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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同榮◎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 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日前病逝，甘氏對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非常關心，也給予莫大的協助，是一位為台灣民主打拚的恩人。 一九七九年發生高雄事件後，為拯救被逮捕的黨外民主鬥士，我發動旅美台灣同鄉一人一信寄給甘迺迪，甘氏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違背人權與民主自由」，甘氏更呼籲國民黨政府廢止戒嚴令以及與土生的台灣人共同分享政治權力。該聲明更列在美國國會紀錄。 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後，本來給予台灣的二萬名移民配額，大多數由中國籍移民佔用。甘氏公開發表演說，支持建立公平的配額方案。於是台灣自一九八二年元旦起正式享有每年二萬名的移民配額，甘氏對於台灣人民的關心由此可見。 一九八三年，台灣前途決議案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甘氏在接見ＦＡＰＡ幹部時帶著興奮的心情說：「我認為沒有一個團體能夠像你們的組織那樣，對美國國會議員的想法產生那麼重大的衝擊。」 一九八四年時，關心台灣戒嚴令問題，甘迺迪在參眾兩院分別提出決議案，要求國民黨廢除戒嚴令。 一九八五年甘氏更出任ＦＡＰＡ為專供外國政要關心台灣民主而成立的「台灣民主委員會」的名譽會長。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成立，甘氏也發表聲明：「台灣人有組黨的自由，呼籲國民黨不可隨便抓人。」 一九八八年六月為抗議五二○事件，在美國舉行的遊行活動，甘氏亦前往演講。 一九九○年的野百合事件，甘氏特別錄製影片， 支持愛好自由的台灣學生，譴責國民黨政府。 甘氏對於台灣的民主運動，可說是無役不興、無役不與。他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朋友、支持者，更是恩人。

台獨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將畢生精力全數投入台灣獨 立運動，讓台灣獨立從禁語翻身為主流，國史館曾對黃 昭堂進行訪談，隨著改朝換代，珍貴的口述歷史能否出 版，成為問號。 台灣國家主權意識在前總統李登輝開創本土政權後，開 始萌芽生根，而台灣獨立觀念近年來更是從舊國民黨威 權時代「不能說的秘密」，逐漸成為「主流聲音」，其 實，之所以能夠讓台灣獨立從禁語翻身為主流，除了本 土政權的努力外，默默在一旁燃燒自己，將畢生精力全 數投入台灣獨立運動的台獨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更是 讓台獨成為主流意識的最大推手。 珍貴口述歷史 改朝不被重視 在建構台灣成為主權獨立的新國家過程中，李登輝以及 黃昭堂這兩位人格者，都是極關鍵人物，因此，國史館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曾相繼訪談李 黃兩人。李登輝部分，已經在二○○四年五月出版了 《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今年五月更集結 成《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套書四大冊，包括早年生活、 政壇新星、信仰與哲學與財經產業等主題，絕對是見證 台灣發展脈絡的重要史料書籍；至於黃昭堂部分，雖然 也已經完成訪談，但因張炎憲已在今年五月二十日卸下 國史館長職務，「執政者的心態不同」，因此，珍貴的 黃昭堂口述歷史，能否出版，成為問號。 「有沒有出版對我來說都是小事，但張炎憲可是用了很 多的時間蒐集資料，他比較辛苦；只是，現在換成馬英 九執政，就算要出版，我想也不會是由國史館來發 行！」黃昭堂說，其實早在張炎憲之前，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儀深也找過他進行類似的訪談，訪談 後的整理稿，陳儀深也已經交給他，但他自覺「歹 勢」，因此遲遲不讓陳儀深的訪談成書出版。 至於張炎憲做的訪談部分，黃昭堂表示，時間大約是從 二○○六年開始，陸續訪談了近兩年時間，原本張炎憲 也準備集結出版，但黃昭堂依舊覺得「歹勢」，所以現 在仍是停留在「稿子」階段。 畢生追求台獨 感慨體制未除 將台獨運動做為一生事業的黃昭堂說，他之所以感到 「歹勢」的原因是，他從一九六○年二月投入台獨運 動，今年已經進入第四十八年的年尾，但做了這麼久的 運動，卻還是無法讓台灣從中華民國體制脫離，「這就 是我感到歹勢的所在」。 黃昭堂表示，張炎憲對他的訪談主要是針對他在台獨運 動努力的過程，從出生、求學、流亡海外、回台灣從事 運動，是研究型的口述歷史；他也說，年輕時有寫日記 的習慣，但後來因遭到警方「沒收」，後來就沒再寫 了，因此，張炎憲的訪談，他僅能靠記憶來回答，他擔 心會有落差，「因為我記憶力很差，這也有好處，因為 這樣不會記別人的不好，所以我可以做大事！」 「因此，張炎憲要整理我的訪談會很辛苦！」黃昭堂強 調，他感謝外界把他跟李登輝並列為建構新國家關鍵人 物，但他說，「我跟李總統的等級差太多，不敢造 次」，而且張炎憲對李登輝是進行總統的回憶訪談錄， 對他做的只是黃昭堂博士的訪問，希望大家不要再將他 跟李總統並列，「實在承受不起」。 […]

黃淑惠 報導 《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經由「大話新聞」的介紹，成為繼《台灣論》之後的本土暢銷書，據前衛出版社統計，銷售已超過6萬本，這表示國人對福爾摩沙這塊生養我們土地的歷史，產生強烈的求知慾望！ 《被出賣的台灣》座談會，在主辦單位得知譯者陳榮成先生將自美返台參加小學同窗會，越洋接洽，促成這次難得的盛會，會議主辦人黃崑虎先生，邀請台獨聯盟財務長擔任引言人，參加與談的有蔡同榮立法委員、 陳儀深教授及媒體人陳立宏等，現場大爆滿湧入三、四百名聽眾。 陳榮成先生曾被國民黨列為黑名單，32年被關在海外，無法返鄉。他提到為何會參與台獨聯盟，要從他在國民黨時代的成長經驗說起，他描述在228事件時，在嘉義朴子目睹國民黨的殘暴，不僅屠殺台灣人，之後的白色恐怖統治更迫害無數台灣菁英，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如此殘忍，從兒時到青年成長時期，讓他印象深刻，在就讀台大法律系期間，就興起必須組織知識青年以長期進行對國民黨政權鬥爭的想法！在參與關仔嶺會議後，幸運逃脫國民黨的迫害，赴美留學，期間即加入台獨聯盟成為秘密盟員。 陳榮成回憶當初在美國讀到George H. Kerr所著《被出賣的台灣》時，與兒時記憶相印證，為台灣人悲慘的遭遇留下眼淚\。提到他翻譯本書的因緣，可從他在美國某基金會出版的Asian Survey雜誌中與國民黨的特務進行筆戰時，引起George H. Kerr的注意進而結識，並在「八千哩自由長征」期間得以拜訪作者，要求取得漢譯的版權，得到作者的首肯，隨後在許\多同鄉的熱心協助下，1973年得以完成漢譯本，在日本出版，陳榮成先生說這本書除了流通美、日台灣同鄉間，當時也透過許\多管道，將之偷偷帶回台灣，讓在獨裁政權下受思想禁錮的知識青年得以了解國民黨竊佔台灣的歷史真相。 本書遲至1991年才在台灣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在16年後的今天才廣泛受到國人的注意。他感慨地說國民黨將歷史教育當作統治工具，極盡所能「抹剎台灣人的歷史」。要讓台灣人讀台灣史，他希望除了書籍出版之外，在e世代的今天應該思考，多元的出版計劃，讓台灣少年輩可以透過不同管道來瞭解台灣史，如DVD的製作、internet的宣傳，善用媒體合作，「知識」是力量的基礎，形成力量才能衝破桎梏，建立新國家。

台語詩與現場吉他即興彈奏 / 劉大元 詩文朗誦 / 林家卉 月光照暝\夜來照分寸 海湧因時風波散無痕 月光照暝\ 夜來風動照分寸 海湧可惜 月娘破湧散無痕 風颱來去 無撿時陣 總是有風有雨過無痕 海湧來去 無撿時陣 豈敢惹起風波亂紛紛 有情有愛 同心作伙真溫存 心適心意 好時湊陣好氣氛 你咱熟識今夜 無撿時 無選地 你咱重逢今夜 無論是起風 莫講偌落雨 有情有愛 同心作伙真溫存 心適心意 好時湊陣好氣氛 月娘今夜疼你喔 …喔喔睏 喔喔睏喔 一眠大一寸 喔喔睏喔 眠夢也單純 月娘今夜疼你喔 …喔喔睏 喔喔睏喔 夢中風景笑紋紋 喔喔睏喔 平安過度安穩穩 月光照暝\照分寸 海湧因時散無痕 夜航駛船來靠岸 總有月娘來相伴 時到當時八月半 心意相連無孤單 孤帆過水 風湧相隨 世情變化誰知影 孤鳥離枝 雲影相隨 […]

曹馨文 我的父親出生於台北縣中和二八張仔。在祖父過世後，他帶著三重長大的母親和兩個哥哥移居中部。在台中的歲月，父親販售電銲條並把貨品寄放在鐵工廠，廠房用掉多少，隔月才能領錢，至於沒用掉的則退貨等父親收回。由於銲接鐵窗的銲條便宜又利潤過低，收入少到幾乎無法繼續度日，父親隔年開著小貨車、幾只皮箱和被單，再度南遷定居港都高雄，遠離親戚們守護下的二八張仔勇敢闖天下。 打拚初期，四口子擠在跟一對夫妻分租來約8坪的小房間。對他們來說，電器用品根本就是買不起的奢侈品，兩位哥哥總躲在屋主客廳的門邊一角，探頭探腦偷看電視轉播的棒球賽和摔角。 民國六十年左右，正是台灣工業起飛的關鍵年代。中鋼、中船、台塑及旗后造船廠都在積極增建廠房，銲接材料大量需求，此時的父親趕上這一波工業熱，生意越做越大。最早期的便宜銲材在工業品質要求下升級為不鏽鋼銲材、耐酸、耐鹼、耐衝擊的合金電銲條，父親所提供的銲接材料銷售量供不應求，加上吃苦耐勞又實在的農家子弟性格，成為眾多廠主口耳相傳下讓人信賴的供應商。那時期兩部大貨車輪流載貨，為了趕貨，父親總是脫下襯衫，與奮力扛貨的工人們一起汗流浹背。民國六十一年底家裡新增成員，母親總是把小嬰兒的我揹在身後，點貨記帳忙進忙出並料理三餐\，賢內助的好角色讓家人和辛苦的夥計們吃飽飽。 託高雄的福，這一切創業契機所帶來的富裕，讓父親不久之後買了一棟二手透天厝。他並沒有因此鬆懈責任，依然能省則省，把最好吃最好用的都留給妻兒們。 那種好像抽中籤一般， 「咱們就到那兒發展」似的幽邈情境在么\女的認知世界裡，瀟灑浪漫又充滿勇氣。懂事以來，貧窮的滋味我不曾嚐過，偶爾聽父親講古，很難真切體會父母親白手起家的辛勞。 在我出生後的日子，家裡經濟狀況扶搖直上。巷子口的幼稚園、透天厝隔壁的防空洞、家門前的大貨車，是幼年我出沒的歡樂基地。小時候對父親故鄉人事物記憶反而很模糊，有個深刻片段就是，每每婚喪喜慶跟著父母返回中和，總得被堂哥們揶揄我的「下港腔」，並開玩笑道著：「妳要變\”下港人\”喔?」。當時不知道這其中意味著什麼玄機，可是淡淡的不悅在小小心靈裡卡著奇怪的記憶。 幼年的逍遙自在沒幾年後上學去了，漸漸課後的生活，總是讓才藝班填滿滿。而升學壓力下假日的節目除了補習還是補習。高雄這個地方慢慢地對我來說變得很陌生，她似乎只是個一家人南遷的居住地、一個聯繫父親生意往來的港口、一個父母已經住慣的南部。老實說，出國留學前，在壓力取代樂趣下，對於自己成長的都市並沒有太多的情感。 1990年秋天過完18歲生日後，越過高雄港的星空，夾雜夜晚的閃爍，我帶著很多牽掛與祝福遠赴歐洲。出國之後每次返台總是來匆匆去匆匆南北奔跑，會親人見見老朋友們。時光總是過的很快，在飯局和午茶不斷邀約下結束了假期，背起行囊再繼續我的留學生涯。依然是飛越高雄港的夜空，點點繁星片片夜景……，它們正預知著這個老是被堂哥稱為下港孩子的未來？ ……十幾個年頭過去了，我這個念書很久的留學生終於畢業並返鄉服務，但怎麼也沒料到，因緣際會一年後又重回留學之地。少女變成少婦，有幸珍嚐為人母的滋味，透過與女兒共同飛越高雄港，點點繁星片片夜景對我來說，不再是寂寞！ 今年春節一家三口返鄉探親，為了讓女兒有環境學習母語，我們多停留了一個月，外子因為工作關係無法久待便先回歐洲。之後和女兒留在台灣的日子，總是搭乘讚到不得了的高鐵南來北往會見親朋好友。雖說台北才是父母的老家，但那兒對我而言總像個作客之地，每次待上幾天後就開始覺得疲倦空虛好煩躁。 「我要回高雄了！」當這句話對兄嫂說出口後，不由自主開始全身舒暢，而回到高雄更是藉機讓我們下一次再度北上前，回基地償心願並好好儲存精力和體力。 最近家裡那台已經17歲的「YAMAHA兜風50cc摩托車」被節儉的父親換上新坐墊後，女兒更愛爬上去裝模作樣一番。這台摩托車最早的乘客是南下拜訪我們的表妹、超級死黨、還有那短暫純純的初戀情人。這讓少女時期的我除了出門補習外，倒有藉口稍微遊晃街頭一番。隨著年歲增長，「兜風50」偶爾讓我和父親雙載買便當，或到六合夜市解解嘴饞外，它漸漸在我眼中是不體面的舊破鐵，騎上它會讓我時髦的裝扮與完美的彩妝變成蠢模樣。除此之外，這台摩托車的線條不但過氣，而且早過時了。 時光一年一年過去，女孩轉變大人、虛榮回歸樸實的人生歷練，如今返鄉回台望著車庫一角停放的摩托車，不再是讓我嗤之以鼻冷漠對待。非常感謝這些年來父親細心的維護，讓我得以從這台「兜風50」找尋昔日相隨的畫面，這些畫面不但豐富我的心靈，更是一台故事寫真機。 「嘟嘟！嘟嘟！」女兒雀躍叫著。心血來潮問四歲半的她要不要騎車兜風時，小妞的歡呼讓我更有理由趕緊跟父親要了行車執照準備上路。 「甘好？」父母親問著。「免驚別擔心啦！會小心騎。」拍拍胸膛後戴上特別買的口罩和安全帽全副武裝，並叮嚀女兒得配合媽媽指示乖乖坐好抓牢才可上路。 從女兒後腦勺史努比的安全帽下，可以感覺到她專心地東張西望。那是什麼啊？問個不停外，偶爾還會開懷大笑，真是有夠可愛。車子行進中我神氣地雙手成V型，女兒被我包在懷裡，有點刺燙的三月太陽一點都不影響我們的好心情。徐徐微風夾帶著港區與都會區混雜的怪異氣息，我情不自禁像個變態，隔著口罩努力吸吮匯雜一起的氣體，吸吐長年不在家鄉的歲月，幻想這個城市散發的海港鹹味。好幾回我幾乎紅著眼眶感動不已，感動什麼？感動和女兒享受乘坐「故事寫真機」樂趣？感動回娘家當寵兒的專利？感動高雄人民有情有義的純樸面容？感動這塊孕育我的城市有著如此包容的偉大？也許\，也許\吧！是這些因素讓我久久無法自己。但我猜測，過去我對於高雄的陌生，靠著與女兒的騎車兜風，再度慢慢把模糊的城市倩影，一一拉回腦中。 啊！原來，這份情感一直深藏於體內，只是沒有機會發酵而已。 我們兜風的路線基本上固定有幾條：沿著林森路慢慢往五福路前進的途中會停下車買杯冬瓜珍珠茶，香甜的QQ滋味總讓我們母女滿足不已、到新掘江商圈拍大頭貼並逛逛小商店的樂趣，簡直媲美卡通仙境、到大立百貨公司旁的城市光廊和兒童遊戲公園晃一晃，預感捷運通車後將帶來更繁華的景象、於文化中心舒適遼闊的廣場自由奔跑，體驗了周遭圍牆拆除後民眾輕鬆的神情、直駛中正路往愛河兩岸觀看河口的美麗，享受了免費的浪漫、還挑戰更遠的鹽埕區小攤，證明了舊掘江古早味「薑還是老的辣」。 我們一天內可以騎車兜風好幾回，早也騎晚也騎。「就愛風梭騎末仙喔？」母親問著。女兒和我各自都有多種理由說服阿公和阿嬤。不過太遠的地點，如旗津、西子灣、科博館、美術館、蓮池潭、澄清湖只能放棄，除了不讓外子太擔心，總得讓阿公阿嬤開車為久久才見一次面的孫女大顯身手囉！ 回想起1997年當時還是地下情人的老公初次造訪高雄時，曾獨自閒逛於愛河邊，遇到成群怪伯伯的挑戰後，差點嚇得屁滾尿流。幾年後，這位地下情人升格台灣女婿每年來到了高雄，總是對這城市的改變與建設有許多讚嘆驚艷。比方讓他嚇得屁滾尿流的地方，如今不再骯髒可怕，取而代之是浪漫、音樂、藝術人文的融合。 好幾年的燈會都讓我們返鄉時遇上了，絢麗的煙火和熱情開懷的民眾一起恭祝港都，國家慶典南移的決定，不但賦予高雄脫胎換骨的機會，而整個大環境的氣氛越來越有精神了。 這些年來外子陪我一起思念家鄉時，總會一再提起於西子灣英國領事館的故事。那一次，我們揹著女兒一步步登高時，視野越來越遼闊，太陽的熱力便越來越貼近身體，來自內陸國家的外子更努力享受山海鹹味的每一分秒。一家三口遠望閃閃發亮的海面波光與搖搖飄動的船隻時，不由自主地玩起妳親我我親你的遊戲。而在這更早幾年，此高地，還為我們的婚紗拍照留下親吻的鏡頭呢！ 也許\在地人對於這塊土地的好壞美醜，並不像久違重逢者的深刻感動。殊不知，她醜醜的在改變，美美的在昇華呢！曾經被全台藐視喻為「文化沙漠」的港都，腳踏實地的努力，展現了許\多新面貌和無窮潛力。 一個城市的進步，造就了人民的榮譽感。這位離鄉背井的高雄女子也跟著故鄉的成長不知不覺蛻變，爭氣地在海外拿下許多國際獎項。朋友曾開心說我是「高雄之光！」。是的，此份榮耀得歸給我成長的地方。 這自古以來重要的商旅要衝讓我想起一句台灣諺語「頂港有名聲，下港尚出名」。「正港」好所在的魅力實在太多了，曾幾何時，小時候被揶揄的「下港腔」，早已偷偷變成我驕傲的標籤呢！ 回娘家的假期結束了，與女兒望著窗外揮手告別。高空夜間的飛行劃過港都上空，那道航線就像我臨盆躺在產台看著臍帶一樣又熱烈又掛念。她牽繫著我與這塊土地、我與父母、我與女兒的關係……，牢牢崁在血肉心底裡，註定了怎麼疏離也疏離不了。 等我啊港都！期待下回相逢的悸動！ 作者為音樂創作人

陳婉娥 旗津‧二○○四 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風一陣一陣吹向旗津公墓，震動高掛著的藍天白雲在正名儀式所需簽署的背板，白雲遮去的日光仍有初夏的赤艷，溫暖覆著圍在旗津二十五淑女墓前的群眾。高雄勞工局在這一天，在二十五淑女墓前簽署正名連署，希望破除民間對這座「姑娘廟」的信仰迷思，重新審視在民國六十二年因船難死亡的罹難女性的工人身份。 在民國六十二年九月於旗津中都發生的渡輪翻覆事件，因為造成二十五位當時在高雄（前鎮）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年輕女性溺斃造成全國震動，高雄市政府在船難發生後居中協調，促請這二十五位女性勞工合葬在一起，合稱為二十五淑女墓，二十五淑女墓所具有的見證高雄加工出口蓬勃發展的角色不但不可或缺，更具有不凡的意義。 罹難者的家屬在活動後拿著艷黃的向日葵祭墳，一位老父親站在金爐後無語的望著墓園。早逝的青春與家人失親的傷痛在已經過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回憶湧上一樣刻骨，抑或許\在媒體將這起事件用簡單的隻字片語帶過，網路上關於二十五淑女墓的記載也僅僅剩下「由於（船）的機件失靈不幸翻覆，船上乘客死傷無一倖免，如此慘劇在當時造成極大震撼…」的隻字片語，並且稱這個地方為「高雄旗津半島上十分特殊的觀光點」時，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的明白這些女子在加工出口飛騰的年代所付出的究竟是什麼。 漸漸的也沒有人在提起了，漸漸的二十五淑女墓的靈異故事遠比當初船難發生的事實來得更廣為人知，漸漸的「姑娘廟」成為濫觴，所謂「雲英未嫁」二十五位女性，因為台灣民俗而成了回不了家的魂。 旗津‧一九七三 九月三日，清晨六點多，一艘十頓左右，隸屬於「民營公司」的交通船「高中六號」一如往常停泊在旗津的中州渡船場，準備搭載前往前鎮的船客。這一天是星期一，許\多平常便依賴唯一行駛這條航線到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女工們逐個搭上船隻，一些因為星期天放假而險險沒法趕上船班的工人，也邊跑著趕上這艘船，很快的這艘限載十三人的小船艙裡已經滿滿人了，有些推著腳踏車的，便將腳踏車停在甲板上，一些人停好車就下了船艙去找位子稍站著，一些就倚著腳踏車站在甲板上。越到開船的時間，就越多人急著要擠上船，硬是要擠上船隻的原因是如果這個時候上不了這艘船，今天上班就會遲到，遲了就要被扣薪，除了扣除遲到的工資以外還要扣去全勤獎金，一會就要少掉七、八百，對一個月才領個兩、三千元的女工來說，因為遲到而被扣錢實在不划算，所以還有許\多人在船口擠阿擠的不論如何都要擠上船去，甚至只要能攀上船艙、艙頂、兩舷、前後甲板，只要能上船，攀上船隻的哪都沒有關係。這艘船最後擠上大約八十幾個人，其中只有兩位是要到前鎮去的船客，一位魚販、一位老人，其他乘客都是趕往加工出口區準備上班的女工。 開船了！ 「高中六號」這艘船終於啟動它因為過度超載而顯得沈重的船身，搖搖晃晃的往前鎮航去，才開出碼頭沒多久，在艙底的女孩發現船底開始滲水，有人往船頭喊了一下，但開船的司機沒有回應，船又顛簸了幾次，有些在艙底的乘客看情況不對，想離開密不透風的艙底開始往船上或船尾擠，不料船身的搖晃也越來越劇烈，有兩次都差點翻覆，開船司機見情況不對準備臨時停靠時已經來不及了，船隻開始劇烈搖晃，在船上的女孩大聲叫喊，急了！ 船隻緊急停泊在石油公司碼頭，駕駛員跳上岸後伸手拉上了幾個站在船頭的人，而在船艙的人意識到危險，往門口擠的人越來越多，船兩舷的出口以及窗戶都被急著跑出艙底的人堵住了，又加上停在船上的腳踏車擋住出路，眼看著水越淹越高，卻沒有人能出得去，水終於覆蓋\過她們相互推擠的上身、張嘴叫喊的口，終於淹過了頭頂，船沈了！ 在岸上的居民聽見叫喊聲，回頭看見船隻翻覆，一時間海面上滿是載浮載沈的人頭，在岸上的人看了有的就跳進海裡救人，有的連忙拿出工具打撈搭救溺水的船客，前鎮渡船場頓時陷入混亂，經過搜救後仍有二十五位女性溺斃，有四十六人受傷，而二十五位女性因為困在艙底無法逃脫，因而溺斃。 無法回首的過去 中州地區在當時是一座小漁村，由於接近加工出口區，許\多漁民兒女就近到加工出口區工作，統計當時約有四百位以上的居民在加工出口區裡做工，有過半以上藉著往返前鎮─旗津的渡輪上下班。 在船難發生後當局清查罹難者身分時，發現這些女孩年齡最高三十，最年幼的只有十三歲，其中多數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的負擔者，和當時社會中普遍的女性際遇一樣，她們多半是家中的長女或獨生女，因為家庭的經濟負累，或是為了要供給家中的男孩繼續就學，在國中畢業後隨即進場工作，在當時高中畢業對於女性而言已是受過較好的教育，能夠選擇的行業也多會計這類「坐辦公桌」的工作，或是低階的工廠管理工作如生產線的領班或班長，國中畢業只能進工廠日夜加班拼領微薄的薪資，在罹難者當中最高的薪資所得一個月不過兩千元，最低只有九百塊 ，而月領九百塊的罹難者有四位，年齡不過十三、四歲。 當時加工出口區裡因為缺工而經常發生廠商冒險雇用冒名頂替的工人以及未達十六足歲的童工的問題也因為船難事件爆發開來，在船難中罹難的二十五人中竟有六名女工是頂冒其他人的名義進廠裡工作，也因為是冒名頂替，工廠並沒有為這六位女孩投保勞保，以致在罹難後家屬向勞保局請領相關賠償金時，遭到勞保局拒絕給付，在當時被台灣社會視為高科技、現代化、制度化、充滿美好願景的加工出口區圍牆裡竟然發生如此嚴重的違法事件，而且事件並非單一個案！但這樣嚴重的違法事件對於在被出口區高牆圍納住的工人而言卻早已見怪不怪，因為廠區內外商公司的工作多是加工、代工，這類的工作雖然需求大量女性進廠工作，但給付女性的工資待遇往往偏低，加上需要將常加班，辛苦的工作使女性工人不堪負荷，也因此造成女性工人流動率增高，缺工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在雇不到工人的情況下，工廠竟寧可違法聘雇童工或冒名頂替的黑工，也不願改善勞動條件。 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代工、加工產業以及現在竟成為國際相互「觀摩」仿造的加工出口區，在當時的廠內工作情形其實並不如外界將加工出口區裡的外商公司想像成「高科技、現代化、制度化」那般美好，民國六十二年的法定最低月基本工資只有六百塊，在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女工月薪平均不過兩三千，這樣的微薄工資對於當時在中洲漁家而言卻是家庭不可缺乏的經濟來源，這些早早進入就業市場的女性不但要養家，薪資還要供家裡的兄弟受高等教育，她們捨去的非只有為了負擔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而提早失色的童年與早逝的青春，女工更成為台灣經濟發展政策在加工出口的最高指導原則下，不可或缺的勞動人口，然而我們對於二十五位罹難的女性的記憶所留下的，竟只有「雲英未嫁」這樣的形容詞！ 不僅只血汗 在工人小說家楊青矗的一系列描寫台灣五○至六○年代的工人小說中，透過實際訪查而描寫工廠女工在現代化的工廠裡，所遭受的不只是同工不同酬的不公，暴露在高化學原料高度使用的工作環境裡、一天看十二小時的顯微鏡檢查品管焊接工作、站在一架架紡織機前漸漸累積的塵肺病…，因應而來的還有工作傷害、未婚禁孕的不合理條件，以及性騷擾的問題，更有許多女孩初離開在農村的家鄉，隻身到工廠工作的安危等等，這些在當時身為一位女性必須獨自面對的問題，在「經濟飛騰的時代」，我們竟將這樣的社會責任轉化成個人必須獨自面對的個人處境，於是在台灣舉國上下歡騰著「made in Taiwan」所成就的經濟奇蹟，真正成就經濟奇蹟的勞動者卻著著實實成為堆疊成為步上名為亞洲四小龍寶座下的肉身階梯。 在勞工局的爭取下，旗津的二十五淑女墓在今年工殤紀念日四月二十八號，即將動土將「姑娘廟」規劃成工殤紀念公園，在去年的同一天，透過高雄市工會理事長的代表簽署，將二十五淑女正名為二十五位因為在交通途中遭遇船難而死亡的女性受災勞工，但不論正名，不論葬著她們青春的這塊土地上起了甚麼變化，台灣社會還有一份未還的一份歉意，給罹難者的，家屬的，以及為台灣建設捐軀的所有勞動大眾。

張錫模 「和平」或許是當代台灣政壇最有人氣的宣傳語。如果說，人們想要找出當代台灣政治最為敗德的詞彙，則非「和平」莫屬。 確實，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熱愛和平，痛恨戰爭。台灣人民痛恨戰爭，因為人命無價。愛護與尊重人命，是當代台灣人最寶貴的品質（也是當代中國政府最欠缺的品質）。為了生命本身，台灣人民願意盡一切努力追求和平，因為生命是上帝贈給人類最寶貴的禮物，是人間一切善的基礎。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相信，沒有人有權剝奪生命。因為這個理由，台灣人不願意看到台灣海峽橫生戰端。 然而，和平雖可貴，卻不是最高價值，而只是護衛人命的手段之一。同樣地，戰爭雖然可恨，終極的邪惡卻非戰爭本身，而是專制與侵略。如果我們因為熱愛與尊重生命而愛好和平，我們就必須確認，有兩件事，而且只有兩件事，可以賦予我們戰鬥的正當性與必要性──那就是生命與自由。 台灣人民不應為了「固有領土」、「歷史榮光」、「富國強兵」等欺詐性概念而戰。但是，如果任何人或國家，企圖奪走台灣人民的生命，台灣人民將戰鬥；如果任何人或國家，企圖剝奪台灣人民的自由，將台灣人民變成政權的奴隸，台灣人民將會戰鬥。 然而，在當代台灣，沒有一位執政黨人物承諾願意為台灣人民的生命與自由而戰，反而是一片追求和平聲，重複強調和平，並誇口保證和平。 和平如何可以被保證？在我們的時代，台海和平的唯一威脅是中國的侵略，除非中國願意放棄侵略，否則，台灣的政客如何向人民保證和平？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定義下，台灣與中國現在的關係是內戰狀態！北京從未認為台海處於和平狀態（他們的定義是「內戰中的停火狀態」），而且在台灣投降或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崩潰之前，北京當局也不準備變更對台海內戰狀態的界定。 戰爭狀態，至少是停火期間的戰爭狀態，才是當代台灣海峽的真實。愛好和平的台灣人民，不會喜歡這種狀態。但是，必須認清，要改變這個狀態，只有兩條路：信仰暴力鎮壓與侵略的中國專制政權崩潰，或是台灣向中國專制政權投降。 那些宣稱可以帶來和平的台灣政客，如果不是強力要求中國政府放棄專制，實施民主，那麼，他們能夠向台灣人民保證和平的唯一途徑，只能是帶領台灣向中國專制政權屈服。 問題是屈服也無法帶來和平。對侵略屈服，只會鼓勵更多的侵略，其結局是更多的人道墓場與精神廢墟 – 而我們不能硬將專制統治下的廢墟與死寂稱為「和平」。看吧，慘遭希特勒政權大虐殺的猶太人，正是那些選擇放下武器而屈服的猶太人。正因為這個慘痛教訓，以色列前總理艾許柯（Levi Eshkol）才會深刻地指出：「有一件事比使用暴力更為邪惡，那就是對暴力屈服。」 現在，這個邪惡已經在台灣滋生。我們有滿嘴和平的總統、國防部長與在野黨領袖，他們沒有人追求或要求中國的民主化以根除台灣海峽戰禍威脅的根源，卻嘵嘵不休地宣稱可以帶來和平，言下之意是鼓勵台灣人民向中國專制政權屈服。這正是披掛和平外衣而主張向暴力屈服的邪惡之狼，以和平為名而鼓吹敗德與投降的台灣版邪惡軸心。 向暴力或暴力威脅屈服與讓步，是人類一切專制與侵略的總根源。這種以和平之名作為掩飾的邪惡，已經在台灣的執政黨與在野黨滋生不已。台灣人民能否抗拒這種邪惡，將決定台灣能否繼續保有自己的自由與民主。

陳育青 文/「台灣不會忘記」工作團隊 ．前言：永誌難忘 　「台灣不會忘記我們，我們也不會忘記台灣」高齡90歲的大島孝一先生這樣說時，好幾個人眼眶泛著淚\光。在東京池袋鬧區不到四坪大的「新珍味」餐\廳二樓，擠著老、中、青三代的台、日人權工作者，餐\廳頭家史明先生人在台灣，慨然允諾我們整個下午使用場地，選在這裡舉辦感謝會，特別有意義。為了台灣青年到訪，1994年便達成任務解散的日本「台灣政治犯救援會」很不容易的重聚了15位同志。眾人舉杯，為成立30週年而慶，也為志業的傳承而慶。 「台灣不會忘記」計畫分為兩部份，其一為「七Ｏ年代日本對台人權救援歷史訪查」。我們感念曾為台灣付出的人權工作者，也期待藉由探訪這段歷史，能影響年輕人付出無私與熱情的人道關懷到世界任何需要協助的地方。 　計畫的第二部份為「和平教育／展示現況交流」，走訪昔日戰地及受戰爭摧殘的地區，並與紀念、教育性質的和平博物館交流，學習他們推廣和平學的經驗；此外也與從事平權、反歧視的機構交流，學習他們的研究方法和運動策略。 ．「自主」與「自助」的意義 從2007年五月份入選青輔會「台灣青年國際參與行動計畫」以來，「台灣不會忘記」團隊的五位青年，將訪日行程當作這段日子中最重要的事來做。2007年入選國際參與計畫共有15組團隊，議題遍及醫療、農業、公益信託、族群、教育、高齡者福利、藝術……，足跡踏遍索馬利蘭、捷克、英國、菲律賓、芬蘭、日本……。該怎麼看待「使用公共資源」這件事呢？很多NGO秉持獨立精神，拒絕任何官方經費的挹注，也有些NGO秉持米蟲精神蠶食鯨吞政府預算。國家的錢不是天上掉下來，是人民一仙一仙納稅繳的，如果執行國家補助像用自己的錢那樣精打細算、錙銖必較，必不至浪費公帑，NGO有公部門所欠缺的靈活、貼近人民心聲，所以我們打定主意要好好的運用這次機會做事。青輔會近幾年活潑亮眼的表現和推動青年公共參與的成績，也是我們起意競逐這項甄選的原因。 近半年的籌備期，我們在協力單位「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協助下繼續募款 上課、寫部落格、拜訪相關機構、與日本參訪單位聯繫。每週四固定在基金會開會，或邀請人權工作者講課；在此同時，我們協助編纂《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日文版，帶著這本書、帶著感謝與學習之心和長輩、友人的祝福，9月15日起，我們展開一趟人權之旅。 一個月的行程，我們停駐那霸、長崎、廣島、高知、大阪、京都、東京七個城市，共參訪了19個機構（包括博物館、人權團體、環保團體、社福機構）拜訪兩位律師、見習一場法庭訴訟；舉辦兩場感謝聚會、一場青年座談，以及拜會數位在地文史、社會、媒體工作者。這樣飽滿的行程，對身體與心靈都是很大的負荷，然而這一趟行旅又是如此難得而有開創性，三宅清子女士稱呼我們為「草根外交官」–其中的深意是， 只要你抱持真誠與善意，每一個人都可以和世界做朋友，「 Diplomacy 」不見得需要「 Diploma」。 ．看見什麼樣的台灣？ 　 台灣與日本有深厚的歷史、地緣關係， 每一世代、每一族群對日本都有不同的情感或觀感，那們日本對台灣的情感與觀感呢？台灣被「看見／認識」的面貌，呈現在大眾媒體除了李登輝、除了立法院打架之外，還有什麼？ 某次參訪行程，我們被問道「如果蒙古獨立是因為族群、文化差異，那麼台灣獨立的理由是什麼？」；與早稻田幾位大學生餐\敘閒聊，發現他們對台灣的印象除了美食美景之外，所知無幾。另一方面，在大阪遇到的Homeless和我們談樂生院問題、談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共同新聞社記者談2000年大選他在台灣受到人民力量的感動……。路上的見聞，不斷折射到自己內心，在沖繩，我們感染了這命運多舛島嶼濃重的哀愁；在長崎與廣島，核爆的傷痛化為千千萬萬祈願和平的紙鶴，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對戰爭的詮釋也在「資料館」、「祈念館」這兩種立意不同的公共建設之間辯證；在福山、高知、京都，我們看到市民主義、草根社區、教育機構對戰爭深切的自省和警醒；在大阪，經濟高度發展下的底層有著難以言說的社會現實；在東京，NGO連結世界網絡、援引國際關注，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正面回應內部階級、族群的人權問題。 國際媒體總是將焦點放在日本政府對二戰責任的發言如何強硬、如何死不認錯，其造就的刻板印象，使得「台灣不會忘記」計畫常遇到這樣的質疑：「為什麼要去日本？日本人不道歉，要感謝他們什麼？」這一路上遇到太多日本朋友，總是一開口就譴責政府、總是先躬身自省。然而這樣的聲音很少被聽見，對日本並不公平，執政近半世紀的保守政權發言不能夠代表全體國民的心聲。眾多草根組織很努力的要伸出和平友誼的手，我們不也應該攜手一同努力嗎？ 日本是第一個給予台灣國民入境免簽證的國家，目前也開始實施互相承認駕照制度，對促進兩國交流有很大助益；在沖繩、北海道等地，台灣觀光客的數量居冠，一般國民對台灣人的印象也頗感親切。除了短期觀光帶來的經濟獲益之外，我們更期待民間與官方都有更多元而深入的接觸。尤其透過NGO的議題串連，能突破國與國無法直接對話的國際現實，也能以自省和評判的角度觀察社會問題。 ．敬謹行事，學說謝謝 全程陪同我們的業師（指導老師）林世煜和胡慧玲，在部落格「寫給台灣的情書」留下每日實況記錄的報導與文字，引起好幾波精彩的辯論和熱烈反應。他們親身經歷過戒嚴時期的恐怖，見證台灣民主化之後，當年被國際人權工作者救援的對象們變成掌握國家的舵手。台灣最後一個政治犯釋放後，曾為台灣絕食、受囚遭難的日本人權工作者解甲歸田，回到報社、餐\廳、花店工作，繼續付出關心到需要的地方。 　「台灣人開始說謝謝，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發展指標」，林世煜老師這樣寫道： 「接受世人善意的援手，並不是理所當然的福份，應當向那些人的善意和奉獻，表達最大的敬意」。 在日本，參訪單位對此行的重視讓我們受寵若驚，每一場會晤結束，總是盈滿笑意與感動，五個毛頭小鬼何德何能有這樣的待遇？胡慧玲老師說，那是因為我們「敬謹行事」。出訪前聯繫準備工作足夠、訪問時認真筆記、題問，結束行程再寄去參訪心得和致謝，對方自然以以同樣的「敬謹行事」相應。她認為這樣的態度足以作為NGO從事國際交流的典範。 在此要感謝許\世楷代表與盧千惠女士熱忱的安排，以及眾多在地友人的協助，感謝名單實在太長，一個月的鐵人行程更難以在此細細詳述，請到部落格來看我們，也分享所有資訊給大家。 台灣不會忘記：http://blog.roodo.com/cwchgroup 寫給台灣的情書：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 註1：未特別標示者為民間組織、公辦民營或地方自治體興辦。 註2：「台灣不會忘記」部落格可連結到各機構。

劉重義◎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馬英九是在1968年6月加入中國國民黨(中國黨)，旋即出任小組長及區委。1970年馬英九擔任台大代聯會秘書長，當時，他父親馬鶴凌就是中國黨知青黨部書記。台大學生都知道知青黨部一直就是操控台大代聯會的黑手，馬英九的角色就是充當中國黨在台大校園的鷹犬。果然，1971年他就於校園刊物發表文章，主張資深立委與國代不應退職，附和蔣家獨裁者的無恥言論。 六十年代是年輕人叛逆傳統、突破傳統的偉大時代，掙脫壓迫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搖撼著年輕人的良知，巴黎的學生革命、布拉格之春的怒火和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越戰示威都直接挑戰當權集團。在蔣家外來政權暴力壓迫下的台灣青年也深受時代潮流的激勵，許\多有理想、有志氣的大學生，包括台灣人和「外省人」，熱衷摸索自由主義和存在主義，較激進的年輕人或明或暗地支持敢公開批判中國黨專制腐敗的「無黨無派」人士，互相傳遞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消息。台大的學生更利用保衛「釣魚台」突破戒嚴，勇敢走上街頭示威。 處於大覺醒的時代，有良知、有智慧的年輕人心底都厭惡蔣家的獨裁專制。中國黨利用其黨國體制下的附屬組織，在各個中學和大學威脅利誘學生入黨，絕大部份學生會找藉口走避，即使被迫入黨，也絕不公開支持中國黨或附和中國黨的政治立場。馬英九在台大的所作所為，暴露了他從青年時期人格上就缺乏理想性和正義感，只會迎合權力集團，鑽營個人前途。 馬英九在1974年以中國黨中山獎學金赴美國紐約大學攻讀法律，1976年拿到紐約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後，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國際經濟法和海洋法，1981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他是典型中國黨外來政權刻意利用語言歧視政策，及族群差別教育補助政策，所培養出來的「外省菁英」。台灣的主要大學和教育界到現在(2007年)仍被中國黨「外省權貴」所控制，台大有個「隔空抓藥」的校長，就是這種族群歧視政策所扭曲的結果。直到現在，不少台灣人的年輕教授在大學任職、升等繼續遭受中國黨所培養的「外省權貴」教授擠壓，許\多人因此隱藏其本土意識，不敢自由公開表達其本土思想、意向。換句話說，「白色恐怖」在教育界仍然繼續存在。馬英九就是依賴中國黨外來政權族群歧視政策獲利的「外省權貴」。 受到六十年代進步思潮的衝擊，七十年代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大規模地打破政治沉默：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在紐約英勇槍擊蔣經國的事件，振奮了台灣留學生的台獨意識，台灣同鄉會和台灣同學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美各校區成立；另一方面，在「釣魚台運動」中對蔣家政權澈底失望的「外省籍」留學生轉向左傾，掀起近乎盲目歌頌「文化大革命」和「回歸祖國」的熱潮，其中不乏「外省權貴」的子女；1971年，「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剩下一小撮「外省權貴」的子女在中國黨的組織下，於美國華府成立「反共愛國聯盟」，標榜愛國就要反共；當然，還有一大群畏縮在蔣家的恐怖暴力陰影下，不敢表示政治立場、冷漠地置身度外的留學生。前兩種族群的留學生被認為是較有骨氣、較有原則，投身中國黨的則被認為是較投機、較劣根性的，而第四種則是保守、待啟發的族群。 在這種校園氣氛下來到哈佛的馬英九，課餘也參與《波士頓通訊》的編寫，該通訊是「愛國刊物」，內容主要是以批判台灣獨立運動和民主運動為主。他前三年擔任主筆，後來兩年才接下主編的棒子，以馬英九、王紹陵、葉武台、波佬等筆名發表了許\多文章。偶而也會把其中的文章投回台灣的報紙，例如他以筆名「葉武台」發表在波士頓通訊87期（1979年3月）的文章《歡迎民主，反對獨立》，後來節錄轉載到1979年9月25日的聯合報上。 1979年島內外政治情勢相當沉重地打擊蔣家及其中國黨特權集團的威信：美國正式和蔣家斷交，並和中國建交；美國國會所制定的《台灣關係法》，直接以台灣人民為承諾的主體對象，「中華民國」完全被忽略；台灣的黨外運動凝聚了巨大的能量，尖銳地挑戰蔣家外來政權的合法性。唯恐蔣經國為了穩住情勢，而擴大扶植「吹台青」或拉攏「台獨份子」，如此將損及「外省權貴」子女向來充分享有的升官機會，馬英九在上文內流露了他焦慮的心情。馬英九一路走來，始終深怕台灣人在中國黨內分食他的升官機會，為了掩飾其缺乏自信所展現的「外省權貴」自大心態早就暴露無疑。底下就該文章內一段供讀者作參考： 『其次，在國府的綏靖政策之下，難免出現了一些政治投機份子。他們以精確的眼光，看準了國府的弱點，故意在海外從事「台獨」活動，待提高知名度之後，擺\出待價而沽的姿態向國府送秋波。他們之中也有人因此得遂所願。這些利用「台獨」活動躍登龍門的「迂迥報國」人士，多少留給外界一個「不搞台獨，難有官做」的印象。誠然，上述現象極為少見，但它所造成的影響卻不容忽視，近年國內政壇流行「吹台青」的說法，未嘗不是這項政策的一個副產品。』 一般認為馬英九也是「反共愛國聯盟」的成員，雖然馬英九本人未曾公開承認。在當時的留學生圈子，許\多人懷疑持有中山獎學金或加入中國黨所扶持的尾巴團體，如「反共愛國聯盟」者，其中隱藏了甚多打小報告賺錢或邀功\的惡劣份子。這些「抓耙仔」使許\多留學生上了「黑名單」，無法返回台灣探親或就職，而在台灣的家人親友也備受蔣家特務的騷擾。 1977年底，仍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發生了中壢事件。1978年1月28日，一群台灣留學生聚集在美國波士頓中國黨的辦事處外抗議選舉不公，進行示威遊行，當時馬英九也在現場出現，他拿著相機拍下遊行的學生，明顯地是在蒐集海外留學生運動的情報，直到有人前去制止才悻悻離去。左列照片是馬英九當時把相機收到大衣後離去時的鏡頭。 任教於哈佛大學的病毒學權威李敦厚、印地安納大學歷史系的學者江振耀以及現任的環保署長陳重信三位有聲望、有信譽而且可尊敬的哈佛大學博士，都挺身公開指控馬英九在哈佛大學時代，是監視台灣留學生政治活動的校園間諜，而且提供該照片為証。對於這樣嚴厲而負責任的指控，馬英九一味地以台灣人抹黑他來敷衍塞責，卻不敢和三位比他更具公信力的教授、專家對質。做為一個政治人物，馬英九的逃避行徑毫無尊嚴可言，也暴露了他處事的無賴和無能。台灣人應該要求中國黨攤開其海工會的資料，讓公正學者查驗當時來自美國校園的完整報告。 2006年第88卷第6期的《傳記文學》裡《馬鶴凌、馬英九父子與革命實踐研究院》一文中，提及馬英九自述他在1981年3月曾赴紐約實習，利用公餘時間蒐集各方資料，完成一篇《恐怖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的英文論文，並「送交有關單位在美國運用」。台灣獨立運動是台灣人民要推翻中國黨外來政權，建立優質國家的革命運動。馬英九為了維護其少數「外省權貴」統治多數台灣人的邪惡政權，過去，他向其主子的蔣家暴力恐怖集團獻計，以扭曲醜化台灣獨立運動，企圖誘騙美國政府壓制台灣留學生。2006年3月馬英九訪美期間，他更公開透過媒體要求中共弄清楚：其主要敵人是台灣共和國，而次要敵人是「中華民國」。馬英九深知中共一向的鬥爭策略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換句話說，現在，為了復辟，他又不惜向中共要求「聯共制台」。 綜觀馬英九青年時期的黑暗歷程，他效忠、依賴反台灣人民的邪惡政權，不義取得今天的地位。一路走來迄今，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幾乎都是站在反動、錯誤的一方。雖然，天性寬恕的台灣人願意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更惡形惡狀地威脅「子彈已上膛」，像黑幫小弟樣地叫嚷要讓人「死得很難看」；辱罵別人貪腐，自己卻把公款匯入私人帳戶；沒頭沒腦說「要求法官、檢察官公佈黨籍，將成為國際笑話」，還敢嗆聲「憑什麼跟我談法律！」程度低落，人格掃地，良知何在？

慕容理深 從威尼斯影展到奧斯卡獎競賽，《色│戒》的國籍問題一再引起爭議。本文並非要回答這個選擇題，而是要由此出發，綜合泛論李安迄今之作品，並兼談及李安與台灣的關係。 影片國籍與跨國製作 當一部影片的生產過程中，包含來自不同國家的資金或人員要素時，界定該片的國籍歸屬往往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電影業與評論界通常會以資金來源作為分類依據。但這對理解一部影片而言，往往幾乎毫無助益，例如Lucian Pintilie 的《橡樹下》（Le Chene）因為是法國的MK2等公司機構出資而被歸類為法國片。但若排除資金因素，該片不論從導演、演職員、故事內容、拍攝地點、使用語言等各方面來看，都像部道道地地的羅馬尼亞片。同樣的狀況亦見於跨國合資的影片，大島渚的《感官世界》（愛?????）因資金來源被視為日、法共同出品的影片；但若非法資參與，無人會否定那是一部道道地地的日片。 不過，跨國合資的影子往往會投射在影片內容或攝製過程中，例如Gerard Krawczyk的 《極速追殺令》（Wasabi）由日、法共同出資，Jean Reno與廣末涼子擔綱主演，故事背景則橫跨法、日兩國。有時，資金來源國家的色彩甚至被沖淡到所剩無幾。根據美國小說改編的《遮蔽的天空下》（The Sheltering Sky）資金來自英、義兩國，導演是義大利人Bernardo Bertolucci，編劇除了他自己以外，還有出生於肯亞、曾為多國影片寫過劇本的英國人Mark Peploe，片中場景主要在非洲，拍攝地點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尼日，對白混用英、法、阿拉伯語，擔綱演出者是美國人，其他演員的國籍包括英、義、法、突尼西亞、馬利，而包括?本龍一（配樂）在內的幕後團隊之國籍更難一一列舉。奧斯卡獎主辦單位認為《色│戒》不算台灣片，那麼他們又該如何看待《遮蔽的天空下》呢？ 三十多年來，Bertolucci幾乎都以這種跨國模式拍片。由於影視產業的技術與經濟上的因素，這種模式在近二十年來，愈來愈盛行於全世界。在 1991年推出其首部作品的李安並不算例外。 從跨國導演到國際導演 李安自紐約大學取得電影碩士學位後，在美國懷才不遇了六年。驀然回首，他終於在故鄉台灣遇見伯樂。由於徐立功\的賞識，中影投資其首部劇情長片《推手》（1991）。此片的故事場景在美國，拍攝團隊主要由美國人組成，此外，還有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作曲家瞿小松擔任配樂。所以，它雖然普遍被認為是部台灣片，但若視之為台美合作之產物亦無不可。起初，此片並未讓李安一炮而紅。在台灣，它只拿到了金馬獎評審團特別獎；將之選為最佳影片的反倒是次年在韓國漢城（後正名為首爾）的亞太影展。由此來龍去脈可見，李安導演生涯之始即與跨國製作、展演之間有極密切的關係。 到了其第二部作品《喜宴》（1993），這種關係更被進一步深化。此片由中影與的美國的Good Machine公司共同出資拍攝；另一方面，擔綱演出者除了台灣演員之外，還有一位美籍演員Mitchell Lichtenstein。《喜宴》代表台灣參加世界三大影展之一的柏林影展，備受觀眾與評審青睞而獲頒金熊獎。自此，跨國導演李安正式晉升為國際級導演。 這兩部影片的劇本早在李安坐上導演椅之前就已初步完成。兩者的最初版本皆獲選為新聞局優良劇本。他因此在台灣打開知名度，並開啟通往導演之路的最後一扇門。若李安的所有作品有一貫的脈絡可循，那麼，《推手》與《喜宴》應該是個很好的入口。 這兩部作品的故事均圍繞著美國華人而發展。顯然，這與李安自己當時的生活經驗有關。幾乎所有相關評論都會提到「文化差異」；當然，少有人在論及《喜宴》時會繞過性別議題。從文化差異到性別議題，其間浮現一個共相：跨界與隨之而來的定位問題。回顧李安歷來作品，我們可以看到這條線索或明或隱地從《推手》一路貫穿至《色│戒》的故事構思或選擇。它像一條斷層線，由之散播出來的震動以不同的方式構成每部片的敘事張力。 跨界位移之不安與安 作為抽象概念的「界線」在不同的故事時空中化身為不同的形式。在《喜宴》中其實只被淺淺觸及的性別議題到了《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2004）以更深沈的方式，在廣袤的美國西部譜出一段未竟的同性戀曲、一段關於跨界而又折返而造成畢生遺憾的哀歌。至於通俗劇《推手》所呈現的美國華人移民所身處的東西文化矛盾，到了喜劇小品《飲食男女》（1994）中，則轉化為一個1990年代台北都會家庭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依違。社會變遷對《冰風暴》（The Ice Storm，1997）的片中人物可沒那麼容易調適。在這部以1970年代初美國社會為背景的影片中，陷入生活價值與社會規範大崩解中的個人與家庭在心理驅力喚使下，逾越了道德規範的種種禁忌線而走向悲劇；相反地，《與魔鬼共騎》（Ride with the Devil，1999）的年輕人則由於美國南北戰爭爆發，突然被迫脫逸出原來的社會框限。他們進入了游擊隊世界，在自由又動盪的環境中，步步走向變身為成人的關口。 跨界與否，這對《臥虎藏龍》（2000）的玉蛟龍而言，是個一再遭逢的人生抉擇問題：從正邪之間、情誼與背叛之間、乃至於官宦門第與江湖草莽兩種生活之間。跨界與否對《綠巨人浩克》（Hulk，2002）的Bruce Banner 來說，則是件毫無選擇餘地的宿命，只是這次李安把界線推到了極致，將之劃在正常人類與龐然怪物之間。在溫文儒雅的李安之內心深處，是否住著個浩克？天知道。可以確定的是，在《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1995）所描繪的那個同李安一樣、非常正常又十足文雅的十九世紀英國社會中，那兩位姊妹所各自代表的典型理性與感性最後卻來個翻轉（或妥協）：與其說那是像大風吹遊戲裡的易位，倒不如說是個人內心世界中兩股勢力抗衡的結果。 總結來看，李安所有作品訴說著因跨界位移而生的不安與安。 李安對跨界的興趣也表現在電影形式上。他顯然有意地一再嘗試不同的類型：通俗劇、喜劇片、drama film、戰爭片、武俠片、科幻片、西部片、間諜片。他不安於窠臼，但不打破窠臼。在Sergei Eisenstein、Orson Wells或Jean-Luc Godard 這些在電影藝術觀念上造成深遠影響的革命者身影旁，李安就像一位奉公守法的公務員。如此講法並無貶意。本來，被那些影史巨擘大肆開發過後，電影藝術大破大立的餘地早已非常有限。李安既然師承好萊塢傳統，而且又自我定位在面對大眾、扮演說書人的位置上，我們就不必要拿其它標準來評估其作品。平心而論，光是他每每變換影片類型卻從未失手的成績，就值得評論者喝采。其實，李安也並非全無在電影形式上創新的企圖心，至少當我初次看到《綠巨人浩克》仿 video方式，而將畫面切割為數個子畫面時曾作如此想。可惜，這種手法並不算新鮮，而且在該片中也無法與其它部分作形式或內容上的有效呼應。若論電影手法創新，李安最成功\的案例應屬他在《臥虎藏龍》裡所營造出的「詩意武俠片」風格–相當符合導演個人調性的一種風格。 同樣地，李安也不是Michelangelo Antonioni、Ingmar Bergman或Krzysztof Kieslowski那種思想家型導演。他們的影片總是讓觀眾在走出電影院時，人人表情活像羅丹的《沈思者》；李安則不然。他雖一再講關於不安的故事，卻決不會讓觀者坐立難安。李安比較屬於Billy Wilder或 Francois Truffaut這種善於說故事、且不會「虐待」廣大觀眾的導演類型。這種導演很多，但並非人人像李安那樣，拉著同一條意義線索在彼此迥異的時空中旅行。 李安的旅行最近來到《色│戒》的時空：二次大戰期間的中國。所謂界線，在此當然可以指涉到性愛裸露鏡頭的風俗禁忌線。但媒體大力炒作的這一點畢竟只是淺層皮相（更何況，比起《感官世界》等影史經典前例，《色│戒》床戲之大膽程度根本算不上什麼，簡言之，少見必然多怪）。在敵我、真假、信疑、生死之界線上的穿梭與曖昧本就是間諜特務類型片固有的迷人招數。不過，當特務活動針對的儘是己方叛徒，敵我界線就從國族界線後退到國族內部（否則，「叛徒」無以為叛徒）。而一旦性與愛涉入其中，界線的問題就更複雜了，不只包括公 vs. 私，亦扯入了個人心理結構中那僅有一線之隔的本我（id）與超我（super-ego）之對立衝突–所謂「色│戒」當如此破題也。 […]

黃昭堂整合獨派理論，希望藉此擴大獨派板塊，有效深化台灣意識。而支持台灣意識的比例，雖然還很浮動，但他深信一定能達到謝長廷所期望的─五年後達到八成五的目標。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黃昭堂，最近出面集合台灣獨派學界，針對台灣地位意見分歧的理論，試圖整合。據八月集合學者聯合座談的結果，黃昭堂將獨派理論，歸納為六種不同看法。希望以這六種理論為起點，在擴大獨派板塊的前提下，有效深化台灣意識。 黃昭堂認為，之所以選在這個時間點整合學術理論，主要是因為「台灣意識認同度，已經推進到七成五」。這時候整合獨派理論，是好的開始，期望五年內，台灣意識能超過八成五。他認為，「這個工作不一定可以成功，但對台灣獨立建國絕對有好處」。而起碼目標，「希望大家不要惡言相向」，削弱台灣意識力量。 整合　確立台灣主權 以下是訪談大要。 新台灣新聞周刊問（簡稱問）：你參與台獨運動四十七年，為什麼這個時候選擇跳出來整合獨派派系歧見？ 黃昭堂答（簡稱答）：因為最近的民調顯示，支持台灣意識的比例，已經升高到七成五，從去年開始就達到六成四，在中國不同意下支持台獨的人也有五成四，我覺得這個民意還很浮動，會飄移，要小心面對。我相信如謝長廷所期望，五年後達到八成五，依照現在速度，可能性很大。 民意已經起來，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整合勢必要開始。 問：為什麼獨派的理論需要整合？ 答：對台灣現狀的看法，學界每派都有不同意見，理論多元化，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面對現今民意與國際局勢，理論要深化。意見不一樣？沒有關係，我最擔心的是互相攻擊。互相攻擊這樣會讓支持力量分散，也不能繼續提升認同度。 問：整合的最大公約數是什麼？ 答：確立台灣主權。 問：為什麼？ 答：確立，英文字叫做confirm，也有「無中生有」的意思。有人主張台灣有主權，也有人主張台灣沒有主權。用「確立」這個詞，不僅可以表示「有」，也可以表示「沒有」，比較中立，應可符合多數理論要求。 困難　分歧對立旁觀 問：有什麼困難？ 答：知識分子都有堅持，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信仰是唯一正義。我希望以尊重各派為起點，不敢希望可以讓台灣地位理論得到統一。但這只是個開始，拋磚引玉而已，希望能夠先讓大家瞭解這些困難，起碼不要一直惡言相向。 問：怎樣的惡言相向？ 答：有人認為台灣已經獨立，只是地位未確立。也有人認為台灣「被誤會」成中國的一部分，如果不宣布獨立，就沒辦法打破這個「誤會」。甚至也有人認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想要繼承中華民國遺產。更甚至有人認為，台灣是美國或日本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些意見上的分歧，有時候已變成尖酸刻薄的對立，或者一種「在旁邊冷笑，冷眼旁觀」的言語之爭，我看了很痛心。 當然，我認為堅持自己的理念，是很重要的事情。 痛心　傷害無法彌補 問：為什麼會感覺痛心？ 答：因為我在這個陣營時間很久，自從我知道有「台獨理論」這個事情後，幾十年來，這樣的問題不斷發生。台灣現狀要怎麼解釋？如何才是獨立的國家？獨派陣營為這個，已經吵很久了，而在爭執過程中，也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這些我都經歷過。 問：互相批評不是得到真理的方法？ 答：我的個性，傾向不輕易批評別人，我喜歡鼓勵。我覺得批評別人很快，但要去瞭解包容別人，往往比較困難。我不喜歡中國人那種「不打不成材」的概念，我希望用善意的鼓勵來替代責難。而且，要認真的批評別人，其實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台灣人，很喜歡指責批評別人。像很多人其實是不想工作，卻成天罵政府不拚經濟，罵薪水太低，抱怨工作太辛苦。說來說去都是別人的錯，沒有檢討自己問題在哪裡。我比較喜歡罵別人前，先檢討自己。 執政　柔軟緩慢前進 問：你認為台灣地位的現狀，要怎麼解釋？ 答：如果現在就把台灣看成是一個獨立國家，而國號是中華民國，就如現在民進黨政府的論述，這是想把中華民國財產繼承下來，以此得到政權。現在和八年前剛執政不同，維持同樣理念，對台灣前途不好。 問：為什麼民進黨八年前執政，你沒有跳出來質疑這樣的觀點？ 答；當時剛執政，我考慮大局的氣氛，希望鼓勵民進黨，讓他一步步進步。我當時也沒想到，至今這麼多年，國會沒有過半，台灣也因此沒辦法走向正常國家之路，我很訝異。 不過民意走向如此變化，獨派意識水漲船高，這也是始料未及的。這顯示台灣獨立意識，不是在原地空轉，成長很驚人，民進黨政府也不得不跟著民意跑。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當初用台灣意識的口號，已經得到政權了，希望不要辜負人民的期待。 問：也有人說，這是民進黨的「鋸齒戰略」，走五步退三步，看起來有退後，實則緩慢前進？ 答：我覺得這是柔軟化的一種施政，走二步退一步，賺一步就算賺，也有可能不進反退，不過這幾年看起來，民進黨政府在觀念上進步很多。也有人說，這是阿扁一路施政忍受罵名，搖搖擺擺犧牲形象的結果，我也同意。今年世台會，阿扁的談話，是有更進步。 獨立　畢生最大願望 問：有人說阿扁推公投入聯，是一種衝撞，你認為呢？ 答：就算是衝撞，我認為他這次收到很大的成果。美國因為這個衝撞，說出「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雖然他們也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國也同時說，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就這個意義上面看來，美國戳破國民黨，以及中國所謂「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神話。 我認為台灣一定要「自古就不屬於中國」，這個概念很重要。台灣要宣布獨立，也可以因為自古不屬於中國而避免。台灣有些人會顧慮中國的戰爭威脅，避免正式宣布獨立，避免風險，也可滿足一些人的要求。所以，美國的談話非常重要。 這也讓我們知道，不該去承受中華民國財產，因為自古不屬於中國。 問：問題關鍵在於宣不宣布獨立，你個人內心希望台灣宣布獨立嗎？ 答：貢獻台獨運動四十七年，心中最大願望就是這個，日思夜想。 問：宣布獨立要面對中國威脅，你認為中國在這次阿扁公投入聯宣示中，表現如何？ 答：我認為中國是「紙老虎」，很會在你面前假裝吼叫，讓你不知不覺怕起來。布希政府這樣的發言，是半強迫讓中國知道，「這個世界在想什麼」？打醒中國。 另一方面，美國也在幫日本講話。日本與台灣之間的關係，目前是幾十年來最好的時刻，日本迫於國際局勢，有些時候不好表態。美國幾乎把日本要講的話，都講出來了。 抗議　先安內再嗆聲 問：那麼，聯合國對台灣的態度，你認為適當嗎？台灣應該把進入不了國際社會的責任，歸在秘書長潘基文身上嗎？ 答：台灣目前還是在憲法一中的狀態下，沒有正常國家存在。有時候我們不要對外國要求太多。譬如日本目前在正式外交上，還有些對台關係的自我設限，我們應該檢討自己給別人什麼印象，不要急著怪別人，成天抱怨。 不過，我倒是認為台灣應該要向聯合國抗議。全世界一百九十二個國家，有太多國家目前還陷入內戰狀態，一個國家裡面有好幾個政府，或者反抗軍控制的地盤比政府軍還要大。這種情況很多，也就是說，世界上存在很多不正常國家，台灣和這些國家比較，其實算很正常。 我算過，台灣的正常度，如果是會員國的話，應該可以排在前三分之一裡面。 我覺得聯合國在對待台灣態度上，對不起台灣。但是，我們自己本身內部問題也多，應該要先檢討自己給外人什麼印象？然後再來向聯合國嗆聲，不要草率，顯得自己有點「潑婦罵街」。 問：你似乎很不喜歡批評他人，這是你個人的特質嗎？ 答：哈！這是我的人生理念。我甚至也不會亂批評國民黨，不喜歡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人家痛罵羞辱一頓。 例如，我同意蔣介石是殺人魔王，這個沒有問題。但是，我同樣也肯定，他的一生從來沒有和共產黨妥協，這種堅持，我給他一定評價。連民進黨裡面一些政客，都難有這樣的不妥協。 […]

轉入一條ㄇ字型小巷，突然像走入時光隧道－－兩旁是五○年代的仿日式老舊宿舍，迎面一條長長幽深的花徑。這裡沒沒無聞地住著九十二歲的台灣書法文化的國寶陳雲程老先生（一九○六～）。除了還要應付一些無禮的索字客之外，蒔花、品茶、作字，是他老來的生活。他常寫一幅字，大意是老來那管人是人非，關心的尚有一事：「只在花開花落」，但他的內心卻是時起時落。陳老教授深知生在目前這樣一個混亂不安的時世，常有出關、浮海的遐思－－我們不也都是這樣嗎？ 書家陳雲程，竹南人，現居台北市，他的行、草書，線條細勁飛揚，造形奇正相生，行筆率意，一派天真爛漫。在台灣書壇行、草書十分衰落的今天，能夠看到這樣高水準的傑作，真是令人振奮。 陳雲程雖然六十九歲從師範大學辦總務退休之後，才以書法為專業，但他有家學的淵源。小時後父親曾為他打造一枝「鐵筆」，以鍛練指、腕力及臂力。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讀經濟科期間，曾先後從日下部鳴鶴及本史邑學書。前者是日本近代書法的改革者，曾跟一八九○年攜帶一萬數千帖拓本赴日的中國書家楊守敬學魏碑；史邑則是鳴鶴革新派弟子比田井天來的學生。鳴鶴的書法仍是學者之書，他的書法觀念仍是中國傳統式的；天來則主張書法乃藝術，所以要強烈發揮性情，表現個性。繼承他這種觀點的弟子們，便徹底改變了日本書壇的面貌。陳雲程回台之後，以業餘身份，考取了很難通過的書道老師檢定考試，「二二八」事件期間，他以「棄職出走」，逃過了浩劫。 後來，經友人介紹，到師範大學，以他的經濟專長辦總務，又在師大的書法社當指導老師，直到退休。退休後曾受聘為東京墨藝專科學校的名譽書法教授。台北市西區扶輪社曾為他出版了三冊書法集，中國的西冷印社也曾轉載其中的書論。 陳雲程先生的楷、行、草書都極佳，而以草書最具個人風格。陳教授的草書融合了二王體系、于右任的標準草書，以及十世紀日本藤原體系的平假名書法，所以流暢自然，迥出時流。這種特異的融合，不但是陳雲程的個人特色，也是台灣書法二十世紀末期一種獨立面目。可貴的是，陳雲程以藝術為依歸，能夠消化這些外來的影響，而獨樹一幟。已故的台灣書法曹秋圃稱賞陳雲程為「狂雲」，真具慧眼。尤有進者，陳雲程是百年台灣書法史上少數碩果僅存的見證者，在維護本土文化的觀點看來，能不珍視嗎？ ◎我們封面上的題字是請陳雲程老先生特地為我們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