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那條河的悸動 —「河‧賴和音樂專輯」

申惠豐 我不斷的自問，那聆聽時流下的淚\，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動？ 似是一種深入靈魂的觸動，一種意識的共鳴，一種陳述，一種進出歷史的生命的釋放與救贖。 《河》是一張以賴和為概念所製作的音樂專輯，是由一群長期關懷台灣文化的年輕人們，歷時許\久獨立完成的心血結晶。這張音樂專輯以音樂與文學兩種藝術形式構築展演空間，舞動著賴和的生命經驗與文學精神，演出一場我稱之為「台灣精神與希望」的動人劇目，在這裡面，阿波羅與戴奧尼索斯聚首，狂放的情感結合思想的力度，展現出尼采所謂的悲劇精神－－一種具有淨化力量、肯定生命價值與意義，並帶領希臘民族走向興盛的精神。在我看來這張音樂專輯隱隱透露著一種再次啟動「文化啟蒙」的深刻企圖。 讓我們暫將時序推回到1930年代，當時的台灣作家正思索著該如何將台灣話文實踐在啟蒙工作上，賴和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員，他積極的採集台灣民間故事與民歌，除了一方面保存本土文化傳統的企圖之外，另一方面他也積極的汲取民間藝術的養分實踐在自己的創作之中。對賴和而言，始終於民間傳唱不絕的民謠與民間故事，才是真正貼近人們真實的生命經驗與情感，它象徵著一種源源不絕的能量、一種力度與希望的來源，因此我們可以從賴和的文學中，發現其強烈的庶民性，賴和寄望藉此擴大本土啟蒙思想的範圍與深度。 我們再將歷史時空拉回到當下，如今賴和已從一個醫生、寫作人轉化為一種「思想」與「概念」， 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們仍舊面臨著與賴和當時相同的課題。賴和，「台灣新文學之父」，作為台灣新文學研究必定被追溯的源頭，他的文學早已被「概念化」為台灣新文學的核心精神，換言之，「賴和概念」與我們所認知的關於台灣文學的概念，有著很大程度的重合，那些在談及台灣文學史時所會述及的種種概念－－啟蒙、左翼、抵抗性、反殖民、本土－－皆可從賴和的文學中窺見其身影，換言之，賴和的文學本身即是這些概念最具體的展演。 賴和的文學儘管展演著這些概念，然而要讓這些概念清晰的呈現出來，仍有賴於詮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的生產，藉由對賴和文學的分析，一一的將這些概念提取而出，賦予意義與價值，並形成一個關於賴和文學的言說（discourse）系統，而這個言說系統，所展演的便是筆者所謂的「賴和概念」。 在此，我想特別指出的是，這個由詮釋社群所生產的「賴和概念」，本身可能存在著一些「遺憾」，其中一點便是「詮釋社群」本身所具有的「界限」（也是侷限），著名的女性主義評論家Elizabeth A. Meese曾經指出，「詮釋社群」本身即是名符其實的「專斷團體」（authoritative community），由此而生的言說系統，本身即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們將不符合社群視野的一切逐出系統之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從這個系統中所生產的言說，同樣也具有一種專斷的屬性，換言之，它不僅只是驅逐了其他詮釋的可能性，從接受的角度來看，這些言說將很難被「局外人」（outsider）所領受，在此，我所謂的「局外人」，指的是外在於知識社群（學院外）的大眾。 我在前文曾經提及，這張音樂專輯隱隱透露著一種再次啟動「文化啟蒙」的企圖，其原因在於，用音樂形式來表現與詮釋「賴和」（文學及其概念），其意義一如賴和為了啟蒙大眾而嘗試以模仿民歌的方式進行文學創作，皆有著突破侷限的用意在。《河》以音樂形式展演與詮釋賴和，創造了一個不同於知識社群所建構而成的「賴和概念」，那個由知識社群建構的「賴和概念」，是一套理性的、表象的、論述性的知識系統，而《河》所展現的是一套非理性的、非表象的、非論述性的「賴和概念」，它表現的不是辯證性的思維，而是一種情感與無意識記憶的召喚。 所謂「無意識記憶」是一種深邃的情感經驗，這樣的經驗不表現任何意識與現象，它只是一種感覺（feeling），是一種非主動的記憶。「在無意識記憶的經驗裡，一個強烈的當下感覺喚起了過去一個同樣的感覺，同時亦換回過去當日與這感覺連在一起的一切其他感覺，令當事人彷彿置身於當日的情景，因此主動的記憶只能將過去以過去的形式再現，但無意識記憶卻能令人在一瞬間彷如同時置身於當下和過去的一刻之中」 ，換言之，這是一種當下的「召喚」也是一種對過去的「追尋」，《河》打開了一個空間，得以讓我們進行「共時的情感對話」。 而此種情感對話，沒有階級、性別、或者菁英／庶民教養上的限制，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理解，《河》的製作者們，何以如此強調：「《河》的嘗試與企畫，絕不只是『詠古』。製作的過程中，我們回溯上個世紀賴和的詩文與生平，我們看到了賴和和許\多的無力感，深刻瞭解到各個運動的場域，充滿著亙古無法解決的莫可奈何，但也體會到音樂藝術擁有一種獨特的力量，能保存甚至穿越時代甚至突破階級，尤其與富有庶民性的賴和詩作結合時，更能感動人們勇敢面對眼前的人生與社會困境」 《河》的製作，並不是為了詠古，不是為了要在已成典範的賴和身上錦上添花， 而是要藉由展演賴和這個人（人格與經驗）、他的文學（情感與精神）、以及關於他的概念（思想與意志），來為似乎陷入困境的台灣，提供力量、熱情、與勇氣，這張專輯所給予的，不是具體歷史方向的指引，也不是什麼明確的困局解決方案，而是隱蔽於意識結構之下的無意識的「台灣情感」，或許\此一「台灣情感」正是當代台灣人最缺乏的生存元素，而音樂這個形式，除了有著「跨界」優勢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引導我們「召喚」（當下）與「追尋」（過去）此一「台灣情感」。 「而賴和，若曉得在他死去的半世紀後，當他所關注的人間醜惡在島上依然未曾改變的今天，有一群少年仔為他寫歌，不知作何感想」這群熱情卻也略帶無奈的年輕人們作此探問，而我認為這樣的探問同時也是他們的自問：究竟這樣做有沒有意義？有什麼意義？能產生什麼改變的力量？我無法替賴和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卻看到了一種理想性的延續，一種未竟志業的承繼，這些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在文化傳統與精神仍舊頹喪的當下，在認同情感仍舊薄弱的今天，台灣依然需要被啟蒙，而《河》這張賴和概念專輯，或許\不是這場「文化再啟蒙」運動的先聲，但可以想見，它將會把這樣的理念與理想性傳遞到更廣遠的地方。

賴和，1894年5月28日生於彰化廳線東堡彰化街巿仔尾，本名賴癸河，一名賴河。筆名有懶雲、逸民、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浪、孔乙己等。幼年習漢文，根柢深厚，16歲考進總督府醫學校，1914年4月自醫學校畢業，1917年6月於彰化開設「賴和醫院」。 1918年賴和前往廈門鼓浪嶼租界任職於博愛醫院，1919年7月退職歸台。1921年10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並被選為理事，次年亦加入蔣渭水發起的台灣第一個政治結社「新台灣聯盟」，但「新台灣聯盟」後因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而解散；1923年12月16日因「治警事件」首度入獄，遭囚禁23日。一九二五年12月發表第一首新詩 – 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自此積極投入台灣新文學的創作。一九四一年12月八日，再度被拘捕入獄，在獄中撰述獄中日記，反應殖民地被統治無可奈何的心情，後因病重出獄，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享年五十歲。賴和生前即博得「台灣新文學之父」的美譽，更因為在彰化地區行醫的仁心仁術，當地人稱他為「彰化媽祖」。 此篇詩選乃是賴和載於筆記上，閱畢台灣通史後的心得；反應出賴和對於台灣歷史的情感和心境轉變。   之一、驅逐兇番闢草萊，江山如此信誰開。肥肥甘蔗黃金栗（後改為，禾麥蕃薯垂垂栗），盡我先民注血培。 （按：此詩描述早期漢人移民台灣開墾事蹟） 之二、半壁江山一木支，敢將三島抗全師。而今海上論豪傑，只有瀛東混血兒。 （按：此詩描述鄭成功事蹟） 之三、殺身世久（後改為，已）忘吳鳳，橫逆人猶畏蔡牽。香臭和關身後事，共留名字 到千年。 （按：吳鳳，舊傳為感化原住民放棄出草的漢人通事，今已知其人之偉大事蹟為虛構；蔡牽則為十八世紀末活躍於台灣西海岸的海盜。） 之四、杜鵑啼斷血猶新，魁斗山頭草不春。報國無方徒一死，傷心生作女兒身。 （按：此詩當感懷於施琅攻克台灣，鄭克爽投降；南明後裔寧靖王決定殉死，並將心意告知年紀尚輕的五妃，希望她們各奔前程，隨侍在側的五妃，聽了都含淚\對泣，在表達了全節從死的決心以後，便從容自縊。今台南魁斗山有五妃廟。） 之五、小子何知更活埋，故應天怒起風雷。世間更有傷心事，十里殷紅祇自哀。 林和尚之被害也，留一兒六、七歲，敵以斬草除根之想，命活埋之。坑已掘矣，而兒不欲倒臥其中，葬者蹴殺之，舉鋤欲掩以土，風雷劇發，葬者亦被震死。近年哆吧年之慘更甚百倍，發生地十里四方之知識階無論矣，婦孺亦不能免死者幾十萬人，乃植民政策以刀戮法施行者。 （按：林和尚，原名林媽盛，為清末阿罩霧重要頭人。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林和尚與霧峰林家第四代林定邦械鬥，林定邦中彈身亡，其子林文察為父報仇，手刃林和尚。此事是清領時期台灣著名的一段同姓械鬥事件。哆吧年事件，即西來庵事件，則是日治時期，漢人規模最大也是最後一次的武裝抗日行動。次事件牽連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事件後被捕者一千七百多人，最後九十七人被處以死刑。此詩當是感慨，被殖民之禍害更甚於械鬥。） 之六、黑旗風捲掛山巔，善戰原堪任（後改為，才堪當）一邊。猶有當時（後改為，留有昔年）遺老在，男兒共與（後改為，猶共）說彭年。 （按：此詩敘述台灣民主國對日的抗戰。主力戰將為劉永福，劉永福所率領的軍隊為黑旗軍。賴和將原堪任改為才堪當顯然表現了對劉永福棄逃的不滿與譏諷。） 之七、（原詩，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竟不成。天限台灣難獨立，古今歷歷證分明。） 改詩：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怎不成。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 （按：此詩明顯的顯示出賴和心境由對中國祖國的認同，轉變為對台灣的認同。） 之八、人亡地上尚名標，糾糾英魂似可招。今日竹山新建郡，先民功\績已煙消。 之九、戴潮春亦一時英，騫地干戈起不平。今日定君山下路，冤憐夜夜竹根生。 之十、男兒志氣恥偷生，意到難平賭命爭。先覺遺模猶在目，後人見義只心驚。 （昔台之民人以反抗政府著稱，今日以服從見賞，何今昔之不同如此，亦教育之收效否乎？）

呂美親◎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研究生 同志？我不是被恁笑過的落伍者，向後轉？現在怎樣？恁走錯了路呢？還是我認錯「戥花」？恁忠實，恁信堅，安呢，就該會堪得病，那用喰藥？更至於滋養？ –灰〈一個同志的批信〉 　永過有橫虐的頭家，也有橫虐的佃戶，像湳仔一帶全是姓阮的，所以這一帶的田畑，雜姓的人是不敢去作，所以雖是佃戶，田就像是自己所有的，頭家要租只由他們良心喜捨。 –走街先〈富戶人的歷史〉 從這綿延不絕的掙扎過程中，文明誕生了。 –Rollo May《哭喊神話》 言說與行動的選擇 史家葉榮鐘在未完的遺稿〈詩醫賴懶雲〉中，提起賴和（1894-1943）曾到廈門行醫，而後回到台灣，在舊詩壇展現才情、成為「應社」的大將之一。賴和漢詩作品相當多，但其名聲乃建立於新文學小說家的地位。葉氏對舊詩人的評價並不高，認為當時舊詩人是否能稱為「知識分子」，是很值得檢討的；但他讚揚應社詩人個個教育程度極高，且受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很大，雖作品不多，卻都與現實生活極其密切，不同於那些無病呻吟的舊詩人。葉榮鐘還特別提起1923年治警事件大檢舉時，照理說，賴和是蔣渭水、林呈祿這些人的後輩，像陳虛谷、吳蘅秋等人都沒事，何以獨獨賴和下獄，實在令人無法解釋。在葉榮鐘眼裡，賴和是個「進步」的舊詩人，也是較稱得上其所認為的知識分子，除了高度肯定賴和在新舊文學中都佔有重要地位，也在未完的話裡透露著：賴和的「參與」和「介入」比其他同輩的進步青年，還要更加深入。 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各時代的知識分子，其實多數支持和參與的是逐步走向「體制內」的改革，真的想要捨身「革命」的，微乎其微。人道主義者如賴和，即便參與較深，似乎也和多數知識分子的選擇相似，沒真的走入地下，沒成為黑色青年，更沒成為台共。然而，作為一個指標性的作家與社會運動者，賴和在反抗殖民體制的路上，的確是同時期文學家中，最具知識分子應有的形象與實踐力的。而後選擇在體制內進行抗爭的賴和，不僅批判體制的各種「法度」其實很不合法，天生「背骨」的賴和，更在批判對象中將自己含括在內，是「自我批判」最深入的一位作家，從〈阿四〉、〈赴會〉、〈浪漫外紀〉等小說都可看出賴和不時警醒自己每個階段的侷限，也能察覺到他的思想轉變、反省程度及關照的視野。賴和隨時隨地檢驗並調整自己的言說與行動，其文學創作的題裁及形式變化，更蘊含著其轉向的軌跡。 從不以殖民母國語言（日文）創作、堅持以「漢文」書寫的賴和，其運用中國白話文的能力因經過苦練而急速進步，於是文藝欄編輯重任也交附於他，且當時他幾乎拚著老命在做這份工作。從經典作品〈一桿「稱仔」〉、〈鬥鬧熱〉、〈惹事〉、〈歸家〉、〈辱〉、〈豐作〉等，可看得出賴和不斷用心經營文字並因此贏得美譽。這些小說的深度與時代意義，也是他戰後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重要原因之一。知識分子辦報紙，主要是想對抗日本統治，但當時台灣人對中國有濃烈的「祖國」情結，加上中國白話文形成潮流，許\多人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對中國白話文引入台灣、幫助建構台灣新文學，採取著極度肯定與歡迎的態度。 但，就日本時代的台灣語言環境而言，中國白話文剛進來，識漢字者多少能解其意，能看能寫還可以，若要會「講」，甚至以中文思考則很吃力。所以，賴和在「台灣話」的「語境」下，就算用中國白話文書寫，也往往摻雜「台灣話文」於其中，畢竟，中國白話文仍無法承載當時台灣各階層的語言習慣及文化特色。 從賴和發表過的小說來看，自〈鬪鬧熱〉（1926）、〈一桿「稱仔」〉（1926）、〈補大人〉（1927）、〈不如意的過年〉（1928）、〈蛇先生〉（1930）、〈彫古董〉（1930）、〈棋盤邊〉（1930），就題目上，完全是台灣話的念法；而敍述文字較「中文式」，「對話」則多少加入些許\拗口的台灣話。特別是1930年代初期發生鄉土文學論戰，賴和又在其參與發刊的《南音》之「台灣話文討論欄」提出討論，這段時間前後的創作，如〈辱?!〉（1931）、〈浪漫外紀〉（1931）、〈可憐她死了〉（1931）、〈歸家〉（1932）、〈豐作〉（1932）、〈惹事〉（1932），敍事文字愈來愈有「美文」之勢，但台灣話的辭彙、語法，以及「日式台語」的元素愈來愈多，賴和以他辛苦磨練來的中國白話文基調，加上獨特的台灣色彩，形成他文字的特殊品味，並帶動台灣新文學的風潮。賴和台灣話的使用比例愈後期愈多，使其「本土意識」的書寫也越趨明顯。最後，賴和的「言說」形式呈現完全轉向，他留下兩篇台語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和〈富戶人的歷史〉。 來自垂死獄中的同志批信 1935年12月，賴和將其台語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以筆名「灰」發表在楊逵創辦的《台灣新文學》雜誌創刊號上，之後不再發表任何作品。〈一個同志的批信〉以第一人稱手法，寫一位獄中同志（許\修）因病情嚴重，寫了一封信來跟「我」（施灰）借錢。「我」剛收到同志的信時極其生氣，想起「他們」這些「同志」，曾笑「我」是信念不堅的「落伍者」；甚且又感覺「晦氣」，覺得這些「同志」要借錢才想到「我」。但「我」也諒解同志究竟已將垂死獄中，雖心裡不很甘願，但也非真的看不起病危卻沒錢買藥的同志，仍舊準備了錢要借他。 但晚餐時刻，「我」的父親「像是蘊積了太久的悶氣，今晚衝開了安全瓣」，而對「我」責備：「替人賠的錢尚賠未清，又再給人家認了幾筆錢。兒子也大了，錢攏 曉得好寶惜。」父親深知「我」長期因為社會運動也四處負債，若自身難保還想借錢給同志，則無以持家。而「我」原也猶豫是否要借錢，結果因父親在那邊「念菇」、又思及曾與同志有過嫌隙，晚餐\後就匆匆出門要去圍在棋盤邊與朋友閒聊，結果棋早下完，大家都到「醉鄉」去了，「我」於是也跟去，並把準備好借同志的錢在「樂園」花光了。 幾天後，「我」又有些收入，想說已「夠額」可寄予同志，想不到大人卻來要求「寄附」（樂捐），「我」在心裡嘀咕著：「這款的實在不應當，但我可沒有公然反對的力量，也沒有講『我不寄附』的勇氣，就只有對汝大人還還價，求減出多少。」最後只能冥想著向同志說： 「啊！同志！這是你的運命啊！」就這樣，同志將僅存的錢做為郵費，寄給「我」的批信雖已配達，卻沒收到回覆的幫助。 這篇小說很短，但可看出賴和內心極其掙扎，對於因背叛同志而深深自責；加上時代開始走向愈來愈無法改變的殖民地慘狀，社會運動也逐步被壓落，小說中呈現賴和看到左翼知識分子的分裂與頹廢，也造成他對整個社會的傾斜感到失望，並衝擊著他行動上無法再積極參與的困境，致使作品中對「同志」有所責難，且流露著挫折、失落與逃避的心情。 扛起富戶人之外的歷史 1991年，林瑞明教授整理賴和文物時，在賴和故宅發現遺稿〈富戶人的歷史〉，小說共有三稿，初稿署名「走街先」，就其筆調形式、內容思想，推測為賴和晚期作品，且應是寫於1934年發表的民間故事型態的小說〈善訟的人的故事〉之後。 〈富戶人的歷史〉全篇以「走街先」自己，以及前後兩位轎夫的「對話」構成，主要是走街仔先傾聽著兩位轎夫議論幾些鄉里故事，透過像轎夫這樣的勞苦大眾，聽到不為人知、不義不堪、富戶人家的發跡過程，並穿插台灣史上慘烈但已漸為後世遺忘的八卦山上的「日本反」，以及「爽文反」（林爽文事件）等等。 看起來不像「小說」倒像「劇本」的〈富戶人的歷史〉，藉著兩位轎夫抬轎，載「走街先」往診時，在山路途中，前後兩個轎夫邊扛邊議論一些看不慣的事，帶出許\多民間軼事，例如竹巷張姓娶某、塗厝陳家招親、湳仔阮姓地主起家、佃農與守寡頭家娘發生關係而變成地主；而尾吉在「爽文反」前插了蕃薯，事件後竟賣得好價錢，種種見不得人的「富戶人」形成經歷，都在轎夫的「八卦」中，一一現形。 藉轎夫閒談，賴和以一個「傾聽者」的角色，站在一個重新學習民間、歷史，甚至是地誌的角度，將所聽取的故事，用一種如他創作伊始、以啟蒙者的姿態再度展現出來。表示賴和從思考著「語言」對保留「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得已展現「民族」特色，以對抗外族殖民統治的各種軟性及硬性的侵略。在經過台灣話文討論、民間文學采集之後，他寫出〈富戶人的歷史〉。這篇小說因著作者極其重要的觀點轉變，在台灣文學史的主體發展上灌注了重要意義，賴和透過藝術形式，將文學思想的主體性回歸到所立足的土地和常民的層次。 當轎夫問起走街先說，「聽講你沒怎樣春錢？有這款生理，講啥人會相信。」走街先回答：「所以累到老人家，不時著操煩。」這和〈一個同志的批信〉中，父親對「我」的責難，是可以相比擬的，兩篇小說皆流露出賴和對於窮苦階級的疼惜，以及投擲在社會運動上的心力；事實上身為醫生的賴和，因為「無錢提無藥，這句話我眞講不出嘴。」當別的醫生開業不久就「建置千外租」、「起大厝」，賴和甚至過世後也沒有「春錢」給兒孫。 小說開始，賴和就藉轎夫之口自我嘲諷一番：「恁阿公的做人就更好啦，……每要到較遠的所在去賺錢，那時候還無火車，都是坐我們店裏的轎，他總是出街外纔敢坐上去，回來時也總到街外就落轎，未嘗坐到自家門口，伊講『咱不是做官人，在自少長大的地方轎來轎去，碰見著長輩，實在失禮。』」相形之下，走街先就沒那麼體貼人了。路途中，轎夫還講起參與文化協會、還曾去講演的青年，其到日本留學，全為了金錢利益而研究法律。聽在走街先耳裡，著實感到難堪而過意不去，似這些議論也衝著自己來的。甚至更聽到阿罩霧（霧峰）林家發跡往事，轎夫論著：「台灣的富戶，逐家伙多有他特別的故事，但是拼著毛範出汗白手成家的眞是少。」當走街先問起：「幾十條人命，成百甲的田，就安爾準煞去？」最後轎夫僅無奈地說著：「幾千萬的生命！一國的土地也就準煞去咯，莫說這小可啊……」。 從小歷史到最後聽見的其實是整個大歷史，富戶人的歷史背後往往上演著生靈塗炭的情節。轎夫最後的感嘆，何嚐不是影射著日人佔領台灣、剝削台人的生存權利，犧牲的還有更多數不清的反抗義士與普羅大眾？相較於〈一個同志的批信〉，〈富戶人的歷史〉的藝術技巧、思想高度及關懷視野，乃至批判的深層意義，已經顯得更加宏觀而成熟。 歷史，親像一條「逆流」的長河 擔任文藝欄編輯的賴和，常幫新進創作者改稿，例如走向「日語作家」行列的楊逵，初期曾創作兩篇台語小說〈貧農的変死〉和〈刴柴囝仔〉，皆有受賴和修改成較中文化的經驗，而賴和後來思想與文學創作轉向，最終發表的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則是刊在楊逵創辦的《台灣新文學》雜誌。 當1930年代的社會運動分道揚鑣越趨明顯悖離，永遠最「代先」走在街頭的「走街仔先」，在文學運動上開始嘗試以台灣話文書寫，當時他的文學地位早已穩實建立；而〈一個同志的批信〉刊出後，文壇反應不一，有支持贊聲卻也有反對撻伐，主要因為語文建構尚未完整，加上日語普及，在地語言逐漸消失在年輕知識分子的語境中，讀者感覺難以下嚥。但賴和出身背景來自民間，受過現代知識教育後，其新文學創作先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去看待庶民，以旁觀者的姿態去批判社會現實與殖民統治的強權。而後，其許\多小說開始檢視受過現代教育或文化協會的知識分子（包括自己），尤其是他以新青年的新觀點在小說中時而直接、時而婉轉的自我批判，像是在未發表過的小說〈阿四〉與〈不投機的對話〉中，皆可見其自我破壞與重建的歷程。 賴和喜作漢詩，但新文學與文化、社會運動也一直持續參與，較後期創作的關懷面向則直直傾於底層常民，新詩〈種田人〉、〈可憐的乞婦〉、〈覺悟下的犧牲〉、〈流離曲〉、〈新樂府〉、〈農民謠〉、〈南國哀歌〉、〈低氣壓的山頂〉、〈冬到新榖收〉等等，不斷深化他「實地做詩人」、「要向民間親走去，街頭日作走方醫」的意志，新詩也明顯轉向民間「歌謠體」的形式。而因其思想左傾、參與民間文學採集，賴和從一位「中國白話文」的新文學引領者，到走向民間語言的台灣話文書寫，小說更趨向越是素樸的「左翼文學」路線；賴和從「啟蒙者」的知識分子，換置為一個傾聽者的角色，可見其堅定而強化的本土主義，以及對抗異國民族的決心。 賴和在政治上的國籍其實是日本人。當時台灣有如被棄置的孤兒，台灣的知識分子不但要對抗殖民者對人民的剝削奴役，還要思考在殖民統治所帶來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對「傳統文化」與所謂「封建」等舊體制的衝擊中間，找出一條適當的改革之路。而歷史，就像一條「逆流」的長河，那頹廢獄中的「同志」的批信，還會不時寄予每個「朝代」的台灣人。賴和這兩篇台語小說給我們的啟示，除了大視野的橫度批判，在時間的縱軸上，其越趨素樸的言說也帶給我們逆向的反思。歷史總不斷重演，語言政策不斷壓迫，民族語文難以建構，在我們回視的過程中，卻仍可見一些不願順著潮流而動的「異端」不斷顫動，那頓挫折損的經驗，留給後代更多繼續突圍的勇氣與力量。 正如心理學家Rollo May所言，「從這綿延不絕的掙扎過程中，文明誕生了。」賴和留下兩篇不甚「經典」的台語小說，從自我批判到直接進入民間、傾聽大眾之語，其介入與實踐縱使在當代雖未成功，但也不致失敗。小說鋪出一個知識分子掙扎與堅毅的腳跡，更提供我們最佳的示範與典範。當研究者以賴和最後走向從事台灣話文創作、讚揚其以極致的本土主義抵抗殖民時，其實給予現今一個最好的照鑑與引領的方向。而相信台灣在未來母語文教育紮根愈趨深化，定會誕生出真正獨立而自主的「文明」，展演給世界。 2007/06/23，水上

陳建忠◎清華大學台文所 壹、前言 一九二一年十月「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使台灣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進入一個真正全島性聯合戰線的文化抗爭時期。文化協會諸子所賴以反殖民的主要概念是「啟蒙」，因為台灣人若不先提昇文化就會被世界列國拋在腦後，成為世界上文化的落伍者，而且恐怕要沒有做為「人」的價值。這種體制內文化抗爭具有的「反殖民」與「啟蒙」的雙重意涵，因此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大特徵。 當時，一九二○年，尚未開始創作新文學的賴和（1894～1943），仍繼續他行醫的工作，但當新文化運動展開時，賴和因緣際會投入文化協會的陣營。關於賴和加入文化協會的活動及其政治立場，林瑞明教授已有＜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一文詳加討論，他對賴和所謂「中間地帶的意見領袖」的定位，應該是頗為恰當的。 如果從創作性文本中加以解讀，我們可以發現，賴和對於他所參與的文協活動之經緯，以及他對於文協路線的思考，莫不藉作品一一加以呈現。在文化協會歷經創始、分裂與再分裂的過程中，除了產生不同立場群體的思想領導者外，連帶的也使作家的思考起了很大的變化，但卻少有作家以作品來呈現這一歷程。本文希望由賴和反映文協活動的系列作品中切入，針對其關於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意見一一加以解讀，藉此釐清當日知識菁英關於解放世界之想像的差異。 貳、賴和在文協分裂前後的反殖民實踐 從賴和參與文協的程度來看，他長期擔任理事。此外，賴和也擔任講師或義務醫療的工作，因此無論從領導層次到實務層次，賴和都應算是文協初期的重要幹部。 賴和自己加入文協初期是頗有使命感的。在＜阿四＞這篇應屬賴和二○年代中期、「治警事件」後不久的早期小說遺稿裡，參與文協的阿四雖被拘捕卻益增信念，小說敘述文協到T市講演，竟引來大批農民聽講，他們「一起湧到講演的面前去，想瞻仰講演者、他們想像中的救世主的丰采。在這一行的面前，他們一人一嘴，訴不盡他們所受的痛苦，在他們的意識裡以為一定能替他們分憂，各個人怕得不到訴苦的機會似的，爭先開口陳訴」。賴和塑造的文協初期充滿理想光環的知識分子形象，似乎就在阿四這樣的自我期許\中巍然矗立起來。 這大抵是賴和在文協初期、左右派系尚未分裂前的自我敘寫，從今天可見的賴和公開講演記錄看來，可以充分說明賴和參與文化與政治活動時的角色，相當程度反映在他的小說創作當中。而「阿四」這個形象也可以反映文協初期賴和的某種心態，做為啟蒙知識分子，這時的賴和顯然還對文協的活動懷有期許\，一如群眾渴望救贖的心情，他也希望為自己的思想找到出路。 然而，賴和的反殖民實踐並非一直沿著文協的體制內抗爭路線來行進，當一九二七年一月左翼勢力實際佔有文協領導權，文協分裂之後，賴和的立場顯然有所變化。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賴和加入創立新文協的「株式會社大眾時報社」，林碧梧任社長，王敏川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賴和並擔任監察役（監事），在向總督府提出申請遭拒下，只好前往東京發行《台灣大眾時報》。五月七日發行《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時，賴和除了是囑託（特約）記者外，更在當中發表了一篇隱喻左右兩翼分裂的詩化散文＜前進！＞，足見他在反殖戰線分裂過程中在新文協一方介入的程度。 即便賴和經歷文化協會結成、分裂與再分裂的過程，也參與了台灣民眾黨的全程，但賴和並沒有參與林獻堂、蔡培火退出民眾黨後成立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可見選擇時仍有一定方向可循。不過，賴和較溫和的色彩使他可以在被左右兩翼陣營接受的同時發揮較多的影響力，當三○年代初期台灣左翼活動被消音後，一九三三年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第十五次請願，也就是最後一次請願，賴和是中部收集請願簽名書的人之一，從這個事件看來，賴和在投入文化與政治運動時是又是致力於各陣營的認同、團結，並沒有因為意識型態傾向而與其他陣營決裂。 參、啟蒙與反殖戰線中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 從以上觀察到在反殖戰線的實踐過程中，賴和有他的進退取捨之道，大抵可以看到他的意識型態傾向，基本上，他並沒有因為立場差異而放棄進行與台灣利益相關的結盟或合作（如議會請願運動）。不過，他較細緻而內在的思考還必須透過作品來觀察。由於賴和是文化協會的會員，對「文化的」在啟蒙群眾與反日本殖民之間的思考，都反映在小說的人物塑造上。賴和的小說基本上在處理三種基本的人物形象的關係：「我」（知識分子或觀察者）、普羅階級（被殖民者的農民或其他人）、警察（殖民者），並且，這三種人物也暗含了殖民地下台灣社會的權力關係。 如果說在文協早期，賴和筆下的文協知識分子是具有「光環」理想主義者，群眾也對之寄予厚望，殖民者則藉機處處打壓；那麼，當時代對文協提出更嚴厲的實踐要求時，賴和則也意識到群眾對文協知識分子的妥協性格的不滿，以及知識分子在時代壓力下自反殖戰線中或分裂或墮落的情形。因此，這一情形隨著台灣被殖民剝削的益加深入，使得文化協會在反殖戰線中的位置顯得有些尷尬，它所尋求、標榜的「體制內」的合法抗爭，除了無法衝撞殖民者不合理的法之外，在比他們更高大的殖民者形象前，也形成一種自我設限與自我羞辱，身為其中一員的知識分子賴和，也由這個角度刻繪了三者的關係。 ＜赴會＞（1926年左右）這篇寫於文協左右分裂前的小說中，賴和就兩次藉車廂中人物的對話提出文協派知識分子的問題所在，比起寫＜阿四＞的時期，這時的賴和以嘲諷手法顯露出更大的批判性。「我」首先是聽到了兩位紳士風的日本人與台灣人在談論報紙上關於文協開理事會的報導，他們的對話中曾有這樣的話語：「那些中心分子大多是日本留學生，有產的知識階級，不過是被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起來的，不見得有十分覺悟，自然不能積極地鬥爭，只見三不五時開一個講演會而已」。便是透過做為文協會員的「我」在赴霧峰開會途中聽聞的談話，可以看到賴和對當時知識分子與勞動群眾間存在的階級矛盾的看法。 小說設計在火車上，「我」坐的三等車廂裡滿滿都是勞動大眾，並無一位似知識階級者，在此「我」聽到兩個勞動者談論的是一九二五、二六年日本政府對其退官者廉價出售「無斷（擅自、無許\可的）開墾地」的事件（「退職官拂下無斷開墾地」），罔顧農民開墾的事實與生計，對此雖有農民組合的人士奔走，然而還是無力挽回，農民對殖民者的憤怒呈現在「駛伊娘」的穢語中，至於說到文協則更是使農民感到憤怒難平：「講文化的？若是搶到他們，大概就會拍拼也無定著」、「不要講全台灣的幸福，若只對他們的佃戶，勿再那樣橫逆，也就好了」。 賴和以農民的對話道出勞動階級對文協派知識分子及資產階級的看法，表現了他以農民為「主體」來看待殖民地現實的階級認同。＜赴會＞一作顯現的，正是賴和投身於文協多年後，對文協內部「有產的知識階級」的立場與作法的質疑，這裡已預示了文協未來的命運。 文協的終於分裂說明左派知識分子對體制內抗爭的不耐，賴和扮演的角色也不得不在左右意識型態光譜中逐漸現形。於是乎，就有＜辱？！＞（1931）這篇小說中顯現得軟弱無能的「文協派」人物形象，賴和藉著群眾與警察看待文協派人物的眼光，再次顯現他對文協派的「妥協主義」的質疑，那些市場的小販說：「文化的也是一款，他們的講演被中止，或者被他們拿去，也不敢○○一下看」，「講就好笑，敢不是因為有這不合理的法，纔起來運動講演？」。 小說結尾，警察甚至還闖進參與文協的醫生家中對他耀武揚威，賴和描寫了醫生唯諾以對的模樣，這種侮辱，除了是對文協派知識分子的質疑，也即是對追求體制內平等的作法之質疑，而又何嘗不是對本身即為醫生的賴和自我的批判。所謂藉演講號召群眾反對殖民者不合理的法，卻又拳拳服膺於「中止講演」的無理命令，這種自我的矛盾與怯懦，充分顯示賴和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文協知識分子其文化抗爭位置的質疑。 的確，賴和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顯示了賴和對「自我階級」的批判態度，他們雖有思想，但沒有辦法從群眾的立場來思索問題，從而造成理想與現實的隔閡與衝突，並進一步產生異化感，賴和的知識分子形象有如是賴和對自己以及異化於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診療病歷。 肆、想像解放世界 如果說，文本中呈現賴和對「文化的」所奉行的路線有所質疑、批判，那麼賴和認同的價值與路線又是甚麼？他對於解放世界的想像又是甚麼？ 他在一九三一年左翼陣營公開活動遭到殖民政府撲滅之前，始終與左派的關係較為密切；即使在而後，因政治、社會運動趨於停頓而進一步發展的文藝活動中，賴和思想依然與左翼文藝思潮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在左翼運動沈寂後，他許\多作品也多指向對文協派知識分子那種小資產階級錯誤的妥協性與階級立場。 ＜赴會＞與＜富戶人的歷史＞都是賴和生前未發表的遺稿，也都不約而同地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對文協首腦霧峰林家及其周圍團體在社會地位與政治運動兩方面加以諷刺。賴和似乎是說，文協派改良主義者受到階級立場的侷限，無法站在廣大勞動階級的立場進行反日政治運動；甚至，他們本身就是剝削勞動階級的地主與資本家。 賴和呈現他左翼思想的作品，似乎有一種「情節模式」存在，就是由文協路線轉向工農路線的敘事描寫，並顯示他逐漸清晰的階級認同，我想這與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有相當大的關係。就像＜前進！＞暗喻左翼的新文協與舊文協在立場上不同而導致的分裂，＜赴會＞提到文協派知識分子的右翼階級性格，賴和事實上在新文學創作中晚期時（即三○年代中期），透過在社會運動中的體驗，加強了他的階級意識，並對文協派的右翼知識分子提出諷喻或批判。 因此，如果說賴和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屬於早期作品，是文協初期鼓舞同志之作，到了＜流離曲＞（1930）時，賴和就特意強調文協路線的無能，而「農組」兄弟則因抗爭被囚：「講文化的空說要為盡力，/到而今不聽見有些消息，/農組的兄弟們，一個個/被監視拘捕，活動無策，/大人們怒洶洶，惡爬爬，/不斷地來催催迫迫，從順慣了的我，禁不起這般橫逆」，最終賴和轉而鼓舞工農大眾應努力奮起追求一個「理想之鄉」。 賴和新詩中具有他的反抗哲學，並且是賴和新詩的一種重要主題，他描繪一個黑暗的時代，但也呼求一個光明的時代，賴和其實是在堆砌一個無產階級反殖民的、解放的遠景。我們可以注意到賴和寫＜我們地方的故事＞的稿紙左上方，正是地平線上的台灣被鐵鍊捆綁著，但左上角有顆斗大的星星放出光芒在照耀著台灣，這屬於「大眾時報社」的原稿用紙的圖案，有力的說明賴和與左翼團體的關連，而這一圖案或許\正是賴和參與左翼社團後致力於解放的一種象徵罷！ 伍、結論：永恆的自我批判 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賴和文學創作中所反映的「賴和與文化協會」這一命題，文本中形象地呈現賴和思索殖民地下的權力關係，特別是以知識分子的角度反思與群眾、殖民者間的權力關係，有極其深刻的殖民地文學的文學表現與思想特質的意義。 賴和的小說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複雜權力關係呈現出來，他除了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外，尤其是使我們意識到賴和看待殖民地問題時與眾不同的視角。賴和以一種高度自省的姿態面對現代性與殖民性對台灣文化的衝擊，他自我反思、質詰的立場使他的文學有著強烈的自傳意味，換句話說，他不僅注視外部的殖民世界，也不時審視作為知識菁英的自己的位置。從弱者與強者的對比形象，乃至於知識分子置身在群眾與殖民者之間時的複雜關係，賴和小說的人物塑造基本上流露相當濃厚的「反思」意味，主要便是小說中知識分子的視角始終是敘述過程的主要部份。透過賴和的人物形象塑造，我們看到殖民地下複雜的權力關係，而賴和始終透過小說在表達他自己「定位」的焦慮，而這正是啟蒙者在殖民地情境下特殊處境的自我剖析。 「台灣文化協會」是日據時期非武力抗爭階段的重要團體，匯集其中的知識菁英可謂形形色色，思想型態恐怕也不一而足。賴和所要從事的無疑不是理論的建構，雖然他也有其意識型態傾向，但基本上他的文本緊緊抓住知識分子如何對應群眾與殖民者的態度，使我們可以透過文學形象思索反殖戰線的內部問題。 從對「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此一議題的探討中我們發現，行動上賴和有聯合陣線的傾向，但思想上賴和則頗有其複雜的面貌。透過文本我們發現，賴和對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無疑也是對自我立場的拷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而不僅是被視為文協左右路線的鬥爭），這些以文協活動為背景的作品，可以帶給我們的將不只是文協路線的問題，而是關乎知識菁英在實踐理念時對自我位置的檢視－－永恆的自我批判。 寫于新豐（紅毛）

以最近三年的兩本賴和研究專書為主要分析對象 許維德◎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 引言：馬英九 vs. 賴和 2007年6月，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發表了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所謂「本土新論述」書籍 — 《原鄉精神：台灣的典範故事》。在該書中，透過對台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文化構成到底是什麼等問題的提問，馬英九以台灣日治時期一些指標性人物 — 比如說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林獻堂、連雅堂、賴和、張我軍、楊逵等 — 的抗日事蹟作為敘事軸線，試圖以這些人物和國民黨的關係來強化該黨和台灣社會之間的連結。 其他的人我們暫且不論，然而，這個名單上出現了被尊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1894-1943)，就不能說不是一件荒唐絕頂的事情了。事實上，賴和除了具有台灣文學家的身分以外，同時也是日治時期極為受人敬重的醫生和社會運動者。然而，這麼一位被當時的台灣人稱之為「彰化媽祖」的抗日志士，在戰後雖然曾經短暫地因為抗日有功而被入祀忠烈祠，卻也很快地就在1958年因有共產黨嫌疑而又被國民黨逐出忠烈祠。也就是說，對戰後統治台灣達55年之久的國民黨政權而言，賴和基本是一名不能被他們所接受的「危險份子」。 那麼，身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馬英九，為什麼又會突然將賴和列為國民黨的「典範故事」之一呢？ 歷史詮釋的政治性 道理很簡單，做為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候選人，就消極面而言，馬英九必須面對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國民黨是「外來政黨」的這種觀點，並試著去回應這種說法；就積極面而言，馬英九也必須為「建立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社會之主流地位」而努力，為2008年可能的「外省人」總統取得正當性。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會突然找到曾經被其高度貶抑的賴和，會突然擁抱曾經被其視為危險份子的賴和，並加以大力吹捧，就不會顯得那麼令人意外了。誠如2005年10月26日的《台灣日報》社論所指出的： 中國國民黨是全世界最會找祖宗的政黨，在甚麼時候需要甚麼樣的祖宗，隨手拈來，完全不費功夫。過去老蔣總統時代，文告裡到處都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非得把自己裝扮成一脈相傳的聖王不可。從今年9月起到2008年為止，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會朗朗上口的大概就是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林獻堂、連雅堂、賴和、張我軍、楊逵等人的名字。這些人（連戰的祖父連雅堂或許\除外）在天之靈有知，一定丈二金剛摸不著頭，不知道自己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冰凍數十年之後，怎麼突然又變成了今天國民黨的先賢志士。 當然，我們並不是認為國民黨或馬英九不能「景仰」賴和。我們的問題在於，承續國民黨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馬英九顯然是企圖將賴和詮釋為具備一定程度之「中國意識」或「祖國意識」的抗日份子。然而，馬英九所認為的這個賴和、或者說所描摹出來的這個賴和，和「真實」的賴和之間，到底存在著多遠的距離呢？ 面對賴和這樣一個一生中堅持不穿日本服裝、不用日文寫作的人而言，目前多數的研究者都同意賴和的文學作品展現了高度的「反殖民」、「反帝」意識，也有人就直接將賴和的這種精神狀態稱之為「抗日」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將賴和的國族認同狀態描述為抗拒「日本認同」的「漢族認同」，似乎是多數研究者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暫時性結論。然而，這個「漢族認同」的內涵是什麼？更具體地說，如果我們借用現在比較常見之「台灣國族認同爭議」的語彙來審視的話，這個「漢族認同」在性質上到底比較接近「中國認同」或者是「台灣認同」，就成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從拒絕到接受：戰後「賴和論述」的演變概況 事實上，當賴和在1958年被國民黨逐出忠烈祠以後，由於該黨透過戒嚴和教育機器遂行其高壓統治以及意識形態操控，戰後新一代的台灣人一度得了嚴重的「歷史失憶症」，把一切不符合該黨意識形態標準的人物和事件 — 尤其是和日治時期相關的 — 都從腦袋瓜裡加以拔除。這種情況一直到1970年代黨外運動崛起之後，才開始略有改變。 1976年，屬於黨外統派的《夏潮》雜誌在其刊物上重刊了賴和的三篇作品〈不如意的過年〉、〈前進〉、以及〈南國哀歌〉。也是在同年，梁景峰(以梁德民為筆名)於《夏潮》雜誌上發表了〈賴和是誰？〉這篇文章，提出了「賴和是誰？他活在什麼時代？他作了什麼？」等基本問題。這三篇重刊的賴和作品也好，梁景峰的文章也好，其意義都是相當重大的，因為它們使得賴和及其文學被健忘的台灣人所重新「發現」。 1983年，第80期的《台灣文藝》推出了「賴和專輯」，刊出了施淑等人所寫的三篇評論文章，這是戰後台灣之文藝雜誌首次以賴和為名的專輯。1984年，在侯立朝、李篤恭等人的積極奔走下，賴和被「平反」了，內政部表示：「可以確定其非文協[註：台灣文化協會]左派或台共份子，而屬於文協的民族派，是傾向中華民國的抗日烈士」。就這樣，賴和又重新被請回忠烈祠，被國民黨認為是符合其意識形態的「抗日志士」。 1985年，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林瑞明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上發表了長篇論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這是第一篇比較嚴謹、也比較具學術意義的賴和研究專文，意味著一個重新評價賴和之時代的到來。林瑞明在這之後發表了多篇和賴和相關的研究，不但奠定了他做為賴和研究之先行者和奠基者的地位，同時也為往後「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隨著台灣政治的解嚴，也隨著政治民主化和文化本土化之腳步的加速，台灣文學終於進入學院體制當中，成為在1990年代逐漸茁壯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1994年5月29日是賴和百年冥誕的日子，同年11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和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及文學研究所合辦了一場名為「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的會議，會中一共發表了39篇論文，是台灣首次以「台灣文學」為名、由官方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在這之後，我們也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博碩士論文，或者涉及「台灣文學」的討論，或者就直接以賴和當作研究主題。 有趣的是，隨著台灣文學本土化之思想的深化，位於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學者，也開始十分關切台灣文學的相關研究。正如陳芳明在題目為〈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台灣文學學報》，第8期：107-120，2003)這篇論文中所提到的，近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崛起，可以說是一段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過程，在研究中常常會出現各種「發明」與「創見」。這些學者是在「一個中國」的旗幟下開始進行台灣文學史料收集、乃至台灣文學史書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在建構霸權論述的苦心。如何把台灣文學史套入中國文學史的脈絡裹，更是現階段中國學界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被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很自然地就成了這些學者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 最近三年出版的兩本賴和研究專書：陳建忠的《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 vs. 劉紅林的《台灣新文學之父》 在上述這種背景下，在台灣方面，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的陳建忠於2001年完成了他以賴和當作研究主題的博士論文，並於三年後出版了和其博士論文同名的專書《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成為台灣賴和研究的新一代頂尖專家之一。 而在中國方面，任職於「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劉紅林，則是中國學者中對賴和比較下工夫研究的一個學術工作人員。她不但發表過多篇和賴和相關的期刊論文，同時也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題目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北京：作家出版社)的專書，該書同時也是「作家出版社」所出版之「台灣作家研究叢書」當中的一本。 這篇文章想要探討的重點是賴和「國族認同」的內涵。事實上，這個題目應當也是多數台灣和中國學者在從事賴和研究時最關切的議題之一，雖然囿於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直接擺\明要處理這個題目的論文，在數量上並不算多。由於台灣文學並不是我專門的研究領域，我並不覺得自己在目前這個階段有能力來直接處理這個題目。所以，我打算以陳建忠和劉紅林的這兩本賴和研究專書當作分析文本，挑幾個和賴和之國族認同狀態相關的爭議，看看這兩個研究者是如何來處理這些議題。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陳建忠視為當前台灣研究賴和的代表性學者，並且將劉紅林當作目前中國研究賴和的代表性學者的話，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到台、中兩國的學者，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面對「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這個研究議題的。 簡單來講，陳建忠是以賴和的「反殖民主義思想」當作主軸來理解其思想狀態。用陳建忠自己的話來說，「反殖民思想是賴和對殖民主義話語和實踐的解構與批判。而其據以反殖民的思想基礎，除了啟蒙主義的作用外，則又來自於他反思啟蒙後來自本土經驗所形成的本土主義與左翼思想，賴和文學無疑是架構在這種反殖民、啟蒙主義、本土主義與左翼思想之間相互交織、作用的思想體系之下的『反逆文學』」(頁446，重點是筆者加上的，以下同)。既然陳建忠是以「反殖民主義」、「啟蒙主義」、「本土主義」、以及「左翼思想」這四個面向來理解賴和的思想狀態，在某種意義下，他並未太直接地處理到「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這個議題。雖然他在討論賴和之「文學語言觀」的時候，認為至少在語言使用的層面上，賴和的確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台灣主體性」。 相較於陳建忠，劉紅林的處理方式就比較直接。雖然她基本上也認同陳建忠的說法，認為賴和的「抗日」意志，不但表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同時也具體呈現在他的種種行動中。但是，在評斷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的時候，劉紅林卻做了這樣直接而大膽的宣稱：「賴和從不認為自己不是個中國人，為此不需要做特別的表白」(頁242)。 面對陳建忠和劉紅林關於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在詮釋上的爭議，我們應當如何來看待呢？在以下的行文中，我將以賴和生命史中的某三個面向當做分析主軸，來更細緻地看這兩位作者在這個議題上的材料和論點。我所要討論的三個面向，分別是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影響、對賴和之廈門經驗(1918-1919)的詮釋、以及在如何來理解賴和在晚年開始使用「台灣話文」當作書寫工具的嚐試。 爭議之一、學校教育對賴和之國族認同的影響：舊式漢學教育 vs. 新式日文教育 在社會科學的術語上，討論一個人之政治認同(國族認同可以被視為是政治認同的一部分)的形塑過程，相關學者通常會用「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這個概念來當作討論的基礎。所謂的「政治社會化」，如果從個體的角度出發，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一個人在什麼時候、從哪裡、又如何通過學習和實踐獲得其有關政治體系的知識、信仰、和規範」。多數這個領域的研究者都同意，家庭、學校、大眾媒體等政治社會化「媒介」(agents)，在這個過程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下，如果要討論賴和之國族認同的話，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談到賴和的學校教育，並且論及這個教育經驗對他國族認同之內涵的可能影響。 在《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1993)這本書中，林瑞明將出生於1894年的賴和歸類為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家中的「第一代作家」(頁327)。所謂「第一代作家」的特點，就在於他們通常都有「比較豐富的漢文修養」，同時也「都能寫非常好的漢詩」(頁327)。以賴和為例，雖然他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但是，他上過兩所屬於台灣民間傳統的「漢學書房」，一次是在1903年他十歲的時候，另一次則是在1907年他十四歲的時候。也因為這個漢學教育的影響，他曾經留下千餘首漢詩的作品，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他的新文學作品。 但是，賴和卻也屬於日本殖民政府所統籌規劃之「新式教育」的一員。他在上了第一間書房以後沒多久，書房先生就將他送進「彰化公學校」讀日本書了。此外，他也在1909年考上「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三期，接受了五年的醫學院教育。也就是說，就教育體系而言，賴和基本上是同時接受了傳統漢學教育與新式日文教育。因此，如何評估這兩個教育系統對賴和的影響，就成了我們在討論賴和之國族認同內涵時所必須面對的第一個議題。 劉紅林：強烈「中國民族意識」的展現 劉紅林十分重視「舊式漢學教育」對於賴和的影響，身為一個中國學者，她的這種論述方式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她認為從賴和的父祖要求他「進漢學書房接受教育」這件事情來看，「賴和的父祖與絕大多數台灣同胞一樣，雖然不得不『轉籍日本』，但心中強烈的民族意識是泯滅不了的，即使不得已讓子弟上了公學校，漢學也不廢，這就擺\明了他們的態度。……他們要子孫讀書做人，讀中國書，做中國人，說穿了，這是對日本殖民者的一種文化抵抗」(頁8)。 而劉紅林也認為，這個漢學教育的經驗，確實對賴和的國族認同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特別是賴和十四歲時在「小逸堂」的就學經驗。「這種嚴格的古典文學教育給予他在人格形成期以巨大影響。亦即打下了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同時也培養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識」(頁8)。 陳建忠：從「遺老氣質」到「本土意識」 陳建忠基本上並未否認「漢學書房」對於賴和的影響。他這樣表示，「如果以賴和在1925年首次公開發表新文學作品往回算，在三十歲之前，賴和一直使用漢詩來抒情言志，其實是說明了賴和曾經薰染中國古典傳統文化有如斯之久，這種能力當然得之於他青、少年時期的書房教育與古典中國文化的學習」(頁69)。 然而，陳建忠卻也提醒我們，在將賴和理解為「漢文系統知識分子」的同時，我們「仍然無法忽略他也同時是接受殖民地教育的第一代知識分子，而他之所以在20年代投入新文化/文學運動，卻正是因為殖民教育在台灣的推行給予他一定程度對西方啟蒙主義等傳統的接觸機會，從而促生了台灣社會第一代的『有機』與『啟蒙』的知識分子」(頁134)。 更有趣的，是陳建忠在討論賴和這種衍生自書房教育經驗的「遺老氣質」之意涵時的論點。陳建忠認為，賴和的這種「遺老氣質」，的確構成了他對漢文化的積極認同，但卻也讓這種認同「在面對異族統治時就更強化為一種本土意識」(頁78)。而這種和其「漢族認同」高度相關的「本土意識」，「可說提供賴和在反殖民論述上極大的力源」(頁78)。也就是說，從陳建忠的角度來看，賴和之「本土主義思想」的形成基礎，在某種意義下反而可以溯自這個他青、少年時期的「書房教育經驗」。 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