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台灣的安全保障，一年來由於「外交休兵」有主權日漸流失的情形，接踵而來的是，目前經濟安全保障問題躍上檯面。馬英九全面性向中國傾斜，外資撤退，選舉期間標榜的「愛台灣十二項目建設」不見蹤影，代之的是要與中國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CECA），但受到輿論批評後改作「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民間對這種舉措深感不安，當局製造民調來支持，4月21日『自由時報』以大篇幅報導「爭議民調」問題。 中國系的『中國時報』在4月15日以大標題刊載「克魯曼：兩岸簽署ECFA是好事」，製造假資訊，蓋克魯曼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有其權威性。針對此事，『自由時報』在4月17日刊出「還原現場，克魯曼沒說簽ECFA是好事」一文，另又刊載「克魯曼談ECFA原文的中英對照」以辨虛、實。『中國時報』以詭辯反撲，俗語說的好，「白布染成黑」是最好的形容。對這樣的詭辯，金恆煒先生有一短文「『中時』『說謊』，還敢大聲！」刊載4月19日的『自由時報』。 台灣有超過一甲子的時間，常常有媒體「製造資訊」以愚弄大眾，但這樣的媒體沒有受到有關機構的監督，因為它附和「體制」，故可以愚弄國家的主人──人民。 話說回來，一般對於整個月來報紙所刊ECFA與馬政權的真義已經弄糊塗了，本期有陳國雄先生的撰文，提供讀者參考。 ※　　　　※　　　　※　　　　※ 2008年11月美國國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的年度報告，有許多內容直接關係到台灣的國防、外交、經濟等等的安全問題。 舉例來說，「外匯存底」是「主權國家基金」，通常的情形是不能任意使用的，但中國前後以三億美金收買與台灣有長期外交的哥斯大黎加；這種情形，國人大多不知情。這一篇報告警告美國的金融機構、軍事產業、高科技企業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收買的情形。 文中又提到「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是直屬中國最高機構的國務院，諸如此類的投資公司難於防範。馬政府一意開放「中資」，經濟部長尹啟銘在4月23日表示：「中資認定門檻為『持股五十% 』……」云云；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中資經第三地轉投資來台持股比率應在三十%為門檻」，以上引文皆見4月24日『自由時報』。尹某會帶來如上舉的委員會所警告的危機自不用說，賴某的第三地轉投資不也是鴕鳥政策，裝作視而不見，適如該委員會的警告。 文中對於馬政府「外交休兵」放棄「主權國家的地位」作為前提，冀能參加國際組織的情形也很清楚。 以上只不過舉幾個例說明此報告對台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唯該文的原文長達四百頁，今見古森義久先生有摘要文章，特別委請本會理事蔡焜燦先生取得同意，譯成漢文，以饗讀者。 ※　　　　※　　　　※　　　　※ 國人目前對於執政者帶來的國家危機已目不暇給，很少對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全球的情形會怎樣、對台灣的生存有甚麼影響等，加以思考；即使是有心人，也非個人能力所及，必須有一機構還能長期的觀察和評估，纔能做到。 有鑑於此，特別請翻譯家嚴孝亮先生翻譯「2025全球趨勢」一文，作為參考。該文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屬下的國家情報議會（NIC）領導的研究群，所做的報告。唯所譯的報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必須在此向讀者交代。 此篇報告與上文介紹的美國國會報告都有說明研究機構與研究過程，此足以提醒台灣執政者應有超黨派且隸屬於國家的政策研究機構，而這樣的機構應不只是一個。目前對中國的政策，懷疑是出於幾個寡頭的決策，而且是對敵國有不可解的情結者所做的決定。 ※　　　　※　　　　※　　　　※ 中華民國在1979年與美國斷交，這不只是國與國的斷交，另一方面因為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不再承認中華民國（ROC）代表「中國」的身分。 但美國為繼續保障台灣的安全，乃制定「台灣關係法」，但美國與ROC既無邦交，又不承認其為國家，因此ROC不能成為交涉的對象，所制訂的「台灣關係法」成為國內法。 今年是台灣關係法三十週年，透過本會理事張旭成先生邀請到美國亞洲問題的專家葉望輝（Stephen J. Yates）先生專題演講「從台灣關係法三十週年看台、美、中關係」。 這一場演講是在三月十六日舉行，與現代文化基金會合辦，其內容由陳國雄先生整理，在本期刊出。 這一場演講的內容極為重要，因為「台灣關係法」的制定在三十年前，三十年來的時過境遷，大環境的世界局勢已改變，台、美、中各國的國情也已改變。目前面對的新危機，葉望輝先生誠摯的表白，不因客人而敷衍其詞。甚至直率指出馬政府急推ECFA引發爭議，應按照民主程序解決，如果雙邊政府要簽訂重要協定，台灣當局應先獲得人民與國會支持。總之，這一篇演講詞是關係台灣前途，是不能不留意的文章。 以上是本期的出版說明。 鄭欽仁

二月底，馬英九總統將備受爭議的CECA改名ECFA，經濟部長尹啟銘立刻取其台語諧音為「ㄟ擱發」，強力推銷與中國洽簽ECFA的必要性。遺憾的是，馬政府以不實數據欺瞞大眾，誇大ECFA之利，隱匿ECFA的更大不利，台灣有喪失經濟自主權之虞，ECFA未必「ㄟ閣發」。而且，ECFA更以「一個中國框架」為政治前提，事關台灣主權，理應交由公民投票。   ECFA引發各界疑慮 今年初開始，政府宣示將與中國洽商「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CECA），引發社會爭議後，馬政府突然改口推動洽簽「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但對CECA或ECFA卻始終語意不明，直到4月初，才由經濟部國貿局發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Q&A」，陸委會也釋出「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政策說明」。 根據國貿局答客問的內容，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是規範兩岸之間經濟合作活動的基本協議，英文暫稱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協議內容包括商品貿易（含關稅和非關稅）、服務貿易、投資保障、智慧財產權、防衛措施、經濟合作，以及經貿爭端的解決機制等。協議內容不會涉及經貿以外的議題，未涉及主權或政治問題。而所謂「架構協議」，就是在簽署正式協議之前所擬定的綱要，並就雙方最急迫且獲有共識的工業品項目減免關稅，這部分稱為「早期收穫（Early Harvest）」，所以「架構協議」乃是一種過渡性的機制。 答客問的內容一味強調ECFA對特定產業之利，對其他產業不利之處則絕口不談。現實上，任何經貿開放及合作，必然有利有弊，但馬政府總是誇大其利而隱匿其弊，徒增各界疑慮，難以取信大眾。   誇大「東協加一」的衝擊 國貿局的說帖指稱，從2010年起，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將成立自由貿易區，雙方絕大部分產品將實施互免關稅，而台灣輸入大陸產品還要適用5%至10%的關稅，競爭力將大幅削弱，我外銷企業在高關稅障礙下，可能被迫外移，無力外移者勢將關廠，嚴重衝擊我勞工就業機會與生活。「東協加一（中國）」、「東協加三（中國、韓國、日本）」對台灣經濟衝擊極為可觀，不僅經濟成長率可能下降近1%，而且將喪失數以萬計的工作機會。說帖以石化、機械產品為例，我出口分別各有43%及27%銷往中國，分別被課平均6.5%及8.23%的關稅，將嚴重衝擊我對東協產品的競爭力，這兩個產業各有約5.7萬和32.7萬的就業人數。 然而，根據台經院副研究員洪財隆的分析，有關「東協加一」對台灣經濟的衝擊，並沒有馬政府所說的那般嚴重。以下分為五點來談： 首先，就國際關務所通用的HS六位碼（1988年1月1日由「關稅合作理事會」制訂的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是國際共用的貨品分類系統）而言，台灣出口到中國前一百大產品當中，與東協出口到中國前一百大產品有重複的項目，介於11項（越南）到32項（新加坡）之間。其中有五項被中國列為敏感產品或高度敏感產品，關稅減讓幅度較小，自由化時程也比較慢，並非從2010年開始，關稅就會降到零。 其次，由於中國在加入WTO時也已簽署「資訊科技協定」，所以出口到中國的電子資訊相關產品，絕大多數產品均免關稅。因此，台灣出口到中國的前一百大產品當中，與印尼出口到中國前一百大重複的只有7項、越南8項、泰國13項、菲律賓14項、新加坡則有21項，重複率極低。 第三，在這些重複的產品當中，主要是集中在石化與塑化相關產業，但台灣這類產品具有一定的品質優勢或產品差異性，競爭力大多高過東協國家，即使面臨5%到10%關稅的不利局面，也不容易被立刻或完全替代。 第四，多數中間產品或零組件的貿易都有退稅制度，也會進一步降低台商因關稅差別待遇的不利影響，台灣出口到中國的九成以上產品皆屬此類。 第五，多年來台商對外投資的第一與第二位，就是在中國和東協各國，許多大企業已紛紛採取兼顧市場與風險的投資策略，又再度降低「東協加一」對台灣產生的副作用。 綜合上述，可見「東協加一」對台灣的整體影響確實有限，不是像政府所說的那般誇張。   「東協加三」極可能破局 此外，國貿局的說帖把明年即將實施的「東協加一（中國）」與可能破局的「東協加三（中國、韓國、日本）」混為一談，企圖矇騙大眾。 其實，東協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洽商自由貿易協定（FTA），與日本的部份於今年生效，與中國的部份明年生效，與韓國的部份則還在談判當中。至於「東協加三」的FTA，雖然中國相當積極，但是由於日本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區域影響力心存顧忌，而日本目前想要經貿結盟的首要對象是澳洲與印度，研判「東協加三」在短期內成局的機會並不大，甚至不會成局。但是馬政府卻以未定之天的「東協加三」來誇大對台灣經濟之衝擊，以便威脅國人接受與中國締簽ECFA，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法有失政府的公信力。   簽ECFA不保證可與東協簽FTA 另外，政府也想製造假象，讓民眾誤以為只要與中國簽ECFA，台灣就可以和東協簽FTA。其實即使台灣與中國簽訂ECFA，不表示台灣就可以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這根本就是兩碼事。東協與任何國家簽FTA，乃是採取「共識決」，除了中國的態度之外，也必須獲得其他東協國家的認同及接受。而且，申請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必須經過正式程序，時程也相當冗長。目前的進程是「東協加一」，之後還有「加三」與「加六」（再加印度、澳、紐），台灣不可能馬上跳到「東協加七」。 更何況，過去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FTA的最大障礙，乃是來自中國的反對。如果台灣與中國簽訂ECFA，能夠保證中國不再公然或暗中反對嗎？而且最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台灣和中國簽訂ECFA之後，卻一直無法跟重要經貿夥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也不能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則台灣經貿發展的方向勢將更向中國傾斜，包括原本可以留在台灣的資金，將會大量流向中國，使台灣失去經濟自主權，必須以中國的馬首是瞻，屆時屈從北京的政治意圖，將是無可避免的結局。這種後果原本就是中國的目標，北京當然會繼續從中作梗，使台灣無法與其他國家簽FTA。   得失之間應審慎評估 經濟合作談判乃是一種互惠的條件交換，無論FTA或CECA或ECFA，都是「給與取」（give and take）相互開放市場的談判。換言之，如果你要從中國取得優惠待遇，台灣也必須對中國相對開放市場。目前台灣對中國禁止或限制進口的農工產品有兩千六百多項，一旦ECFA談判啟動之後，單單這些項目的「優先檢討」，就足以讓本地產業受到相當衝擊，連帶影響到中小企業、弱勢產業及藍白領勞工的就業機會。 今年2月12日，六大工商團體建請政府儘速與對岸中國簽訂綜合經濟合作協定（CECA）。站在企業界的立場，如果政府可以提供更大的優惠政策，受惠的產業當然會盡力爭取。然而如果政府對特定產業提供的優惠政策，是以犧牲諾大弱勢傳統產業的存活為代價，這是極為不公也是極其殘忍的作法。 其實，如果政府真有誠意要解決石化相關產業因「東協加一」而蒙受的不利影響，應可要求中國先就貿易不公平待遇（尤其是非關稅貿易障礙）予以檢視或進行相關談判，大可不必將更多就業人口的弱勢傳統產業拖下水。 無可諱言，「東協加一」對台灣產業的確會有衝擊，如果兩岸簽訂ECFA，台灣也會得到一些好處。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台灣必定也會付出代價，政府不可只講利益，不談代價。得失之間，必須審慎評估。   政府誇大24倍的失業 3月12日，部分石化業者到立法院陳情，聲稱東協各國即將相互免除關稅，兩岸若不簽ECFA，石化業將近50萬就業人口生計將受影響。但是，官方在不久之前所提的失業數據卻是11萬4千人，且根據主計處資料，去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為618.9萬人，其中石化工業包括：化學材料製造業受僱員工7.5萬人、化學製品製造業6.8萬人、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1.5萬人、橡膠製品製造業3.4萬人、塑膠製品製造業15.2萬人，合計石化工業受僱員工總數為34.4萬人。可見部分石化業者聲稱的50萬就業人口受到影響，純屬膨風。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報告，「東協加三」對台灣總體經濟產生的影響，短期GDP只會下降0.05%，長期則是下降0.98%；出口方面，短期造成台灣出口量下降0.66%，長期則下降1.58%。另據前經建會主委陳博志的分析，政府提出11萬4千人失業的那份研究報告的假設，並非現在的實際情況，如果以實況套入那份研究的模型，失去工作的人數不到11萬4千人的二十四分之一，也就是5,000人以下。換言之，馬政府至少把失業問題擴大24倍。不僅如此，該研究的計算基礎乃是「東協加三」的情況，比明年「東協加一」的情況硬是膨脹了五倍。而「東協加三」是否成形，仍在未定之天，很可能是遙遙無期。可見政府為了推動與中國簽訂ECFA，不惜濫用誇大的數字來欺瞞並恐嚇人民，很不正派。   簽ECFA將增加12.3萬人失業 資料顯示，簽訂ECFA/CECA之後，對台灣各項產業造成的影響，受衝擊的從業人數高達428萬人，將增加122,900人失業，其中衝擊最大的行業包括：電機及電子業58,855人，農牧業21,643人，非鐵金屬及加工製造業10,598人。 根據主計處資料，去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618.9萬人，其中製造業受僱員工約250.4萬人。馬政府急著與中國洽簽ECFA，主要是為了石化、機械及紡織業的利益，但製造業受僱員工高達250.4萬人，扣除石化工業34.4萬人、紡織業10.8萬人、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28萬人，其餘產業的受雇員工還有177.2萬人，這些人的就業受到衝擊又該怎麼辦？何況除了製造業之外，農林漁牧業就業人口還有53.5萬人，即使政府承諾不新增中國農產品開放進口項目、不開放「免關稅」進口，卻未承諾不調降農產品進口關稅，未來中國農產品因關稅減讓而大量進口，這些農業就業人口也會受到衝擊。 為了不影響石化、機械及紡織業的利益，與中國簽訂ECFA，卻讓其他產業勞工及農民失去工作，難道不是因小失大的賠本生意嗎？馬政府標榜「對人民有利」的口號，原來不只「空話」，還是一句「反話」！   ECFA將擴大「低就業、低工資、低成就」惡果 根據市場資料，台灣製品在國內的市場佔有率，從公元兩千年的九成，掉到今年的兩成五。中間被進口貨品、尤其中國廉價及低劣產品搶佔六成五，這是造成台灣勞工大量失業的根源，也是國內勞工實質薪資近十年來出現零成長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 台灣內需市場非常有限，屬於淺碟型市場，而中國有些省份或是某項產業的月產量，可能就超過台灣的年產量。在懸殊供給量能的情況下，中國製品以量制價、攻城掠地，台灣產品根本難以競爭，終將工廠關門，勞工跟著失業。 現在如果再與中國簽訂ECFA，不僅會衝擊弱勢傳統產業，更嚴重的是造成失業進一步惡化。而且，根據國際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當兩國密切往來時，兩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將會拉近。以往中國挾著低廉土地與薪資的成本優勢，已逐漸拉近台、中兩地的薪資水平，台灣碩士生過去就業平均起薪至少32,000元，現在只剩27,000元。更需要憂心的是，中國不僅人口眾多，地理、風俗、語言又與我國最接近，所發揮的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道更強。如果兩岸再簽ECFA，恐將造成另一波產業外移潮，就業機會更萎縮，勞動薪資會被中國進一步拉平，屆時台灣勞動者將面臨「低就業、低工資、低成就」的三低惡果。   「三不三要」先破功 馬政府極力鼓吹ECFA，但迄今為止，均未提出具體內容。面對社會質疑，行政院長劉兆玄在立法院答詢時，提出「三不三要」做為ECFA的談判原則。三不就是「不矮化主權、不再開放農產品、不開放大陸勞工」，三要則是「要透過協商解決關稅問題、要同時與東協或其他貿易夥伴洽談自由貿易協定、要在WTO精神架構下擱置爭議」。 此外，經濟部長尹啟銘也表示，只要是本土弱勢、傳統產業，前期都可以不開放，與中國簽定ECFA時，一定會訂定救濟防衛機制，保護這些產業。有關對弱勢產業的「因應措施」，則包括不列入早期收穫項目、爭取開放調適期十年至十五年、政府輔導措施繼續辦理、貿易救濟措施等。 綜觀馬政府對簽訂ECFA的期待，只談企圖向中國謀取的優惠，卻閉口不談台灣必須付給中國優惠的代價，若非太過天真，就是打算欺瞞民眾。其實ECFA尚未簽訂，「三不三要」已經先行破功，情況列舉如下。 […]

編譯   2008年11月下旬美國國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發表年度報告。此報告關係台灣的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等的安全保障，受到重視。 但是該報告原達四百頁，取其方便，適有古森義久先生撰有一篇摘要刊載今年（2009）年3月的日本月刊will。本會理事蔡焜燦先生與古森先生是舊識，透過蔡先生取得作者的同意，譯成漢文，提供關心國是的人參考。古森先生在卷首，首先介紹「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這也是國人應該知道的機構。 古森義久（Komori, Yoshihisa）先生，現任產經新聞駐華盛頓編輯特別委員。1941年生。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留學美國華盛頓大學。歷經每日新聞記者、華盛頓特派員等，1987年任職產經新聞。擔任過駐倫敦、華盛頓支局長，初代駐中國總局長。著作甚多。尤其對中國有深刻的認識。今得以翻譯，謹謝兩位先生。 ─ 譯者 ─ 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 美國在歐巴瑪政權之下如何對付中國？ 在美國對中政策與結果之下的美中關係之起伏與對日本來說有重大意義，自不待言。 要暸解美國對中國最新的認識與態度，最有價值的是去（2008）年11月下旬正式發表的報告。此即美國國會的超黨派政策諮詢機構「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的2008年度報告。 美國的中國研究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其範圍與深度都超過日本，而且銳利活潑。在許多致力研究中國的組織之中，此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是範圍最廣、最深入的機構。 2001年創辦的該委員會其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調查美中兩國的經濟關係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保障之影響」。因此不只是探討中國方面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金融甚至能源政策等廣大領域都是注意的焦點，其各種動向對美國安全保障有什麼意義，一一加以探討，並將其結果提供議會與政府的政策參考。 該委員會的構成是由聯邦議會的民主、共和兩黨的有力議員推薦對中國的專家十二人擔任委員。這些委員親自到中國調查之外，還由政府的國防總部、財政部、中央情報局（CIA）、國務院等諸有關連的機構獲得情報。進而鎖定個別的具體課題召開公聽會，針對課題招喚專家為證人，聽取報告，並要求提出資料。 2008年度報告的基礎調查活動，委員會不只到中國本土，還訪問香港、台灣、韓國與日本，與這些地域的官民之有關中國問題者面談。 公聽會將近有一年的時間召開九次，其中一次是在由中國輸入海產物現場的Louisiana州召開的。其餘八次是華盛頓聯邦議會為舞台。出席這些公證會的證人合計有九十二人。 原來這個委員會的設計是對中國以及美中關係專門的委員，按照各人的分野招喚專家、聽取報告。 這個調查委員會最大特徵之一是搭配民主、共和兩黨的思考與見解，具有超黨派的性質。十二個委員有六人是由民主黨，其他六人由共和黨的議員任命的。 現在的委員長是中國軍事問題專家Larry M. Wortzel，由共和黨前眾議院議長Ｊ. Dennis Hastert推薦的；副委員長Cardyn Bartholomew是中國人權問題與通商問題的專家，由民主黨的現任眾議院議長Nancy Pelosi任命的。 只從這兩位委員看來，推薦方面的議員是保守與自由派，有顯明的對照；但委員會全體來說，包羅很廣。 因為這樣，政權由布希轉變為歐巴瑪，即使議會的民主黨方面的議席增加，該委員會本身具有強有力的角色並沒有改變。   年度報告書的主軸 接著年度報告的內容介紹如下。 這報告是2008年該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分析，總括的建議。該委員會除了這正式發表的報告書之外，另有對政府諸機關與參眾兩院議員提出的秘密報告書。 年度報告全部內容之中主要調查結果有以下諸點。 ─、中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受中國當局的操作，不當的壓低。 ─、中國為追求政治與經濟利益所使用的手段，竟然運用主權國家資產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 SWF , 簡稱國家基金）。 ─、中國為高度技術製品的交易與開發，違反向來的規範在進行。 ─、中國海產食品的對美輸出，威脅美國國民的健康。 ─、中國的活躍開始引起世界能源供應的遽變。中國二氧化碳的排出量也急遽增高。 ─、中國涉及大量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嚴重問題。 ─、中國用各種新手段強化外交的影響力。 ─、中國對韓國、日本、台灣關係的起伏，對美國具有很大的意義。 ─、中國侵入美國的電腦系統以及對太空的動向，已經構成威脅。 ─、中國對其國內新聞媒體以及網路的制限，引起國際上的擔憂。 […]

嚴孝亮 譯   藉由識別關鍵趨勢、推動這些趨勢的要素、它們的可能走向，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方式，我們編集完成《2025全球趨勢：轉變的世界》。其中使用多項案例，來解說在此研究中所檢視諸多推動要素（例如：全球化、人口統計、新勢力的崛起、國際機制的衰退、氣候變化，以及能源的地緣政治）可能彼此互動，進而對未來決策者形成挑戰與機會的多種情況。就整體而言，此研究更貼近於說明塑造事件的要素，而非預測將會實際發生的事件。 藉由檢視可能會對未來事件與發展形成重大影響的一些變數，此研究企圖協助讀者辨認指示事件走向的路標，並識別以政策介入的做法，改變或鎖定發展軌道的機會。我們所希望傳達的訊息之一是：「如果您對事件的走向樂觀其成，就應該採取及時行動來維持它們的正向軌道。如果您不滿意事件的走向，則需要發展並實作政策以變更其軌道。」例如：本報告對於擺脫石油之轉變的檢視，即說明了不同的軌道將會對特定的國家造成不同的結果。更為重要的訊息則在於領導才能的重要性。趨勢並非永遠不變，即時與明智的介入能夠減少負面發展的可能性與嚴重度，並能增加正面發展的可能性。 《2025全球趨勢》是「國家情報議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所領導之工作（致力於識別可能塑造未來十年或更久之後，全球事件的關鍵推動要素與發展）的第四期成果。其成果和產生過程均受益於前期所獲得的經驗。每個版本的《全球趨勢》都匯集了更大量與更多樣的專家社群。我們的第一期工作，專注於2010年，主要依靠「美國情報社群」（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內部的專才，並涉及了美國政府和美國學術社群的其他單位。在《2015全球趨勢》，我們則與更大量和更多樣的非美國政府專家團體共事，他們大多數都是美國公民。 在第三期的《2020全球趨勢》，藉由在五大洲召集六場研討會，我們大幅擴張了非美國專家的參與。我們也增加了在美國所舉辦會議的次數，並以更多形式進行這些會議。這些集會使我們更加了解特定趨勢及其推動要素，以及全球不同地區專家對這些要素的見解。 過去的每一期工作都產生了更有趣與更具影響力的報告。全世界針對《2020全球趨勢》的回應可謂非比尋常。該報告已經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政府辦公室中多有就此爭論，在大學的課程中也都予以討論，而且是許多國際事務社群會議的起始議題。無數專家與民眾都已審慎閱讀過這份報告，並且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批評。 為了針對先前報告所引起的興趣乘勝追擊，以及囊括更為廣泛的專才，我們再次修改了產生《2025全球趨勢》的過程。除了依然增加更多美國本土及國外非美國政府專家的參與，以發展出目前研究的基礎架構，我們還透過網際網路，與全美和其他多個國家的參與者共用多份草稿。這一期的《全球驅勢》是目前為止最注重協同合作的，這種做法使其獲得更好的成果。而且，對於數以百計致力於這項工作，奉獻出大量時間、智慧與精力的人們，我們都懷有無盡的感激之情。 如我們先前就塑造未來全球趨勢的觀察，編集《2025全球驅勢》的程序及其附帶利益，和最終的成果一樣重要。隨著編集報告而產生的觀念和獲得的深刻見解，已經使無數分析師的工作內涵更為豐富，並已納入到由「國家情報議會」和其他「情報社群」機構發佈的無數分析作品中。根據傳聞，這些觀念和見解，對於非美國政府員工參與者的想法與工作也都有所影響。我們對於這種相關的有益效果引以為榮，並期待當更多人有機會閱讀此版本的《全球趨勢》並給予反應時，將會擁有更為豐盛的收穫。 許多人員都對《2025全球趨勢》的編集有所貢獻，不過最重要的則非馬修‧布羅斯（Mathew Burrows）莫屬。他的智慧天賦與管理能力對於此報告的產生至關緊要，此報告的所有相關人員都應該向他表示謝意。馬修本人在下一頁的感謝名單中列出了具有特殊貢獻的其他人員。其他還有許多人都有重要貢獻。沒有所有參與人員的支援，我們就無法產生此版本的《全球趨勢》。我們衷心感謝因為這次協同合作而促成的夥伴關係和友誼。   C. 湯瑪士‧芬格 國家情報議會主席  執行摘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架構的國際體系，由於新勢力的崛起、全球化的經濟、相對財富與經濟力量從西方至東方的歷史性轉移，以及非國家參與者的擴大影響，到了2025年將會不復以往。彼時，國際體系會是全球多極的，而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力量[1]的差距會持續縮短。與民族國家之間勢力變化同時發生的，會是各種非國家參與者（包括商業、族群、宗教組織，以及犯罪網路）勢力的增長。不僅參與者發生改變，就連促成持續國際繁榮的重要跨國問題，也都會具有不同的範圍和廣度。已開發世界中的高齡化人口，能源、食物及水資源的增加限制，以及對於氣候變化的憂慮，都會讓這史上空前的繁榮年代有所失色。 歷史上，新興的多極體系往往不如單極或兩極的體系穩定。儘管近期的金融劇變可能會使許多進行中的趨勢加速進展，我們不認為目前正走向國際體系的完全崩潰（在1914~1918年早期全球化停頓時所發生的狀況）。然而，未來轉變為新體系的20年確實充斥著危機。當然，策略上的對抗最可能在貿易、投資及科技創新和收購的方面出現，不過我們也無法排除如十九世紀般的軍備競賽、領土擴張，以及軍事敵對狀況。 正如我們用來說明多種可能未來的一系列插圖，整篇故事並沒有明確的結局。雖然美國應該依然會是最有力的單一參與者，美國的相對力量（即使是在軍事領域）卻會衰退，而且美國的影響力也會更受限制。與此同時，無論是國家或非國家的參與者，能夠或願意承擔重任的程度都尚未明朗。從舊秩序到未成形新秩序的不完整轉換，將會讓國際體系備受壓力，決策者與公眾都將需要因應多邊合作的增長需求。   推動經濟成長的新興角色 就規模、速度及流向而言，目前進行中的全球財富與經濟力量轉移，大致上是從西向東的，這在現代可說是史無前例。這種轉移出自來兩個源頭。首先，油價與物資價格的高漲為波斯灣國家和俄國帶來意外之財。其次，較低成本與政府政策的結合，已經讓製造業與一些服務業的重心移至亞洲。 巴西、俄國、印度及中國（依開頭字母合稱BRIC）的成長預估顯示，到了2040~2050年之間，他們的集體GDP將會等同於原始G7的全球GDP佔有率。在未來的20年內，中國對全世界的影響會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到了2025年，中國將會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會是主要的軍事勢力。它也可能會是自然資源的最大進口者和最大的污染者。印度應該會繼續享有相對快速的經濟成長，而且會尋求讓新德里成為多極世界中的標竿之一。中國和印度必須決定參與全球事務的意願和能力可達到何種程度，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俄國擁有在2025更加富裕、強大、自信的潛力。其條件是要對人力資源投資，讓經濟擴張和多樣化，並與全球市場整合。另一方面，如果無法採取這些措施，而且石油與煤氣價格都維持在每桶50~70美元的範圍，俄國也可能發生顯著的衰退。根據預測，其他國家都無法躍升至中國、印度或俄國的等級，而且也無法抗衡它們的個別全球影響力。不過，我們也預期看到如印尼、伊朗及土耳其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增長。 就大局而言，中國、印度和俄國都不會在自我發展方面遵循西方的自由模式，而是會使用不同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模式。「國家資本主義」這一鬆散名詞的用意，是要描述讓國家扮演最重要角色的經濟管理系統。其他新興勢力，如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也都使用國家資本主義來發展它們的經濟。然而，俄國，尤其是中國，由於它們的幅員和「民主化」的手段，跟進這條道路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深遠。即使進步緩慢，而且全球化讓許多最近民主化的國家都蒙受社會與經濟壓力，進而可能減弱自由的機制。對於它們加深民主化的長期前景，我們持續秉持樂觀的態度。 其他許多國家則會在經濟上更為落後。南撒哈拉地區（Sub-Saharan Africa，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依然會是最脆弱的區域，無論是經濟混亂、人口壓力、內戰及政治紛擾都可能頻繁發生。儘管針對物資的全球需求增加，南撒哈拉地區會是主要的供應地，當地的居民卻不太可能獲得顯著的經濟利益。持續物資價格高漲所帶來的意外之財，可能會進一步讓許多區域中腐化或設施不良的政府深陷泥沼，進而減少民主和市場機制改革的可能性。雖然在2025年，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將擁有中階收入，其他國家，尤其是長期擁抱民粹政策的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則會一路落後。像海地之類的國家甚至會變得更加貧窮和難以治理。總之，拉丁美洲將會繼續在經濟競爭力方面落後於亞洲和其他快速成長區域。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將在實際上佔有未來20年的所有人口成長，西方則會出現低於3%的成長。日本和歐洲會在國民平均財富的方面，更加拉開與中國和印度這些新興勢力的差距。不過由於工作年齡人口規模的縮減，他們也必須努力維持健全的成長率。美國會是已開發世界中人口高齡化的少有例外，因為它將出現較高的出生率和更多移民。試圖從較弱勢國家移居到較強勢國家的移民應該會更為增加。 在目前的「不穩定弧線」中，具有年輕年齡結構的國家數目，預計將會減少多達40%。維持的年輕化國家中，四個之中會有三個位於南撒哈拉地區。剩餘的國家則幾乎都會位於中東的核心地帶、散佈在南亞與中亞之間，以及在大平洋島嶼上。   新的跨國議題 資源問題將在國際議題中分外突出。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成長，雖然在其他許多方面都具有正面意義，卻會對一些高度策略性的資源持續施壓，這些包括能源、食物及水資源。而且需求將會輕易超越未來十年的一切供給。例如：非「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液態碳氫化合物的生產，也就是原油、液態煤氣，以至於瀝青砂之類的非傳統產品，都無法配合需求等量成長。許多傳統能源生產者的石油和煤氣生產都已經下降。在其他地方，如中國、印度和墨西哥，這類生產則已近乎停擺。能夠大量擴充生產的國家將會減少，石油和煤氣生產會集中在不穩定的地區。由於這點和其他因素，全世界都會處於從石油變成天然煤氣、煤和其他替代品的基礎能源轉變時期。 世界銀行估計由於世界人口的成長、富裕度的提高，以及更大量中產階級對西式飲食的偏好，在2030年對食物的要求會提高50%。穩定水資源供給的缺乏（尤其是農業用水）則會達到嚴重的比例。而且由於快速的全世界都市化和未來20年增加的約12億人口，這項問題還會更加惡化。在今日，專家們將合計約6億人口的21個國家，視為農地或淡水不足。由於持續的人口成長，到了2025年，則會有合計約14億人口的36個國家落入此一範疇。 根據預測，「氣候變化」會使資源的匱乏更為惡化。不過，氣候變化的影響會因區域而有所不同。一些區域會開始因為有害效果而受害，尤其明顯的會是水資源的缺乏和農業生產的損失。由於集中在開發中國家（尤其是在南撒哈拉地區）的不均衡衰退，時間一久，農業生產的區域性差異會越來越明顯。多數經濟學家都預測這些農業損失會在本世紀末造成嚴重衝擊。對於許多的開發中國家，減少的農業輸出具有毀滅性。因為農業佔有它們經濟的一大部分，而且它們的許多人民都僅處於存活的邊緣。 「新的科技」可以再度提供解決方案，例如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可行替代品，或是克服食物和水資源限制的方法。不過，目前所有的科技都無法就需要的規模取代傳統的能源結構，而且在2025年，新的能源科技可能還無法商業化和廣泛散佈。科技創新的進度會是關鍵所在。即使有偏好生化燃料、清潔煤碳或是氫動力的政策和資助環境，轉變到新的燃料依然會緩慢費時。在歷史上，主要的科技都有「延遲採用」的情況。在能源方面，最近一項研究發現，一項新生產科技平均需要25年才會被廣泛採用。 儘管目前認為機會不高，我們依然無法排除在2025年完成「能源轉變」，進而節省能源基礎結構全面翻修耗費的可能性。在此期間，相對快速和價廉轉變的最大可能，來自於更好的可更新發電來源（太陽能與風力），以及電池科技的改進。運用這些科技，個別計畫的基礎結構成本障礙將會降低，進而讓許多小型的經濟參與者都能夠發展自己的能源轉變計畫，以直接照顧自身的利益。例如：為家庭和辦公室供電的固定燃料電池，為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充電，以及將能源回售至供電網格。此外，還有能源轉換的配置，例如從家用車庫的電力產生汽車燃料電池使用的氫氣，如此即可不需要開發複雜的氫動力運輸系統基礎結構。   恐怖主義、衝突及擴散的前景 即使資源問題在國際議題中更為重要，恐怖主義、擴散及衝突依然會是令人關切的事項。恐怖主義不可能會在2025年消失，不過如果中東的經濟成長持續，而且青年失業率有所緩和，便有可能削弱其訴求。年輕人的經濟機會和更大的政治多元性，都有可能勸阻一些人加入恐怖份子的行列。不過其他一些人，由於多種因素的驅使，例如復仇或成為「烈士」的渴望，則會繼續訴諸暴力以追求他們的目標。 當缺乏就業機會和政治表達的合法途徑時，不滿、增長的激進主義，以及召募青年進入「恐怖組織」的條件便會成熟。2025年的恐怖組織應該會有長期成立組織的後代組合，它們會繼承組織性的結構、命令和控制流程，以及必要於進行精密攻擊的訓練程序。此外也會有因為憤怒與遭受剝奪而激進化的新興團體。由於科技與科學知識的散播，這些在2025年活躍的恐怖組織，將對世上最危險的技術觸手可及。我們始終關切的問題之一在於，恐怖組織或其他惡意團體有可能會取得生化武器，或是在可能較性低的情況下，取得核武裝置，進而造成大規模的傷亡。 雖然伊朗的取得核武並非不可避免，其他國家對於伊朗裝備核武的憂慮，卻會使區域內的國家與外部勢力發展新的安全協議、取得額外的武器，並考慮進行它們自己的核武計畫。在「冷戰」時期的大多數時間，強權之間都存在著穩定的嚇阻關係，這種關係是否會在伊朗裝備核武時於中東自然出現，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即使是在核子保護傘下發生的一系列小規模衝突，如果沒有在牽涉的國家之間劃分清晰的警戒線，依然可能造成意外的暴力升級和擴大的衝突。 我們相信當多數國家都專注於全球化和全球勢力結盟轉變的務實挑戰時，類似於冷戰的「意識型態衝突」將不會有落地生根的空間。意識型態的力量會在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拉伯核心）具有最強表現。在與過多年輕人口和虛弱經濟基礎進行鬥爭的國家，例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奈及利亞和葉門，伊斯蘭教激進的基本教義趨勢應該會取得更多的支持。 一些近期未曾發生的衝突類型，像是爭奪資源的衝突，都有可能重現。能源不足的觀感會驅使許多國家採取行動確保未來的能源供應。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如果政府領導人認定，確保取得能源對於維持國內的穩定及其政權的生存至關緊要，便可能造成國際間的衝突。然而，即使是戰爭以外的行動都會造成重要的地緣政治後果。對於海事安全問題的關切，便會提供發展及現代化海軍的理由。中國與印度針對海洋海軍能力的發展正是如此。區域海軍能力的發展可能會造成緊張局勢、敵對，以及相互抵消的行動。不過，卻也會提供進行多國合作以保護重要航線的機會。隨著水資源在亞洲和中東日漸缺乏，在各國境內與國際間合作管理水資源的工作也將更為困難。 在未來20年內動用核武的可能性依然偏低，不過由於數種趨勢彙集的結果，卻會比今日更加危險。核子科技與專業的散佈，已經引起針對新興核武國家與恐怖組織取得核子材料的關切。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持續小規模衝突一直在加重恐懼的氛圍，這類事件可能會升級成為這兩個核武勢力之間的更大規模衝突。在具備核武的某些弱小國家，未來發生混亂政權更替或是崩潰的可能性，也讓人不斷質疑這類國家是否有能力控制和保護它們的核子武器。 如果在未來的15~20年發生動用核武，國際體系將會遭受嚴重衝擊，因為隨之會立即出現人道、經濟及政治軍事的動盪。在未來動用核武可能會造成顯著的地緣政治變化，一些國家會設法與現有的核武勢力建立或加強安全結盟。其他國家則會推動全球核武的解除。   更加複雜的國際體系 由於新興國際事務參與者的出現、惡化的機制缺陷、區域聯盟的可能擴張，以及非國家參與者和網路的增強力量，過去數十年所發生的權威與勢力擴散，出現了更加快速進行的趨勢。這種國際事務參與者的多樣性，有可能填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老化機制所遺留的空隙，也有可能使國際體制更加分裂，並讓國際合作就此停滯。因為國際社群將會面臨極為廣泛的跨國挑戰，這些參與者的多樣性也增加了未來二十年內發生分裂的可能性。 崛起的BRIC勢力不太可能會挑戰國際體系（這是德國與日本分別在19與20世紀的做法）。不過由於增強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它們都會有自訂政治和經濟政策的高度自由，而不需要完全採用西方的規範。它們也都想要保持本身的政策自由以便巧妙迴避，讓其他國家承擔處理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擴散及能源安全的重任。 […]

整理 值逢「台灣關係法」制訂三十週年，本協會特別邀請前美國副總統（錢尼）辦公室亞洲安全顧問葉望輝（Stephen J. Yates）來台，於3月16日下午在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演講會，講述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安全之重要性，以及未來台灣應努力之方向。葉望輝曾任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資深政策分析師及前美國副總統之安全顧問，專精亞洲事務，長期關心台灣安全，見解精闢，演講內容精彩，故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 編者 ─   葉望輝演講內容 台灣關係法制訂三十年以來，涉及美、中、台之間長久以來的外交關係、安全關係以及經濟關係。從1979年來看，誰能預料美國、台灣、中國在這三十年來會有這麼大的變化。當時美國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會帶來政治上的開放，但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使人有特別大的失望，一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完全沒有改變，他們組織的目的依然存在。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幫助台灣的人民，也不是要幫助美國的人民，而是要佔領你的土地、佔領你的靈魂，不讓你有思想，不讓你有愛。 過去這段期間，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令人驚訝的。但是過去的快速成長，到了今年也許要改變了，從去年第四季到現在為止的經濟成長率是零。 我們必須謙卑承認，我們對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真實情況（reality）並不十分了解，中國的不穩定是一個reality。在這段期間，台灣也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而且在1980年代，沒有人可以預想到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貿關係會有如此大的突破，現在兩岸的經貿關係是非常豐富，或許是太豐富了。台灣與中國之間在經貿關係上的互賴程度，是當初制訂台灣關係法時料想不到的。但是在雙方經貿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台灣認同（identity）的問題，也就是雙方經貿發展與台灣認同這兩個趨勢同時成長，這是很奇怪的發展。 在制訂台灣關係法的時候，台灣是美國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幾乎不是美國的貿易夥伴，今天卻很不一樣。從冷戰時期到如今全球性經濟衰退的改變，中國所謂的和平演變，實際上只有經濟發展，完全沒有政治開放。在這段期間，台灣雖然走自己的路，但和中國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除了經濟之外，台灣與中國也有其他的關係，這些是我們在1979年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到。 台灣今天比1979年時的台灣認同更強，這是好的發展，但是台灣今天也很脆弱，雖然有民主化，但民主是一個過程，並不是目的地，不是終點。民主的過程需要維護（maintain），有如花園需要時時除草，台灣的民主化仍需進步。 當時制訂台灣關係法的動機，乃是在冷戰時期中，美國必須和中國建立一種戰略關係，這當中並沒有談到人權、經濟關係、恐怖分子。這個東西很清楚，當時的外交專家（如季辛吉）創造出「一個中國政策」的架構，這是很強的政策架構，但是這個政策架構在冷戰結束後仍然存在，雖然當時的情境與現在的實際狀況（reality）完全沒有關係了，但是這個政策仍然繼續下去。 當初美國國會在制定台灣關係法時的提案有三大使命：一、嚇阻中國對台灣的侵略；二、推動經濟自由，參加全球的經濟發展；三、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重要利益。在2000年之前的1980和1990年代，台灣關係法都發揮很好的作用，但是在2000年之後的十年卻有非常重大的轉變。 在嚇阻中國對台灣的侵略能力這方面，海峽的軍事情勢已經失衡，美國嚇阻中國侵略的能力愈來愈弱，而且美國也愈來愈不願意考慮要如何嚇阻中國，中國人也很了解這一點。美國在2001年提出歷史性最大的對台軍售案（三大軍售案），美國願意賣那麼多武器給台灣，沒想到台灣竟然不要，雖然這不是所有台灣人的意思，但是當初我們沒有考慮到，台灣的民主化會帶來安全關係的障礙，反對黨也許能夠阻止台美安全關係，這是1979年制訂台灣關係法時沒有人考慮的狀況，這是今天（困境）很重要的因素。 在推動經濟自由化和經濟發展這方面，從2000年到現在，台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又變了。在1990年代，台灣有很多公司開始把工廠遷到中國大陸，並減少在台灣雇用工人，這對台灣的經濟影響頗大。最近十年，大部份的台商企業認為在中國大陸有利可圖，所以不斷的繼續投資中國，但是我懷疑在2009年之後，這會是一個不斷的現象嗎？中國如果開始有經濟衰退，如果中國的領導人利用愛國主義來保護自己，在中國的台商會很安全嗎？台商企業能夠繼續有很好的利潤嗎？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如果你有錢，政府會向你伸手要錢，我認為台商在今年或明年可能會面臨這種挑戰。所以在經濟關係這方面，應當認真思考因應的戰略，台灣關係法當初也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至於有關台灣人民的人權這方面，大部份的美國人認為，台灣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進步和成功，台灣的民主發展及法治已經大功告成了，美國人不需要再操心了。但是我認為，台灣的法律制度並不符合台灣人民所想像的民主國家，仍然需要改革，這是1979年所沒有考慮到的挑戰。一個民主以後的台灣，還需要改善她的憲法，還需要改善司法調查程序對人權的侵害，大家必須正視目前台灣人權逐漸衰退（erosion）的問題。 對於上述台灣關係法三個重要的目標，台灣關係法在起初二十年的經驗，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十年卻面臨很大的挑戰，未來我們要共同考慮如何來面對這些挑戰。   Q&A內容 張旭成提問：你說台海的軍事情勢已經失衡，美國政府是否注意到這種失衡現象，而中國的力量不只對台灣的影響力增加，而中國的軍事力量愈來愈強大，甚至威脅到美國。台灣關係法規定，不只要提供足夠保護台灣的力量，也規定美國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維護整個東亞的和平。中國的軍力愈來愈強大，甚至威脅到美國，也影響到美國來防衛台灣的勢力，美國政府在未來是否可能提出新的作法？而台灣關係法乃是由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如果美國的行政部門不正視這種情勢，美國國會是否可能提醒行政部門改變作法？ 葉望輝回答：美國的元首很了解台海的軍事已經失去平衡了，他們的反應可能有兩種：第一種反應是，既然台海的軍事情勢已經失去平衡，考慮到在目前無法嚇阻中國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失敗而喪失盟友的信賴，他們的反應可能會選擇逃避，不要讓任何的衝突演變成軍事衝突，所以會要求台灣保持安靜，不要讓中國有藉口和台灣發生衝突，或是中國和美國發生與台灣有關的衝突。第二種反應是，有些人認為目前的條件不好，想尋求一個新的戰略，看清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新能力，這些新能力包括嚇阻台灣或是嚇阻美國幫助台灣的能力，以及涉及其他層面的能力。比如說，解放軍的潛艇不只接近台灣，也突然出現在日本海域，這與嚇阻台灣有何關係？解放軍的現代化，不只是對台灣的政治構成挑戰，也影響到美國海上的很多利益。另外還有中國把導彈出售給其他國家的武器擴散問題，最後這些武器還會傷害到美國軍人的生命，但是我們的外交專家卻不把責任歸咎中國，這個概念有問題。我們的領導人逐漸發覺到，我們對中國的全球角色不夠了解，而且這「負責任的國家」（responsible statehood）的概念，北京對「負責任」的定義和我們的不一樣。 海峽不平衡是一個大問題，如何嚇阻解放軍，並非只有出售武器給台灣的問題，美國自己也應該擁有足夠嚇阻中國的能力。台灣關係法提到台灣是亞太地區非常重要的利益，但是目前我們的領導人或許認為台灣沒有那麼重要了。如果中國有足夠的能力佔領台灣，而且能夠派遣他們新的軍事裝備，讓日本、韓國、印尼、印度了解到中國可以接觸到你，這就不只是台灣的問題，這是亞太安全更大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歐巴馬總統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他目前百分之百的時間在考慮如何離開伊拉克，如何與伊朗的領導人談好關係，如何把握美國國內經濟的軌跡，沒有花五分鐘的時間考慮如何分析目前所面臨中國的挑戰。所以回到這個問題點，國會應當發揮他們的能力，提醒行政部門在各方面有國家安全的挑戰，現在中國不僅是經濟上的挑戰而已，也是安全上的挑戰。歐巴馬總統希望能夠省錢，如果美國利用軍隊來省錢的話，解放軍就會更高興了。目前美國國內有很多困難的選擇，希望國會能夠像1979年一樣，提醒行政部門來保護這些非常重要的利益。   張旭成提問：台灣關係法著重在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但是現在中國不再強調武力威脅，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因為北京看到台灣領導人似乎願意向中國大陸傾斜，幾乎是要投降。甚至美國新上任的歐巴馬政府官員也認為，目前台海關係的緊張局勢降低了，這樣很好。如果有一天，台灣和中國簽訂和平協定，幾乎要把台灣賣掉，犧牲台灣的自由民主，則美國會有什麼想法？ 葉望輝回答：這是我們在1979年制訂台灣關係法時沒有考慮到的情況。當時兩岸都是一黨制，如果雙方有什麼協定，那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談判的結果。那時候台灣並不是民主國家，很多美國人也不願意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台灣與中國有任何協定，這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談判嗎？如果是政府跟政府簽的協定，立法院的角色是什麼？更不用講台灣人民的角色是什麼。大部分的美國人認為，台灣的民主化在90年代已經完成了，如果沒有台灣人民的多數支持，任何總統或政黨不可能去和中國大陸達成任何協定，這是很合理的想法。現在台灣有些人很擔心，一個經由民主選上的總統或是他的政黨，能夠和共產黨簽訂協定，而這個協定的內涵沒有受到立法院或人民的分析甚至支持。在民主制度之下，應該有什麼過程讓人民了解，然後支持這樣的一個協定，這是政府的責任，人民或代表則應當鼓勵或要求政治領導人採取新的措施，來對應這個協定的過程和內容。在美國的話，總統可以去談判，但是談判的結果必須送參議院審查、開公聽會，如果遭到法定人數的反對，這個協定就不能通過。台灣的立法院是否需要這種程序？雖然國民黨在立法院是多數黨，但是如果立法院有聽證會針對協定內容進行分析，台灣人民會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比較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許能夠影響政府的做法，我認為台灣的民主制度在這方面需要改善。至於美國會有什麼反應，美國第一個反應絕對不會說台灣的立法院應當要有聽證會，第一個反應會表示遺憾，對美國而言，這個問題很頭痛，我不要這個麻煩，這不是很sophisticate（世故）的說法，但卻是很實在的反應。我們不要考慮到這種情況，而中國大陸也很了解我們的感覺，所以他們有機會推動自己的利益。 武器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近幾年我們很多重要的參議員認為，台灣不願意保護自己，我們為什麼要保護台灣？台灣關係法談到美國要嚇阻中國，要嚇阻他什麼？台灣不要保護自己，不需要對中國使用武器，當中國侵略台灣時，如果台灣不使用武器，我們怎麼嚇阻中國呢？用經濟的工具嗎？台灣跟中國的經濟關係比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更密切，我們要利用什麼工具？台灣也不願意利用這些工具，我們為什麼要利用這些工具呢？你要美國說「中國是一個安全上的敵人」，台灣卻不願意說「中國是一個安全上的敵人」。我們有一個說法：You cannot be more catholic than the Pope.（你不能比教皇更像天主教徒）。IfAmericais catholic in support ofTaiwan, but the Pope inTaiwandon’t support himself, we cannot be more catholic than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