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重義◎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馬英九是在1968年6月加入中國國民黨(中國黨)，旋即出任小組長及區委。1970年馬英九擔任台大代聯會秘書長，當時，他父親馬鶴凌就是中國黨知青黨部書記。台大學生都知道知青黨部一直就是操控台大代聯會的黑手，馬英九的角色就是充當中國黨在台大校園的鷹犬。果然，1971年他就於校園刊物發表文章，主張資深立委與國代不應退職，附和蔣家獨裁者的無恥言論。
六十年代是年輕人叛逆傳統、突破傳統的偉大時代，掙脫壓迫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搖撼著年輕人的良知，巴黎的學生革命、布拉格之春的怒火和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越戰示威都直接挑戰當權集團。在蔣家外來政權暴力壓迫下的台灣青年也深受時代潮流的激勵，許\多有理想、有志氣的大學生，包括台灣人和「外省人」，熱衷摸索自由主義和存在主義，較激進的年輕人或明或暗地支持敢公開批判中國黨專制腐敗的「無黨無派」人士，互相傳遞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消息。台大的學生更利用保衛「釣魚台」突破戒嚴，勇敢走上街頭示威。
處於大覺醒的時代，有良知、有智慧的年輕人心底都厭惡蔣家的獨裁專制。中國黨利用其黨國體制下的附屬組織，在各個中學和大學威脅利誘學生入黨，絕大部份學生會找藉口走避，即使被迫入黨，也絕不公開支持中國黨或附和中國黨的政治立場。馬英九在台大的所作所為，暴露了他從青年時期人格上就缺乏理想性和正義感，只會迎合權力集團，鑽營個人前途。
馬英九在1974年以中國黨中山獎學金赴美國紐約大學攻讀法律，1976年拿到紐約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後，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國際經濟法和海洋法，1981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他是典型中國黨外來政權刻意利用語言歧視政策，及族群差別教育補助政策，所培養出來的「外省菁英」。台灣的主要大學和教育界到現在(2007年)仍被中國黨「外省權貴」所控制，台大有個「隔空抓藥」的校長，就是這種族群歧視政策所扭曲的結果。直到現在，不少台灣人的年輕教授在大學任職、升等繼續遭受中國黨所培養的「外省權貴」教授擠壓，許\多人因此隱藏其本土意識，不敢自由公開表達其本土思想、意向。換句話說，「白色恐怖」在教育界仍然繼續存在。馬英九就是依賴中國黨外來政權族群歧視政策獲利的「外省權貴」。
受到六十年代進步思潮的衝擊，七十年代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大規模地打破政治沉默：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在紐約英勇槍擊蔣經國的事件，振奮了台灣留學生的台獨意識，台灣同鄉會和台灣同學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美各校區成立；另一方面，在「釣魚台運動」中對蔣家政權澈底失望的「外省籍」留學生轉向左傾，掀起近乎盲目歌頌「文化大革命」和「回歸祖國」的熱潮，其中不乏「外省權貴」的子女；1971年，「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剩下一小撮「外省權貴」的子女在中國黨的組織下，於美國華府成立「反共愛國聯盟」，標榜愛國就要反共；當然，還有一大群畏縮在蔣家的恐怖暴力陰影下，不敢表示政治立場、冷漠地置身度外的留學生。前兩種族群的留學生被認為是較有骨氣、較有原則，投身中國黨的則被認為是較投機、較劣根性的，而第四種則是保守、待啟發的族群。
在這種校園氣氛下來到哈佛的馬英九，課餘也參與《波士頓通訊》的編寫，該通訊是「愛國刊物」，內容主要是以批判台灣獨立運動和民主運動為主。他前三年擔任主筆，後來兩年才接下主編的棒子，以馬英九、王紹陵、葉武台、波佬等筆名發表了許\多文章。偶而也會把其中的文章投回台灣的報紙，例如他以筆名「葉武台」發表在波士頓通訊87期（1979年3月）的文章《歡迎民主，反對獨立》，後來節錄轉載到1979年9月25日的聯合報上。
1979年島內外政治情勢相當沉重地打擊蔣家及其中國黨特權集團的威信：美國正式和蔣家斷交，並和中國建交；美國國會所制定的《台灣關係法》，直接以台灣人民為承諾的主體對象，「中華民國」完全被忽略；台灣的黨外運動凝聚了巨大的能量，尖銳地挑戰蔣家外來政權的合法性。唯恐蔣經國為了穩住情勢，而擴大扶植「吹台青」或拉攏「台獨份子」，如此將損及「外省權貴」子女向來充分享有的升官機會，馬英九在上文內流露了他焦慮的心情。馬英九一路走來，始終深怕台灣人在中國黨內分食他的升官機會，為了掩飾其缺乏自信所展現的「外省權貴」自大心態早就暴露無疑。底下就該文章內一段供讀者作參考：
『其次，在國府的綏靖政策之下，難免出現了一些政治投機份子。他們以精確的眼光，看準了國府的弱點，故意在海外從事「台獨」活動，待提高知名度之後，擺\出待價而沽的姿態向國府送秋波。他們之中也有人因此得遂所願。這些利用「台獨」活動躍登龍門的「迂迥報國」人士，多少留給外界一個「不搞台獨，難有官做」的印象。誠然，上述現象極為少見，但它所造成的影響卻不容忽視，近年國內政壇流行「吹台青」的說法，未嘗不是這項政策的一個副產品。』
一般認為馬英九也是「反共愛國聯盟」的成員，雖然馬英九本人未曾公開承認。在當時的留學生圈子，許\多人懷疑持有中山獎學金或加入中國黨所扶持的尾巴團體，如「反共愛國聯盟」者，其中隱藏了甚多打小報告賺錢或邀功\的惡劣份子。這些「抓耙仔」使許\多留學生上了「黑名單」，無法返回台灣探親或就職，而在台灣的家人親友也備受蔣家特務的騷擾。
1977年底，仍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發生了中壢事件。1978年1月28日，一群台灣留學生聚集在美國波士頓中國黨的辦事處外抗議選舉不公，進行示威遊行，當時馬英九也在現場出現，他拿著相機拍下遊行的學生，明顯地是在蒐集海外留學生運動的情報，直到有人前去制止才悻悻離去。左列照片是馬英九當時把相機收到大衣後離去時的鏡頭。
任教於哈佛大學的病毒學權威李敦厚、印地安納大學歷史系的學者江振耀以及現任的環保署長陳重信三位有聲望、有信譽而且可尊敬的哈佛大學博士，都挺身公開指控馬英九在哈佛大學時代，是監視台灣留學生政治活動的校園間諜，而且提供該照片為証。對於這樣嚴厲而負責任的指控，馬英九一味地以台灣人抹黑他來敷衍塞責，卻不敢和三位比他更具公信力的教授、專家對質。做為一個政治人物，馬英九的逃避行徑毫無尊嚴可言，也暴露了他處事的無賴和無能。台灣人應該要求中國黨攤開其海工會的資料，讓公正學者查驗當時來自美國校園的完整報告。
2006年第88卷第6期的《傳記文學》裡《馬鶴凌、馬英九父子與革命實踐研究院》一文中，提及馬英九自述他在1981年3月曾赴紐約實習，利用公餘時間蒐集各方資料，完成一篇《恐怖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的英文論文，並「送交有關單位在美國運用」。台灣獨立運動是台灣人民要推翻中國黨外來政權，建立優質國家的革命運動。馬英九為了維護其少數「外省權貴」統治多數台灣人的邪惡政權，過去，他向其主子的蔣家暴力恐怖集團獻計，以扭曲醜化台灣獨立運動，企圖誘騙美國政府壓制台灣留學生。2006年3月馬英九訪美期間，他更公開透過媒體要求中共弄清楚：其主要敵人是台灣共和國，而次要敵人是「中華民國」。馬英九深知中共一向的鬥爭策略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換句話說，現在，為了復辟，他又不惜向中共要求「聯共制台」。
綜觀馬英九青年時期的黑暗歷程，他效忠、依賴反台灣人民的邪惡政權，不義取得今天的地位。一路走來迄今，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幾乎都是站在反動、錯誤的一方。雖然，天性寬恕的台灣人願意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更惡形惡狀地威脅「子彈已上膛」，像黑幫小弟樣地叫嚷要讓人「死得很難看」；辱罵別人貪腐，自己卻把公款匯入私人帳戶；沒頭沒腦說「要求法官、檢察官公佈黨籍，將成為國際笑話」，還敢嗆聲「憑什麼跟我談法律！」程度低落，人格掃地，良知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