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野誠一◎知名外交評論家 翻譯改寫 李明峻◎政大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駐日不到一年，就把「李登輝送進日本」，卸任後最大的任務還要把「台灣送進聯台國」 台灣現任駐日代表羅福全即將在六月底卸任，由知名憲法學者野@楷接手。羅福全卸任駐日代表之後，將接任亞東關係協會會長一職，這個職位一向由具有駐日代表歷練的人接任，由於亞東關係協會是因應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後，與日本方面 （日本交流協會）聯繫的民間組織，因此會長由熟悉對日事務的卸任駐日代表擔任是必然的安排。 國際知名學者列入31年的黑名單 羅福全曾經長年在聯合國機構工作，是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的名譽教授。在一九八四年到八九年間，羅代表擔任馬來西亞亞太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名列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世界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world），一九九0年起任職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諷刺的是，他在同一時期也被台灣的威權政府列入「黑名單」，因為進行反國民黨運動而被禁止入境台灣三十一年。 羅福全於一九六四年加入台獨聯盟，七八年就任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理事，八一年到八八年為美國「台灣公論報」發行人，八三年曾出席為美國國會參院外交委員會台灣前途聽證會作證，現在仍然是台獨聯盟中央委員。他曾經說:「我的個人政治信念與駐日代表是分開的」。 在推動李登輝到日本就醫的整個過程上，扮演台前角色的是彭榮次，而羅福全則因官方的身份而站在幕後。過去幾任駐日代表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把李登輝送到日本」，但都沒有成央A但羅福全上任不到一年就讓李登輝到日本接受心導管手術，這當然有台日中三邊關係發生變化的要素在內，但不可否認的，羅福全駐日以來所展現的「打破傳統」的外交手法也發生相當的效果。 在即將卸任駐日代表的前夕，羅福全接受日本知名外交評論家井野誠一的深度對談，井野誠一曾經擔任過日本外務省官員，對於外交事務，特別是台、日之間的關係有深入了解，所發表的言論與文章是日本各大媒體重要的參考指標。井野誠一所提出對於台灣的看法，也是日本媒體與朝野對台灣最關切的層面。羅福全藉著井野誠一專訪，發表他個人在四年駐日代表任內對於台灣、日本關係的理解與看法。 以下是專訪內容。 讓古幹生新枝 親善走訪240位議員 井野誠一問（以下簡稱「問」）：請試述台、日關係目前的現狀。 羅福全答（以下簡稱「答」）：自從日本在與台灣斷交之後，國內大致區分為所謂「親北京派」或「親台灣派」，可說是二者擇一的外交。然而，隨著政界進入世代交替的階段，且因外交是基於國家利益而進行，因此雙方都有「不再進行無謂的政策爭辯：無條件地說YEs或No的時代已經結束」的體認。另一方面，現在中國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政經大國，而台灣的民主化也有很大的進展，這種情況也使得日本已經不以「反共」或「親北京」作為單一的判斷基準，而轉變成仔細思考在個別政策上如何與中國對話或如何與台灣來往的狀況。 一般而言，以往陳水扁總統的民進黨政權與日本的關係並不密切，反而是李登輝前總統與日本的關係深厚，在日本的人脈也相當廣泛，一直很重視兩國之間的關係。當我被陳總統任命為駐日代表時，彼此間都有「要讓古幹發新枝」的共識。也就是說，縱使政權交替，台日關係基本上仍將持續過去的交往，而新政權更期待能在適當時點切入以擴大關係。於是，在陳總統的此一指示下，我不分黨派、輩份與各個關心與了解台灣的議員們往來。到目前為止，日本參眾兩院合計七百二十名議員中，已有兩百四十人（34%強）訪問過台灣。這是前所未有的事。但是，我認為這樣的努力，還是不如讓日本方面人人都想積極了解台灣。「沒有比符合國家利益更好的判斷與決定」，這種思考方式不但中國能了解，台灣方面當然也十分清楚。我也只能盡力讓日本人能看到台灣的現狀。 參興亞洲安保對台利害關係增強 問:據你的了解，日本外交政策出現這種的變化的背景是什麼？ 答：一言以蔽之，台日兩國共同利益的範圍應該會逐漸擴大。在經濟方面，去年日本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國。在安保方面，台灣對日本的高度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在中國成為像今日般的「大國」之前，日本的安全問題完全委由美國處理，中國不過是主要的經濟伙伴。 但是，因為美國小布希政權的誕生，日本也積極地關心亞洲的安保問題，從而開始直接參與其中。如與北韓的交涉、亞洲安保問題的支援等都是其中之一。這些都是一九九六年日美安保條約修訂後，日本強化與美國間聯繫的動作，而其結果是與台灣之間的利害關係也隨之增強。 現在，日本總進口量中有三分之二是依賴台灣海峽航線運送。亞洲的安保問題一直與朝鮮半島及台中關係的不確定性有關。因此，日本的安保問題在於如何穩定這些不確定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對台灣的關心必然更加提高。 菅直入一席話 說出台灣心聲期待 問:對於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未來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你個人對於情勢的分析如何？ 答:現在聯合國的架構仍是反映二次大戰終結當時的國際情勢，所以仍然有敵對國家條款，只有戰勝國才能擔任常任理事國。但是這並不符合聯合國憲章所強調的普遍性原則，憲章的某些部分已經跟不上時代。聯合國應該逐漸改變。首先，對於不輸出武器而成為今日經濟大國的日本，如果不能擔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很奇怪的，而且敵對國家條款等也必須有所改變。 此外，從世界各國都可以平等地加入的普遍性原則來說，長期將代表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台灣政府摒除在外是妥當的嗎？在二00三年SARS流行期間，即使台灣也出現SARS患者，但WHO卻呈現無視台灣患者數目的行。這種行為嚴重忽視台灣人民的健康與生命，我們也對其提出強烈的抗議。兩年前民主黨的菅直人代表在上海演講時，曾有「兩岸（台、中）關係應在聯合國解決」的發言。他以前絕非「親台灣派」。我在對其表達謝意的同時，也強烈希望「既然發言過一次，希望您再說個幾次」。我認為聯合國是解決所有紛爭的場合，基本上應該具有這樣的弁遄C 然而，台灣過去在聯合國政策上出現極大的失敗。以前的國民黨政權雖然一面身在台灣，但卻一面認為憲法上的中華民國代表著包含蒙古在內的全中國，可說是死抱著虛無的幻想不放。因此，在一九七一年聯合國承認中國（北京政府）時，只有被徹底地逐出聯合國。如果當時只主張代表台灣的話，應該可以留在聯合國。另一方面，因為陳總統是由台灣地區選出的領導人，因此作為代表台灣的政府，目前正致力於加入聯合國的相關工作。 破除二擇一迷思 盼合理方式對台 問：可否試述你對日本未來最深厚的期望，以及今後台、日關係的可能的變化？ 答:日本對台灣而言是最切身的國家。即使是在二○○三年的SARS期間，日本方面約有一百萬人而台灣方面約有九十萬人相互往來。同時，日本也已經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對象國。台灣在二十一世紀將躋身先進國家之列，自李登輝總統時代以來，一直向全世界呈現台灣民主化的成果。對於這樣的事實與實績，日本人民大都已有深入的認識。因此，我想今後不會再是中國與台灣的二者擇一外交，而應該從客觀合理的觀點嘗試與台灣往來，我對兩國未來的關係非常樂觀。 我希望中國今後對冒險的舉措有所自重，而以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來行動。我期待日本能明確地表示：「YES就是YES，NO就是NO」，並在亞洲發揮領導能力。我盼望這樣的大國能對國際社會做出相應的貢獻。在此意義下，這次果斷地派至伊拉克的小泉首相，值得大書特書。他應該會成為戰後在歷史上留下美名的領導人。 *本文原載於《新台灣新聞周刊》，2004年6月，430期。

陳宗逸 野@楷：我出使日本 首要的任務還是制憲 陳水扁總統制憲或修憲的意志將會堅持到什麼地步，和國際動向有關。野@楷自認出使日本的第一要務，就是針對台灣制憲的內容與精神，與日本方面做充分溝通。 三十多年前，野@楷常常與一起打拚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朋友聊到，以後如果台灣獨立，想當什麼樣的官？當時，� 世楷的第一志願，是希望可以當「台灣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文化 參事。三十多年後，野@楷即將 擔任台灣駐日代表，他覺得這個 工作，似乎就是為當初的理想量 身訂做的。 當初，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機 會可以出任駐日代表。野@楷間 接證實，外交部長陳唐山五月十四日打電話徵詢他的意願，表示 總統府資政彭明敏推薦他擔任駐 日代表。五月十七日，陳總統約 他見面，進一步探詢並確定他出 使日本的意願，野@楷雖然願意，但是太太盧千惠卻對這個決 定相當反對，不希望好不容易在台灣安定過的日子再一次有變動。權衡得失，野@楷在最後還 是決定接下這個重任。 制憲行動 將會持續 在同意擔任駐日代表之前，目 前長住在台中市的野@楷，正投 入所有的心力於制定台灣新憲。 近日，野@楷與二十幾位關心台 灣新憲法的學者一起，成立「台灣憲政研究中心」，由他擔任召 集人，希望能夠集思廣益，為2006年的憲法草案盡一份心 意。而另一個由李登輝前總統擔任總召集人的「制憲行動聯盟」 組織，也已箭在弦上。現在因為野@楷出使日本，整個工作的重 心可能還會有調整。 野@楷認為，雖然他一向關注 台灣制定新憲法的發展，如果出 使日本，首要的任務還是制憲。 他分析，台灣現階段的制憲有三 個「動因」，包括民意、國際動 向和總統的決心。這三個「動 因」，都會相互影響整個制憲工 程的內容與節奏。 據野@楷表示，台灣目前還不 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世界各國， 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一言一行， 都可能影響到台灣現階段的民 意。陳水扁總統相當重視民意， 至於制憲或修憲的意志將會堅持 到什麼地步，也必須依賴國際的 動向。所以，他出使日本的第一 要務，就是為台灣制憲的內容與精神，與日本方面做充分溝通。 加強交流 列為要務 野@楷濃厚的獨派色彩，最近 在政壇也引起討論。陳總統親自 跟他說，四年前本來就有意找他 出馬，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勢不一 樣，第一次政黨輪替所帶來的不 確定感，讓高層轉而任用色彩比 […]

台灣客家族群與政治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吳珮瑛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台灣是一個典型的墾殖社會 (settlers?society)，也就是說，在漢人前來開發之前，原本就有原住民族 (indigenous peoples) 居住。不過，由於歷史上的偶然 (contingency)，也就是清將施琅對於「惠、潮之民 」的偏見及歧視，造成客家人大規模渡台落於鶴佬人 之後。直到日本前來殖民統治之前，客家與鶴佬之間難免因為開墾競爭而有齟齬、甚至於彼此兵戎相見，也就是歷史上的「分類械鬥」，而滿清政府於邊疆「蠻荒之地」(frontier) 的國家洞穿能力 (penetration) 不足，甚至於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台灣客家族群的集體意識因此開始凝聚。當義民爺的祭祀逐漸取代三山國王信仰之際，代表的就是保鄉衛土的客家人，無形中已經開始在從事土著化 (naturalization) 的努力。從太平洋戰爭到二二八事件，外來政權的統治讓客家人與鶴佬人、以及原住民開始強烈體會到休戚相關的共同命運感，不過，由於戰後避秦來台的國民政府進行政治分化，客、鶴兩族之間即使有相當的通婚，彼此的關係卻一直未臻和洽。在過去十年來的民主轉型過程中，由於一些人傾向於將民主庸俗地矮化為投票主義，再加上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的論述稍嫌跳躍，不免讓客家族群菁英萌生疏離之意，以為這就是要進行「鶴佬化」3 。我們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於台灣的客家族群而言，衝擊其集體認同的「重要他者」 (significant other) 就是福佬人／鶴佬人 。 長期以來，作為少數族群 (ethnic minority) 的客家人，不僅是在政治場域的參與客客氣氣、小心翼翼，在公共領域的再現 (representation) 幾乎也是被當作是隱形人看待。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隨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自由化，民間的社會運動一一崛起，客家運動才打破百年孤寂式的緘默，以跨越政黨的「還我母語」運動來表達對於族群文化凋零的痛心，以及對中華民國的「獨尊國語」政策的抗議。此時此刻，客家菁英除了強烈揭露出認同被威脅的焦慮，也反映出客家人對於鶴佬族群文化所感受到的無形壓力 ，尤其是在離開原鄉（桃竹苗、六堆）者，也就是間接表達對於所謂「自然同化」的反對；當然，在委婉地抱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無奈當中，又夾雜著幾分未能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憤懣，同時也充分顯示著不應該被現代國家排除的期待。 如果我們願意將台灣視為多元族群 (multi-ethnic) 所組成的社會的話，那麼，根據一般所謂「四大族群」的認識，作為主體之一的客家人佔有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不管是傳統的侍從恩寵收編 (patron-client cooptation) 運作、或是當前的代議政治／政黨政治角度，客家族群在政治場域的關鍵角色，特別是在全國性政治獲勝聯盟的取得，都是權力競逐者所不敢忽視的重要勢力，因此，在方興未艾的 「客家研究／客家學」 (Hakka Studies/Hakkaology) ，應該會有相當的研究成果累積才對。我們可以看到，學術界對於客家現象的探究，在歷史學、人類學、以及社會學的成績斐然，而語言學上的努力也初步有成，然而相較之下，政治學對於客家研究卻不成比例地嚴重不足，尚在發軔之中 （圖1），也就是說，政治學界對於客家研究的努力，還必須迎頭趕上。 對於這樣的困惑 (puzzle)，我們可以嘗試著由應然 (normatively)、以及實然 (positively) 兩個層面來看。首先，在「定於一」的政治正確規範下（不管是統、或是獨），多元族群往往被認為是不方便的事實，一班人多在主觀上希望這些社會分歧終將消逝，因而不願意去正面看待，不少人甚至於認為，除了原住民屬於南島語系 (Austronesian) 以外，客家人與鶴佬人、或是外省人都是漢人，沒有特別去加以區分的必要；再來，自從國民黨政權於戰後播遷台灣以來，政治角力集中在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軸線，客家人、以及原住民的訴求不免被視為殘餘的歷史遺跡，並不是社會科學家要去探究的課題。當然，台灣的政治學界還停留在行為主義的階段，多不願意觸及任何具有政治敏感的議題，以免被同儕視為異端；一直到近年來，投票行為的研究（民意調查）才逐漸把客家選民的意向從省籍的二分法中釋放出來 。 從知識論 (epistemology) 的角度來看，政治學如果要能稱得上是科學的話，應該有三項任務：診斷、醫療、以及預防；也就是說，族群政治的學者應該像醫生一樣，必須先能正確地描述族群現象，再來是提出合理的解釋，然後才能提出有效的化解族群齟齬之道，以便達到避免族群衝突的目標。在這裡，我們將以政治學 (Political Science) 裏頭的族群政治 […]

台灣若制定台灣憲法，即能參與國際社會 本文原載2004年6月12日、13日之《台灣日報》 宗像隆幸◎亞洲安保論壇幹事 侯榮邦譯 遊說美國改變「維持現狀」政策 2006年行使公民投票通過台灣憲法，2008年取代中華民國憲法的台灣新憲法若能實施，台灣就成為一個與世界其他各國平等的獨立國家進入國際社會，同時也能確立台灣的安全保障。但是，據說台灣政府的方針，縱使制定新憲法也不改變中華民國的國號，這不禁讓筆者感到驚訝。因為保持中華民國國號，台灣在國際上將繼續孤立，台灣的安全保障體制無法確立。 台灣政府或野i考慮美國的「維持現狀」政策，而採取這種方針。但是，美國的「維持現狀」政策，只不過是為了暫時的權宜措施之產物，惰性地繼續30數年，卻看不到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戰略。台灣若一直處於國際孤立的狀態下，台灣海峽的危機將日趨升高。 中國不斷擴大軍備，配置釵h飛彈瞄準著台灣，並威嚇台灣謂若不接受「統一」不惜行使武力。將來中國成為強大的軍事大國，若發生以武力攻擊台灣的情形，美國將被情勢所迫，與中國戰爭或放棄台灣兩者非選擇其一不可。任選其一都不是美國所希望的。當然亞太地域的和平與安定將會崩潰，日本和東南亞諸國也將面臨重大的危機。 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可見對他國以武力威脅與行使武力為國際法嚴格禁止的行為。本來，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是屬於國際的制裁對象的不法行為。中國之所以能避免制裁，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大部分國家都認知「一個中國」，所以容酗什磪H「台灣問題屬於中國的國內問題，並非國際問題」為藉口。但是，中國與台灣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國家，這是一個嚴然的事實，「一個中國」僅是虛構。不以現實為前提，而基於虛構的問題，當然無法解決自不待言。 台灣的人口約2,300萬人，世界192國之中居第41位，面積約36,000平方公里，介於比利時與荷蘭之間的廣度，國民所得約13,000美元，佔世界第25位的經濟先進國，而且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這樣的台灣為什麼非繼續被排除於國際社會之外不可呢？台灣若成為國際社會所承認的主權國家，就不允酗什篧鴷x灣的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台灣的安全保障將獲得確保。台灣政府不可追隨美國的「維持現狀」政策，而應該說服美國改變台灣政策。 聯合國曾確認過台灣的法律地位未定 台灣首先需要做的是放棄中華民國的國號，因為國際社會不能接受中華民國的國號。假使中華民國的國號可以通用的話，中華民國應該還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聯合國憲章第23條第一項規定「安全理事會以聯合國會員國組織之。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眾國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其中沒有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所以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基於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決議案而來的。 阿爾巴尼亞決議案的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在聯合國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即時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以及在聯合國的一切機構驅逐」。聯合國驅逐的不是中華民國的代表，而是蔣介石的代表。中華民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而消滅了，這是聯合國的解釋。所以雖然聯合國憲章記載中華民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聯合國決議案後已經過30年有餘，其解釋在國際社會已經固定化，這種解釋現在當然無法改變。台灣為了要和世界其他各國並列為獨立國家，受國際社會的承認，除變更中華民國的國號別無他途。 這1971年的聯合國的決議（以下簡稱“71年決議”）對台灣來說具有利與不利兩方面。有利面為意味著聯合國認為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從而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71年決議舉行之際，台灣存在有以蔣介石為總統的中華民國，有效統治著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具有人民與領土，而有政府有效統治的狀態下，國際社會有承認其為主權國家的義務。但是，若承認中華民國為主權國家，聯合國自不能將其驅逐。依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欲將聯合國的會員國驅逐需要安理會的建議（聯合國憲章第6條），且需要聯合國大會3分之2的贊成（第18條）始得通過。安理會提案驅逐中華民國，很明白的，美國一定會行使否決權，故要驅逐中華民國是不可能的事。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國家，使其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且若能僅在國民大會舉行表決，那麼中華民國將以一會員國留在聯合國。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宣言「蔣政權若留在聯合國，不要加入聯合國」，使熱心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各國藉「台灣地位未定論」以否定中華民國為主權國家。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文書簽署之日，依據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1號發令。這是指示各地的日本軍應對誰投降的命令，這與美軍佔領日本，蘇聯軍佔領滿洲同樣，蔣介石政權的佔領台灣應該是一時性軍事佔領而已。但是，佔領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以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為根據，解釋台灣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引用此解釋，主權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但是，開羅宣言是第2次世界大戰中的1943年，羅斯福美國總統、邱吉爾英國首相、蔣介石中華民國總統三者會談後發表談話訊息而已。台灣不屬於美國也不屬於英國，縱使記載台灣給與中華民國，也無任何國際法上的效力。對日本警告投降的波茨坦宣言添記開羅宣言中無效的條項也不能因而成為有效。隨著戰爭的領土變更，原則上依據和平條約的規定。但是1951年在舊金山締結的「與日本的和平條約」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島，惟未言及其歸屬。因此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多數國家都持「台灣、澎湖島的法律上地位未定」的見解。 台灣的法律上的地位若未定的話，中華民國則沒有國際法上承認的領土。中華民國領有金門與馬祖，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內之中國沿岸的小島，領有他國的領海內的小島，也不具備主權獨立國家的必要條件，沒有國際法上承認的領土之中華民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而消滅，這才是正確的解釋。蔣介石政權只不過是佔領台灣的權力集團而已，所以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始得記載「即時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以及一切聯合國機構驅逐」。同時依據71年決議聯合國確認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 忽視台灣人民的美中共同聲明中的「由中國人來解決台灣問題」已經不適合時宜 71年決議當時，中國也知道阿爾巴尼亞決議案若通過，聯合國將承認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美國總統尼克森的特別助理亨利‧季辛吉於1971年曾訪問中國兩次。季辛吉在第二次訪問時，於10月21日與中國總理周恩來舉行會談時有如次的交談。 周恩來：「問題在其他的決議案，即謀求日後包含聯合國席位的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法律上的權利。此決議案之下，不可能插入關於台灣的地位的條項，若該案通過，將形成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 季辛吉：「阿爾巴尼亞決議案也是嗎？」 周恩來：「有那樣的危險性。」 『周恩來 季辛吉機密會談錄』（岩波書店2004年刊、159頁） 所謂「其他的決議案」是意味著美國案以外的決議案。周恩來或雪Q檢討阿爾巴尼亞決議案方式以外有否將蔣政權驅逐的手段。但是，因找不到其他好的方法，雖然事前知道將承認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也不得已接受71年決議。 今日的台灣問題是因71年決議將蔣政權從聯合國驅逐而產生的。其結果，台灣人民全體被排除於聯合國之外，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 本來中國代表權問題是代表中國的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蔣政權的問題。也是那一邊代表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問題。然而因在韓戰與中國軍戰鬥的美國，犧牲不少美國人，終於對中國採取圍堵政策，長期繼續擁護僅統治台灣的蔣政權為中國的代表，其結果引起這異常的狀態。蔣政權若放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一瞬間中國代表權問題立刻消失，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入聯合國，蔣政權以一會員國留在聯合國，豈不順理成章。 蔣介石一直說「唯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政府為其正統政府」。這是聯合國一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然的發言，但是，美國錯誤解讀蔣介石的發言是其真正的心聲，因此美國為了確保蔣政權的席位，向聯合國提兩項決議案。 一為「造成剝奪國民政府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的任何提案都是基於聯合國憲章第18條的重要問題」，即所謂「逆重要事項指定」決議案。也就是說要將蔣政權從聯合國驅逐，必須聯合國大會3分之2以上多數同意的決議案。另一為「建議確認北京政府的代表權，同時賦予安理會5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席位。並確認國民政府繼續擁有代表權，即所謂「雙重代表制」決議案。惟「逆重要事項指定」在聯合國大會被否決，且因阿爾巴尼亞案通過，第二項提案的「雙重代表制」案無付諸表決而終了。假使美國案通過，也確定蔣政權將失去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美國不但與蔣政權有邦交，也締結安全保障條約以確保台灣。所以美國若以「阿爾巴尼亞案若通過邦交或安保條約都不得不廢除」向蔣介石施壓，使其放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蔣介石只有服從之外別無他途。其實，據說蔣政權的外交部長周書楷出席聯合國大會前的9月13日在蔣政權的幹部集會中說明「留在聯合國大會才是重要，若留在大會或野_京不會加入也不一定，縱使北京加入聯合國，我們也必須留在大會」。9月15日的《聯合報》社論謂「聯合國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大的財產，值得固守的陣地。如果輕易從聯合國脫退，不可能尋找出第2個聯合國」。當然這若無獨裁者蔣介石的允部A不可能提出這樣內容的問題。美國政府若對台灣的內部情勢稍加注意，應該會知道，可惜華盛頓對台灣的內部情勢理解不夠，昔今沒有改變。和相信中國「若不驅逐蔣政權不加入聯合國」的發言，同樣的，為促使中國加入聯合國，參與策劃驅逐蔣政權的諸國也不理解中國人。雖然其正當性備受質疑的政權，惟被聯合國驅逐的政權只有蔣政權而已，可見聯合國的席位被固守的強度。蔣政權若留在聯合國，縱使延遲幾年，中國應會加入聯合國，因為那是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聯合國71年決議通過後，翌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於2月28日發表美中共同公報『上海公報』。關於台灣問題，在此公報先記載中國方面的主張後，美國的立場表明如次。「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 的確台灣也有中國人做這樣的主張，台灣人的意願完全被忽視。當時台灣處於戒嚴令之下，如果台灣人對蔣政權的「一個中國」的論調表示異議，將立刻被逮捕，在秘密軍事法庭被判重刑，甚至被處死刑。但是台灣人已經爭取到自由民主化，台灣人的政黨獲取政權。「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已經不適合時宜。據說當初共同公報草案為「台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人民」，因美國務院的意見而改為「所有的中國人」。（戴天昭著『台灣 戰後國際政治史』行人社、2001年刊、303頁） 這是美國務院的卓見。1971年季辛吉訪問中國，與周恩來會談達10次之多，雖絕大部分的時間用於討論台灣問題，關於台灣人民的事情連一句也沒提起過。中國領導人早已忽視台灣人的意志，因為他們認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不可能的，從而應該認為美中共同公報的條項已失去效力。 後來，美國與中國互相設置聯絡事務所，惟尼克森政權到最後也沒與中國正式建立邦交，而與蔣政權繼續維持邦交以及安保條約。台灣因被聯合國驅逐，遂被排除於國際的安全保障體制外，為了阻止中國對台灣行使武力，尼克森政權不能與蔣政權斷交。這可說是美國對台灣採取「維持現狀」政策的開端。所以筆者說美國的「維持現狀」是暫時的權宜措施的政策而已。 1979年1月，美國卡特政權與中國正式建立邦交，並對蔣政權通告斷交與廢除安保條約。但是，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依據該國內法與台灣維持實質上的關係，並協力防衛台灣。這是台灣被孤立於國際社會情況下，藉美國的軍事力量以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即「維持現狀」政策的繼續。 台灣人民只要有堅定的意志，就能制定台灣憲法 蔣介石政權與尼克森政權的聯合國對策失敗，使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但是，當時的台灣人民處於不允釦憪P蔣介石政策失敗的政治環境。蔣介石的獨裁權力被其子蔣經國所繼承，迄1987年解除戒嚴令為止持續強權政治，所以在台灣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不足自不待言。因此在台灣似乎有釵h人誤解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源自中國的施壓。 依據國際法，一切主權獨立國家都具有「獨立權」與「平等權」。所謂「獨立權」為以獨立國家的身分具有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利，所謂「平等權」為不論國家的大小，以獨立國家的身分具有在國際社會接受平等待遇的權利。所以不論如何的小國，均被世界各國所承認，被承認參與聯合國為首的國際機構，世界各國之中，只有台灣不被承認具有「獨立權」與「平等權」，誠為異常的事情。 但是，因為台灣的孤立狀態已持續30年有餘，所以釵h台灣人民習慣了這種狀態，或章鼣o異常不感覺異常。又因為誤解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是源自中國的施壓，所以認為「維持現狀」也事非得已的人似乎也不少。否則，堅持「中華民國」的主張，在台灣不可能行得通，其實這種主張正是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的根本原因。 改變「現狀」開拓台灣參與國際社會之道，只有台灣人民才做得到的事。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是因為存在於台灣的國家，還在使用已經消滅的中華民國國號之故，而非否定台灣有主權者存在的事實。人民自決權是以聯合國憲章為首的國際法上承認的權利，可以說是已被確立的國際法。尤其是以A公約與B公約構成的國際人權公約，其A公約、B公約完全同文在第一條揭載「人民自決的權利」。其第一項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人民自決權正是所有人權的基本權利，所以這格外重要的條項揭載於國際人權公約第一條。 無疑台灣主權者是台灣人民，台灣人民已經以主權者行使權利，選出自己的國會議員與國家元首。台灣人民自己制定台灣憲法，廢除被國際社會視為消滅的中華民國憲法，台灣就充分具備被國際社會承認為主權國家的條件。台灣人民只要有堅定意志，就能夠制定自己本身的憲法。 為此，台灣最重要的是必須獲得美國的理解。因為那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所以只要充分加以說明，美國應該可以理解。而且那也有助世界和平，世界各國也會表示歡迎。的確只有中國會反對制定台灣憲法，像這樣為干涉內政而行使武力，國際社會應不容釭滿A萬一中國行使武力，到底能夠達到什麼。任何人都知道中國沒有渡過台灣海峽佔領台灣的軍事能力，可能的是使用飛彈攻擊台灣，如果這樣做，外國對中國的投資與技術提供將會停止，依靠其維持的中國經濟將會崩潰，中國共產黨政權將瀕臨崩潰的危機。而且必須覺悟美軍的軍事動作以及國際的制裁，中國對此了解很清楚，應不會做這種愚蠢的事才對。 台灣人民不屈服中國的威脅，舉行三次的總統選舉。無論中國何等的威嚇，相信台灣人民將制定台灣憲法，以開拓參與國際社會之道。

黃昭堂：中國談撤飛彈條件騙人的 中國只是想用謊言阻撓美對台軍售況且對台威脅又不是只有飛彈 記者范正祥專訪 總統府國策顧問黃昭堂昨天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在國家財政吃緊的情況下，連日來 台灣內部針對行政院所提軍購預算案出現不 同意見的辯論，是民主國家正常現象，不等 於害怕觸怒北京，也不能把反對軍購者都扣 帽子講成是向中國低頭。 至於香港親中媒體文匯報昨天醒目刊登所 謂「北京權威人士」的談話指稱，「如果美國不售台灣先進武器，中國可以考慮撤掉部 署在東南沿海的導彈」，黃昭堂解讀，這完 全是騙人的謊言，中國的目的只是在阻撓美 國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他呼籲世人不要上 當。 黃昭堂表示，中國對台灣的威脅，不只是 飛彈，像是中國為數將近六十艘的潛艦，也 和飛彈一樣已對台灣造成嚴重威脅。他形容「這就好像是中國拿了好幾把刀威脅台灣 ，就算是少拿一把，只要敵意未消，對台灣 還是充滿威脅。」 本身也是國防問題專家，過去垃曾數度受 邀前往參觀日本各式軍事演習的黃昭堂認為 ，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和連年不斷持續擴充 軍備，台灣確有軍購的必要。但是龐大的軍 購，勢必會對國家財政造成壓迫，不可不慎 ，因此朝野如有不同意見，透過辯論找出對 台灣最有利的決定，這也是好的事情。 黃昭堂強調，不管軍購預算案的最後發展 結果如何，台灣全民一定都要有強化國防的 決心。因為，只要台灣的國防力量強大，中 國評估侵略台灣的代價慘重，自然不敢輕犯 台灣。反之，如果台灣國防空虛，抗敵意志 薄弱，中國豈不覬覦？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4年6月8日。

軍購衛國 全民都應支持 黃昭堂：中國軍力持續擴張 軍購雖難免對財政造成壓力 但這是一定要做的 針對行政院通過重大軍購特別預算案，以 期加強反飛彈裝置與強化國軍制海 能力，總統府國策顧問黃昭堂評論 ，政府通過重大軍購特別預算案， 雖然難免會對財政造成壓力，但是 為了因應中國軍力持續擴張，維護 台灣安全，這是一定要做的事，全民應當支持。 也是國防問題及區域安全專家的 黃昭堂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指出，比 較兩岸軍力，台灣海軍的水上艦艇 ，數量和性能都不會輸給中國海軍 。但是中國的潛艦數量比台灣多出 很多，這是台灣海軍最受中國海軍 威脅的，而對付潛艦的最有效利器 還是潛艦，因此台灣海軍潛艦數量 嚴重不足的弱點確實有賴朝野支持 政府編列預算購買潛艦及反潛機來補強。他說，台灣陸軍擬採購的愛國者三型飛彈弁酮O攔截飛彈，有 別於愛國者二型飛彈，面對中國部 署數量龐大飛彈瞄準台灣，購買愛 國者三型飛彈也有其必要。 黃昭堂表示，面對中國軍力持續 擴張，軍事預算的編列更是逐年上 升，為了維護台灣安全，行政院通 過重大軍事採購特別預算案，包括 為陸軍爭取購買愛國者三型系統、 海軍購置柴電潛艦及海軍購置長程 定翼反潛機，這是一定要做的事。 他說，雖然台灣進行重大軍購難 免會對財政造成壓力，但這是為了 維護台灣安全，強烈展現台灣人民 捍衛國家的決心。 不過，黃昭堂也提醒，重大軍購 絕對會對台灣的財政造成壓力，甚 至可能會對經濟造成傷害，因此也 不能毫無止境的只靠爭取重大軍購 防衛台灣，台灣經濟的發展與強固 的心防更是防衛國家安全的重要力 量。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4年6月3日。

原住民族代表性的呈現（aboriginal representation）來自於原住民族的權利（aboriginal rights），而代表性的高低，不只意味政治權力的分享，也會透過中介的賦權（empowerment），進而左右著政治參與的有效與否，終極會影響國家體制的正當性。在這裡，我們藉由少數族群權利（minority rights）的脈絡，嘗試著去了解原住民族的有效政治參與以及代表性的呈現。

只有少數族群能行使少數否決權的特別委員會，才能讓多數族群願意向少數族群妥協。最後，我們以為，如果能讓民選的總統負責仲裁，才能真正反映「民族對民族」的夥伴關係。

制憲方式有很多好處，諸如提高台灣人民建立新國家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對世界昭示台灣人民的決心，而且能全面改變現狀，可以完成枝節修正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當然，制憲的主要阻力在於那些不知制憲重要性的人和政黨。不過支持與反對的兩股勢力較勁，今後如選民從各項大選中放棄反對制憲的政治人物，則制定新憲法之路當必會走向坦途。

黃昭堂：中華民國憲法充滿欺騙性，中華民國及憲法都不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產物在這種架構下修憲結果當然也不會是主權獨立。 (文/林朝億，原載2004-06-07台灣日報) 陳總統520就職演說時，不再提公投制憲，台獨聯盟主席、國策顧問黃昭堂接受訪問時指出，他相信陳總統是因選舉贏的票數太少，加上他想要作為一個全民總統，才會修正他選前的主張；至於陳總統提出的憲改工程，他相當悲觀說，除非是一些藍綠都認為沒有爭議的部分才可能通過；既然通過的是一些沒有爭議的條文，那麼對於解決台灣的國家問題而言，當然也就沒有任何幫助。 當全民總統不再提制憲 黃昭堂分析，公投制憲確實是李前總統挺扁重要原因。競選期間，陳水扁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也提出這種主張；當他提出後，聽到的人民更認為，這樣的候選人怎麼可以不支持呢？因此陳總統本身也受到鼓舞；不過，他相信，在陳總統內心裡，也是真的認為，台灣非得有一部新憲法不可。 他認為，選後陳總統之所以退縮，並非僅受到美國壓力，而是因為原本預期會大勝，卻僅贏三萬票左右；所以，陳總統才認為，既然要當一個全民總統，總不能執意推行他的政策而已，必須兼顧另一半沒有投票給他的人意見。也就是說，陳總統是顧慮到國內因素，才退縮的，因此，他才不忍批評陳總統選前說的是一套、選後做的又是另一套云云。 讚扁重現實不放棄理想 對於彭明敏教授認為，陳總統520談話後，正名運動的前途「相當渺茫」說法，黃昭堂說，從運動的角度看，一個運動者不能認為，運動必須先保證100％的成功\後，才要去做；只要相信這是對台灣好的堅持，就該去做，而且要有信心認為，只要繼續努力下去，就會成功\。 就這點而言，他認為，陳總統本質上是屬於「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較注重現實，不會放棄理想；只是會因為客觀環境的改變，修正的幅度相對於理想主義者來得大多了。 但是對於陳總統提出的修憲程序，黃昭堂卻不抱任何信心。他說，既然要透過任務型國代修憲，那麼高的門檻，憲改主張不能有太大的爭議性才可能通過；但是，一個沒有爭議性的憲改條文通過，對於解決台灣問題，例如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等議題，就完全沒有幫助了。 他說，中華民國這部憲法充滿了欺騙性。中華民國以及她的憲法，都不是法理上的主權獨立國家。4年前就職演說時，陳總統就說，他不會宣佈獨立，既然這麼講，那麼中華民國及這部憲法，都不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產物，而現在要在一個非主權獨立國家的憲法架構下修憲，那麼所修出來的結果，當然也不會是主權獨立。 政治庇護法台灣沒必要 最近中國打壓許\文龍，黃昭堂說，他可以理解在資本主義下，台商基於自己的利益決定他的資本流向；加上，二十世紀末期的經濟倫理上也認為，如果要去爭取該地的市場，就應該到當地生產，提供當地就業機會、增加稅收、並促進消費，以符合對方的利益。因此，我們不能認為，台商到中國投資，就是反台灣；許\文龍這樣被中國政府恐嚇，只能說是，中國想要殺雞儆猴；就台灣政府而言，我們實在沒有能力提供保護；如果說，由我們政府制訂法規，要求台商撤資，頂多只能說是反制中國政府的方式之一，就保護台商而言，功\能相當有限。 至於，中國民運分子燕鵬來台尋求政治庇護一事，黃昭堂主張，台灣沒有制訂政治庇護法的必要。他說，雖然扁政府高舉人權立國，甚至主張人權比政府還重要，不過他認為這種講法只是口號而已，畢竟國家的存在，還是比人權來得重要。曾經流亡日本三十多年的黃昭堂，以他親身經驗指出，日本政府也沒有政治庇護法，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則不斷要求日本將他遣送回台，在日本政府企圖要趕他們回台時，他們這些流亡的運動者，只好遊走法律邊緣，努力讀書，在當地就業，讓日本政府認為，這些有專業能力的人留在日本，對於日本社會而言，是有幫助的。而當時，也有日本的人權團體要求日本政府必須給予他們庇護；不過，日本的回應卻是，日本地狹人稠，如果收留政治犯的話，人口將快速膨脹、無法負擔。加上，日本如果給予他們政治庇護，在外交上會引起對方政府的反制，不符合日本的外交利益。 民運具自發性不應受資助 基於相同的理由，黃昭堂說，從個人的角度，他當然認為應該庇護偷渡來台的政治犯；不過，他還是認為，當台灣的土地是這麼狹小時，離中國又那麼近，根本無法負擔中國的政治庇護；台灣政府當然要從國家利益著眼，能做的僅是協助他們到第三國居住，而不是去制訂一部政治庇護法綁住自己政府的行政權。 台灣政府是否應該提供中國民運人士資金，黃昭堂以他個人的親身經驗加以反對。他說，在日本流亡時期，國民黨也抹黑他們受到CIA的協助；基於相同的邏輯，如果當全世界還是以國家對國家作為互動的主要單位時，中國民運人士接受台灣政府的資金，當然會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民主運動有其自發性，不應該受到外國政府的資助，運動者也該體會，唯有在艱辛的環境下鍛鍊才可能產生高貴的情操。 至於中國如果民主化後，對台灣的威脅性是否會減少，黃昭堂說，這個沒有必然性。民主(Democracy)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兩回事，沒有絕對的必然性；能不能降低對台灣的威脅性，關鍵還是中國人民是否會放棄「大中國」心態以及所跟隨而來的民族主義。頂多只能說，在民主政治體制下，如果要採取軍事行動時，比較會受到人民的約制而已。

美國的「一中政策」該檢討了美國國會成立的「美中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日前發佈一份報告，要求美國國會和政府重新評估一個中國政策，在考慮中國和台灣都有改變的基礎上，美應重新思考這個政策的成敗、未來的可行性，或者美國需要改變以配合對台灣國防的協助以及美國如何協助台灣突破中國圍堵所造成的國際經濟孤立。這份報告指出，中國最近對台港的行動，使人質疑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以及推動香港自治的承諾，當中國日漸強大，亞洲鄰邦擔心美國已因反恐戰爭而在這個地區失去焦點。 這一份報告書可說是遲來的正義，卻一針見血。一九七○年代東西冷戰方興未艾，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通過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其內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在聯合國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即時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以及在聯合國的一切機構驅逐」。所以中華民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而消滅了。美國為了聯合中國對抗蘇聯，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派其特別助理季辛吉秘密訪問中國兩次，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於二月二十八日發表美中共同公報『上海公報』。在這一份公報中，美國表明其立場謂「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美國政府對於這一立場不提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一九七九年一月美國卡特政權與中國正式建交，其建交公報及八一七公報也重申這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但是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藉美國的軍事力量協力防衛被孤立於國際社會的台灣，並以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這顯然是東西冷戰的產物，也是暫時的權宜措施。但是，迄今該政策已持續三十幾年卻看不到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戰略。 台灣若一直處於國際孤立的狀態下，台灣海峽的危機將日趨升高。中國不斷擴張軍備，配置近五○○顆飛彈瞄準著台灣，並威嚇台灣若不接受「統一」不惜行使武力。 將來中國成為強大的軍事大國，萬一發生以武力侵攻台灣的情形，美國勢將被迫和中國戰爭或者放棄台灣兩者非選擇其一不可。當然美國都不願面對任何選擇，因為亞太地域的和平與安定將會崩潰，日本和東南亞諸國也將面臨重大的危機。 台灣的人口約二、三○○萬人，在世界一九二國之中居第四十一位，面積約三六、○○○平方公里，介於比利時和荷蘭之間的廣度，國民所得約一三、○○○美元，佔世界第二十五位的經濟先進國，而且是一個人權受保障的自由民主國家。這樣的台灣為什麼非繼續被排除於國際社會之外不可呢？台灣若被國際社會承認為主權國家，則不允酗什篧鴷x灣的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台灣將得以確保安全保障。 無可諱言，「一個中國」的政策，完全漠視台灣人的意願。現在台灣人已爭取得人權、民主、自由，台灣人的政黨在人民直選下也獲取政權，「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已經不合時宜至為明顯。 總之，美國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並助台灣一臂之力參與國際社會，此其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