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宏祥◎國防大學軍事學院講座教授
立法院訪美團日昨舉行記者會簡報訪問華府、會晤美國國防部官員結果。其中美方官員認為我國防預算僅佔GDP的2.5﹪，相較於美方的4﹪，似嫌不足；並藉此質疑我國防禦決心。
其實過去半個世紀多來，台灣已經投注可觀的國家資源於國防。在蔣介石時代，國防預算還曾經占政府預算的一半以上。雖然台灣預算政策的現實面遠較上述複雜，但台灣已經民主化，並逐漸回復常態國家的預算結構。然而就算如此，如果加上退輔會及採購新式武器的特別預算，我國去年仍然將政府預算的38﹪（也就是GDP的6﹪）耗費在國防事務方面。
比較1940年，也就是二次大戰開打的前一年，德國的軍費佔其政府總預算約28%，而英國則更少。當這兩個國家都在做總體戰爭準備時，其國防軍費尚且如此，可見我國防預算不但不低，甚且偏高。但限於篇幅，本文並不探討如何改善國防預算運用的成本效益等問題。
在今天，由於中國持續擴張軍力及不放棄武力犯台，甚至由於其經濟持續成長，國防預算每年以兩位數持續增長。相對而言，台灣就算將政府預算全數投入，亦極可能無法追上中國國防支出的數字。因此我們就必須嚴肅思考突破的解決方案。
迄今為止，華府均獨自進行其對台海危機應變計畫的評估，而台灣亦復如是，礙於一些有時是雙方自行設下的不必要限制，導致台、美雙方無法共同擘劃整體的安全環境圖像。面對解放軍的威脅，台灣是否仍要繼續沿用傳統上以威脅為導向的戰略規畫，進而從事對島國贏面很小的軍備競賽？或者台灣應該轉換到與美國合作、能力為導向的模式？
飛彈防禦是一個例子。由於經濟成長遲緩，預算壓力可能將迫使台灣政府做策略性的妥協。同時，因為飛彈威脅並非台灣唯一的關心事項，立法院可能會認為飛彈防禦系統過於昂貴並不適合我方。例如解放軍先進的蘇愷多功能戰機，636系列（基羅級）柴電潛艦，956E Sovremennij（現代級）驅逐艦等，使其威脅涵蓋各面向。
據稱，台灣為建構飛彈防禦系統，有意採購如AN/FPS-115「鋪爪」這類價值五百億台幣，足以監視並追蹤數千公里外目標的早期預警相位陣列雷達。但由於體積龐大，一旦戰爭爆發，這類高價雷達可能無法長久存活。除了人民解放軍配備的反雷達飛彈之外，中國也可出動特戰部隊摧毀雷達。更何況，部署這種雷達不過增加我方預警時間數分鐘而已，效益有限；但與美國分享情資後，卻可成為美國軍事上防範解放軍的前哨站，並大幅增加美國全球飛彈防禦的有效性。因此作者建議美國應支付費用，並由美方顧問操作此預警雷達；冷戰時期英國菲靈德爾的AN/FPS-50 BMEWS預警雷達便是一例。更重要的是，台灣應要求美國以預警衛星（如：DSP或SBIRS）情資作回饋。
識者或謂，台灣和美國沒有外交關係，且中國將台灣視為其領土的一部分，台灣和美國之間分享飛彈防禦情資，必將激起中國的嚴厲抗議。為求能策略性地克服此一政治障礙，華府與台北可依循美國與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模式。亦即，為利用美國預警衛星的及時情資，北約早已達成共同協議，以利部署於德國與荷蘭的愛國者三型飛彈。美國於2003年對外關係授權法案中，將台灣列為「非北約盟邦」，可享有近似北約國家的待遇。因此，該法案已為台、美間可建立的協議奠定良好的基礎。
美國對外的軍事援助每年經常達四、五十億美元；以色列與埃及都是其中受惠的犁犁大者。因此要求美國對我提供軍事援助並非沒有可能，在過去，台海的穩定似乎僅為我國家安全問題，但台灣的安全其實更牽涉到美國對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安全承諾。中國威脅既然與日俱增，美國除非願意見到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否則勢必得與台灣建立長程的、以能力為導向的戰略規畫合作模式。這也就是說，由於我國的資源有限，防禦解放軍多面相威脅的能力不足之處，應與美方共同規劃彌補。
就美國來說, 飛彈防禦能夠發揮更大的政治彈性，並可成為防止飛彈擴散策略的重要部分，由於中國是一個已知的擴散者，因此北京自然會對美國的飛彈防禦策略感到威脅，隨著中國繼續對中東和南亞國家擴散其飛彈技術，台灣的飛彈防禦能力勢必成為美國致力於反飛彈擴散的一個重要工具。同時美國的全球飛彈防禦系統的成功，需要完整的聯盟關係與來自盟友的政治背書。正因如此，華盛頓若只是由於預料的中國抗議，而將台灣排除在外，將是不智的決定。
中國的軍事意志不應被低估或高估，但忽視中國持續整軍經武而台灣無法趕上其步調的事實，則絕對是錯誤的。既然台灣是美國軍事戰略在西太平洋的哨兵，台美間建立一種合作性質、「以能力導向」的戰略規畫，不但可提升台灣的防禦能力，還將使雙方受惠。讓台灣獨自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持續的整軍經武並不會讓問題消失，若慮及議題和政策選項的複雜性及多元性，只有改善台海的不平衡、結合外交及威嚇戰略，才可成功的在台海區域維持永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