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駐巴西代表周叔夜先生 編輯部 日前，外交部正式派任周叔夜先生為駐巴西代表，周叔夜先生在1962年移民巴西，早期即活耀於台灣人社團、積極組織巴西台灣同鄉會，為旅巴台灣人爭取權益；並與巴西人權會、當地教會合作從事人權的救援工作；曾擔任台獨聯盟南美本部的主席，從事海外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被列為黑名單。 前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為了努力串聯世界各國的團體，不放棄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遊說工作，南北半球奔波。周叔夜先生提及，有一次張燦鍙前主席來巴西，曾經問過我，如果，未來台灣建國，你最想做的工作是什麼？我跟他說，「身在巴西，遙遠的南半球，如果可以，我願意，到台灣駐巴西大使館工作，任何職務都可以，只要能貢獻我的所長為台灣與巴西的外交盡一份心力。沒想到30多年後的今天，我被派任到巴西代表處，而且擔任駐巴西的代表一職。當初一席話，竟在今日實現，我的心情百感交集，抱以十分謹慎、慎重的心情，更覺責任的重大。」周叔夜先生移民巴西超過30年，對巴西十分了解，與當地的政商關係良好，精通多國語言，諳熟葡萄牙語，是駐巴西代表的絕佳人選。 台灣v.s.巴西 台灣對巴西的認識非常缺乏，可能是因為距離的關係，巴西的人口、面積都是世界第五大的國家，周叔夜先生感嘆的說：「我在巴西生活30多年，常在想，巴西這樣一個大國，物產豐富又是世界第五大國，為何台灣人對巴西的了解卻僅止於舉世聞名的足球、嘉年華會，對那樣的國度竟是如此的陌生，如果兩國間的交流能夠多一些，也為台灣開啟對地球村的不同視野。」話說回來，他說巴西對台灣的認知也是非常的缺乏，「我記得有一回，我們為了一個市長參選人舉辦懋|，這是一個擁有70萬市民的城市，他們的首長竟在致詞時說出：「在台灣島上的日本同胞…」的話語，令我啼笑皆非，連一個市長都如此，可知巴西人民對台灣這個國家了解的匱乏。」他說，從此處可見，台巴兩國的關係可見一般，未來努力的空間實在還很多。 巴西移民概況 周叔夜先生就巴西的移民現狀、產業狀況及未來的外交工作說明，他說，巴西屬於移民國家，族群多元，有從歐洲來的葡萄牙人、義大利人…以拉丁民族居多，日本也有移民，台灣的移民，目前已超過10萬人，大多是舉家移民，可說三教九流，各行各業都有，從開飯店、做生意、打工，從事農業的也有，比如最近台灣很流行的巴西蘑菇，全是當地台灣人所生產的。 推動代表處正名為「台灣駐巴西代表處」 周叔夜先生表示，由於台灣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從事外交工作，就是要開拓台灣的國際空間。國際外交需要政府與民間充分配合，巴西是以拉丁民族為主的國家，講葡萄牙語，拉丁民族生性熱情浪漫、為人處世恭謹，重視友情。所以，與巴西人民建立良好的友情，可大大的利用民間外交。因此，最重要的還是要團結巴西的台灣人，進一步整合民間的力量，從事外交才會更有力，如此也會形成對巴西政府巨大的壓力。周叔夜先生說：「最近，阿扁總統提的外館正名，就是迫切的問題，現在我國駐巴西代表處的全名是駐巴西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我要努力推動正名為台灣駐巴西代表處，才是符合台灣國家的利益」。 科技外交 促進經濟交流 周叔夜代表分析台灣與巴西目前的經濟型態，他說，台灣擁有高科技的產業，而巴西擁有土地與較低廉的勞工，台灣可以協助巴西來發展高科技的產業，促進彼此間的經濟交流，這是打開外交的好方法。巴西的國民所得大約3000多美金，但是，卻是世界的第9個經濟實體，巴西擁有重工業，比如巴西的汽車工業，每年生產約2百萬台的汽車，並有製造飛機及輪船的能力，這又是台灣所不及的。他又說，巴西與台灣的經濟產業型態幾乎互補，應該促進兩國的了解，在經濟的交流上，創造雙贏的局面。雖然，巴西因為與中國有很大的貿易往來，難免對台灣不利，但是台灣必須把握優勢，尋求打開外交的好方法。 問周叔夜先生，為何會選擇移民巴西，他說可能是台灣人愛冒險的精神，讓他來到了位於南半球的巴西，替台灣與南方、南半球、南美洲第三世界國家不只是巴西，建立了良好的國際友誼。他在接受訪問的最後，提及國人對第三世界落後、不民主等等的刻板的印象應該要有所修正，他說：「馬英九市長提到2顆子彈把台灣打成第三世界國家」這真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侮辱，我長期融入巴西社會，觀察巴西人對選舉、民主素養，對不同政黨、族群間的尊重，並不比台灣差，對巴西國家的認同更是百分百，這是同是移民國家的台灣要努力之處。

台灣人權協會理事會和王康陸基金會董事，經過投票後，宣佈2004年的王康陸人權獎由盧千惠獲得。 已於12月4日，在聖路易斯市舉行的人權獎晚會上頒發。人權晚會是由聖路易斯同鄉會、台灣人權協會和王康陸基金會聯合舉辦。 盧千惠，台中人，1955年赴日留學，畢業於國際基督教大學，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研究所。專攻兒童文學。1960年初在日本留學時就開始從事人權工作。她和至好同志組織了人權團體，時常到處宣傳國民黨破壞人權、虐待平民百姓的事實。後來，她的人權團體也開始和台灣的人權工作者建立了聯絡網。多次透過日本朋友，將國民黨違反人權的消息傳送給在倫敦的世界人權組織一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經由國際人權組織的幫忙，開始將台灣人權問題國際化。也因為世界各地人權組織的支持，當時台灣多位政治受難者才免於遭到死亡的噩運，在監獄內的政治受難者才獲得較有人性的待遇。受難者的家屬、子女才能獲得社會的了解和同情。 1976年，北美洲台灣人權協會成立，盧千惠曾經擔任會長一職。高雄事件發生後，她和多位同志在洛杉磯設立了「台獨之聲」，在定期播送的節目當中，她以溫柔、親切的音調，堅定的描述事實的經過，將高雄事件的進展及受難者的生活和獨立運動者的情況傳達給海外台灣人。 黑名單廢止之後，盧千惠跟隨夫婿野@楷回台定居。在台灣，她並沒有因為年齡的關係而退休，仍然積極地推動人權工作。在台中組織「國際特赦會——台灣分會」的台中小組會，除了定期開會以外，也訪問過去的政治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子女。 從少女時代開始，盧千惠40年如一日，對政治受難者付出援助與關懷，她對人權的熱忱，和服務故鄉的愛心使人敬佩。她的信念、行動和精神，身受人權工作者的肯定，並譽為「人權工作者的模範。 本文原刊載於《台灣公論報》。NO.2040，2004年10月5日。

寫在美麗島事件25週年前夕張丁蘭／台灣人權協會創會會長 1976年間，居住在紐約附近的十餘名台獨聯盟家屬及熱心婦女，希望在台灣人的運動中奉獻自己微薄之力，救援台灣政治犯便成了她們願意奉獻的工作。其中張丁蘭、戴惠美（ 許瑞峰之妻）、林麗嬋、林千鶴等開始積極收集台灣政治犯之資料。從此，台灣人權協會與海外台灣人的政治團體相輔相成，期望合力推動台灣的政治、社會改革。 這個人權組織，初期由張丁蘭擔任會長，向關心人權的國際組織及人士，尋求協助。1977年盧千惠女士由日本搬到洛杉磯後，張丁蘭自認其夫婿張燦鍙身為台獨聯盟主席，她本人擔任人權會會長有所不妥而敦請盧千惠接下會長一職（註1）。 長期與協會推動台灣人權的個人及團體主要有：1.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司馬晉 (James Seymour) 他是當時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簡稱AI) 紐約分會的召集人。”FAHR”的名稱，是由他提議而被接受。司馬晉曾經兩次代表AI到台灣，關心政治犯的問題。很多台灣政治犯的情況，都是經由他向倫敦總部報告，而取得他們的認養。2. 亞洲中心 (Asia Center)，他們兩度在FAHR的安排下，在戒嚴時期派人進入台灣做人權調查工作，回美後出版刊物並做巡迴宣導工作。3. 天主教的瑪麗諾會 (Marynoll)，神父與修女們在台灣以台語做基層的傳教工作之外，對台灣民眾遭受政治迫害寄予同情，並為他們伸張正義。在紐約與台灣人權協會一齊合作的神父有何神父 (James Neckerz)、郭神父 (Ron Bocherri)、王神父 (James Colliznon)，田修女 (T. Nadine) 就曾經向教會請假一年，專職做台灣人權工作。4. 前美國司法部長克拉克 (Ramsey Clark) 及紐約州 法院法官弗德門 (William Friedmann）是台灣人權及民主運動的支持者。5. 美國基督教總會，對台灣長老教會屢遭迫害時，皆全力以赴聲援。 FAHR初期的幾項重要工作：1. 1976年12月：與國際特赦組織紐約分會及亞洲中心聯合舉辦台灣人權晚會，為台灣政治犯申冤。2. 1977年6月：與台獨聯盟安排美國國會舉辦台灣人權公聽會。台灣方面代表出席的有剛從台灣冒險逃亡出來的張金策、吳銘輝兩位。國民黨代表是王玉雲及美國學者代表James Seymour，這是台灣人權第一次搬上美國國會舞台，引起相當大的震撼。3. 1978年7月及1980年11月：安排亞洲中心兩度組團到台灣作為期兩週的人權調查。團員有亞洲中心主任Don Luce、人權律師Leonard Weinglass及記者Becky Cantwell。回美國後出版了刊物取名 “Made in Taiwan” 及 “Repression in Taiwan” 內容切實生動，是作為社區宣導及媒體宣傳很好的資料。4. 1979年6月：台灣婦女與亞洲中心合作，前往紐約北美事務協調會抗議逮捕余登發父子及撤銷釩H良縣長職權。5. 1980年：安排國際友人，組團觀察美麗島事件大審。參加的團員有美國前司法部長克拉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R. Shall等五人，促成美麗島受刑人在台灣史上第一次政治犯公開審判，給台灣人民一次有正面意義的政治教育，也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迴響（註2）。6. 1981年陳文成回台探親，遭到警總約談後離奇死亡，此事件暴露國民黨在美國校園的間諜活動的醜聞，引起美國政治與教育界的強烈反彈。7. 1983年5月20日（台灣戒嚴34週年）美國參議院有甘迺迪和培爾，眾議院有索拉茲和李奇等對台灣實施已長達34年的戒嚴令作嚴厲譴責。1986年三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宣布台灣政治革新包括解除戒嚴令、解除黨禁以及國民大會及立法院的改革案。此後，海外台灣人的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配合國際情勢及島內民主運動的發展，海外台灣人爭取返鄉權成為運動的主軸，也受到國際上大大的支持。海外一連串的返鄉浪潮前仆後繼，在國內，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接著1987年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令終於廢止，以至於國會全面改選等等。總之，回顧過去，海外台灣人推動台灣的人權運動，一步一腳印，在漫長的道路上堅持奮鬥，是在台灣民主化的道路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與職責。政黨輪替並不意味著台灣的人權問題會自然的消失，人權不是空洞的政治口號，是活生生在現實生活中，追求人性尊嚴受到尊重。我們希望大家珍惜這種得來不易的成果，讓台灣人民都能夠受到普世價值的人權保障。 […]

陳國雄◎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十年內中國對台動武沒有勝算 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要談的主題是台灣海峽的軍事情勢。開門見山的講，如果中國攻打台灣，中國到底會贏還是會輸？這個問題影響台灣人的政治選擇相當大。 坦白說，中國的整體軍事力量的確勝過台灣，但是如果中國企圖橫渡台灣海峽來攻佔台灣，目前中國的能力不足，而且在2015年之前也沒有勝算。上述評估是在美國沒有直接軍事介入的情況下，台灣單憑自己的力量，就可擊敗中國的武力侵犯。 五十多年來，中國人只會在口頭上大聲叫囂，卻不敢真正對台灣動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國的戰力不足以攻佔台灣。 台灣是四面環海的島嶼，如果中國攻打台灣，這是典型的「海島攻防戰」，海島攻防戰的得勝要素，首先必須掌握制空權。目前台海制空權的優勢由台灣空軍所掌握，即使中國先進戰機的數量在2010年之後可能會超越台灣，但在2015年之前中國依然無法掌控台海制空權。 中國軍隊的總兵力大約220多萬人，包括二砲兵力13萬人、空軍兵力37萬人、海軍兵力33萬人、陸軍地面部隊141萬人。中國部隊要如何渡過平均寬度150公里以上的台灣海峽來攻打台灣呢？兵員不可能游泳過來，必須搭船渡海。目前中國可以運送兩棲部隊渡海進行登陸作戰的船隻大約300多艘，總裝載量不超過15,000人，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地面部隊只能在中國岸邊充當啦啦隊。而且兩棲登陸作戰的攻擊者需有守軍的6倍兵力，才有贏的機會，台灣本島至少有15萬以上的現役守軍以逸代勞，中國登陸部隊豈有贏的機會？ 台灣空優戰機的戰力較高 談到台海制空權，很少人知道IDF的空對空作戰勝過中國的蘇愷-27。蘇愷-27的確是優秀戰機，是多弁鄋滬垂狡埲驉A除了有空中作戰能力之外，也有對地攻擊的能力，載重量較大，作戰航程也較遠。但是以防禦作戰為主的IDF，雖然對地攻擊的能力不如蘇愷-27，不過空對空的作戰能力卻勝過蘇愷-27。主要原因是IDF配備很厲害的天劍二型空對空飛彈，這種主動雷達導引的中程空對空飛彈可以「射後不理」（fire and forget），而且IDF的電子設備在較遠的距離就可以發現敵機，飛彈的射程也可以在較遠的距離先發射，發射飛彈之後可以馬上脫離現場，以免遭受敵機的攻擊。中國的蘇愷-27因為缺乏這種「射後不理」的飛彈，所以空對空的作戰能力不如IDF。 中國數年前向俄羅斯購買40架的蘇愷-30，同時也採購100枚「射後不理」的AA-12飛彈。這種「射後不理」的中程空對空飛彈，全世界只有四種型號，包括台灣自製的天劍二型、法國的雲母飛彈（MICA）、美國的AIM-120、以及俄羅斯的AA-12。當中國向俄羅斯購得100枚AA-12飛彈時，美國馬上宣布賣給台灣200枚AIM-120，由F-16戰機掛載，飛彈已於2003年底運抵台灣。台灣向法國採購60架幻象-2000時，也買進1,200枚雲母飛彈；另外，自製的IDF戰機也配備200枚以上的天劍二型。所以這種性能優異的空對空飛彈，在台灣的武器倉庫裡超過1,600枚，而這種同級數的飛彈，中國只有100枚的AA-12，因此台灣空優戰機的戰力顯然較高。 台海軍情超越2015年 目前台灣擁有340架高性能戰機（包括130架IDF、150架F-16、60架幻象-2000）。另一方面，根據國防部在去年（2004年）10月初向立法委員提供的情資，目前中國的SU-27、SU-30總共有178架，未來將有295架。以此推估中國高性能戰機（包括SU-27、SU-30、J-10）的數量，即使到公元2010年時超越台灣，數量也在伯仲之間。 或釵酗H認為，只要高性能戰機的數量超越台灣，中國就可以取得台海制空權的優勢。其實這種想法並不正確，因為沒有考慮到另一個更可怕的空防力量─地面防空飛彈系統。事實上，如果高性能戰機的數量沒有超過台灣的2～3倍以上，中國極不可能取得台海制空權的優勢。因為根據以往的戰爭紀錄，地面上防空火力打下戰機的數量，是空中戰機打下的3倍以上，可見地面上準確的防空飛彈比空中的戰機更恐怖。 台海雙方都有防空飛彈系統。在台灣海峽的戰場，採取攻勢的中國戰機無法得到他們防空飛彈網的支援作戰，但是採取守勢的台灣戰機，卻可以得到地面防空飛彈網的支援作戰。而且，台灣地面防空飛彈的性能屬於世界一流，飛彈網的密度也是全世界的數一數二。 根據推估，中國高性能戰機的數量在2015年之前要達到台灣的兩倍，雖非不可能，但是難度極高。因此，中國在公元2015年之前取得台海制空權的可能性很低。 根據國防部在去年10月提出的戰力評析報告，透過「武器效益指標法」量化兩岸海空主戰兵力「戰力比」，依「3比1定律」，攻防戰力比在3倍以上時，進攻者肯定會成央F2倍時的結果不肯定；1.5倍以下者，防禦者肯定會成央C 報告將兩岸戰力比較區分為三個期程，如果沒有執行目前規劃的重大軍購案，在2006年到2012年之間敵我戰力比為1.46：1，2013年到2019年之間則為2.18：1，2020年到2035年將會達到2.8：1的危險境地。由此可知，即使軍購案未過關，中國在2019年之前對台動武並無必贏的勝算。 國防部的報告也指出，如果目前規劃的軍購案得以執行，在2006年到2012年之間雖然重要軍購項目尚未獲得，敵我戰力比仍為1.46：1，但是在2013年到2019年完成「博勝案」，重要軍購項目已經獲得而且完成部署，戰力比將會降為1.24：1，此時若進行下一代戰機換裝規劃，2020年到2035年下一代戰機完成換裝及部署，戰力比為1.67：1。 因此國防部的結論指出，如果目前規劃的軍購案得以順利執行，未來30年敵我戰力比的最大差距僅約1.67：1，敵人進犯的成必v極低，自然可以降低解放軍侵犯台灣的決心，加上台灣海峽為天然屏障，以登陸作戰而言，台灣可以逸待勞，將令中國不敢輕啟戰端。 50多年來，台海一直維持著動態的軍事平衡，這是台海雙方雖有政治對立的緊張，但仍維持和平穩定的主要因素。然而如果就此認定中國的軍事發展永遠都無法建立攻佔台灣的能力，因而放棄增強防禦力的重大軍購案，這是在侮辱自己的理性。但是如果斷言在公元2015年之前，中國的軍事能力足以攻佔台灣，則是完全的胡說八道。 中國M族彈道飛彈的威脅 接著來談中國的飛彈威脅。根據國防部截至去年9月底的資料顯示，中國在對岸部署大約600枚M族飛彈，推算2010年時會增加到1,000枚。其實中國M族飛彈快速增加的傳聞頗有疑點，因為大量製造這種戰場效益極低的武器，事實上是一種浪費資源的軍事投資。中國人會如此愚蠢笨嗎？ 中國的M族飛彈不但不準，破壞力也不大，這種短程彈道飛彈與美國的戰斧巡弋飛彈完全不能相比。廣告詞說「斯斯有兩種」，攻擊性飛彈也有兩種，一種是有眼睛的飛彈，另外一種是沒有眼睛的飛彈。有眼睛的飛彈和飛機一樣在大氣層內飛行，美國的戰斧（Tomahawk）巡弋飛彈就是有眼睛的飛彈，可以精確命中目標。沒有眼睛的飛彈則是打到大氣層之外，形成一個拋物線落到地面的彈道飛彈，M族飛彈就是這種沒有眼睛的彈道飛彈，無法精確命中目標。 M-9飛彈的射程600公里，「圓周半徑公差」（CEP）是300公尺，每發射100枚，只有一半（50枚）的飛彈可以打進半徑300公尺（直徑600公尺）的圓圈內，攜帶1,000磅高爆彈頭，可在泥土地上挖一個大約四、五十坪的坑洞。反觀美國戰斧巡弋飛彈射程超過1,000公里，命中率則是百分之八十五，每發射100枚，就有85枚以上可以命中目標的3公尺以內。 回顧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時，美國發射800多枚戰斧巡弋飛彈，並投下一萬枚以上的「精靈炸彈」，絕大部分都準確命中目標，中國的M族飛彈根本無法相比。其實M族飛彈的實質威脅並不可怕，國防部長李傑於去年9月在立法院答詢時也表示：「共軍目前渡台的兵力不足，如果用飛彈來打，只是挖一些坑洞，他們人過不來，就無法占領」。 大家都希望和平，但是在不得已的狀況之下發生戰爭，飛彈攻擊並非特別恐怖的情境。以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為例，伊拉克總共發射88枚飛毛腿飛彈，造成18名以色列人和25名美軍的傷亡。以悲慘的兩伊戰爭來談，雙方總共發射大約1,500枚地對地飛彈，在攻擊人口集中的地區，造成平均每枚最高約25～30人死亡。但是這種針對無辜民眾的殘殺攻擊，不但無法得到任何軍事效果，反而會引發民眾的敵仇同慨，激起不共戴天的抵抗意志，通常這是戰略規劃者極力避免的情境。 如果我們以單純的破壞力來談，發射一枚M族飛彈，等於是打5顆大砲。以823砲戰為例，當時中國單單對金門就打了50萬顆大砲，等於發射10萬枚M族飛彈，金門仍然屹立不搖。其實M族飛彈的準確度也比不上砲擊，戰場效益很有限，只是因為飛彈的射程可以打到台灣本島，所以才會成為「心理作戰」的工具。如果大家不要過度害怕，M族飛彈的實質破壞力並不大。 巡弋飛彈的威脅 據傳中國發展攻擊陸上目標的巡弋導彈，有600公里的「紅鳥一型」、1,200公里「紅鳥二型」、以及2,500公里的「紅鳥三型」，而且可能在2005年部署100至200枚與美軍戰斧巡弋飛彈同級的巡弋飛彈。此外，據說中國已經完成「東海10型」巡弋飛彈的試射，射程是1,500公里，使用「衛星導航」技術，可以達到10公尺以內的準確度。其實這些傳聞都缺乏實證。 就以「衛星導航」來講，原本中國戰術飛彈的精度誤差大，東風十五型（M-9）飛彈的圓周半徑公差（CEP）是300公尺，但近年中國利用GPS定位導航系統改進飛彈準確度的傳聞甚囂塵上。其實美國平時開放GPS商用「民碼」的精確度只有100公尺，無法達到軍用「精確轟炸」的水準。而且美國也可能在戰爭發生之後，馬上改變商用GPS「民碼」的刻度，使衛星導航的作用失真，屆時中國依賴美國GPS系統充當衛星導航的飛彈，豈非全部成為廢鐵，與美國處於長期戰略競爭的中國敢冒這種風險嗎？ 美國在去年10月曾經表示，如果歐洲計畫建構的「伽利略」（Galileo）全球定位衛星網路遭到諸如中國等敵對強權的使用，美軍可能會對該衛星系統發動攻擊。美國的態度如此，中國軍用飛彈的衛星導航豈敢指望美國的GPS系統。 中國當然會顧及這種戰略風險，因此進行「北斗」衛星計畫，企圖發展自己的衛星定位系統。但是「北斗」衛星傳送的信號必v很小，接受器的體積和耗電量都太大，根本不適合軍事用途。因此傳言試射的「東海10型」巡弋飛彈，測試飛彈與「北斗定位系統」之間的連線得到成央A根本是自欺欺人。 其實，美國的GPS系統有24顆衛星，分布在6個不同的軌道，每一個軌道有4顆衛星，可以在任何時刻為任何地點的美軍提供即時的定位和導航。目前中國的「北斗」衛星只有3顆，定位導航的精度無法與美國的GPS相比。 前副國防部長林中斌於去年8月底表示，解放軍在2006年要大規模攻打台灣，有很大的限制因素，目前中國「點穴戰」的能力尚未成熟。所謂「點穴戰」的能力，就是「精確打擊」的能力。林中斌也指出，中國要在2010年至2012年以後，才能夠備妥這方面的能力，其中包括「北斗衛星」的定位系統，雖然中國目前只有3顆「北斗衛星」，到2010年的時候會增至「數十顆」。其實中國區域性的「北斗衛星」計畫，原本要打4枚衛星，第一枚「北斗一號」衛星在2000年10月底發射，迄今總共發射3枚。根據國防部的說法，中國預計在2008年發射至少3顆以上第二代北斗衛星。國防部的「至少3顆」與林中斌的「2010年會有數十顆」之間的差距，誰來填補？ 而且，根據技術專家傑佛瑞‧費登（Geoffrey Forden）在英國2003年10月號《詹氏情報評論》的專文指出，「北斗」系統的精度不足以導引傳統彈頭，因為目前「北斗」衛星系統導引飛彈的誤差超過1公里。與之對照，美國戰斧巡弋飛彈的準確度是命中目標的3公尺以內，可知彼此的技術差距之大，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即便如此，中國發展戰斧級巡弋飛彈的腳步雖然不如一般傳言的快速，但是中國的巡弋飛彈並非永遠不會成央C因此大家應當心存警戒，巡弋飛彈是我們必須密切關注並小心防範的威脅項目。 在國防上應有的具體作為，一方面要加速發展自己的巡弋飛彈，以便對中國的重要軍事目標或飛彈基地進行精確打擊，在反飛彈系統方面，則要把防禦重點放在巡弋飛彈的反制。目前台灣軍方正在籌建反飛彈系統，主動式防禦包括建立高密度的防空火砲與飛彈網，對可能配備巡弋飛彈的敵機和戰艦進行先制攻擊，先把對方發射武器的平台消滅掉，敵人就無法發射巡弋飛彈。一旦對方已經發射巡弋飛彈，我們也要備妥飛彈和快速火砲，打掉對方的巡弋飛彈，軍事術語稱之「硬殺」。另有被動式防禦的「軟殺」手段，利用電子誘標防護系統，把敵人的巡弋飛彈騙到其他地區，以免我方重要的軍事設施遭受攻擊和破壞。方法就是在政治中心、經濟中心、以及重要軍事據點的周邊，發射錫箔絲或施放煙霧進行干擾，使對方的巡弋飛彈找不到也打不到目標。其他被動式防禦的手段還包括疏散、偽裝、強化重要陣地及機場的抗炸能力、提升跑道修復能力等等。 人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另一種說法是「有法有破」。在軍事上，有攻擊的招數，就有破解的方法，只要認真研究、腳踏實地的籌備防衛能力，就可以把敵人攻擊的損傷降到最低。若要確保國家安全，就必須進行軍事投資。如果我們的防衛力量差敵人一大截，敵人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對我們動手。因此，如果停止加強國防，等於是在鼓勵敵人發動戰爭。 海軍與潛艦戰力 在海軍方面，水面戰艦的作戰能力，台灣並不輸給中國，但是水下戰力則輸中國一大截。外界評估中國目前服役的潛艦有57艘，除了向俄羅斯採購4艘基洛級（Kilo）潛艦的性能較佳之外，大部分都是技術老舊的自製潛艦。 中國的潛艦有核子動力潛艦和傳統柴油潛艦兩大類。核子動力潛艦有5艘「漢級」和1艘「夏級」。「漢級」是中國第一代的核子動力潛艦，1974年開始服役，由於性能一直無法達到作戰需求，所以停產。「夏級」是中國唯一的核子動力戰略導彈潛艦，於1981年下水，但因設計不良，安全堪慮，處於停航狀態。其實以往中國的核子動力技術有問題，供應動力的核子反應爐有瑕疵，所有6艘核子動力潛艦的作戰效能都蒙受限制。一艘「漢級」潛艦於去年11月侵犯日本領海事件，從一路被監控的過程，可知「漢級」潛艦「噪音大、易被逮獲」的本質。 至於中國的傳統柴油潛艦，R級是模仿二次大戰前蘇聯的羅密歐級（Romeo），1962年開始生產，噪音大、水下安全度低，作戰能力也很差，後來大多用來執行近海的水面巡邏任務，1987年完全停產。在軍事界被譏為「裝著魚雷的海底觀光船」，最好的用途是拍攝二次大戰期間潛艦作戰的道具，據說仍有22艘在服役。 明級是R級的改良型，技術水準依然落後，噪音也大，在現代化的反潛作戰之下，存活率極為堪慮，1992年也停產了，目前仍在服役的有18艘。 在中國服役的57艘潛艦當中，R級和明級佔有40艘，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早應除役的裝備。以中國過去落後的冶金和焊接技術，這種潛艦服役超過20年之後仍然繼續執勤，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不知何時會發生意外而葬身海底，而且這種潛艦的戰力低、噪音大，很容易被敵手發現而慘遭獵殺。其實這些潛艦都是中國的過渡性裝備，目前只是「撐場面」的數字。根據國防部在去年10月向立法委員提供的機密情資，目前中國有30餘艘潛艦，足證上述研判的真確性。 另外，中國近年來研發的「宋」級潛艦，大約已經生產5艘，武器和作戰系統雖然高過R級和明級，但是比起西方的現代潛艦，「宋」級的裝備也乏善可陳，而且靜音技術跟不上國際水準，噪音問題依舊無法克服。潛艦的可怕在於藏匿水下、伺機突擊，但是如果噪音大，就很容易先被發現、先遭擊沉。 目前，中國向俄羅斯採購的4艘基洛級，是全世界噪音最小的潛艦之一，作戰系統也很現代化，對台灣海軍造成頗大威脅。而且中國在2002年續向俄羅斯訂購8艘，預定在2005～2007年之間交船。目前台灣堪用的潛艦只有購自荷蘭的2艘劍龍級，在潛艦戰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不但會影響台灣海軍的安全，也容易誘發中國勇於對台灣實施海上封鎖。 為了強化反潛戰力，國防部計畫採購8艘新型潛艦及12架P-3C反潛機，台灣取得8艘新型潛艦之後，台海的水下戰力即可獲致平衡，套一句國防部長李傑的話，可以確保台灣安全30年。 和戰的一個硬道理，如果雙方軍力維持平衡態勢，就沒有人敢隨便發動戰爭，維持和平的可能性就愈高。反軍購的人卻反而指稱，台灣採購軍備將會引發中國的軍備競賽，這根本違背事實。長期以來，台灣的潛艦實力差中國一大截，中國並未因為享有極大優勢而停止擴充潛艦部隊的規模；台灣也沒有攻擊性飛彈，但是中國的飛彈數量卻不斷增加。因此，如果台灣停止軍購，將會加速擴大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優勢，終致台灣的國防安全陷於莫大危機之中。 當然，軍事不是確保國家安全的充分手段，但是堅強的軍備永遠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對台灣而言，單單採購軍備固然無法保證百分之百的安全，但是如果停止軍購，就一定會造成沒有能力保衛安全的危機。 反軍購者企圖阻止台灣強化防衛能力，不論他們的目的何在，如果取消軍購導致台灣軍備不足，同時中國又不斷增強軍力，未來中國攻打台灣之時，台灣就沒有抵抗能力，如此一來，中國就可以很容易的攻佔台灣。試問，這批反軍購者難道不是「北京的同路人」嗎？頭戴紅帽子的人，不要老是怪罪別人說出你的帽子顏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攻台實力」才是中國動武的「紅線」 以上是台海軍事情勢的分析，接著我們來探討一些戰略議題。 […]

籲請美國調整一中政策，——回應美國國務院包潤石及艾瑞里的發言 美國國會成立的「美中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今年六月發佈一份報告，要求美國國會和政府重新評估一個中國政策，在考慮中國和台灣都有相當改變的基礎上，美國應重新思考這個政策的成敗以及未來的可行性。這份報告書並指出，中國最近對台港的行動，使人質疑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這份報告書可說一針見血。一九七○年代東西冷戰方興未艾，一九七○年十月二○日，聯合國通過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後中華民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而消滅。美國為了聯中制俄，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總統尼克森派其助理季辛吉秘密訪問中國，翌年二月二八日發表美中共同公報(上海公報)。在這一份公報中，美表明其立場謂「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於這一立場不提異議，它重申它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的美中建交公報及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的八一七公報(削減軍售等公報)也重申這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但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藉其軍事力量協力防衛台灣，並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因此這顯然是東西冷戰的產物，也是暫時的權宜措施。但是，迄今該政策已持續三十多年，而且台、中關係和台海情勢有很大的變化，卻未見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戰略。 台海根本問題未見解決 欣見近年來台美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交流日益頻繁，台美關係也有正面發展的趨勢，因而對連任的布希總統抱著新期待。不料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例行記者會要求陳水扁總統說明最近的言論是否違背四不承諾。又十二月七日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艾瑞里也在例行記者會明示美國不支持台灣駐外代表處及國營事業改名，因為美國反對任何改變現狀的片面行動。所謂最近的言論，應該是指群策會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圓山飯店舉辦「台灣新憲法」國際研討會，扁李兩人同台致詞時李總統提出新憲時間表，二○○六年年底要透過公投來複決台灣第一部新憲，二○○八年新憲法正式付諸實施而言。所謂四不，是指二○○○年五月二○日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說講的「四不一沒有」的「四不」，即只要中國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一)不會宣佈獨立，(二)不會改變國號，(三)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四)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而言。二○○四年五月二○日，連任就職演說的基調雖沒明講「四不」，卻講「過去四年如此，以後四年也如此，不會有所改變」云云，故應解釋為包含四年前講的「四不」。 維護和平台灣有貢獻 另一方面，陳總統在爭取連任的選戰過程中曾提出「制定新憲法」的訴求，然而就職演說卻變成「憲政改革」。 上述陳總統反反覆覆的言論，自然備受統獨兩方人士的質疑其言行不一，筆者在此姑且不評論其是非得失，惟對美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和副發言人艾瑞里在記者會上的發言，不以為然，茲略提幾點筆者的見解如下。 (一)任何國家的外交無不以國益為主軸，台美斷交後，我們要感謝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長久協助防衛台灣的安全，但是台灣重要的戰略地位，對亞太區域的安全以及維護世界和平也有重要的貢獻，尤其台灣是美國全球戰略地位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何況台灣的防衛武器並非美援而是高價從美國採購的。而台灣建構足夠防衛安全的軍事機制，使中國不敢輕舉妄動，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二)自由、民主、人權為普世價值，主權在民不可侵犯，即人民有決定國家的一切權利，這也是民主國家的指標。美國為自由世界的盟主，台灣為自由世界的一員，但是現今在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九四六年為中國人民而由中國代表在中國制定的憲法，和台灣人民毫不相干，而且當時台灣在國際法上還屬日本領土。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及國際人權公約第一條第一項均規定人民自決的原則，因此台灣人民行使自決權，制定台灣新憲法，廢除中華民國憲法，使台灣成為國際法上主權獨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都沒權干涉，自不待言。 (三)美國為反恐戰爭及北韓問題的糾葛，需要中國的助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要奉勸美國不要忘記中國欺善怕惡，軟土深掘的霸權本質，在對中和對台政策上謀求平等互惠為著力點，才真的符合台美兩國的利益。 美國不應反對台灣正名 如今台灣人民的本土意識和主體意識日益高漲，認同台灣已成主流民意。不久的將來，二三○○萬的台灣人民要行使自決權，舉辦「公投制憲，正名台灣」之際，難道美國能夠反對嗎？長久以來台灣人民渴望建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國家，然而上述美國國務院正副發言人的先後發言不但不友善，並嚴重違反美國獨立建國的精神。 (四)我們企盼美國重新檢討，並廢止行之已久不合時宜而嚴重傷害台灣的「一個中國」政策，落實「一台一中」政策，始得使台灣長治久安，也才能確保台海的安定與和平，進而促使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固和發展。 (作者為李登輝之友會全國總會委員) …..2004-12-15【台灣日報】

李明峻◎政大國關中心助研究員 壹、前言 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落實「認同台灣國、制定新憲法」兩項課題。台灣長期受外來政權統治，現在雖然國內社會已經民主化，但憲法體制仍舊是一九四七年的舊中國憲法，且國際社會至今仍尚未將台灣定位為國家，堅持「中華民國」國號的結果，使得台灣永遠只能在中國的夾縫中生存，無法爭取自己所應享有的權益，更遑論立足於國際社會。因此，關乎台灣前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確立國家定位與終結憲政亂象，而其具體做法即是更改「中華民國」國號和重新制定一部新憲法。 在「台灣正名」方面，任何國家無論大小皆有其國格，縱使國力強弱有別，亦無人能剝奪其國家基本權。親中派領導人雖也一再強調維護國家與憲法體制的尊嚴，但他們維護的是中華民國的國號與憲法體制，不願切斷與中國之間已經朽壞的臍帶，刻意無視台灣在國際間被中國打壓而毫無尊嚴的事實，藉以維繫其利權。然而，正是由於採用國際間沒有人認識的「中華民國（ＲＯＣ）」國號，除了常被誤以為是ＰＲＣ（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也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從而使台灣無法享有正常國家應有的權益與尊嚴，甚至無法排除被中國併吞的陰影。 在「憲政體制」方面，「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九四七年於南京制定，不僅憲法制定權者已發生重大變更，且其疊床架屋的規定根本無法適用於今日的台灣社會，幾次修憲只能略做調整，不能完全解決權責不明效率低落的憲政機器，而且諸項人權規定亦已不能滿足現行社會需求，為增強國家競爭力與達成「人權立國」目標，由台灣人制定自己的「台灣憲法」乃是正本清源的做法。 事實上，制憲與改國號的原動力即在於「國家認同」，所謂族群問題、統獨問題只是表象而已。血統或政治見解不應也不會是衝突的來源，畢竟台灣在某程度上已是較文明的社會，但是國家認同卻是關乎自己生死存亡的問題。正如前總統李登輝所強調的，台灣的本質應該是以國家安全為基礎，建立本土、民主的台灣，因此讓國際社會知道「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亟為重要。 就此意義而言，二○○四年的立委選舉是決定台灣前途的重要關鍵。在正常的民主國家中，任何政黨或候選人贏得選舉都無妨，至多只是政策或資源分配的問題，但此次台灣立委選舉卻是本土派與親中派的對決，也就是國家認同的重大投票。親中派領導人一但掌握國會，整個國家走向必定全面傾向中國，對不確定的中國該有的防備將隨之瓦解，台灣在對中關係上的自主性亦將消失，其後果將不堪設想。然而，如果不能以「認同台灣國、制定新憲法」為目標，只看重眼前利益而放棄理想理念，那麼台灣長久以來爭取獨立建國的努力將成為悲願，迄今為止所達成的經濟成果、民主化及國際化等都將隨之成為泡影。 貳、制憲的意義 國家是一種法的統治團體，國家的統治權必須依法行使，國家與國民之間的統治關係加以規範的法律，就是憲法，也就是國家的根本大法。現代國家都有一部規範國家根本秩序的憲法，憲法的制定有各種原因，最基本的當然是國家的創建(如東帝汶) ，其次則是體制的重建(如目前正討論制憲的阿富汗和伊拉克) ，最後還有因政治、社會、經濟情況的變化而重新制定憲法等形式。憲法的制定既然有各種原因，那麼制憲除重新規範國家的根本秩序之外，自然尚具有各種不同的意義。 憲法的制定有各種原因，包括國家的創建、體制的重建和因政治、社會、經濟情況的變化而重新制定憲法等形式。憲法既然是規範國家的根本秩序，當然會因實際情況變化而有所修正或變動。『中華民國憲法』的制憲權力來源已全面改變，其存在的正當性和修憲的合法性都發生嚴重問題，今後要使台灣憲政制度正常化，其唯一途徑便是建立一個真真正正主權獨立的新國家，確認台灣之主權屬於台灣全體人民，重新制定一部適用於台灣的新憲法。 綜合各國制憲的模式大致有四種： 第一、因革命而成立新政府的制憲。諸如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後於一七九一年制定第一部憲法，蘇俄革命後一九一八年列甯憲法，一九五四年中國革命建國後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等。第二、因戰爭而成立新政府的制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九四六年日本國憲法、一九四七年義大利憲法、一九四九年東德、西德分別制定新憲法等。第三、獨立建國的制憲。美國獨立革命後的制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殖民地，紛紛獨立的各國之制憲。第四、政治體制根本轉變的制憲。諸如一九八九年蘇聯瓦解，東歐一些被前蘇聯控制的國家改變體制，重新制憲。第一與第二種情況起因於非合憲性的政府更替，第三種情況為新國家的出現，而第四種情況則與國家或政府的更動無關，只要執政者認為有必要且多數國民亦有共識(至少不反對)即可進行。當然，無論是任何一種情形，新憲法最終都必須經由全體國民投票通過。 連中國政府在國家與政府均未變動的情況下，迄今為止都已制定過四部憲法，可見制憲在有其必要時皆可進行，並無法理上的障礙。一九四九年，毛澤東領導中共確立在中國的實權之後，便廢止之前的一切法律，並沒有制定憲法，而是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及「中國人民政府基本法」為國家法制的基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共黨中央所擬定的第一部中國憲法。這部憲法的目的為創立或改造國家的機器，乃祈求實現政治目的或社會理想的手段或方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憲法成為廢紙。毛澤東為了清除黨內以劉少奇為主的走資派，以鞏固其獨裁和極左的路線，於一九七五年第四屆「人代會」通過中國第二部憲法。該憲法充滿文革色彩，注重事實面，乃是「授權的憲法」，而非規範式的憲法，凸顯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將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凌駕於「人代會」之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爆發「天安門抗暴事件」，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死亡，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復出，中國於次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承認毛派種種左傾政策及文革之錯誤，採用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政策，產生制定新憲法的必要性。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中國公布第三部憲法，決定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而且以法律制度來劃分各權力。其後，鄧小平為了鞏固新體制並重建經濟，實施現代化政策，以「調整」和「改革」為口號，只以七個半月的時間討論，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次人代會第五屆會議公布新憲法。九○年代鄧小平地位鞏固，南巡後對保守派鬥爭取得勝利，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再次修改『八二憲法』。 同時，憲法既然是在規範國家的根本秩序，當然會因實際情況變化而有所修正或變動，德國自基本法制定後迄今共修憲42次，1993.6.28增訂GG16a有關Asyl的規定，1994.10.27更基於兩德統一條約委託而進行修憲。即使像日本憲法近一甲子未曾修改過一個字，其內涵亦藉由法院解釋與實際運作，而造成所謂的憲法變遷。另一方面，修憲或制憲有時是個模糊的概念，很難作為判斷與比較的標準，所以超出憲法修改界限的修憲也可被認為是制憲。超過修憲界限的修憲，因為已經破壞原憲法的同一性，所以是實質上的制憲。 台灣的這部憲法內容矛盾極多，既有五權憲法，又有三權分立，既是主權在民，但也有權力集中的條文，「統一性」上就很難確定，而且這部憲法原本是大中國主義，但在八十年修憲後卻納入分裂國家的現實，究其內涵已經是新憲法，但又不是完整設計的憲法。只要人民有此共識，沒有不能修憲或制憲的道理，制憲或修憲是人民的權力，沒有必須基於法統而予以捍衛的繆論。所謂公投制憲即是以公民投票表達人民要求制憲的共識，只要公投結果顯示多數國民希望制憲，政府即可著手進行制憲工作。 參、國際情勢 經過一九九六年及二○○○年的總統大選之後，北京已經瞭解到通往台北最近的道路是經由華府，因此若想要影響台北的政策就須直接訴諸於美國，這是北京政權近年來採取較溫和態度的原因。另一方面，美國目前也因反恐、伊拉克等國際問題需對中國有某程度的妥協。但就美國戰略而言，仍需同時在歐洲與東亞維持軍事部署和聯盟，孤立主義對美國這樣的海權國家絕不會是個理想的選擇。就此而言，任何不協助台灣抵抗中國侵略的行為，都將違反美國的戰略和國家利益。 中國和美國在地緣戰略上天生就是競爭對手，其在冷戰後期因便宜行事所發展出的聯盟關係至今已經消逝。中國對海洋的野心，正散發出不容海權國家小觀的訊息。解放軍的軍事國防預算，近年來以兩位數字成長，台灣顯然無力再繼續負擔這樣的經費。就華府而言，台灣的政府若選擇統一，勢必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利益產生重大的變化。因此華府固然有些人希望所謂的台灣議題消失，但是台灣如真的變成中國一部分的話，對美國則絕對大為有害。 中國若成它a以征服或恐嚇將台灣納入其版圖，將對美國造成可怕的結果。佔據台灣將使中國在東出太平洋的第一島鏈中擁有一個關鍵要塞；並將使日本失去對美國保護的信任，結果日本將不得不發展長程海軍投射武力，以保護其賴以為生的海上航道。為了發展其海洋勢力，解放軍在第一島鏈的屏障下，將試圖挑戰美國在其沿岸部署航空母艦的舉動，把勢力深入南太平洋至澳洲東岸，甚至到第二島鏈的關島、塞班島和吉里巴斯。如此，美國的國家利益將遭到空前的損失。因為太平洋關係到世界經濟的成長，美國一旦失去在東亞的穩定權力平衡，將影響到其全球整體的安全。 因此，如果中國發動侵略，對美國來說，不論危機因何產生，對該地區在地緣政治上的影響都是相同的，美國都不可能會撤銷其協助防衛台灣的承諾。因為為了懲罰台灣的「挑釁」而默野x灣被中國侵略，對美國的盟邦絕非好的示範，且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帶來毀滅性的後果。美國的立場當然是不希望台海現狀改變，但當其國家利益受到威脅時，美國絕不會坐視情況惡化。 台灣在西太平洋的確是美國的一個前哨站，也是尖兵，但是美國在過去藉由雙邊與多邊的合作關係以及條約，直接而且深入的介入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的安全事務。因此，台灣的安全其實是一個區域安全的題目，而不是中國國內的事務。當東北亞的南韓以及東南亞國協都已經「芬蘭化」的時候，台灣在華府的眼中已經成為和日本一樣，在西太平洋地區僅存的美國戰略合作伙伴，而且可以圍堵中國軍事擴開的可靠盟友。 因此，為了避免台灣也步南韓和東南亞國家的後塵被芬蘭化，華府雖不會直接而且公開的聲明支持台灣制憲，但是更無法坐視台灣淪為中國的附庸。因此，台灣制憲或雪|造成台海地區的緊張，但是只要有美國的軍事與經濟作為後盾，解放軍勢必也不致於輕舉妄動，甚至採取冒進的作為。更何況制憲完全符合民主的精神與原則，美國政府無法說服其國民採取反對的立場。 肆、結語 無論如何，中華民國憲法的制憲權力來源已全面改變，其存在的正當性和修憲的合法性都發生嚴重問題，台灣憲政制度正常化是台灣進步唯一的途徑。制定一部適用於台灣的新憲法是台灣人民的權利，完全與別的國家准不准或別的國家幫不幫無關。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選舉過程的觀察 在這次立委選戰中，陳水扁很認真在輔選，但對於泛綠版圖要如何擴張，大戰略並不清楚。他過去走新中間路線，不過，從總統大選後到立委選戰，整體戰略並不明確，只是戰術很多而已，例如收編中間地帶的無黨籍或藍營人士，但對於整個版圖上如何裂解泛藍，其實出現矛盾，例如在國會減半的修憲過程中，民進黨是與國民黨聯合夾殺親民黨與台聯。在這種情況下，陳水扁要如何結合、統整泛綠的力量？我們相信，陳水扁應該是想要與李登輝共同擴展票源的，但是如何做，看起來是比泛藍分裂還來得困難。 民進黨黨內派系的生態仍是一大問題，陳水扁當然是想要處理派系的部分，但我們從立委提名或是地方百里侯的輔選作為來看，中央與地方還是有落差的。民進黨的派系問題，不像國民黨是與地方派系共生，而是黨內從中央延展到地方的派系，且牽涉到未來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問題，所以民進黨很多地方輔選是派系主導，也就是縣市長會比較照顧同派系的候選人，這代表內部整合有問題。 在泛藍部分，我認為宋楚瑜還會再出來選總統，至於國民黨部分，王金平與馬英九是用「馬王配」還是「王馬配」，還需要再觀察；未來泛綠方面，陳水扁要看李登輝有沒有辦法再幫民進黨擴張票源，以及有志選總統的人有沒有辦法結盟，不過我看目前各黨都還是以保全自己的實力為最重要考量。 這次立委選舉，將是我國最後一次的複數選區制，也是最後一次「考」政黨提名技術與選民的配票抉擇。未來單一選區兩票制，將會降低政黨提名技術問題，選民也不必再為是否配票、如何配票而頭大。 從選舉結果來看，也出現新舊民意的衝突。不過，陳總統才經歷一次超艱難的總統大選，相信誰都不願意交出政權。因此，未來憲政體制應有所調整，國會議員選舉應改為兩年或四年一選，並與總統選舉同步，如此才不會有新舊民意衝突問題。 就政黨版圖言，並不會因此次選舉而有太大的改變，除非中國強力打壓台灣。未來地方服務，仍是很較重要的一環。由於未來馬上會面臨縣市長選舉與總統選舉的提名之爭，可以預期，特別是執政的綠營，未來可能不太有興趣將心力擺\在外交問題。 泛藍過半，可以預期未來公投法的修正將很困難，但陳總統於選舉中所提的一些政策，若未涉及修憲，可能仍會堅持推動。例如國營事業正名、與對岸簽訂和平條約、乃至成立和平委員會等。依目前態勢，綠營較可能會考慮與無盟、無黨籍立委合縱連橫。 陳水扁總統辭民進黨主席職 在各大派系圍剿之下，陳水扁總統辭去民進黨主席一職，並由該黨立法院黨團召集人柯建銘暫時代主席，直到由黨員直接選出新主席為止。結束黨政同步的陳水扁體制以後，民進黨將回歸派系戰國春秋的時代，真正的接班人戰爭正式開打。 坦承而言，雖然民進黨未能一舉將阿扁在總統選舉所開創的票源，順利轉換為國會的最小獲勝聯盟，不過，藍綠兩大陣營的板塊並未有多大的變動。此回選舉，國民黨一方面以地方派系擋住了泛綠渡過楚河漢界，一方面又以責任區配票壓制親民黨的侵蝕；而阿扁帶領四大天王御駕親征，其他人多只圖搶食固有的基本票，卻要阿扁下詔罪己，委實令人納悶。 如果說阿扁要負責的話，就是在他發揮一向擅長的空氣戰之際，既未能決定攻佔城池的大戰略下，也就是如何運用前總統李登輝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想辦法羈縻在中央被邊緣化的國民黨本土人士，同時又在戰術上驟然強力擠壓台聯黨的生存空間，加上支持者只能好心自行救弱配票，無法進行高難度的宏觀調配，就怪複數選區制的荒謬性。 長期以來，對於阿扁來說，派系共治的民進黨頂多是方便出選總統的標籤，卻絕對不能變成提名的絆腳石。在連任總統以後，民進黨對於他已無多大邊際價值，特別是阿扁自己有一套選舉造勢的模式，因此，黨中央還有多少競選機器的功\能都令人高度懷疑，更不用說是中常會原本的決策機制，遲早會淪為棄之可惜的雞肋，食之無味的阿扁當然要藉此機會金蟬脫殼。對於有志更上一層樓的人來說，此刻的當中央彷彿是安插卸任閣揆的處所，眾人當然要退避三舍。 民進黨如果要打好未來的總統大選，就不能規避接班人如何產生的課題。在這樣的思考之下，黨主席仍有相當的發揮空間，也就是如何建立令人信服的總統初選制度，讓有知識、膽識、以及願景的人能出來領導群倫，而非只是靠著派系的合縱連橫、或是人頭黨員的挹住。因此，民進黨或可考慮請出一個德高望重、卻又無意競選總統候選人者接任黨主席，譬如前主席林義雄。同樣地，閣揆的人選也可以作類似的思考，讓他／她專心擔任總統的幕僚長，以免不時瞻前顧後、老是心有旁騖。 未來的民進黨組織，或可朝更專業化調整，特別是相關的選舉公關工作，譬如科學的民調、活潑的文宣，讓年輕人有機會擺\脫派系的約制。更重要的是，它必須是作政黨政治獻金的中心，以降低從政同志被金錢遊說的機會結構。至於內造化就免了，既然在總統直選後，一切都以總統為中心，黨團應該是全力配合總統的政策意志力，除非是變成在野黨，否則，那有主導政黨運作的意義？ 至於派系，一直嚷嚷著要分享權力，究竟是人事的分配、還是決策權，應該對外說清楚，畢竟，選民投票是支持政黨的政綱、以及候選人的競選承諾，未必要概括承受派系的分贓負擔。一旦入了政府部門，應該是一切為國為民，而非只圖派系的滋養、壯大。 話又說回來，阿扁自己是否能堅持自己的立場、決策團隊是否為強棒、是否願意站在閣揆的前面來直接面對國會？ 權力分享與聯合政府 這次立委選舉，民進黨期待的是透過配票，把總統大選所獲得的票轉換成地方勢力的版圖擴張，相對地，國民黨則視之為總統選舉的二次投票。由於主觀意願不同，選後的反應也大相逕庭。 經歷四年的朝小野大困境，民進黨一直無法順利兌現政見，不過，既然執政黨有行政資源上的優勢，倒也還可以視議題作合縱連橫，不至於達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既然閣揆的任命在制度上不須國會同意，就沒有必要重蹈全民內閣楚材晉用的覆轍。 國民黨念念不忘四年前敗選後的組閣，堅持台灣目前的憲法增修條文體制近似於法國第五共和國的「自動換軌」，也就是說，當總統所屬的政黨掌控國會優勢之際，就採取總統制，當在野黨支配國會的時候，就變成內閣制，由在野黨來出任閣揆。問題是，除非國會最大黨民進黨放棄組閣權，豈有任憑國民黨叫牌的餘地？坦承而言，我們如果真的心儀法國的憲政體制，不應該做選擇性的認知。對其行政優越的傾向視而不見。 退一步來看，即使是在內閣制之下，政黨之間要籌組聯合內閣，必須尋求政治立場相近的盟友，因此，國民黨真的要以「黨進黨出」的方式加入聯合政府，也要提供令百姓信服的道理，否則，既未預先在選前告知支持者，又未在選後從事政策磋商，所謂的「權力分享」也就難免落分贓的口實。 第三種可能是民進黨同意與國民黨共組聯合政府。拋開權謀式的分別打壓親民黨、以及台聯黨的思考不談，由於是同床異夢，內閣隨時可能因為政策看法相左而解體，政局絕對不會比目前更加穩定。此外，由於兩黨在國會的席次加起來遠超過半數，將會缺乏有效的在野黨來監督行政，當然不是民主政治的常態。 除非是在國家面對重大危機之際，譬如戰爭，全民企盼政黨捐棄己見的戰爭內閣，才有組成超額聯合內閣的意義。在施明德擔任民進黨主席之際，他至少喊出以「大聯合政府」來化解族群齟齬，現在，國民黨連掩飾的動作都省下來了。 有關未來憲政體系的走向，雖然政治人物對於有利長治久安的制度建構沒有共識，然而，卻不約而同有類似的短期盤算，也就是在野的時候會主張內閣制、或是諸如法國的雙首長制，表面上是避免總統制的贏者全拿，其實是在覬覦人事上的分配罷了。 在內閣制之下，只要執政黨、或是執政聯盟在國會取得過半席次，並沒有向在野黨讓步的必要，特別是政黨立場的堅持；我們也看到不少第三世界國家採取內閣制，未必就有利於民主的發展、或是族群衝突的化解。 其實，朝小野大幾乎是美國政治的常態，也就是讓在野黨以國會來制衡總統。在未修憲之前，我們未嘗不可將行政院長虛級化，讓總統以權責相當的方式來主導國家大政的走向。 政黨發展與政黨體系變遷 所謂的政治板塊變動，在政治學上稱為「政黨體系變遷」。一般而言，經過制度化的政黨體系，將有助於民主的鞏固；如果我們由政治競爭的規則、選民的政黨認同、選舉的正當性、以及政黨組織四個層面來看，台灣當前的政黨體系仍然是高度流動。具體而言，在面對一個四分五裂的泛藍陣營之際，民進黨最大的任務是如何建立一個根植社會、反映本土的政治局勢。 就一個政黨而言，如何透過本身的不斷轉型、改造，才有可能面對來自環境的挑戰。就政黨體系變遷的架構來看（圖），除了政黨可以主動掌控的內生因素（也就是政黨發展）以外，還必須想辦法去調適、甚至於控制外生因素，包括制度變遷、其他行為者、以及社會結構；當然，還要對於其他不可預期的殘餘因素進行未雨綢繆式的思考，包括天災、軍隊、中國、以及美國。 政治制度意味著代表產生的方式，可以說是限制、也是契機。在總統直選以後，所有的政治運作聚焦於總統，包括選舉的動員方式、或是以黨領政的走向；三年後立委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應該會加速走偏鋒走的淘汰；至於憲政體制的安排，不太可能會偏向與民選總統互斥的內閣制。大體而言，選民的興趣隨著制度的逐漸建構而在提高，應該可以進一步作從事超越口號的實質內容、或是框架的討論。 社會結構可以視為政黨動員選民的場域、或是競爭選票的軸線；就一個大小通吃（catch-all）的專業選舉黨（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而言，不可能將自己侷限在傳統的死忠支持者、或是單一面向。族群差異、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定位議題原本相互強化，也是台灣社會最基本的分歧；不過，一旦社會對於這些有起碼的共識、以及泛藍泡沫化化以後，勢必要尋求嶄新的動員基礎，不管是目前被邊陲化的階級分配、或是新選民的關照。 經過四年來的模合努力，官僚體系的循化已經進入漸入佳境的階段，而泛藍在媒體的壟斷也已經被打破，只剩下與企業的定位有待釐清。至於社運界，雖然與政黨之間的共生關係不再，不過，仍然看不出會有政黨化的發展。地方派系一向倚賴執政黨奧援，既不願意捲入泛藍的兄弟鬩牆之爭，短期內至少會維持中立的觀望姿態。 如果總統選制繼續採取相對多數，政黨體系有就可能收斂為二；如果更異為相對多數，就有可能維持現在兩大陣營對峙的態勢。不過，既然將來的立委選舉提高政黨比例代表的部份，恐怕會抵銷單一選區、以及總統直選的政黨數目收斂走向。總之，未來的政治板塊是否就取得兩大陣營的五五波之勢，還是要靠立委選舉來取得鞏固，特別是泛藍五大勢力的整合，也就是連戰的老國民黨、宋楚瑜的親民黨、馬立強連線（馬英九、朱立倫、胡自強）、王金平的台灣國民黨、以及新黨／民主學校人士。在隨人顧生命的情況下，國民黨的本土派人士選擇繼續共生，暫時減緩泛藍新黨化的發展。

認美國絕不可能贊成台灣被中合併 李書璇◎台灣日報記者 立委選後綠營一片檢討聲，美國也頻頻對台、中問題提出看法，對於選戰結果，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認為，綠營對開拓選民新空間方面不夠努力，只靠造勢和明星站台是不夠的；而目前他認為執政黨選擇和國親聯合組閣可能會引起綠營支持者反彈，因此用「釣魚」方式來讓認同台灣的國親立委向綠靠攏可能是較好的方式。對於兩岸關係，他認為美國和中國的利益並不完全相吻合，中國如果一直打著如意算盤認為美國會接受台灣遭中國合併，那就是大錯特錯。 以下為專訪的內容： 這次立委選後泛綠其實沒輸，席次也稍有增加，但是為什麼一片綠營選輸的氣氛，是因為感覺上綠營的基本盤是輸的。目標沒有達到應該要反省，輸了的理由是高估選情，提名過度及太過自信；對基本票源開拓沒有認真去做，都是靠政治明星在打選戰，民進黨就靠陳水扁總統和四大天王，台聯則是靠李登輝前總統，反而看不到候選人面孔。而在最後階段，民進黨改變了策略，爭取正名票源，打亂了選盤，造成自己人搶自己人的票。 選戰搶票 非不團結 另外像台聯有些地方提名兩人造成互相搶票，或是民進黨有些地方提名過多也相互爭食票源，這些都不能列入選得不理想的理由，因為全世界的候選人都不會去管別人，只想要自己當選為先，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不能說這樣就是不團結。 而選後藍營說要組閣，這很明顯不符合憲政體制，舉印尼為例，他們也是執政黨不過半，在野黨過半，還是由執政黨組閣。雖然執政黨正在尋求最大的黨（也是在野黨）來合作，頂多是聯合內閣之意，並不能說是最大政黨組閣。但是，要不要國親派員參加內閣並不一定，也可以選擇不要，然後用「釣魚」的方式，也就是想辦法把國民黨或親民黨內部比較認同台灣的那些人拉過來，這是一種各個擊破的政治手法，我比較傾向贊成這樣做；因為有關國家認同問題藍綠的觀念相差太遠，聯合組閣應該會讓綠營比較吃虧。 另外藍綠還有一種合作方式，就是按議題來合作，就算有些人認為目前的幾個議題好像不太可能，但是政治是一直在變化的，現在不可能，但過幾天也許\就可能了，很難講。況且如果和國親組聯合政府，一定有很多綠營支持者會反彈，所以民進黨應該先考慮戰略，再來談戰術。 至於台聯的角色，雖然看起來小，但對民進黨而言，台聯還是第一親密戰友，民進黨應該好好把握。 精神領袖 全面相挺 而李前總統在這次選舉中，以82歲高齡東奔西走，他的理念就是希望制憲正名，而所有政黨或是個別政治家中對制憲正名最熱情的就是台聯候選人，因此李前總統當然也會相挺回去，這就是他挺台聯的最大動機。雖然媒體說李前總統是台聯的精神領袖，但選舉後很多人希望李前總統回歸成為全台灣人的精神領袖，時間也會證明李前總統無私心，光環根本沒有消褪的問題，因為李前總統不屬於任何政黨。 至於美台關係，中國越來越清楚如果不反對台灣的民主運動，台灣的民主會越來越進步；但他們也知道，他們對台灣打擊越大，台灣的反彈就越大，所以中國以保持沉默為最大戰術，但他們很明白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因此飛越太平洋，以美國來牽制台灣，也達到某種程度的效果。之後中國還會繼續用這種技巧來打壓台灣，但要思考的是，美國和中國的利益一致嗎？有一致的地方，就是都希望擴大美中的經濟交流，但不一致的地方，則是美國並不贊成把台灣交給中國，因為中國想拿走台灣，但台灣若變成中國的領土，台灣的錢財、人才、軍事力量和地理上的重要性全歸給中國，台灣變成中國基地，對日本是很大的威脅，日美又是同盟國，因此對於美國也是一個打擊。 中若併台對美不利 尤其對美國而言，巴士海峽相當重要，因為一般對潛水艇而言，海深至少也要來個200公尺左右。台灣海峽深度僅80～100公尺，潛艇的船底到潛水鏡高度就有40公尺，實在太淺很容易被敵軍發現，因此台灣海峽並不適合潛艇活動。但若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潛艇利用海深800公尺至1000公尺的巴士海峽，要潛到美國加州相當容易，勢必讓美國處於危險的境地，而美國海軍力量主要是靠航空母艦的保護，但航空母艦最怕的就是潛水艇的攻擊，只要有潛水艇的海域，航空母艦就不敢進入，因此如果台灣變成中國的基地，負責巡防太平洋的美國第七艦隊，戰鬥力馬上降低，這是美國不願意見到的。 對台灣來說，還是要繼續加強主體意識，例如陳總統要外館正名，美國就反對，美國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他們認為目前台灣的國家認同剛好分裂成一半，但都太極端，如果其中一半的主張太強，會讓台灣發生暴亂，如此的話對於台灣安全並不利，所以才打壓日見高漲的台灣意識，同樣道理，若台灣意識成長到75％對反對的25％，美國就不會打壓了，因此美國和中國的利益絕對不一致。 況且，台獨其實合於美國利益，因為台灣只有台獨及被中國合併兩條路，而剛剛已經推出台灣被中國合併是對美國不利的，因此，無論是台灣獨立，或是中華民國獨立皆是獨立，也合於美國利益。而維持現狀也是獨立，只是事實上獨立和法理上獨立的問題而已；但現在先不管這些，總之此次選舉美國雖然打壓了綠營，但並不代表打壓了台灣獨立。

歷史上，島上住民不斷地與外來政權抗爭；政治實質上，台灣也一直與中國分離。基於長期奮鬥的過程與共同對這塊土地的認同，台灣人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胡同，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一、前言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杜魯門（Harry Truman）接自突然過世的羅斯福總統之位，而於1945年接任美國總統，他以一位密蘇里州（Missouri）鄉下律師，獲選進入美國國會當參議員，被羅斯福網羅為副總統，這個過程在美國政界並不算突出，當年美政壇大多數的菁英們，對杜魯門都不重視，沒有人在意他有一天會當總統，因為人們認為，就算身體不佳的羅斯福過世，依法繼任的杜魯門也將只不過是個臨時管理員而已，他想藉之當選連任的總統，一向就沒被人看好，人們對他的見識、處事能力、交往的關係等等都存疑，甚至有看不起他的意味。 杜魯門是於接任總統後，處理幾項具挑戰性的問題，及在關鍵時刻的堅持與果決的特性，才令人們大為驚奇，也引起了讓人另眼相看的效果，這些類如：決定對日本投原子彈、介入韓戰、撤換麥帥、承認以色列的獨立建國，以及同聲望如日中天的紐約州州長杜威（Dewey）競選總統，獲得令全國各界意外的勝利等等。這中間，他對以色列的“獨自建國”的堅決支持，更是“以色列”能於漂搖不定的情境中，站穩建國的腳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今天這個漫談，就是要向各位報告它的簡要過程，同時也希望同各位共享這個於56年前所發生的事情的內中因由。 二、“有組織的猶太人經30年的奮鬥而建立“以色列”國家”(*1) ‧ 以色列（Israel）這個名稱從羅馬帝國時期的第二世紀就出現於巴勒斯坦（Palestine）地區，而阿拉伯（Arab）名稱則到第七世紀才在此地區出現。 ‧ 1917年當時英國的國勢強盛，幾乎主導著國際外交，也一再地以世界的發言人自居。當時的英國外相Arthur Balfour即對外宣示，英國應主張讓猶太人在巴基斯坦地區建立國家，並暗示美國也應起而分攤這個責任。此即所謂的”Balfour Declaration”。這一宣言更獲得當時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League of the Nations，簡稱國聯）的贊同，並承諾給予支持。也因為這個宣言，才引發了散居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爭相期盼能到巴勒斯坦地區回歸”祖地”，猶太人也因此大受鼓舞，紛紛成立組織，設定目標，朝向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祖國”（Homeland）。同時各地區熊S太人更風起雲湧地積極設法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區，但它的過程並不順利，經常地受到各駐在地國家、英國及阿拉伯人的干擾，因而紛爭不斷。 ‧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國聯”將巴勒斯坦地區委由英國託管（mandate），英國的託管，對猶太人及阿拉伯人皆以強力鎮壓的方式治理此一地區，而對猶太人的待遇更為嚴苛。 ‧ 1939年英國更進一步限制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因而齊聲抗議，同時想盡辦法，用偷渡的方式進入巴勒斯坦地區，並在巴勒斯坦地區倡行猶太人的主體意識。猶太人復國主義（Zionism）由此而滋生，而日漸擴大，終於變成世界各地區猶太人的主流意識，並期盼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起猶太國家（Jewish State）。 ‧ 到1945年時，英國才准予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地區，但人數以每個月最多不得超過150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不久，英國舉行大選，戰時執政的保守黨被工黨打敗，工黨接手的政權是一個百廢待舉的國家，整個英國遭戰爭破壞殆盡，戰爭幾乎耗盡了英國所有的資源，所有的輕、重工業全都破損急待恢復，百業蕭條，人們沒有工作，到處都是無事可做的失業人口，整個國家幾近於破產，她的生存與重建的機會，幾乎是百分之百地靠著美國的援助，此時幸好有馬歇爾（Marshall Plan）計畫，它可以說除了使二次戰後歐洲復甦外，它更令英國恢復生機，再造國力。 而二次大戰後，石油變成最重要的原料，因而從國家利益考量，英國由過去傾向支持猶太人的態度，轉而反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國家，就連當美國向英國提議，讓十萬名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區時，都遭英國的強力反對。 然而猶太人並不因英國的態度改變而灰心喪志，散居於東歐、匈牙利等地區的猶太人所組成的反抗組織，想盡辦法偷渡到巴勒斯坦。當時偷渡的行情是，每偷渡一名猶太人的代價，可取得一箱（50條）香菸，約值150美元。 同時，猶太復國組織更此起彼落地到處成立，在歐洲及其他地區的猶太人紛紛參加各種不同的猶太復國組織，以對抗英國。Chiam Weizman及David Ben-Curion(*2)聯合登高一呼，要求各種不同的猶太復國組織，不應分散力量而各自為政，大家應聯合起來，集中力量，一致地以追求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人的”祖國”為職志！此一要求，獲得了幾乎所有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呼應，並共推Ben-Curion（本古里昂）為猶太復國主義的代表人及發言人。 ‧ 1946年美國和英國對散居於世界近50個國家，抽取9萬個猶太人做調查，結果是90％以上的受調查對象就表示要到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國家。 ‧ 1947年駐在巴勒斯坦地區的英軍，幾乎天天都遭到猶太人反抗團體的攻擊而深覺不甚其擾，英國因此正式向聯合國”提出將放棄巴勒斯坦地區的託管權，並自1948年 5月14日午夜零時起生效，同時主張巴勒斯坦地區歸由聯合國託管（Trusteeship）。英國決定自1947年起開始自巴勒斯坦地區將英國平民及英軍眷屬撤回英國。 此時的國際形勢已變成壁壘分明的兩個陣營，一方是以美英為首的”民主陣營”，另一方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共產主義已變成美國的主要敵人，所謂的”冷戰時期”由此開始。而巴勒斯坦問題也因英國的將放棄託管而轉移到聯合國的戰場 。 根據參與”以色列”建國的”以色列”前外長Aba Eban（阿巴，伊班）的見證，當時猶太人反對英國的提議，將巴勒斯坦地區由聯合國託管，阿拉伯人贊成英國的提議。猶太人是主張在巴勒斯坦地區分成猶太人區及阿拉伯人區，猶太人區的地方將建立起猶太人的國家（即所謂的Partition）。當時蘇聯因同美國作對，故反對猶太人的主張；拉丁美洲國家，因在教義上同猶太教有爭執，所以他們也反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許多新成立的社會民主國家（蘇聯的衛星國）也反對，阿拉伯國家就更不用說了。 但情況的發展有時會令人覺得不可思議，1947年4月28日在設於紐約長島的Lake Success的聯合國總部的大會中，就巴勒斯坦地區及猶太人建國問題提出討論時，蘇聯駐聯合國代表葛羅米哥（Gromygo）大使在會中卻公開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他的理由是： (1) 猶太人的歷史悠久，在巴勒斯坦地區他們更有長遠的歷史及堅強的根源。 (2) 在歐洲，猶太人普遍受歧視、壓迫及不公平的對待。 (3) 因此必須容許猶太人組成猶太國家。 同年6月在聯合國會議中討論將巴勒斯坦地區分成猶太人國家及獨立的阿拉伯國家的問題時，為取得國家成立時在國際上被承認，聯合國決定於1947年11月29日就此問題由會員國投票表決，結果是32票贊成，13票反對，10票棄權。 ‧ 1948年5月14日午夜零時（即晚上12:00 PM，美國東部時間下午6:00 PM），英國正式從巴勒斯坦地區全部撤出，同一天同一時間猶太人組織正式宣佈成立猶太國家，並以稍早之前經由投票決定國名的6票對4票決定將國名叫”以色列（Israel）”。 ‧ 11分鐘之後（1948年5月14日美東時間下午6:11 PM），美國白宮正式宣佈承認”以色列”這個國家。 ‧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 2004年這一年，可以說是台美日3國與中國個別的關係富有變化之年。 美國由於處理伊拉克與阿富汗的事務，又面臨伊朗與北韓的核彈開發問題，忙的要死，四處尋求友邦，明知中國是一隻「賊船」，也不得不拉攏。中國趁機挑撥日本的神經，干涉日本的宗教儀式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釣魚台附近海底資源開發，不顧日本的憂慮，更加積極。又派遣核子潛水艇調查美國關島海域，順便侵犯日本領海。中國看美國有求於中國，就對美國的友邦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對台灣，中國更加厲害了。中國用新的步數，來打擊台灣。中國知道直接向台灣施壓，台灣人會反彈。所以改變策略，用美國來打擊台灣。這個策略看起來有相當的效果，總統選舉前，陳水扁總統提出公投，美國就加以施壓，立委選舉中，陳水扁民進黨主席提出「制憲、正名」，美國就立即加以反對，連台灣要將企業正名，也要反對。 美國的這種態度可以說不友善，台灣躊躇而不決定軍購，對美國而言，表示台灣沒有自衛的決心。只求美國協防台灣，只求美國士兵拼命保衛台灣，台灣卻變成旁觀者，這是美國最大的不滿。美國副國務卿甚至揚言美國沒有派遣軍隊協防台灣的義務。 各位！台灣應該更加展現自己保衛台灣的決心。我們必須知道，須有自衛的決心才有獨立國家的資格。 儘管中國文攻武嚇台灣，又儘管美國在有求於中國之際，對台灣發出不利於台灣聲音，台灣應有屹立不動，追求獨立的決心。究竟「自助」才是基本，「自衛」是台灣國民應有的氣魄。 台灣是一個充分自由的國家，台灣非常自由的這個事實已被世界評價，自由度分為七級的評價，台灣由去年的第二級晉昇為第一級，而那個泱泱大國中國是第六級。一向對台灣似乎包裝的非常冷漠的日本，開始熱情起來了。李前總統的訪日，儘管中國激烈反對，日本乾脆不理。李前總統伉儷於12月27日~正月2日已經完成他們的訪日，那時日本人狂熱的歡迎情形，大家都看到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