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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講座教授   前言 美國學者自詡美國外交政策充滿理想主義和道德色彩（moralism），注重人權和民主自由的推動，有別於歷史上日本和歐洲列強所展現的現實主義（realism），和務實主義（pragmatism）。事實上，這個結論並不完全準確或全面；美國的外交政策常常以理想主義包裝，但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現實的考慮。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在國際關係沒有永久的敵人或朋友，只有國家利益才是永遠和最後的考慮。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中國曾是共同對抗日本的盟友。在戰爭結束前夕，建立「聯合國」過程，美國幾乎是力排眾議，極力支持中華民國為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戰後，美國在遠東兩大戰略目標，其一是佔領和改造日本，使其成為民主和愛好和平的國家，祛除軍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如打破和解散財閥）。 其二是協助中國重建，促成中國的民主化和建構一有友好的中國，以支持美國維繫亞太的和平與穩定。為達成此目標，杜魯門總統派遣二戰期間在華府運籌帷幄和主導歐亞戰局的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到中國調停國民黨、共產黨鬥爭，以避免國、共內戰爆發，導致中國的分裂，予蘇聯可乘之機拉一派打一派和分化中國。 可是東亞政局的發展和演變與杜魯門政府決策者計畫大相逕庭，真是事與願違。馬歇爾和解無效，國、共在1947年爆發全面內戰，毛澤東領導下的共軍勢如破竹，攻城掠地，在1949年春天已席捲半壁江山。國軍則倒戈而逃，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棄守大陸，撤退到台灣，希冀東山再起。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以取代一度曾受美國政府大力援助和支持的「中華民國」政府。華府並沒有像蘇聯、英國、印度與瑞士等國短期內即承認北京的新政府，當時美政府說是要等「塵埃落定」（wait until the dust settled）。其實，華府國務卿艾奇遜和一些官員異想天開要討好毛澤東，打算培植他成為亞洲的狄托（Josip Broz Tito），利用他與史達林抗衡。艾奇遜企圖「聯中制俄」，和20多年後尼克森和季辛吉操作「中國牌」（play China card）的策略似異曲同工。 可是，艾奇遜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因為毛澤東不是狄托。在1940～1950年代，毛和許多中共領導人都崇拜史達林和親蘇，毛並寫了向蘇「一面倒」的論述。1949年12月中旬，建政不到3個月，毛就率團到莫斯科朝拜，並在1950年2月簽訂中蘇30年友好互助條約，結成中蘇反帝國主義軸心，與日本和美國對抗。 1950年6月25日，蘇聯附庸國北韓領導人金日成策動武力統一朝鮮半島，大舉南侵。兩天後，杜魯門總統以「警察行動」（police action）名義派兵馳援南韓，也同時下令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防止中共解放軍渡海攻台。杜魯門政府把台灣海峽「中立化」的措施改變和他年初仍信誓旦旦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毛澤東未能按照既定政策解放台灣和統一全中國，又受到史達林的壓力，乃步步走向「抗美援朝」的政策。 1950年10月下旬幾十萬的人民解放軍以「志願軍」之名秘密渡過鴨綠江，進入北韓以救援已節節潰敗的北韓部隊。11月初，中共「志願軍」發動對美軍的大規模奇襲和伏擊，於是中、美首次兵戎相見，韓戰轉化為美、中戰爭。 這個情況顯示二戰後美國亞太政策的重大失敗。中國不但未成為一民主和友好的盟友，而且在中共統治下變成美國的強大敵手，挑戰美國及其盟邦。面對國際新情勢，華府不得不改弦易轍，建構新同盟體系。美國不但推翻杜魯門「棄台」政策，並且重新「擁抱」蔣介石，把他專制獨裁國民黨體制奉為「自由中國」政府，納入圍堵中蘇共產集團的聯盟體系。 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日本政策的「轉向」（about face）。美、蘇冷戰加劇，中蘇結盟，美國需要一新的盟友，因而戰後佔領日本所推動的改造和改革日本的「工程」從1950開始就轉為重建和扶植。最有指標性的是1951年9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美國結束對日本的占領，日本與交戰國結束戰爭狀態和恢復主權，及美日簽訂安保條約。 日本恢復主權和提升國際地位 美、日安保條約（Mutual Defence Treaty）給日本提供了安全保護傘，也給美國在日本駐軍法律依據和正當性。美、日結盟開啟了二戰後亞太國際政治的篇章，日本也因此成為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一環。 日本這個重大選擇並非舉國一致的共識。在1950年代初期，日本的社會黨共產黨、工會和民間和平主義勢力，曾大力主張不武裝永久中立化，不偏不倚不製造敵人（蘇聯、中國）反對與美國結盟。吉田茂首相則力排眾議，決定了親美的路線。他最重要的考量是蘇聯占領了北方四島，與中共政權結盟威脅日本的安全，日本需要美國的保護和經濟援助，不可能成為中立國，親美是唯一的選擇。 因為親美，日本不得不支持美國的決定，在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前與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締結「台北和約」，也不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是韓戰最大的受益者，二戰當中的武器和軍需工廠因美軍的訂單而復活，帶動日本經濟的復興和繁榮。 恢復主權地位後，日本最主要的外交對象，除了美國以外就是東南亞國家。日本所使用的「武器」就是透過對這些國家的賠償而打開外交、貿易和投資的門戶，這個政策對日本經濟振興和在東南亞外交地位的提升有相當助力。 日、美安保條約是兩國重大的外交議題，也是日本各黨派爭論的問題。美國占領當局1947年頒給日本的和平憲法（尤其是第九條），成為各黨派爭論焦和依據。社會黨和社會上左派反戰和平勢力，以各種理由一直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因美國駐軍，日本形同美國占領區，同盟條約迫使日本武裝重整（名義上只是自衛隊），並以蘇聯和中國為敵，反安保和反美在野勢力，雖未能改變執政自民黨的既定政策，他們在社會上聲勢浩大，卻能動員學生和群眾以示威遊行抗議1960年5月美日安條約的更新和延長，成功阻擾艾森豪總統訪問日本的計畫。總理岸信介因動用警察權，命令警察把在國會大廳靜坐妨礙議事進行的反對黨議員抬出國會，執政黨議員得予投票批准安保條約的延期，也因而「功成身退」，辭掉總理職位。 依據憲法第96條的規定，憲法條文第九條的修改必須先由參眾兩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再交由人民公民投票複決。有此高難度的規定，執政黨始終未能修改憲法第九條禁止建立軍隊和日本參與國際上集體防衛行動。而在野黨只要在兩院擁有三分之一多數即可阻止憲法的修改。 雖然多年來，日本不少政治人物，包括現任的安倍晉三總理，一直主張修憲讓日本成為一「正常國家」，在國際社會扮演更積極和重要的角色以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但因受限憲法第九條的限制而未能付諸行動。美國的政治人物，包括小布希總統政府的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在今年三月下旬接受〈共同社〉訪問時表示，第九條阻礙了美日同盟，如果「日本想做參與世界重大問題的一流國家」，修憲是勢在必行，但決定權在日本。 因為憲法，政治和經濟因素，半世紀以來，日本確受美日安保架構的保障，美方當然不滿，批評日本搭「便車」（free ride）。每年日本用到國防和自衛隊的預算低於GNP的1%，在1980年代因中曾根康弘的大力推動，國防預算才稍稍高於1%，但與美國國防預算超過GNP的6%以上是不能相提並論。 日本防衛預算未能大幅提昇固然因為憲法的精神，也因政治上反戰和和平主義勢力的影響，及一般人民不歡迎增稅。以往美國曾多次要求日方對本身的安全應付出更多的貢獻，但「共識決」的日本內閣總是讓美方失望和反感。日方最關心的似乎只是經濟，而且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因而國際間把日本當成一大商社（Japan, Inc.）只求利潤。 由於美日貿易長期逆差甚大，在1971年尼克森總統給日本幾個「震撼」（Nixon shocks）。在貿易方面，日本因為拒絕減少對美輸出紡織品，尼克森宣佈對所有日本進口物品徵收10%附加稅（sur charge）。尼森本來以為時克服軍方反對，決定於1972年把琉球主權歸還日本（也把尖閣列島，台灣稱為釣魚台，行政權交給日本），是對佐藤榮作的一大恩惠，但日方卻未能有所回饋，減少紡織品輸美（尼克森選舉時對美國南部紡織業者的競選諾言）氣得尼克森破口大罵祭出關稅「武器」作為報復。 由於尼克森對佐藤強烈不滿，他不屑事先通知，更不用說與佐藤有所諮商，他翌年二月將訪問北京的重大決定。佐藤和他許多前任的內閣總理都一直忠心支持美國的中國政策，尼克森不願與忠心盟邦分享重大政策改變讓佐藤措手不及是另一「震撼」。因為在日本政治人物當中，他也是跟著華府的步伐強烈反對北京的，但因尼克森的突變，他變得非常被動，而不得不辭職下台，親北京的田中角榮因此脫穎而出，登上總理寶座。 尼克森的作為引起日政壇的地震，不少自民黨政治人物認為不必再跟著美國亦步亦趨，應該展現日本的自主和獨立的北京政策，因此，不管華府的關懷，田中總理乃於1972年9月捷足先登率團赴北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關係正常化和建立外交關係。因北京的要求，日方宣布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和廢除1952年的「台北條約」。  日中關係正常化 1972年9月，日、中關係正常化，對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和外務省官僚而言是吐氣揚眉及回報尼克森「震撼」一劍之仇，展現了日本外交自主，不再是美國的跟班。另外一個考慮是經濟利益，嗣後日本企業界可以理直氣壯進軍中國市場，出售日本商品和大幅投資。 日、中建交也是北京重大的外交突破。中共政權的計謀是先在外交上孤立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卻除台灣的重要盟友如日本和美國，方便來日對國民黨政權招降以達成終極統一的目標。北京也有經濟的考慮，透過中日關係正常化，方便取得日本的投資和技術轉移，大大有助於中國的經濟建設。 比較令人意外的是中方並未要求日本提供賠償──曾受日本侵占的東南亞國家和南韓都曾要求和取得日本的賠償。筆者在1972年10月上旬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耳聽到周恩來總理解釋中方放棄要求日本賠償的理由。他說「中國重視日本人民的友誼，不欲加重他們的負擔，政府所提供的賠償總來自於人民的納稅錢」。 周總理的外交辭令的確動人，但我私下聽到的算計是，除了外交和公關的收穫以外，北京要的是「細水長流」沒有賠償之名，卻比一大筆賠償款更多更久的賠償。事實證明，30多年期間中國每年得到日本政府龐大的開發援助（ODA）款項，和其他各種協助與貸款，證明周恩來的老謀深算。 從1970年代，在美國和香港已有北京幕後支持的「保釣運動」，一些留美學生集會和遊行抗議美國政府要把釣魚台島嶼和琉球一併交還日本。1972年9月田中總理所率代表團曾提出釣魚台／尖閣諸島問題，但周恩來卻主張擱置此一爭議，留待後代用他們的智慧解決。鄧小平1978年訪問日本時也用同樣的語言把釣魚台主權爭議擱置了，為什麼今日中國領導人卻推翻周、鄧擱置爭議的教誨，做出不惜一戰的姿態，是何算計？ 1970年代，北京對日友善的另一重要考慮是要聯合日本和美國對付蘇聯。從1969年3月中蘇聯軍隊在珍寶島動武，蘇聯的武力進犯中國已成為毛澤東周恩來北京領導人的心腹大患，毛因而提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戰略方案。為此戰略考慮，北京支持美國在日本的駐軍和軍事基地，甚至敦促日本增加國防預算。當年，北京認為美日安保條約符合其反霸（蘇聯）的戰略利益，也可壓制日本軍國主義再起。 日、中、美的三角競合 雖然美、中、日在防堵蘇聯有共同的立場和利益，但他們也各有本身的算計。周恩來在1971～1972年與季辛吉和尼克森晤談時，即表示反對日本介入解決台灣問題及日本研發核武的立場，也得到尼克森的首肯。1979年卡特政府與北京建交後，他的國安顧問布里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曾提醒卡特重申上述承諾。 儘管美、日有同盟關係，尼克森和季辛吉在70年代和1981年82年雷根總統的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季辛吉的門徒）常常聯合中國以制衡日本。由於海格過份偏向中國，罔顧雷根的政治觀點而與北京簽署「817」公報，違反「台灣關係法」的精神及條款，限制對台軍售的質與量，而被罷官。接任的國務卿舒茲（George […]

Mumin Che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is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visible and debated phenomena in world politics today.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rarely witnessed the re-emergence of two states neighboring each other simultaneously, not to even mention the fact that both China and India are […]

賴怡忠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崛起改變了亞太與世界局勢，中國崛起的主要憑藉是其經濟崛起，而中國的經濟之所以能夠崛起，靠的是豐沛且廉價的勞動力、國家對土地的獨佔權、以及一黨專制對社會資源分配能力的壟斷。過去十年，我們也看到中國崛起逐漸走向具高度侵略性與擴張性的方向，使亞洲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未來感到不安。 以中國的地緣位置，其崛起對整個亞洲都造成影響。特別是中國崛起對能源需求更殷，為了確保其能源的來源，中國一方面強化海軍投射力量，包括建立遠洋艦隊、發展航母戰鬥群、建立環印度洋沿岸的軍商兩用的港口據點。除了海上力量的建構外，中國還與伊朗、巴基斯坦、以及中亞諸國等合作，希望建立幾條不通過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南海–東海的陸上油氣管線。對印度來說，與中國本就存在邊界領土爭議，中國更與巴基斯坦合作牽制印度，現在連其戰略後院的印度洋，都可能面臨來自中國新興海權的挑戰，以及中國利用建構油氣管線而發展出的東非–中東–中亞–南亞的外交攻勢，因此所感受到的中國戰略包圍更是明顯。 但是中國經濟的成長動能已過，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共識已是這是個成長減緩甚至是硬著陸的經濟體，中國因為一胎化政策已使其「人口紅利」快速萎縮，國際上有種說法，認為中國可能在富起來前先變老(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更不要提其不均衡發展加上獨裁體制導致社會分配問題的嚴重化。現在的中國，或最起碼3-5年後的中國，不太可能繼續如2002-2009期間發光發亮的過程。但只要中國維持獨裁體制，強調中國夢的民族主義，缺乏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一個內部高度不穩定且衰落的中國，其對外做為會變得更為激進與衝突性。習近平上台後，明明其權力基礎比胡錦濤更為弱勢，但對外作為卻比胡錦濤更具衝突性的發展，與這樣的內部邏輯有關。也因此對印度來說，只要中國的態勢不變，與中國發生衝突的機會在未來會變得更大，而不是更小。印度是無法從外交自制而獲取與中國的和解。1962年中印戰爭的發生過程可做為例證。 但從更大的國際經濟與戰略架構發展過程來看，如果說20世紀上半是大西洋兩岸主導世界的大西洋世紀，20世紀下半出現跨太平洋兩岸主導權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展，21世紀的經濟與戰略重點更向西太平洋轉移的話，未來50年的21世紀將可能是「環印度洋 Indian-Rim」區域成為世界新的經濟與戰略重點的發展。中國崛起是西太平洋經濟崛起的一環，但也是末班車了。但正如同西太平洋的崛起協助中國的崛起，使世界目睹中國崛起的現象，我相信印度洋世紀的到來也將會看到印度角色的不斷提升，並成為世界前五大超級強權之一。 比較「太平洋兩岸-西太平洋」在20世紀下半崛起的經濟過程，以及現在在環印度洋所看到的分工發展，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太平洋兩岸-西太平洋」的崛起與冷戰結構有關，西太平洋國家做為勞動力的提供者，東太平洋的美國則是市場與技術的提供國。先是日本，繼而是東亞的台、韓、星、港的亞洲四小龍，接著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前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東南亞四小虎搭上列車，最後是中國。西太平洋國家彼此出現的垂直技術分工與市場區隔的發展都與此有關。 但在今天的環印度洋是什麼狀況呢？印度洋幅員遼闊，西起南非、肯亞、坦尚尼亞，東到東協以及澳大利亞，向南甚至可能連繫到巴西與阿根廷等南美洲國家。在此我們看到有來自孟加拉、印度的勞動力，來自東菲的資源，中東的能源提供，印度的班加洛提供軟體物流管理，新加坡提供財務金融槓桿操作的知識，來自中東的油元則是資金的重要來源，印尼提供半成品與組裝，回賣到印度與東南亞的新富階級，當然還包括美國與歐洲的市場。這是個人口超過二十億，有不同文化的植入（印度文化、穆斯林文化、東南亞），本身有能源、有資源，更是全世界超過85%三十歲以下年輕人口的集中地。這個區域的發展潛力無窮。而印度處於最核心的位置，就如同中國在東亞所處的核心位置一樣。 對台灣、日本以及美國等國來說，如何與這個逐漸形成，且必然在未來占有關鍵地位的「環印度洋經濟區」發展關係，是現在要處理的問題，特別是當中國發展的趨緩已成定局，急需尋找出路的台灣經濟，以及日本與美國的戰略分析者，除了思考眼前要面對的中國問題外，也應該想到「後中國崛起」的因應路線，與「環印度洋區域」的交往，是處理「後中國崛起」時代的關鍵。

台灣政經戰略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1991年以來因冷戰的結束及印度最重要的盟友蘇聯的解體，印度內政外交經歷了重大和深遠的變革。內政方面印度政府放棄了費賓社（Fabian Society）社會主義教條和計畫經濟，將國有企業民營化，開放外國投資，和採取市場經濟，大力促進經濟成長。 外交方面，印度調整了所謂「不結盟」政策，大幅改善與美國的政治與貿易關係。1993年印度並宣布「東望」（Look East）政策，降低日本、南韓和東南亞國家貨物的關稅，大力推動與亞洲國家經貿關係。印度一度嘗試引進台灣資金，但失之交臂；雖然如此，在1995年印台雙方仍互設代表處，作為以後接觸和交往的平台。 印度內政和外交的改變可說成果豐碩，從1997年，印度的整體貿易增長7倍，可觀的經濟成長促成資源與國力大幅提昇。 經濟成長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因此印度政府嘗試和巴基斯坦改善關係，避免衝突，並減少對斯里蘭卡（Sri Lanka）孟加拉和尼泊爾的干預。為了強化其嚇阻外來（尤其中國）的威脅，印度不顧美國歐盟和聯合國的譴責和制裁，在1998年舉行核武試爆，成功研發了核武器。巴基斯坦和中國曾與印度發生戰爭，可說是印度重大的威脅來源，但印度擁有可觀的核武，因而穩定了其與巴基斯坦和中國的關係，形成了所謂「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 幾年來，美國歐巴馬總統和他前任小布希都努力爭取印度的友誼和合作。他們雖屬不同政黨，但對印度有同樣重要期待：美國與印度的戰略夥伴互動，提供印度軍事裝備和軍民兩用尖端科技，及美印外交與軍事合作和協調，以抗衡中國的崛起和在亞洲霸權行徑。美國官員多次說明美、印是「最自然的盟國」（natural allies）；一個是最強大的民主國家，另一個是人口最多（12億）的新興民主國家，他們有共同的利益，並且他們的共同利益迅速擴大。印度是世界第四經濟大國，60％人口在35歲以下，未來經濟發展潛力甚至不輸中國。白宮認為印度將成為美國產品的主要市場。 歐巴馬在2010年11月訪問印度時，宣布美國將進一步放寬對印度出口敏感的軍民兩用物資與技術的管制。 一、印美聯手對付中國 印度總理辛赫（Mamohan Singh）多次向國會宣稱強化與美國關係符合印度利益，並指出美國是印度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印度需要美國投資來完成許多建設與開發的計畫。 印度在冷戰時期強調不結盟外交政策，視其為印度獨立外交政策象徵，但辛赫及「國大黨」領導人都瞭解以往的政策已不合時宜，而必須有新做法。幾年來美印每年都進行多次陸海空聯合軍演。美國部隊也出現在喜馬拉雅山區訓練印度士兵，除了在課堂授課外，還測試印度武器，並在野外操練。這樣的美印軍事合作關係與冷戰時期印—蘇維持盟友干係抗衡美國的情況迥然不同。 儘管印度一直否認強化印—美關係是為了制衡中國，國際輿論廣泛認為是美制衡中國崛起的一股力量，而《東京新聞》則認為美國拉攏印度，意圖與美日印同盟的戰略夥伴關係有聯合制衡中國崛起的意涵。《紐約時報》說華府視印度為平營造實際上對中國圍堵。 二、獨立自主外交 印度是國際新興大國，與巴西、俄、中、南非號稱世界「金磚五國」（BRICS）。印度自視甚高，官方宣稱，其有獨立和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會依賴任何盟國或夥伴。由於印度是內閣制國家，執政的「國大黨」在國會是第一大黨但基本上是聯合內閣，有賴友黨的支持，也不能完全忽略在野黨的意見。美—印政府雖簽訂民用核能合作協定，解除30年來對印度輸出民用核能技術與裝備限制。可是，印度國會在2010年8月通過一項新法案，規定新核電廠的建商提供裝備的公司對核電廠事故所造成的損失擔負部分責任。有意輸出核電廠設備的美商，如奇異公司，認為此一規定不符國際常規，因而裹足不前。嚴重傷害兩國民用核能合作。 印度軍方計畫採購126架新一代戰機，波音、洛克希德馬丁都投標爭取此一高達110億美元的印度空軍現代化軍購案。印度國防預算年擴增7~8％，據專家估計未來5年印度可能投資500~800億美元採購武器，受到美國、俄國與法國軍火公司強力爭取。競標結果，美國公司並未得標，歐洲（英法）的公司脫穎而出，打敗美俄的競爭者。據印度軍方友人告知，美方事前自信滿滿，但印度不是美國的「囊中物」伊朗是印度重要的原油供應國，同時從印度輸入提煉過的汽油和油品。過去幾年美國和歐盟在安理會通過對伊朗制裁決議，但影響到印度從伊朗引進天然氣重大計劃，印度並未屈服。在印度國會和政壇，左派勢力強烈批評印度在外交上轉向，靠攏美國和對伊朗不友善的作為，對辛赫政府產生不少壓力。 不可諱言的，中國的崛起，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大幅提昇，對印度構成莫大的挑戰，加上中印1962年的戰爭，兩國之間仍存在領土爭端，不少身居高位的印度領導人，視中國為印度最大的威脅。而中國在非洲和中東取得能源及保護能源的安全運輸，乃在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取得港口（或海軍基地）國力投射遠及印度洋，讓印度深感被包圍。 這種威脅的評估帶動印度「東望」策略，尋求友邦如日本，以求牽制和平衡中國作為。 例如今年春天印度辛赫總理訪問東京時，公然在一篇演講中聲稱「印度和日本對崛起中的亞洲有共同的遠景。我們關係的力量建築在相同的精神、文化和文明價值，及對和平民主與自由的理想有共同的承諾。安倍首相和本人將同心協力強化我們的戰略夥伴」。國際間不少論者都認為辛赫的宣示是針對北京。 2012年12月安倍上台後，也非常重視日—印關係，並對印度大幅經濟投資。 今年8月12日印度第一艘國造航空母艦「維克朗特號（Vikrant）」在印度南部的科奇造船廠下水。印度試圖透過這項耗資五十億美元（約台幣一千五百億元）的造艦計畫凸顯國力，同時制衡崛起的中國大陸。維克朗特號長二百六十公尺，寬六十公尺，排水量四萬噸，預定2016年進行多項測試，2018年正式服役。印度是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以外，第五個有能力自行設計並建造航艦的國家。 十二日下水象徵維克朗特號第一個建造階段的結束，它隨後將回廠加裝全套武器裝備並繼續建造。印度1987年自英國引進船齡已經六十年的維拉特號航艦，該艦將於未來數年除役。維克朗特在印度語中意思是「英勇」。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主持它的下水儀式時表示：「這是非凡的里程碑。這只是漫長旅程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分析家表示，維克朗特號是印度競逐亞洲影響力過程中的一大進展。詹氏防衛周刊的國防專家貝迪表示：「維克朗特號將部署於全球貿易與經濟利益交匯的印度洋。印度國防的主要假想敵是中國大陸。」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Vikrant號下水的反應很中性和理性，認為印度疆域廣大，需要軍艦巡弋其領域，不一定針對中國。為了破解各國（如美、日）聯合印度對抗和圍堵中國，北京總是向印度展開外交攻勢，強調中—印共同利益遠超過衝突和歧異。中印有領土的爭端，在國際間也是競爭者，中國並不支持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雙方貿易快速成長，中國已成為印度最大貿易夥伴。 幾年來，中印領導人有例行互訪，以消除爭議與磨擦。例如中國總理李克強即於今年五月初訪問德里，以消弭雙方邊界緊張情況。他的代表團還有眾多企業界人士隨行，以拓展中印投資和貿易關係。北京亟力拉攏印度，防止其加入反華集團；而印度也拉攏中國減少其援助巴基斯坦反印敵對行動，雙方各取所需。

C. Uday Bhaskar 新德里國家海事基金會(NMF)客座研究員   印度洋對「崛起中」的中國具有關鍵性的地理戰略意義，這片海域不僅牽涉原油與國際貿易的海運路線，對印度洋周遭國家的地緣政治也有重大影響，因此中國在印度洋沿岸國家進行投資的作法一直是其長期戰略目標的一環，用以解決讓北京感到棘手的「麻六甲困境」。 中國海軍勢力在太平洋已經被周遭佔優勢的地緣政治勢力所框限，美國主導的東亞安全架構也試圖讓自己在印度洋找到穩定可靠的根據地，因此中國處心積慮地援助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緬甸等國家以做為奧援，現在在這些國家都有重大的港埠興建計畫持續進行中。 自2008年12月開始於印度洋展開打擊海盜的巡航後，中國海軍就一直維持穩定的頻率出現在印度洋周遭區域，這個現象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探討印度洋「新局勢」的主要因素之一。 自後冷戰時期乃至於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印度洋周遭區域即成為三大強權——美國、中國與印度安保考量的重要因素。在這三者中，印度是掌握地理優勢的在地強權，美國擁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澳洲、東協一路到部分波斯灣國家與非洲東岸國家的政治暨軍事佈局，此外，迪戈加西亞島（Diego Garcia）與法屬島嶼也對美國在印度洋的部署帶來一定優勢。 相較於印度與美國先天上的優勢，中國在印度洋周遭區域既然屬於後進勢力，戰略考量與主要的軍力佈局應會以繼續維持或加強人民解放軍在印度洋出現的頻率為主。 我的演說將探討中國該如何採取真正能夠改變賽局的作法——如何仿照板塊漂移理論改變地緣政治關係，從而成為印度洋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強權。在這種情況下，以馬爾地夫為主、散佈在印度洋的諸多島嶼就會成為列強深切關注的重點。 以印度的觀點來看，我們必須正視中國持續成長的經濟實力將使多數南亞國家深受其影響的結果，並針對這點做出適當的回應。不過就目前情勢分析，印度對於印度洋周遭的區域戰略評估與對沿岸國家的外交政策上仍嫌不夠機智靈活，執政當局必須責無旁貸地扛起重新檢視相關作為的責任。 從中國的觀點來看，南海與印度洋上的島嶼既可以是往遠洋發展的限制，也可以是向外擴張的機會。在賽局中的主要強權都應該體認到中國一舉一動對未來長遠發展將造成何種衝擊，並嚴肅看待印度洋「新局勢」已經逐漸成形的事實。

C. Uday Bhaskar Visiting Fellow,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For a ‘rising’ China, the Indian Ocean is of critical geo-strategic significance given the quantum of hydrocarbons and trade that transit the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 to and fro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OR).  Consequently China’s investment in the littoral countries of the IOR has […]

Sanjaya Baru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地緣經濟與戰略組主任   長期以來，印度跟中國之間一直遵照五項「和平共處」（音譯為潘查希拉，印度文寫作Pancha Sheela，語出自佛教教義）的原則處理雙邊關係，亦即：互相尊重對方主權及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 中國自從新任領導者習近平上任後，開始對印中關係提出新的「五項原則」。 新提出的原則包括：一、在戰略互動的基礎上維持健康的雙邊關係；二、降低彼此針鋒相對的張力，保持邊界和平，並在基礎建設、經濟投資等其他領域拓展更多的合作關係；三、深化文化交流，強化雙邊互信與邦誼；四、透過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在多邊事務中確保開發中國家的正當利益，藉以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五、彼此尊重對方核心利益之所在，妥善處理兩國間存在的問題和分歧。 印度原應樂見這五項原則的提出，不過其中第五項原則顯得曖昧不明，因為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一個空泛、欠缺定義的概念。以往普遍認定圖博跟台灣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不過近年來中國官方聲稱南海同樣也是「核心利益」的一環。中國這種說法猶如自行打開了潘朵拉之盒，催化美國在亞洲採取新的「再平衡」政策。印度就跟許多太平洋地帶握有經濟利益的國家一樣，都希望確保海運路線的通行不會遭受到中國片面的干預。 中國確實需要同等看重印度的「核心利益」，尤其光是促成巴基斯坦成為核武國家這一點就已經嚴重傷害印度的核心利益，此外，中國以戰略眼光投資巴基斯坦瓜達爾港（Gwadar Port）也進一步加深印度的憂慮。儘管不能責怪中國，甚至連暗指中國逐漸向印度的南亞鄰邦「出招」都嫌失之公允，但是印度絕對不能對後續發展置若罔聞。 在這層防微杜漸的心理因素上，印度仍舊應該歡迎習近平所提出新的五項原則，肯定中國承認兩國將在全球化的架構下逐漸建立新的經濟合作關係。 過去九年來，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同樣也從自身觀點陸續發表了如何處理印中關係的五項原則。 第一項原則以邊界議題為基礎，是辛格在2004年十一月於越南、寮國初次會晤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時所提出。辛格向溫家寶表示印度願意跟中國協調邊界問題的解決方案，不論最終協議的內容為何，都必須建立在「具體的事實基礎」上。 由於辛格的第二項原則不時被溫家寶在各種場合中引用，因此往往被誤以為是溫家寶提出的，那就是「這個世界大到可以同時容納兩個積極尋求成長的國家並存」，換句話說，中國跟印度的先後崛起——儘管兩國人口加總後足足佔全球總人口數的五分之二強——並不必然會以無法迴避衝突的零和賽局收場。 相反地，辛格的第三項原則指出中國與印度崛起後，反倒可以攜手為地球村的成員貢獻更多的公共財。辛格在2008年一月向中國社科院發表演說時表示，他預見中國與印度的崛起，就整體而言，有創造更多正向外部性的可能，特別是對其他可以在印、中兩國發展過程中獲得更多機會的開發中國家而言。 基於以上種種因素，也可以說是為了克服這些因素，辛格的第四項原則認為同時帶有競爭跟合作的元素會是印、中雙邊關係的主要特色。就算世界大到可以讓印、中兩國一同崛起，就算兩國崛起有助於全球經濟發展和其他不同型態的跨國合作——比方說是對應氣候變遷還是確保能源安全的議題，但是我們仍舊不能忽視印、中兩國在競逐市場商機、天然資源跟政治影響力等各方面還是潛在的競爭對手關係。 第五項原則比較屬於國家安全的一般性規範：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會採取什麼樣的政策，除取決於本身主觀的意願外，也要顧及客觀的能力問題；主觀意願可以倏忽改變，客觀能力則要花時間才能逐步調整。 這就意味著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只要看政治領袖說了什麼，更要注意他們有能力做到什麼，而兩國政治領袖也會根據後者調整彼此的外交政策。因此，就算印度領導人全盤接受中國單方面所提出的承諾，卻也絕不能對中國日漸茁壯的實力所可能造成對印度的傷害掉以輕心。 近來為了處理拉達克德普桑（Depsang, Ladakh）一地的「邊界問題」，建立雙邊「互信」關係再度成為顯學。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爭議區域已然造成軒然大波，在印度軍隊開拔至該區域後只有撤離一途，這起事件不但突顯印、中兩國未定邊界所造成的問題，同時也彰顯印、中兩國缺乏「戰略互信」的基礎。 印、中兩國還有另一個需要認真看待的課題：亞洲新興的宗教派別與極端勢力會在所在國造成什麼影響？對亞洲整體有什麼影響？值此美、歐經濟成長趨緩之際，更需要探究這些因素對全球經濟趨勢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對印度而言，亞洲內部的衝突不論發生在南海還是西亞都不是件好事。當亞洲局勢升溫時，身在其中的印、中兩國都沒辦法只是袖手旁觀，任憑自己被動地陷入宗教狂熱與恐怖主義所造成的暴力與混亂之中。 相同的道理，挑撥東南亞國家互相傾軋也一樣不符合中國的利益，日、中兩國在東海對峙的損害更會波及所有其他的亞洲國家。為了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並確保區域安全，日、中兩國反倒應該共同合作，建立一套新的區域架構降低衝突。 為了確保亞洲區域內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繁榮，印度跟中國都有責任和亞洲其他主要勢力攜手合作，對象包括東南亞國協、日本、俄羅斯與美國等。儘管印、中兩大強權眼前還要面對許多艱難挑戰，但是我們可以，也必須，創造出許多以合作為前提進行交往的原則。

Sanjaya Baru Direct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ISS), London     Relations between Republic of India (ROI)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defined by the famous Pancha Sheela: mutual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mutual non-aggression; mutual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

李明峻 台灣安保協會秘書長 一、亞太戰略格局 冷戰結束迄今已二十餘年，許多的跡象與證據都顯示，亞太地區不論在政治或者經濟上的國際影響力，都正在快速竄升當中，對於形塑整個世界格局的走向，扮演著愈來愈為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廿一世紀是亞洲太平洋的世紀(Asia-Pacific Era)」的看法。 同時，亞太地區客觀情勢發生重大變化，主要包括：第一，亞太地區在政治方面的變化是全面趨向民主化；第二，在經濟面向上，亞太地區在經濟方面更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地區；第三，儘管冷戰結束，但亞太國家普遍將更多資源，投注在國防武力的提升以及軍事現代化的任務。因此，「亞太世紀」的實現必然是以政治民主、經濟互賴以及軍事平衡為架構，確保民主、繁榮與和平是亞太地區發展的三大支柱。 事實上，這三者之間存在著相互的關連。國際關係學者有關「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不發生戰爭」的「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論」主張，反映國際間的民主文化會使各國以和平手段解決彼此爭端，目前亞太地區的民主潮流正逐漸讓亞太地區成為一個「民主連線」，進而讓亞太地區出現和平的國際環境，而和平的國際環境當然有利於經濟繁榮發展。 其次，亞太地區各國的經濟互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日益擴大與加深，使得以戰爭手段來解決爭端的代價愈來愈高，也因此使得和平的追求變得更為迫切與必要，畢竟和平穩定是創造財富的重要基礎。然而，亞太區域的繁榮與發展能不能長久持續甚至進一步提升，都取決於區域內的國家是否能共同合作，是否依循國際法進一步整合，建立更為緊密的經貿關係與政治關係。 然而，亞太地區的前述發展存在著暗礁，為使上述理想目標逐漸浮現在亞太區域，權力平衡仍是維繫這個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如何繼續維持這個區域的權力平衡，但又必須避免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關係，變成惡性的軍備競賽，甚至引發不必要的軍事對抗與衝突，此乃追求與迎接東亞世紀到來的同時，亞太國家必須因應的重要課題。 二、亞太發展隱憂 首先，雖然整個亞太地區主要是朝民主化的方向發展，但仍然有部份國家維持著非民主的體制，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北韓和中國。朝鮮半島不斷重演的核武危機，這代表著北韓這個非民主政權，在外交運作上的不確定性與對外關係的敵視態度。另一個抗拒亞太民主潮流的國家就是中國，這也是亞太地區想要建立民主社群的最大挑戰。雖然中國經濟獲得一定的成就，但政治改革尤其是在民主化的成績仍然相當有限，甚至在部份面向（如言論自由）還出現退步現象。亞太地區如果要實現真正的和平，就必須認真思考與因應中國大陸的政治走向。 其次，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與互賴是此區域的另一項重要特質。然而，亞太地區能否持續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亞太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能否進一步合作？這都是吾人必須去嚴肅面對的問題。其中，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以及其對外經濟策略的運用，都對區域內的國家造成相當程度的挑戰。由於中國吸納大量資金、技術與管理人才，使得其他地區相對減少許多經濟成長所需的資源，部份人士甚至提出中國是「經濟黑洞」的說法；同時，由於經濟成長所需，中國的能源需求正快速增加，對全球的能源供需與巿場，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就經濟策略而言，中國試圖主導整個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進程，而日本、南韓甚至美國的經濟整合也有排除中國之走向，甚至中國對於台灣採取經濟邊緣化的策略。這些都無助於亞太經濟合作開展，也為整個區域的繁榮發展帶來負面因素。 尤其甚者，除了在政治以及經濟之外，亞太地區在軍事安全方面還面臨重大的威脅與挑戰。不可否認地，在經濟繁榮的表象之下，亞太地區還存在著一些引爆點：朝鮮半島、釣魚台列島和南中國海等。一旦上述任何一點引爆軍事對抗，其結果都有可能將好不容易獲致的政治與經濟成就毀於一旦。亞太區域長久以來維繫和平的一項重要基礎，就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維持與運作，而區域內國家所追求的國防現代化，也正是持續權力平衡的一種具體作為。然而，隨著客觀局勢的發展，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可能面臨失衡的危險與威脅，這其中又以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形成最大的變數與挑戰。除了軍事能力的增加之外，中國戰略意圖的展現，更是亞太國家必須加以關注的重點。 三、台灣的戰略地位 台灣地處世界最大海洋和地球最大陸塊之間，亦為亞太花彩列島之軸心位置，加以美、日、中等主要國家環伺周邊，更顯其戰略樞紐的地位，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台灣即在國際政治史留下重要的一頁。從十七世紀開始，當世界進入海洋世紀之時，台灣就進入世界文明的歷史，世界各國互相爭奪台灣作為前進基地，台灣的命運和世界相互聯繫，而其間的媒介就是海洋。但台灣長期以來囿於國內政治與台中關係存在重大矛盾，因而鮮少對國際事務置喙。台灣與美日雙方就亞太地區的安全、經濟和民主化進行對話，其作用不容小覷。 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海軍未來十年的戰略任務，不只是衝出第一島鏈，也不是擁有航空母艦，而是控制沿海岸線五百海里的絕對制海權，保衛其沿海經濟圈。同時，中國正加快建設一支世界級的遠洋油輪船隊，以保障國家能源運輸的戰略需求，並顯現中國有發展「外洋海軍」的趨勢。綜言之，中國軍事崛起為亞太區域的軍事平衡，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挑戰，而更值得憂慮的是中國崛起過程中所展現的戰略意圖，以及崛起之後所可能追求的戰略目標。這不僅是台灣所要去面對的問題，也是包括日本以及美國在內，都要共同因應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若中國成功將台灣納入其政權，將使中國在第一島鏈中擁有一個關鍵要塞，並且將誘使北京計算如何控制日本，使日本失去對美國保護的信任，結果日本將不得不發展長程海軍投射武力，以保護其通訊航道。中國和美國在地緣戰略上天生就是競爭對手，而中國成為海權國家正散發出不容小覷的訊息。中國解放軍為了在第一島鏈的屏障下發展其海洋勢力，同時也挑戰美國在其沿岸部署航空母艦的舉動，中國更試圖將勢力深入南太平洋至澳洲東岸，甚至到第二島鏈的關島、塞班島等。就美國戰略而言，因為亞太地區關係到世界經濟的成長，有必要在亞太地區建立穩定的權力平衡，此點將影響到全球整體的安全。 四、台灣安全的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做為正在崛起的區域性霸權，本來就會在台海問題有試探性作為，如果美國等大國保持戰略上的模糊，反而使中國有明確的試探舉動，因此我國也應設定清晰的亞太戰略，不可一味樂觀而忽略自己應負擔的責任與義務。台灣若不能依照自己國益進行判斷與行動，則依賴美日安保的「反射利益」終究有其限制，如果台灣的安全只要依賴外國，那麼將來的下場就很令人擔憂。 由於中國近年來持續的經濟成長和對國防預算兩位數字的增長，台灣恐怕很難追得上中國軍力的擴張。讓台灣單獨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將給北京錯誤的訊息，並且鼓勵軍事冒險主義。中國拒絕放棄武力犯台，始終是所有相關當事者在安全上的挑戰。無論是1996年的美日安保新指針或近年的美日安保新宣言，或是美日「二加二」的共同聲明，在行動上或文字上將台海列為共同戰略目標，此點將會被證實為此一地區穩定的因素。因此，台灣的安全是區域議題；美國的承諾和日本的介入不應被視為是對台灣的慈悲，反而是對亞太整體區域安全及繁榮發展的保證。

柯承亨 前國防部副部長 東亞地區就經濟面而言，在過去的30多年來，經濟年均增長率超過8%，遠遠高於全球不到3.5%的年均增長率。就政治面而言，此一地區有著朝鮮半島南北韓的對峙、台海兩岸的對峙、日俄北方四島領土的爭議、日韓竹（獨）島爭議、中日東海大陸棚的爭議而備受矚目。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以及中日釣魚台爭議、北韓核武問題的激化使得此一地區更成為衝突的熱點，危機似乎一觸即發。   一、朝向外擴型的日本安保政策 二次大戰後，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向來以美日同盟的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石。安倍總理重返執政後，面對激化的中日釣魚台爭議以及北韓的核武問題，安倍政府在安保政策上，不論內部自衛隊戰力的調整強化或對外主動積極的軍事外交，都展現強勢的作為： (一) 對內強化自衛隊的機動戰力 在中日釣魚台衝突升高後，安倍政府對內即著手調整自衛隊西部方面軍的部署、強化對西南島嶼的警戒監視、提升自衛隊的水陸兩棲作戰能力、引進美國魚鷹垂直起降運輸機、強化自衛隊登島作戰的演訓等，目的即在建立強有力的機動防衛力。 (二) 對外積極建構軍事外交的安保網路 2013年1月16日，安倍總理派眾議院外務委員長河井克行為特使至北約總部拜會北約秘書長，轉交親筆信表達在釣魚台問題與朝鮮問題上亞太局勢正在變化，希望加強與北約在安保領域的合作。此外，也與英國簽署軍事機密保護協議，以利軍事情報互換與聯合開發防衛裝備。 在南海問題上，安倍政府也以救災為名義，計畫對菲律賓、越南提供巡邏船以及擴大經援，並以潛艇災難搶救的名義幫越南訓練潛水艇艦員。這些積極的軍事外交作為，都被中國視為在建構對中國的軍事包圍網。   二、日本安保政策面臨的挑戰 儘管安倍政府在緊密美日同盟的基礎下，致力提升自衛隊的機動戰力與加強在東亞週邊國家的合作，以形成對中國包圍的壓力。但仍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 在日本憲法第九條和平憲法的限制下，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日本自衛隊首度派遣掃雷部隊參與，在2001年也派遣3艘軍艦和700名自衛隊官兵赴印度洋支持美軍在阿富汗的作戰行動。2004年1月更正式下達向伊拉克派兵的命令，這些舉措都在國內造成極大爭議與面臨違憲的指控。 (二) 美國軍力部署重心雖逐步從歐洲轉向亞太，但面對崛起的中國，美國為了不與中國正面為敵，政治上秉持著不介入盟友與中國領土爭議的原則，試圖在亞太採取艱難的平衡策略，長此以往將會造成美國盟友的不安與不信任感。 (三) 相對於中國在主權爭議的立場越來越強硬，美國對盟友在主權爭議的支持卻陷入舉棋不定，甚至前後不一、趨於軟弱。在中日釣魚台爭議中，美國最初聲稱釣魚台適用美日安保條約，後來又表示不介入中日領土爭議；在2012年再次爆發中國與菲律賓對黃岩島的主權爭議時，菲律賓同樣援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希望尋求美方支援，最後卻被澆冷水，導致中國後來在爭議中占居上風。 (四) 美國與日本的亞太盟友間安全利益也非完全重迭，而是各有不同的安全挑戰與軍事戰略。這些盟友一方面希望借助美日同盟的軍事實力來抑制中國軍事力的崛起；另方面卻需要中國的龐大市場來引領他們走向經濟繁榮。   三、展望未來 (一) 在不願與中國正面交鋒，卻又要抑制中國軍事擴張的策略下，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美國將會繼續提供足以因應中國威脅的先進武器裝備、強化自衛隊的機動作戰與兩棲作戰演訓，並積極協助使自衛隊擴大國際參與，強化與北約、英國等盟友的軍事合作。 (二) 安倍政府雖然以反恐合作、海上救援、災害應變等名義積極從事軍事外交，惟在和平憲法與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規範下，總是綁手綁腳受到諸多限制。而修改和平憲法不僅在國內將面臨在野黨、反戰人士及輿論壓力，國際上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疑慮將被大肆炒作批判。至於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限制，將涉及到與美國軍武合作的機密、專利與現實的軍火市場競爭等問題而非美國所樂見。 (三) 依據俄羅斯世界武器貿易中心於今年8月下旬公佈的資料，中國八年間出口的戰機數量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俄美；中國八年間出口的防空導彈數量排名世界第八，顯見中國除了是經濟的大國也開始成為軍火輸出的大國。一旦中國挾其經濟優勢結合軍火輸出，再加上以龐大的市場與資源為誘因，將會相當程度的削弱美日對中國的實質圍堵。 (四) 以中國在國際政經軍越來越提升的影響力，加上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今後在國際上面對涉及主權爭議的糾葛時，立場勢必越來越趨強硬。去年愈演愈烈的中菲黃岩島爭議最後導致中國對黃岩島的實質控制；日本對釣魚台國有化的措施造成中國海監船與軍機在周邊海域的巡邏常態化都是顯例。 (五) 可以預見，美日中彼此糾纏的三角關係仍將繼續牽動今後的東亞情勢，面對越來越強勢的中國，美國如果繼續採取艱難的平衡策略，會不會變得進退失據？美日同盟如何面對可能升級的危機？以及如何在東亞設置一個可以有效對話、處理爭議的安保機制？這可能都是在大國角力博奕中，大家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小金丸貴志* 日本國際論壇主任研究員   一、安倍晉三首相與「法治」理念 (一) 安倍晉三的「價值觀外交」與「法治」理念 如果搜尋安倍晉三首相有關安全保障和外交的言論，會發現他經常提及「法治（法の支配）」這個用語，這是他與其他總理大臣明顯不同之處。「法治」這個用語是英美法的國內法概念Rule of law的翻譯，在日本戰後的憲法學上通常做為意指司法權優越的用語來使用，在實際行政上並非是一般用語。 日本是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因此戰後的憲法學通常將「法治」一詞使用於指陳司法權優越的意義，而在實際行政所謂「法治」一般最常用於做為德國法上「法治國(Rechtsstaat)」的翻譯，或是日式用語的「法治主義」。在日本，「法治」最常用的領域是做為國際法或英美法的翻譯。安倍晉三首相雖然是法學院畢業，但似乎並沒有法學專業的經歷。然而，對「法治」一語特別重視，且其使用方式亦有一貫性，估計是受到英美法或國際法專家的影響。同時，此點可以推測出安倍晉三的教養背景，比起日本傳統的公法學，更接受於英美法或國際法的法律理解。 實際上，如果使用日本國會議事錄的檢索系統[1]，搜尋戰後日本總理大臣在國會答詢使用「法治」一語的次數，則可發現用於「法治國」的情況有141次，用於「法治主義」的事例有6次，而這兩者安倍首相一次都沒有用過。另一方面，使用「法治」一語答詢者僅有32例，其中安倍首相即使用達21次。尤其甚者，其他首相使用「法治」答詢時都是有關國內事務，而安倍首相的答詢幾乎完全是用於安全保障和外交關係，此點也印證上面的推測（參見附表1, 第98-105頁）。 今(2013)年2月22日，安倍晉三首相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以「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為題發表演講。這是以回答第三次阿米塔吉˙奈伊報告的形式發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處提到「規範(RULE)」，如「日本必須是規範的推動者(promoter)」、「我們有責任推動共通的價值和規範」、「日本和美國應共同為世界或地區帶來法治、民主和安全保障」[2]等。 同時，即使在國會以外的重要發言中，安倍首相也反覆使用「法治」這個用語（參見附表2, 第106-108頁）。其內容主要包括：(1) 堅持日美同盟關係；(2)深化與共同擁有民主和「法治」價值的國家之間的聯繫；(3) 針對中國以歷史問題批評日本的反駁等，但這可說是安倍晉三「價值觀外交」的具體表現。如果說在政策上像這樣強調具體理念的首相是史無前例的，這樣的說法絕不算是誇張。 （二）安倍晉三「法治」理念的出處 我們可以推斷，安倍首相經常使用的「法治」這個用語，美國和日本各自有其來源。前者是從2000年至2012年間三次提出的阿米塔吉‧奈伊報告所代表的美日同盟推動者[3]，後者是被視為安倍晉三智囊的日本外務省官員。如上所述，「法治」這個用語原本是英美法的國內概念[4]，其後被做為表現國際社會秩序的用語來使用，但近年來在美日同盟關係的相關文件中，於提及「基本價值」時，「基本人權、民主主義、法治」[5]、「美日兩國共有的民主主義、法治、尊重人權、資本主義經濟等基本價值」[6]等，可說是如固定用語般地經常可見[7]。 另一方面，我們在日本國內也經常可見安倍晉三首相週邊日本外務省出身的智囊使用「法治」這個詞語的例證。 從去年以來，安倍晉三首相介入日本外務省相關人事的報導履見不鮮。首先是2012年12月，第一次安倍內閣時代的谷內正太郎次官（前條約局局長）被任命為「內閣官房參與（相當於內閣秘書處顧問）」，以及兼原信克國際法局長被拔擢為「內閣官房副長官補（相當於次長）」，這被評論為安倍首相大力排除河相周夫日本外務次官（相當於次長）強烈反對的人事安排[8]。河相次官於2013年6月10日辭職，在任不到十個月，後繼者為被視為安倍首相心腹的齋木昭隆審議官就任。同月，安倍首相在自己的臉書上批評北韓問題與其看法對立的田中均元外務審議官，稱其「沒有談外交的資格」。接著，安倍首相在2013年8月將小松一郎駐法大使（前國際法局長），調回擔任内閣法制局長官，此點被視為是政府準備變更關於集體自衛權之憲法解釋的布局，因而使得許多媒體或相關局處首長表示強烈的反對。過去内閣法制局長官一職僅限於從法務、財務、總務與經濟產業等四個部會（日本稱為「省」）出身者選任，而小松大使並沒有法制局的工作經驗，所以這也是安倍首相大力壓制法制局相關人員強烈反對的人事安排。此舉被評為是「強力牽制中國的人事安排」[9]。菅義偉內閣官房長官（相當於內閣秘書長）表示「這是考慮到戰後68年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需要國際知識的時代」[10]。 兼原和小松兩人的著作和安倍首相出版的書有很多相符合之處，他們影響安倍首相對「法治」的理解或相關的世界觀、政策的可能性極大。以下是兩人著作所凸顯信念的特徵。 在麻生內閣時代提出的「自由和繁榮的弧」是由當時的外務次官谷內正太郎所構思[11]，但實際上執筆的是兼原信克副長官補[12]，是他完成「價值觀外交」的理論內容整理。根據兼原信克的著作[13]，所謂「價值觀」是指「營群體生活的人類謀求生存的手段」；「擁有優越價值觀和倫理的人類集團生存能力較高」；是「直接連結於政治力」。因此，基於「有社會的地方就有法」的確信，「從東方信念來說，就是超越世俗權力的所謂『天』的最高倫理」、「若使用西歐思想的語言就是『法治』」，這是現代的價值觀。當代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擺在首位的就是「法治」。同時，所謂「法」就是「自然法」、「國民的一般意思」，超越世俗權力的「跨越人類智慧的真實力量」。然而，正義必須有力量支持，基於「中國思想的『義戰』」（中間省略）、「歐洲國際法學的『正戰(just war)』」、「聯合國憲章嚴格區分善惡的義戰論」，肯定集體安全保障，而否定「日本憲法不分善惡的無差別和平主義」[14]。如此一來，「法治」與安全保障即具有一致性。 再者，小松是谷內正太郎內閣官房參與擔任外務事務次官時代的國際法局長，是總結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四種類型的人物。在其著作[15]中，小松是從正面處理「國際社會的『法治』」，他認為：「古羅馬法諺有云：『有社會的地方就有法(ubi societas, ibi jus)，此點亦適用於國際社會』」、「『自由』、『民主主義』、『尊重基本人權』、『法治(rule of law)』等基本價值…（中間省略），現已昇華為跨地域的人類共通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強者主宰』並不被允許，應依循規範國際社會的法（國際法），公正地處理各項國家間事務」[16]，並且「統一的法律秩序的存在應較兩國間雙邊協議優先，這樣的認識應予增強」[17]。基本上，小松是以小心慎重地措辭，指出法律秩序的維護還是需要力量[18]。此外，小松對於過去在日本缺乏研究者的戰時國際法也詳盡闡述，這在近年的國際法學者中也是屬於異例。谷內內閣官房參與雖然沒有著名的論述，但其認為「日美兩國共有普世價值，同盟的強化將維繫和平」的立場非常明確[19]。 我們可能看出，安倍首相的「法治」思想背後抱持著前述的世界觀，但還是採取需要以力量來維護法律秩序的立場。例如安倍首相的著書顯示明確的認識，亦即透過新保守主義論者卡根(Robert Kagan)的闡述，引述為終結霍布斯所謂「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的無秩序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而以契約產生美國這樣的「巨靈(Leviathan)」是有必要的[20]。同時，兼原信克也以各國於二十世紀簽訂《非戰條約》(1928年)，肯定形成聯合國集體安全保障的正戰論，而建構集體安全保障體制的是靠美國的力量[21]；小松一郎法制局長也在雜誌論文主張「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中，近鄰諸國間仍牢固地存在著冷戰結構的殘渣，依然是極端的『霍布斯式』的世界，並且引用卡根於書中認為『歐洲能提倡康德式的理想，是因為美國付出犧牲維持世界秩序所致』的主張，強調『法治』與現實世界的『成果』應該一致。」[22]。也就是說，「法治」是「正戰」的法律呈現，更是對抗「非法治」的巨靈。   二、國際政治與「法治」理念 然則，所謂國際社會國際法的「法治」具體表示什麼意思呢？令人驚訝的是，關於此點並不太被論及，但如果要從國際「社會」尋找法源的話，最重要的應是指對已經確立的國際習慣法的遵守。那麼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法治」具有什麼樣的作用與效果呢？筆者謹嘗試例示如下。 Ÿ   降低相互貿易和投資的成本或風險，鼓勵放鬆管制。 Ÿ   透過共同對法秩序的認識，促進精神的共同化，創建被稱為「法治聯盟」的國家間精神紐帶。 Ÿ   傾向多邊協議優於雙邊條約。 Ÿ   消除非法治國家或使對其行使武力被正當化。 三、面對「法治」理念的中國 (一) 安倍政權的對中態度 在此，我想討論安倍政府的對中態度。關於安倍首相對中國的認識，基本上是中國為追求高度經濟成長而對資源「確保貪婪」，加上以遂行「反日教育」來試圖維持「一黨專政」，而日本的民主黨政權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就上台執政。同時，在資源開發方面，一方面要讓中國依循「國際社會的常識性規範」，另一方面為堅守防衛（釣魚台列）島，日美同盟關係是必要的[23]。 同時，安倍首相2011年9月7日在台北的演講[24]中，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採取以國力決定勢力範圍的原則，因此一直專心致力於經濟成長，此點類似納粹德國的生存圈（Lebensraum）邏輯，他認為這是極其危險的。因此，他將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與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相比較，中國如果不能阻止解放軍的擴張，很可能會走上蘇聯的命運。再者，他指出，「試圖以力量壓制別人的行為，…（中間省略）…，將喪失區域各國的信賴，明顯會大幅減損中國的影響力。」。這意味著中國很可能是堪與納粹或蘇聯比較的危險存在。 […]

小金丸貴志* 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主任研究員 一     安倍首相と「法の支配」 （一）、     安倍首相の「価値観外交」と「法の支配」 （二）、     安倍首相の「法の支配」の典拠 二     「法の支配」と国際政治 三     「法の支配」に直面する中国 （一）、     安倍政権の対中姿勢 （二）、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米国の日本支持 （三）、     法制史的に見た中国 四     台湾に対する示唆 （一）、     台湾の法治の歴史 （二）、     安倍首相の対台湾姿勢 五     結論   一       安倍首相と「法の支配」 （一）、  安倍首相の「価値観外交」と「法の支配」 安倍首相の安保・外交に関する発言をフォローすると、「法の支配」という用語を多用している点が他の総理大臣とは際立っていることに気付かされる。この「法の支配」という語は英米法の国内法的な概念rule of lawの訳語であり、日本の戦後の憲法学では司法権優越を指向する用語として使われることが多く、実際の行政では必ずしも一般的な用語ではない。日本は大陸法に属する法体系の国家であり、行政実務がいわゆる法治一般を指すために最も多用してきた言葉は、ドイツ法のRechtsstaatの訳語である「法治国」、あるいは日本的な用例である「法治主義」である。「法の支配」という語が最も普通に用いられる分野は国際法、あるいは英米法の訳語としてであろう。安倍首相は法学部出身ではあるものの、格別に法学を専攻した経歴はないようである。だが、「法の支配」という用語にこだわりを持ち、その用例にも一貫性があることから、このことから安倍首相は日本の伝統的な公法学よりも、国際法又は英米法的な法的理解を教養の背景としていることが推測できる。 実際、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1]を用いて戦後の国会における「内閣総理大臣」による「法の支配」の語を用いた答弁回数を検索すると、「法治国」、「法治国家」の用例は141回、「法治主義」は6回であるが、安倍首相はこのどちらも答弁で使用していない。一方、「法の支配」を用いた答弁例は僅か32回であるが、うち21回が安倍首相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しかも他の首相の答弁は内政に関連したものであるのに対して、安倍首相の用例は多くが安保・外交関連であることも、上述の推測を裏付けている（付表１参照）。 安倍首相は今年2月22日、米CSISで「日本は戻ってきた（Japan is back）」と題する講演を行った。これは第3次アーミテージ・ナイ報告書に答える形の講演であるが、この中でも「日本はルール（規範）のプロモーターでなくてはならない」、「我々が共有する規範と価値のプロモートに責任を負う」、「日米は共同で法の支配、民主、安全保障を世界や地域にもたらす」[2]等、規範的問題への言及が多く見られることは注目に値しよう。 また、国会以外での今年の重要発言においても、安倍首相は「法の支配」の語を繰り返し用いている（付表２参照）。その多くは、（一）日米同盟を堅持すること、（二）「法の支配」や民主という価値を共有する諸国と連繋を深めること、（三）中国の歴史問題についての対日批判への反論を意図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れは安倍首相の唱導している「価値観外交」の表れとも言えるが、安保・外交政策において、これほど規範的な理念を強調する首相は過去になかった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であろう。   （二）、 安倍首相の「法の支配」の典拠 安倍首相の多用するこの「法の支配」の用例を見て行くと、米国と日本にそれぞれソースがあることが推測できる。前者は、2000年から2012年まで三次にわたり出版されたアーミテージ・ナイ報告書に代表される日米同盟の推進者であり[3]、後者は安倍首相のブレーンと目される外務省官僚である。上述のように「法の支配」の語は元来は英米法の国内的な概念であり[4]、それが国際社会の秩序を示す用語として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ものであるが、近年では日米同盟関係の文書には「基本的な価値」が「基本的人権、民主主義、法の支配」[5]、「日米両国が共有する民主主義、法の支配、人権の尊重、資本主義経済といった基本的な価値」[6]等が言わば決まり文句のように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7]。 一方、国内では安倍首相周辺の外務省出身のブレーンに「法の支配」の用例を多く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外務省関連の人事については、昨年から今年にかけて、安倍首相が介入した例が続けて報道されており、まず2012年12月、第1次安倍内閣時代の谷内正太郎次官（元条約局長）が内閣官房参与に就任、そして兼原信克国際法局長が内閣官房副長官補（次官相当）に抜擢されたが、これは安倍首相が河相周夫外務次官の強い反対を押し切った人事と評された[8]。河相次官は2013年6月に在任10か月弱で更迭され辞任、後任には安倍首相の腹心と評された斎木昭隆審議官が就任した。同月には北朝鮮を巡り安倍首相と対立していた田中均元外務審議官を自身のフェイスブックで「外交を語る資格がない」と批判、そして8月には小松一郎駐仏大使（元国際法局長）の内閣法制局長官就任決定が報じられ、集団的自衛権に関する政府の憲法解釈を変更するための布石であるとして「強烈な対中牽制人事」と評され[9]、多くのメディアや元同局長官等の法制局関係者が強い反発を示した。同局長官は従来は四省（法務・財務・総務・経産）出身者に限られており、また小松大使には法制局の勤務経験もなかった。登用の理由について菅義偉官房長官は、「戦後68年の中でこれだけ国際的な知識を必要とする時代はかつて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たため、としている[10]。兼原・小松両氏の著書の内容は安倍首相の著書と符合する点も多く、これらの安倍首相に登用された外務省出身者が安倍首相の「法の支配」理解や関連する世界観、政策に影響を与えている可能性が大きいと思われる。以下に両氏の著書に見られる所信の特徴を見てみよう。 麻生内閣時代の「自由と繁栄の弧」は谷内正太郎外務次官が案出し[11]、実際に書いたのは兼原副長官補が書いたものとされ[12]、「価値観外交」の理論的内容の取りまとめも手がけたとされている。兼原副長官補の著書[13]によると、「価値観」とは「群れで生きる人間が生存すを図る手段」であり、「優れた価値観、倫理を持っている人間集団は、生存能力が高い」、「政治力に直結する」ものである[14]。そして「社会あるところに法あり」との確信に基づき、「東洋風に言えば、世俗の権力を超えた『天』という最高倫理」、「西欧思想の言葉を使えば『法の支配』」が現代の価値観であり、現代国際社会の普遍的価値観は第一に「法の支配」である[15]。そして「法」とは「自然法」、「国民の一般意思」であり、世俗的権力を超越する「人智を超えた実在の力」である[16]。だが正義は力で支えられねばならず、「中国思想では『義戦』（中略）、「欧州の国際法学では『正戦』（just war）」、「国連憲章の善悪を峻別する義戦論」に基づく集団安全保障が肯定され、「日本国憲法の善悪を問わない無差別な平和主義」が否定される[17]。このように、「法の支配」と安全保障は一致するものである。 小松長官は谷内正太郎内閣官房参与の外務事務次官時代、国際法局長として集団的自衛権行使の四類型を取りまとめた人物である。小松長官の著書[18]は、「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法の支配』」を正面から取り上げ、「社会あるところ、法あり（ubi societas, ibi jus）というローマ法諺は、国際社会にも妥当する」、「『自由』、『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権の尊重』、『法の支配（rule of law）』等の基本的価値は、（中略）…いまや地域を越えた人類共通の普遍的価値に昇華されつつある」とする。また、「外交における『強いもの勝ち』は許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く、国際社会を律する法（国際法）に則って公正なものごとの処理が行われるべきである」[19]とし、二国間協議よりも、統一した法秩序の存在を優先すべきだとの認識が強まっ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する[20]。また国際法秩序における「むきだしの力」の優越を否定する一方で[21]、その維持にはやはり力が必要だとしている[22]。その他、以前、日本に研究者が乏しかった戦時国際法にも詳細に言及しているのは、近年の国際法学者としては異例に属していよう。一方、谷内内閣官房参与には目立った著作はないものの、日米両国が「普遍的価値を共有」しており、同盟の強化が平和に繋がる、との立場は明確である[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