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York W.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Overstretch is always dangerous. The key to success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balance strategy is determined by the good selection of the pivot on where the American attentions and resources should be concentrated. An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aiwan is […]

張旭成 台灣政經戰略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司徒文大使和譚慎格主任的兩篇鴻文從不同角度，深入淺出，分析美國亞太政策與亞太政局發展，增加讀者進一步了解往後亞太國際關係的發展及變數。尤其是關心台灣未來與存亡的讀者，將從兩篇大作得到適時的警示和啟發。 司徒文大使認為美國重返亞太（或再平衡）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並歸功於前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的倡議，規劃和努力推動。2010年10月她在華府《外交政策》的雜誌〈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提出美國亞太政策論述和行動綱領，擲地有聲，是不可多得的美國外交政策。 譚慎格主任則引用中國戰國時期列強的合縱連橫爭霸的歷史，影射現代亞太的國際政局，借古鑑今，匠心獨具。秦國本是弱小國家，受到強鄰霸凌，但是經由商鞅等賢臣變法，生聚教養和改革，由富國而強兵，得以稱霸一方。在「戰國七雄」爭霸過程，秦國採張儀連橫之策略，個別擊破其他採取合縱抗秦但只求維持現狀的列強，而統一天下。 譚文比喻中共政權即是古代的贏秦。他並用國際政治「權力（或國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模式分析中共政權內部及亞太國家的國力消長或變化。共產中國經由周恩來，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農、工、科技和軍事），開放改革，大幅提升中國的經濟、軍事和綜合國力，走上國富兵強進程。近年來，中共領導層的軍方和激進勢力，質疑90年代鄧小平「韜光養晦」守勢對外策略已不合時宜。這些激進份子認為美國已顯衰落和敗像，中國將超越和打敗美國成為世界的冠軍國。中國戰略家劉明福大校的《大國夢：後美國時代的大國思維與戰略定位，2010年》和《解放軍為什麼能贏2012》即是有代表性的論述，也可能啟發習近平的「中國夢」。 中共領導者的世界觀 北京領導人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也是修正主義者；維持現狀尤其是支持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與制度（Pax Americana）既牴觸他們的意識型態，亦不符中共政權的利益。2005年9月時任小布希總統國務卿的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曾大張旗鼓發表的促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負責任利害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個近乎天真的道德勸說讓北京領導人困惑和不悅，因為北京基本上不滿意當今的國際秩序，也沒有意願當小弟，幫忙美國和盟國解決地區和全球性議題，維護美國超強的地位。 例如美國多次要求中國施壓約束北韓研發核武，江澤民面告小布希「那是你的問題」。對北韓和伊朗研發核武的議題，北京總是敷衍，虛與委蛇，陽奉陰違，並不真心執行聯合國制裁決議，以防堵這兩個流氓國家研發核武。華府決策者顯然未清楚了解北京對核武擴散，或對北韓和伊朗有截然不同的政策。歐巴馬政府也企圖把北韓核武問題「外包」給北京，甚至不客氣埋怨胡錦濤對北韓的挑釁行為「視若無睹」，但北京仍拒絕幫美國「火中取栗」。 習近平2012年2月訪美時即倡議「新型大國關係」，要求美國接受美中兩超級大國並駕齊驅對等 （parity） 地位。習的要求用國際政治語言包裝，實際的內涵早在2008年春由一訪美的解放軍將領大剌剌地向太平洋美軍司令基亭（Timothy Keeting）海軍上將推銷，即中美以夏威夷為界，共治亞太。習近平的中國夢即是大國夢，旨在恢復中國歷史上的光榮與大國地位。為達此目的，中國必須與美國分庭抗禮，挑戰既存的國際制度和遊戲規則，另起爐灶。 最明顯的是七月間在巴西舉行的「金磚五國」（中、印、俄、巴西和南非）會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出席，儼然世界開發中國家龍頭，此次會最明顯成果是籌設開發中國家的建設銀行（金磚銀行）有更具體和進一步發展。為了挑戰二戰後設立的Bretton woods system（布列敦森林）金融體系和由美英所控制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主導此一新經濟／金融組織，標榜代表和爭取開發中國家的權益，並得到印、俄和巴西的配合。 五月間在上海舉行的「亞信會議」（CICA）峰會上，習近平並提出「新的亞洲安全概念」，強調「亞洲人的問題由亞洲人自行解決，亞洲人的安全由亞洲人自己維護」。他聲稱中國將研擬亞洲的區域安全行為準則和安全夥伴計畫，企圖自立門戶和排除美國的參與。北京的另一動作就是設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抗衡美日主導，總部設在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習七月初訪問首爾時並遊說韓國加入。 再平衡政策的得與失 五年來中國對亞太鄰國的不友善行徑，諸如中日釣魚台主權激烈爭端，誇大南海領域的主張和片面宣布其「東海防空識別區」（ADIZ），與其標榜的睦鄰及和平崛起是背道而馳。由於北京不惜使用脅迫或武力威脅改變現狀，對日本和一些東協國家構成安全威脅，美政府不得不「重返亞太」。新加坡資政在2009年10月訪問華府時即曾建議歐巴馬總統聚焦亞洲，尤其東南亞，以抗衡中國的霸權行徑。 司徒文大使指出希拉蕊的2010年7月23日在河內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ARF）演說表達了美國重返亞太的決心。她面告中國大使楊潔篪，南海自由航行是美國國家利益，領域爭端不是由某國說了算，也不能用武力解決，而必須由各國和平協商。譚文也指出美方為因應解放軍的「反介入」（anti-access）和「區域拒止」（area-denial）的戰術和戰力（如佈署東風21-D航母殺手飛彈），演練了一套所謂「空海戰」（AirSea Battle）戰略，依賴美國的空優和強大的高科技海軍力量，支援西太平洋和東亞盟國，以反制解放軍的擴軍和新佈署。 毫無疑問，美國重返亞太或再平衡策略是針對中國，因應中國的「非和平崛起」。中國不歡迎和批判美國「調兵遣將」圍堵中國，並且，依其既定策略，變本加厲擴軍和對抗美國及其盟友。一些美國專家並不贊同美國政策。季辛吉一度表示美國重返亞太是不可避免，近來他卻說這個政策是口號沒有實質。某些親中學者批評美國政策產生反效果，挑釁中國，激發中國的反制，破壞中國與美國合作的信心，得不償失。 亞太國家因本身利害的考慮而有不同反應；例如日、印、菲、越和新加坡表示支持。東協國家，除少數親中國家如柬、寮， 也都歡迎美國重返亞太以制衡中國的擴張政策，但又擔心被捲入兩強對抗的漩渦，而儘量避免選邊站。幾乎所有亞太國家（中國例外）對歐巴馬在2013年10月因國會未適時通過預算和政府機關關門，未出席在印尼的APEC和汶萊的東亞高峰會，感到失望，並質疑美國落實重返亞太政策的決心。歐巴馬今年4月下旬專程訪問日、韓、馬、菲四國，產生很重要的效果。他強而有力的支持日本和表示協防釣魚台，宣布恢復駐軍菲律賓基地及加強美菲軍事合作不但展示對中國的反制，也有助於加強亞太國家對美國重返亞太的信心。 但美國和亞太國家官員所擔心的是中國軍事預算每年繼續以兩位數增長，而美國的國防預算今後十年每年都必須削減500億美元。落實重返亞太政策，美國必須「調兵遣將」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但國會規定削減政府，和國防支出，將衝擊和妨害重返亞太策略。多位五角大廈官員私下和公開警告刪減國防預算的負面效果，他們擔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從理論觀點分析，外交政策，如重返亞太，能否成功必須滿足兩個重要條件。其一，政策目標（ends）必須有足夠的資源（means）為後盾，兩者如果不平衡（imbalance），目標不管如何宏大，如果缺少落實和執行政策的資源，政策將不可避免遭遇失敗的命運。研究20世紀上半美國亞洲政策的的學者的結論是，美國政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美國決策者缺乏或不願使用軍事力量以支援和落實政治目標。 其二，政策所依據的假定（assumptions）必須符合現實（reality）或未來發展情勢（emerging trends）。美國二次大戰後的對華政策的最重要假定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將成為亞洲和平與發展的穩定力量，美國視其為重建戰後亞洲及圍堵共產革命的夥伴。這個假定在1949年完全崩潰，不但蔣政權腐敗無能，國軍在1946-49年的中國內戰全線潰敗，丟掉中國大陸，被反美親蘇的共產政權取代。美國曾一度努力扶持國民政府（號稱世界五強之一，在聯合國擁有一常任理事國席次），1946年以後卻不願也不能動用美軍幫助國府對付共軍，只能袖手旁觀共軍席捲中國和國府流亡台灣。 當時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還夢想毛澤東或可以成為亞州的狄托（Tito）元帥，美國可打「中國牌」（China Card），聯合他對抗史達林。但毛在1949年12月赴莫斯科朝貢，1950年2月簽訂30年中蘇友好條約以對抗美、日，並在該年10底，派遣大軍越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才驚醒了國務院的一些「夢中人」。 許多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學者不客氣指出歷來美國外交政策決策人物的重大缺憾。例如倡導聯合中共政權制衡蘇聯的季辛吉和布里辛司基（Zbigniew Brzeziński）是國際權力實用派（realist），從歐洲移民美國，沒有美國傳統的道德與人權價值素養，不分敵友，也不真正了解中共領導人的思維和策略。他們企圖操縱和利用中共政權對付蘇聯，不惜犧牲盟友如日本和台灣，卻被周恩來和鄧小平之流耍弄而不自知。 歐巴馬任用的國安團隊讓不少亞洲學者和政府官員迷惘和震撼。中文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歐巴馬的一些幕僚只不過是「童子軍」，卻可在白宮和國安會指手畫腳，「挾天子以令諸侯」，讓許多經過歷練的資深官員反感，希拉蕊在她的自傳《抉擇》（Hard Choices）曾不客氣的指出。歐巴馬2013年任命的國安顧問萊斯（Susan Rice）2013年11月20日在華府的演講，發表她對「美國亞洲政策」的論述，著實讓有識之士非常失望和大吃一驚。 美國在亞太的真正重要盟邦和夥伴是日本、印度、澳洲和印尼等民主國家，但她未能分辨敵友，忽略聯合盟友制衡中國是歐巴馬重返亞太的主旨，只想討好北京。她盲目強調操作和落實習近平的「新型大國關係」，與中國發展更密切的建設性互動關係，共同解決亞太和全球性議題。她似乎對北京意圖改變亞太國際秩序和遊戲規則的行徑視若無睹，也不了解中國領導人的大國定位和戰略思維。 北京國安外交決策者信仰和意識型態素養，且累積幾十年的經驗，歷練和智慧，是一時之秀和國際政治老手。相比之餘，歐巴馬的國安團隊一朝天子一朝臣，大都是生手，「童子軍」，和「吳下阿蒙」，可說高下立判。 台灣的角色 兩篇論文都用相當的篇幅討論台灣在美國重返亞太策略中的地位、角色和選擇。由於台灣在亞太的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在東海釣魚台爭端和南海領域的衝突也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兩篇論文發表人認為美國不把台灣納入重返亞太和海空戰略的規劃是不智和失策。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李伯特（Mark Lippert）在2013年2月27日喬治城大學的「再平衡政策年度評估」學術研討會上指出，台灣在美國的「再平衡」策略中有其角色，美─台已就台灣的適當角色及如何融入此一戰略，進行諮商──但事實勝於雄辯。 因為北京的制約，美國決策者對台灣的政策有許多事不敢做也不願做，不公開討論台灣的角色不足為奇。其實，華府並不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也不否認台灣是一個事實上（de-facto）國家，因而根據「台灣關係法」繼續對台提供武器、裝備和防務，協助台灣自衛。但美國不提供強化台灣防衛能力所需的武器系統，如新一代戰機和潛艦，也未與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建交和支持其加入聯合國，是半途而廢，為德不卒。 另一方面，台灣在美國再平衡策略中「失聲」，態度曖昧，是因為馬政府親中，與北京唱和，執行「外交休兵」所致。馬政府上台後，國防預算逐年刪減，下一 年度（2015）的國防開支台幣3123億（104.1億美元），只佔台灣GDP的2.34%，是馬英九2008年5月上任後最低，與中國多年來國防預算皆以兩位數額度增加成長強烈對比。美政府官員曾多次建議國防預算增加到GDP的3%，但馬政府相應不理，讓人懷疑他一味親中，不關心台灣安全。 馬英九不重視國防和一味親中也導致不少國軍將領和政府官員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他們中了對岸金錢攻勢或美人計而淪為共諜，向對方提供軍事和國安機密，不但造成台灣國防的重大損失，也大大減低美國（或日本）與台灣國安合作的信心和意願。 司徒文大使在論文中引述美國智庫多位專家敦促馬政府變更對南海「九條線」主權立場，他本人也建議台灣對美國重返亞太策略應有更積極作為，扮演更積極正面的角色。他苦口婆心可能是對牛彈琴，因為馬英九政府扈從北京，希冀和乞求馬習會，不敢衝撞和得罪中共政權。 如果台灣2016改朝換代，政權輪替，這種情況當然會改善。民進黨政府曾大力支援2001年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作戰，除了捐贈100輛軍用大卡車協助聯軍運補，每年都捐款2000萬美元分攤反恐經費。2002年2月在華府的總統祈禱早餐會會場，美國國防部長倫斯菲（Rumsflt）曾對本人說台灣是「及時之友」（a friend […]

譚慎格（John J. Tkacik） 前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 前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東亞及西太平洋地區正面臨「權力的轉移」（power transition）。美國扮演支配力強大的維持現狀國家，中國則擔任一個對抗支配強權的挑戰者。 美國採取「重返」姿態來應對中國的挑戰。而相較於增加原有的國防預算與人力，美國的「重返」傾向於將伊拉克及阿富汗的預算及人力資源，藉由再分配的方式移轉至太平洋地區。除此之外，「空海一體戰」的新概念讓五角大廈將過去著重於中東地區地面部隊的金錢及人力再分配至著重空海戰的（以及科技密集的）太平洋海上威脅。然而，無論如何，在蕭條的經濟及「對戰爭感到疲乏」的全體選民（似乎更關心於經濟而非全球危機）的壓力下，華府仍必須面對嚴厲的財政限制。 的確，美國、日本、澳洲及其他亞洲民主國家應對這次「權力轉移」的能力將會取決於他們抗衡中國崛起的聯合軍力、經濟及工業強度。對我而言，攸關美國「重返」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的關鍵，明顯取決於美國與其盟國及夥伴國在亞太區域採取一致性抗衡戰略與共同實行抗衡戰略的能力。在這當中，台灣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台灣未來會選擇加入民主連線，還是選擇加入中國，將可能決定最終的結果。 在今天早上，我希望檢證中國在亞洲追求「霸權」的本質，以及美國「重返亞洲」的「抗衡」特質。並且檢驗台灣的可能角色－亞洲民主國的「抗衡者」還是中國的「扈從者」。 權力轉移理論與中國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綜觀歷史，當一個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rising power）的實力已經達到支配強權的綜合國力8成時，這個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便可能會使用武力來滿足自身需求。從過往歷史來看，此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也會設計用來追求本身需求的「戰略」。通常（但並非總是），挑戰者會尋求霸權地位，而挑戰者針對追求霸權地位所設計的戰略往往包含經濟、工業、貿易、財政、社會、資訊／媒體、文化、宣傳及建立封鎖等各種面向，來支撐挑戰者成為一個具強大支配力的軍事強權。另一方面，維持現狀國家（status quo power）通常會藉由組織或強化同盟關係來抗衡（balance）崛起中國家，以避免挑戰者最終引發武力衝突。 在上個世紀，美國取得霸權地位並於90年代爬到世界頂點，到達所謂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雖然美國於二戰時期被迫承擔霸權地位，但在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若我們將它稱為戰略的話）是種圍堵政策（containment）而非企圖追求全球霸權的謀略。美國冷戰時期的戰略是種「抗衡」戰略，其重點置於如何避免蘇聯在歐亞大陸取得霸權地位，並且阻止蘇聯的影響力擴展至整個世界。 當抗衡國家沒有發覺或不相信敵方擁有追求霸權的企圖心時，「抗衡」在面對「霸權」時便會出現致命的缺陷。對於這點，中國的當代領導人能夠理解，這幾乎是一種直覺性的本能。然而，美國領導人從來不特別喜愛什麼政策，但卻獨鍾於「抗衡」戰略，因此現在的國際環境正處於危機爆發點上。崛起中的強權－中國，已經到達假定的目標，亦即支配強權的經濟及軍事綜合實力的80%，並在不依賴任何軍事同盟或承諾之下持續擴充中國在目前國際關係體系下的現存結構。 中國的霸權戰略的源流之深可比擬中國精深博遠的文化傳統。回顧中國的戰國時代，中國內部各個小國藉由「合縱連橫」的結盟方式相互競爭。維持現狀的小國藉由「合縱」的方式「抗衡」更強大的對手。另一方面，崛起強國「秦」則全心投入長達數十年的「權力轉移」，藉由加強內在經濟及軍事實力以及與其他小國的「連橫」，追求縱橫中國本土的霸權。我認為由於小國對於過去周朝或周朝以前的王朝霸權體系的記憶已逐漸模糊，導致小國「合縱」的戰略目標僅僅限於抗衡強鄰而已。秦國，另一方面，追求的是大統一的帝國。聖母大學教授許田波教授相信秦國對於霸權的追求帶來戰略的一致性，相對的，採取「合縱」的小國們就只是種被動的反應而已。 由於秦國追求的是霸權而並非抗衡，因此秦國沒有依賴盟友以取得勝利的意願，也不願與其他國家共同分享中國中央國家體系之內的權力。相反的，秦國在「富國強兵」的戰略下專注於提升自我內在力量。因此根據此戰略而來的觀點，就是秦國西北邊界區域必須率先強化國家力量，從改善國內肌弱體質開始，進而增強其軍事力量。同樣的道理，大約過去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開始致力於「富國強兵」，並將其視為擴張行為的組織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周恩來與鄧小平致力於中國的「四大現代化」－農業、工業、科學及科技，最終目標則為軍事的現代化。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現代化理念也反映於後續的戰略。首先，中國先達成農業現代化，接著進行工業現代化，之後再完成科學及科技的現代化。目前中國已經抵達現代化的終點站－軍事現代化。 許多美國及歐洲的外交政策分析者相信中國不會尋求霸權，而只是成為一個非軍事化的強大國家，進而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某些政策制定者可能察覺到中國霸權戰略的證據，只是單純無法相信而已。其他西方的分析者則擔憂中國的所作所為，事實上，就是在追求霸權。 雖然，自從1999年以來，中國軍事理論家便已經規劃出中國總體霸權戰略的粗略藍圖。但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在國外的文章則主張中國的目標只是初步且有限的。 理所當然的，我認為中國的確具有「戰略」，並且，以下闡述美國偉大哲學家皮肯斯（T. Boone Pickens）的話：「孩子，一個擁有戰略的蠢蛋能夠擊敗一個沒有戰略的天才（Son, a fool with a strategy can beat a genius with no strategy）。」而正如孫子所指出的（故上兵伐謀），一個擁有戰略的行為者，能夠處心積慮地不讓他的對手察覺，以免讓遭到對手「從中破壞」。 近代歷史上的「權力轉移」往往都會造成大規模戰爭的爆發。到目前為止的歐洲國家體系中，在耗費龐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之下，占據優勢的「抗衡」國家與同盟國在對抗崛起中的「霸權」國時往往能佔得上風。例如：維也納會議的成員戰勝了拿破崙帝國；協約國於一戰戰勝德意志帝國；同盟國於二戰戰勝德國納粹；美國於二戰戰勝日本。日本於1895年擊敗中國並於1905年擊退俄羅斯，使日本成為亞洲主要強權長達約50年之久，但當時日本的權力仍然大致受限於其他世界主要強權。而最終日本追求區域霸權地位的結果導致了1937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這本身就是「權力轉移」。 21世紀的中國是個崛起中的國家，美國則是傾向維持現狀的國家。中國領導人意圖藉由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支配地位（假設美國已不具全球主宰力），鞏固中國共產黨在國內與國際間的政權合法性。中國領導人相信這樣的結果，勢必能夠宣揚「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卓越優勢。 在今早演講主題中，我認為中國領導人選擇孫子的戰爭藝術作為中國主要的戰略藍圖。「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這句話的傳統意涵為前者優於後者，但在我的認知裡，孫子也可能表示著：「一旦敵方的計畫遭到阻礙，接著便要破壞敵方的同盟關係。」中國在進行阻礙美國的「計畫」時將會非常順利，因為美國根本沒有任何計畫。但美國確實有東亞的同盟國與安全夥伴。目前中國的戰略明顯地是破壞美國在亞洲的同盟關係，而台灣正是美國其中一個安全夥伴。 中國已達美國綜合國力的80% 我認為中國已經高達美國綜合國力的80%，並相信這樣的說法並不會引起太過強烈的反彈。首先，中國已經是世界是最大的工業國家與資源消耗者（在某些案例，例如鋼鐵製造，中國甚至控制全球大多數的生產量。）除此之外，中國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貿易大國，且若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來計算的話，中國今年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超越美國的。此 外。若按照PPP的計算方式，中國過去幾年的年度國防費用已與美國的國防費用處於同一個數量級（order of magnitude）。可以肯定的是，若中國將中央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國內安全武力支出算進去的話，中國的軍事成本甚至可能會超越美國。海軍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PLAN）正建立一支艦隊，其數量已經超越美國海軍於西太平的佈署。中國逐漸改善的太空戰與資訊戰能力已可以與美國一爭高下。中國的地面戰力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裝備也是世界頂尖的。中國的核武廠是當今最現代化的且正持續發展中。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爾（Samuel J. Locklear）海軍上將曾於今年一月這麼表示：「這個房間的大多數人正享受的美國過去以來一直擁有支配優勢，但這種支配優勢正在消失中。這是無庸置疑的。」 理所當然的，中國人可能會說，「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power）本質是如何運用「綜合國力」。日本與歐盟也都擁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包括：經濟生產、貿易與人口規模、全球投資、外交影響力以及軍事力量。然而，日本與歐盟並沒有運用綜合國力來進行民族主義式的擴張。舉例來說，直到21世紀，台灣一直是中國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的唯一主要目標。還包括與越南的偶發衝突（1979年與1988年）與對印度及菲律賓宣稱具有主權的南海地區的突襲。自從邁入21世紀以後，中國的「綜合國力」便成為一種令人不安的侵略方式，用來對抗中國的鄰近國家。中國很清楚，侵略的目的是為了藉由威嚇來迫使中國鄰近國家在領土問題上讓步，並使中國獲得區域霸權地位。 自從2001年4月1日爆發中國戰鬥機與美方偵察機相撞事件後（距離海南島約65英里），中國逐漸地展現本身的軍事與海軍力量來對抗美國、日本及印度。普遍而言，當美國全心全力投入伊拉克及阿富汗問題，或者是其他次要問題（例如北韓與伊朗的核武發展）時，美國也不忘警惕著中國軍力擴張的現狀。在這些事件中，從事後諸葛來看的話，由於華府對北京有意願共同合作處理這些危機事件產生誤解，導致美國在應對這些事件上相當吃力──但願美國選擇的合作對象是台灣。華府採取「建設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柯林頓總統）或者是「坦承（candid）、建設性（constructive）與合作的（cooperative）關係」（小布希總統）的立場來處理中美關係，明顯地相信若美國願意在台灣政策上讓步，將會促使北京在「全球反恐戰爭」與核武擴散等議題上做出實質的貢獻。 […]

John J. Tkacik Former Researcher of Heritage Foundation; Former Chief of China Analysis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East Asi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are now in a geopolitical “power trans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dominant status quo power and China as the challenging power. The United […]

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 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Center for Asia Policy）主任 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 勢不可免的再平衡 201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率先揭露勢不可免的「重返亞洲」政策。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一向放在蘇聯、分裂的歐洲以及紛紛擾擾的中東地區。不過隨著柏林圍牆在1989年11月9日轟然傾圮、蘇聯在1991年12月26日倏忽崩解、最後一批駐伊拉克美軍在2011年12月18日全面撤出，以及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在同年6月22日宣布美軍將開始自阿富汗撤軍，這些重大事件都凸顯出美國有必要重新調整其外交政策。 因此，美國理所當然地會把注意力移往亞洲地區。正如同希拉蕊在文章中指出：「亞太地區將成為影響全球政治局勢的主舞台。從印度次大陸開始一路延伸到美國西岸的這一片廣大區域，橫跨了印度洋與太平洋——也是航運蒸蒸日上，戰略地位與日俱增的兩大洋區。這片廣大的區域涵蓋全球將近半數的人口，包含許多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同時也是溫室氣體的最主要的排放者。這邊不但是許多美國盟邦的家園，也孕育了許多像是中國、印度和印尼等重要的新興強權。」 雖然「重返」這個字眼經常被認為與軍事力量高度相關，但是希拉蕊很謹慎地強調這是一個超越軍事部署的全方位再平衡概念，她表示美國「需要在六個方面採取行動——強化與盟邦之間的雙邊安保；深化與各方－包含中國在內－新興強權的合作關係；參與區域內的多邊組織；擴張經貿與投資；廣泛提升美軍部署以及及加強推動民主與人權。」 事實上，如果只就經濟層面來看，隨著中國帶動，亞洲的經濟重要性日益提升，美國早就把注意力投注在這個區域了。以2013年為例，東亞國家加上印度就已經佔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因此早在2008年歐巴馬當選總統之前，美國決定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第一輪協商時，就已形同是美國重返亞洲相當重要的一步了。 不過從別的層面來講，重返亞洲其實稱不上是什麼創舉，反而更像是重回正常狀態的一種決定。舉例而言，很多派駐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美軍，其實原本就隸屬於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和駐韓美軍司令部，隨著華府決定自伊拉克撤軍並減少介入阿富汗局勢後，這些部隊當然要歸建，返回原本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回復到先前的狀態。 再者，早在希拉蕊發表文章之前，歐巴馬政府就已經透露出將對亞洲更加關注的訊息。舉例來說，希拉蕊在2009年二月擔任國務卿之後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前往亞洲，是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這樣做的國務卿。等到她發表「重返亞洲」文章的時候，她已經出訪亞洲高達七次。在歐巴馬就職後一個月，時任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成為第一位造訪白宮的外國領袖。 觀察歐巴馬與希拉蕊兩人的出訪行程即可進一步看出美國重返亞洲的意圖。截至目前為止，歐巴馬總統已經訪問過十三個亞太地區的國家，行程遍及印度和澳洲。其中造訪韓國四次、日本三次；希拉蕊則在四年國務卿任內訪問過十四個東亞國家，其中包括所有東協會員國和香港。與前一任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的作風形成強烈的對比。萊斯則是出了名的不重視亞洲——自1994年首次舉行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以來，萊斯不但是第一位選擇缺席的美國國務卿，而且還缺席了兩次（第一次在2005、第二次在2007年）。 預算緊縮對美國在亞洲進行軍事部署的限制 如果訪問行程可以被視為是美國國家利益與對外承諾的指標，則其他未實現的訪問行程當然迅速招來「承諾誠意不足」的負面批評。當美國聯邦政府在2013年10月2日至16日之間因為預算案卡在國會而被迫關閉時，歐巴馬總統被迫停留在華府，既無法出席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也無法前往峇里島出席美國—東協峰會（US-ASEAN Summit），當然也取消了原本預計前往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行程，不難想見這些缺席記錄自然會遭到懷疑，認為所謂「重返亞洲」的政策根本是紙上談兵。 老實說，2013年爆發的債限危機再加上原本即在政界爭論不休的聯邦預算案的確會讓人質疑美國是否有重返亞洲進行軍事部署的經費。美國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服務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2012年3月28日發表的評估報告中指出，「重返亞洲將產生幾項風險」，包括「要想調整美軍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同時又最小化對海軍預算的刪減，恐怕會因為嚴苛的預算緊縮掣肘而力不從心」。 2014年1月，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卡萊爾上將（Hawk Carlisle）在專訪中表示，用來支持「重返亞洲」任務的相關資源尚未到位，其原因有二，一來是因為中東地區的軍事任務尚未結束，二來因為預算困難導致國防經費被刪減。「因此要想擠出一些經費用在亞太地區簡直是難如登天」。話雖如此，卡萊爾上將也坦承太平洋軍區「比較容易得到關愛的眼神」，以致「能比其他單位獲得更多演訓與整備的經費」。 美國國防部隨後在2014年3月4日發表《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報告中提到美國國防部「在財政越來越拮据的情況下，努力透過軍事力量的再平衡以因應未來的挑戰」，並且表示美國國防部已經開始「採取各種方式，設法吸收2011年《預算控制法》（Budget Control Act，BCA）要求在十年內刪減4,870億美元國防預算所帶來的巨大衝擊。此外，《預算控制法》還要求美國國防部每年必須自行削減500億美元的經費。」 美國國防部專責武獲業務的助理部長麥法蘭（Katrina McFarland）在評論這份報告的時候表示，在面對嚴峻的預算壓力下，美國國防部正在重新思考重返亞洲這項戰略的可行性。不過她隨即在同一天下午引用國防部部長哈格爾（Hagel）在前一週的談話，重新發表聲明表示將重心移往亞太地區的任務需要國防部「用創意與彈性（在預算與武獲之間）做出艱難的決定，以確保美軍隨時都可以進入戰備狀態」。麥法蘭強調美國國防預算的編列業已呈現這樣的作法，因此「亞洲再平衡的戰略一定可以、也會持續進行下去」。 「實質上的」爭論 除了該如何執行的實質問題外，打從一開始「重返亞洲」的政策目標與實際意涵就引起很多討論，甚至就連政策名稱本身都帶有爭議性。歐巴馬政府之後傾向用「再平衡」一詞取代「重返」，就是因為亞洲以外的盟邦會把「重返」一詞，視為美國打算轉身背棄這些盟邦的訊號。比方德國《時代雜誌》（Die Zeit）週刊編輯喬飛（Josef Joffe）在2012年11月號《評論》（Commentary）雜誌中就指出，美國打算從歐洲抽身的動作一定會引來麻煩，喬飛認為儘管歐洲的「心臟地帶」很穩定，但是「週邊地帶卻危機四伏」，而且「老實說，歐洲人還沒有辦法自行扛下這個責任」。 從烏克蘭動亂、到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並援助東烏克蘭分離主義份子，這後續的一連串事件似乎證明了喬飛的警示，於是乎華府又把歐洲的安保議題重新擺回檯面上。與此同時，原本就很棘手的中東問題又加上了以色列入侵加薩、敘利亞與伊拉克戰火連天，以及利比亞動亂等諸多事件，在在都為華府帶來重大挑戰。 實質來看，諸多外交政策專家與亞洲國家本身對重返亞洲的妥適性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精通中文的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2013年四月形容歐巴馬政府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亞洲的政策「百分之百正確」，並表示「如果不這麼做，任憑中國以強硬、現實主義觀點處理國際關係，造成的後果是很危險的」，他們可能因此認為陷入經濟泥沼的美國已經無法繼續在太平洋維持穩定的軍事力量。 就連季辛吉——2014年2月還在專訪中坦承自己是中國「超級粉絲」——也認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勢不可免，不過他之後在四月8日又向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表示所謂的重返亞洲有點「口惠而不實」，並質疑這項政策到底能帶來哪些實質的改變。季辛吉還以他在亞洲的友人為例，說當他們聽到「重返亞洲」一詞後，忙不迭地告訴季辛吉：「我們還不知道你們曾經離開過呢」。 另外有些人則認為重返亞洲是一項挑釁、甚至是危險的舉動。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教授羅斯（Robert S. Ross）投書2012年十二月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主張「重返亞洲」既沒必要也沒建設性，只是製造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這項政策將不明智地挑動北京不安的神經，讓北京更具侵略性，危害區域安全，降低美中兩國合作的可能性」，羅斯認為「原本想要制衡中國崛起的政策，結果反倒激起中國的好勝心，危及中國採取合作態度的意願」。 相較於上述觀點，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

William A. Stanton Director of Center for Asia Policy at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Former Director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n Inevitable Rebalance The U.S. “pivot” to Asia, first enunciat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in October 2011 in an article in Foreign Policy, was inevitable.  Since World War II, U.S. foreign policy […]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諸位貴賓、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 謹代表台灣安保協會歡迎大家來參加2014年度國際研討會，大家來共同討論「美國重返亞洲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議題。在過去幾年的國際研討會，我們曾經提出，如何維持台海和平並非台灣與中國「一對一的關係」，台海和平是亞太區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台灣絕非是一個被孤立的國家，2012年來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區域逐步提升戰略上的影響力，歐巴馬總統宣佈美國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美中在亞太區域的對立是九○年代冷戰結束後面臨最緊張的時代，兩岸如何維持台海和平，台灣如何積極與中國對話，使台灣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 一、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 美國宣佈重返亞洲，於2012年6月由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宣稱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力量提升，提出「再平衡政策」（Rebalanceing Policy），亦即開始擴充在亞洲的軍事力量，在2020年之前美國海軍船艦由目前50％的海外軍事力量增加到60％部署在亞洲，包括六個航母戰鬥群，多數的巡防艦、濱岸戰鬥艦以及潛艦，並增加東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的亞洲軍演次數，表達美國在亞洲提升海軍佈署是基於「Rebalance」（軍事力量的再平衡）；針對中國擴建海軍，美國希望與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同盟及友好國家關係緊密化，並宣示美軍在這一區域的存在（presence）。潘尼塔稱日本為區域安全的「基石」，強調日本是支持美國非常重要的同盟國。潘尼塔國防部長強調從日本到東南亞以及印度洋，美國決心提升同盟國的參與並保證美國提升海軍力量維護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安全。  二、美日同盟與安倍內閣「容認集體自衛權」 近六十年來，美日同盟逐步成為維護亞太區域安全與和平的公共財（public goods），最近中國提升向東海、釣魚台軍事威脅，同時片面主張對140萬平方公哩的南海區域的領有權。一連串的中菲、中越的紛爭逐步加深美日同盟必需提升區域和平的軍事抑制力量。對此，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最近以內閣決議通過「容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永久放棄以武力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也就是雖然有日美同盟，即使美軍受到攻擊，日本也不能參戰。這一次的安倍內閣通過「集體自衛權」的閣議，表示只要在這些海域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利益，日本便可以跟美軍並肩作戰，共同行使集體防衛，這是日本戰後六十餘年以來，踏出「讓日本早日成為正常國家」的第一步。日美同盟的中心思想是如何維持亞太區域的現狀（status quo），不容許任何國家破壞現狀，包括台灣海峽、南北韓、東海、南海與印度洋等廣大領域。中國崛起已經引起亞太區域日中兩國於東海與釣魚台的紛爭；中菲及中越在南海的紛爭，針對這些紛爭，美國都站在亞太國家的立場。安倍內閣的閣議讓日本可以與美國並肩作戰以維持區域安全。這也是廣義的日本安全。安倍內閣的「集體自衛權」的閣議，廣受歐美紐澳等自由國家的支持。 在這裡應該強調的是美國的戰略佈署與美日同盟的升級並非冷戰時代的圍堵戰略（containment strategy），對中國更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基於2005年美日同盟戰略目標所標榜的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也就是希望中國在亞太區域扮演大國建設性角色。美日與中國並非敵對關係，而是在正式邦交關係的基礎上展開經貿、外交等互惠的關係。重要的是，勸阻戰略能否發揮效用，必須對中國具備強大的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這兩年美國宣示在亞太區域擴大軍事力量，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所稱，是基於「軍事力量的再平衡」（Rebalance）。不希望因為中國提升在亞太區域的軍事佈署，而失去對中國制衡力量。 亞太區域和平的中心課題，就是「維持現狀」不得由任何一個國家單方面改變任何領土、領海的現狀。美國重返亞洲的主旨就在於抑制任何改變現狀的軍事企圖，台海的和平當然是亞太區域和平的重要環節。 三、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就台灣問題今年四月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Daneil Russel）對外發表聲明，表示美國政府會堅持美國對台灣的六項保證，就是： 1、美國無意就對台軍售設下截止日期。 2、美國不會就對台軍事議題事 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商。 3、美國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下停止對台軍售。 4、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5、美國無意扮演台海兩岸之間的仲裁者，美國不能施壓迫使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談判。 6、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羅素在今年『台灣關係法』35周年的背景下重申『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的承諾是相當重要的，特別是在馬政府逐步傾中的外交方針之下，羅素對美國基本立場的重申顯得格外的重要。馬政府傾中的外交方針已嚴重危害到台灣的主權，並且具有把台灣「香港化」的傾向，羅素在這樣的時機重提六項保證，便是提醒馬政府美國對台灣主權的立場，表示馬政府目前的舉動已與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產生了矛盾。 羅素除了重申『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之外，羅素也指出台灣是美國「再平衡戰略」的一個關鍵成分，表明美台是成長中的經濟夥伴和持久的安全合作關係。這是美國在2012年提出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以來，對台灣和平安全的最明確支持聲明，再加上六項保障與『台灣關係法』的重申與強調，再再顯示美國對台灣安全的堅固承諾！  四、亞太區域面臨不穩定的時代 2010年本協會主辦的國際研討會上，林蔚教授（Arthur Waldron）表示：「我們的確看到反對中國主張的對抗聯盟正在形成，區域內的軍事平衡開始產生變化，亞洲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已經啟動。」美國重返亞洲，佈置「再平衡政策」啟動亞太區域一個新的局面。我曾經提出一個見解：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逐步現代化，將來能否如同台、韓一樣，從一個黨、政、軍結合的專制國家逐步走上民主化國家；或者將以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為後盾，逐步傾向軍事冒險主義國家，中國要走那一條路？後者將使亞太區域逐步邁向一個不穩定的時代 (age of uncertainty)。為此，美日同盟與亞洲民主國家的連線也提升足以制衡的軍事力量，構築一道具有阻嚇力量的防波堤，期能抑止任何國家之間有關領土或領海的衝突。這並非與中國敵對，而是希望能促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在亞洲扮演建設性的角色。美國一再宣示重返亞洲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這個大環境中，台海的和平是維持亞太區域均勢(balance of power) 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同時，台灣也是亞太區域中擁有民主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重要夥伴。 *2014年9月13日，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3年12月 「從何處而來，從何處而去，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行動，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到山谷，到平原，到竣嶺，到仼何能走到的地方當主人。」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1997年，燦鍙參選台南市長，以「日本的京都，台灣的府城」、「古城再生，都市再造」作為競選主軸，獲得市民的支持，當選第13屆市長。就任之初，我就以「文化首都、親水之都、教育重鎮、科技新城」等四項城市定位，作為我任內的施政主軸。 長期旅居國外的經驗，讓燦鍙非常清楚，一個城市的建設與經營，絕不是短短的四年、八年的任期，就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就可以讓城市脫胎換骨。只有明確、具體、可行的城市定位，才是一個都市未來發展可大可久的根基，也才能在全球化的城市競爭中，脫穎而出。因此，燦鍙選擇了無法短期見效的城市定位，來作為個人四年任內的施政主軸。 在文化理念上，我們打造全國第一個以文化園區為規劃概念的孔廟文化園區，拆除圍牆、開放空間規劃、夜間照明、周末藝文表演，建立導覽解說制度，融入市民的生活，讓古蹟活化。同時也推動民俗節慶的優質化，包括三月迓媽祖、五月扒龍船、七夕做十六歲等，喚起市民的歷史記憶，凝聚市民對城市情感的認同與光榮感，進而成為台南市文化觀光資源。至於台南美食，受到本會（台北市台南市同鄉會）大力的協助，成為行銷台南的一大利器，將府城「傳統小吃」變成「美食文化」，行銷全台灣，甚至進駐五星級飯店，成為國宴上的美食佳餚。 在親水建設上，「整治運河」是歷任市長候選人，必開的競選支票，經歷2、30年，終於在我任內啟動「運河整治工程」，並以府城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國際標，徵選設計監造顧問公司，辦理運河護岸護欄、景觀道路、綠地植栽、夜間照明、望月橋及安億橋的重建工程，並搭配啟用汙水處理廠、打通安平舊港等等工程，讓運河重現水清魚會游，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觀。當時的營建署林益厚署長，曾稱讚府城運河為「最好的公共工程」。另外，市府也認養承接「樹屋」，改造台灣第一街（延平街），配合奇美公司捐贈林默娘雕像，興建港濱公園，並結合當地豐富的人文歷史與小吃產業，讓沒落的安平地區再獲新生，帶動了今日安平風景區的繁榮。 台南市孔廟為全國首例以文化園區為概念，整體進行活化利用的古蹟。 台南市運河經整治後的美麗夜景。     張燦鍙擔任市長期間，天下雜誌讚譽台南市是全國「教改春天的城市」。 在教育事務上，九年一貫課程試辦比例全國第一、全國最早實施國小二年級英語教學的城市、推動全國首創的「小泳士」認證，也被天下雜誌稱讚台南市是全國「教改春天的城市」。同時，任內向美國聯邦政府爭取到45萬美元，委託Team Oregon指導規畫設計億載國小，成為全國第一個環保生態學校（Eco School）。這是美國聯邦政府有史以來第一次補助他國地方政府的案件，經過Team Oregon的規畫設計，億載國小是全國唯一獲得綠建築九項標章最高榮譽的學校，成為台灣綠校園的楷模。此外，更與慈濟基金會合作，首創全國第一個獎勵私人興學，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推動教育的慈濟完全中學，為大台南提供多元化的教育選擇。 在科技發展上，台南科工區用地只售不租的政策造成土地長期閒置，在市府的建議與力爭下，經濟部首開先例，先是同意「先租後售」，繼而推出006688租金優惠專案（第1、2年免租金，第3、4年租金打六折，第5、6年租金打八折），由租轉購時，租金可抵售價，吸引許   台南市政府首創獎勵私人興學，圖為慈濟完全中學簽約儀式。 多廠商承租進駐設廠，最後甚至變成全國的政策。依據當時經濟部長林信義的報告：自2001年至2006年5月，006688專案引進2,825億元的投資，4,536億元的產值，也創造51,136個就業機會。2003年天下雜誌還特別肯定：台南科工區成為最成功的地方工業區，「地方首長的支持，是主要的關鍵」。   城市的經營，不只是硬體建設，觀念的轉變，往往也能帶來巨大的成效，科工區土地租售的轉變，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形下，我們也善用民間資源，大力推動BOT、公辦民營或委外經營，包括市立棒球場、市立游泳池、延續市立醫院委外經營等四十多項業務，成效卓著，可以說是推動公辦民營全國第一名的地方政府。此外，也成功說服內政部改變國宅「只售不租」的政策，將大林國宅的空屋租給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做為學生宿舍，帶動了大同路附近地區商業活動的繁榮，更是轉念帶來轉變的最佳範例。 台南是人稱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開台首府，有歷史感、文化資產最多，古蹟寺廟最多，民俗活動最正統，整個城市就是一個超大型的城市博物館，是一個有特色、特質的魅力城市；然而更需要現代與傳統並蓄，科技與人文並存，才能在保存與發展間，謀得平衡。 府城古都，台南新城。台南縣市在2010年底正式合併升格為直轄市。新的台南市，多了壯麗的土地，多了勤奮的人民。 作為一個前任市長，我有幸比一般人更親近這個城市，也曾為這個城市付出我應有的努力；作為一個現在的市民，我衷心期盼，所有的主政者，都能用突破性的觀念、開創性的作風、用心經營，在新舊之間取得共識。我更期盼所有勤奮的台南子民，不論旅居外地或在故土打拚，「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到山谷，到平原，到竣嶺，到仼何能走到的地方當主人」，讓過去的光榮變成台南人永遠的驕傲，讓台南成為有文化內涵、具有人性尺寸（Human Scale），適合人們安居樂業的城市，讓它不只成為台南人的台南，而是台灣人的台南。     張燦鍙市長任內積極推動民俗節慶優質化，圖為府城媽祖文化節。                          

20130615 11:30-14:00 於淡水紅樓餐廳 一、為何這麼多在國外的台灣人，願意冒著自身、在台家人的生命安危，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張： 除了少數的個人，或是家族成員，曾經在島內受到國民黨政府壓迫以外，大多數的海外反對份子，可能都像我一樣。在台灣時，雖然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感到不滿，不過也只是消極性的不滿，倒沒有真正想過要做些什麼事。出國後，見識到真正的自由民主社會，才會進一步思索，身為台灣人，就應該為台灣作一些事。 我很小就接觸政治。台南市第一任民選市長葉廷珪，不僅是無黨籍，還分別當選第一、三、五任的市長，可以說是台灣地方自治史的奇蹟。我的父親是葉市長的大樁腳，我哥哥開出租車行，所以選舉時，家族動員，甚至連整個車行都暫停營業，車輛全部都拿來選舉使用。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我比較有機會聽到一般人聽不到的事，耳濡目染，自然對國民黨沒有好感。 高中就讀台南一中，當時一中的校長是蘇惠鏗先生，他不會要求學生加入政黨，不會灌輸政治思想，只是要學生好好讀書。高中畢業後，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化工系，最後也以台大化工系第一名畢業。當時的我，對政治沒有興趣，所以人生的規劃一直都是出國留學，當個學者。台大畢業後，很順利申請到美國南部的Rice  University，學校還提供每個月150美元的獎學金，讀了一個學期，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就建議我直接攻讀博士。當時看來，我以後應該會是個傑出的學者。 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生活圈不大，台灣的留學生或多或少，都有些認識，所以一些參與台灣獨立運動的朋友，開始寄刊物給我，像陳以德、林榮勳、盧主義及楊東傑等等，他們沒有獎學金，到餐廳打工，賺到的錢卻拿來充當台獨刊物的印刷和郵寄費用，令我非常感動。也因為這些刊物的啟蒙，我後來又讀了一些書籍，尤其當我讀到王育德《苦悶的台灣歷史》，和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的時候，我那時才覺醒過來，知道真實的台灣歷史。 雖然我的人生目標是要當學者，不過，當時的我還是認為，身為台灣人，我應該要盡一份力量，至少要為台灣沉默的大眾發聲，把台灣的真實狀況，講給外國人聽。有了這種想法後，我們一批留學生就舉行不定期的讀書會，不僅吸收新的政治智識，也開始用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拿來檢視台灣的政治現況。 歷史的偉大之處，就在逼迫生活其中的人，作出命運的決定。書生論政一久，總要面臨真正的考驗。 拿到博士學位的前一年，當時休斯頓有一家報紙，派記者訪問台灣，回來後在報上讚美台灣，稱台灣為「Free China」。我覺得這與事實落差太大，當時的台灣，既不自由，也非中國，「Taiwan is neither free nor China.」。我很想反駁他，就找了十位朋友，收集一些資料來，寫一篇文章，投書到該報社。大家都用化名，不過為了便於聯絡，還是留下我的電話。文章送出後不久，報社的人便打電話過來表示願意刊登，不過要用真實的姓名發表，因為美國是個開放的社會，是不得用化名投書的。 當時，大家的護照被控制住，家庭也都在台灣，如果用真名發表，一定會造成個人及家庭極大的困擾；如果不用真名，報社不願刊登，那讀書會的目的，不就真的只是書生論政，倒不如解散好了，從此不再談論政治。我決定要豁出去，最後有五位留學生，一道具名發表。 果不其然，報社刊登後，來自領事館的壓力，就不曾間斷，甚至在我要延長護照期間，台灣的領事館更把我的護照取消，幸好萊斯大學的校長出面保證，我才能留在美國，繼續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在美國，國民黨政府終究還忌憚著社會輿論與人民觀感，我無法想像，當時還在國內的家人，要忍受何等的壓力。 所以參加台獨的基本動機，主要是盡一點身為台灣人的責任而已。從隱性的支持者、到熱情的參與者、到籌劃的主其事者，始料未及，我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入了不歸路。   二、七O年代，您在美國推動的台灣獨立運動，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有何影響？ 張： 當時，在美國從事獨立運動，終極目標當然是台灣獨立，具體的策略則是成立台獨組織，團結海外台灣人民、發揮國際影響力，進而改變台灣政治現況。對內，關心台灣人民的人權與政治權利；對外，利用國際舞台，向世界各地宣傳台獨理念。 因此，首先以台灣同鄉會為名義，鼓勵各地成立同鄉會來團結海外台灣人。在美國，組成全美台灣同鄉會，歐洲也有，加拿大也有，最後成為一個全世界性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後來，又成立了人權會、婦女會等等組織團體，雖然組織多元化，但基本上都以台灣做主體，所以海外台灣人成立了很多團體，各社團都互相協調，發揮了其應有的功能，為台灣發揮了總體戰的功能。至於同鄉會中，台獨意識較明顯的，就進一步鼓勵他們來參加台獨聯盟。 除了台獨聯盟外，在1982年初，也成立FAPA。當時，Kennedy正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旅美台灣人為他舉辦一場空前成功的募捐餐會，因此大家認為國會外交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故建議成立FAPA。FAPA成立後，美國國會外交就由FAPA主導。 有了FAPA主導的國會外交，我個人就把工作重心轉向第三世界，如西藏達賴拉嘛的團體、韓國、菲律賓、PLO的阿拉法特、南非、巴拉圭等國的流亡團體。有人說，台灣人見過外國元首，可能我是最多的人，比官方還多。最初我是在美國華府的一個International Center of Development Policy（ICDP），當一個資深的研究員，不久他們就邀請我當董事，因此我是第一位在該基金會擔任董事的外國人。當時包括韓國金大中、菲律賓Ninoy Aquino等人，在流亡時，也都曾在此基金會擔任資深研究員，大家都是好朋友，可以說第三世界的反對力量，有深厚的國際友誼。我想，這對台灣當局應該也是一種壓力。 後來，我們也開始推動與島內黨外人士的交流。起初大家都偷偷摸摸，暗中進行，像康寧祥第一次來美國，就透過嚴密的保密機制，包括多次轉車、暗號連絡等，在紐約與聯盟秘密會面。後來，島內反對人士來美國，我們也會半公開地安排拜訪美國國會議員，給國民黨一些壓力，國會議員也樂意接觸黨外人士。例如陳菊來美國，我太太安排她成為一個美國人權團體的董事，對她而言，這等於也是一種保護。我們奔走遊說美國國會舉行台灣人權聽證會，第一次正要舉辦聽證會時，剛好張金策和吳銘輝偷渡到日本，身份及停留的問題，無法解決。我們就向國會議員提議，讓這兩個人來為台灣人權作證最為恰當。因此就由國會發邀請函給他們，請他們到美國來作證，最後獲得美國政治庇護，並解決了他們身份及停留的難題。 透過這些交流，不僅讓聯盟人員對島內政治情勢更加了解，同時也讓島內黨外人士增加了解美國對台灣、中國的政策，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對雙方而言，都是很好的互補。最後海內外就大方公開交流合流，尤其是聯盟要遷台回來時，開了很多次海內外的懇談會，有時在日本，有時在洛杉磯，有時在馬尼拉集會，大家討論台灣情勢，聯盟要遷台會碰到什麽問題，要如何解決，就這樣逐步完成了遷台的準備工作。 除了成立組織，關心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外，我們也常常以讀者投書的方式，為台灣前途發聲，這對國民黨也形成不少的壓力。 美國紐約時報有一個Op.Ed.版面，受邀稿寫專論的人通常是在國際間極具份量的人士。1975年秋天，福特總統將到北京訪問，紐約時報向我邀稿。我就以台灣獨立聯盟主席的身份，寫了一篇「邁向獨立的台灣」（Toward An Independent Taiwan─A Taiwanese View on President Ford’s Trip to China）。可能因為題目過於敏感，編緝將標題改成「台灣的未來」（Taiwan’s Future），於1975年5月14日見報。這篇文章適時傳達出台灣人民的心聲，我籲請美國及國際社會應尊重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的權利，我也對台灣當局提出四點建議：1.立即宣佈台灣是一個新政治實體，切斷與中國內戰的糾葛；2.終結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戒嚴令；3.釋放所有政治犯；4.舉行自由的普選，提供一個政權和平轉移的開放環境。見報當日，我心中的暢快，實筆墨難以形容。台灣人曾經獲邀為紐約時報撰稿的只有三個人，另外兩位是彭明敏與謝聰敏。 雖然我們和美國國會交流相當頻繁，也結交不少要好的朋友，但與官方的來往一直無法打通。而我，則是有史以來第一位被邀請到國務院演講的台灣人。1987年10月14日，我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前往國務院演講「台灣：舊的神話與新的現實」（Taiwan：Old Myths and New […]

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 引言 謝謝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高博士，感謝您親切的介紹。同時，我也要特別感謝世界台灣人大會召集人程韻如女士邀請我參加今年的年會，演講有關台灣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 在我開始演講之前，我必須說明我的演講僅代表我個人的意見。雖然我曾經擔任美國的外交官達34年之久，但我不再為美國政府工作，也不再是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因此我所發表的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但由於我的外交生涯中長期思考著台灣的國家安全議題，而且做為一個深切關心台灣、台灣人民以及台灣文化，並且喜歡在這裡生活的人，我所發表的句句是肺腑之言。 我從外交工作退休之後仍然留在台灣，這或許就是最佳證明。 但我對台灣仍然憂心忡忡，因為有時候我認為，台灣人民對這些事情沒有足夠的擔心。 請讓我解釋這是什麼意思。我認為台灣是一個現代的奇蹟，而且是一個令人驚奇的成功故事：台灣幾乎沒有天然資源，只有人民的才幹、勤奮和決心，在不到50年的功夫便擺脫了貧窮，而且遠離軍事獨裁，並創造出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和繁榮的經濟。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出版的《世界概況》（World Factbook），以購買力平價（PPP）來說，台灣目前是排名世界第20大的經濟體，領先阿根廷、荷蘭、香港、瑞士和新加坡等。即使以嚴格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per capita GDP）為基礎來計算，台灣排名世界第27，領先英國（第33）、日本（第36）、歐盟（第39）和韓國（第40）。 同樣的，根據傳統基金會發表的「2013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台灣排名世界第20，遠遠高於中國大陸第136的排名。 台灣人民顯然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體現了中華文化最好的價值，包括注重教育、家庭和勤勞工作，而這也的確獲得回報。當台灣決定如何治理國家時，也做出明智的選擇，追求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原則，而非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黨專政。 但台灣特別之處不僅止於其價值觀。我常對台灣朋友開玩笑說，台灣是最拉丁或最地中海風情的儒家社會，因為台灣人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情、好客和友善，對我們外國人很歡迎，而且即使辛勤工作，也不忘和家人朋友一起吃喝玩樂、享受人生，台灣人的確已經創造出一種獨特和成功的文化。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還要憂心呢？ 我很擔心，因為從我所了解的台灣人來判斷，他們就像其他地方的大多數人一樣，專注於營生、養育家人、努力工作並享受人生。然而台灣還是特別脆弱的。 也許是因為台灣的生活方式，而且長期處於威脅之下，因此即便已經如此繁榮，但是台灣人對自己的未來似乎總是沒有付出應有的關心。 同時，媒體和政治上的一些問題，就像任何地方的媒體和政客一樣（包括美國在內），好像都是專注於瑣碎的政治內鬥和娛樂化，似乎很少人關注台灣當前的根本問題。換句話說，很少人在思考台灣的國家安全。 我認為國家安全議題，需要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來了解，雖然這個問題包括台灣軍隊和武器，但也同樣取決於許多其他問題。請容我來逐一探討，其中並沒有特定順序。在我看來，這些議題對台灣的安全都很重要。  人口挑戰 讓我們從台灣的人口挑戰開始談起。眾所周知，除了去年吉祥的龍年期間有一個短暫高峰之外，台灣的生育率太低了。根據中央情報局的《世界概況》在2012年的估計，台灣的生育率為每名婦女生育稍超過一名孩童，在全世界224個國家當中排名第221。 雖然不是敬陪末座，但已非常接近。台灣的低生育浮現出未來勞動力短缺、國內需求下降，稅收減少的前景，在眾多的後果當中，最突出的是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口，由越來越少的年輕人來支付老人醫療和退休費用。 另一個相關的挑戰就是學生太少，無法填滿目前整個教育體系的160多所大學，這種情況普遍認為亟需改革。而從長遠來看，能夠打造台灣未來的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年輕人也會減少很多。  能源安全 鑒於缺乏主要的自給能源資源並仰賴進口的石化燃料，因此能源安全是台灣另一個隱憂。況且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似乎是放棄核能，因此使問題更為嚴重。 然而要如何有效地取代核能，以支撐台灣的龐大需求，目前並不明朗。根據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的最新估計，在2009年，台灣的電力消耗量排名世界第18，石油進口量的規模排名世界第12。台灣總發電量中有73.6％來自石化燃料，12.5％來自核能，4.7％來自水力發電，2.7％來自再生能源。 我請教過的專家大多表示，如果台灣希望維持其能源密集型的產業基礎，那麼除了更多石化燃料之外，沒有其他方法可取代核能，而且燃燒石化燃料所產生的高碳排量也會帶來高成本。對核能說「不」很容易，但是要找到替代品更困難，台灣正面臨非常棘手的決定。  經濟挑戰 一般可能認為不太需要特別關注的領域就是台灣的經濟。如同先前所提，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和購買力平價數字是強勁的，此外台灣也有高額的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是世界第四大，僅次於中國、日本和俄羅斯。 然而還是有一些需要關心台灣經濟的理由。 如同許多觀察家所提到的，台灣的經濟越來越依賴中國。 當然，經濟學家可能會主張這是自然現象。畢竟台灣和中國有文化和語言上的共通性，地理位置近，而且經濟互補，理應成為生產鏈的緊密合作夥伴，以供應發達國家的需求。 中國過去30年來有平均10％的年增長率，因此台灣精明的商人要急切衝往這個世界上成長最快的經濟體，這是不難理解的。 貿易依存度 然而，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雖合理，但從國家安全的觀點來看卻不然。在過去幾年，中國（包括香港）已經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佔台灣生產量的40％至42％左右。同時，自2005年以來，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第二大的進口來源，僅次於日本，目前中國也是台灣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最大標的。 這種經濟的依賴會有問題，理由如下。 首先，隨著中國持續發展高科技產業，台灣的製造商將逐漸面臨來自以前客戶的競爭，台灣的客戶基礎顯然必須多角化。 其次，專注於和中國大陸進行較容易且較快獲利的貿易，不但干擾並且限制了台灣和其他夥伴開展貿易的興趣。中國會運用其經濟力量，來對付那些希望和台灣擴展貿易協定，但未取得北京同意的國家。 偏重和中國貿易反而也會加深台灣的外交孤立，因為台灣並未尋求發展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連結，讓其他國家對台灣的未來扮演更重要的利害關係角色。台灣若要突破孤立，那麼更加廣泛的國際貿易關係可能比在國際組織中以觀察員身分增加國際參與更有價值。 第三，「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本身雖有價值，但仍只是一種「最惠國」的雙邊貿易協定而已，並非台灣深化融入區域和全球經濟所需的那種自由貿易協定。ECFA加深了台灣民眾的錯誤認知，以為貿易協定只會帶來利益，而毫無痛苦代價。 第四，ECFA不需要採取在政治上較困難的經濟自由化，但經濟自由化是台灣亟需落實的，以便確保一個獨立和繁榮的經濟未來，尤其台灣是個貿易國家，必須有政治勇氣來終結保護主義。台灣必須避免未來為了保護本國農業結構，而使得台灣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因為牛肉之類的議題再度陷入泥淖，畢竟台灣的農業只佔國內生產毛額的1.8％。 第五，對中國貿易產生依賴使中國可用以對付台灣，只要雙方仍存在政治分歧，這是相當危險的。例如在2009年秋，只因高雄放映維吾爾政治異議人士熱比婭（Rebiya Kadeer）的紀錄片，大陸觀光團便突然取消高雄的行程。如果連如此微不足道的事都會引發經濟上的後果，那麼若是北京認為更嚴重的事，他們將會採取什麼樣的反應呢？  對中國的投資增加 中國除了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現在也是台灣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頭號標的，根據非正式的估計，台灣歷來在大陸的投資可能已高達3,000億美元。 台灣近年來的經濟成就，主要來自與中國擴展貿易，這當然有一定的對稱性，但也相當諷刺。畢竟自1980年代末開始，台灣便向中國挹注大規模投資──連同台灣的商業經驗和技術專長──這幫助啟動中國的經濟奇蹟，卻也強化了其軍事力量，如今反而威脅到台灣。  台灣的外資減少 在台灣的經濟成就日益取決於中國的同時，台灣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也逐漸失去區域競爭力。根據中央情報局2012年《世界概況》的資料，台灣在世界上外國直接投資標的中排名第52，落後於香港（3）、中國（7）、新加坡（15）、泰國（27）、日本（28）、韓國（29）、印尼（32）、馬來西亞（33）、越南（47），在亞洲其他相當的經濟體中，僅勝於菲律賓（62）。 根據《金融時報》2012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報告，在2011年亞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台灣並未名列前10名。換言之，台灣在中國的投資日益增加，但其他國家並沒有在台灣投資。 中國能為台灣填補多少外國直接投資的闕如，仍有待觀察。涵蓋銀行、證券和保險的三項兩岸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於2010年1月中旬生效，台灣開放大陸金融業和機構投資者更多的投資，並提供台灣金融業在中國營運的新商機。 雖然和大陸更緊密的經濟連結為台灣經濟帶來更多機會，但也帶來新的挑戰，因為台灣雖在經濟上變得更依賴中國，但政治分歧卻仍懸而未決。  產業間諜活動 […]

日本防衛省 概述 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其廣大國土被14個鄰國圍繞著，有很長的國境線和海岸線。中國也是一個擁有各種民族、宗教和語言的國家，大多數的少數民族居住在邊境地帶，往往同一個族群橫越國界而居。中國的歷史悠久，已經形成並維持一個獨特的文化和文明，中國以自己特殊的歷史為傲，由於19世紀後淪為半殖民地的經驗，導致中國渴望成為強國，因而助長其民族主義。此外，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目標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近年來，中國大幅增加對外貿易，並且吸引許多外資，經濟上獲得飛躍成長，尤其是在沿海和都市地區。儘管受到世界性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衝擊，中國依然維持著高度的經濟成長。在各種國際會議的場合，中國的動向受到極大注目，顯示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所增加的份量。此外，中國在非傳統的安全領域也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中國積極派遣人員參加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也派遣艦隊在索馬利亞／亞丁灣外海從事反海盜行動，因此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賞。 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都歡迎中國逐漸成為一個強權，無論是名義上或是實質上，中國已經開始扮演全球性和區域性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在有關貿易平衡、匯率及人權議題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存有爭議，此外，在與周邊國家（包括日本）發生利益衝突的相關議題上，中國的反應被批評為獨斷獨行，因此中國的未來動向令人擔心。外界期待中國能夠體認作為一個大國所要承擔的責任，要接受國際規範，並在區域和全球議題上扮演更積極合作的角色。 中國面臨著各種內部問題，中央和地方共產黨領導層的腐敗，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經濟快速成長的結果，也浮現一些問題，例如：城鄉之間和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地區差距、城市居民中的貧富差距、通貨膨脹、環境污染、農業及工業用水的短缺等等。此外，預計未來將會出現人口迅速老齡化的相關問題。由於這些因素會愈來愈大且多樣化，可能會造成政府當局的不穩，所以預期中國將會持續加緊對社會的控制。不過，據說在控制民眾的活動上也有不穩固的現象，部分是由於網路傳播的原因。此外，中國也有國內少數民族的問題，譬如有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少數民族的抗議活動，據報導，一些少數民族正在進行分離和獨立運動。根據「科學發展觀」的指導原則，胡錦濤政府的目標是以建立「和諧社會」為基本政策，並保證要優先解決上述國內問題。儘管預計在2012年秋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會重新大洗牌，但是下一屆政府所圍繞的環境並不樂觀，而下一屆政府要如何處理各項挑戰，也引來人們的注目。 為了要維持國內的穩定，相信中國在外交上將會保持穩定的國際戰略環境，與美國和俄羅斯等主要大國維持良好關係，與鄰國維持良好關係和鄰國的穩定情勢，促進多極的世界，並確保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利益，例如天然資源和能源供應。 軍事方面，在高額和不斷增加國防預算的支持下，中國一直在進行軍隊的現代化。中國似乎特別重視台灣問題，視為是國家主權的核心問題。就目前而言，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當中，將以針對防止台灣獨立來提升其軍事能力。近年來，中國也試圖獲取應付台灣問題之外的任務的能力。由於中國一直穩步成長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所以它的軍事動向也引起其他國家的注意。 軍事 國防政策 中國把增進堅固的國防與強大的軍隊以配合國家安全與利益的發展，定位為國家現代化的戰略性任務，同時中國也認為國防政策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就是捍衛主權、安全、以及國家發展的利益，保護社會和諧與穩定，促進國防與軍隊的現代化，以及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國在觀察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其他的戰爭經驗之後，對於全球軍事發展趨勢的因應之道，中國推出一個積極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事務革命」的政策，主要內容就是軍隊的機械化和資訊化，建立在資訊化條件下贏得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關於軍事及戰爭，除了物理性的手段之外，中國也非常注重非物理性的手段，結合「三戰」的概念──「心理戰」、「輿論戰」及「法律戰」──在軍中加入政治工作的項目，並宣布「在軍事鬥爭與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及法律各領域的鬥爭之間要密切配合」的政策。 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是在與俄羅斯及其他陸上周邊鄰國關係穩定的背景下進行，因此相信中國最優先要處理的就是台灣問題，更具體來講，中國致力於提高阻止台灣獨立與外國軍隊支援台灣的能力。此外，中國近年來也試圖獲得處理台灣問題之外的任務的能力，尤其是，中國強調在非傳統的安全領域上的軍事運用。關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長期計畫，中國宣稱「在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並在資訊化建設上取得重大進展」，以及「著重在贏得資訊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能力，將可提高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並全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中國似乎是根據自己的國力發展來發展其軍事力量的目標。 中國一直在增加國防支出，進行廣泛且迅速的軍隊現代化，主要是在核武、飛彈和海空軍方面，以及增強遠端的武力投射能力。此外，中國也致力於提升各軍種與各部隊之間的聯合作戰能力，進行實際的演習，培養並獲得高能力的人力資源來管理資訊化部隊的作戰，並提高本國國防工業的基礎。此外，中國也一直在擴大與加強在周邊海域的活動。 這些舉動再加上中國在軍事和安全問題方面缺乏透明，這是使包括日本在內的地區和國際社會所擔心的事情，需要予以謹慎分析。 有關軍事的透明性 關於擁有武器的具體資料、武器採購的目標與過去的採購情況、主要部隊的組織和部署位置、主要的軍事運用與訓練記錄、以及國防預算的詳細分類，中國從來沒有公佈具體的資料。此外，中國也不清楚說明其軍事現代化未來的具體目標，而且在軍事與安全事務方面的決策過程也不夠透明。 自從1988年以來，中國每兩年公佈一次國防白皮書，也和其他國家的國防單位進行許多對話。此外，中國在2007年8月表達將會恢復《聯合國常規武器登記冊》（United Nations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和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United Nations Instrument for Reporting Military Expenditures），並在每一個架構的基礎上提交年度報告。自從2011年4月以來，中國國防部也每個月由發言人召開記者會。 在這種方式下，中國定期公佈有關國家安全的編輯文件，同時也恢復並開始參與聯合國有關軍備和軍事支出的架構。由於這些努力有助於提高中國軍事能力的透明度，因而能夠受到讚賞。 然而，中國尚未達到在國際社會上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所被期望的透明水準。比如說，在國防支出的詳細分類上，中國基本上只是公佈以下三類的總金額和一般用途：人事費用、訓練與維持費、以及裝備費。中國國防部在2008年公佈的資料有稍微進步，但也沒有公佈主要武器採購成本的基本明細。而且在2009年提交給《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的報告，也沒有按照許多其他國家（包括日本）使用的標準格式填寫，標準格式需要填寫詳細分類的軍事支出。中國在報告中公佈的資料差不多和中國國防白皮書所提供的一樣簡單。 有些事件也激起對中國的軍事決策及行動的關切。例如有關中國核子動力潛艦於2004年11月在日本領海內水下航行的原因，雖然構成了違反國際法，但是迄今仍未公佈詳情。關於2007年1月反衛星武器測試的細節與意圖，儘管這種測試引起對未來太空發展的憂心，但中國政府卻沒有提出足以讓日本寬心的解釋。隨著軍事現代化的結果，近年來周邊的軍事環境已有重大改變，包括軍事專業化的提升與任務的多樣化，有些人觀察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和人民解放軍之間的關係已經漸漸變得複雜化，也有其他人觀察到在外交決策中，軍事影響力的程度也與日俱增，構成一個風險管理的議題，這種情況也引人注目。中國正在穩步成長為一個主要的政治與經濟強權，而且中國的軍力也引起其他國家的注目。為了消除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不安，對中國而言，提高國防政策和軍事能力的透明度將會愈來愈重要。希望中國盡量公佈國防政策和軍事能力的具體資料，以增加軍事事務的透明度。 國防預算 中國公佈2012財年的國防預算大約是6,503億元人民幣，初始預算金額比上個財年的初始預算金額增長11.4%左右（約667億元人民幣），顯示中國的國防預算持續快速增加的步調。中國公開發表的國防預算規模是5年前的2倍以上，在過去24年間大約增長30倍。關於國防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中國把增強國防力量定位為和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任務，並在《2010年中國的國防》當中闡述「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原則」。因此，相信中國將會在不妨礙經濟發展的程度內，繼續續投入資源來提升國防力量。此外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公佈的國防預算金額只是實際軍事支出的一部分而已。舉例來說，相信中國公佈的國防預算並不包括所有的武器採購成本和研發費用。（參考Fig. I-1-3-1）   軍事態勢 中國的軍事力量是由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民兵所組成，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及指揮。人民解放軍被界定為人民的軍隊，由中國共產黨所創立及領導，包括有陸軍、海軍、空軍、以及二砲部隊（戰略飛彈部隊）。（參考Fig. I-1-3-2）   （1）核武與飛彈部隊 自從1950年代開始，中國獨自發展核武力量和彈道飛彈部隊，目的在於確保嚇阻力量、補充常規武力、以及維護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中國採取的核武戰略，就是維持能夠對敵國的少數城市目標進行報復性核武攻擊的核武力量，以嚇阻敵國對自己國土的核武攻擊。 中國擁有各種形勢和射程的彈道飛彈：洲際飛彈（ICBM）、潛射式彈道飛彈（SLBM）、中程彈道飛彈／次中程彈道飛彈（IRBM/MRBM）、以及短程彈道飛彈（SRBM）。中國彈道飛彈部隊從液體燃料更新為固體燃料，提高了存活力和敏捷性。此外，相信中國也以增加射程、提高準確度、引進分導式多彈頭（MIRV）及其他手段，來致力於飛彈性能的提升。 中國發展出一種新型機動式、使用固體燃料系統、由「運輸舉升式飛彈發射車」（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搭載的DF-31型洲際彈道飛彈，以及DF-31型增程版的DF-31A型，中國似乎已經開始部署這些型號的飛彈。目前中國也在發展射程大約8,000公里的JL-2型潛射式彈道飛彈，並建造「晉」級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來搭載此型飛彈。如果DF-31型和DF-31A型都已進入部署，一旦JL-2型也達到實用化的程度，相信中國戰略核武的能力將有極大幅度的提高。 至於中程彈道飛彈／次中程彈道飛彈，涵蓋範圍包含日本在內的亞太地區，除了液體燃料的DF-3型和DF-4型飛彈之外，中國也部署了固體燃料的DF-21型，可以由「運輸舉升式飛彈發射車」（TEL）運載及作戰，這些飛彈可以攜帶核彈頭。DF-21型是中國具有高準確度的傳統彈道飛彈，也正在發展傳統的反艦彈道飛彈（ASBM），可以用來攻擊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海上艦艇。除了中程彈道飛彈／次中程彈道飛彈，中國也擁有射程1,500公里或更遠的DH-10型巡弋飛彈，以及能夠攜帶核彈頭和巡弋飛彈的H-6型中程轟炸機，這些飛彈可以補強彈道飛彈的戰力，涵蓋範圍包含日本在內的亞太地區。至於短程彈道飛彈方面，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固體燃料式DF-15型和DF-11型，相信這些飛彈是要用來對付台灣的。中國宣稱在2010年1月曾經進行中途飛彈攔截技術的測試，因此也應當注意中國在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的未來動向。（參考Fig. I-1-3-3） （2）地面部隊 中國地面部隊的規模位居全球之首，大約有160萬人。自從1985年以來，中國就不斷追求軍隊的現代化，以削減人員數量及精簡機構與制度來提高效率，目的在於發展出高能力的軍隊，並減少粗劣的裝備與技術。具體來說，透過提高機動力的方法，把過去地域性的防禦模式轉換成全國性的防禦模式，進行步兵部隊的摩托化和機械化。此外，中國也在增強空降部隊（隸屬於空軍）和特種部隊，不斷致力於部隊的多功能化，建立指揮系統來提升一體化的戰略能力與有效作戰，並進行改革來提高後勤支援能力。在2009年，中國實施穿越軍區的「跨越2009」演習，是這類演習當中的最大規模，中國在2010年也實施類似的「使命行動2010」演習。這些演習的目的是為了驗證並提升部隊部署到遙遠地區所必備的能力，諸如軍隊的遠程機動能力和後勤支援能力，包括民兵和公共運輸的動員。 （3）海軍 海軍部隊有三個艦隊──北海、東海及南海艦隊。中國海軍約有1,090艘艦艇（包含約60艘潛艦），總排水量約135萬噸。海軍負責國家的海洋防禦，並捍衛領海主權及海洋權益。中國海軍從俄羅斯引進現代化的基洛級（Kilo-class）潛艦，並積極建造新型的國產潛艦，以便增強潛艦戰力。此外，海軍也在增添提升防空與反艦攻擊能力的水面戰艦、登陸艦及補給艦，而且有一艘大型醫療船於2008年10月開始服役。 關於擁有航空母艦的事情，一些高級軍官給予正面評價。中國重新修復購自烏克蘭未完成的「庫茲涅佐夫」級「瓦良格」號航空母艦，並於2011年8月進行首度試航。中國正在進行艦載機飛行員的培訓，並發展J-15型艦載戰鬥機，此外，也在陸地上複製了一個航空母艦的建造物，並發展機場起降訓練。基於這些事實，相信中國正在認真地進行擁有航空母艦必要的技術研發。 鑒於中國海軍現代化的這些發展，相信中國試圖建立在更遠地區進行作戰的能力。 （4）空軍 中國空軍和海軍擁有總數約2,070架戰機，第四代現代化戰鬥機不斷增加，中國正在大量製造國產的J-10戰鬥機，從俄羅斯進口Su-27戰鬥機，也獲得授權製造此型戰機，並從俄羅斯進口裝配對地和反艦攻擊能力的Su-30戰鬥機，而且，據信中國正在發展下一代的國產戰鬥機。此外，中國進口高精密的遠程地對空飛彈以提升防空力量，也不斷努力增加空中加油能力和空中預警管制系統，這些都是現代空軍作戰不可或缺的能力。而且根據報導，中國計畫從俄羅斯進口大型貨機，同時也自行發展新型貨機，以便提升運輸能力。 […]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 註：本報告由亞洲事務專家汴‧杜文（Ben Dolven）、亞洲安全事務專家簡淑賢（Shirley A. Kan）與亞洲事務專家馬克‧曼寧（Mark E. Manyin）共同撰寫，2013年1月23日向國會提出。 摘要 圍繞在東亞的許多海洋領土爭議造成的緊張局勢，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急迫挑戰。大約從2005～2006年開始，由於有些國家試圖強化對爭議地區的主權聲索，或是探勘和開發近海能源與漁業資源，已經使得在南海有長期爭議的水域和近來的東海成為愈來愈多侵略性行為的場所，這些海域的緊張局勢逐漸升高，對第113屆的國會增添了一些重要的議題。 由官方的海事機關採取的一系列侵略性行動，包括騷擾船隻、破壞設備、以及封鎖小島和沙洲等，愈發助長局勢的緊張。這種事件的發生日益頻繁，可能會引發誤判，因而導致海上的公開衝突，這種情況也會對該地區的安全和美國的外交帶來複雜問題，而且也是歐巴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把重點轉向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戰略中最複雜的挑戰之一。 領土爭議造成這些緊張局勢的核心問題已經有數十年之久，而且爭議國之間的衝突事件也持續了許多年。 雖然美國在這些海域並沒有主張擁有主權，在各個特定的領土爭議中也不採取立場，但是如果日本和菲律賓與其他的主權聲索國捲入火辣的衝突，美國與他們之間有必須履行的條約義務。美日安保條約是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其中規定美國有義務保護日本，包括尖閣諸島在內，因此在中日的小島衝突當中，增加了美國軍事捲入的可能性。至於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對於菲律賓聲索在南海的島嶼和水域的主權，其適用性較不明確。這種不確定性呈現出兩難的困境，因為美國一方面在尋求避免被捲入潛在的衝突，但是另方面也要支持條約盟國，並嚇阻對盟國使用武力。 各爭議國處理緊張局勢的能力，以及美國和其他各方處理緊張局勢的能力，都涉及許多其他的美國利益，其中包括： 第113屆國會能夠以不同的方式來應付東亞的海洋領土糾紛。參議院可以考慮提出建議並同意美國成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一員；國會也可以選擇在爭議地區以更大的美國軍事存在，來檢視對經濟和安全的影響；或是對東南亞國家提供更多資源，來監控並維持他們海域的治安；此外，國會也可以支持降低緊張的行動，例如鼓勵中國和東協國家訂定南海行為準則。 概述 在東亞地區重疊海域的主權紛爭升高了緊張局勢，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成為急迫的挑戰，也對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安全承諾產生重大質疑。這些議題對國會造成一系列的挑戰，包括：對歐巴馬政府的亞洲政策及每個涉及國家的廣泛監督；有關在爭議地區及附近地區的軍事優先與資源的決策；對於爭議國的軍事能力要支持多深；以及在東海已經日益頻繁的海上事件中，要如何處理與中國和日本的關係。 領土爭議造成這些緊張局勢的核心問題已經有數十年之久，而且爭議國之間的衝突事件也持續了許多年。其中最嚴重的爭議在東海和南海，前者包括中國、日本和台灣對於日本管轄下的尖閣諸島（中國稱為釣魚島，台灣稱為釣魚台列嶼）競相聲索主權，南海爭議中競相聲索主權的國家有汶萊、馬來西亞、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台灣和越南，其他有日本和南韓在日本海的爭議，以及中國和南韓在黃海的爭議。一些觀察家指出，最近幾年的海上事件和外交緊張急劇上升，對於美國把重點轉向亞太地區的「再平衡」外交政策，形成最主要的挑戰之一。 南海、東海和日本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而海上事件會對通行在這兩個海域的船隻造成風險。事件的升高有許多原因，其中包括海洋周邊國家展現主權的願望，以及保護自己開採經濟資源（包括碳氫能源和漁業）的能力，此外，意識到對領土的挑戰就是對主權的挑戰，已經在許多捲入爭議的國家燃起抗議活動，使得主權聲索國之間的協商非常困難。 美國在這些海域並非主權聲索國，並且一直對這些爭議海域的特定領土不採取立場，但是如果日本和菲律賓與其他的主權聲索國捲入火辣的衝突，美國與他們之間有必須履行的條約義務（更多細節，請參閱後頭的「條約義務」章節）。美國在這個地區也有戰略和經濟利益，這些利益由於升高的緊張局勢和日益頻繁的海上事件，因而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這些海洋領土爭議是美國與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當中的重大因素，尤其是和菲律賓及越南的關係。在美國與東南亞國協（ASEAN，東南亞首要的多邊組織）日益增長的交往中，這些因素扮演重要的角色，也碰觸到與條約盟邦的關係，尤其是和日本與菲律賓。決策者面臨的一些挑戰是要支持盟邦，並提供他們裝備來監視並維持他們海域的治安，在履行美國的義務時，也要限制發生衝突的機會，而且一旦發生衝突時，也要避免美國被捲入衝突的可能。 美國曾經表示支持多邊對話有助於和緩緊張，認為領土爭議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在短期之內將很難獲得解決，美國也表示特別支持中國與東協（ASEAN）討論爭議國在這個地區的行為準則，該準則始於1990年代初期，但迄今尚未形成正式的規範。對許多分析家來說，建立一套相互理解的機制（最好是有某種形式的執法機制），是預防潛在衝突的關鍵。雖然東協與中國之間有關行為準則的例行會議在2011年重新啟動，但是對於應當包括什麼範疇，以及行為準則對於解決爭議的機制是否應該具有約束力，各方之間的分歧阻礙了進展。 歐巴馬政府採取了幾項措施來提升美國涉入這些爭議的程度，許多分析家認為美國的做法是一個試金石的關鍵時刻，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於2010年7月在河內的東協區域論壇（ARF）會議中表示，「航行自由、開放進入亞洲的公海、以及尊重在南海的國際法」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雖然中國官員對該項聲明感到憤怒，但事實上，會中其他11個國家也都表達類似的關切。自從那次會議之後，幾乎在每一次的區域安全對話中，美國和其他地區的官員都對這項議題表達關切，然而中國則試圖把這項議題排除在多邊議程之外，主張海洋領土爭議和海上事件乃是雙邊議題，應由涉入的當事國來解決。在2012年，這些衝突的態度導致在兩個高層級的區域論壇（7月的東協外長會議和11月的東協領袖會議）中憤怒的外交交火。 在東海，歐巴馬政府提出美國長期以來的立場，基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有義務保護「日本管轄的領土」所涵蓋的尖閣諸島，因為尖閣諸島是由日本管轄。政府官員配合這項效果的聲明指出，美國在主權問題上不採取任何立場，但是反對單方面企圖破壞日本的管轄權。 對許多分析家而言，中國在爭議海域的行動將是區域安全的關鍵因素，也是對中國發展為一個區域大國和負責任的全球角色的一項試驗。許多觀察家認為緊張局勢的升高乃是源自中國的過當行動，但是中國官員總是聲稱他們是在回應其他國家改變區域現狀的行動，這種分歧顯示，打造區域規範的過程將是困難重重。 本報告將討論東亞的領土聲索所引發的日益緊張、危及美國的利益、導致日益緊張的因素、以及國會可以考慮的可能選項。一份由歐羅克（Ronald O’Rourke）向國會提出的成對報告（CRS Report R42784）《涉及中國的海洋領土和專屬經濟區（EEZ）的爭議》，著重在對國會提出安全上的意含，這涉及在定義上以及在東海和南海可允許的行動上的爭議，其中焦點擺在涉及中國的問題上。 其他討論這些議題的國會研究服務處報告也包括： 圖一：東亞地圖 資料來源：德州大學 提交給國會的議題 在東亞的海洋爭議為國會帶來許多問題，包括廣泛監督歐巴馬政府的政策，以及和每個主權聲索國的關係，國會也面對一些問題，到底要支持東南亞的爭議國發展多大的軍事能力，因為每個國家對中國都處於軍事上的不利地位，還有到底要如何處理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他們在東海已經捲入日益頻繁的海上事件了。國會可以選擇檢視對亞洲的再平衡政策，以及這項政策對中國和其他主權聲索國之間的關係有何影響。此外，參議院可以重新考慮是否建議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個公約提供法律選項來判定海洋的領土主張，並處理海上糾紛。 國會主要的關切是美國可能會被捲入這個地區的衝突，有些分析家指出可能會讓美國捲入衝突危險的一些狀況，其中包括： Ÿ  中國在其200海浬專屬經濟區（EEZ）（從離中國海岸12海浬到離中國海岸200海浬的區域）之內限制美國的監視活動，中國對這個區域的立場是外國軍隊必須獲得中國同意才能進行任何活動； Ÿ  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武裝衝突，可能會波及在兩國爭議海域之內的經濟活動，後者特別令人擔心的情況是日本或菲律賓，這兩個國家和美國是條約盟邦，美國的立場是1960年的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尖閣諸島，中國、日本和台灣都主張擁有這些島嶼的主權，目前由日本管轄。在1951年和菲律賓的共同防禦條約，對於菲律賓在南海所主張的領土遭受攻擊事件時，美國應負的義務比較不明確。 在第113屆國會期間的各種立法考慮當中，東亞的海洋領土爭議可能會扮演一個角色，特別是國防授權和撥款法案。國防授權立法可能會考慮到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資源重分配情形，對於在東海和南海各主權聲索國之間的政治動態所造成的影響。同樣的情形，國會可能也會審查國防撥款法案，因為該法案可以為東南亞國家提供軍事資源。 參議院面對是否要建議並同意美國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問題，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而且是公認的海洋管理制度，也是進行海洋領土聲索和審理海洋領土糾紛的主要（雖然不是唯一的）場所。在第112屆的國會期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4次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聽證會，充分考慮歐巴馬政府、軍方領導層、民間部門、以及反對加入者的意見，但是第112屆國會的委員會對公約並沒有進行表決。 整體來說，美國國會有能力在過程中藉著發聲支持，來降低緊張局勢和尋求解決爭議，並敦促美國和中國、台灣、東南亞的聲索國、以及多邊組織（例如東協）的關係，要以符合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背景：誰主張什麼？ 在南海、東海、日本海和黃海，一直都持續著複雜和重疊的領土主張，這是數十年來存在著緊張局勢的根本原因，而且在最近幾年爆發出相當大的緊張情勢。這些爭議起因於各種原因，包括不同的歷史詮釋、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不同解讀、當事國不願意提交解決爭端的程序、以及（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當事國之間無法以協商來解決爭端。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提供了一個進行正式聲索海洋領土的可能場所。每個聲索國都是公約的成員國（美國不是），許多爭議國已經根據公約的規定提出正式的海洋領土聲索。但是，雖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執掌包括國際海洋法法庭（ITLOS）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是所有的爭議國必須同意提出他們的司法裁判，然而卻沒有任何這些海域的爭端被提出來仲裁，或是提出任何其他第三方的解決機制。（請參閱下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角色」章節）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允許成員國聲索各種鄰接海洋領土的各種相關權利和特權（請參閱表一）： 表一：海洋疆界 領海（Territorial Sea） 從沿海國家的基線量起，朝海方向到12海浬的海洋地帶，或是從具有主權的島嶼或小島朝海方向12海浬的海洋地帶（1海浬=1.15英哩）。這些國家在領海內享有完全的主權，包括他們的經濟開發和治安在內，而所有的船舶可以在一個國家的領海內享有「無害通過」的權利。 毗連區（Contiguous Zone） 從基線朝海方向延伸到24海浬的區域，在這個毗連區內，沿海國家可以行使必要的管制，以防止或懲罰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所有的船舶和飛機都享有公海的自由，包括飛越毗連區，但是有些國家（包括中國和其他國家）對這種解釋存有爭議。 專屬經濟區（EE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