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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今年台日斷交邁入第卅個年頭，但我認為應該說成是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較恰當，因為台灣與日本間的關係，30年來繼續不斷。有一個評論家曾說，中國跟日本在桌上握手，在桌下踢來踢去，台灣與日本間則是在桌下握手。這個比喻我很認同。 台日斷交並不意味日本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為在日中建交的共同聲明中，日本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但對於中國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說法，日本則僅表達「充分理解跟尊重」的立場。另外，在聲明中，日本表示堅持波茨坦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茨坦宣言中表示要遵行開羅宣言，而開羅宣言中則指出日本戰敗後台灣應歸還中華民國。所以現在台灣國際法學家有兩種看法，一是台灣應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因為日本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另一看法則是應視對日和平條約才是最後的決定（因為對日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而日本放棄了台灣，台灣必屬台灣人民，中國政府無權插手台灣）。兩種看法至今爭辯不休。 台日斷交固然是外交上的損失，但對台灣內政而言卻有所得。當初蔣介石撤退到台灣時，最大的目的是要反攻大陸，對台灣並沒什麼建設。但在1972年與日本斷交後，政府才開始思考如何在台灣生存，73年開始十大建設；1978年與美斷交後，又有十二大建設的推動，兩者皆對日後台灣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台日斷交後為維持雙邊關係，民間設有亞東關係協會及交流協會，但實則都有官方資助或參與。至於實務外交交流則透過1973年成立的「日華議員懇談會」進行，藉由日本超黨派議員盡量替台灣爭取權益。不過，大部分成員也同時是「日中友好協會」的成員。 陳水扁總統上台後，對美日下了許多功夫，日本對台相關組織也發生變化。如日本自民黨組成「日台友好議員聯盟」，民主黨也組成「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至於舊有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內，由於具有主導權的議員年紀已大，許多年輕一輩（多為當選四屆以內）的議員在懇談會架構之下，另組了「二十一世紀委員會」加強對台灣關係。而年底以前，日本民間方面也有日本李登輝之友會要成立。 另外，活動上質的變化也逐漸顯露。現在日本政黨中除了共產黨、社民黨以外，大部分政黨對台灣都相當關心，如民主黨大幹部菅直人訪問中國時，明日地說應該讓台灣加入聯合國，他在中國說出這句話的確有影響力。而自由黨的小澤一郎則譴責中國動不動對日本施壓，要求日人道歉，並對台持續高壓，他公開批評中國不要太「靠勢」。 日本政治家也逐漸顯露出對台灣的相對友好，例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表示，日本支持台灣加入WHO，就具有指標意義；另外，日本外務省政務官水野賢因為台日斷交30年想到台灣致意，遭上級大臣否決後毅然辭官。我們在敬佩水野的判斷之餘，也應該了解水野其實已看到日本民眾對台灣的熱情；因為水野之所以這麼做，勢必讓親台的民眾拍手叫好，選舉時可能會得到較多支持。 日人對台灣觀感好轉有幾個原因，台、日經濟關係密切，日本是台灣第一大進口國，也是台灣第三大出口國；再者兩國人民往來密切，以2001年為例，中、日人民往來約150萬人次，台、日則達180萬人次；另外美、日、台安全防衛是互相依賴的。我常告訴日人，日本制定對台政策時應倒過來想：假設台灣被中國拿去，日本的政策該怎麼辦？屆時日本國土南邊軍力成本勢必大幅增加。 儘管日本對台灣日漸重視，但是台灣方面卻感受不到，認為日本仍是嚴重向中國傾斜。有人認為這和過去美國一直有意防止日本勢力介入台灣有關。美國知道台、日間有特殊關係，如果兩國太緊密，美國則無法獨占對台灣的影響力。不過，我認為台日關係的大步前進是可以期待的，未來首先要突破的是台灣要和日本變成普通的國家和國家的關係，不用特別親日或反日，未來在軍事、政治、外交等領域的交往上，雙方應該會有更大的突破。 ＊本文原載《財訊月刊》，2002年12月號，由紀淑芳整理。

一、現狀無法維持 有人說「台灣維持現狀最好」。我想假如現狀能夠永久維持，並且台灣成為聯合國承認的永久中立國，台灣有聯合國的保護傘，則我也贊同。但是面對霸權中國瘋狂的擴張軍備，而且瞄準台灣的飛彈急速的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跟中國雙方的軍力消長時時都在變化，單就這一點來說「維持現狀」不但是不可能，如此下去台灣將只能任人宰割，並將禍延我們的後代子孫。所以「維持現狀」是錯誤的想法，也是危險的想法。 二、走台灣自己的路 台灣因為尚未正名，現在只能算是半個國家，所以才會被人恐嚇，無所不至的被人打壓。因此我們必須突破困境、尋求出路，盡快擺脫被武嚇、被併吞、不安全的陰影，建造一個「能安居樂業，過著民主、自由、有尊嚴生活方式的光榮國度」。這是我們這一代台灣人共同的歷史使命，也是不能推卸的責任。「走台灣自己的路」就是達成上述目標的唯一活路。但是這條路上現階段佈滿了重重的險阻與障礙，需要全體台灣國人團結一致做政府的後盾去突破、打通。要台灣人團結，就必須先建立「以台灣做為中心思惟的台灣意識」。有了堅強的台灣意識，才能凝聚國家認同的共識，進而產生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去完成神聖的建國使命。 三、台灣路的第一段：建立台灣意識 建立台灣意識是「走台灣路」的第一段工程，也是第一道難關。建立台灣意識所面臨的障礙非常的多，其所牽涉的範圍非常的廣泛，例如體制上的各種束縛、法令規章的落伍、長年累積下來的人事包袱等等，把改革的力量綁得死死無法施展。若要跳脫舊有的框框、突破障礙，就必須仰賴政府的強有力領導，如能再加上民間團體自動自發的配合參與，則可形成強大的改革力量。茲將對於建立台灣意識有關的事，筆者以一介平凡老百姓，不顧學識淺陋斗膽的將個人所感覺認為最迫切而須即刻著手進行的事，列出七大項就教於諸位先進，並請大家為母親台灣一起來打拼。 (一)教育改革 1. 教育界人事的調整 建立台灣意識的首要任務在於教育，所以台灣意識的建立工作從教育改革著手是當務之急。自從政黨輪替以後，自從陳水扁總統宣示要「走台灣路」以後，仍舊在「走中國路」最明顯的部會首推教育部，因為其教育內容仍舊以大中國意識為中心，除了新增加的國小鄉土語言一點點教材外，其他很難看出有何種改變，明顯的背離了本土化教育的方向。雖然教育的改革所牽涉的層面非常的廣，但是我們可以從教育界的人事調整做起，包括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的教育主管人事做適當的調整，將教育主導權拿回台灣人手中，始能踏實的推動本土化的教育，儘速加強台灣意識的教育工作。 2. 教科書完全改編 (1)教科書內容以培養富有台灣意識忠於台灣這塊土地的公民，養成台灣民族原有的公義、誠實、勤儉、樸素、謙恭的美德為宗旨。 (2)以母語為主北京話為副，增加母語教材，減少北京話教材，將來以母語教材取代北京話教材，北京話將保留作為語文教學的單一科目。而注音符號也可以考慮逐漸取消，另規劃英文拼音來取代。 (3)編纂第二次大戰後的台灣史，做為小學五年級以上的歷史教科書，將歷史真相明白的傳授學生。 (4)更改教科書名：「國語」改名「北京話」。「國文」改名「漢文」或「中文」。 3. 教學法的變革 歡迎敬愛的老師們多多採用雙語教學，在日常教學中使用母語混合北京話來教學。各公私立幼稚園也請多增加母語教學。 4. 母語的進修 提升各小學教師的母語能力也是急待解決的課題。是否可由上級教育機關通令各小學，鼓勵其舉辦校內教師母語研修會，每週舉辦一次。或利用寒暑假，由政府主導開辦小學教師短期母語講習班，分批調訓，以利母語教學的推行。師範教育系統或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也請多開設母語進修班。 (二)語言 1. 對「國語」這一詞的正確認識 台灣固有的語言是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話，這就是台灣的母語，也即是我們的國語。北京話並非台灣固有的語言，所以不能稱為「國語」。這一點請全體國人認識清楚，以後不要再稱它為「國語」。也請大家多用我們的母語交談，多唱我們的母語歌曲。尤其國家領導人、各縣市首長、文化局長等請帶頭示範，以便帶動使用母語的風氣。各電視台、各電台也請多多播放母語歌曲。 2. 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拼音 現在還在爭論要採用通用拼音或者漢語拼音是毫無意義的事。這兩種拼音系統都是北京話發音的譯音。我們強烈要求台灣的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先正名後一律採用母語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如此做不但能跟國際接軌，還能減輕國小學童學習母語及英語的負擔。至於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拼音，筆者建議採用當地多數住民的母語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為原則，如：河洛人多的地方：採用河洛話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客家人多的地方：採用客家話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原住民多的地方：採用原住民各該族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 對於上述筆者的建議，教育部有可能搬出：「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關於統一中外譯名音讀標準的訂定事項是國語會掌理事項之一」。而且「路標、地名的譯音拼音工作屬於華語譯音拼音組」等規定來塘塞。如此將令人懷疑「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是不是永遠不得更改？一個「國語會的組織條例」是不是可以凌駕於國政大方針之上？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但是採用通用拼音好像已成定局？教育部已經在9月18日行文各縣市政府希望配合實施，研考會也有提鼓勵措施，採用通用拼音的縣市有獎勵經費可拿。在此筆者鄭重呼籲教育部及研考會，共同來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的地名一般民眾日常大都慣用母語來稱呼，在這種情形下採用通用拼音有沒有背棄本土化？有沒有背離「走台灣路」的方向？假如不能翻案，我們的路標、地名的譯音拼音一定要採用北京話發音的通用拼音，則請問：台灣還像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或者是更像屬於中國的殖民地呢？ (三)正名 中華民國的字號在國際上行不通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台灣正名是為台灣拓展生存空間、繁榮國家、確保安全必走的途徑。除了國家正名以外，我們也主張下面各項的正名： 1.護照上面附印英文「TAIWAN PASSPORT 」請貫徹實施。 2. 駐外單位的名稱一律冠「台灣」名義，請外交部排除困難徹底執行。 3. 加入國際性各項組織，請用「台灣」名義。 4. 出國參加各項比賽（含體育、學術、藝文、技能、棋藝等等），其隊名請用「台灣」名稱，不要再使用「中華隊」等類似的名稱，這在國內尤其需率先實行。也請參賽的選手們能堅守立場，並應該以能在「台灣隊」名義下參賽，為台灣效勞為光榮。假如遇到隊名無法維護時，則寧可罷賽宣示我方的尊嚴，也不要屈服於統戰的屈辱之下改名參賽。這一次在韓國舉行的亞運，國外電視媒體所打出的我隊名稱是「CHINESE TAIPEI」（我們自稱「中華隊」），這個跟「CHINA TAIPEI」做比較，並無多大的差別。外國大多稱呼我們為「TAIWAN」，我們正名「台灣隊」是很合理的事情。以「中華隊」的名稱去參加比賽，不但很容易被外國人誤認為我們是中國的附庸以外，對台灣來說一點尊嚴都沒有，而競賽的勝敗也引不起國內觀眾的共鳴，我們的參賽，好像是在替中國做白工。 5. 台灣各地的路名、村里名、校名、銀行、公營事業單位等，冠上中國色彩的名稱的為數不少，令我們覺得宛若置身於中國境內。這種生活環境有必要加以改變。是不是可以請政府下令研究改名，或輔導各地方熱心人士籌組正名促進會，先做住民意見調查，經過該地區住民的公民投票決定新名稱，再報請上級機關核備施行。名稱變更後，相關各項證照的異動登記，則請各該主管業務之機關免費為住民服務。冠有下列名稱的，建議改名：中國、中華、中原、中山、中正、光復、光華、大華、興華、華興、五權、三民、民族、民權、民生、介石、經國，以及中國的地名等。 (四)媒體 正常的媒體對社會教化及國政的扶助有其貢獻，當然對台灣主體意識的提升也有正面的功能。可悲的是台灣現在的媒體及媒體從業人員絕大多數可歸類於統派，這是媒體的畸形發展，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屬於不尋常的現象。不過在台灣，國民的民主素養尚待提升，以及價值觀不斷遭受統派媒體的嚴重扭曲下，也許這是一種暫時性的現象。我們期待媒體正常化的提早來臨，到時候將帶動國政的順暢，經濟的繁榮，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以及族群的和樂。但是這些都需要靠民眾對媒體的正確選擇以及努力才能得到。現在有台灣心的媒體正需要大家熱烈的支持，尤其更盼望有更多的廣告主們的光顧，使其壯大而成為社會安定的一股力量。 近來媒體最大的變化是統派電視政治性頻道的快速增加，並隨著產生了一大堆的政治觀察家及名主持人。成天的在唱衰台灣、抹黑政府、誤導大眾、腐蝕民心，恨不得早一天將政府扳倒。跟政府努力提升經濟反其道而行。大家對這種電視節目應該加以唾棄，也請民進黨及台聯立委遠離這類節目，不要淪為傳播毒素的花瓶。 台灣電視叩應節目為數之多，可以用氾濫兩字來形容，除了眾多名主持人之外，參加叩應節目的來賓個個都是專家學者之流，皆為一時之選，通曉天文地理、包山包海、學問精深淵博，真是酷斃了。開口謬論連篇、顛倒是非、講不完誓死不休，看了會吐血。電視叩應節目一點營養都沒有，其負面的影響遠大於正面的效應。奉勸民進黨立委及台聯立委，能拒絕引誘，避免成為散佈毒素的幫兇。讓有任務的統派民代及學者之流去唱獨角戲唱個夠。 11月12日國防部宣示「中國是我國的敵人」以後，敵國的電視節目是不是繼續在我們的電視頻道播出？政客及媒體呼應敵人的言論有沒有收斂？針對這兩點能不能加以規範？請新聞局火速處理。 (五)撤除銅像、刪除遺像 孫文是和台灣不相干的人物。蔣家父子兩人是二二八大屠殺、白色恐怖、實施世界最長戒嚴的統治者。這些人物的銅像早該撤除。莫非是歷史倒轉，或者認為台灣人好欺負，才又把孫文和蔣介石的遺像印在貨幣上面。這是對台灣人的重大侮辱，請將這種貨幣逐漸回收加以銷毀。 (七)慎防統戰交流 中國及在台統派政客對台灣最慣用的統戰用語是：「我們都是一家人。」他們所舉出的理由是，台灣、中國兩邊的人民屬於同文、同種、相同的文化，台灣人的根在中國，連關公、媽祖都是由中國來的（還好沒有說出佛祖的來源，不然台灣人豈不成為印度人？）。「我們都是一家人」是一句很動聽、能讓人心動的美麗謊言。到底「我們是不是一家人」？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加以探討，很簡單的加以破解。其一，中國佈署四百顆飛彈瞄準台灣，不時恐嚇台灣，這是同一家人不會做的事，所以「我們不是一家人」。其二，台灣民族除了外省籍同胞以外，台灣人身上的漢族血統幾乎等於零。除了血統以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台灣民族在歷經數百年來外來政權的統治下，已經形成獨特的優質文化，其生活習慣、思想觀念、人品素養、道德行為等皆和中國人大大的不同。台灣人和中國人並不同種，也不同文化，所以「我們不是一家人」。 我們跟中國並不是一家人，我們是台灣人，這是跟中國交流時必先建立的心理防線。由於中國對我國的強烈敵意，國防部又於11月12日宣示中國是我國的敵人，今後台灣跟中國的交流，筆者認為應該以敵對國的模式來思考。第一，錢進大陸是資敵的行為，應予嚴厲禁止。第二，除了經貿交流以外，其他各方面的交流儘量減少。請陸委會、文建會、交通部等相關單位嚴格把關。下列就體育、藝文、觀光、宗教交流提出筆者的觀點： […]

李心怡◎新台灣周刊記者 看到「車輪牌國旗」的「滿地紅」，金美齡就聯想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血腥屠殺，當然越看越討厭。 被稱為「台獨之母」的國策顧問金美齡一向就是話題女王。當多數台灣民眾都知道這位白髮資深美女就是金美齡的時候，正是她冒著統派人士攻擊的劍影回到台灣為《台灣論》作者小林善紀辯護之時。日前一句「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就想吐」，再度讓金美齡站上浪頭，而她的爭議性，其實只不過來自於「說出實話」。 拒絕中華民國 拒絕中華民國國旗 雖然住在日本，但是金美齡因為「愛台灣」，一年總要往來日本與台灣十多趟，尤其到了選舉期間，她更是頻頻回台灣義務為理念相同的候選人助選。這次回台，除了參加台教會募款餐會之外，也特地與前總統李登輝商討訪日事宜，為了讓李登輝能夠順利訪日，金美齡這次回台比往常低調許多。 但號稱「台獨小辣椒」的金美齡，想要低調也難。向來拒絕「中華民國」不假辭色的金美齡，再度拒絕「中華民國國旗」，表示「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就想吐」，不但惹來統派立委撻伐，更讓被統派立委視為眼中釘的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也受到炮火波及。 「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對金美齡而言，絕對不等於「台灣」，而是代表一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在國際上等於已經滅亡的國家。金美齡一向對於國民黨所謂的國旗、國徽十分不屑，她總是說那是「車輪牌」因為討厭車輪牌，金美齡與先生周英明直到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前，都不願意拿車輪牌護照。 更何況，看到「車輪牌國旗」的「滿地紅」，金美齡就聯想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血腥屠殺，當然越看越討厭。她表示，每次從總統府走出來，看到國民黨大門口寫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向偉大的台灣英雄致敬」幾個字，便感到渾身不舒服，她只是如實表示出自己的感覺。 國民黨的黨徽 不等於台灣的國徽 陳師孟於立法院表示，「有許多愛國家的台灣人，對現在的國旗、國號雖然並不贊同，但都沒有任何減低或削弱他們對國家的熱愛和忠心。很多熱愛台灣這個國家的人，真正熱愛的是國家本身，對於國號、國旗、國歌，他們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就不遵守目前的憲法和法律。」也是出自於坦白罷了。 對金美齡而言，既然「車輪牌」的國旗不能代表台灣，討厭國旗便不代表她不愛台灣。說到愛台灣，金美齡與周英明兩人寧願數十年忍受沒有護照之苦，也不願拿日本國籍，這種堅持當台灣人的決心，即連許多獨派大老也難望及項背。 金美齡也認為，中華民國現在這面國旗是國民黨黨旗，國旗的標誌是國民黨黨徽，現在時代改變了，「國旗、國號為什麼不能改？」她表示，大家應該從不同的歷史角度，去探討國旗國號的意義。 一樣是老實說 陳、金卻受統派謾罵 這樣的想法，其實是許多台灣人民共同的聲音。許多台灣人正透過台灣正名運動，希望將國名更正為「台灣」，並將由國民黨黨旗、黨歌所充數的國旗、國歌，改為真正代表台灣的國旗、國歌。也因此，陳師孟11月11日到立法院備詢時，回答國民黨立委洪秀柱時說，「中華民國的國旗並不等同國家」。 金美齡一句誠實的表白，卻引來統派立委趁機報復，要求陳師孟下台。但陳依舊強調，他不會懷疑金美齡熱愛台灣的情操。 金美齡對於陳師孟因為她而受到波及，也覺得不好意思，但她也肯定陳師孟和她一樣都是堅持說實話的人。對於統派人士的謾罵，一向瀟灑的金美齡總是輕鬆地回答道，「沒關係，他們越罵，我越紅！」。 ＊原載《新台灣周刊》347期，2002年11月16日。

吳行健◎OPEN雜誌記者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李應元有位同學又同床逾24年的頭家牽手，她就是黃月桂教授。 「爸爸 ，阿嬸打電話找你」，「有沒有說是哪個阿嬸?」「有，就是那個建國阿嬸」。李應元的弟弟、曾任行政院僑委會國會聯絡人的李宗明，回憶10多年前，他的小女兒接到李應元太太黃月桂從美國打回來的越洋電話，那時候李宗明的三哥李應元還沒競選立委，還沒闖關返台，還記得黃月桂向李宗明的稚女回了一句話:「乖，我不是建國阿嬸，我是獨立阿嬸，請你爸爸來聽電話。」 李宗明現在三哥李應元台北市長競選總部幫忙，他解釋這段回憶之所以深刻的原因，在三嫂黃月桂平實、理性但擁有獨立自我的學者個性，從那句「獨立阿嬸」的話，顯露無遺。 李應元出生於雲林縣崙背鄉崙前村，父親李謀見在虎尾糖廠工作，李家一共育有四男三女，大哥李宗仁在清大物理系教職退休，二哥李宗德為台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老三就是李應元，老四為李宗明，另外還有三位姐姐。嫁入李家這樣的大家庭，台語俗諺說:「三叔公、九嬸婆」，難怪黃月桂打電話給小叔家，接電話的小孩要問是哪位嬸嬸? 不過，在長庚大學教書10多年的黃月桂，可不是典型夫唱婦隨的政治人物太太，她自稱是獨立阿嬸，除了有和先生李應元一樣的主張台灣獨立的理念以外，其實更意味著現代女性獨立自主的一面。「我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所謂『官夫人』，我還是擁有自我」黃月桂接受本刊專訪時強調。提到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徵召的李應元現正陷入苦戰，因為他的對手、現任市長馬英九得到的民調高支持度不易挑戰，而且擁有廣大婦女票源的馬英九，背後同樣有一位不愛曝光的馬太太周美青，默默的照顧好家庭，讓馬市長沒有後顧之憂。 的確，從20多位加入李應元青年軍的大專學生義工，在長庚大學醫管系的師生們的眼中，中等身材，捲髮中分，圓臉大眼，一幅賢妻良母模樣的黃月桂，從頭到腳絕對是「黃教授」的角色大於「李夫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印象?早年的黃家家庭背景，可能對黃月桂的個性有著很大的影響。 種煙葉的農事 養成黃月桂耐心個性 黃月桂出生於1953年，家住台中市北屯區的軍功里，父親黃登玉是小學老師，家裡七分地的薄田種值煙葉，從小她就要到田裡和煙寮幫忙農事，從栽種煙苗，挖一個個的洞，一株株的植入土裡，再掩土育苗，等到煙草發芽，就要捻掉芽稱為「轉蕊」，約莫2個月後，一旦煙葉成熟發黃，就要一株株的摘煙葉，送進煙寮，把煙葉一捲捲的纏在木桿子上，升火烤煙，等烤乾煙葉後，再依據品質好壞分類，捆成一箱箱的送進儲藏室，等著發酵。 參與這麼多的繁複生產過程，黃月桂養成了細心與堅忍不拔的韌性，她英著形容:「種煙葉很煩瑣，就是台語說的『厚工』」，她一向是大人的最好幫手──端點心到田裡的小幫手。大概因為從小就目睹一件農事的完成至少要歷經10多道手續的關係，等到日後黃月桂嫁給李應元，因為李應元在海外辦台灣人社團的刊物而被列入黑名單滯留美國，她一路看著先生為爭取人權和返鄉自由的理想闖關返台，歷經被捕、獲釋、投入廢除刑法第100條社運、爭取民進黨雲林縣長初選失利、參選台北縣立委等過程，起起伏伏，黃月桂都甘之若飴，黃月桂說:「夫妻不是互相綁在一起或是互相牽制就能成功的，這樣反而無法持久，若相綁在一起，兩人的力量會抵消掉，總要給對方有點空間，一加一不能小於二、一加一要大於二，當然啦，我有時候也希望這個先生能夠平凡一點，像別人的先生一樣找個穩定的工作，有固定收入，可是後來我發現李應元好像不是位平凡的先生，往往就被他給說服了，因為他比我的口才好。」 姐姐早逝影響她投入公衛領域 說著說著，黃月桂就很開心的英出聲音來。她上有4位哥哥，本來還有位姐姐，但不幸因病早逝，卻也種下她矢志獻身公共衛生醫學領域的職志。黃月桂陷入往事中，聲音不覺低沈下來，姐姐從小就成續優秀，考高中聯考當天，姐姐在考場中突然眼痛不能視物，看不到考卷，監考老師權宜之下為姐姐口述題目，姐姐聽了就手抄在答案卷上，結果還考上台中女中。黃月桂說:「我姐姐真的好厲害，人家形容眼睛閉閉也能考上，就是在講我姐姐的案例。」後來，姐姐治療多年仍是群醫束手無策而過世，黃月桂總覺得可能姐姐罹患了腦瘤，卻也因此注下了她對醫療特別的有感觸。 黃月桂在台中女中畢業後，大學聯考第一志願填寫台大公共衛生系，第二志願填寫護理系，她說:「我的分數可以上北醫醫學系，但當醫生每次只能救一個人，但做好公共衛生一次卻可以救好多人。」黃月桂在台大公衛系與同班同學、雲林子弟李應元的感情故事，在李應元日前發表的自傳《人生的驚嘆號》一書中，寫得很清楚，她補充一段書中沒有的小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和李應元到自助餐廳共叫一盤菜餚;你儂我儂的、你一口我一口的「逗陣呷朋(一起吃飯)」。 後來，兩人結婚，一起到哈佛大學讀醫療管理碩士，又一起到台獨的「黃埔軍校」北卡大學念醫療經濟學博士，說起來，同窗同學又同床共枕至今也超過24年，夫妻生活有沒有衝突過呢?黃月桂說，在海外時，看到新聞播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還有周清玉、許榮淑的先生因為美麗島事件被捕，她和李應元就想凡是做個有良心的人，不能置之不理，其實，李應元每次做一些重大的事情，她也會有些意見，但她不是那種很固執的太太，兩人講到最後，李應元每次都會先讓步說:「好，好，我聽妳的，誰叫妳是我的頭家！」於是兩人就達成Agree to disagree(各自表述)，否則要是還各吵各的，「人生短短的，太浪費時間了吧！」黃月桂英著說，她覺得她和李應元其實和其他的民進黨政治人物夫妻一樣，就是很實在、很平淡的過生活，平常兩人都很忙，但彼此都有默契。 黃月桂曾因李應元一年多擔任駐美副代表及五個月擔任行政院秘書長，讓一向是教授身份的她披上「官夫人」的頭銜，她搖搖頭說，在華盛頓時，她還常穿條短褲去購物中心買東西，她也從不覺得名牌服飾有什麼要緊的，讓其他的國內派駐華府外交官夫人覺得不可思議，李應元奉調返國前，她們還聯名寫卡片說他是「另類夫人」。她補充說，無論如何，她還是要保有自己的生活，她會看情形同時扮演好當李應元太太的角色，但她不會因此就完全拋棄自我，她會維持目前每週在長庚大學授課9小時的教職，因為政壇上的官職會有下台的時候，她才不會跟著先生上上下下的。

比恕依‧西浪◎公共電視記者 「 扁柏」與「紅檜」合稱「檜木」，全世界只有幾個區域有檜木的生長，如北美洲的東海岸、西海岸、日本，以及台灣，而台灣是檜木生長的最南界，也是唯一亞熱帶氣候卻能擁有檜木生長的國家。 今年九月，公共電視環境新聞採訪小組與台灣山林文化工作室負責人賴春標，深入雪山山脈的北段主脊山脈，兩次歷經共十五天，強渡野溪激流、攀爬崩崖、餐風露宿，終於拍攝到傳說中的扁柏神殿之第一手影像畫面。過去大家所熟知的棲蘭山檜木，大多為林道附近散生的群落。九月三十日，公視新聞部將在「我們的島」節目播出這次採訪小組的初探歷程，這是目前所知的最大一片千年扁柏林，在電子媒體上首次曝光。 根據賴春標表示，目前北台灣的主檜木林帶，主要分布在雪山山脈的北段主脊山脈兩側山谷，海拔約在1800公尺到2500公尺間，面積粗估約有一萬五千公頃左右。賴春標歷經兩年、十餘次的實地田野調查，終於在大漢溪及蘭陽溪上游水系的檜木林區之中，發現最寶貴的成熟扁柏族群，其胸高直徑約一到三公尺，樹齡大多在一到二千年之間，部份散生群落甚至接近三千年的巨木，泰雅族人傳說中的扁柏神殿，確實存在。 置身在檜木林中的感覺，就像一個小人物進入參天古木中，是帶著一種敬畏崇拜的心情，讚嘆台灣高山峻嶺中竟然有這樣一個環境存在，而扁柏林就這樣安靜無聲的生長了上千年。隨著冰河時期南遷到台灣避難的檜木林，已經在這裡演化台灣的特有種，成為台灣島上最古老的「活化石樹」之外，也是最最道地的「原住民」。 但矛盾的是，這是在六十幾年的砍伐之後，因為民國64年葛樂禮颱風在石門水庫上游造成大量崩塌，這裡才劃設成保安林，逃過了被「開發」的命運，而我們才能有幸的看到僅存的巨大檜木林相。而在脫離了「拼經濟的勞工台灣經濟奇蹟時代」之後，我們才回過頭看到這一片檜木林，是全世界珍貴稀少的檜木林，除了應該了解之外，更應該積極的保護它。 ＊請參考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網址http://www.pts.org.tw/php/html/island/list_main.php

許極燉◎任教於明治大學 台灣語(福佬話)學界的泰斗王育?博士生前的著作(中文版)全集於7月中旬，由台北的前衛出版社出版發行。王教授的才氣?溢，?獵的學術領域廣泛而深遠。全集所涵蓋的範圍不限於語言學，而踏越到?史學、文學、政治評論、劇本、小?、社?評論、時評等。這些林林總總的著述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圍繞台灣，而著作的核心厥為他的母語台灣福佬語研究。易言之，台語的著述是整個《王育?全集》的金字塔，其中他的博土論文《閩音系研究》(日文版出版的書名是《台灣語音的?史研究》)可以?是金字塔上的「天守閣」，是現今世界上閩台語的最高權威之作。 王育?先生是台灣台南市人，19?(1943年)考入戰前的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文學科，翌年因空襲返回台灣。又翌(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因熱衷於新文化建設，而一邊從事台灣新戲劇運動。不久「二二八事變」(1947)發生，王先生的胞兄王育霖(戰前東京帝大法科畢業)被?殺，也感到自己身邊危險，乃於1949年潛往香港再偷渡日本。他抵日後，再度進入東京大學復學(1950)，跟隨中國語學界的權威學者倉石武四郎、藤堂明保博士學習。他的博士論文是《台語表現形態試論》，可見王先生很早就有志於研究台語了。實際上直到他因心筋梗塞猝然逝世(1985)的前?所發表的生前最後一篇論文〈台灣語記述研究的發展情形〉(收錄在全集第8冊)，前後35年之久，他的學問研究一直以台語為主要領域。 在進入新制研究所後，他的碩士論文是《拉丁化新文字的台語初級課本草案》(1955)。接?進入博士班繼續研究閩台語。在研究所，除了受到中文系的傑出學者的指導，更在日本語言學界耆宿服部四郎博士的?陶之下，習得了科學的記述言語學(descriptive linguistics)的方法。在東大博士班努力下14年之後，終於以《閩音系研究》獲得頒授文學博士學位(1969)。這本論文在王先生過世2年後以《台灣語音的?史研究》正式出版。論文的主審服部教授在序文裡引用當時的評語?，「本論文的記述研究極為正確，比較研究非常精密。….特別是文言音的?史和現狀，由於著者的努力，可以?好像看到了他的整個容貌。…本論文的業績整個地看起來，超過了先人在這方面的成果。」 王先生的一生所做的學問全都是針對台灣，而且為了熱愛他的祖國台灣，他更貢獻他的一切從事拯救台灣的獨立運動，而犧牲以至於鞠躬盡瘁。他在讀博士班的1960年，組織「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誌鼓吹台灣獨立運動。這個雜誌到今年6月剛好發行第500期，完成了時代性的任務而終刊。 台灣在戒嚴時代，他的文章著作沒能在台灣出現，而解嚴後他已過世。再加上他的著述全是用日文寫的，所以能夠受到他的教益的同胞畢竟非常少。筆者於36年前來日本繼續研習日本學，20年前開始步入語言學的領域，開始從事研習台語學。在台語學的領域摸索的階段，跟王先生「接觸」數年，拜讀他的著作以及他贈送的他的論文抽印本，使筆者得到很多的啟發。例如筆者致力研究的台語的歷史，得力於王先生的論文，諸如〈台灣語講座〉（全集第3冊），〈關於「十五音」〉、〈泉州方言的音韻體系〉、〈福建的開發與福建語的形式〉（以上全集第9冊）。雖然王先生不是筆者的老師，但是對筆者而言這種學恩有甚於恩師。所以王先生過世時，筆者即撰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王育德先生研究台灣話的貢獻〉（原載1986年1月6日~9日美國台灣公論報，後來收錄於拙著《台灣話流浪記》,1988）。 王先生對台灣的熱愛，不僅表現在對台語、台灣史、台灣文學的研究論述，對台灣獨立建國的貢獻犧牲，更展現在替台灣人原日本兵向日本政府爭取補償的長期抗爭運動。台灣籍原日本兵約21萬人的傷亡補償問題，國府一直不聞不問。1975年「二二八」時，王博士在他的篤交日本友人學者教授支援下，成立了一個組織，自任事務局長，向日本政府陳情、抗議、示威，甚至告日本政府到最高法院，獲得超黨派國會議員組織的同情與支持，才贏得每位傷亡兵200萬丹的弔慰金(1987)，然而王先生為此苦戰了十年，已經在前此二年前過世了。 王育德先生過世17年了。他對台灣的愛情，從語言、歷史、文學、政治的諸多論述，以及領導獨立運動的犧牲、奉獻，替同胞爭取權利、補償而不惜告日本政府。這一切莫不從王育德精神投射出來閃熾燦爛，同時都蘊藏在《王育德全集》裡面。今天台灣正迎向獨立建國的重要時期，台灣人的精神文化、民族的原點，非語言莫屬。台灣人的母語被禁錮達半世紀以上，目前母語教育剛在試步，台灣意識、本土文化的建設、充實可謂刻不容緩。《王育德全集》（中文版）的出版發行，適是因應時代的需要。雖然這一部5千5百頁的全集（15冊）不便說它是建國的經典，但是作為科學的學術著述，作為台灣人精神文化的食糧，無疑地充當是營養滿分的。

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前天(九月一日)筆者好不容易與闊別三十三年的老友也是同志會面。三十三年絕不是短暫的時光，為什麼那麼長久沒見過面？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蔣家政權白色恐怖統治下使然。 老友陳中統醫師高雄醫學院畢業後赴日深造，就讀岡山大學醫學院研究所專攻癌症的治療和血液學。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接到從台灣拍來的電報，只有五個字：「父病危速回。」為盡孝道，他接到這一通急電，立刻簡裝返台，從此一去不復返。 筆者為參加八月一日在東京舉行的台獨聯盟世界中委會年會和第二十九屆世界台灣同鄉會，待在東京迄八月中旬才返台，同月下旬，在朋友的公司偶然有一位職員，告訴說他看過昔日政治犯陳中統醫師的著作，書中有提起你的事。不禁令筆者驚奇，因為已經很久沒有聽過「陳中統」這個名字了。頓時迫不及待地拜託他儘速借給我看一下，兩天後我就收到書，一口氣把它看完，讓筆者百感交集，感慨萬千。 筆者於一九六七年在東京經秘密盟員李宗藩（已故前民進黨台南縣長候選人高票落選，後來當選國大代表，不久患肝癌去世）的介紹始認識陳中統醫師，當時筆者是「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前身）組織部負責人，經過幾次的交往和觀察，獲知他是一位豪爽開朗、樂觀進取、富有正義感的優秀青年，正是從事組織工作者求之不得的吸收對象。陳中統雖然學醫卻具有政治意識和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因此很快的宣誓成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秘密盟員。他在「生命的關懷」著作中，謙虛的描寫自己對獨立運動幾乎沒有貢獻，其實在筆者的記憶裡，他在秘密盟員中是難得的積極想要做事，且也有能力做事的優秀盟員。他曾經以其靈活的腦筋與機智，做過難能可貴的事蹟，他也曾經與我計劃做一件很重要的秘密工作，並且勇敢地答應我說他有自信完成這個任務，可惜他就是一去不復返。茲將書中印象較深刻的一部份記下來以饗讀者。 一九六九年元月七日，陳中統醫師經其姨母的介紹認識了台大醫學院醫技系畢業的蔡憲子小姐。陳醫師形容她落落大方，端莊清秀，談吐優雅，由於兩人學的都是相關醫科專業，一談之下，極為投契，大有相逢恨晚之慨。難怪經過幾次約會便墜落愛河，一個月後，閃電式地決定在二月六日完婚。 三天歸寧後，開始環島蜜月旅行，順道看些住在各地的親朋好友。沿途陳醫師發現令人忐忑不安的事，即不論搭乘公路局金馬班車，或是火車，以及計程車，總覺得有些人士在跟蹤，大多數穿著便衣。二月二十一日向老同學們告辭返回中和市住家。時已午夜，家人已入睡，憲子發現茶几上留有一張紙條寫著：「中統兒：十時左右中和派出所主管，撥電話來，要與你面談。父留」。剛看完留言，中和派出所主管來電說：「半夜三更真對不起陳醫師，希望您馬上過來，這是上級交辦的。」一進派出所，已有號稱孫組長的警總保處人員在場，旋即被套上一付眼罩，兩名特務人員挾持我坐在軍用吉普車的後座，似乎向台北市的方向駛去，大約不到半小時行程，直覺到一個門禁森嚴的地方，隨後將我眼罩拿下來，接著就是所謂的「疲勞審問」。 兩夜三天的疲勞審問是由三組輪流，每組成員三名，第一組組長為孫上校、第二組組長為崔上校、第三組組長為梁中校。 第一組孫組長首先第一句就問：「陳中統！你在日本這幾年，有沒有認識侯榮邦？」「見過兩次面，是經同學介紹。」我才明白是為了我曾參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這件事。「你有沒有參加他們的偽組織？」他問。「沒有」我回答。… 第二組進來後便開門見山的說：「我是崔組長，這位是石少校，這位顧中尉。」「好了啦！好了啦！這裡有十幾張紙，你先將自己的身世寫一遍。」…我只想打瞌腄哪裡能寫字，但不得不寫，不過我不記得到底寫什麼。 第三組的偵查員，也可說是審問員，進來後，中校組長自我介紹：「我姓梁，這位是林少校，這位是鐘上尉。」「剛剛崔組長要你寫的『供詞』，寫好了嗎？」「崔組長沒叫我寫供詞，只是要我寫身世啊？」「胡說！供詞就是身世，身世就是供詞！」… 到最後一次偵查黃上校說「陳先生！我與崔組長、孫組長、及其他幾位校官，是偵訊你參加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小組。」我加強語調回答說：「假如我真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待在日本，還要回到台灣來？」「事實上在你的住家，我們搜索到你從日本帶回來的獨立宣言，那是台獨份子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聯名撰寫的反動宣言。」孫上校厲聲的斥責。「同時你在日本經常與侯榮邦來往，是不是事實？」崔上校接口問。「我已講過，只是偶而見過幾次面。」 我被羈押將近四個月，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終於接到「台灣警備總司令軍事檢察官起訴書」，竟然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罪嫌起訴，若依照起訴判刑是唯一死刑，不幸中之大幸，結果是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一九七五年，蔣介石死亡，由嚴家淦繼任總統，頒布特赦令而減刑三分之一，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出獄為止坐了足足十年的冤獄。 陳中統醫師在書中頻頻提起在判決後第二年就被派服外役，因他具醫師專業故被安排在景美看守所醫務室看病，坐十年牢獄有九年服外役，當然比一般服刑者來得輕鬆和自由，以他待人接物修養和健談幽默談吐，自然會很快的與獄吏和周圍的人們融合在一起。加上他醫術高明，因而時有外出為獄吏家屬往診的機會，才使他異例的在獄中卻能生育一男一女。更有幸的是上天賜他一位秀麗的賢妻良母，兒女都去美國學醫，兒子畢業後在大學醫院服務，女兒現就讀於史丹福大學醫學院。 長久以來筆者心想雖陳中統醫師是基於其思想信念加入台獨聯盟，惟若沒筆者勸進，或許他不致去坐十年的黑牢，而耿耿於懷。如今獲知他事業有成，又擁有美滿的家庭，終於稍能寬解內心的歉疚。 如同上述筆者在偶然的機會看到陳中統醫師的著作「生命的關懷」後，恨不得馬上和他見面，書中開頭有幾張相片，還有立法委員賴勁麟先生為他寫序文，也知道他當中和扶輪社長，因此很快的查到他的診所電話，立刻撥電話給他並約在九月一日會面。 當天陳中統醫師帶著夫人依約在國賓飯店會面，這是闊別三十三年後第一次戲劇性的重逢。怎麼能不使我興奮呢？他帶了幾本「生命的關懷」著作送給我，我也帶了幾本有關台獨聯盟活動的書籍送給他。 戲劇性的重逢，我們兩個人莫不興奮而語無倫次，大談而特談。陳醫師依然故我，樂觀、開朗、健談。旁邊的陳夫人頻頻默默露出微笑，有時向陳醫師輕聲反應她的想法，頗令筆者羡慕這對夫婦的恩愛。 陳醫師表示這本書完全是記載他獄中生活片段，多年後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冊出書，目的不是為了報復，也不是有恨存在，是為了留下歷史見證。他也說當年為贊成台灣獨立而入獄，至今仍不覺得後悔。他希望為動亂的時代留下一點記錄，提醒世人用關懷和愛，為台灣的未來努力。 大約三個小時的交談中，讓筆者再次深刻感受陳中統醫師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愛！

郭來富◎女畫家/台灣心會、文化總會會員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法國大文豪思想家盧梭(J.J. Rousseau 1712-1778年)說：「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教育成為『人』」。然要把「人」教育成為「人」，就必須要透過良善的「人文思想」教育，才能逐步地修身養性而成為「人」，使人能過著真正是「人」的生活，亦是說要有人性、人道、人文、人權…等的良善優質「人格」教育思想，才能實現作為一個真正是「人」的人，而不是成為「動物人」。 人類為了追求更民主更自由更尊嚴的生活，就必須要實踐「人格教育」先於「事業教育」的思想理念。只有有人格、有德性的人（L’homme Vertueux），才能壓制自己的慾望貪念，也唯有這種人才能服從理性（reason）與良心（concience），也唯有這種人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被奴隸，拒絕「奴化」教育才能成為「人」，否則將成為沒有人性的「物化」工具，而不是真正的「人」。人類的「理性」抑制我們，不該奢求「不正當」的事物，然「良心」禁止我們不應向任何「不道德」的誘惑低頭，人類的生命價值不只是滿足「物質生活」而已，「精神生活」的滿足才能使人格更良善、更健全，亦使您的專業更加的富有與成功，要「富」容易要「貴」難，人類為了追求「富貴」，鬥爭的頭破血流，猶如現在的台灣社會亂象一樣，中國「紅衛兵」式的「鬥爭文化」在台灣社會不斷的重演，色情暴力、亂倫叛逆，害人匪淺的中國三十六計陰險文化，毀滅式的「美人計」更活生生地在台灣社會侵蝕腐化，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禮義廉恥，均盪然無存，優質文化喪失，劣質文化興起，如台灣的八卦新聞、惡質選舉文化、檳榔小姐、鋼管小姐等等色情暴力文化，均必須「脫衣解帶」來表示刺激「免本錢」的經濟發展，這是台灣之恥，這種劣質錯亂價值文化，應以立法規範，然這亦是「奴隸文化」的本質，非理性無良心的惡劣行為，實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在」禍源，台灣沒有羞恥的人太多，只有「動物」才不知臉紅，竟然以破害人家家庭來合理化自己的私慾，說男女兩人「相愛」沒有罪，然「相害」別人沒有罪嗎?還有為了爭財產，可以把親生母親推傷告訴，這些種種道不盡的逆倫亂倫病態社會，已經負面影響到社會善良風氣將危害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沒有「道德人性」的「自律」行為，自由是假的，但變成危害「自由」的元兇。 台灣長期來的殖民「奴化」教育，使台灣人民變的貪心無知、唯利是圖、自私害人、奸詐陰險，不會當「主人」，沒有台灣「主體精神」的優質文化，不會思想，不敢思想，不肯思想，當然無法成為「主人」，如沒有台灣「現代」人文思想的「本土國際化」教育發展，台灣國格將不受尊敬，然這次呂秀蓮副總統的外交印尼行，是展現作為「主人文化」走自己的的路之優質表現，作為領袖「愛國」的偉大情操，值得敬佩，贏得國際尊敬，是全民的驕傲。然像台灣有某些「共匪式」的媒體，政府可參考歐洲某些國家有一機構（C.S.A.,Centre de Supruision d’Audio Viruel）「視聽法規監督中心」，來監督不法行為，給予依法制裁，使「媒體」能「自律」越多「自由」越多。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必須先建立台灣人民的健全良益「人格」，讓全世界尊敬台灣人，才能擁有「國格」的尊敬，唯有以「良知道德」作為「國家教育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針。台灣自然會被世界各國歡迎與尊敬。甘地說：「沒有『人性』的科技，將毀滅自己、社會與國家」。如同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多美的建築大樓，都會被無人性的人所摧毀，這種教訓是在警告人類不要成為物質科技，貪心慾望的「奴隸」，為了更文明， 人類必須接受良善優質的「人格社會」，自愛愛人，自救救人的博愛精神，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說：「愛別人比愛自己更多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如果你有兩碗飯，就分一碗給別人享用，這是作為一個「人」的義務與責任，即使您擁有天下的江山與美人，也是貧窮短命的，唯有萬古留芳的「偉大奉獻」情操，才是人類能富貴長命的普世價值，盡一份做「人」的責任吧!台灣人。

曾道雄◎師大音樂研究所教授 德國後期浪漫的樂劇大師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在其著名的「尼貝龍指環」連篇樂劇的最後一部，以「諸神的黃昏」為終曲，訴說諸神因棄絕崇高的神性，滋生人世的貪婪與慾念，而導致整體神界的崩潰。 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找不到神界，但若論足以讓凡世昇華，並且啟發人類良知，維繫生命價值，拓展未來知識與視野者，則大學雖非現世的神界，至少也應是一塊淨土。 然而，台灣的大學因嚴重的世俗化，在政經和權力的衝擊下，人們步入此莊嚴的學術上庠之門已不大能感受到智慧殿堂的嚮往，也不大可能喚發起良知的覺醒。大學精神的淪喪與價值的崩壞，其來有自。主要是教授們治校之後，權傾一時，少數更是矯矜不求自習，在世代交替、知識爆炸的年代，學術技能已瞠乎學子之後而不自覺，一些公立大學的教授，更是捧著鐵飯碗，渾然不知「諸神黃昏」的來臨。 大學教授的權益太受保障，缺乏制衡與評鑑，是大學質變最根本的問題。在我們尊師重道的國度裡，學生明知教授不行，又不用功，也少有人提出批判，反正你給我學分，大家得過且過，這是功利主義的惡性循環，也是大學集體的墮落。教授每週授課八小時，副教授十小時，除了部分兼行政工作，大部分只要不出大錯，學校不曾因教授不做研究、不寫論文、不做學術或展演活動，而不予續聘的。教授缺乏制衡與評鑑之外，還有層層的教師法和申訴委員會可以保護，要想動一位不稱職的教授工作，難如登天。 大學民主、校長無為，也是肇因之一。過去大學校長由官方指派，政治色彩濃厚，除少數真正學人之外，沒什麼學術權威可言，現在校長由教授們票選產生，則既無學術權威，也沒行政尊嚴。社會上所有選舉的弊病，大學選舉都幾乎難免，一到校長或院長級的選舉，拜訪、拉票和黑函、攻訐，習以為常。為不得罪「選民」，大學「民主」之後，校長可無為，教授們則氣燄高張，很多校務會議的發言，看來很像立法院。南部有一所公立科技學院，曾為要徵聘一位藝文科通識課程的專任講師，邀我做面試的客席甄選委員，場外有近二十名由網路公告後篩選過的國內外博士學位應徵者等候進場以電腦軟體做輔助報告，但場內兩派校方教授卻爭論不休，後來反對的一方竟不惜要退席讓評選會癱瘓流產，校長進來緩頰，有一兩名教授依然把身子斜靠椅背，態度惡劣，即使工友進來倒茶，也不應如此對待。我不知這是特殊案例或是常態，當時我只感到一陣深沈的悲哀。 「布袋蓮效應」也是教授素質低落的原因 。教育鬆綁、大學自主之後，不同大學，教師升等難易懸殊很大，尤其十幾所學校升等自審，教育部便加以承認，有的學校頗能潔身自愛，但也有學校獲得這種特權後，大量近親繁殖，不加節制，我們翻開一些大學的通訊錄，你可能會發現，一個系裡有五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都是教授。其內在的主因是國家沒規定一個系所裡教授所佔的名額比例，卻反而准以四到五位教授就可增加一位教授，這種「本金加利息」的複率計算，教授乃年年增多。大學教師升等雖分三級，但校評尊重院評，院評又尊重系評（號稱專業評審），所以往往系評一過，幾乎可直達教育部的認證。大學本來如一泓清淨的湖泊，但教授快速繁殖，有如布袋蓮衍生，大學當然很快就變成一潭死水。現在台灣的教授滿街走，廣告板不小心掉下來都會打到一兩個，據說在公共場合叫一聲「教授」，至少有三、四個人會回頭回應你。如果量多而質不提昇，有天「教授」的名望將比推銷員的名片和江湖醫生的錦旗更不值錢了。 雖然如此，國內真正全心全力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教授也不在少數，現今的大學大概也只靠這些人在維持程度。義大利古諺說：「勇者上陣，疏懶者坐食」，真正在學術領域開天闢地者有之，但疏懶坐食者亦不少，其中還有很多權充政黨的打手，成天在電視的政治鬥雞場耍嘴皮，談八卦新聞。還有些官海浮沉的失意政客，來大學濫竽充數當起教授來的，筆者願在此提示一點：ＷＴＯ之後，不只意味著農產品的交流和關稅的解除，學術的國際交流也將會淘汰掉一些學校，不論私立和國立大學都會受到考驗，敬告那些在大學伸懶腰，飯酒作樂，備受呵護的「諸神」：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林健次◎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副教授 李前總統最近說，財政部整頓農漁會信用部是「要消滅農漁會」。因為事實認知與語言習慣的不同，這句話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效果。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就會有不同的政策選擇。而有建設性、理性的討論，並達成可行的改革共識，釐清農民、農會、農業、農會信用部等四個互相關聯而又不同的概念，應該是必要的。 農民與農業 我們自己即使不是農民，也是農民的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同胞百姓。農民的福利一定是大家所關心的，尤其是農民處於弱勢的時候。農民所從事的行業就是農業。一般說來，農民的福利與農業的發展是有正向關係的。這可以美國為例，大體而言，美國農業發達而農民生活優裕，美國農業同時也提供價廉物美的農產品。不過農民福利與農業的關係有時並不全是正面的，日本就是這樣。日本農民福利的提高，得自剝削消費者多、得自農業進步者少。這種從業人員的福利與其本業的榮枯背道而馳的現象並不奇怪。一個軍人待遇與福利特高的國家，可能有一支不堪一擊的國防部隊。從業老闆及員工享受高度保護的產業，也常是落後的產業。純就經濟利益而言，全國民眾的利益與農業發展息息相關。一般民眾即使可以不關心農民，但是不能不關心農業的發展與政策。 農會與農民 農會是農民的結社，是農民互助、合作，維護農民利益的團體。因此，農會代表農民去爭取權益與利益是當然的。不過，真正能代表農民的農會，必須是農民自由結社產生的，而不是統治者為了容易控制農民而設立的。這就衍生了一個農民結社權是否已經解嚴、現存農會是否能代表農民利益的問題了。在國民黨戒嚴時期，為了控制全國各行各業，嚴格執行一行業、一地區、一公會的制度，並由中央黨部派出職業黨工為總幹事。解嚴以後，集會結社權開放，不同利益、不同產業的工商團體，自由組織各種或不同、或類似、甚至互相重疊、競爭的公會，逐漸有百花齊放之勢。唯獨農民團體仍保持一地區、一農會，與統治區域平行的制度。 解嚴以後，雖陸續有人發起自主性農會，但都沒有成功。究其原因，不外戒嚴時期留下來的農會，享受太多的資源、擁有太多的保障、甚至行使太多的準公權力所致。農民在脫離現有農會必須犧牲資源的情形下，與既存農會平行或競爭的自主農會不易成長是必然的。這和國民黨享有太多的黨產，不利民主政治的競爭與成長的道理是相通的。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戒嚴體制殘存下來的農會，是不是最能代表農民、照顧農民的民間團體？是不是有很多潛在的、有活力的農民自主團體，在還沒有萌芽以前，就被現存的、具有龐大資源的農會擠壓而死了。因此現存農會是不是扼殺農民自主力量的劊子手，現存農會的利益與真正的農民利益是否有正面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農會與農會信用部 農民或農業是否需要特殊的金融體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假如真的需要一個特殊的農業或農民的金融體系，也不表示一個農會必須設立一個信用部、開一家銀行。說一個農會必須開個信用部，就像一個同業公會必須開一家銀行一樣荒謬可笑。農會可以是農民利益團體，也可以是農民合作組織。農民可以透過農會，施行生產、行銷、推廣的合作。合作產銷與推廣，當然有需要融資的時候，但這與開銀行是截然不同的﹔有專業從事農業與服務農民的金融機構、滿足農業與農民的融資需要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用台灣農政、農會人士說要參考的美國農業金融體系為例。美國有形形色色的、難以數計的農民合作社。但從來就沒有一個農民合作社底下有信用部或銀行的。不錯，美國有獨立的農業金融體系，叫做農業信用體系（Farm Credit System）。在這個體系之內，現在有八家農業銀行及約二百家農業融資機構。這些銀行、融資機構都是股金制或由私人集資成立的，與農民合作社或農會沒有隸屬關係。這就像台灣的產業同業公會的會員，可以各自選擇往來銀行、各自投資不同的銀行一樣。更重要的是這些農業金融機構不能吸收存款。他們的資金必須到資本市場以債券或各 種不同形式的票券去募集。貪污腐化、管理浮濫是不容易募到錢的。 台灣銀行界今日壞帳龐大的主因 ，來自於財團對於銀行的直接控制，把銀行當成私人財團的金庫。但是，私人財團至少在法律上與銀行有所區隔，而農會與農會所控制的信用部，甚至連法律的區隔都沒有﹔難怪農會信用部會變成農會或農會幹部的私人金庫了。事實上，主導農會運作的農政人員認為為整理農會信用部等於消滅農會，並非言過其實。既存的農會之所以成為地方上排他性的農民團體，除了受託政府許多業務以外，靠的就是農會信用部這座產權不明的金庫。既存農會喪失了金庫，資源失去大半之後，地方農民自主組織與團體更有成長茁壯的機會，甚至取代既存農會 。這就難怪既存農會的主導者要憂心忡忡了。 農民福利與農業發展才是目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農會信用部是農會幹部離開農民利益更遠的誘因與金融亂源，更是農民自主組織成長的絆腳石。在農民、農會、農業、農會信用部四者之中，農民福利與農業發展是目的，農會與農會信用部只是工具。只要農民福利的提昇與農業發展的目的，可以經由其他途徑達成，則現行農會與其信用部的被「消滅」 並不足惜，甚至值得慶幸。假如我們有一套符合農民自主需要、讓農民自由發展組織的法律機制與誘因機制，讓「不排他」的農民團體與合作社可以成長茁壯，誰說我們還需要現在的「行政區域式」的、「排他式」的、統治式的農會呢？假如我們能設計一套，比現行的農會信用部更能服務農民的農業金融體系，誰說我們還需要現在人謀不臧的農漁會信用部呢？ 從現實面去看，台灣的農會已由非農民所控制，謀的也不必然是農民的福利。看看農政人員的背景，看看農民「代表」與地方政客與黑道的關係，看看選舉時由農會信用部運出的一袋袋鈔票，你還能相信既有的農會與農會信用部會對農民的福利與農業發展有貢獻嗎？ 沒有人相信財政部整頓農漁會信用部是要消滅既存的農漁會﹔財政部沒有那種眼光與能耐。但是假如因此得以重新思考並建立台灣農業金融的新架構，並使台灣農民的自主力量與組織得到生機，那麼消滅戒嚴時期留下來的農會體制不就是必然的結論嗎？

林朝億◎台灣日報記者 民進黨成立十六年，昨天舉辦十六週年茶會，看似風風光光。其實，當年充滿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執行長黃爾璇昨天表示，其實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就打算以「黨外公政會」為基礎組黨，可惜並未成功；最後，之所以會選定隔年九月二十八日組黨，主要是算準了隔天教師節補假一天，國民黨高層都忙著打麻將，沒有時間處理組黨事宜，民進黨得藉由空檔爭取海外力量聲援進來之故。 提到這段組黨艱辛，黃爾璇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就想藉由黨外公政會基礎組黨；十二月二十六日將公政會改名為公共政策研習會，刪掉了公職人員才能參加的條款。不過，這一波的組黨工作，在國民黨分化、威脅下，到了一九八六年二月就失去了動力。 隨後，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起，每週展開密集的組黨秘密會議。第一次參與的有，江鵬堅、費希平、尤清、張俊雄、謝長廷、周清玉、陳菊、傅正、黃爾璇和康寧祥。開會間，康寧祥數度接聽電話，態度上略顯猶豫。黃爾璇表示，事後他與傅正、尤清等人討論，「老康這樣子可能會脫隊，但是，他又是大老，沒有他參加，不夠圓滿」。因此，決定在進行到第二階段組黨時，再邀請康寧祥加人。此外，為避免國民黨監控，往後會議不用電話通知，由參與者自行前往開會場合。 九月中旬召開三次擴大會議，其中，九月二十七日，敲定在隔天舉行的後援會上正式組黨。談到這組黨的風險，黃爾璇形容當天一共有三十多人與會，但是簽名的人只有十幾人，有的人不敢簽、有的人藉故離去。不過，他們還是對於二十八日變更議程等進行模擬，由費希平主持會議，謝長廷起草決議文等。 不過，二十八日還是發生了一些小插曲。前國策顧問陶百川事前並不知道，黨外當天要組黨，他非常熱心，主動前來參加後援會。陶百川一到會場，傅正馬上拉著他往外走，不讓他介入。黃爾璇回憶說，當時傅正告訴他，「不要讓這位老仙仔在這裡，不然萬一國民黨要抓人，就少了一個救援的人了」。 隔天，在費希平家中開會，敲定了成立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分組進行建黨工作：以費希平為召集人，江律師擔任組織組召集人，黃爾璇則擔任執行長兼政策組召集人，其餘人士包括，江鵬堅、張俊雄、謝長廷、周清玉、陳菊、傅正、黃爾璇、游錫?、蘇貞昌、許榮淑、邱義仁、顏錦福、李勝雄、洪奇昌、郭吉仁、康寧祥等人。一直到十一月十日建黨完成前，國民黨還陸陸續續派人前來關說，希望不要現在組黨，等到選後再講。期間雖然有部分人士同意國民黨的條件，不過，大家研判一定等到選後再談時，恐怕立委當選人就不一定會同心協力的推動這個工作。也因此，經過幾個月的折衷協調，第一個台灣本土產生的政黨，總算存活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