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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楷◎靜宜大學教授 一、此關係應該置放在整個國際環境來了解，尤其是不能忽視美國的動向，其對極的蘇聯動向也應該留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形成的美、蘇兩極化國際政治結構，在1970年代起變化。(1)一向在軍事上優勢的美國，有被蘇聯趕上之兆，例如大陸間飛彈的保有數量在1970年逆轉。(2)美蘇兩陣營內漸有多極化現象，例如中蘇對立在1969年演成珍寶島軍事衝突；歐州各國、日本的經濟成長顯著，相對降下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3)越南戰爭長期化，以及引起美國國內分裂，使美國本身以及各國對美國的力量感覺有限性。 1968年Nixon當選美國總統，與Kissinger商量訂定：(1)與蘇聯交涉核武管理，以緩和美蘇對立。(2)接近中國，以迫蘇聯在核武管理交涉的腳步。(3)以(1)(2)來促成越南戰爭的結束。1971年7月Kissinger祕密訪問北京，旋即美國發表Nixon1972年將訪問北京，日本稱之謂Nixon shock。 1970年聯合國大會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Albania案表決，有過半數贊成，雖然該案是重要事項需要3分之2才通過，但是表現出來一種形勢。當年10月加拿大、11月伊大利與中國締結邦交，留意take note中國的「一個中國」主張。 在此情況下，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Albania案。 1972年2月Nixon訪問中國，共同發表『上海公報』，認識acknowledge中國的「一個中國」主張。 日本在自民黨長期政權下，不是以政黨輪替而是以首相交替做政策變換。繼佐藤榮作做首相的田中角榮，與競爭者台灣派福田糾雄對抗，即時開始與中國復交工作，9月發表共同聲明，表示「理解、尊重」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進入「國交正常化」。另一面與「中華民國」斷交，12月設立交流協會。 在這裡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通常包含以下三點：(1)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2)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份，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3)各國與台灣的邦交是不合法的，應該廢棄。而對此除了「承認recognize」以外，有上述留意、認識、理解尊重的對應三方式。 如此，台日中關係必須置放在國際環境裡面去了解，尤其是要了解日本對台灣、中國的關係，一定要考慮到美國這一個變數。過去如此，現在及將來也是如此。 二、台日斷交，旅日台僑受衝擊，在中共派的中國華僑總會、以及國民黨派的中華民國華僑總會之外，獨立派公開召開大會討論今後對策，此舉鞏固了在日台灣同鄉會的基礎。 斷交以前，「中華民國大使館」可能是由於基於「中華」一向不發給放棄國籍證明書，要辦理歸化日本的一部份台僑不得已，轉向中國華僑總會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然後放棄國籍拿到證明書。斷交不久，「中華民國大使館」才朔及日期發給放棄國籍證明。「中華民國」萬事總是事過境遷，才做。 三、1971年Albania案得到過半數以後，日本、美國有想將台灣以「台灣」名義保留在聯合國的活動，後來還是因為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主張，演出「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回顧「中華民國」的外交，就是爭取中國正統的外交，一直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取誰代表中國，有似「國王的新衣」故事裡面的國王。 到1990年代，有「兩個中國」論的出現，這是主張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家存在的分裂國家理論。是將台灣問題由內政問題，清楚提升為國際問題。但是仍跳脫不出中國的陰影。如此即(1)第一步需要中國的同意；(2)中國不同意時，反而成為自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台灣應該尋出一個與中國無關係的路線，我提倡「台灣新生國家理論」的原因在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從未屬於中國，且自1949年占領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亡命台灣，1951年『舊金山和約』以後台灣更處在國際地位未定狀態，自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1990年代台灣化、民主化以後，台灣成為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國家」。等待(1)放棄「中華民國」體制；(2)表明要成立一個獨立國家的意志時，即將成為「法理上獨立的國家」，而此可以「以台灣名義申請新參加聯合國」的一個動作來完成。所以所謂台灣獨立建國，也可以說是要將台灣建立為一個法理上獨立的國家的活動。 四、因而「以台灣名義申請新參加聯合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此「制憲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運動基礎，而「正名運動」是更廣泛大眾可以參加的運動。 五、30年來日本對中國很客氣，中國以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加壓力於日本，得到每年約2000億日圓的ODA，但都無感謝表現。最近有些變化，要削減ODA，9月10日小泉首相在紐約的外交關係委員會演講：台灣、中國都是與日本關係很深，日本希望兩岸和平解決問題，為此日本願意盡力。這是與過去日本盡量要避免將台灣與中國並提，不同的變化。 既然日本開始談到台、中間維持和平關係，而且甚至在憲法上規定：不以武力做為解決國際問題的手段，為此放棄保持軍隊、放棄國家的交戰權。我想目前對日外交很重要的一個焦點，是要日本對中國擁有400基飛彈瞄準台灣一事，表示意見。 ＊今年正值台日斷交、中日建交30週年，以下一文是在9月27日台灣心會所舉辦「台日中關係30週年回顧與展望」座談會中，做為與談人的發言大綱。

張茂森◎自由時報記者 我國駐日代表羅福全也以「現場指揮官」的立場回顧台日斷交三十年，他認為台灣能從七○年代在國際社會中處於最惡劣的情況，逐步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至少基於三個條件，第一是台灣的經濟發展；第二是台灣的民主化；第三是台灣的對中政策由漢賊不兩立到和平共存。 記者與羅代表的訪談大要如下。 問：請你對七二年日本犧牲台灣轉而承認中國做一個回顧。 答：我覺得在這個時候來檢討台日斷交三十年是很有意義的，當時季辛吉沒有通過日本而密訪北京，對日本造成很大的衝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日本很大的鄰國，當時日本是站在反共的立場和美國交往，沒想到美國偷偷地私會中國，因此日本也就不顧一切匆匆忙忙和中國建交，當時因為中國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而使台灣在國際社會出現大退潮。 幸好台灣很成功地發展經濟，可說是與先進國家並列，同時也因為完全民主化而受到世界民主主義國家的重視，在對中國政策上也由「漢賊不兩立」轉為「和平共存」，這是台灣沒有因為外交上大幅失利而沈沒的原因。 問：這三十年來台日間所發展出來的是怎樣的一種關係？今後又將如何？ 答：七○年代的日本想幫助中國，是希望中國能現代化，安保的項目則由美國來做，但是現在發現中國經濟強大以後，軍事上也不斷地擴張，因此除了修訂日美安保新指針之外，最近也積極制定「有事立法」、「周邊事態」等安保相關法案，開始關心亞洲的安全問題，現在的日本政治家已經排除親中、親台的傳統政治思考，凡事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最優先考量，這是對台灣有利的大環境，以最近因訪台未能獲准憤而辭去外務省政務官的眾議員水野賢一為例，他一方面認為日中關係非常重要，但也堅持不能因此而故意忽視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這是當今日本政治家的傾向，我認為整個大環境對台灣在日本的外交空間拓展是有利的。 問：你是對日外交的「現場指揮官」，今後對日本的外交工作順位是什麼？例如對制定『台灣關係法』的看法。 答：台灣最重要的是如何恢復國際地位，ＷＴＯ等於是經濟上的聯合國，在ＷＴＯ的遊戲規則下，台灣會有更大的空間，日本政府也表明支持台灣成為ＷＨＡ的觀察員，台灣不必堅持日本制定類似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理由是美國有防衛台灣的歷史背景，日本與美國不同，台日間的實質關係毋寧比較重要。 問：你對日本政府的要求是什麼？ 答：我覺得日本已開始發現自己必須對亞洲提出更多的貢獻，而且也開始知道日本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日本如果能進一步分辨出什麼時候要說「YES」，什麼時候要說「NO」，日本的地位將更為提高，換句話說，就是日本必須早日排除「戰敗國家」的陰影，走上「普通國家」的正路。我們並不要求日本特意為台灣的利益辯護，只希望日本在強權的前面也能堅守日本的國家利益，如此台灣的利益就不會因為中國的壓力而被日本犧牲掉，幸好這種「日本國家利益至上主義」的年輕政治家已經逐漸成為日本政界的主流，我一直認為這是台日關係的幸福。

張茂森◎自由時報記者 台灣人對台日斷交三十年到底有什麼感受，日本昭和大學名譽教授黃昭堂表示，他不認為日本和中國建交對台灣是一種背信行為，他指出，造成台日斷交的最大禍首是蔣介石政權的「漢賊不兩立」政策。 黃昭堂的訪談內容如下。 問：請你以台灣人的身分談一談台日斷交三十年的問題。 答：這三十年來我不認為日本人背叛台灣，因為當時蔣介石政權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一個中國政策，日本要選擇北京政府還是蔣介石政府是基於日本的國家利益，當時蔣介石說他代表全中國政府，這好像「橫柴拿入灶」，是不可能的。當時要強迫日本承認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是不可能的，而且前一年聯合國也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因此日本選擇北京政府是有道理的。 當時有一個辦法是雙重承認，可是被蔣介石否決，如果他接受雙重承認留在聯合國，現在也不必怕中國的飛彈，更不必為ＷＨＯ的問題傷腦筋，台灣也不必要編龐大的預算買槍砲，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政策對台灣的傷害實在太大了。 問：台灣用什麼方法來補救損失？ 答：現在生米已煮成熟飯，在「漢賊不兩立」時代的國民黨政府外交官實在很辛苦，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外交官更辛苦，外交官的自尊心受挫，三十年來台灣的外交無法突破是必然，台灣不要一味說日本媚中，日中公開交往三十年自然有人脈，也有感情。但是有努力就會有報酬，在歷任駐日代表的努力之下，台日關係也有若干提升，如護照直接蓋印、七十二小時免簽的問題都已解決，現在不能再有「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夢幻，台灣所代表的就是台灣，實實在在地腳踏實地就會有人尊重，我認為建立對台灣的國家認同是外交工作的一環。 問：道理在哪裡？ 答：例如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台灣的正名運動，在日台灣同鄉會也在東京發動過遊行，要求日本政府將在日台灣人的外國人登錄證上的國籍登記為「台灣」而不是「中國」，抗議書送到法務省，法務省的官員說，「很抱歉，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台灣的居民還有人說他是中國人」，一句話就打了回票，這就是認同的問題，百分之一百的日本人都說「我是日本人」，而有一部分台灣人則不敢說自己是台灣人，這也是蔣介石強迫台灣人要說「我是中國人」的「德政」，甚至也有人說「我是台灣人但也是中國人」，這等於是說「我是男人但也是女人」一樣，真正笑死人。 如果所有的台灣人都能拍胸膛大聲說「我是台灣人」，日本法務省可能就不得不考慮把台灣人的國籍由「中國」改為「台灣」，駐日代表處在和日本交涉時當然成功的機會大增，對台灣的認同可以使外交工作更加順利。 問：你認為日本應該怎樣對待台灣？ 答：日本應把台灣看成一個很普通的國家，台灣本身也必須努力做好一個普通的國家，例如台灣目前開放地圖自由出版，這就不是一個普通國家應有的責任，這樣一來，同樣住在台灣，統派畫出來的地圖連蒙古、南沙諸島都在內，獨派畫出來的只有台灣和澎湖群島，一個國家有好幾種地圖，實在亂七八糟，台灣政府與台灣人民都必須很務實地經營台灣，這是台日關係或是台灣與世界其他國家發展正常關係的基本。 　

莊承業 一、美國 因為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以及台灣的民主化，所以美國一直支持台灣。 美國的一中政策是根據一九七二年美國和中國簽署的上海公報而建立的。該公報說「美國認識在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同意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公報上只有註明美國認識而不是承認。這份公報沒經過美國國會的通過，所以不是一條法律，只是中美兩國政府暗中黑箱作業所做的決定。 三十年後的今天，台灣走向民主化，台灣居民有權自認是台灣人時，只要超過半數，上海公報就變成廢紙一張。台美人全力遊說國會議員們，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目前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根據一九七九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來擬定。台灣關係法是一條法律，美國政府必須遵守，其法律功效高於上海公報。上海公報不是一條法律，所以美國政府是可以隨時取消上海公報。關係法所關注的是台灣安全，而不是中華民國這個招牌。 布希政府對台灣相當友善，台灣和美國的關係也非常密切。二○○二年四月布希不但自己脫口說出「台灣共和國」，八月二十六日美國副國務卿阿米搭吉在北京親口說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並不表示反對台灣獨立。」布希政府慢慢體會到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一中政策開始鬆動，只是等待時機來改變而已。只要大多數的台灣居民贊成「台灣共和國」為國名時，一定會加速美國對台灣主權的承認。 二、聯合國 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後，只要是中華民國的資產，中國有權接管。日本和南韓的領事館被中國接收之後，國民黨政府一聲也沒吭過。 在聯合國官方報告上，有關台灣部份都附加「是中國的一部份」。如果台灣繼續使用「中華民國」，中國會強詞奪理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如果改用「台灣共和國」時，中國就無法無理取鬧。更何況聯合國明文規定人民有自決的權利，行使民族自決是對付中國的最佳武器。 三、中國 除上海公報、聯合國的官方報告之外，中國一直認為國民黨佔領台灣是一九四九年後國共內戰的延長。有一天大多數台灣居民贊成更改國名為「台灣共和國」時，中國的內戰論就無疾而終。在國際法上，中國無權也不敢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中國只好用武力來威脅台灣。目前中國沒有能力武力侵略台灣，是台灣更正國名的最好時機。 四、台灣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命令國民黨暫時代理聯軍管理台灣（參考李筱峰著作《台灣史100件大事》下冊）。沒想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就非法佔領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平條約簽訂時，明文記載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權利，並沒註明台灣是屬於那一個國家。五十年後的今天，如果台灣居民繼續使用中華民國，會被國際誤解台灣居民願意和中國統一。 台灣居民需要瞭解本身的歷史，台灣居民無緣無故被迫捲入國共內戰的糾紛，永難脫生。根據過去歷史的記載和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條文，中華民國目前擁有的領土只有金門和馬祖而已。台灣居民有權要求這個島嶼應該歸還給台灣人，最具體的做法就是更正國名為台灣共和國。台灣正名運動可以徹底破解五十多年來加在台灣人身上的四個符咒「中華民國」、「我是中國人」、「國共還在內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解脫後做一個有尊嚴的新台灣人。 有一個新的國名台灣共和國，不但名正言順，而且會得到美國和國際的支持，進一步順利加入聯合國，變成一個正正當當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五、結論 台灣的前途是操在台灣居民的手中，也就是你的手中，不是中國的飛彈。只要台灣居民有信心、有毅力，繼續走民主、自由、人權的路。更要緊的是宣傳和支持台灣正名運動。大家來參加二○○三年五月母親節那一天台灣正名運動的大遊行。 有一天，大家做伙歡歡喜喜來慶祝台灣共和國的誕生。

李應元◎民進黨提名台北市長參選人 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就職典禮那一天，密特朗手持一朵紅玫瑰進行宣誓，那個畫面至今仍深深烙在我的腦海中，原來政治可以如此優雅、如此有情調，在嚴肅的儀式之外，可以有人味，可以有文化意涵，政治不必然是殺伐，不必然要流盡最後一滴血。 人類的歷史是部征戰的歷史，從漢民族到羅馬帝國，每一篇史頁，都充滿血腥，充滿暴力、仇恨與死亡。 這種征伐的循環，到了二十一世紀應該有所轉變，也必須有所轉變，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應該依賴溝通、說服，和平共存於世上。國與國之間，不只是比力的大小，更要鬥智，透過不斷的對話，相互尊重對方的存在。 國與國如此，國內不同的政治團體又何嘗不該這樣？選舉雖然有勝負，必然有人上有人下，但過程中可以快樂一點，有趣一點，文明一點，最重要的是「尊重對方的存在」，不必把對手的成就與努力一筆抹煞，選情可以激烈，但不該有仇恨。 因此當媒體問我給馬英九的市政成績打幾分時，我給了六十分，我肯定馬英九的努力，給了個及格的分數，但台北的市政不可否認的可以做得更好，有極大的成長空間，這就是雙方雖有競爭，但可以肯定對方的成績。雙方在激烈競爭下，還是保持一定的尊重。我希望透過這次的參選，能塑造一種參選者以禮相待，君子之爭的氣氛。 馬英九的回應很有風度，他感謝我的評分。當雙方都心存善念，都給對手留餘地，這樣政治就可以走向一個正循環，有競爭而不鬥爭，有輸贏但不致人於死。 這段互動過程中，很遺憾的是馬團隊的官員，以相當激烈的言詞反擊，這實在是很沒有必要的事情，反應出低落的政治水準，也是台灣「拼生死」的政治文化令人不悅的地方。 由於我深信政治可以快樂、可以優雅，因此，不但在選舉中打出陽光市長的口號，對於未來的市政，我更提出「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構想，讓藝術融入生活，台北市可以生活的有品質，讓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人生有夢最美」，一個城市也應有其夢想，我希望台北市成為一個「真、善、美」的城市，像紐約一樣成為各種文化、語文、種族的大熔爐。 密特朗於一九八一年在愛榭麗宮，贈榮譽騎士勳章給《百年孤寂》的作者馬奎斯時，說了一句話，「你屬於我熱愛的那個世界」，當時已名滿天下的馬奎斯聽過各種讚詞，但密特朗這句話一出，立刻令他熱眼盈眶。 來自中南美洲的馬奎斯，可以被法國總統視為「屬於我熱愛的那個世界」，國內的不同政黨的人，更是應該共同屬於「我熱愛的那個世界」－－那個有夢、有質感、有文化的世界。 在彼此熱愛的世界中，應該彼此認同，相互接受，相互鼓勵，有競爭也有合作，展現二十一世紀應有的文化與質感。

待業半年多　仍不忘「男兒志在四方」豪情　李進勇沈潛後再出發 陳水旺◎自立晚報記者 民進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李進勇，精神抖擻體格一級棒，原來他靠著不斷的運動，半年之內減重八公斤，他形容自己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打高爾夫球、潛水、騎腳踏車，少吃多動讓他「中年發福」的身材獲得控制與改善，從沈潛到「再出發」，李進男的事例亦印證了「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這句勵志格言。 去年的十二月一日，當時行情看漲爭取連任的基隆市長李進勇，竟輸給各界從未看好的競爭對手，選舉的結果跌破專家眼鏡。接著他被友人推荐競選黨主席、爭取監察委員均未如願，「失業」半年多的李進勇一方面準備「回律師樓」重操舊業，也加強體能訓練，才五十出頭的他不認為自己「可以退休了」。 一九五一年出生於雲林縣四湖鄉的李進勇，少年時代曾歷經坎坷歲月，「流浪到台北」之後，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再從中興大學考進台大法律研究所，開啟了他另一段人生史頁，不但通過司法官考試，還取得律師執照，從法官生涯退下，自設律師事務所，十一年前李進勇兼任民進黨基隆市黨部「平民律師」，起先只是玩票性質、每週六下午才到基隆作法律服務工作，沒想到他的「熱情、正義、阿莎力」的服務口碑逐漸打響，變成每天至雨港結交三教九流，並且初試啼聲即以黑馬之姿當選立委，第二屆更是最高票蟬聯，六年後基隆市民用選票把他送上市長寶座。 「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有雨傘我有大頭」，李進勇被人叫「大頭勇」絕非浪得虛名，經常下雨的基隆市，造成人們生活起居上的不便，李進勇卻甘之如飴，即使滂沱大雨他出門也不用雨具，光是這一點就教基隆人印象深刻，據「勇仔」的說詞，雨天的基隆另有一番浪漫氣氛。不過在兩次大雨市區淹水之後，擔任救災中心指揮官的李市長，開始對下大雨有了莫名的恐懼症。為了替地方祈福，他還特別至佛寺「打禪七」戒菸戒酒長達六個半月。 李進勇競選連任，提出一百億打造「港都」政見，行情各方看好，不料在決戰最後關頭，一對一的選局，國親合作效應發酵，加上李進勇的「法律人性格」使然，不肯善用行政資源，對於攻訐耳語亦不多加解釋，選情開高走低乃至黯然落敗。李進勇倒是風度十足的坦承失利，並祝福對方真的能帶給基隆市民「有財有利」。 突然自政壇被「強迫退休」，李進勇體認世事之無常，除了重操律師舊業之外，計畫出國深造，學校也申請好了。以前因擔任法官、縣市長無法至中國大陸旅遊，李進勇想趁此空檔偕夫人至大陸看看，接任民進黨中央副秘書長一職之後。這些如意算盤都必須延期了。 在「待業」的半年多時間，李進勇重溫了與妻小的天倫之樂，但也難忘「男兒志在四方」豪情，隨時有再出發打算，所以他每天只吃一餐，而且不碰零食，加上不停的運動，潛水、打球以外的時間，自己騎單車健身，目前的體能可以說處於顛峰狀態，朋友戲稱是「狗公腰」，彷彿少年家的體形，跟他當年服兵役時的精力一樣，永遠不覺得疲憊。 擔任民進幾中央黨部要職，尤其組織發展工作必須全省走透透，出生在台灣南部，在中部唸過書，曾於東部當過法官，至基隆擔任兩屆立委、四年市長的李進勇，又可以重新展現其熱情、正義、阿莎力的魅力，而體育選手般的條件不啻是他「拚業績」的最佳後盾。

施並錫◎國內知名畫家　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古今多少奇男子，難得護國寺裡明觀師。難得他十幾歲就剃度出家。難得他留了一臉大鬍鬚，難得他頭頂上有三個戒疤，與眾不同。難得他當了和尚，卻天下事、台灣事，事事關心，並且身體力行。難得他從事建國運動，關懷眾生人權。難怪認識明觀師父的人，都用「明觀」兩字的台語諧音，稱之為「民權」師父。 明觀師父不僅是民權師父，更是人權鬥士，他頂上三個戒疤，應當是誓願「斷惡修善，渡一切眾生」，並誓願「護國衛社稷」。巧合的是這位堅持台灣自主優先的出家人，住錫在台北市臨濟護國寺，然而吾人盡知明觀師一生矢志所護者，應是台灣國。 人世的明觀師父誠然是特殊奇異的僧人，當年郝強人擔任院長的緊張時代，天天喊抓民主電台。明觀師父卻無有恐懼地提供帳戶名李明觀予某台灣電台之台呼使用。許多人也知道收入有限的他，卻縮衣節食，竭其所能地捐助慈善組織，甚至是台教會或建國黨等等。這正是師父實踐「斷惡修善，渡眾生，救台灣」的具體行動。他不擅長篇大論，內斂緘默。縱然他有些想法讓不少平庸世人當成離經叛道。他終究是位能讓自己保有返回性靈根源能力的人。明觀師十分率真，永遠忠實於自己的理念。順著自然的稟賦，發揮了上蒼所賜給的能力，是「利物而不爭」之不泥古法的僧人。 佛家說「法輪常轉東西轉，佛法逢源左右通」。明觀師不遠離世間，且積極關心世間人事物。所懷者是對眾生萬物之大愛以及台灣的未來。師父認真求學，博覽群籍，他以知導行，且知且行。其抱負和誠摯，信念與勇氣，給人強烈的「千年暗室，一燈即明」的啟發。 然而就在八月中旬，明觀師父就因肺炎併發症而捨報辭世了。這使得眾多走向台灣路的仁人志士們無限哀傷與懷念。我們難用高僧大德稱呼只有五十三個歲月的明觀師，在咱e社會，那不尋常的平凡生命之存亡，是不太被重規的，我等不忍見及如此愛著、護著吾土吾民的不尋常出家志士，在辭世後，旋即被世人忘得一乾二淨，故我懷悲抒文以誌悼明觀師父;並準備以虔敬的用筆用色畫成師父法相，冀祈法相長留人間。

王平宇 千里迢迢、來到非洲，總要買些原始粗獷的紀念品，才不枉費走這一遭。路上的小販看到東方的臉孔，當然知道是觀光客，漫天要價、面不改色。所幸大使館早有秘笈傳授，大約開價的三成就可以成交。台灣人討價還價的真功夫總算沒在非洲大陸丟臉！ 一番血拼，滿載而歸，小販雖不能為所欲為，但總不至於賠本，因此交易結束，仍和我們說了聲「阿哩阿多」，搞了半天，當我們日本人！走到下一個攤位，看到我們左提右抱，小販馬上熱情招呼，不過卻又是一句日文「揖拉下以」（歡迎光臨）。 類似經驗對台灣人絕不陌生，不論世界各地，東方面孔總被當成日本人。就像非洲黑人雖然種族不同，但看在我們眼裡，卻只有大同、沒有小異。非洲小販的誤解本不足以為意，只是同樣是人煙罕至的非洲，為何台灣人被世界知道的程度，依然不如日本？ 馬拉威獨立至今三十八年，與台灣建交三十六年，期間我們派駐醫療團、農耕隊、技術團，提供職業訓練、開設大使館、新聞中心，甚至許多農耕隊員退休後仍然留在馬拉威經商。台灣雖小，但在馬拉威總該有一席之地吧！可惜在停留兩天下來，儘管當地廣播、電視大肆宣揚陳水扁總統到訪，卻仍然少有馬拉威人，在動員歡迎的場合外，用簡單的中文或台語向我們問候。 就像一位替代彼男告訴我的，在這裡，台灣人被誤認為日本人甚至中國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因為台灣對非洲，同樣也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台灣，我們能找到幾個研究非洲學的專家？每年能出版幾本與非洲有關的大眾讀物？能完成幾篇在人類學、歷史學、社會經濟學、醫學領域的專業論文或報告，而把主題鎖定在非洲？ 當台灣人都不了解非洲人時，又怎麼能夠期待非洲人了解我們？台灣如何認識世界，相對也決定了世界如何認識台灣。日本人對非洲的關懷顯然較多，研究者、對非洲有興趣的遊客、為各種目的前來的人，佔據了馬拉威人的東方印象，讓馬拉威人開始學日文，甚至因此進入更進一步的文化探究。 所以，當台灣總有人對非洲嗤之以鼻時，恐怕還不知道，非洲人也沒把台灣「放在眼裡」，誰才是缺乏見識的井底之蛙？其實差距只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

蕭家惠◎國立嘉義大學教授　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變本加厲，趨於激烈，結果國民黨政權潰敗，播遷台灣，共產黨乃於1949年10月1日肇建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內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侵占的席位驅逐出去」。之後，蔣介石政權之中華民國遂日漸退出國際舞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普獲國際各國所承認，至此，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實已無庸置疑。目前台灣政府囿於現實，雖仍自稱「中華民國」，卻只限用與我有邦交的二十幾個小國及島內官場稱謂，君不見近日在台灣舉辦之世界棒球錦標賽，各國都能用該國國號、高舉該國國旗，反而身居主辦國的我們卻僅能用「中華台北」，而不能用我們的國號──「中華民國」，也不能舉我們的國旗進場，舉的只是「會旗」，足證「中國」乃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簡稱不但普獲國際各國所承認，我政府也已能接受。 過去二蔣時代，稱中國國境為「匪區」、「淪陷區」、「大陸地區」，而稱台、澎、金、馬為「台灣地區」、「自由地區」。如今中國政府及在台灣的中國人、在台灣的北京代言人、在台灣的法統人物口徑一致稱中國國境為「中國大陸」，實藏有政治意涵的陰謀，蓋「中國」既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簡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而中國主張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因而視中國境內為「中國的大陸地區」，台灣則為「中國的台灣地區」，是以，如果我們也稱中國國境為「中國大陸」，無疑承認台灣為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故凡熱愛台灣，並自認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台灣人，今後應稱中國領土為「中國國境」，或逕稱之「中國」，切勿稱之為「中國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政治實體，是一個國家，這是無庸置疑的，在此不加贅述。而台灣自古即不屬於中國，一六八四年，清康熙皇帝採納施琅的意見，始將台灣編入清國版圖。一八九四年甲午之役，清國戰敗，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署的『馬關條約』，清國把台灣「永遠割與日本」，做為顢頇無能的中國人之代罪羔羊，受盡日本殖民國的凌虐。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佈投降，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授權國民黨政府，在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受降台灣戰區，國民黨政權開始統治台灣。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聯合國中四十七個資本主義國家和日本簽訂終戰和平條約（即『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條約中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又第二十五條規定：「本約對於非本條約所指盟國之任何國家，不給予任何權利、權利名義或利益。」按國民黨政權沒有參加舊金山會議，而第二十五條之規定防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等國家企圖併吞台灣的野心。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國民黨政權在台北和日本簽訂中日和平條約（即日華和平條約），在其第二條中重申：「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在此條約中，日本仍拒絕國民黨政權的讓渡台灣的要求。 台灣數百年來，已形塑成和中國迥異的風俗習慣、文化特色，甚至於民俗習性，而且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未統治過台灣一天，台灣人也從沒向中國繳過稅、服過兵役，所以從國際條約（以上諸項條約）、政治理論（依近代國民主權及國民國家的理念）、歷史事實、文化特色、風俗習慣來論，台灣不屬於任何政權、國家，應屬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住民的。 職是之故，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為一個國家，台灣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稱為中華民國），因此台灣海峽此岸為台灣，彼岸為中國，一邊一國，故應稱為「海峽兩國」，不應稱為「海峽兩岸」，難道隔著英吉利海峽之英法兩國，也稱為海峽兩岸嗎？

為能和世界各國一樣 以平等的主權獨立國家參與國際社會 台灣有些事非做不可 宗像隆幸◎亞洲安保論壇幹事 為鞏固台灣的安全保障，最重要的事是台灣能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以平等的主權獨立國家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參與國際社會。 以武力恫嚇他國來貫徹本國意志，以行使武力來謀求擴張領土，都是國際法上最嚴格禁止的行為，採取這種行動的國家，理所當然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 可是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現實上以武力恫嚇台灣，言明為了統一台灣，不惜行使武力，然而國際社會卻對中國的這種行為置若罔聞。這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中國的主張橫行無阻所致。可是中國從未統治過台灣，現實上也從未統治過台灣。 在中國大陸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存在中華民國，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實。1999年7月李登輝總統(當時)陳述「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總統陳述「台灣與中國是一邊一國」，只不過是說出這種現實而已。儘管如此，中國不僅對李登輝的發言強烈反彈，一再進行攻台的登陸演習來威嚇台灣，對這次陳水扁的發言也暗示將不惜一戰來威嚇台灣。 中國採取這種態度的理由是，如果國際社會承認台灣與中國是個別獨立的主權國家，將會喪失合併台灣的可能性。反之，從台灣的立場來說，就是確立台灣的安全。 那麼，台灣要如何才能讓國際社會承認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呢? 台灣之所以在國際社會上被孤立，是因蔣介石政權固執於自己才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的非現實性主張，而遭到聯合國驅逐。如果從領土主權方面來看，中國大陸的領土主張也屬於中華民國的所謂「一個中國論」。如在台灣發行的中華民國地圖也包括中國大陸在內所示，台灣方面現在仍末放棄這種「一個中國論」。中國主張的「一個中國」，是指台灣的領土主權也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由此，「一個中國論」變成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主張自己才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的「二個中國論」。國際社會雖了解這點，卻不得不承認「一個中國」的理由，是因中國與台灣雙方都主張「一個中國論」所致。今日在國際社會上所承認的中國(China)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台灣。在歷史上被稱為中國(China)的是存在中國大陸的國家，而非存在台灣的國家，這是理所當然之事。 因此，如果台灣要求國際社會承認為主權獨立國家，先決條件是必須在法律上明確規定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此外，台灣如果尋求和中國和平共存，就必須言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大陸的領土主權，並加以尊重。這是台灣方面對中國當然必須表達的善意，如果台灣方面言明「中華民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大陸的領土主權，並加以尊重」，「一個中國論」就會變成中國的片面的主張，國際社會也能從「一個中國論」的咒縛中獲得解脫。 可是台灣若要加入國際社會，光是解決領土主權的問題並不夠。國際社會所承認的中國(China)，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已，國際社會很難接受其他國家冠上中華(China)字樣的國名。變更國號是主權獨立國家當然擁有的權利，舉例來說，錫蘭更名為斯里蘭卡、緬甸(Burma)更名為Myanmar時，在國際社會上並未造成任何問題。 確定領土主權的範圍與變更國號，是台灣加入國際社會非做不可的事，都是重要的問題。可是領土主權的問題是本質上的問題，而國號問題則是形式上的問題。首先應從本質問題來解決。

歐陽可亮 / 著‧張志銘/ 譯 內心的悸動仍未平息，五月初的某一天，我收到一封邀請函。姚虎臣特地寄來的邀請函。我有如遭受電擊一般，不知不覺間，那張邀請函從我手中滑落。姚虎臣的名字，我一直記在心裡，只是不曾見過他本人。我用顫抖的手指撿起邀請函，仔細讀看看，內容是「有事請益，明晚六點，於蓬萊閣恭侯光臨。」 蓬萊閣是位於二二八發生地，大稻埕圓環附近的一家飯店。從中山北路過去不會很遠，但是我卻不曾去過那一帶。到底姚虎臣找我，是為了什麼事呢？ 我覺得有必要和林挺生商量看看，便去找他，沒想到他也收到同樣的邀請函。我們決定用生病做理由，不去參加。 那天，我很緊張，一心只禱告著時間趕快過去。結果，六點半時，宋隊長專程坐車來到林挺生家，很生氣的責備說：「姚處長特別設宴招待，為什麼你們不去呢？太失禮了吧！」 「不，不，只是太突然了，而且身體有點不舒服。」 「不管什麼理由，趕快準備，快跟我去。」 宋隊長和另一個部下，唰地扳出腰帶上的佩槍。 我們像被綁架一樣，一進到蓬萊閣，二樓的隔間裏面已經來了幾位客人，是林子畏先生和『全民日報』的馬總編輯。姚虎臣也已在上座等著我們。 我終於和殺人魔王對面對了。他約四十四、五歲，上身很長，威風凜凜的軍裝包裹著將近八十公斤結實的軀體，臉上透露著精悍的神情。 林子畏是板橋望族林本源的宗親，也是『全民日報』的社長。『全民日報』一如其他台灣人的言論機關，到二二八之前，一直不餘遺力地批判陳儀，因此許多記者被逮捕殺害。馬總編輯身為責任者之一，當然也被追究清算。他和我一樣好運，在要被送往西本願寺時，獲得保釋。後來林子畏驚悸之餘，將『全民日報』的報館、機械設備全數頂讓給特務頭子林頂立。（編輯部注：林頂立為「半山」。二次大戰中，在廈門擔任日軍和中國軍的雙面間諜。二二八事件時，擔任特別行動隊長，積極活動。以此功勛獲得上級提拔。後來，因為來日本秘密會晤廖文毅的事機敗露，才因而失勢。） 姚虎臣看到我們來了，很得意地點點頭。整桌連宋隊長和另一名副官，一共七個人。桌上擺了很多啤酒、紹興酒，精緻的料理也一盤接一盤地上桌。我們被叫來的四個客人吃得很少，只是看看著他狼吞虎嚥而己。 我們輪流向姚虎臣和他的二名部下倒酒，應和他們說些「這次真是辛苦您們了」、「台北雨季過去了，從現在到七月為止，是一年裡最怡人的季節」等不著邊際的話。 林子畏和林挺生更異口同聲說：「今天晚上不能讓姚處長破費，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我請客。」 姚虎臣便假惺惺地說：「那真不好意思，是我邀請你們來的呀。」 說完，他便再三勸酒，邀大家同飲。我們不知道他等一下要提出什麼要求，只是心情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根本不敢喝上半口。終於，「咳，咳」姚密臣裝腔作勢，咳嗽一聲，開口說：「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大家一聽，便重新坐好，不敢亂動。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我們四個也不是三歲小孩，一瞬間，便覺悟到今晚邀宴的目的了。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聲音咽啞地問著。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開玩笑，是你虧欠我們，台灣人都還在看你們要如何補償。竟然黑白顛倒，變成我們欠你錢，這種說法如何叫人服氣？ 可是，氣憤歸氣憤，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們不是傻瓜，他的要求再不合理，我們也只有服從而已，不然就無法活著走出這房間。 「明白了。以我的情形為例，寫個黃金二百兩，合金條二十條怎麼樣？」 年紀較大的林子畏瞧了一下林挺生，首先開口。 一兩是十錢，一錢有三點七五公克。我前些日子在神田町的銀樓問過，現在黃金一公克要一千三百五十日圓。二百兩黃金，以現在的日圓計算，少說也要一千十二萬五千日圓呢。 台灣或中國的黃金買賣，向來都是以兩或錢單位。尤其擔心通貨膨脹的關係，大家都不存錢而換買黃金或美金。雖然會變成不生利息的櫥櫃存款，也是不得已的。也有人存了一些錢，到銀樓買一錢或二錢的金戒指。存了數個金戒指之後，再換成手鐲或項鍊。這樣才方便逃難時攜帶。但是，考慮買賣資金的話，裝飾金的價值並不高。以黃金為例，十兩重，約十公分長的金條，也才一美元而己。 林子畏搶先提示金額，是「先發制人」。這需要相當的膽量和判斷。太少的話，對方會生氣，太多的話，又會被當成凱子。以林子畏的地位財富而言，二百兩黃金正是不多不少，剛好交代得過去的底線。 姚虎臣微微皺了一下眉頭說：「嘛，就這樣吧，那林挺生先生也一樣囉？」 「嗨，就照您的意思。」 他順口歎氣似地回答。 「那好，歐陽先生和馬先生就都各一半好了。」 一聽到要一百兩，我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像我這樣靠薪水過活的人，要拿出台灣有數的大企業家的一半金額，真是太過份了。即使是十分之一，我也負擔不起呀。當時，我真想放聲大哭！ 但是，仔細想想，馬總編輯和我都被抓到第二處，又能從西本願寺活著出來，被要求贖金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際上，在二二八事件被逮捕的人的家屬，拵再多的金條，也都四處奔波，想辦法要營救被捕的人。其中受騙的，金條去了，人卻不回來的雙重受害者不在少數。 林子畏和林挺生並未被捕，卻也被勒索，一定是當了馬編輯和我的保證人之故。所以，合計起來，我們一個人的贖金將近要三百兩黃金呢！ 「期限是一個月。遲繳的話，就把遲繳的部分加算利息。」 我第一次聽到遲繳贖金，還要算利息的。真是死要錢。 「我不是不信任各位，只是覺得請各位寫下字據較為妥當。 姚虎臣向他的副官翹下巴，要他去拿紙和筆墨；然後叫我們輪流到他身後的小茶几寫下借據。沒帶印章的，就按捺拇指。他把借據一張一張拿起來吹，墨汁乾了，才小心折疊，放入上衣裡邊的口袋。 「事情這麼快就解決，太好了。喝酒吧，今晚我們來喝個痛快！」 姚虎臣非常得意，接著又說：「你們喜歡音樂吧！」 也不等我們回話，自己就兩手一拍，叫侍者去叫來走唱樂人。 二二八之後，全島籠罩在風聲鶴唳當中，一般人根本無法也不敢在這樣的大餐廳請客。樂人也大概很久沒有生意吧，座椅擺好之後，鼓、銅鑼、嗩吶、胡琴等一組人高高興興地進來。 「先來個開天閣。」 姚虎臣命令著。「開天閣」就是戲要開演之前，聚集觀眾的開場樂。只見所有的樂器齊鳴，所發出的音量快要把整個餐廳給翻了。樂人也好像很久沒這麼開心演奏；在窄小的房間內，眾人的耳朵都快炸開了。 對姚虎臣而言，那似乎是樂不可支的享受。他暢飲紹興酒，嗑瓜子，細瞇著眼睛。而我卻一心想著趕快逃離這裡，去好好想一想從明天開始，如何湊足一百兩黃金。所以，我忍耐著，把嘴巴張開，以減緩耳膜的衝擊。 突然，門開了。進來一位氣質優雅的半百紳士。樂人們嚇了一跳，都停止演奏。我起初還以為是蓬萊閣的主人進來打招呼呢。 那位紳士是劉明。有名的煤礦大王。他和陳逢源都很熱心支助留日返台的台灣菁英，聲望頗高。 劉明看到我們嚇了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