祠，不過，他只是站在那裡看，沒有祭拜。「祭拜到那些人時，你就倒楣死了」。即使台灣獨立後，把現在的忠烈祠改成「台灣獨立紀念碑」，但如果還有奉祭蔣介石時，黃昭堂說，他也不會去祭拜。因為，「台灣國就該紀念台灣國的英雄」。不過，他也補充說，「那些神靈請不出來的，因為，本來就是沒有的東西，有請出來，沒有請出來，也不知道，在信仰上我還沒領會到死後的世界」。 而如果台灣獨立紀念碑裡，也有些二二八的兇手，台灣的總統該不該去？黃昭堂則是表示，獨立以後，國家形成的歷史，大家有那麼多祖先，你不能說，我的要，你的不要。當然不能如此。 接著黃昭堂繼續補充他個人對於神社的看法。他說，其實，對於這些祭拜的事情，他沒有興趣。他有些不一樣的心情。從小，他就不喜歡拜神社。因為小時候禮拜天要拿掃把去掃神社，對他來說，這個工作的負擔很大。所以，他對神社沒有好感。對於祭拜神社，他是完全沒有興趣，包含靖國神社在內。但是他不反對別人去拜，甚至鼓勵其他人去拜。主要還是有另外一個思考，中國那麼反對。「中國反對的東西，我都覺得是好的東西。我的反應是很單純的」。 至於談到最近的「去蔣化」議題，不管是不是台灣獨立前、或獨立後，他能接受台灣總統去慈湖或中正紀念堂謁靈、祭拜嗎？黃昭堂認為，其實都不必去。不過，如果去了，他是不會激烈反對的。也不會刻意去罵。因為，這是這個總統本人的政治考量，要他自己去承擔。不過，他補充一句，「不是自己父母親、親戚朋友的墓，不要隨便拜比較好」。 作為一個台獨運動組織的負責人，對於靖國神社採取這樣的立場，會不會擔心因此引起到東南亞的反彈而影響到台獨運動？黃昭堂說，不必考慮這些。他說，其實東南亞國家並沒有反對。強烈反對是中國、南北韓等而已，對於台灣安全沒有幫忙的，或有害的國家之想法，這都不必考慮。 至於對於外界認為部份台灣獨派團體過於親日，只跟日本右派往來說法，黃昭堂則回應說，這樣講不合理。「我不知道什麼是右派，現在日本的右派就是主張日本復興的通通被打入右派」。「真正右派應該是所謂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個人生死至之虞度外」。但是這些人其實是非常少數的。我們交往的日本人，範圍非常廣泛。「如果真的要分類的話，早期支持台灣的那些右派都是支持蔣介石的。蔣介石死後，才跑來支持台灣人的」。 黃昭堂承認，他的確很少批評日本。「我是一個現實的政治運動者。如果一直要跟人家翻舊帳，又要得到人家的支持，這也不太合理」。黃昭堂接著說，「我們做運動的人，對於日本的中國政策都有相當的批評。只是要不要講出來而已」。戰術上要得到人家的支持。可以批評日本、美國但是不能反日、反美。要儘量爭取美國、日本的支持。 對於李前總統接受「後藤新平獎」，往後如果有台灣總統也接受什麼「蔣介石獎」、「蔣經國獎」時，要該如何看待？黃昭堂說，如果有人去拿蔣介石等人的獎，就要看那個人的心態如何了。 但是他並不反對紀念蔣介石、蔣經國，只不過，不該把中正紀念堂設立在台北市中心。佔據著這麼重要的位置，規模這麼大，代表著國家對於他的過大評價，那是不適合的。如果有一個比較小的蔣介石紀念堂、蔣經國紀念堂，如果是放在慈湖的話，他覺得則是可以的。

現在我仍和三十幾年前的看法一樣，客觀條件不成熟，計劃不周全，致使受害者犧牲太大，包括提供抵押品的多數家庭。「四二四」的後果，借家母的話，”要做代誌，要擔輸贏”。

四二四刺蔣的槍聲，立即引起全世界對台灣獨立運動的注目，美國、日本 、歐洲、加拿大各地的電台與各大報紙，均以頭條新聞大幅報導，同時也掀起海外台獨運動的高潮。為了救援黃文雄、鄭自才這對妻舅，海外同鄉 設立「台灣人權訴訟基金」，各地發起救援募款，以籌措黃、鄭二人的保釋金二十萬美元。當時多數留學生經濟基礎仍不夠，但是毅然熱心出錢出 力，有人拿出股票、現金和房子出來湊保釋金。

黃文雄 阿母往生十年後，爸爸終於在五月三日凌晨「轉去」了。十年前我寫了一篇「刺客的阿母」紀念阿母去世(見附錄)，現在也想寫一篇紀念爸爸。除了個人的懷念，作為台灣現代史的一個切片，爸爸九十二年的一生橫跨日據時期和蔣據時期，許多經歷（例如一度蒙冤入監被囚）也頗有可記之處。 爸爸在一九一五年出生於新竹頭前溪邊舊社附近的湳雅。阿公種田並兼業土水師父，尤其以策灶出名，連中部地區也不時有人聞名聘請。阿媽是一位只有開拓墾荒社區（新竹開發較晚）才容易看到的堅強女性。她生了十多個孩子，都是自己接生的；生產後不過幾天，就又回到田裡工作。阿公和阿媽的影響不只可見於爸爸後來的土木與水利工程師生涯，也可見於他一生工作狂式的風格。 殖民統治與台灣現代化的糾纏 阿公一向痛恨日本殖民者，但是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還是不得不讓爸爸去新竹第二公學校（後來的北門國小）讀「狗仔書」。家裡農事繁重，爸爸下課後都是直接走到家裡「田頭」，脫下制服摺疊好放在田邊，就下田做農。但他書還是讀得很好，六年都是第一名的班長。也就是因為他書讀得太好，在他快畢業時，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傳統與現代、以及殖民統治與台灣現代化的糾纏，就顯現出來了。 偷偷去台北考台灣工商學校 很多師長朋友都覺得爸爸如果不再繼續求學，就太可惜了，可是阿公卻不會容許。結果是一位朋友給了他五塊錢，讓他可以偷偷去台北考台灣工商學校。爸爸當然考上了。既成的事實加上朋友動員長輩勸說，再加上公學校的日本校長穿著文官服掛著佩劍親自下鄉「拜訪」阿公，才使阿公終於讓步。 取得文官資格 台灣工商學校（後來的開南）是那時日本培養台灣中初級工商幹部的一家學校，訓練極為嚴格務實。像爸爸所讀的工科土木分科，就教工程計算所不可少的微積分，這是今天的我們所難以想像的。爸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到金瓜石礦公司工作一年，很快就被找回新竹州（轄區涵蓋今天的桃竹苗）服務。他從水利工程「技手」做起，因為表現優異，不到兩年就取得可以穿文官服的文官資格，那時新竹只有少數台籍文官，而爸爸當年才不過二十一歲。 這件事對阿爸有很大的影響。雖然超越殖民意識的程度不一，當時日本技術官員中，的確有不少具有近乎宗教狂熱的現代化推行者。他們在尋找幹部，敢用人唯才，既是長官，又是要求嚴格的老師。阿爸從此感染了他們的狂熱，加入了他們的現代化部隊。 內公館的大小姐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 也就是這個時候，爸爸認識了阿母。經過一段當時算是很現代的交往（例如他到阿母上班的地方等她下班，陪她散步回家），由共同的老師林玉音先生做媒人，他們結婚了。當時（一九三六年）爸爸二十二歲，阿母十八歲。這段婚姻之所以可能，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阿母是新竹「內公館」林占梅後代林家平的大女兒。「內公館」的林家和北門外「外公館」的鄭家（鄭欽仁教授就是來自鄭家），是新竹的兩大家族。這時林家雖已衰敗，還是住在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房裡。內公館的大小姐會在第一信用合作社工作，並且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正好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的變化。 此後的九年，阿爸繼續投入透過水利建設，把台灣現代化的「使命」，足跡遍及今天的桃竹苗。家裡的照片簿裡有些他穿著文官服的照片，但在照片中和記憶裡，更多的是他和他的長官和部屬穿著綁腿爬山涉水的影像，以及他辦公室裡堆積如山卻井然有序的設計圖和測量資料。即使在他晚年，當弟弟開車去鄉下遊玩時，他還可以指出一般人不知道的鄉間小路，當然還有對路上各種工程的評語：這裡本來計畫怎樣，那裡應該怎樣，才算合格。(爸爸終其一生，始終不能瞭解，為甚麼國民黨來台以後的台灣，最簡單的馬路也舖不好。) 會爬山越溪的水圳 小時候的我還以為爸爸的狂熱就是工作的常態：經常出差，日夜從公，永遠曬得黑黑的，吃飯時還會抽出永遠隨身的計算尺和筆記簿來。但後來也隱約明白了阿爸的「使命感」。例如二戰後期，爸爸在苗栗銅鑼圈監工，有一陣子家裡也搬過去躲避空襲。他所監工的是他也參與設計的一項水利工程：利用高度落差，讓水下山，過溪又爬山，以灌溉本來只能種茶的旱田。 雖然是八歲時的事，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很多小事。例如，無論走到哪裡，都有村人介紹我是「那個讓水爬山過溪的耀輝仙的大公子」。又例如有一天，爸爸帶我爬到一處山頂，在晨曦裡指點江山，告訴我這項工程的原理。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影像，也是生平第一次感覺世間有某種類似「昇華」的東西。這同時也是我第一次忘了為阿母感受的不平：爸爸是個「模範」丈夫，每月領到薪水，原封交給阿母，再要些零用錢，其他諸事就交給阿母，自己專心做他的工程去了。 石門水庫：從日據轉到蔣據時期 一九四五年台灣由日據改為蔣據，對爸來講，是個困難的轉變。沒什麼政治頭腦的他，簡單地以為「重歸祖國」後，他這個「技術者」可以更有發揮的空間。但他很快的就失望了。那時新竹州改為新竹縣，新竹市改為省轄市，縣政府（含桃竹苗）搬到桃園，他在建設局水利課工作，負責督導全縣八個水利組合（後來的水利委員會）。記得有一天，他臉色鐵青的回到家裡，坐到屋角不肯講話，好像還摔了東西。 經過阿母的婉轉探問，原因才浮出來。原來局裡被安插進來一些缺少專業的「野蠻人」，其中一個標準的中國官僚，為了開闢和裝飾同時可以喝茶看報的會客室，竟然把工程檔案搬到受風吹雨打的走廊。其他的國民黨官僚作風阿爸還能勉強忍受，這件事對他來講卻是件不可原諒的「野蠻」行為：那些檔案他和同事長年累月登山涉水蒐集來的，不是一般等因奉的公文。更糟的是他找上司抗議所得的結果，竟然是某種讓他不能瞭解的和稀泥和被「記點」的可能。這裡顯然有著不同文化和不同發展階段的衝突。 石門水庫的先驅作業 那一陣，爸爸生平第一次長期的情緒低沈，但是他還是四處奔波調查各水利工程的受損狀況，擬定計畫向上級政府申請補助，努力進行修護工作。讓他多少走出陰霾的是當時的水利局長章錫綬。章是個識貨的人，偶然從工程計畫看出爸爸的能力經驗後，簡直纏上了爸爸。這可以從阿爸所擔任的工作看出來。除了本來就是全縣各水利委員會的總督導，他還兼桃園大圳的土務課長。在美援計畫下，章錫綬成立了水利局桃園工程處時，爸爸又被拉去兼工務課長。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委陳誠、工務組長章錫綬）成立，水壩的美國設計人員所要求的資料，章也要爸爸負責提供。不但如此，水庫完成後，將有餘水。如果從楊梅開一條水路，將可灌溉湖口、新豐一帶的看天田。在因此所設立的湖口工程處，爸爸也兼了工務課長。因為身兼這許多職務，他還有一部專用的吉普車。 「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這麼多工作在那個電話稀少、沒有電腦的時代究竟是怎麼做的？我只記得那幾年家人很少看到他，也知道他除了開車到處跑之外，還利用日本人留下的、極為綿密的桃園大圳電話聯絡系統。此外就只能依賴想像了：官方的台灣戰後水利史當然不會去記載阿爸這一層次的人在幕後所做的「克難」苦工。 然而，儘管章錫綬給了爸爸機會（或說過度「剝削」了他），他最後還是離開了。心力交瘁是部份原因，但最主要還是蔣據時期帶來的新的「做事方式」。美援所支持的這些水利工程帶來的利益太大了，位置不高不低的他卡在中間，必須應付許多無關工程專業的壓力。這是他所無法習慣的；他懷念日據時期那種單純的「技術者」的日子，以及那時期比較「清氣」的現代化使命感。他辭職的時候，章找他去罵了一頓，還說了一套「機器必須滑潤才能轉動」的道理。爸爸說，雖然他相當欣賞章，他的回答是：「非常失禮，但是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爸爸的選擇是到私人的建國營造廠擔任總工程師。建國的老板陳金灶先生找了他幾十次，阿爸最後答應的條件是，他可以不管技術之外的任何事情。這裡當然也有經濟的考慮，當時的公務員待遇太低了，低得簡直要逼人尋找各式各樣的「外快」。私人企業就好得多；我們這個小家庭還第一次有了自己買的房子。 但爸爸的「建設狂」是他的宿命，不到三年（一九五四年），他又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這事起於同鄉鄭雅軒先生，當時是新竹市長。因為附近有空軍基地，二戰時新竹被轟炸得很厲害。道路破壞、排水溝淤積、路燈不亮…那時政府財政不佳，連公務員的薪水都常常發不出來，遑論建設經費。殘破的市容和機能就這樣拖了快十年，其間新竹還從省轄市被降為縣轄市。鄭市長「建設故鄉」的說詞打動了爸爸，答應犧牲收入，重下火坑，主持新竹市的土木建設，雖然他明白他所管轄部門只有技士、雇員、電工、事務和工友各一人，連他只有六人。 新竹市是有名的風城，道路不修，不但行走不便，風來時更是飛沙滿天，非緊閉窗戶不可，排水溝也淤積而形同廢物，火災時救火還會抽不到水。爸爸雖然是「技術者」，卻不乏想像力。他組織了義工隊，又沿道路說服居民出資一半，政府輔助一半，逐段舖路，種植樹木。舖過的路段起了示範作用，未舖的路段上居民起而仿傚。就這樣舖設了兩百多條道路。所需的費用真正的用「克難」解決，例如他買了一輛卡車，所需的沙石就由義工隊出力，到市郊的頭前溪採取，這種先這一段後那一段的舖路方式，一時傳為奇談。他就用這類「怪招」，在三年內讓新竹變成一個比較像樣的城市。 「建設狂」背後的偉大女性 這類的基本城市機能逐步恢復後，爸爸開始更大的計劃。例如從西大路末端建築一條到古奇峰，希望最後能把古奇峰、十八尖山和青草湖連成一個市民遊憩的觀光區。我自己的第一份高中暑假打工就和這個計劃有關：不是到市公所上班，而是和工人（很多是榮民）一起修策這條路。（這是非常勞筋傷背的勞動，若不是事關爸爸的面子，我多半不會做完整個暑假）。 這三年多裡，家裡已經有五個孩子，生活費外還有學費，經濟非常拮据。阿母在家事之外不得不開始替人家做衣服來補貼收入。 台灣夏季長，單單是用木炭燒熱的舊式熨斗就是汗流浹背的辛苦工作（我知道，因為我常是衣料折邊之後負責「熨邊」的小助理），這份額外的工作對她後來的健康有很壞的影響。這段時間，不時有私人營造廠來挖角，但阿爸都拒絕了，他不但是一個「技術者」，而且還是一個「建設狂」，這是我對爸爸的尊敬和佩服，永遠參雜著對阿母的不忍和同情的原因。 為鄒縣長兌現競選支票 阿爸的「十年計劃」執行了三年多的時候，鄒滌之當選了新竹縣長。選舉時前議長鄭玉田先生替鄒他想出一條很有吸引力的政見，也就是要讓新竹的自來水供水恢復正常。戰時的盟軍轟炸破壞了自來水系統，政府又無力無能修復。當時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市民競相在水龍頭附近挖深洞，把水管儘量彎低，以爭取供水。地面如此，二樓以上的水龍頭更已空置十餘年。這個政見為鄒縣長拉到極多選票，但是，怎麼兌現這張支票？ 鄭玉田先生向鄒縣長建議請在建設上已經小有聲名的阿爸來承擔這個工作。謀定之後，鄒縣長向鄭雅軒市長要人，他自己則來說服爸爸。阿爸因為他的「十年計劃」尚未完成而猶豫過，但還是答應了。在某一意義上，鄭市長恐怕是樂於讓他離開的。爸爸的部門不斷向前衝，對他和其他部門不無壓力，但這還是對市長整體來講有利。另一些事則不然。例如新竹有不少老中央民代、老將軍和其他特權人物。阿爸舖路的時候，有些人會要求特別服務，例如「順便」舖舖他們家的巷道或車道之類。在他們的國民黨文化裡，這不過是小事一件，但阿爸當然不肯賣帳，而且還拒絕得不是很婉轉，結果壓力當然是轉到鄭市長身上，讓他在他們和阿爸之間很難做人。 十八尖山的日軍寶藏 一九五七年開始，爸爸在縣政府的新職是主管自來水和瓦斯的公用事業管理所。自來水問題十多年不能解決，可以想見這個單位需要多少整頓，而二戰後經費短絀更是一個問題。他開始一面整頓所務，一面全面徹底檢查全市的供水系統，另一面思索經費短絀下解決問題的另類「奇招」。他的奇招如下：他偶然發現，現今科學園區附近在日據時代有一個海軍訓練中心，設有一個人工湖以訓練水手操舟。 該中心戰事前曾有擴充的計劃，因為後來盟軍轟炸而中止。會不會有什麼建材留下來呢？一經實地調查，爸爸果然在附近地下以及十八尖山的山洞裡挖出大批水管、油管之類的建材。 這件事當時被民族晚報（或大華晚報？）聳動化為頭條的「十八尖山發現日軍寶藏」新聞。「寶藏」雖然解決了建材問題，卻也帶來了不少麻煩，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甚至故意找記者寫新聞說爸爸私吞「寶藏」。這件事後文將另有敘述。那時幸虧鄒縣長有軍方背景，也知道恢復供水對他自己政績的重要，爸爸還是能全心進行修竣工程，從水源頭前溪開始，一路往市內修。 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 自來水系統終於修復完成。接著就是爸爸生平最得意的一天。之前幾天爸爸都派了宣傳車向市民宣佈將恢復正常供水，（尤其是二樓以上）久未使用的水龍頭必須關緊。可是經過十幾年缺水，很多市民顯然不相信，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阿爸也因此出了名，至今還有老輩市民津津樂道。 供水恢復正常以後，改善瓦斯供應，阿爸又申請美援輔助款津貼市民裝設水表和瓦斯表，公用事業管理所從此可以按表收費，提供進一步建設的經費。該所因此變成可以申請貸款的營利單位，人員和車輛都大幅增加。但是，爸爸的成就也正是他的災難的開始。 公共事業管理變成有收入的大單位，所長自然成為很多人眼紅的肥缺。但這一時還不是問題。以爸爸當時的地方聲譽(他在縣與市的成就都是其他縣市參訪觀摩的對象，他在扶輪社的匿名是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校長特別為他取的希臘海神Poseidon)，還沒有人敢動他。麻煩來自：第一，他被迫加入國民黨；第二，「有力人士」都競相想往他的單位安插人員；第三，公用事業管理所人多車多，國民黨縣黨部一到選舉都會向他要人要車要錢(協助報銷)。這些都是他所痛恨的，雖然有時勉強敷衍，但他的「不識相」已經得罪了不少人。 叢林裡的「Poseidon」 爸爸的這些困擾，鄒清之縣長任內已有，而在彭瑞鷺接任縣長後更形惡化。事情終於在彭籌劃競選連任時表面化：彭要他負責六百萬元的競選經費。爸爸告訴他，公共事業管理所不是私人公司，他不能這樣做。不但如此，為了前兩期自來水改善工程，公用事業管理所已經負債；當時還在為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以及第二期瓦斯改善工程的經費傷腦筋。彭瑞鷺聽了當然極不高興。其後阿爸就接到彭身邊的人他「多半做不久所長」的暗示和明示。當時升官調職都有價碼，最低的教員調職也要至少三萬，其他形式的營私舞弊不勝枚舉，選舉將到時，這一切更是變本加厲。在公用事業管理所這個有收入的肥單位，阿爸因為前述特殊因緣當了主管，卻還理直氣壯的不肯合作，而且不合作了七年之餘，還大談十年、十五年計劃，對許多人來講，已經到不可容忍的邊緣。 當時爸爸正在辦理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公共工程局來函說，政府只能補助一半，另一半必須向美援會申請貸款，但美援會堅持必須提高水費才願貸款。提高水費案提到縣議會時，馬上變成縣議員耍弄的題目。縣議會決議組成七人小組到各地水廠調查水費。旅行吃喝費用本來應由縣議會支出，卻要公用事業管理所報銷。這些費用竟然還包括到台北觀賞日本歌舞團的表演。怎麼報銷呢？ 禍起東牆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在政大新聞研究所讀書，當時已經拿到美國大學獎學金，正在準備出國。那一天突然接到家裡拍來的電報，說爸爸被不明身份的人士用吉普車帶走。我極為驚訝，因為阿爸是最不「政治」的人，而且如果是政治事件，抓的人應該是我。我和當時讀政大政治所的謝聰敏來往密切，跟他去見過彭明敏教授，雖未直接參與，卻知道他在全國各地「擦火柴」，串連反蔣人士。而我自己也和僑生中有左派背景的人有些來往。如果不是政治事件，究竟是什麼？ 趕回新竹家裡後，才知道調查局的人到公用事業管理所搜索，沒幾分鐘就找到一堆單據，並把爸爸帶走。那時調查局(當然包括各地的調查站)還極為神秘，而這種神秘又加強了它的震懾威嚇作用。我努力找人詢問，以拼湊出事情的輪廓，但肯說話的人不多，有些甚至不敢和我見面。 拜託台北政大朋友的家長(政大有不少黨國人士的子弟)向調查局要求和阿爸見面，一時也沒有結果。 來自警總的司法黃牛 這段時間相當讓我困擾的是司法黃牛。我趕回新竹那晚，就已經有人上門招攬，其後至少應付了七批。我雖然不想用他們，卻知道不能得罪他們。這時我已經知道阿爸的事不是政治事件，如果起訴，應在新竹。這些人渣中有些人顯然真正掌握有力的特殊關係，即使不用他們，也不能激怒他們。應付他們的經驗必須找時間用類似小說的方式寫出來，才能傳神。但其中兩人卻必須提一下。 這兩人自稱在警總任職。他們邀我吃飯(意即要我請客)。我想看看是否能從他們口中多問出些蛛絲馬跡，就和他們見面。見面後才知道他們有興趣的是前文所說阿爸發現的「日軍寶藏」。他們拿出當年的晚報頭條剪報，千方百計想從我口中套出阿爸究竟私藏了多少。意思是：如果和他們分享，可以保証阿爸沒事。我告訴他們，所謂寶藏其實是水管之類的建材，並不是他們所想的黃金之類，但他們顯然不相信。我不確知他們是否真是警總的人，但其中一人確實拿証件給我看，只是遮住名字。這兩人纏擾了我好幾次(有一次還多帶來一個「上級」助陣)，大概是因為沒有結果才放棄了。 制度性犯法的操控迫害手段 […]

這驚天動地的一槍，已經是發生在三十七年前的事件了。不過，我們卻覺得，這一槍的確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下，《共和國》雜誌決定在「刺蔣案」三十七周年的這一天推出〈四二四刺蔣專輯〉，並順利連絡到該案的主角之一──鄭自才先生，對他做了將近三個小時的專訪。

陳儀深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1970年4月24日在美國紐約行刺蔣經國的主角黃文雄，2003年12月在吳三連基金會主辦的「自覺與認同」研討會發表〈424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現身說法解釋他當年行動的動機、四個人自己（黃和他的妹妹晴美、妹婿鄭自財、賴文雄）籌劃執行的經過、為什麼要衝到2、3公尺的近距離開槍以及為什麼選擇棄保逃亡等，揭開許多重要的真相。不過，當時擔任世界性台獨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首任主席的蔡同榮，最近接受訪問已說明刺蔣這件事是經過組織內部商量，不是臨時起意，而鄭自財已經在替聯盟做事，黃、鄭兩人行動時使用的槍枝是陳榮成用聯盟的錢買來的（此事黃文雄並不知道）。 研究歷史事件除了需要當事人的自述或口述紀錄，最好還有檔案作為依據∕參考。茲將外交部已經解密的《叛徒謀刺蔣副院長案》略作整理介紹，限於時間故詳論只能俟諸來日。 二、事發初期 1970年與蔣經國訪美同時，美國《新領袖》半月刊即刊登〈美國退出台灣──滿足北京要求？〉專文，提到尼克森政府已採取若干步驟，包括朝向美軍撤出台灣與台灣海峽等中共要求的方向，但美國政府顯然出於撫慰蔣，仍保持「堅定的外表」並不會率直以告。這可以作為蔣氏訪美並受到高規格接待的背景說明。 1970年美國時間4月24日接近中午時分，蔣氏一行人即將進入紐約的Hotel Plaza，32歲的黃文雄趨近開槍，被一位機警的警官出手推撞，子彈飛向蔣氏頭部上方，開第二槍時蔣氏已進入旋轉門；當一群警察蜂擁而上，一旁散發傳單的鄭自財跳進來營救，兩人遂被戴上手銬，送往警察局偵訊。第二天許多美國報紙均以頭版刊載此消息，《紐約時報》社論一方面認為這是「對本市市民的羞辱與難堪」而予以譴責，另方面討論台灣人的處境稱二十多年來受到來自大陸的政權「嚴重迫害」以及台獨訴求的一些正面描述。此外，《華盛頓明星晚報》亦稱此事件將中華民國的困境「戲劇式地暴露出來」，而且「台灣獨立將可解決北京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亦會為北京與華盛頓建立外交關係鋪路。」 美國總統尼克森除致電蔣經國表示歉意，且透過駐台大使館向蔣介石總統致函表示歉意，檔案中附有英文版和中譯版函、電。外交部（部長魏道明）遵示代擬復電稿，奉核定後「以電報拍發駐美大使館轉致，稍後再將親簽之電文寄交該館轉遞。」處在第一線的駐紐約總領事俞國斌，稍後向外交部回報時說「台獨偽組織於（24日）當晚發表書面聲明，表示槍擊事件絕非代表該組織之行動，該組織堅決反對暴力」；「27日下午由（駐美大使館的美籍法律顧問）李格曼律師陪同職與陸公使以正往見主辦檢察官，職復再鄭重向其表示我方反對保釋之態度。」不過，4月28日紐約刑事法庭法官決定，被控行刺的兩名被告，各以十萬美元保釋（但鄭自財因曾毆打治安人員，涉嫌妨害公務，加科保釋金壹萬美元），儘管《紐約時報》刊出一則台北消息：「憤怒的台北市議會（通過決議）要求引渡」，但由於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且事件地點在紐約市，紐約州的刑庭具專有的司法權，不屬聯邦法院、更不屬外國法院。 三、法庭攻防與「黃鄭救援基金會」 在台獨聯盟方面，經陳隆志的老師Lasswell（Harold Dwight Lasswell, 1902-1978）介紹，聘請芝加哥名律師Louis Kutner作為法律顧問∕辯護律師，雖然名氣很大但並不稱職，很快就把初期募得的10萬美金花光了，所以黃、鄭保釋出獄後就另找律師。據黃文雄說，最後決定的三個人都是很有進步思想的律師，其他幫忙的還有康大社會學教授Jay Schuman，他有一套篩選陪審團的方法，對辯方律師助力不小。 5月5日本案由檢察官正式向大陪審團提出，當日傳訊警方證人5人；檢察官此時的困難是對鄭自財的犯行缺乏當場目擊證人，不易確證其有同謀行為，若不能證明有兩人以上共犯，則黃文雄即不構成陰謀（conspiracy）行刺。在此之前，駐美大使館為協助檢方搜集證據，乃將台獨刊物《台灣青年》第105期所載〈今日的台灣──六月記〉一文中，所言欲暗殺蔣經國之文字一段譯為英文，請律師送交檢察官參證；此外，周書楷大使與俞國斌總領事先後電報略稱，有一位自稱Frank Tsai者於4月25日投函聯邦調查局，密告此次行刺事件係出於羅福全、周烒明及田弘茂三人之計議，但經外交部多方查詢此一Frank Tsai究係何人仍不得要領；5月12日檢方傳訊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陳榮成出庭作證，陳榮成曾向聯邦調查局承認謀殺用之兩支手槍係彼購置而轉借鄭自財，應訊時說明係於4月16日送往紐約，價款係向台獨（聯盟）報銷。5月15日大陪審團以黃、鄭兩嫌犯圖謀殺人及非法持有武器之罪，決定提起公訴，案由紐約最高法院刑庭受理。 關於「黃鄭救援基金會」，曾經廣泛向台灣同鄉發出〈救援黃鄭兩氏呼籲書〉，內容說到「這一次事件的發生實在是這一代台灣人共同悲劇命運的反映」，它訴諸同胞愛，並無觸及台獨理念或手段的問題，它最後說基金會成立之日，「在場十餘人共捐出一萬四千美金，並獲借款承諾幾近二十萬元，唯預計所需金額高達五十萬元，離此目標尚遠，時間亦極為迫切，因此希望各位於最短時間內慷慨捐助。」其次，5月2日以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名義自賓州費城寄發之救援黃鄭「通訊信」，連同蔡同榮主席署名的英文信〈To all media: For Immediate Release, April 27, 1970〉在檔案中亦完整保留下來。 5月15日檢察官將黃、鄭二人提交紐約最高法院起訴以後，被告律師曾傳喚Wisconsin大學政治系教授Douglas Mendel出庭作證，希望針對刺蔣事件的政治背景有所說明，以強化其政治意義，但檢察官以其與本案無關為由反對之，且經法官核准檢察官之意見而作罷；被告律師又企圖傳喚駐美大使館法律顧問李格曼（Harold Riegelman）律師作證，詢以黃鄭在台之家屬有無被捕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是否向檢方施壓以維持高額之保釋金，仍因檢察官反對且法官判定反對有效而作罷。再者，被告律師要求法官減低兩人之保釋金，經檢察官反駁之後，法官宣判鄭自財之保釋金減低為9萬美元，黃文雄之保釋金則依舊是10萬元，此一宣判翌（5月26）日，鄭自財先被保釋，這9萬元係由紐約Public Service Mutual Insurance Co.出面提交法院，同時由下列數人向該公司提供抵押品：（1）蔡同榮提供的股票，（2）張燦鍙提供個人的儲蓄存款25000元，（3）黃呈嘉、沈雲夫婦以房屋抵押一萬元，（4）葉國勢以房屋抵押13500元。一個多月以後即7月8日，黃文雄亦被保釋出獄，保釋時除繳交保釋金10萬元，且因在美居留逾期，保釋後立被移民局扣押，並判決保釋金一萬元，所以多耽擱了半日多；保釋黃文雄的款項仍由上述提供鄭自財保釋金的同一家公司貸予，其抵押除原有（四部分）之外，還包括鄭妻黃晴美的銀行存款、張燦鍙本人的銀行存款以及張燦鍙之妻的銀行存款。 四、國民黨政府的對策 蔣介石的兒子──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在訪美時遇刺，是國際矚目的大事。由於美國各州司法獨立，本案完全歸紐約州管轄，中華民國政府或其代表在法庭上無任何地位，不得發言或提出主張，駐美大使館的法律顧問李格曼律師在紐約刑庭完成控告手續時雖兩次到庭，也只是提供檢方顧問意見的列席旁聽身分。行政院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主任陸以正對本案涉入甚深，曾在5月20日撰呈〈黃鄭案可能發展之研判及我方對策〉，其中說到「據我方律師估計，即使黃鄭兩嫌第一審判決有罪，亦不過數年有期徒刑，可能訴訟尚未結案時已符合假釋規定，保釋出獄。」在政府對策方面，除了設法使兩犯不能保釋、協助檢方密查其他共謀之「叛逆份子」以外，對外宣傳應注意： （一） 在審判過程中避免任何可被曲解為影響美國司法獨立之舉動與言論；（故邀請「4/24救蔣之」紐約市警局探員James Ziede訪台之議宜暫緩） （二） 強調本案為單純之刑事案件； （三） 對於我方秘密協助承辦檢察官偵察本案及提供各項證據事，應注意保密。 最後還建議：「鑒於本案最後量刑決難從重，我方似可考慮在陪審團決定有罪，而承審推事尚未判刑之前，由蔣副院長具名致函本案承辦檢察官請其對兩逆從寬議處。如此則世界輿論必加讚陽，另方面亦可使叛逆份子無以攻擊政府，且可使台胞明瞭政府原無台胞與大陸人之分。」 所謂由蔣副院長具名建議「從寬議處」的函件並沒有出現，倒是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建議並經過「審慎研究」之後，擬訂一份〈處理黃文雄暨鄭自財兩逆叛國案我政府應採態度選擇方案說帖〉，其中提出三種選擇方案：一是「採取寬容態度」，即如上述以蔣經國個人名義致函請求從輕判刑，此案之缺點是「任何縱容姑息之措施適足助長叛亂活動」；二是「採取嚴正態度」，繼續運用各種關係使黃、鄭兩逆未來之刑期能儘量達最高限度，並要求美政府設法在本案判決後或服刑期滿後，將黃逆文雄遣返，此法之優點是可對「叛亂份子及其偽組織」發生嚇阻作用，缺點是如處理不慎「可能引起國際人士對我之誤解」；三是「採取緘默態度」，在本案判決前後保持緘默，而對叛亂份子及其偽組織多方予以打擊，此或將使外界對政府立場諸多揣測，但實際上可收抑制叛亂活動之效果，而無損於國際間對我之觀感。由於「陸海光」會議要求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來文報行政院指示」，行政院（院長嚴家淦）遂指示「應選擇第三方案」，即一方面對本案保持緘默，一方面對台獨多方打擊。 五、餘波 黃文雄保釋後，竟獲紐約法院批准赴全美24處作政治性演說，國安局乃就此事函外交部「敬請參處」，外交部遂致電駐美大使周書楷「洽查報部」，周書楷的答覆是：「本館因法律顧問向法院力阻未果，復洽請國務院設法阻止，該院查問後復稱：依法保釋後並不能限制行動，惟需將行動報告法院，……故歉難為助等語。」 1971年5月4日法庭開始了證人作證的主要階段，當（5月3日才組成的）12人陪審團進入法庭之前，黃文雄突然承認去年大陪審團對他的指控──企圖殺人及非法持有武器，法庭宣布7月6日之後判決，黃文雄遂在繼續保釋之下離開；接下來針對鄭自財一連串的傳訊證人，其中任教於路易斯安那州的陳榮成堅稱，他不是受組織指示而置槍，他是為自己練習射擊之用，組織並沒有付還他買槍的錢。關於鄭自財審判案全部證人證詞共約950頁，其中鄭本人、陳榮成及賴文雄等三人的證詞佔一半，若要向法院洽購需每頁1.25元。 1971年7月6日原訂宣判之期黃、鄭二人均未到庭，延期之後二人行蹤仍然不明，總數19萬美元的保釋金乃被沒收。1972年3月外交部查知黃、鄭二人「潛往匪區」之說不確，鄭自財已在瑞典獲政治庇護並在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黃文雄行蹤成謎。1972年8月瑞典最高法院裁定並不阻止（美國政府之要求）將鄭自財引渡返美，9月4日晚上兩位美國警官護送鄭自財登機，在此之前鄭自財已絕食抗爭一段時日，身體虛弱不堪，故途經英國之際進入醫院救治，並向英國政府請求政治庇護；1972年11月26日英國初級法院仍判決交還美國，駁回政治庇護之請求，1973年4月16日英國上議院駁回鄭自財請求免於引渡之訴願案，理由是鄭自財與引渡國（美國）之間並無政治控制或統治之歧見存在，故鄭氏在美國所犯之「罪行」並無政治性質；6月14日引渡回到美國，8月8日宣判：企圖殺人處5年、私藏槍械處5年，合併執行不超過5年之有期徒刑。

陳育青 影像工作者 和自才伯相約在暗暝七時的WUFI總部會議室。信堂、維德、朝億坐在自財伯對面，他們各自準備了問題來採訪，旁聽的還有淑惠、妙子、秀珊和育青。 一個月前，我們曾相偕去登北大武山，自才伯驚人的體力和毅力教人印象深刻，當我們一個挨著一個前進在狹促的山徑，他舉步落足的沈穩、自信，讓跟從的人感到安心。我學設計，慣常留意造型色彩，暗暗讚賞自財伯的登山裝束配色十分得宜，想來是對「美」的敏銳所致。 簡單用完餐，眾人七手八腳沏茶、收拾、安排座位、設定記錄器材，空氣裡有一點點緊張的氣氛，因為接下來我們將與身臨歷史現場的自才伯再神遊一趟，也許是晚輩們離那段歷史最近的一次了。 三位主訪者的提問各有特色，維德從出身、背景、環境爬梳自才伯台灣意識的啟蒙與牢固；信堂對於訪談中的錯綜的人物關係很快理出重點；朝億資深記者的敏銳，一下就攫住關鍵的問題點。 錄音磁帶、MP3和DV影錄帶各自捲繞時間裡波動的軌跡，自才伯的神態平靜、語氣和緩，一個問題回答完，再講下一個。從極度渴望離開這苦悶島嶼的青年，一直談到極度渴望回歸這苦悶島嶼的中年。 有人說，藝術家把生命凝煉投注在作品裡，他們的創作表達了精粹的情感，無須言語解釋。自才伯陳述事件的經過往往清淡簡約，只有在提問者著意問起時，他才談些感受和情緒。我們的筆尖在紙張上匆匆划寫，心裡是驚濤浪，「事件」可能結束於某一個時間點，槍響已遠，影響猶在，不知道相同的問題，自才伯回答了多少次 ？ 眼前浮現自才伯的畫作。纏綿縈繞的思鄉之情化為帶有童趣的線條、幾何、色塊；驚心動魄的街頭抗爭，大多數人熟悉的是1／60秒搶拍的瞬間，而他選擇用油畫這樣需要時間堆疊、等待乾燥的媒材，一筆一筆的重構。訪談中，自財伯提起他編輯過的幾本雜誌例如英文刊物《獨立台灣》──-雖然我看到的資料照片，封面給遮去了一半，那舒朗的字體選用仍傳達出很有空間感、建築設計味道的編排。一直以來，社會運動的宣傳品並不首重美感，於是這幾份文件顯得很別緻。有種平衡是：智慧、勇氣、對人和環境的感受性豐富，又表達得節制理性。 三個小時的採訪將近尾聲，欲在這麼短的時間閱歷自才伯的一生委實太嚴苛，還有好多問題、好奇…相約再去山上走走。自才伯5月26日要在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台灣文創館辦畫展，咱作伙去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