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雜誌 第 47 期 封面

獨立不只是兩個漢字 它更是身為自由人的基礎

閃靈 Freddy 樂團成為某種風潮,似乎台灣已慢慢成為像日本、歐美等音樂環境成熟國度,然而,這些被叫做獨立樂團、獨立藝人的基層音樂人們,真的「獨立」嗎?他們怎樣獨立?跟商業娛樂藝人有何不同? 過去幾年來,藉由閃靈在國際間的巡迴演出,看到了更多國外樂團的獨立態度,與其說這是獨立樂團該有的態度,不如說這根本就是個「人」該有的態度,因為現代民主的人早已不該也不願被奴役,人人都自認為是獨立自主的個體。 台灣近十餘年來成為民主國家,普遍人民會喊自己是「頭家」,每個人都已經不用繼續被專制政府所奴役;然而,在擁有民主自由的權利時,是否每個人都已經準備好開始去承擔自己擁有獨立自主人格所必須承擔的責任義務呢? 也許沒有吧? 十幾年前,玩樂團留頭髮上不了電視,甚至會因此被警察局抓去剃頭,唱片內容要被審查才能發行,根本沒有創作自由;現在我們擁有了留頭髮的自由、創作的自由,但是除了頭髮跟唱片這些外在的表象以外,腦子裡的獨立態度、唱片中的創作內涵,又比十幾年前多了多少?跟其他民主先進國家樂團們又是否能比評? 數以萬計的台灣青年們相繼投身創作,也自認是獨立樂團、藝人,但在享受創作自由的同時,有些團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麼,也勇敢的去邁向理想,獨立自主的闖出一片天;但也有一部份常常怨天尤人、等著唱片公司簽約出錢錄音、等待活動幫他宣傳、怨嘆別人不找他們表演,怪東怪西卻又看不到他們自己獨立起來的勇氣與態度。 組成樂團寫歌創作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籌錢去錄音室或是自購設備錄音,藉以客觀檢視作品的完整與否,並在日後可以自由獨立發行或隨著演出活動賣給喜歡的聽眾們;然後主動的去租借場地安排表演,自己賣門票找補助,而盈虧自負;再加上自己設計宣傳品、網站來主動宣傳。 這種獨立的態度對一個自由人來說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正因為我們生在自由的時代,所以可以這麼獨立而不受到干擾的去決定事情;也正因為我們獨立而不願意受到干擾,所以我們很自由;別人不幫你花錢去錄音、去宣傳、去安排表演,那又如何?「幫」並非別人的義務。你既然獨立,當然能夠自己獨立的去規劃、進行自己想做的事?自己獨立做不到,也無權責怪別人不幫你,因為當你享受了自由的同時,別忘記事情是好是壞也要獨立的去承擔! 一些以商業利益為首的通俗類型音樂藝人,為了討好廣大的市場利益,畏畏縮縮的隱藏自己想法,所說所作都按照公司腳本受控於市場的喜好,甚至面對公共議題時都不敢表態,深怕得罪了對公司和「錢」景有利的一方;這樣既不自由也難以獨立,只能稱作商品,而非獨立的藝人。 然而反觀歐美諸如U2、Beastie Boys、Radio Head這樣在商業市場成功的樂團,仍熱心投身各類公共議題,甚至無懼於政治壓力和市場利益,就算被中國封殺也要去支持西藏獨立、批判中國專制及人權現況,展現在公民世界中的獨立人格與態度;別說他們只是個商業樂團,不,他們當然也是獨立的。 台灣現在許多的獨立樂團、藝人們,擁有自由、號稱獨立,也開始越來越勇於參與公共議題,我想這就是獨立樂團音樂人與商業娛樂藝人最大的不同了。 2005 Rose Tour這段巡迴,起源於近幾個月來參與許多座談會討論後的感慨,在幾次與鄭南榕基金會的Ken等同志們聊天決定要有些作為,積極地把這些「感慨」轉化成為行動,串聯幾支剛發片的獨立樂團好朋友們,要在演唱會中展現自由創作下的作品,也要在座談會中去表達樂團們的獨立態度與價值觀,希望能在搖滾圈及台灣青年中灑下種子;讓更多的獨立樂團們一起真正勇於前進,體會「自由」得來不易,「獨立」更是身為自由人的基礎。 你要繼續享有自由,就必須展現你的獨立、捍衛你的獨立,不管是個人或是國家都是一樣!

錢呢?

文:邱乾順 圖:杜福安 馬英九的國民黨決定花費千萬元在三月十二日舉辦大遊行,抗議民進黨政府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結果受到黨工質疑:肯花大錢辦遊行,卻不願依規定付黨工退職金。 其實,馬英九擔任黨主席後,立即賣掉大筆黨產,上百億元入袋,卻一再喊窮,但錢流到那裏去了?烏鴉鴉的沒有幾個人知道,甚至過年黨工還領不到年終獎金。 號稱有潔癖的馬英九,實在應該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國民黨變賣典當的龐大錢財那裏去了?為何平白蒸發不見了? 馬英九統獨論述反反覆覆,連統派媒體都對他的搖擺頗多批評;現在連自己的黨工都質疑變賣黨產「錢哪裡去」?恐怕不是一句「統統用來還債了」就可杜攸攸之口;因為,這是誠信問題!

馬英九吃人不吐骨頭

文:邱乾順 圖:杜福安 馬英九接掌國民黨,立即提出了「先連接台灣 才有中國」的口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外懸掛蔣渭水、莫那魯道、賴和、李友邦…等抗日台籍人士巨幅肖像,並不時敲鑼打鼓拜訪、拉攏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但李友邦是在白色恐怖時代遭國民黨槍斃的,二二八事件則屠殺整個世代的台籍精英,至今國民黨仍然不願公佈真兇、認錯道歉與賠償(非補償)受難者家屬,反而毫無羞恥地消費這些台籍精英。馬英九這種利用亡魂剩餘價值、吃人不吐骨頭的行逕,令人不寒而慄;這也令人回想起2003年台北市政府轄下的和平醫院因隱匿SARS疫情,害死不知情的陳靜秋護理長和許多醫護人員,事後馬英九不是負責任地認錯道歉,而是將陳靜秋靈位送入忠烈祠,以這種極端冷血的方式消費受害者,轉移責任焦點,受害者家屬不但不知討回公道,反而要感謝加害者的「德政」。馬英九這種吃人不吐骨頭的作為,和中國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時說「六四天安門事件沒有死半個人」,一樣猙獰恐怖。

環境永續的憂患

彭百顯◎財經學者 前南投縣長 2月26日,世界人口突破65億,地球負荷與兩百年前比較足足增加55億人。 回顧全球兩百年來的人口變遷,1800年全球人口10億,1900年15億,1930年20億,1960年30億,1974年40億,1987年50億,1999年6月突破60億,估計2012年將衝破70億,2050年將高達95億。雖然歐洲人口減少,但開發中國家成長速度卻相當驚人。然而,資源分配卻是極端不平衡。 全世界四分之一較高所得國家消耗全球四分之三資源,要讓其他國家同樣享有北美生活水平,還需要三個地球。矛盾的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人口成長最快的地方卻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這些地方正面臨嚴酷的貧窮挑戰。一個美國人的年支出可以養活地球另一端的50個人,美國有一半的成年人因營養過剩而導致肥胖,其他許多地方的居民卻處於飢餓狀態,每天有多達一萬三千名嬰幼兒死於營養不良及相關疾病。以世界人口最多的前十名國家而言,除了美國、日本、俄羅斯外,其他七國近20億貧窮人口每天生活低於兩元美金:中國13億人口中有46.7%是在國際貧窮線以下,印度(10.8億人)有79.9%,印尼(2.4億人)有52.4%,巴西(1.86億人)有22.4%,巴基斯坦(1.62億人)有65.6%,孟加拉(1.44億人)有82.8%,奈及利亞(1.28億人)90.8%。貧窮是人類的大問題,包括所得、健康醫療、基礎設施、教育,這也是全球有限資源下的重大難題。 人口爆炸為人類帶來許多的問題,人與自然的平衡也破壞。人類大量砍伐森林、開墾草原、挖掘礦藏、破壞生態,無限度地掠取所有可資利用的自然資源。結果地球資源加速消耗,糧食短缺、全球氣候暖化、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天災頻仍,地球已越來越難以負荷不斷遽增的人口,許多國家更為爭奪天然資源、海洋資源而關係緊張。   台灣並無生活在國際貧窮線下人口,也無人口遽增之危機,反而老齡化、少子化形成影響未來發展的隱憂。然而,台灣卻面臨可能比世界各國更迫切的環境生態危機。 台灣不僅曾名列世界國土最脆弱區,瑞士「世界經濟論壇」對全世界各國所做的「環境永續指數」評比,去年台灣排名全世界146個國家的第145名,只領先北韓;連戰亂中的伊拉克,全球耗油量世界第一的中國,環境永續指數排名都在台灣前面。真難以置信,這個將台灣競爭力指標評比全世界第四名的同一個單位,對台灣的環境品質評比竟如此之差。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日前發布兩年一度的「台灣環保痛苦指數民意調查報告」,2005年的環保痛苦指數比2003年上升,其中水土流失痛苦指數最高。反映了民眾對每逢颱風必有土石流、坍方、水庫淤積導致停水等現象,尤其,最近幾年淹水、土石流、停水頻率愈來愈高,連帶保險公司也對大額保險拒絕理賠,凡此都已變成民眾痛苦的夢魘。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雖然我們沒有生活在國際貧窮線下的困境,但人口密度偏高,人與天爭、與山林河川爭,漠視環境生態的短利心態,已造成台灣山林及河川水系嚴重破壞、水庫泥沙淤積壽命縮短、沿海地層下陷,水資源枯竭但卻遇水成澇困境。台灣人民勤奮打拚,期望生活更美好,但卻付出昂貴代價生活在更惡劣的環境中,實在是莫大的諷刺。沒有一個人可以獨善其身,環境問題是共業,我們必須共同面對永續發展的課題。

蔣介石軍留河內越南228也難免

蔣為文◎台灣羅馬字協會理事長、台灣南社社委  「台灣羅馬字協會」除了推廣台語羅馬字之外,還推廣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越南之間的國民外交。本會並於2002年結合台灣多家本土社團和出版社贈送越南社科院及國家大學近千本有關台灣研究之書籍。在和越南從事文化交流之際,巧遇一位作家、同時也是當年參與對外抗戰的越南老兵「HoangTien」(黃進)老先生。  黃進表示,1945年日軍投降後,蔣介石代表聯軍接收越南北部,同時間南部則由英軍負責接管。那時蔣介石派遣雲南盧漢二十萬大軍進入越南首都河內。當時佔領河內的盧漢軍軍紀不佳,譬如經常在民間吃霸王餐、坐霸王車。此外,蔣介石還要求越南應給付大筆黃金和盧漢軍在越南的所需軍糧。由於當時越南全國正處於戰爭狀況且碰到大飢荒,很多人根本連基本三餐都有問題。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先生為應付蔣介石的蠻橫要求,只好下令全國人民斷食及變賣家產以籌措糧食、黃金,因此而有數百萬人餓死於當年的天災人禍。  胡志明眼見蔣介石的軍隊在越南胡亂非為,且深怕蔣介石軍隊佔領越南後將藉口「自古以來越南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持續統治越南。因而胡志明採取文化和政治二方面的策略以應對。在文化上,終止漢字及法文在越南的使用,改推行越南羅馬字為全國的唯一正式語言文字。在政治上,私下和法國談條件,表示如果法國能運用國際影響力逼迫蔣介石從越南撤軍,越南將同意加入法蘭西聯邦。後來胡志明和法國於1946年3月6日簽定條約;這就是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六三協定」。當年胡志明和法國簽定「六三協定」被許多不知情的人民罵為賣國賊。誰知胡志明出此策乃為緩兵之計,意在逼迫蔣介石撤軍,並趁法國軍隊尚未捲土而來之際準備游擊隊以對抗法軍。最後,蔣介石在法國的介入下才不甘願地撤出越南。以上這段蔣軍佔領越南的史實也被編入越南高中教科書,也因此蔣介石(越南文TuongGioiThach)的惡名在越南家家戶曉。  胡志明曾表示,與其吃中國人的大便,不如聞法國人的臭屁。越南革命領袖深知中國人對越南領土的侵略慾,因此一直設法阻止中國有任何藉口重新佔領越南。相對於台灣,同樣是聯軍委託蔣介石暫時接管,當時台灣精英卻沒認清中國人的野心,還期待「祖國」能協助台灣脫離殖民統治。越南之例,實可作為台灣人的明鏡! (原載台灣日報2006/03/06)

別了!伊藤潔 建國之路永不歇

口述:黃文雄 整理:江旭本、陳宗逸 四十多年來,我們共同走著獨立建國之路,雖然佈滿荊棘,但是一直充滿希望,阿修超人而嚴密的分析力,以及卓越的外交能力,可能是我們可以樂觀的憑藉。 伊藤潔先生,在台灣的知名度並不高,是個低調但是默默努力數十年的台灣獨立理論家。此次在久病之後悄然辭世,外界知情者不多,對於台灣人來說,更是對這位一世懸命貢獻台灣的勇者感到陌生。少數幾位親密友人,只有台裔日籍作家黃文雄先生,有榮幸親自參與伊藤潔的告別儀式,陪伊藤潔走完最後一程。 黃文雄與伊藤潔相識四十年以上,同樣在台灣獨立聯盟日本總部一起奮鬥。黃文雄說,他和伊藤潔是在人生光譜上兩個極端的典型,伊藤潔冷靜、細心、嚴謹與低調,黃文雄反而較為外放、熱情與大膽,兩個完全不同典型的人,卻可以為了台灣獨立事業,相交奮鬥四十年而不改其志,讓人低迴不已。 為了紀念伊藤潔對台灣的貢獻,《新台灣新聞周刊》特地請遠在日本的黃文雄先生,親自現身說法,追悼這位他相識四十多年的革命戰友,讓人從不為人知的小角落,一起追憶這位一生掛念台灣的勇者。此外,伊藤潔與李登輝前總統,也有深厚交情,此次驟然辭世,李前總統也親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紀念這位好友,本刊也一併翻譯刊載,以饗讀者。 見最後一面 回憶伊往事 一月十六日清晨,電話響了,是杏林大學的田久保忠衛名譽教授,他告訴我:「伊藤潔先生在今晨過世了。」在日本的生活習慣上,很少人這麼早打電話給別人的,雖然如此,我還是馬上打電話,將宋重陽(宗像隆幸)吵醒,並且拜託他聯絡所有的朋友,同時我也馬上聯絡林建良與田代明裕二位醫生。間中打了幾次電話到伊藤潔教授的家裡,都沒有人接,直到傍晚,伊藤夫人才打電話給我說:決定不舉行通夜(守靈)、不發訃聞、不舉行公祭,直接採取家族密葬儀式,一月十八日入殮火化,伊藤夫人說,十七日還可以「見最後一面」,但希望不要帶香奠來,因為十八日下午的葬儀,也是只有家族列席的密葬。 之後,我除了聯絡駐日代表許世楷夫人之外,也拜託宋重陽告知黃昭堂主席,因為時間上來不及了,請黃主席不必從台灣趕來日本。 十七日下午五點左右,我和江旭本君一起到武藏野市伊藤教授的家裡,首先向教授的遺體合掌行禮,之後來到後廳,許世楷代表以及代表處的人員已經先到一陣子了,其他在場的還有自由時報的駐日記者張茂森夫婦,寒暄不久他們先離去,我和江旭本則等到宋重陽來了以後,在後廳與伊藤潔教授的家人,一起回憶他的往事,直到天色已晚才打道回府。 走得很安詳 骨灰將回台 十八日早上,這天雖然只是伊藤家的密葬儀式,但是我還是想送他到多摩火葬場,便和他的二公子尚高,約定在翌日入殮之前趕到,和伊藤家人一起去火葬場,陪他走完最後的一程。近中午十一點左右,我一個人到伊藤家,再度走進小小的靈堂。堂內擺了幾盆鮮花,伊藤教授就躺在那裡,身體蓋著的棉被上,放著羅福全從台灣送來的追悼文。羅福全兄對書法和繪畫的造詣深厚,我站在一旁靜靜看著追悼文上揮毫的神韻。這個時候,伊藤夫人拿著李登輝前總統送來的追悼文給我看。 認識四十多年了,我雖然經常和伊藤潔教授同進同出,但是我卻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睡相」。此時的他非常安詳,臉色是這般的好,我覺得不可思議,伊藤夫人說,沒有化過妝或打針,一切都和他辭世時一樣,我一直坐在床邊,靜靜凝視著他的「睡相」,將近一個小時。 入殮時,我和伊藤教授的大公子尚真、二公子尚高三個人,一起抬著他的遺體入棺,伊藤教授的女兒和幾位孫兒則在棺木前,爭相撫摸「阿公」的臉和手,做最後道別,接著家族陸續在棺木中放入鮮花,之後蓋棺,可能是忍不住淒寂永別的場景,原本相當冷靜的伊藤夫人,突然放聲哭泣,一直到火葬場一路不止。伊藤潔生前說,希望將自己的骨灰放水流就好,可是家族不忍心這樣做,將會選一天將他的骨灰帶回台灣,他一生奉獻心血的地方。 宜蘭的阿修 相知四十年 我是一九六四年元旦來日本,同年進入早稻田大學第一商學部。當時台灣來的留學生大多集中在早稻田和東京兩所大學,兩校加起來應該有三百人左右。當年在早稻田大學裡面要約見面,大家都選在商學部大學院前大隈重信銅像廣場的水池旁邊,台灣來的留學生,很多都在那邊相遇相知。我已經記不得是六四年還是六五年的一天,一位宜蘭來的劉明修,也加入我們聊天的陣容。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你一定交了很多日本女朋友」;此後,我們在學生時代就時常往來。 後來我搬到八王子及豊田附近,大概有十五年的時間,我經常到劉明修家裡出入作客吃飯。因為內子是日本人,在長男出生之前,內子娘家希望我搬到八王子一起居住,我從東京都內搬到郊外,那邊離新宿坐電車大約要五十分鐘,而劉明修武藏境的家,剛好是我的中途站。我當時吃不太習慣日本菜,劉明修就要我回家前,可以到他家吃吃台灣菜,每週大概一到兩次,每每吃完晚飯後,和劉明修聊到半夜不知結束,電車都收班了,劉明修總是開著車載我回家。 他年輕的時候體型比較胖,大家叫他「大塊仔」,只有我學他的太太,叫他「阿修」。我的兩個孩子和他的三個孩子,從小就玩在一起,直到我後來搬家到茨城縣之後,才較少往來,但是依舊用電話和常常見面來保持聯絡。 與病魔搏鬥 歷經半世紀 六○年代台灣來的留學生,出身家庭背景各異,境遇各有不同,一般來說,大多數的人每天都是打工苦學著。我從六四年秋天以後,經常面臨斷糧經濟危機,一直到八○年代,換了數十種工作依舊漂泊不定。而阿修就不一樣,他當時是在「打夜工」,幫柏青哥的交換送貨,常常送完貨後順便載我回家,這份「打夜工」,阿修從學生時代一直做到當上教授,都沒有停止,從這邊可以看出我們兩個人個性的差異。夜間送貨,免不了違規停車或者超速,阿修駕照常被扣點數,有時候他問我:「駕照還剩下幾點可以扣?」我就半開玩笑說:「都快被你扣光了」。 阿修還在二松學會大學任職時,從我家開車大概只要四十分鐘就可以到,當時我們時常碰面。但是自從他轉到杏林大學之後,除了集會以外,相互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但是他還是時常打電話來找我,往往一講就是一、兩個鐘頭,多半都是深夜時分。長久以來,從這些深夜電話交談中,我慢慢傾聽他對台灣未來的希望與意見。 他在大學時代就被腎結石所苦,到日本之後,在吳英卿醫師的中央病院裡面,割掉一個腎臟。將近五十年的時間,他可說是一直在和病魔搏鬥之中,有時候阿修會跟我訴苦,說著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命運?雖然如此,我四十多年來從來沒有看過他放棄搏鬥,直到我去年底到醫院去探望他,他依舊相當樂觀,並且還列了一些出院之後的計劃,對未來充滿希望。 治學很嚴謹 一生為求道 田久保忠衛教授,是日本言論界一言九鼎的大師,平松茂雄教授則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軍事專家,他們和伊藤潔教授,成為杏林大學的三張王牌,當年是田久保教授當杏林大學部長時,將伊藤潔請過來的,他和平松茂雄二個人商量很久,慎重地將伊藤潔從二松學會大學聘請過來。 伊藤潔教授本來是森林系出身,曾經到過台灣宜蘭偏遠的太平山林務所服務,來日本留學之後,先到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之後到明治大學讀法律,博士班修完之後還到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史科,重新從碩士開始讀起,一直到他拿到文學博士的學位為止。我記得,他在早稻田大學的時候低我一屆,可是直到我從明治大學畢業離開校園的時候,他還在當學生。我覺得,與其說他在求學,不如說他在求道。 他什麼時候想要當學者的?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在東京大學求學的那段時間吧?他的博士班指導教授,是近現代史權威的伊藤隆教授,阿修的思路精密,生活態度嚴謹,當學者恐怕最適合他吧?其實,阿修也不是全然一帆風順、死讀出身的學者,他有和一般人不太一樣的人生歷程,待人處世和其他欠缺人生經驗的學者很不相同,他在日本學界和社會中,非常有聲望,這和其他在日本的外國學者很不一樣。 獨派三人幫 為建國努力 在生活態度上,他不僅對學生,連對親戚的小孩都非常嚴格。一些台灣來留學的學生,慕他的名氣選修他的課,如果有缺課嚴重的情形,他就會鐵面無私,當場要學生「不用再來上課了」。連寄宿在他家的台灣親戚也告訴我,他們「很怕阿舅」。有一次,他剛剛拿到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不久,有朋友介紹他到山梨大學任教,為了準時赴約,伊藤潔半夜就跑來我家,要我跟他一起開車到山梨縣的甲府,天還沒亮就到約定地點附近,他小睡一下就起來,馬上到附近的加油站水龍頭刷牙洗臉,準時赴約,由這些小細節,可以知道伊藤潔嚴謹的個性,其來有自。 他這種嚴謹的個性,很受到日本人的敬重,因為這是日本人的美德,連他的日本鄰居都讚不絕口,與有榮焉。我常常聽少數留學生或者統派學者,大罵日本人有種族差別意識,我想這些人可能本身就有問題吧?因為從伊藤潔的身上,你可以體會到,只要你擁有讓日本人肅然起敬的美德,不論什麼職業,都會到處受人敬重。 李登輝前總統在追悼文中說,伊藤潔一生不只愛台灣,也愛日本,為了這兩個祖國相互了解而努力,讓日本人了解到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我認為,這個成就超越了他學術上的貢獻,幾年前小林善紀和西尾幹二教授論戰,伊藤潔、金美齡和我曾經被日本言論界稱為「獨派三人幫」。事實上,伊藤潔在九○年代對台日關係最有影響力,只是因為這幾年病魔纏身,才退出第一線。 我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寫作,四十多年來不論文章的風格還是個人的性格,都和阿修很不一樣,他所有的個性幾乎都和我相反,可是我們這四十多年來,竟然沒有發生過任何意見上面的衝突,現在回憶起來,實在不可思議。我想其中的原因是,我們都在想要讓台灣如何獨立建國而已,有共同目標,所以沒有衝突。 冒險寫論文 不怕遭逮捕 六○年代的台灣是白色恐怖時期,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圈裡,也是白色恐怖的延伸範圍。那個時候,「不談政治」是學生的守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杯弓蛇影」。現在年輕人恐怕很難體會這種意境。在那個時候,「台灣青年社」(台獨聯盟前身)發行的《台灣青年》月刊,常常被收到的留學生,用筷子夾起來丟進垃圾桶,因為怕上面有自己的指紋。還有留學生收到雜誌,連拆封都不敢,就跑到大使館自首,現在回想起來讓人相當感慨。 阿修是什麼時候加入「台灣青年社」?我從不知情,也沒有問過他。但是我們認識之初,他經常勸我加入,我從未作答。他不知道,我在六四年夏天,台灣青年社發生「陳純真事件」(國民黨特務學生混入組織受到刀傷)時,日本警視廳逮捕了大部分幹部,我那時已經加入聯盟,成為秘密成員,其實阿修也是秘密成員,我們當時開會,大家頭上都戴著紙袋遮掩,避免曝光,也互不知身分,直到聽到了熟悉的聲音,才知道原來阿修也在開會。那個時候的組織部長侯榮邦,皮帶裡經常夾著氰化物,因為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所有成員的名字,他打算萬一被捕,就服毒自殺。 阿修當時要寫博士論文,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冒險,因為他必須回台灣找林獻堂日記,可能因此被逮捕。他當時將護照的拷貝和所有後事都交代給我,現在人很難想像,為了要寫博士論文,還必須抱有這種「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心情。 為他辦追思 盼完成遺志 從七○年代到八○年代之間,我一直過著「浪人般的生活」,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阿修和一位巴西的朋友,每月提供給我五萬日圓的生活費,我一生感激不盡,這四十多年來,我們共同走著獨立建國之路,雖然佈滿荊棘,但是一直充滿希望,阿修超人而嚴密的分析力,以及卓越的外交能力,可能是我們可以樂觀的憑藉。 阿修只活了六十八歲,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相當可惜,因為他想走的路還沒走完。十八日晚上,我從多摩火葬場回到家,思想至此感慨萬千。我在獨立建國聯盟每週的會議上,綜合所有朋友的期盼,準備在今年春暖花開時,為他舉行追思會。我心想,希望阿修可以好好休息了,其餘的路,我們大家幫他繼續走下去。 別了老友! *轉載「新台灣週刊」516期,2006/2/10 老帥悼念 阿修好走 一月十六日清晨,當旅日學者伊藤潔辭世的消息傳回台灣後,與伊藤潔交情甚篤的前總統李登輝,隨即發表題為〈台灣之聲〉的一篇悼念文。雖然只有短短的五百字,其中卻包含了李登輝對這位異鄉故知深深的追念與推崇。 文中首先提到伊藤潔在台灣相關研究上的學術成果,有目共睹,也為台灣與日本的兩國交流多有貢獻;而伊藤潔終其一生堅持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為此奔走的精神,也讓李登輝由衷尊敬。李登輝在文中回憶,在他總統任內,伊藤潔頻繁往來於台、日之間,除了將台灣並非中國一部分的觀念廣泛介紹給日本民眾之外,對於台灣、中國的兩國關係處理上,也帶給李登輝諸多建言。 李登輝在悼念文中感念伊藤潔對於台灣在爭取國際地位上的努力及堅持,也承諾自己未來仍秉持伊藤潔的信念,全力為台灣打拚,並致力於台、日兩國親善交流。(葉韋利) 2006/01/18「台灣之聲」【李登輝前總統】故伊藤潔先生e no弔詞

QDR與台灣安全

陳國雄◎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自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美國國防部每四年就發表一份《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在二○○一年九月底發表的QDR,是遭逢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匆促改寫的報告,隨後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及反恐作戰中獲得經驗,五角大廈將未來的安全威脅定位為「長期戰爭」(long war),規劃出未來二十年的國防戰略藍圖,意義重大。 這次QDR新戰略高舉的威脅重點,從以往傳統戰爭的型態,轉向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新興戰略對手等三大領域。新戰略的四大目標則側重在:一、打敗極端主義;二、保衛美國本土;三、對付處於「戰略十字路口」的新興強權;四、防止危險政權和恐怖分子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列名為主要和新興強權的三個國家是俄羅斯、印度和中國,而中國卻被挑明為最可能與美國發生軍事競爭的國家,也是最可能發展出破壞性軍事科技來抵銷美國傳統軍事優勢的國家。可見「中國威脅論」不但深植美方戰略規劃者腦中,也公然溢於言表。儘管美國聲稱希望與中國合作,期待中國能在國際社會上扮演建設性角色,然而這只是兩手策略的一端。在軍事嚇阻的另一端,為了有效阻止中國採取沒有助益的脅迫性行動,美軍戰略部署的重心已由歐洲轉向亞洲,海軍戰力將進行兩項調整:其一就是把美軍約六成的潛艇戰力轉移到太平洋;其二就是在現有的十一艘航空母艦當中,至少保持六艘能夠隨時在太平洋地區展開戰鬥。 QDR報告也指出,在面對主要和新興強權的挑戰時,美國將試圖說服任何軍事競爭者,不要發展破壞秩序的能力,進而形成區域霸權,或是對美國及其他「友好國家」採取敵意行動。同時,美國也將採取對策來嚇阻侵略及脅迫。萬一嚇阻失敗,美國將會採取行動,使敵對勢力無法達成其戰略和軍事目標。此外,美國及其「盟邦」和夥伴也必須有所準備,防範主要或新興強權的敵對行為。 在美國未來二十年的安全戰略當中,台灣的安全是否能夠持續獲得保障,其中涉及雙方關係定位的層面,台灣是美國的「友好國家」或是「盟邦」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顧美國的政策。柯林頓總統於一九九八年十月簽署國會通過的一九九九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明確指稱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三個主要盟國之一,是共同籌建「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夥伴;在二○○二年八月,布希總統簽署的「二○○二年反恐補充撥款法」,也將台灣與美國的北約及非北約盟國一起並列,將台灣軍政人員視為美國的「盟國」人員,使台灣在與美國並肩的反恐作戰中,免受國際刑事法庭的約束。由此可見,台灣的確是美國的「盟邦」無誤。 因此在美國的新戰略當中,台灣乃是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的「盟國」,在共享安全利益的同時,也有義務來準備防範具有敵意的新興強權。順著這個戰略架構前進,台灣的安全得以繼續鞏固並確保。 從台灣安全戰略的角度來看,中國乃是深具軍事敵意的新興強權,台灣原本就該適當強化自己的防衛力量,以便防範這個活生生的軍事威脅。QDR報告中所分析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速度與規模,已經逐漸破壞區域內的軍事平衡,對台灣的威脅尤具針對性,更凸顯三大軍購案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已經到了不容繼續延宕的地步了。

馬英九布魯塞爾記者招待會記實

李怡德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 2月17日馬英九協同周錫瑋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喜來登飯店舉辦台北市、縣聯合招商會議,並於開幕致詞完後舉行記者招待會。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歐洲台灣醫事聯盟、及歐洲台灣婦女會特別以旅歐台灣人的身份,對參加歐盟首府記者招待會的記者發出中、英、法、荷、德、西等六國語言的聯合聲明稿。聲明中強調台灣是通往亞太的門戶,歡迎歐洲朋友和台灣合作;並呼籲台北市馬英九市長藉著在會見歐盟政治人物時,表達對歐盟持續對中國武器禁運的感謝,並期望歐盟能夠在台灣申請加入WHO給予正面的支持。 在馬英九及周錫偉結束招商說明會後,隨即在喜來登飯店的lounge bar進行國際記者接待會,參與的記者人數連同國內媒體記者(2人)及當地記者共約15人。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何章獻會長、比利時台灣協會侯曉芳會長及數位台協會理事亦出席該場記者會。在記者會開始前,何會長及比利時台協會代表當面將聯合聲明稿交給馬市長,期望他能夠向歐盟爭取對台灣的支持,台灣協會的理事也當場將此聯合聲明書發給與會的記者。此記者會以英文或法文進行,一開始場面並不是很熱絡,記者發問也不甚踴躍,但在一位日本記者提及關於連胡會關於兩岸統一的共識及「九二共識」之後,情況開始扭轉。 馬市長在回答日本記者的提問時,重申所謂的「九二共識」,亦即是「一中各表」,並批評陳水扁總統關於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政策談話是違反陳總統2000年「四不一沒有」的承諾。他也向在場的記者們提及目前約有六成的台灣人民希望能夠維持現狀,並以此批評陳總統近日「廢統」的舉動對於美、日兩國而言是在進行單方面改變現狀,非常不智。 何會長在馬市長回答日本記者提問後,以法文向在場的記者說明目前台灣正面臨來自中國日益增強的武力威脅,感謝並希望歐盟能夠繼續維持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馬市長透過翻譯瞭解何會長的發言後回應提到,歐盟原本在去年考慮要解除對中國的軍售禁令,但是因為中國制訂了「反分裂法」,致使歐盟最後決議維持軍售禁令的決議。他亦表達了反對中國「反分裂法」的立場,他認為對一個不尊重法治的國家而言,制訂任何的法令都是多餘。另外他也聲稱自己是台灣最早提出反對中國制訂反分裂法的政治人物。隨後他並呼籲歐盟未來在考慮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時應當考量台海的和平。 比利時台灣協會李文欣理事接著發言:台灣人民希望維持民主自由的現狀,不喜歡被武力威脅的現狀;而中國的軍力擴充,卻不停地在改變台海現狀,她請馬市長對他所要維護的「現狀」做出明確的解釋跟定義。另外她指出,歐盟當年對中國進行武器禁運,是基於人權議題,並不是因為台海關係。台海的和平當然應該納入解除武器禁令的考量,但卻不應該忘記中國的人權。 馬回答說對於「現狀」的定義是見仁見智,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但仍聲稱台灣目前對於現狀的最大公約數包括了國名、國旗、憲法‧‧‧等等;他並說這種討論可能好幾個鐘頭(for hours)都不會有結果。台北縣長周錫瑋緊接著表示:中國的國情不同,西方的人權標準不應該直接套用在中國。此時,台灣協會的理事將另一份在馬於倫敦政經演講前所出的中英聲明稿發給在場的記者,該聲明稿明確表達台灣人民要的是一個民主與自由的現狀,而不是一個遭受中國武力威脅的現狀,並指出馬英九對於「現狀」詮釋上態度模糊。 由於六國語文聯合聲明中要求馬呼籲歐盟支持台灣加入WHO,一位比利時記者問馬市長:「希望歐盟在台灣加入WHO上給予什麼樣的協助?」馬市長回答說:「這個問題,要問你們歐洲各國及歐盟的官員才對。」

台灣,通往亞太的門戶

台灣位於東北亞、中國、以及東協國家等三個亞洲主要經濟區的交匯處;它除了和中國在語言文化上相通、與日本在歷史上也有深厚的淵源、加上美國的緊密合作、以及近年在東南亞投資所立下的基礎,使得它不僅僅只是居於地利之便。台灣出口導向的經濟,使得它有豐富的國際合作經驗。我們相信: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位處關鍵位置的台灣,應該是歐洲的重要伙伴。 根據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最近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導」指出,台灣的投資環境和挪威同列全球第五,僅僅落後於瑞士、新加坡、日本、以及荷蘭。台灣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先進的基礎架構、和民主政治的社會,都是一個企業永續成功\的環境所不可或缺的。 台北是台灣的首都,也是進入台灣以及亞太的關鍵入口。我們誠心地歡迎歐洲朋友們來台北,以及台灣。 歡迎馬市長暨台北市府代表團 身為旅居歐洲的台灣人,我們歡迎台北市馬英九市長以及台北市府代表團來到歐洲。我們期待台灣和歐洲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也相信台灣和歐洲能在更多的方向和領域一同努力。在馬市長會見台灣在布魯塞爾的朋友之前,我們籲請馬市長代我們向歐洲朋友表達以下兩點: – 我們對歐盟維持對中國武器禁運的感謝和敬意,並且期盼歐盟不屈從中國壓力,繼續維持武器禁運。基於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及恫嚇,歐盟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對於維持亞太地區的繁榮,有決定性的重要。 – 呼籲歐洲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WHO〉,台灣參與世衛,不只是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健康權益,台灣也可以對世界衛生提出貢獻。 歐洲對人權價值的堅持,一直是我們所敬佩的。我們相信:本於對這些普世價值的原則,台灣和歐洲合作的貢獻,可以遠遠地超出商業的範疇。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 歐洲台灣醫事聯盟 歐洲台灣婦女會

台灣的將來

岡崎久彥◎日本前駐泰國大使 時間過得很快,距離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只剩下兩年半而已。 2004年大選之前,我曾經在論文中寫道,這不是一場普通的選舉而已,而是一場攸關台灣的民主主義能否存續下去的選舉。 我在此重申我當時的看法。那就是,我認為台灣人民對於追求台灣人固有的國家認同傾向,未來只會逐年增強而不會減弱。如此一來,至少有一部份認同中國的國民黨支持者,理當會逐年減少。 這樣的看法究竟是否正確,因為時間還沒到,所以還不得而知。但是,國民黨本身懷有這一層憂慮卻是不爭的事實。 不儘是台灣,歷史上不論是哪一個國家,最初實施的民主主義通常都是短命而終的。亞理斯多德就曾經說過,民主主義是最短命的政治制度。 英國的民主主義是歷經幾個世紀,試錯誤之後逐漸修正的結果。美國的民主主義則是拜英國之賜,充分活用英國的經驗而有了好的開始。儘管如此,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也發出警訊表示,民主主義本身具有自我毀壞的性質。當今,中南美洲各國等也毫無例外的,在實施初步階段的民主主義之後,繼之而起的是軍事政權或獨裁政權。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台灣的民主主義很可能會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以某種形式畫下句點,實在令人擔憂。 但是,結果陳水扁總統贏得選戰,台灣的民主主義得以存續到現在。只不過,非常遺憾的,2004年的選舉似乎還沒有完全告一段落。基本的狀況還和當初一樣並沒有改觀,所以我現在不得不再說同樣的話。 我認為情況反而更加的岌岌可危。在此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想,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威脅日漸增大。 中國的威脅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這個問題也經常被討論。但是,問題在於,每經過幾年屢次提出來討論時,都會發現中國的威脅均較前增大了。 一國的國防預算在十幾年內,每年增加10﹪以上的,歷史上並不多見。188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後處於臥薪嘗膽期的日本,雖然擴張軍備的情況也相當激烈,但是當時是因為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的一步步向東發展,所以日本不得不與時間競賽。1897年以後的德國也曾經在短時間內急速擴大軍鑑的打造。但是,這兩個例子最後都是把國家帶進戰爭。 所以我認為,值得參考的是,冷戰時期尤其是古巴危機之際,蘇聯鑑於美國武力之大而被退縮後的蘇聯軍備擴張。但結果是,原本就有缺陷的蘇聯經濟,雖因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獲救,卻無法支撐80年代的軍事擴張,最終走向自我瓦解的道路。不過,中國的經濟現在還有能力支持軍事擴張的行動。 我想起19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我所尊敬的一位蘇聯專家曾說:「這簡直就是古巴危機」。 實際上,中國積極加速軍事擴張是在台海危機之後的事。雖然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是每年國防預算成長10﹪,可是經過通貨膨脹的調整,每年實質成長率在10﹪以上是在1997年以後的事。台海危機以來,中國念茲在茲的是終有一天將與美國在台灣海峽對決。因此,不難想像中國卯足了全力要讓軍隊加速現代化。從1997年到現在已經過了8個年頭,已快到呈現結果的時候了。 誠如美國的國會報告指出,中國的國防預算,如果按照其他國家的算法再加上一些項目的話,可能是公開數字的2、3倍。這幾乎已成了國際間的常識。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中國的國防預算應該比日本還多吧。 日本現在所擁有現代化海空軍通常兵力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這是1980年代每年增加5﹪以上國防預算的結果。如果那個時期每年增加10﹪以上的國防預算的話,我想日本就有能力擁有航空母艦機動部隊了。 中國究竟把那麼多的國防經費用在什麼地方呢?軍事專家們做了許多揣測。但是,那充其量只是揣測而已,真正的實情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龐大的軍事擴張費將用於預期會發生的下一場台海危機,這是無庸置疑的。 冷戰時期,我曾研究過蘇聯,同樣是研究這方面的先進告訴我,蘇聯所公布的數字根本是不符合事實的,是一種宣傳。國防經費的明細是國家的最高機密,在共產黨獨裁政權之下,根本不需要公開審核國防預算。所以蘇聯根本不需將國防經費的內容對外界、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公開。在此,又讓我們想起了中國至今也是共產主義國家這是冷戰結束以來已被遺忘的事實。 順便一提,國際間常有人在討論,要將中國拉攏到國際社會的政策之一,就是與中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裁軍的基礎就是建立軍事互信的機制,當然它的前提是要確保軍事的透明度。不過,我一向認為要在東亞地區,裁軍是不可能實現的。 如果真的要裁軍的話,必須具備一個絕對的前提。那就是,即便是謊言或宣傳也無妨,每一個國家都要強調自己的國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才行。如果彼此都主張做為愛好和平的國家,軍備並非具有攻擊性的,而只是防衛性的,那麼下一個階段,就要展現軍事的透明度。也就是互相亮出雙掌取得互信,開始交涉將防衛目的以外的不必要的軍備一一裁減,或者是將已部署的兵力撤離。 可是,中國始終揚言不放棄以武力來解放台灣,北韓也揚言要將首爾變成火海。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真的將軍事透明化的話,那無異是將武力犯台的軍備與作戰計畫公諸於世。對此,台灣方面就會加以因應,必須嚴陣以待,做好防衛的必要態勢。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軍事透明化反而導致擴軍行動,而無法成為裁軍的契機。 中國因應日本等國的要求,公布了國防白皮書。儘管這份白皮書的內容與世界各國的白皮書還相差甚遠,但是,日本認為這是中國軍事邁向透明化的第一步,因此也表示肯定之意。不過,只要台灣問題還存在一天,大概中國永遠無法滿足外界對她邁向第二步的期待吧。 也就是說,中國只要一天不放棄以武力犯台,中國就不可能做到軍事透明化,也不可能與外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或是裁軍。 有關中國的動向,其次讓我關心的就是,中國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 其中表明,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時,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也就是說,動武成了國家的義務。至於什麼時候才算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喪失,則完全由中國單方面在判斷。 假如,判斷和平統一喪失的可能性的尺度是台灣的民意的話,那麼現在在台灣,支持獨立與支持維持現狀的人佔絕大多數。相對的,支持統一的人數佔多數的可能性,未來也幾乎是等於零。考慮到這一點,那麼,情況不就變成了已具備中國對台動武的條件了嗎? 『反分裂國家法』的問題點在於讓台灣難以做好戰爭的早期警戒工作。一般而言,戰爭這種東西原本是緊張氣氛逐漸升高,最後才到下達最後通牒的地步。但是,『反分裂國家法』實施以後,單憑中國片面的判斷就可以決定,則簡直等於已經發出最後通牒的地步了。 更有一件事也讓我關心的就是,最近中國政府頻頻對國民黨等在野黨主席展開招待外交發表共同聲明,但卻無視於由民主程序所選出的台灣代表,也就是陳水扁總統。 綜觀以上的內容,今後台灣勢必要存活在兩種可能性當中。一是,中國可能排除美國的介入或在美國介入之前就懷著以武力壓制台灣的念頭,毫無預警地動用近十年來不斷建軍的武力。另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國會憑恃國民黨等在野黨的支持,對台灣進行脅迫。 如果台灣遭武力壓制或者屈服於脅迫,那麼台灣的民主主義將不復存在。或許會變成香港一樣,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民主主義受到保護。但是,那只有被保障50年的期限。在民族發展的歷史上,50年是瞬間即過的。那麼短暫的民主主義,只不過是變成一黨獨裁的過渡期。 此外,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現在台灣所存在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民主主義。對於瞭解真正的民主主義的日本人、美國人而言,應該沒有人希望活在目前的香港那種民主主義之下。因為,不敢違逆他國意向的政府,再怎麼說那是無法代表民意的。我們不喜歡香港那種民主制度,但沒有立場,也不該叫台灣人民要忍耐、遷就一點。 想到這些,為了守護台灣的民主主義,希望能由一股目標正確而堅強的勢力維持政權。那就是,在危機存亡之秋,不逢迎中國的意向的勢力,而且也不屈服於中國脅迫的勢力。 中國的壓力不會事先發出警告,手段也不透明。在這個條件下,一定要事先設想各種可能發生情況。最壞的情況是如同美國國會報告書所指出的,中國很可能會發動高度電磁脈衝攻擊、癱瘓電腦網路以潛入台灣的特殊部隊發動攻擊造成混亂之際,再採取政治的、軍事的施壓動作。為了與之對抗,最基本的就是要確保領導階層與國民之間的溝通與通訊聯絡。不過,在這之前,必須有一個不受脅迫、不輕易聽信流言、擁有堅強意志的政府。只要對中國存有絲毫逢迎意思的政府,則一定無法對抗來自中國的壓力,如果對中國逢迎的話,那等於是意味著台灣的民主主義的滅亡。 那麼,到底要到什麼時候,台灣的民主主義才能穩定呢?這就要等到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確立了身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意識,認為只有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台灣未來的時候。 到了那個時候,或許台灣的政治就會變成維持現狀派與獨立派這兩大勢力,或兩大政黨的形式。 乍看之下,這非常類似目前的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對立形式,但是本質還是不同的。 因為,那兩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共識,那就是台灣人的將來由台灣人決定。而且,一般來說,其中有一個民主主義的基本前提,也就是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將來。 在那種情況下,雖是維持現狀派,但是只要條件都齊全的話,照理說不會反對獨立,他們只是在考量周邊國際關係的現實,認為維持現狀才是最明智的選擇,只有這一點與獨立派有所不同而已。 這麼一來,則有可能形成兩大政黨政權輪替。不過,不無爭議,即對於維持現狀派的人而言,一旦被獨立派奪得政權宣佈獨立的話,那結果不就一切都完了嗎?可是,如果到了那種情況的話,其實有沒有宣佈獨立,早已不是重大爭議了。 其實獨立派也深知,如果無法明確地獲得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的支持的話,即使宣佈獨立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有人常引用台灣的現狀就是獨立的狀態這樣的理論。不過,最重要的是,台灣的將來由台灣人決定這個觀點已經形成了個共識。所以是不是要正式宣佈獨立,其實,只不過是技術性的問題而已。 屆時,獨立也罷,不獨立也罷,台灣的民意都會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美國是民主主義國家,也是重視輿論的國家。像台灣這樣擁有完整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優良國家,等到絕大多數的國民希望從中國大陸分離出來的情況更明朗的時候,美國的輿論和國會是不可能不加以支持的。像現在,各項選舉得票都呈現五五波的結果,難怪美國會採取目前的態度。 一旦,美國國會決定應該尊重台灣的民意的話,那麼美國政府與中國之間在聯合公報上所達成的合意,都將會變成白紙寫黑字的一張紙而已。 總而言之,等到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對於自己身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有堅定的信心與信念時,內政和外交的問題也自然能迎刃而解了。

228雜記

何詩敏 「…像詩敏這樣才20出頭歲的年輕台灣人,該說幸運還是不幸運呢?他所成長經歷的台灣社會是解嚴後的,看似甚麼都可說可做,但卻似乎少了環境所逼之下所產生的認同及建構台灣精神…」 每逢228的時候,這一句話就會出現在我的腦海裡。看看身邊的人,228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只不過是一年之中的國定假日。背後的意義,228發生的前因後果,對這些人來說,也只不過是,這天死了很多人。 今年的228,可預見的,還是各個政黨舉辦自己的活動,每個政黨有自己不同的描述,加上各家媒體「貓站在鋼琴上摔倒了」式的報導,之後就是一連串的口水戰。 我說:何必勒。 228的活動,站在台上的,應該是受難家屬,再來是台灣的主人。為什麼主持的竟是那些政客。等他們講完話,這些真正的主人,才在台下感動的直說,終於有人重視這件事情。 228將到的時候,還蠻想要放逐自己一段時間,就像當時要從美國回台灣之前,背著被包,帶著相機跟電腦,定了機票就走,回到家也不用整理行李,因為過沒幾天又要出去了。 這樣放逐自己,只是想去找尋一些東西。一些我不知道是何物的東西,或是應該說,存留的精神。 在美國有很多228相關的活動,奉獻的人有各式各樣,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政府相關人員所主持的。這些人不是台灣學生,或是台美人第二代年輕人,就是當時被列入黑名單的台灣人。因為同是台灣學生,所以比較能清楚台灣學生對228的相關感覺。但是台美人第二代,與當時被國名黨拒絕入境故鄉台灣的台灣人,他們的心境路程,很想去感受。 台灣的活動似乎缺少這樣的人文與感情。請不要讓台灣的歷史,那份沉重的歷史,只存留在台灣島外。 了解228的人,知道228的恐怖。不了解228的人,至少知道228經歷的痛苦。 自三年前的手牽手護台灣之後,個人覺得,台灣人民才開始重視228這件事情,才開始重視228相關的活動。只是,個人覺得,大部分的活動都是本末倒置。大部分都是客人當主人,主人當客人般的舉辦活動。 「台灣各個與228相關的活動,不應是受害者坐在台下,感謝政客的施捨!」 了解了受害者的傷,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受害者的家庭,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受害者的後代,因為228的事件,影響了他們的生命。有多少人願意去感受他們的心境!?更有多少年輕人去注意到,228事件後的清鄉、白色恐怖、與黑名單如何影響台灣人。 中華民國執政黨決定在228降半旗。馬英九今天代表了國民黨向228受難者致歉,但228之後的清鄉、白色恐怖、與黑名單呢? 這些對已逝去的英靈都是種侮辱。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台灣!台灣人是台灣的主人! 請中華民國之下的政黨重視台灣人在228之後,所要求自己當自己的主人,獨立於不受任何一個殖民政府的統治。 台灣的年輕人,我們不需要環境所逼之下來產生認同及建構台灣精神,因為這代價太高了,已經有我們的兄姐前輩們為我們走過這一遭。是時候了,台灣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愛惜,來保護! * 後記:這篇文章,算是這幾天來的心情總結,因為處在的地方敏感,所以無法長時間在電腦前寫作,只能一段一段的把自己的記憶與感覺紀錄。在無法為228這天做出任何事情,無法為台灣獨立運動作出實質的行動,希望能以文章來做出一點貢獻。

紀念二二八至少應知道要紀念多少人

涂醒哲◎國策顧問 228是國殤日,每年到了228,總令人心生哀愁而又充滿希望。50年來228成為禁錮臺灣人心的圖騰,甚至在1980年國民黨還以謀害林義雄的母女來加強228的恐嚇效果。但50年來228事件也成為鼓舞臺灣人的阿拉丁神燈,228使臺灣人認清中國官的醜惡,228使臺灣人對所謂的「祖國」死心,228使臺灣人心生不能不獨立建國的壯志。 每年228,人民一再重複要求歷史平反,希望能找出首惡份子,找出應該負責的加害者;希望能找出國民黨迫害臺灣人的真相,並找出當年的受害者。但這些卑微的願望年年落空,在國民黨執政時,年年閃避、年年說謊,一直到今年,在民進黨已執政近6年,才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提出《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確定蔣介石是228悲劇的元兇。此報告無疑引起蔣家後代的不滿,也無疑會在泛藍媒體上引來一大堆的討論,以圖沖淡228事件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衝擊。 但歷史總要釐清,真相總應大白。如果不知加害者為誰,那受害者要如何去原諒?要原諒誰?如果不知受害者為誰,如果連有多少受害者都不清楚,要去追思懷念,對象何在?因此,在蔣介石是元兇的結論出來後,蔣家後代及國民黨應謙卑接受,誠心懺悔,以求寬恕。而全國民眾也應更進一步要求政府及各政黨再接再厲,追查元兇以及此次事件的幫兇,好好還原歷史真相。化膿傷口若不打開,就無洗清、恢復健康機會。 最簡單的方法莫如學習南非,南非黑人多年來受到白人殖民政權的迫害,死傷無數。在南非黑人曼德拉總統取得政權後,他們展開加害者自首運動,只要自首,說清楚當年他如何迫害黑人,則完全除罪,藉此可以洗滌加害者的罪孽,也撫慰受其加害之受害人之心。但如果在自首免罪期間不自首,而經有人舉證屬實,則處以重刑。這種方式可以讓整個國家揮別過去悲情,族群融合昂首邁向未來。 至於受害者部分,由於有的家屬餘悸猶存,由於有的家屬不願再去碰觸傷痛,由於有的家屬也已亡故,由於有的家屬從小不知其父兄死於228,還以為是到南洋經商,加上後來大人一再告誡小孩子有耳無嘴,很多當年的受害者至今仍然含冤未明,甚至連有多少受害者都不清楚。因此,政府應以鼓勵的方式,寧濫勿缺,請國人就其所知的親朋受害經歷說出來,再藉由學者的抽絲剝繭,釐清事實,按證據的多寡及可信度依確定、可能、疑似分類。在全民提供愈來愈多的資料後,確定個案自然增加,這才是追思受害者最具體、最有意義的工作。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

張炎憲◎國史館館長 228事件是戰後台灣史上最悲慘的事件,至今傷痕仍未完全癒合。長期以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二二八史料無法公開,真相無法追究,二二八成為社會上最大的陰霾和揮之不去的夢魘。國民黨更以制式說法,掌控歷史解釋權,視二二八為「叛亂」、「叛國」的暴動,參與者為「暴民」、「亂民」。至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政府受到批判,才被迫開放史料,學界也開始研究228事件,迄今研究成果雖然豐富,但仍未有完整探討228事件責任歸屬的著作。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承受受難者家屬的殷切期待,深感責任重大,因此推動此次研究計畫,邀請學者參與討論,歷經兩年,撰稿完成。我們透過史料印證與歷史脈絡的分析,試圖釐清事件責任歸屬的輕重及其應負責任。 一、228事件發生的原因 國民黨政府認為228事件的發生,是因為台灣人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奴化」教育,逐漸日本化,抗拒國府的接收;且因受日本影響,不瞭解中國文化,排斥中國;共產黨份子從中煽動,加深台灣人與接收人員之間的裂痕;野心份子藉機推波助瀾,使得事件不斷擴大,而致不可收拾;流氓附和鼓動,造成社會不安。國民黨將228事件定位為台灣人要當家作主,脫離中國的叛國暴動,參與者是暴民、亂民。 國民黨政府的說法已成為官方牢不可破的觀點,但此觀點經不起實証研究的考驗。近數年來228史料公開與研究成果,已否定上述觀點,指出228事件的發生有其歷史背景:來台接收官員以戰勝者姿態,視台灣人為戰敗者,存著歧視與敵視之心,高高在上統治台灣;接收人員占據要職,台灣人只能位居下層,其地位與日本統治時代無異,仍是第二等國民;台灣經日本統治50年,已邁入近代社會,台灣人又接受近代教育的薰陶,具有近代國民觀念和奉公守法的精神,遠較中國社會進步,接收官員卻忽視這些進步事實,反而以中國惡習治理台灣,貪贓枉法、公然收賄,並且牽親引戚、特權壟斷,致使社會亂象頻生;接收官員不只壟斷資源,更將台灣物資運往中國,賺取利潤,致使台灣米糧短缺,物價飛揚,通貨膨脹,生活比日治時代還苦;在文化方面,接收人員歧視台灣文化,處處排斥打壓台灣人的價值觀,造成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文化認知的矛盾與衝突。這些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才是爆發228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發的導火線而已。國民黨不思其因,反而壓制台灣人民的改革要求,並擴大渲染,說成是台灣人叛亂與共黨從中煽動的事件。其實,228事件不是叛亂,參與的民眾不是暴民,反而是國府治台政策不當,引起民眾抗爭,要求改革的運動。國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亂」之名,從中國派兵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事件之後,國府掩蓋事實真相,嚴密監控異議分子,造成無形的恐怖氣氛,致使228成為台灣社會最大的禁忌。 二、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228事件發生之前,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曾於1946年1月、4月、10月等三次來台視察,並回報監察院,說明台灣社會不安,及陳儀施政應革之處,但不為陳儀接受,也不被蔣介石重視。國防最高委員會於1946年7月指派劉文島組成「清查團」來台調查,劉指出貿易局長于百溪和專賣局長任維鈞的貪污情事,陳儀反而替他們脫罪,于、任兩人終獲保釋而不被追究。這些調查報告都因陳儀獲得蔣介石支持,而無法撼動他的地位。 在事件發生之前,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經由黨、政、軍、特等單位的報告,已掌握台灣訊息。事件發生之後,在中國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台灣社團,以及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民間人士都向中央呼籲不要派兵來台,並要求懲治陳儀,赦免參與民眾,但蔣介石聽信陳儀等報告,3月5日指派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率兵赴台鎮壓。3月8日,軍隊到台灣之後,立即展開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 3月15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進行到3月22日第八次會議時,通過劉文島等55人的連署提案,將陳儀撤職查辦,但蔣介石不為所動,反而撤銷此議。陳儀在蔣介石袒護下,5月6日改任國民政府顧問,翌年6月又被擢升為浙江省主席。屠殺高雄市民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在事件後受到重用,高升為台灣省警備司令。 蔣介石對台灣民情認識不清,無法接納台灣人士的呼籲和楊亮功、劉文島等的建言,反而認為台灣人民要求改革、抗議不公是意圖脫離中國、背叛中國的舉動,因此派兵鎮壓,造成台灣浩劫。蔣介石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掌握黨政軍特大權,唯有他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他的支持,陳儀等才敢漠視台灣民意,任意非為,也唯有他的默許,軍隊才敢任意逮捕,不經審判,槍殺無辜;且事件之後,軍政首長無一受到懲處,反而擢升。因此,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三、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戰前,陳儀受到蔣介石的重用,1933年出任福建省主席,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博覽會時,曾代表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參觀。1944年4月17日,被任命為「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台灣相關事務。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同月29日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以其出身經歷,陳儀是國府官員中瞭解台灣的數一數二人物。但觀其來台之後的施政表現,卻與此相去甚遠。 國府接收台灣之後,軍統、中統、國民黨黨部,孔宋集團等紛紛派員來台接收,爭權奪利。陳儀非但沒有制止,反而任其互鬥,在在顯示領導無方,並且用人不明,導致吏治敗壞、軍紀混亂。在接收不當之下,日產變成特權者的私產,甚至連台灣人的私人產業也無理被沒收。在經濟政策上,採取統制手段,實行專賣和公營貿易制度,與民爭利,影響民生經濟發展。這些政策引起民怨,陳儀不僅不加整頓,還有意呵護下屬迴避責任,以致造成社會不安、人心不滿。 228事件發生後,陳儀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答應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改革要求,上電台廣播呼籲台灣人民不要再走上街頭;一方面則採取分化手段,利用蔣渭川製造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內部矛盾,同時向南京政府提出不實報告。2月28日向蔣介石報告「奸匪勾結流氓」製造混亂。3月2日要求中央派兵來台平亂。3月6日呈給蔣介石的信函指出台灣人民想離開中國而獨立,是叛國行為,3月7日更要求加派軍隊鎮壓。陳儀得知軍隊將於3月8日登陸基隆的訊息之後,立即豹變,不顧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42條要求,更以此做為台灣人背叛中國,追求獨立的罪名。軍隊登陸之後,陳儀任其槍殺百姓,不予阻止,更進一步實施清鄉,傷害無辜。 鎮壓之後,陳儀自認鎮壓有功,還想繼續留任,策動台籍人士聯名電呈中央,擁護其繼續接任改組後的台灣省主席。後在各方指責下,才被調職,但不久又升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共軍南下,欲渡長江,陳儀見大勢已去,遊說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投共,湯恩伯將此消息告知蔣介石,陳乃被補,後押至台灣。1950年6月,以「煽惑軍人逃叛」罪名,處以死刑。 陳儀不因228事件而被懲處,反而升任浙江省主席,顯見蔣介石對他的信任與愛護。後被處以死刑槍決係因對蔣氏不忠,欲投共而受懲處,並非針對228事件的處置。陳儀在台期間,不體恤台灣人的感情,也不認同台灣人的主張。在228事件中,陳儀在軍隊實力不足時,採取妥協策略,欺騙台灣人,其實自始至終,都在等待時機,採取鎮壓行動。 柯遠芬是僅次於陳儀的第二號人物,擔任警備總部參謀長。事件發生之後,2月28日即認為事件幕後必定有人在煽動;3月2日認為有人提出台灣高度自治、獨立、託管等主張,意欲顛覆政府。3月3日,召集情治單位負責人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憲兵團長張慕陶、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等,要求偵查事變幕後策動份子,並掌握動態,以備將來平亂之用。3月8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隨增援部隊登陸基隆,晚間乘運兵卡車往台北,途中遭受伏擊。柯遠芬認為這是台灣叛軍所為,但社會大眾卻認為是警備總部欲擴大事件,嫁禍台灣人的舉動,讓楊亮功誤以為台人叛亂,做為鎮壓的合理藉口。同日晚間,警總又有「暴徒進攻」圓山軍械庫之說,民間卻認為這是警總捏造出來的事件。 國府援軍抵達之後,警總即出面主導捕殺台灣菁英與民眾的行動,並利用機會敲詐勒索鉅款,如板橋林家的林宗賢即受到敲詐,賄賂金錢才得以換回生命。柯遠芬為所欲為的行徑,還被楊亮功指為「違法殺人作惡」。 228事件發生時,彭孟緝擔任高雄要塞司令,認為是有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企圖背景的陰謀活動,並認定是共黨從中策動,已決定鎮壓。3月5日,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人持「和平條件」到壽山要塞司令部,要求與彭孟緝談判。彭因軍事行動準備不足,採取妥協拖延策略,表示隔日再協商。3月6日上午九時,高雄市長黃仲圖、參議會議長彭清靠、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李佛續等人上山,提出「和平九條件」。彭卻以涂光明拔槍企圖刺殺彭做為藉口,逮捕涂等人。6日下午二時,彭下令軍隊向高雄火車站、高雄中學、高雄市政府及憲兵部進擊,造成民眾死傷慘重。 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三人自始至終主張鎮壓,只是陳、柯兩人在援軍未到之前,故意採取妥協態度。其實在事件剛開始,陳儀即向南京政府呈報,要求派兵鎮壓。此三人都應負起鎮壓台灣人民的責任,陳儀更因施政不當、用人不明,造成社會亂象,要負起更大責任。 四、其他軍政人員的責任 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協助柯遠芬,勸誘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並藉此分化228事件處理委員會,造成內部意見的對立與紛擾。軍隊抵台之後,3月10日還帶著憲兵追捕蔣渭川,顯示其事後不認帳,並進而追捕的陰狠心態。警總副參謀長范誦堯指出憲兵成立的特高組,與林頂立成立的特別行動隊,是負責逮捕首要份子的單位,同時也與警總互爭捕殺的功勞。 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自3月10日起展開逮捕行動,以鐵絲貫穿被捕人士的手腳,三人或五人綑成一串,槍殺之後,丟入海中,以致基隆港灣佈滿浮屍,慘不忍睹。3月11日,下令軍隊包圍八堵車站,槍決車站的鐵路員工。 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任由所屬部隊在台灣各地槍殺民眾。3月21日陳儀命令各地實行「綏靖」任務,劃分台灣為七個綏靖區,展開「清鄉」工作。各地軍政人員乘機勒索,掠奪錢財,甚至假公濟私、殺人構陷的事件層出不窮。張慕陶、史宏熹、劉雨卿三人雖是執行任務,但不分青紅皂白屠殺民眾,縱容部下從中掠取錢財的行徑,是鎮壓行動的共犯。因此改組後的台灣省政府不得不電飭各地方政府嚴加查禁此不法情事。 五、情治人員的責任 戰後初期,警備總部調查室、國防部保密局、憲兵團(以上軍統系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調查室(中統)等機構在台灣各地部署調查員與線民,監視台灣民眾動向。根據〈許德輝呈毛人鳳—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與相關史料發現,保密局指揮許德輝組成「忠義服務隊」,並吸納「鱸鰻」250人加入,表面係維持治安,實則擴大事端,毆打「外省人」,燒燬「外省人」商店,另方面則號召純潔青年學生出動維持社會秩序,事後反而歸罪學生做為代罪羔羊。各系統情治人員在事件中別有所圖,分別密電中央政府,誇大台灣事變的嚴重情形,凸顯「外省人」的受害程度,強調共黨黨員已達萬人,從中操縱;更咬定事件並非單純的政治改革要求,而是奪權叛國的行為。這些密電的目的是為了推卸無法維持台灣局勢穩定的責任,並藉此凸顯陳儀的無能,打擊其威信,從中取利,更以此做為請求派兵和武力鎮壓的理由。南京政府接到如此危言聳聽的情報,只會加強派兵鎮壓的決心,而無助於台灣政情的改善。 國府軍隊開抵台灣之後,據監察委員何漢文和整編第21師副官處長何聘儒指稱:黨、政、軍、憲、警成立聯席會報,調查進步人士,製造黑名單、到處捉人,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不下千數。平時,情治人員扮演暗中監視台灣民眾言行的角色,事件爆發後,獵取情報,從中推波助瀾,做為日後羅織罪名、逮捕、槍決的證據。情治人員見獵心喜,捏造負面報告,應負起共犯的責任。 六、半山的責任 所謂「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灣,在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工作。由於半山具有特殊的中國經驗,非台灣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國府接收台灣之後,借用這批人士治理台灣。半山人士理應扮演國府與台灣之間的橋樑角色,但實際上半山在戰後紛紛出任要職,成為接收的受益者,與台灣本土菁英之間存有權力、利益的競逐關係,反而很難扮演好中介角色,甚至還會做出排斥的情事。同時,國府官員也未必全然信賴半山,給予重要的決策地位。半山只能扮演中國接收官員的附庸角色,兩者存在著上下的附屬關係。 228事件發生後,陳儀曾運用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秘書長連震東、國民參政員林忠等半山居間斡旋。這些半山多站在陳儀立場,幫助平息抗爭,而不是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向陳儀爭取權益。 有些半山受到統治當局的倚重,實際參與鎮壓行動,成為鎮壓的共犯,如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曾任新竹縣長的劉啟光、事件後接任警務處長的王民寧等。台灣民間對事件後的「清鄉」工作,多流傳是因半山的協助,軍警才能羅列名單,逮捕台灣菁英。 228事件中,有的半山也因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批判時政而罹難,如曾任《人民導報》社長的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等。在國府心目中,只有順從者才能得到重用,抗議者則被視為眼中釘,縱使具有中國經驗的半山也同樣遭受槍決的命運。 七、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的責任 國府接收台灣之後,黨政軍特各種勢力進入台灣,相互搶奪地盤。台灣人尚未認清國民黨派系和權力結構時,就被捲入黨國不分的派系鬥爭。 除了接收時派系之間展開爭奪台灣資源之外,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會團體,打壓異己。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是獲得省黨部的協助而成立,但成立後政建協會積極提出儘早實施地方自治選舉的要求,招致李翼中和陳儀的不滿。228事件發生後陳儀等要求其領導人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以爭取派兵的時間。援兵抵台之後,陳儀卻以政建協會在事件中,公開徵調台灣人日本兵出面維持社會治安為理由,下令解散。幹部多人被捕遇害,有的四處躲藏或逃亡海外,才能倖免於難。反觀以半山人士為主的「台灣省憲政協進會」,在事件後發起「台灣新文化運動委員會」,支持國府政策,其多數成員日後成為政治新貴,由此例可知,忠誠的半山才會受到國府的重用。 3月8日,國府軍隊開抵台灣之後,媒體報紙受到清算,《民報》社長林茂生、《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經理阮朝日、主編吳金鍊、《人民導報》前後任社長宋斐如、王添燈、《大明報》總編輯艾璐生、《台灣新生報》台中分社記者陳安南、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等等均遇害。《民報》總編輯許乃昌和總主筆陳旺成則遭通緝而逃亡。《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和《和平日報》同時受到查封的命運。這是國府殘害言論思想自由,打壓異議者的明證。 追究媒體責任則需探討「中央通訊社」的責任。中央通訊社是國民黨的黨營機構,負有蒐集情報的職責。戰後中央通訊社設立台北分社,負責人是葉明勳,其主要工作是將台灣採訪的新聞傳回南京總社。近年因有「中央社密電原稿」的出土,才得以瞭解其電文報導全是站在陳儀政府和軍方的立場,忽視台灣民眾的意見和社會動亂的真相,甚至還建議南京政府派兵鎮壓。由於中央通訊社是南京政府瞭解台灣政情的重要管道,其所傳達的訊息對於蔣介石派兵的決定,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應負起報導不公、曲解真相、傳達錯誤訊息的責任。 八、線民、告密者、構陷者的責任 統治者總是透過各種管道瞭解、監控社會大眾,線民即是其中的一種。在228事件中,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時,有臥底線民在旁監視、鼓動之說;3月8日圓山附近有所謂「暴民」攻擊海軍辦事處等機關之說;3月9日凌晨楊亮功遭「暴民」狙擊之說,這三種說法都與軍警從中策劃、線民從中製造紛爭有關。其中如許德輝領導的「忠義服務隊」,在軍隊未來台之前,假扮維持治安的角色,國府軍隊抵台之後,角色旋即改變,成為逮捕台灣人民的工具。 軍隊抵台後,進行鎮壓與清鄉的行動,並以「連坐法」威脅民眾交出武器和「惡人」。其中有許多被屠殺個案是因告密者與構陷者的報告而引起。這可能是出之於恐懼,怕受到牽連而告密,但亦有藉機公報私仇、或進行政治鬥爭的情事。告密者等身份行為多屬隱密不公開,因此日後很難得知其真實姓名,更遑論其具體身份。縱使知道其真實姓名與具體身份,也極難掌握當時進行告密或構陷的具體證據。 線民、告密者、構陷者提供情報資訊,擴大加深228事件的傷害程度,有其應負的責任。但情治單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證,即採信片面之詞,以致釀成禍害,其責任應該重於線民、告密者、構陷者。 九、228事件所造成的傷害 228事件造成台灣極大傷害,有無形的傷害和有形的傷害。許多台灣社會菁英,如民意代表、律師、醫師、法官、檢察官、大學教授、教師、工商領袖、媒體工作者、學生、社會大眾等受到逮捕,有的一去不返,至今下落不明;有的當眾槍決、屍首示眾;有的不知槍決何處,至今屍骨無存;有的財產被奪,至今仍未歸還,其慘狀怵目驚心,令人心寒。台灣菁英受此摧殘,幾乎傷亡殆盡,倖存者則銷聲匿跡,不敢再過問政治。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數據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估計死亡人數約18000人至28000人,但迄今仍然無法掌握確實數目。 無形的傷害則無法估計。228事件發生後,國府採取鎮壓清鄉的手段,整肅異己,使得社會籠罩不安的氣氛,人人驚惶失措,從此台灣人不敢再談二二八。經歷過228世代的人,總會告誡兒女「有耳無嘴」,多聽少說,不要參與政治。228不僅是禁忌,更是歷史集體記憶的喪失,台灣人失去自信豪情,懾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國民黨也藉此機會去除絆腳石,積極推展中國化政策,建立起文化霸權,壓制台灣本土文化,更助長一九五○年代之後的白色恐怖。 十、人權與社會正義 228是戰後台灣史上最大的禁忌,在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無人敢公開挑戰此一禁忌。遲至19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之後,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才公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二二八平反運動的過程充滿衝突對立與緊張,卻獲致三大突破的成果。一為政治禁忌的突破,二二八不再被視為叛亂;二為歷史禁忌的突破,從此二二八得以公開研究,台灣史研究從此已無禁忌,可以挑戰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歷史觀點;三為文化禁忌的突破,文學藝術家不再逃避,敢以二二八做為素材,創作出代表台灣文化特色的作品。這三項突破使得二二八成為台灣的重要文化資產。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二二八得以解禁,原是台灣歷史文化的一件大事,卻因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深入台灣社會,使得有些人常以傳統中國政治的人治思想,品評人物得失,替統治者裝扮門面,替其脫罪,將蔣介石的派兵決定說成是受陳儀等的誤導、蒙蔽;或以二次大戰之後,緊接著國共對峙,國府採取強硬鎮壓,實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或認為是台灣人先打「外省人」,「外省人」才有日後的報復;或認為二次大戰後,中國各地多發生過抗爭與鎮壓,並不是只有台灣發生二二八,在中國改朝換代時總有屠殺鎮壓的事情發生,台灣228並不算一件大事。其實這些說法只是在替統治者脫罪,而不是站在民主、人權理念上的思考。台灣人民在當時是被統治者,是弱勢者。居於主導地位的國民黨政府,理應照顧人民的生活,聽取人民的聲音。面對改革要求時,應該謙虛接納,但國民黨卻反其道而行,濫用公權力,派兵鎮壓,事後並合理化國家暴力行為,並歸罪於被統治的台灣人民。如此說法已違反人權、民主、自由的普世原則,充滿權力的暴戾與自大。 台灣在民主轉型中,有許多成果是讓人自傲的。但社會正義卻在標榜政治現實、族群和諧、寬容的前提下被忽視,而不願追究統治者所造成的歷史傷害,深恐再次挑起衝突與不安。其實不正視過去歷史的真實,則無法走出陰影,相互體諒。政治上可以談和解,但歷史不能以和解來解決問題。因此,我們逐一檢討228事件鎮壓屠殺人民的元凶及相關者,是希望社會正義與歷史公道能經由這個事件的反省,真正落實於台灣,台灣人民也能記取慘痛的歷史教訓,不分族群,共同珍惜民主的成果,使悲劇不在發生。同時,我們更期待228事件的研究不只是歷史研究者的專利,而是各學科共同的研究對象。民法學者黃茂榮和刑法學者陳志雄指出228事件的鎮壓者不只有歷史責任,也有民事與刑事的責任。二次大戰後,猶太人追究納粹屠殺的責任是世人面對歷史事件極好的教材,台灣歷史也需要這樣的反省,人權與社會正義才能真正在台灣生根。

陳水扁總統的「廢統論」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放了整整一個月的試風球,陳水扁總統終於透過國家安全會議的方式,正式將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運作終止,同時,也終止相關『國家統一綱領』的適用,算是暫時化解美國的疑慮。 其實,國統會原本是李登輝總統任內所設置的空殼機構,而國統綱領也是用來虛應大中國主義者的空中大餅,因此,民進黨上台以後,即使對於當年揭櫫的台獨黨綱沒有認真履行的意願,也沒有義務去奉行競爭對手的國家定位最高領導原則。 回顧歷史,蔣經國當年在體認反攻無望以後,儘管堅持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三部政策,不過,一旦打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方針,就已經表明放棄蔣介石所採取的漢賊不兩立零合對峙。儘管李登輝一開頭主動表現西和的傾向,也就是在片面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兩邊歧見之際,還試圖以「一國兩府」來交換對岸承認台灣為對等的「政治實體」,不果,才有日後的「兩國論」,國統綱領也就被束之高閣了。誰知道,陳水扁在就職典禮之際作繭自縛,喊出「四不一沒有」,又把國統綱領請了回來。 純粹從選舉的考量來著眼,如果廢統只不過是阿扁用來突顯馬英九「終極統一論」的工具而已,逼得馬英九必須接受台獨也可以是百姓的選項,然而,他並未積極超越自己的「一邊一國」底線,依然在「兩個華人國家」的框架裡頭打轉,壓根而沒有進一步推動獨立建國的姿態,更談不上要鞏固深綠支持者。如果說國統會、以及國統綱領只不過是望梅止渴的奶嘴,為何陳水扁在這個節骨眼要敲鑼打鼓、昭告天下呢? 如果媒體的報無誤,陳水扁當年之所以會畫地自限,主要是因為誤信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的傳話,才會上了中國領導者的當。果真如此,或許阿扁耿耿於懷的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中國,因此,此番的廢統動作,並非為了國內消費,實際上的聽眾應該是中國。換句話說,導致廢統論的是來自外部的因素,特別是一再選擇對他視而不見的中國。 問題是,指著禿驢罵和尚的外交政策,往往免不了會有流彈打到一旁的道士。照說,共和黨的小布希即使對於外交決策再如何不再行,總也比起民主黨的柯林頓來得好。然而,在連任以來,國務卿萊斯對於亞洲事務生疏,連帶地不只對於台灣陌生,連日本都有強烈的疏離感,因此,對於台灣海峽的爭端,為了反恐而焦頭爛額美國,總是不願意有其他不確定的熱點出現。在表面上,美國當然不敢公然介入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議,不過,當民進黨主政者的中國政策表現出彷彿是搖擺不定的時候,國務院對於「保持現狀」的焦慮是可以預見的。 其實,從立委到總統,陳水扁對於中國一直呈現著相當務實的態度,也就是希望能簽訂和平條約。因此,儘管蘇起舊酒新瓶所建構的「九二共識」近日被李登輝說穿了,不過,民進黨人士所關注的並非「一中各表」、或是「各表一中」的文字遊戲,而是能否繼續庇蔭於中華民國體制之下,也就是「兩個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到底台灣的老百姓願意為國家定位付出多少代價。 政治人物對於敵視國家可以故意含混其詞,當然沒有必要當宋襄公。然而,對於自己的友人,如果不能明確表明變動的範圍,即使總統親自上陣說明,也沒有辦法令人掌握其意向,這才是美國最難以釋懷的。對於支持者來說,大家關心的是究竟阿扁是玩真的嗎?這恐怕是陳水扁最大的致命傷,難道,這是律師的職業性格使然?

檢視國統綱領–對北京與華盛頓的回應

鄭欽仁◎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陳水扁總統在春節之日表示,台灣應該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認真思考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適當時機,以彰顯台灣主體意識。筆者認為廢除該會與綱領是適合時、空背景:要長痛不如短痛,沒有勇氣不會有將來,何況美國對中國的姑息政策保不住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繫鈴容易,解鈴難」 60年來,台灣主體意識一直受到內、外勢力的打壓;國統會與國統綱領一直被譏為雞肋、盲腸,早應廢除。在國是會議召開不久,國民黨突然蔑視在野聲音要成立國統會及制定國統綱領,筆者當時曾對「與會人士」勸說,表示「繫鈴容易,解鈴難」,必會給將來帶來困擾。今日果不出所料,統案不但被敵人咬住,還被國賊利用,「打著藍旗反藍旗」,隔海唱和。由此看來,廢除該案對國內的平靖是有必要的。 對內的情形如此;對外來說,中國利用美國商人對美國政府「以商逼政」愈來愈嚴重,美國政府已向中國傾斜,在犧牲小國的心態之下,其對台灣之危害未到頂點之際,台灣總統斷然決策是有必要的。 陳總統的發言應是對WHA中國野蠻行為的回應。陳總統在春節發表談話之日,正是台灣媒體刊載兩天前的1月27日世界衛生大會在中國的操弄下排斥台灣而招羞辱的情形,陳總統的廢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恰好是一個適時、適地的回應。 在WHA的大會上,友邦貝里斯在該執委會提案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A,促進台灣參與WHO相關會議及疾病管制機制,竟然遭到拒絕而提案不能列入議程。 值得國人留意的,在禽流感流行可能升高之際,WHO應對台灣有適當禮遇才對。台灣在對抗傳染病的能力與對抗禽流感所做的疫苗培植與防範之能力,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在國際互助合作下,台灣可以貢獻世界,甚至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無能應付疫病侵襲時,說不定台灣還能拯救中國人的傳染死亡。 WHA的非人道行為,背後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所領導的中國;此次作為,由其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沙祖康在場督陣,甚至揚言提案成立,在執委會表決時,要使台灣零票而下不了台。以上事件發生在過年前,更表示中國政府不顧台灣人的死活之惡毒行為;但可笑的是在另一方面,台、中雙邊卻又以春節在際,包機直航掩飾了這種惡毒行為。但在這時間上,陳總統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是對應行為,沒有挑釁可言。 美國帶來的困境 美國在WHA會議上並沒有支援台灣,而是貝里斯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杭特女士發表強烈聲明,指該會秘書處的決定不將提案列入議程是違反WHA的會議規則。 美國的優越感,不時趾高氣昂的「指導」台灣,美國與中國聯合壓殺台灣在外交上做為一個國家的生存空間,即使台灣有充分的武備也無法生存。如此,使台灣成為中國的「國內問題」,不時有被認為「國內問題」而被侵略的危險。中國對台灣發表「反分裂國家法」也就是在這樣背景之下產生的。雖然美國一度表示關心,但也無法阻擋該法的公佈,這表示美國的力量有限,不能阻止中國獲得侵略合法性的企圖。 中國共產黨要「和平演變」? 今天我們對「國家統一綱領」有回顧的必要。該文件劈頭就說:「中國的統一,…也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但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對我們是無意義的。外國人不能擅自決定我們的歸屬。 其中又主張:「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大陸地區…實行民主法治;台灣地區則應加速憲政改革」,「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是中國共產黨所主張、所需要的嗎? 1992年8月1日國統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即是對「一個中國」各自主張,這是北京所要的嗎? 又「國統綱領」主張以自由、民主、法治等去統一中國,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和平演變」,中共能容忍嗎?「和平演變」是美國的主張,以台灣的國家立場想不會去玩這把戲,但以一個台灣國民來說,會同情中國人在極權統治下的遭遇,這是台灣國民不久前才經驗過的。話說回來,北京政權要批判台灣廢棄對中國統戰的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真是匪夷所思。 最後我要說的,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台灣有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應該保持大國風度,對小國要尊重是一個國家,不要頤指氣使。美國應該與亞洲民主國家共同制定安全保障策略,不是單方面的獨斷。 陳總統以總統的身分贏得人民的信賴非常重要,這一次事件,在這寒冬裡陳總統已經生火,大家也準備取暖,不應突然滅火,讓大家失望。 目前馬英九、蘇起、蔣孝嚴與王金平之流的國家目標背叛了台灣人,不能共同「外禦其侮」反而擾亂國人視聽。國人自蔣家統治以來便無寧日,不時被推入波濤洶湧的險境,但也步步克服,創造民主政治。過去遺留下來的障礙,國人憑著經驗必能克服,不再為不同國家認同的政客所操弄。目前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雖然會受中、美的打壓,但長痛不如短痛;今天沒有勇氣,來日沒有將來。也乘機告訴世界,台灣是有國格的國家。統派今天與敵人唱和,噪音不斷,雖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附記) 一、陳水扁總統對國統會、國統綱領的談話是在春節之日(農曆元月1日,國曆1月29日)於台南縣麻豆國中設宴款待地方人士的致詞。 二、世界衛生大會召開的情形有較詳細的報導,見2006年1月29日台灣日報。該報指出美國沒有發言支持。該報又在2月2日報導:美國國務院主管國會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柏格納(JeffreyBergner)在1月27日函覆53位聯邦眾議員的信,重申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及參加國際禽流感會議的立場云云。 *原載台灣日報2006/02/08-9

世台會支持陳總統終止國統會及國統綱領之聲明

欣聞陳水扁總統正式宣佈終止[國統會]運作, 終止[國統綱領]適用, 謹代表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向陳總統致敬。 陳總統 基於主權在民之民主原則,基於中國持續以軍事威脅及「反分裂國家法」等非和平手段意圖片面改變台海現狀,做成上述決議。我們認為是正確的決策。 值此台海飛彈危機十週年 , 中國頒布所謂[反分裂法]一週年前夕 ; 在中國仍然以八百枚飛彈瞄準台灣, 蠻橫阻撓台灣參與WHO 及其他國際組織之際 , 我們竭誠擁護政府終止[國統會]運作, 終止[國統綱領]適用之政策 , 實質廢除強逼台灣人民接受中國統治之無理限制 ,尊重台灣人民自主選擇未來的權利 , 在深化民主及走向正常化國家的路途上繼續向前邁進。 世台會 會長 盧榮杰 2006.2.28. 于 德國 Ahrensburg

片片詩篇的召喚

一九四七年在台灣島內發生悲慘的二二八大屠殺,外來政權對台灣人施加殘酷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使很多台灣人徹底覺醒,台灣必須獨立建國。移居國外的菁英以及留學生,紛紛展開台灣獨立運動,而在整個獨立運動的過程中,台獨聯盟是幾乎囊括全部的主流團體。 雖然結合世界各地獨立團體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成立於一九七○年,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間,在美國和日本的獨立團體就已經展開獨立運動了。經過半世紀的犧牲奮鬥,聯盟的同志有講不完的故事,章章感人肺腑,片片都是詩篇。 有人青春年少就投身獨立運動,如今垂垂老矣,有人雖然老當益壯,但也有人已然消逝,令人唏噓!他們的精采故事不僅是聯盟的歷史,也是台灣人的資產,如果不卡緊整理,將有失傳之虞。 人不是鐵打的,人是有血有淚有七情有六慾的血肉之軀。能夠安逸享樂,誰會選擇顛沛流離?二次大戰之後的台灣社會,一般人的學歷普遍不高,可以出國留學的學子,大多擁有家業豐碩的背景,如果他們學成之後,頂著碩博士頭銜回來向當權者靠攏輸誠,誰不能吃香喝辣呢?但是很多台灣人菁英的抉擇卻偏偏相反,結果成為無法返鄉的黑名單,即便父母亡故都不能返家祭拜,甚至有人還必須犧牲家庭和性命。 四十年前的留美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三十美元,卻長期每個月寄五十美元給台獨聯盟,到底是什麼樣的信念在支撐他們的奉獻?為了在New York Times刊登彭明敏教授發表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廣告,需要四千美元廣告費,大約是當時一棟房子的價款,一位在醫學院教書的台灣人教授,卻不惜向學校借貸募款不足的一千多美元,再從薪俸中分期攤還,到底是什麼樣的動力在鼓舞他的付出?在日本從事獨立運動被列入黑名單的留學生,每個月到東京出入國管理局辦理延期居留簽證時,為何必須隨身攜帶自殺用的小刀和氫酸鉀粉?他當時的心境是什麼?這些屬於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不見得個個驚天動地,但都是悸動人心的旋律。他們無怨無悔,大家都是「歡喜做、甘願受」。 我們想撿拾這些詩篇故事,我們想留下他們令人動容的映象,我們打算製作他們的歷史影片。這是屬於台獨聯盟的故事,也是台灣人的歷史。 為了永久流傳這些無價的寶藏,我們衷心期盼前輩盟員,趕快翻出可能已經褪色的照片或歷史文件,把你們感人肺腑的故事,忠實的用筆寫下來,或是用錄音記錄下來,寄來給《共和國》雜誌,讓我們以專欄方式陸續發表,讓大家重溫片片詩篇的記憶。

悼念劉明修先生

陳明裕◎在日臺灣同鄉會前會長 在日本政、學界人脈甚廣,才學及人柄均深受尊崇的劉明修(伊藤潔)教授於1月16 日逝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黃文雄委員長立即為文悼思,惋惜之情猶在耳際,誰知又接到次男尚高君2月3日不幸因車禍身亡,34歲英年早逝之惡耗傳來,真是太意外也太令人難過。教授是我們致力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先輩,早期的情形黃文雄先生較為熟悉,其追思文中多有陳述。個人近年來也因種種機緣有幸與他們有些接觸,謹在此略述一二追懷故人。 劉教授不僅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同志,早在1960年代就加入的大前輩,更是革命導師。在林建良醫師及我擔任「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他在杏林大學擔任教授之時,也是洗腎度日飽受病痛折磨的時期,但憑其對台灣的熱愛,常常不顧病痛積極參與活動。最令我們憂心,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9月6日,台灣舉辦手牽手心連心的正名大遊行,日本也於東京大阪同步進行,東京方面是日本時間下午2時28分先在大久保公園大家手牽手、高呼口號之後,至鬧區新宿遊行再至西口公園於台灣時間2時28分(日本3時28分)再度手牽手,齊呼台灣正名、反對中國侵略併吞等口號。伊藤教授堅持要參加,當時他的健康情況不佳,我們再三勸阻無效,最後決定以推輪椅行進。為慎重起見當天由次男尚高君推輪椅率先報到。隨即披掛上陣。這是我與尚高君初會面,隔年2月28日大遊行,教授的健康更是每況愈下,在他的堅持與不屈不撓意志下,毅然再度走上街頭。 隨著健康狀況更加的惡化,舉凡「在日台灣同鄉會」或「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活動,如果不能自已搭電車赴會,就由尚高君推輪椅過來,也因此我們較有機會接觸到這位文質彬彬、謙遜有禮的青年,可惜因自身負有職責,無法抽空與他進一步交談。父子相繼辭世,再也無法看到推著父親輪椅連袂參加活動的身影,世事無常,令人唏噓,也令人懷念。 常常聚會難免會拖到很晚,黃文雄先生總是不放心讓他一個人抱病摸黑回去,教授一向不願麻煩別人,我們經常不顧他的婉拒,找人開車送他回去,有一回由我與張伯寅醫師開車送他,沿途談天說地,也提到他出生於宜蘭太平山麓,自小就接觸台灣美麗的大自然以及善良純樸的民心,森林系畢業後,如願在故鄉太平山林場就職,更加深對鄉土關切及愛護之情,但也親耳日睹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種種惡形劣跡,美好山河被無情摧殘,純樸人心被污染扭曲,也許這就是促成他這位有為青年決心告別父母親友,離鄉背井,赴日苦學並加入台灣建國之列的原因之一吧。 台灣子弟在日本苦學並非易事,1964年抵日後,先後在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明治大學法學部碩士、最後拿到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其求學過程中,刻苦耐勞,每天深夜駕著大卡車為柏青哥店送「 景品」,沒有休假日的艱苦工作,持續到在二松學舍擔任教授為止。 去年年底健康更加惡化,黃昭堂、宋重陽、廖建龍等先輩們相繼去探病,皆擔憂可能拖不了多久,後來,黃文雄先生偕我去探病時,意外的,當天他精神特別好,非常健談,我們抵達病房時他正在向室友上課,內容當然是「台灣獨立建國」、「打倒中華民國體制」,一見到面立即帶我們去會客室開講,從過去的軼事談到臺灣現狀,最憂心也是最痛心的仍是國內的亂況。聊到天快黑還堅持要親自案內參觀這所杏林大學附設醫院,劉夫人說這一天真是難得愉快的一天,也沒想到才沒多久就接到辭世的訃報,哀哉。 劉夫人靜女士勤儉持家,長期照料公公接著又照顧夫君,任勞任怨,典型的具有台灣美德的賢淑女性,是教授的宜蘭同鄉,二位都有很重的「宜蘭腔」,非常好聽也令人印象很深。兒女各自成家後都住在附近,內外孫都很喜歡找阿嬤玩,享受手煮的台灣料理尤其是宜蘭菜。 劉教授留下許多著作和論文,對國內政界多所建言、他一直默默地對台日外交作出許多貢獻。長期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耕耘在付出,辛苦了!您未完成的工作將由許許多多認同台灣國的人繼續奮鬥。

有受害者,怎麼會沒有加害者?

《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朝日228紀念館」館長阮美姝女士應「台灣研究論壇社」之邀,於2月22日在東京文京區Civic Hall作228事件的專題演講並舉行《孤寂煎熬四十五年》(日文題名:《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及《漫話二二八》(日文題名:《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女士在新書發表演講中,將自己的一生及寫書的經緯過程作了簡短的介紹。她的父親是在228消失的台灣菁英阮朝日(1900-1947)。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阮朝日正因為氣喘病發作,在家養病。三月九日他的好友醫學博士施江南突然莫名其妙被捕失蹤;三月十二日,阮女士回家探望父親,由於當時時局十分混亂,每天都有人失蹤不見,所以也勸父親避避風頭,但父親回答「我又沒有犯罪為什麼要逃呀?」。然而話才剛說完,阮朝日就被五名便衣人員帶走,就此一去不回。 音訊全無的父親到底在哪裡呢?每天都抱著一絲絲的希望四處尋找打聽,一直到二十年後阮美姝在東京神田的舊書店翻到一本王育德先生所寫《台灣》,阮美姝才覺悟到父親可能真的已經在二二八事件中喪生了。 阮女士的尋父之旅是從母親過世後才開始。原因是顧慮到父親的失蹤後視政治為禁忌母親的心情。受難者家屬在事件過後的種種傷害,除了親友的疏離之外,阮女士本身自己到目前為止仍常受莫名的恐懼及害怕之苦。演講中數度因而嗚咽。 「為什麼無辜的人會突然不見?」,即使在戒嚴令解除之後,還是有很多受難者家屬無法從國家暴力的恐懼中站起來。這種痛苦與無奈不是局外人所能体會的。 阮美姝也介紹了《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畫作者張瑞廷自告奮勇作畫,途中因為二二八事件的慘狀超越想像而無法作畫的過程。從中也可以看出目前台灣青年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還不夠的一面,這也是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將此事件當成禁忌,禁止談論更嚴禁探索真相,爾後更以制式說法掌控解釋權,怪不得至今社會上一般民眾對事伴的了解有限。 經過阮女士多年的資料蒐集,總算在將近半個世紀的1992年才終於知道父親阮朝日被羅織以「陰謀叛亂首要」,「利用新聞社散播不實消息」之罪名,在沒有任何審判及辯護,更沒有告知家屬的情形下,在被便衣帶走的數日後便喪生在「國家暴力」之下。 阮美姝也指出有很人搞不清楚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不同: ‧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文明及台灣菁英的徹底謀殺 ‧白色恐怖:1950年到戒嚴令解除期間,以不公正不公義的審判對 言論思想的抹殺。 阮美姝也指出推算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數是不可能的。因為就她的研究,許多受難者都很年輕尚未結婚,當然也就沒有像阮女士一樣的後代可以出來指証。而父母又已經往生。所以到底有多少二二八冤魂是未知之數。 最後,阮女士也說很多人被誤導,以為日本時代的台灣人過得很痛苦,其實並非如此,就有如電影「跳舞時代」的歷史鏡頭,印證當時的台灣在各方面都有相當的發展與進步。 主辦單位的永山英樹會長表示:二二八是當時台灣先進的文化水平和落後的中國造成的摩擦衝突,也是中國人企圖消滅台灣文明的手段,日本人不太理解中國人的狠毒與野蠻。歷經台灣的日本時代,國民黨時代的阮美姝指出一個事實:中國人的話不能信。國民黨外來政權為了掩蔽自已的滔天罪行,製造出許多理由,其中一項就是把責任推給日本,阮女士說「千錯萬錯就錯在日本人教台灣人守法。」 阮女士最後說,二二八事件是二十世紀的三大屠殺事件之一;歐美對過去的屠殺都已經作了清算,然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到目前為止卻還停留在「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情況。這種不公義的情形還要持續多久? 對許多日本人來說,台灣目前的政治現狀十分令人難以了解。親日‧仇日,親中‧仇中的混在,都令想要了解台灣的日本人十分困惑。要了解目前台灣的政治現狀,就不能不知道二二八,二二八是台灣六十年來的縮影及象徵。阮美姝女士的新書將能夠讓更多日本人了解台灣目前社會的矛盾與衝突,及增進日本社會對台灣的了解。

致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及人民之聲明

手護台灣大聯盟 致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及人民之聲明 2000年陳總統承諾「四不一沒有」的前提是「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但中國這幾年來非但沒有放棄武力攻台的企圖,更持續增加對台飛彈的部署總量,其犯台野心有增無減。因此,不但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領沒有違背承諾的問題,就算「四不」也沒有繼續遵守的必要。 1991年國民黨以黨意凌駕民意,未徵詢國民公意就預設台灣和中國統一的目標,嚴重蔑視全體台灣人民的集體意志。因此,「國統會」和「國統綱領」是黨國體制下違反民主的產物,完全背離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本來就不應該存在。最新民調顯示,支持檢討國統綱領存廢的高達67.5%,超過五成的民意反對「國統綱領」的終極統一主張,而支持台灣與中國統一的僅約一成,追求民主、自決是台灣當前的主流民意。 貴國向來支持世界各國的民主運動,更是關懷台灣國家安全和政治民主的有力盟邦,對於台灣的前途一向是堅持民主、和平的方式。我們相信,只要 貴國深入了解國統會和國統綱領蔑視民意的反民主本質,必然會支持台灣人民自由選擇國家前途的權利。陳總統的農曆新年談話,只是「考慮」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便遭到 貴國政府官員發表言論反對,不但無禮干涉我國內政,也侵犯我國元首的尊嚴。 在此,我台灣人民謹向 貴國政府表達深度不滿及強烈抗議,要求立即向我國政府及台灣人民致歉,檢討過時的一中政策,並呼籲堅持 貴國建國理念的偉大美國人民,支持及協助台灣人民繼續追求及實現平等、自由及民主的普世價值。 手護台灣大聯盟 2006/2/20 —————————— To:美國在台協會(AIT) 轉布希總統(President George W. Bush) 敬愛的布希總統: 我是一個平凡的台灣公民,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過去3任的台灣總統是我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過去5任的國會議員也是居住在台灣的公民所選出來的,制度與 貴國一樣,而您也是 貴國人民投票選出來的,相信您也同樣相信民主是最好的制度。我們深信台灣未來的任何重大改變將是由台灣2,300萬人民來共同決定,這個方式符合 貴國和平、民主的一貫主張,相信您與 貴國都支持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過去五十多年,台灣從未與中國發生實質上的從屬關係,客觀的事實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國統綱領」是1991年非民選的國民黨政府未徵詢國民公意就預設台灣和中國統一的政策目標,這個主張目前在台灣得到的民調支持度低於10%,而「國統會」更是一個早已停止運作的非法機構,台灣國會日前亦要求這類機構應該關閉,陳總統將要廢止「國統綱領」與「國統會」乃是順應台灣民意的作法。 貴國的兩岸政策是台灣與中國的現況不要單方面改變,多數的台灣民意亦希望如此,但是中國部署瞄準台灣的飛彈數量持續增加,台灣亦得有對應的作為。相較於中國的武力擴張,台灣政府廢止「國統綱領」與「國統會」乃是一個和平、不改變現狀、順應台灣民意的作為,希望您與 貴國能支持。 敬祝! 國運昌隆 姓名: 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6.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