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驚天動地的一槍，已經是發生在三十七年前的事件了。不過，我們卻覺得，這一槍的確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下，《共和國》雜誌決定在「刺蔣案」三十七周年的這一天推出〈四二四刺蔣專輯〉，並順利連絡到該案的主角之一──鄭自才先生，對他做了將近三個小時的專訪。

林保華 資深時事評論家 台灣正在準備明年的總統選舉，對台灣的國家定位與對中國的政策，已經成為目前初選的熱門話題。在這個問題上，由於國民黨的黑箱作業，以及終極統一的目標而需要看北京的臉色，與他們討論是非問題沒有甚麼意義，但是在綠營內部，卻有不同見解而需要好好討論，這樣可以分清是非、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完善對中國的政策。 制定中國政策，必須對台灣與中國這兩個國家先進行明確的定位。台灣是主權國家，這點必須清楚定位，至於名稱叫甚麼，還有不同認識，這有幾個原因：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法理問題，二是中國的壓力導致缺乏國際認可。也就是說，目前雖叫中華民國，以後則是正名與法理獨立的問題。但是即使是中華民國，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它具備了作為國家的基本條件，如土地、人民、政府、主權。因此這是對台灣國家定位的底線，如果這 個底線守不住，民進黨就變成國民黨了。此外，需要明確的是，台灣已經是民主國家，過去蔣氏父子雖然自稱隸屬「自由世界」，但是台灣的中華民國並不自由，也沒有民主，這是制度上的定位。 對中國的定位，基本一點，它是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專政的國家，因此具備兩個特點：一是獨裁專制，二是流氓痞子。從民主對抗專制來說，兩者應該沒有妥協的餘地，因為這是根本對立與不相容的價值觀。如果有甚麼妥協的話，那是形勢所逼，往往就是力量對比暫時不能壓倒對方。因此暫時的妥協，實際上醞釀未來更激烈的衝突。流氓痞子做壞事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也欺軟怕硬，這是對付他們所必須了解的。 國共內戰，一直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的隔海對抗，從國際角度來看，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對抗；從國內角度，則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內戰。但是台灣成為民主國家後，就轉化為自由民主與獨裁專制的對抗，是目前身在台灣的民主國家與中國這個獨裁國家的對抗。這點不能有任何含糊。 然而，對抗不是簡單的對抗，原因在於，中國是具有五千年中華權謀文化的流氓國家，加上中國與台灣土地、人口太懸殊，所以必須要很有策略的對抗。這方面，需要更多的妥協，更靈活的策略，但也必須有更清醒的原則與底線。而要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策略的重要性更不容低估。但是關鍵時候該強硬時必須非常強硬。毛澤東在國共內戰時期曾經說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台灣對抗 中國的處境，類似是當年共產黨對抗國民黨的處境；而目前中國對待美國的態度，也雷同當年共產黨對付國民黨的態度，充滿欺騙。 被毛澤東譽為「三大法寶」的「統戰」，就是最大限度的孤立自己的敵人，這裡面包括團結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當年國共內戰，共產黨這一套很有效，把對蔣介石不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統了過來，還把不是蔣介石嫡系的國民黨軍隊，包括地方勢力都統了過來，導致國民黨四分五裂，蔣介石最後敗退台灣。 中共為了打擊在台灣的蔣介石，也曾企圖統戰民進黨前身的「黨外」人士。他們可能接受統戰有三個原因： 第一，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外省精英享有特權，黨外代表中下階層利益，追求公平正義，政治光譜上屬於「偏左」，這與中共的「左」有相似之處，因此似乎有共同理念而容易結成統一戰線。實際上中共早期的左，到進入農村建立政權就逐漸變質為新的特權集團，現在是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第二，中共早年支持台獨，那是顛覆當時政權的需要，自己掌握政權以後就完全變臉了，這欺騙了一些台獨人士以為中共主張「民族自決」。 第三，黨外反對的是統治台灣的國民黨獨裁政權，中共也反對國民黨政權；前者是民主運動，後者卻是利益集團之爭。但是因為有共同敵人，所以共產黨與黨外也容易結成統一戰線。 過去共產黨如何統戰台灣的黨外人士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當年的台獨元老對共產主義理論也有相當研究。文革結束後，相信不少台獨元老對中共的專制獨裁本質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但是因為他們所切身感受的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對共產黨的紅色恐怖還缺乏具體感受，因此有些人會覺得國民黨比共產黨壞。對共產黨缺乏深刻的認識，會影響對中國政策的制訂。例如八○年代初期，前中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擔任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時統戰過許信良，因此許信良後來的「大膽西進」，除了因為黨內權力鬥爭失敗的因素外，自然也是中共當年統戰的發酵。 民進黨執政後對中共政策的搖擺，也與對中共的認識不夠有關。他們的台獨主張主要基於台灣民族主義而不是台灣的民主主義，因此對中共的本質缺乏認識而有幻想，導致政策上的搖擺。這在國民黨的李登輝擔任台灣總統，推行本土化以後也有所表現。 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六四大屠殺，是中共罪惡的再一次暴露，說明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並沒有導致它在本質上的變化。但是在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時候，台灣朝野卻向中國示好，以為這樣可以得到中國的善意回報。於是台商競相到中國投資，給共產黨輸血，使中共很快度過難關。但是共產黨也很快顯示「過河拆橋」的面目，例如一九九三年千島湖事件的惡形惡狀，以及一九九五年開始對台灣的軍事演習與次年對台灣發射飛彈。然而?對這樣一個流氓政權，台灣認識到了嗎﹖雖然李登輝總統曾經一針見血的罵它為土匪政權，並且毫不畏懼的對抗武力威脅，然而在中國不斷用利益來誘惑台灣，以及台灣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他對中共的看法會不會轉變﹖ 連戰、宋楚瑜的「聯共制台」不必說了，就是執政的民進黨內部，頭腦清醒的有多少﹖最近民進黨總統初選，人們對謝長廷提出質疑，說他曾經認為高雄與廈門是「一國兩市」，等於變相的「一國兩制」。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在連宋奔赴中國時，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說他也想訪問中國，為「中國熱」加溫。而連宋「聯共制台」時台灣沒有招架之力，也與陳總統的態度有關，據說總統希望宋楚瑜能為他帶話到北京，既然如此，又怎能對他 們進行反制呢﹖不但自己不反制，在民眾自發進行反制時，還遭到藍營人士毒打而釀成「四二六事件」，掌握公權力的民進黨政府居然沒有為自己的支持者主持公道。 在這裡，我不是說對中國強硬到底而沒有妥協的餘地，或者完全不應該與中國溝通。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但是必須設定底線，必須做最壞的打算，否則就不會應付危機而導致政治上的損失。我們應該做的是：第一，不能矮化自己的主權與傷害自己的尊嚴；第二，任何接觸都是一場爭取輿論的宣傳戰；在中國沒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台灣只能處於劣勢，因為中國可以利用台灣的泛藍媒體與政治人物夾擊台灣，但是台灣很難得到同情台灣的中國國 內異議人士的聲援。如果明白這點而不只是作秀的話，就不會熱衷於訪問中國或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而做球給中國做宣傳並且打擊台灣了。 甚麼時候台灣與中國可以有實質性的「和解共生」，並且進行政治談判呢﹖只有中國啟動了政治改革，解除了黨禁、報禁。但是目前還看不到這個跡象。在這個情況下，任何與中國的接觸，很難是真正的平等，因為他們只有霸權的心態而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所以要根本解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只能拖，台灣做好內部的國家認同，等待中國的改革，這方面台灣應該給中國壓力。在「等待」期間，台灣必須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做好安全措施，不容共產黨滲透。因為誰也不知道要等多長，共產黨是否會等下去。

陳儀深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1970年4月24日在美國紐約行刺蔣經國的主角黃文雄，2003年12月在吳三連基金會主辦的「自覺與認同」研討會發表〈424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現身說法解釋他當年行動的動機、四個人自己（黃和他的妹妹晴美、妹婿鄭自財、賴文雄）籌劃執行的經過、為什麼要衝到2、3公尺的近距離開槍以及為什麼選擇棄保逃亡等，揭開許多重要的真相。不過，當時擔任世界性台獨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首任主席的蔡同榮，最近接受訪問已說明刺蔣這件事是經過組織內部商量，不是臨時起意，而鄭自財已經在替聯盟做事，黃、鄭兩人行動時使用的槍枝是陳榮成用聯盟的錢買來的（此事黃文雄並不知道）。 研究歷史事件除了需要當事人的自述或口述紀錄，最好還有檔案作為依據∕參考。茲將外交部已經解密的《叛徒謀刺蔣副院長案》略作整理介紹，限於時間故詳論只能俟諸來日。 二、事發初期 1970年與蔣經國訪美同時，美國《新領袖》半月刊即刊登〈美國退出台灣──滿足北京要求？〉專文，提到尼克森政府已採取若干步驟，包括朝向美軍撤出台灣與台灣海峽等中共要求的方向，但美國政府顯然出於撫慰蔣，仍保持「堅定的外表」並不會率直以告。這可以作為蔣氏訪美並受到高規格接待的背景說明。 1970年美國時間4月24日接近中午時分，蔣氏一行人即將進入紐約的Hotel Plaza，32歲的黃文雄趨近開槍，被一位機警的警官出手推撞，子彈飛向蔣氏頭部上方，開第二槍時蔣氏已進入旋轉門；當一群警察蜂擁而上，一旁散發傳單的鄭自財跳進來營救，兩人遂被戴上手銬，送往警察局偵訊。第二天許多美國報紙均以頭版刊載此消息，《紐約時報》社論一方面認為這是「對本市市民的羞辱與難堪」而予以譴責，另方面討論台灣人的處境稱二十多年來受到來自大陸的政權「嚴重迫害」以及台獨訴求的一些正面描述。此外，《華盛頓明星晚報》亦稱此事件將中華民國的困境「戲劇式地暴露出來」，而且「台灣獨立將可解決北京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亦會為北京與華盛頓建立外交關係鋪路。」 美國總統尼克森除致電蔣經國表示歉意，且透過駐台大使館向蔣介石總統致函表示歉意，檔案中附有英文版和中譯版函、電。外交部（部長魏道明）遵示代擬復電稿，奉核定後「以電報拍發駐美大使館轉致，稍後再將親簽之電文寄交該館轉遞。」處在第一線的駐紐約總領事俞國斌，稍後向外交部回報時說「台獨偽組織於（24日）當晚發表書面聲明，表示槍擊事件絕非代表該組織之行動，該組織堅決反對暴力」；「27日下午由（駐美大使館的美籍法律顧問）李格曼律師陪同職與陸公使以正往見主辦檢察官，職復再鄭重向其表示我方反對保釋之態度。」不過，4月28日紐約刑事法庭法官決定，被控行刺的兩名被告，各以十萬美元保釋（但鄭自財因曾毆打治安人員，涉嫌妨害公務，加科保釋金壹萬美元），儘管《紐約時報》刊出一則台北消息：「憤怒的台北市議會（通過決議）要求引渡」，但由於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且事件地點在紐約市，紐約州的刑庭具專有的司法權，不屬聯邦法院、更不屬外國法院。 三、法庭攻防與「黃鄭救援基金會」 在台獨聯盟方面，經陳隆志的老師Lasswell（Harold Dwight Lasswell, 1902-1978）介紹，聘請芝加哥名律師Louis Kutner作為法律顧問∕辯護律師，雖然名氣很大但並不稱職，很快就把初期募得的10萬美金花光了，所以黃、鄭保釋出獄後就另找律師。據黃文雄說，最後決定的三個人都是很有進步思想的律師，其他幫忙的還有康大社會學教授Jay Schuman，他有一套篩選陪審團的方法，對辯方律師助力不小。 5月5日本案由檢察官正式向大陪審團提出，當日傳訊警方證人5人；檢察官此時的困難是對鄭自財的犯行缺乏當場目擊證人，不易確證其有同謀行為，若不能證明有兩人以上共犯，則黃文雄即不構成陰謀（conspiracy）行刺。在此之前，駐美大使館為協助檢方搜集證據，乃將台獨刊物《台灣青年》第105期所載〈今日的台灣──六月記〉一文中，所言欲暗殺蔣經國之文字一段譯為英文，請律師送交檢察官參證；此外，周書楷大使與俞國斌總領事先後電報略稱，有一位自稱Frank Tsai者於4月25日投函聯邦調查局，密告此次行刺事件係出於羅福全、周烒明及田弘茂三人之計議，但經外交部多方查詢此一Frank Tsai究係何人仍不得要領；5月12日檢方傳訊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陳榮成出庭作證，陳榮成曾向聯邦調查局承認謀殺用之兩支手槍係彼購置而轉借鄭自財，應訊時說明係於4月16日送往紐約，價款係向台獨（聯盟）報銷。5月15日大陪審團以黃、鄭兩嫌犯圖謀殺人及非法持有武器之罪，決定提起公訴，案由紐約最高法院刑庭受理。 關於「黃鄭救援基金會」，曾經廣泛向台灣同鄉發出〈救援黃鄭兩氏呼籲書〉，內容說到「這一次事件的發生實在是這一代台灣人共同悲劇命運的反映」，它訴諸同胞愛，並無觸及台獨理念或手段的問題，它最後說基金會成立之日，「在場十餘人共捐出一萬四千美金，並獲借款承諾幾近二十萬元，唯預計所需金額高達五十萬元，離此目標尚遠，時間亦極為迫切，因此希望各位於最短時間內慷慨捐助。」其次，5月2日以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名義自賓州費城寄發之救援黃鄭「通訊信」，連同蔡同榮主席署名的英文信〈To all media: For Immediate Release, April 27, 1970〉在檔案中亦完整保留下來。 5月15日檢察官將黃、鄭二人提交紐約最高法院起訴以後，被告律師曾傳喚Wisconsin大學政治系教授Douglas Mendel出庭作證，希望針對刺蔣事件的政治背景有所說明，以強化其政治意義，但檢察官以其與本案無關為由反對之，且經法官核准檢察官之意見而作罷；被告律師又企圖傳喚駐美大使館法律顧問李格曼（Harold Riegelman）律師作證，詢以黃鄭在台之家屬有無被捕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是否向檢方施壓以維持高額之保釋金，仍因檢察官反對且法官判定反對有效而作罷。再者，被告律師要求法官減低兩人之保釋金，經檢察官反駁之後，法官宣判鄭自財之保釋金減低為9萬美元，黃文雄之保釋金則依舊是10萬元，此一宣判翌（5月26）日，鄭自財先被保釋，這9萬元係由紐約Public Service Mutual Insurance Co.出面提交法院，同時由下列數人向該公司提供抵押品：（1）蔡同榮提供的股票，（2）張燦鍙提供個人的儲蓄存款25000元，（3）黃呈嘉、沈雲夫婦以房屋抵押一萬元，（4）葉國勢以房屋抵押13500元。一個多月以後即7月8日，黃文雄亦被保釋出獄，保釋時除繳交保釋金10萬元，且因在美居留逾期，保釋後立被移民局扣押，並判決保釋金一萬元，所以多耽擱了半日多；保釋黃文雄的款項仍由上述提供鄭自財保釋金的同一家公司貸予，其抵押除原有（四部分）之外，還包括鄭妻黃晴美的銀行存款、張燦鍙本人的銀行存款以及張燦鍙之妻的銀行存款。 四、國民黨政府的對策 蔣介石的兒子──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在訪美時遇刺，是國際矚目的大事。由於美國各州司法獨立，本案完全歸紐約州管轄，中華民國政府或其代表在法庭上無任何地位，不得發言或提出主張，駐美大使館的法律顧問李格曼律師在紐約刑庭完成控告手續時雖兩次到庭，也只是提供檢方顧問意見的列席旁聽身分。行政院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主任陸以正對本案涉入甚深，曾在5月20日撰呈〈黃鄭案可能發展之研判及我方對策〉，其中說到「據我方律師估計，即使黃鄭兩嫌第一審判決有罪，亦不過數年有期徒刑，可能訴訟尚未結案時已符合假釋規定，保釋出獄。」在政府對策方面，除了設法使兩犯不能保釋、協助檢方密查其他共謀之「叛逆份子」以外，對外宣傳應注意： （一） 在審判過程中避免任何可被曲解為影響美國司法獨立之舉動與言論；（故邀請「4/24救蔣之」紐約市警局探員James Ziede訪台之議宜暫緩） （二） 強調本案為單純之刑事案件； （三） 對於我方秘密協助承辦檢察官偵察本案及提供各項證據事，應注意保密。 最後還建議：「鑒於本案最後量刑決難從重，我方似可考慮在陪審團決定有罪，而承審推事尚未判刑之前，由蔣副院長具名致函本案承辦檢察官請其對兩逆從寬議處。如此則世界輿論必加讚陽，另方面亦可使叛逆份子無以攻擊政府，且可使台胞明瞭政府原無台胞與大陸人之分。」 所謂由蔣副院長具名建議「從寬議處」的函件並沒有出現，倒是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建議並經過「審慎研究」之後，擬訂一份〈處理黃文雄暨鄭自財兩逆叛國案我政府應採態度選擇方案說帖〉，其中提出三種選擇方案：一是「採取寬容態度」，即如上述以蔣經國個人名義致函請求從輕判刑，此案之缺點是「任何縱容姑息之措施適足助長叛亂活動」；二是「採取嚴正態度」，繼續運用各種關係使黃、鄭兩逆未來之刑期能儘量達最高限度，並要求美政府設法在本案判決後或服刑期滿後，將黃逆文雄遣返，此法之優點是可對「叛亂份子及其偽組織」發生嚇阻作用，缺點是如處理不慎「可能引起國際人士對我之誤解」；三是「採取緘默態度」，在本案判決前後保持緘默，而對叛亂份子及其偽組織多方予以打擊，此或將使外界對政府立場諸多揣測，但實際上可收抑制叛亂活動之效果，而無損於國際間對我之觀感。由於「陸海光」會議要求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來文報行政院指示」，行政院（院長嚴家淦）遂指示「應選擇第三方案」，即一方面對本案保持緘默，一方面對台獨多方打擊。 五、餘波 黃文雄保釋後，竟獲紐約法院批准赴全美24處作政治性演說，國安局乃就此事函外交部「敬請參處」，外交部遂致電駐美大使周書楷「洽查報部」，周書楷的答覆是：「本館因法律顧問向法院力阻未果，復洽請國務院設法阻止，該院查問後復稱：依法保釋後並不能限制行動，惟需將行動報告法院，……故歉難為助等語。」 1971年5月4日法庭開始了證人作證的主要階段，當（5月3日才組成的）12人陪審團進入法庭之前，黃文雄突然承認去年大陪審團對他的指控──企圖殺人及非法持有武器，法庭宣布7月6日之後判決，黃文雄遂在繼續保釋之下離開；接下來針對鄭自財一連串的傳訊證人，其中任教於路易斯安那州的陳榮成堅稱，他不是受組織指示而置槍，他是為自己練習射擊之用，組織並沒有付還他買槍的錢。關於鄭自財審判案全部證人證詞共約950頁，其中鄭本人、陳榮成及賴文雄等三人的證詞佔一半，若要向法院洽購需每頁1.25元。 1971年7月6日原訂宣判之期黃、鄭二人均未到庭，延期之後二人行蹤仍然不明，總數19萬美元的保釋金乃被沒收。1972年3月外交部查知黃、鄭二人「潛往匪區」之說不確，鄭自財已在瑞典獲政治庇護並在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黃文雄行蹤成謎。1972年8月瑞典最高法院裁定並不阻止（美國政府之要求）將鄭自財引渡返美，9月4日晚上兩位美國警官護送鄭自財登機，在此之前鄭自財已絕食抗爭一段時日，身體虛弱不堪，故途經英國之際進入醫院救治，並向英國政府請求政治庇護；1972年11月26日英國初級法院仍判決交還美國，駁回政治庇護之請求，1973年4月16日英國上議院駁回鄭自財請求免於引渡之訴願案，理由是鄭自財與引渡國（美國）之間並無政治控制或統治之歧見存在，故鄭氏在美國所犯之「罪行」並無政治性質；6月14日引渡回到美國，8月8日宣判：企圖殺人處5年、私藏槍械處5年，合併執行不超過5年之有期徒刑。

陳育青 影像工作者 和自才伯相約在暗暝七時的WUFI總部會議室。信堂、維德、朝億坐在自財伯對面，他們各自準備了問題來採訪，旁聽的還有淑惠、妙子、秀珊和育青。 一個月前，我們曾相偕去登北大武山，自才伯驚人的體力和毅力教人印象深刻，當我們一個挨著一個前進在狹促的山徑，他舉步落足的沈穩、自信，讓跟從的人感到安心。我學設計，慣常留意造型色彩，暗暗讚賞自財伯的登山裝束配色十分得宜，想來是對「美」的敏銳所致。 簡單用完餐，眾人七手八腳沏茶、收拾、安排座位、設定記錄器材，空氣裡有一點點緊張的氣氛，因為接下來我們將與身臨歷史現場的自才伯再神遊一趟，也許是晚輩們離那段歷史最近的一次了。 三位主訪者的提問各有特色，維德從出身、背景、環境爬梳自才伯台灣意識的啟蒙與牢固；信堂對於訪談中的錯綜的人物關係很快理出重點；朝億資深記者的敏銳，一下就攫住關鍵的問題點。 錄音磁帶、MP3和DV影錄帶各自捲繞時間裡波動的軌跡，自才伯的神態平靜、語氣和緩，一個問題回答完，再講下一個。從極度渴望離開這苦悶島嶼的青年，一直談到極度渴望回歸這苦悶島嶼的中年。 有人說，藝術家把生命凝煉投注在作品裡，他們的創作表達了精粹的情感，無須言語解釋。自才伯陳述事件的經過往往清淡簡約，只有在提問者著意問起時，他才談些感受和情緒。我們的筆尖在紙張上匆匆划寫，心裡是驚濤浪，「事件」可能結束於某一個時間點，槍響已遠，影響猶在，不知道相同的問題，自才伯回答了多少次 ？ 眼前浮現自才伯的畫作。纏綿縈繞的思鄉之情化為帶有童趣的線條、幾何、色塊；驚心動魄的街頭抗爭，大多數人熟悉的是1／60秒搶拍的瞬間，而他選擇用油畫這樣需要時間堆疊、等待乾燥的媒材，一筆一筆的重構。訪談中，自財伯提起他編輯過的幾本雜誌例如英文刊物《獨立台灣》──-雖然我看到的資料照片，封面給遮去了一半，那舒朗的字體選用仍傳達出很有空間感、建築設計味道的編排。一直以來，社會運動的宣傳品並不首重美感，於是這幾份文件顯得很別緻。有種平衡是：智慧、勇氣、對人和環境的感受性豐富，又表達得節制理性。 三個小時的採訪將近尾聲，欲在這麼短的時間閱歷自才伯的一生委實太嚴苛，還有好多問題、好奇…相約再去山上走走。自才伯5月26日要在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台灣文創館辦畫展，咱作伙去高雄！

編輯室 雖然經過了37年，但是1970年發生的「424刺蔣事件」對於台灣政治發展之影響的相關研究還是嫌太少。首先，1970年事件發生後，台獨聯盟對外聲明此一暗殺事件與組織無關。再加上二位當事人在事件發生過後不久就棄保逃亡，導致整個事件所產生的政治漣漪，一直欠缺當事人的第一手說明，除了對於海外獨派團體內部產生一定之激盪外，對於島內黨外運動的影響，其實直接的影響有限。其次，對於國民黨政權來說，刺蔣案固然對於蔣經國個人衝擊甚大，但是國民黨政權也有意無意藉由此一事件詮釋其「催台青」政策的發端，進一步暗示蔣經國乃是一個寬容大量、願意進行自我反省的政治人物。 也就是說，刺客本身是怎麼想的，而被刺殺的對象本身又是怎麼回應的，以及環繞在刺客、被刺殺者周遭的組織及團體又是怎麼因應的，這種多元、甚至對立的歷史觀點，對於還原及評價整個歷史事件極具重要性。 本期的《共和國》雜誌所規劃的「424刺蔣案」專題，即是有意彌補這兩個缺憾。希望透過鄭自才、黃文雄兩人的專訪還原37年前刺蔣案的歷史原貌，讓歷史回歸歷史。可惜的是，訪問當晚，黃文雄因為要照顧其生病的父親，所以，我們只訪問到鄭自才一個人。雖然，鄭先生的口述相當精彩，對於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也確實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資料，不過，當然還是有遺珠之憾。《共和國》雜誌還是希望往後有機會可以進一步再訪問黃文雄等人。 此外，本專輯的另外一篇文章，則是由我們邀請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所撰寫的。透過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這篇文章提供了我們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刺蔣案」對於國民黨政權的衝擊及其所採取的對策。而從解密文件中也可以看得到，國民黨在了解到「即使黃鄭兩嫌第一審判決有罪，亦不過數年有期徒刑」後，一方面暗中施壓，「對於我方秘密協助承辦檢察官偵察本案及提供各項證據事，應注意保密」外，另一方面則保持緘默，但也要「對台獨多方打擊」的作法。 最後，我們也轉載了兩篇分別由李筱峰和邱斐顯所寫的文章，前一篇探討「刺蔣案」的歷史意義，後一篇則著重於和黃文雄相關的事蹟，以彌補我們沒能親身訪問到黃先生的遺憾。

酥餅 或許你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默默無名的部落客偶而上網，發現一個跨國大企業所做不公不義的事，決定寫好抗議信並把這件事披露在部落格上，沒想到不用多久的時間，參與抗議的部落格四處湧現，到處串連，抗議聲響徹雲霄，到最後，渺小的部落客們英勇的扳倒邪惡又巨大的跨國企業，小蝦米在電腦螢幕前輕輕鬆鬆的敲敲鍵盤，透過網路與部落格，戰勝了大鯨魚。 這是一個美好的故事，也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可惜卻不完全是個真實的故事，我把它稱為夢想，一個有關部落格的夢想。 現實是，全世界每天出現成千上萬新成立的部落格，也有許許多多的議題在網路上串連，但是真的因此改變了世界的部落格與議題仍舊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不可否認的，部落格平台的出現，降低了成立個人網站的技術門檻，許多人因此由資訊的消費者成為提供者，但是當越來越多人都會使用部落格發表言論時，每個人言論的份量也隨之減小，很快的你我的部落格就這麼淹沒在許多其他的部落格之中。 夢想不能脫離現實，現實世界裡也不能沒有夢想，重要的是認清夢想與現實間的差距，並找出由現實走向夢想的可能路徑與方向。 部落格能不能實現「公民媒體」的夢想？首先要先討論什麼叫做「公民媒體」，以及什麼是公民媒體的夢想。公民媒體顧名思義就是由公民或是一般大眾所參與，發揮類似媒體報導功用的組合體。而公民媒體報導的內容則被稱之為公民新聞（Civil Journalism）或是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根據美國學者波曼（Shayne Bowman）和威利斯（Chris Willis）的研究，公民新聞與傳統新聞最大的不同有兩點，第一，傳統新聞採取的是先篩選再報導，報社的主管每天早上先開會選定報導題材（News Idea）再派記者出去完成報導，但是公民新聞運作的方法則是先報導再篩選，每天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部落格主撰寫新文章，之後透過互相推薦、聯播、書籤分享等機制將特定的文章篩選出來。 第二個不同點則是傳統新聞是由一群經過新聞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員，以由上而下的方式製作產生，而公民新聞則大多是由一群沒有經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一般人以由下而上的方式透過串連形成議論。這兩個主要的不同點讓公民新聞有許多令人期待的夢想，與叫人擔憂的現實。 首先，公民新聞產生的方法無疑是民主的具體表現，沒有人扮演老大哥與守門員的角色，人人都有權參與，人人也都平等競爭，另外，由於公民新聞參與者眾，報導的內容與觀點勢必多元，這兩點都讓人們對於公民新聞與媒體有能力型塑一個更民主、更多元的公民社會有很深的期待與夢想。 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於公民新聞參與者眾，內容難免參差不齊，比較悲觀的人甚至認為，網路上流傳的謠言遠比事實多，再加上一般人並不像專業記者有充分的時間、能力、與資源進行查證，在網路或是部落格圈風行一時的串連，人云亦云的參與者也不少，最後，不可否認地，傳統媒體在公民新聞篩選的過程中，不管是對議題設定、曝光率或是價值判斷仍然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力，這些都是對公民新聞抱有夢想時不可抹滅的現實。 在認清公民媒體與新聞的本質、夢想、與現實後，我們可以來討論部落格如何在現實的環境中，透過網路社會運動，實踐公民媒體的夢想。首先部落格作為一個網際網路的應用（Application），它擁有所有網際網路的優點，包括低成本、即時性、與連結性，在大學時期我曾經參與反核運動，在那個時代，發展經濟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想法，為了推廣反核理念，我們募款製作反核戰報，製作費錢費時不說，一次只能印製幾百份，要把這幾百份戰報發送出去也是個大工程，但是在部落格時代，戰報製作的時間與經濟成本大幅降低，也很容易透過網路發送戰報與連結志同道合的伙伴，發送的份數也不受限制，但是即便是如此，部落格終究不是實現夢想的仙女棒，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不論是在實體社會或是在網路上，都有類似的要件。 首先，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必須有正當性，以發生在我自己部落格上的抗議Google將台灣稱為中國的一省（http://blog.roodo.com/subing/archives/519476.html）的正名運動為例，運動的正當性就在於「事實」，台灣的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台灣有自己的政府、土地與人民，選舉自己的總統、有自己的貨幣，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第二，運動的訴求要能引起共鳴，有人說英雄造時勢，我倒是比較相信時勢造英雄，Google正名運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許多網路使用者無法忍受每天使用的Google出現矮化台灣的不實資訊，因此，不需要大量的說服就能引起許多人的共鳴。 第三，要有清楚的目標，Google正名運動的目標很具體的要求Google稱台灣為台灣，移除中國一省的字樣。這樣的訴求，在活動開始後的第三天就得到Google的正面回應。但是不到一天的時間，某一方面的壓力馬上迫使Google又改稱台灣為中國的一省，所幸在持續抗議與各方幫忙後，最後Google決定取消一切地圖旁的文字敘述，迴避稱台灣為台灣或是中國一省的問題，雖然結果與當初設定的目標不盡相同，但是最起碼Google的網站上不再有矮化台灣的不實資訊，這樣的結果大多數的參與者也表示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 第四，要有簡單、具體、可行的行動與步驟，雖然我的部落格因為Google正名而受到許多注目，但是我要趁這個機會澄清，這個運動並不是我發起的，我真正的貢獻，應該就是將整個活動化為簡單、具體、可行的行動與步驟。 當初是網友暴貓先通報我Google稱台灣為中國的一省這件事，之後我發現在妙子的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lifeshot）已經發起抗議活動，於是我改寫妙子部落格的抗議信，將整個抗議方式整理成簡單的三個步驟，降低參與抗議活動的技術門檻，讓更多人參與。 第五，要結合一切力量，在網路虛幻世界中的串連要是不能落實到現實世界，再偉大的夢想仍舊只是夢想，Google正名活動雖然始於部落格串連，但是在主要網站如南方快報（http://www.news100.com.tw）的加入後引起電視媒體的注意加以報導，最後立法委員質詢，外交部官員出面交涉，就連在舊金山地區的台僑都自動自發到Google的公司外示威抗議，就是這一連串在實體世界的實際行動，才真正改變一個跨國大企業的不當行為，絕對不是在電腦螢幕前敲敲鍵盤這麼簡單而已。 最後、要認清運動的成功絕非一人一己之力，所以平常就要發展經營，培養動員能量，部落格的即時性讓部落客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報導與發佈消息，但是網友與串連網路的建立，仍舊是一步一腳印，長期耕耘的結果。部落格想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平台，首先要有能力成為一個動員的平台，集合志同道合的伙伴，平常就要有互動與對話，這樣當議題發酵的時候，才能真正發揮力量。 在Google正名成功後，我的部落格運用類似的原則與方法，陸續完成抗議WHO將台灣列為禽流感疫區、全球外來種資料庫正名、228全球接力秀台灣、中研院網站正名、與NOKIA網站正名等活動。 雖然部落格不是實現夢想的仙女棒，但是只要有一顆熱切的心，一個值得實現的理想，一部具體的計畫與腳踏實地的經營，部落格無疑將成為在現實的土地中栽種夢想的耕耘機，也是實踐公民媒體夢想，建立一個更民主、更多元的公民社會最有力的工具。 本文原載《聯合報》，2007/2/1。

林朝億 媒體工作者 2002年4月2日，《中時晚報》在頭版和三版，大篇幅刊載南非《華僑新聞報》的一則發現「華工支持革命，捐助三箱金條」新聞。但是第一時間踢爆這條假新聞的，卻不是其他跟起來瞎起鬨的電子媒體，而是一群由網友自動自發組成的「與媒體對抗」網站。當時立刻有網友第一時間連線到南非《華僑新聞報》網站查證，發現這是一條愚人節當天娛樂讀者的假新聞，豈料台灣的報紙居然以整整理二個版面，加上一堆不知所吟的「斑斑血淚當年華工受盡欺凌」文章報導此事。 這不是這個網站第一次踢爆台灣媒體新聞造假的案例。因為事後證明，只要有些疑似假新聞出現，就會有網友主動提出質疑、查證，甚至進一步發現為假。事實上，從它的名字最早是「與媒體對抗」到現在的「與媒體對抗」，就可以知道這個網站的成立主要是反映出讀者、或是泛綠的支持者對於當今媒體亂象的不滿所致。 八掌溪事件 2000年7月22日嘉義縣發生的八掌溪事件，部分媒體過度報導與炒作新聞，尤其不斷重複受難者的鏡頭，刺激了「與媒體對抗」網站的成立。當時許多在外獨會討論版的網友如LKK就指出，「中國大舜號（1999年發生的船難）死亡了幾百人，救援船七小時才到，獲得褒揚；臺灣死亡四人直昇機就慢了半小時，高層副院長之下，署長全部換，還被叫做棄車保帥，斷尾求生。混蛋的宋狗媒體」；「宋當省長，新竹尖石沖水九個人也是等不到救援，死掉。省府誰下台了？」 很快的，這股「反制大媒體！還台灣真面貌！！」的民氣集結起來，2000年8月他們立刻在「台灣茶黨」網站上成立了與「與媒體對幹」討論版。筆名路犁的站長是個深綠的支持者，90年代還曾在地下電台主持過節目。 他在回顧與「媒體對抗」的成立過程時指出，一個事件發生後，訊息的選擇相當重要，可以從負面或是正面報導切入。而民主化後的台灣，媒體的操作並沒有多大改變，思維方式還是不脫過去那種醜化民主人士的方式。只不過更細膩罷了。 由於這個網站，平常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掛載網站上。甚至只要有跟台灣相關的外電新聞出現，就會有「外電組的志工」將它翻譯成中文，甚至還去電跟一些國外智庫專欄作家取得翻譯版權許可。有時候，熱門的討論議題，點閱率還可以破萬以上。這在台灣而言，除了色情、交友、電腦議題網站外，還是相當罕見的。這樣的規模，當然會有人質疑背後是不是有民進黨或是特定勢力出資呢？ 第一個公開捲入這個質疑風波就是名嘴劉寶傑。他在2005年11月14日的「火線雙嬌」節目講了一段話說，「民進黨雖然執政，可是他一直覺得他們在媒體這邊是弱勢，那所以他們其實成立了很多網站，你也知道說有所謂的什麼媒體對抗的網站…」。這段談話，立刻引起了網友的批評。有的立刻展開側錄，有的把這段談話逐字逐句的打下來，有的呼籲提告，然後，有人開始呼籲捐款。 隨後，劉寶傑則在回應媒抗管理者claireCLAIRE說，「對於我自己言語不夠精準之處，感到抱歉，我再次重申我無意說媒抗是由民進黨出資成立，我會在下次參加雙嬌錄影時，利用時間說明，這樣做，只是表達我個人負責任的態度，至於媒抗要如何處理，我表示尊重」。 雖然整個風波以劉寶傑在隔週的「火線雙嬌」錄影時公開澄清落幕；不過，這個事件相當有趣，值得關心公民如何透過網路進行運動的人注意：一、如果民事求償告訴真的提出，法院是可以接受未登記為法人的團體提出告訴？二、告訴如果是以自然人身份名義提出，因為網友多數是以匿名或筆名方式在網站上發言，屆時網友如何主張自己的名譽已經受損呢？三、網友雖是自動自發上網的，但是在跟劉寶傑對話時、甚至準備提出告訴前的準備動作，都在網站上公開公告相關步驟與想法，這種組織與紀律其實跟實體的公民團體相較，毫不遜色。四、這也是國內少數幾個案例，透過網際網路方式逼迫媒體或是媒體從業者選擇在同一個版面或是節目以相同篇幅公開道歉的。 匿名的網路文化 談到網際網路的「匿名」議題，媒抗站長路犁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他行事相當低調，偶而會跟部分媒體記者私下約見面。但是都不願意透露他的本名。除了公共電視在拍攝「回首台灣報業」影片時曾經露過臉外，他從來沒有意願在公開場合拋頭露臉。 談到為何要「隱姓埋名」，路犁說，因為他自己有些業務跟台北市政府有往來。不想，因此受到影響。同樣的，近年來許多泛綠的大型群眾活動，媒抗網友也都會發起「網聚」，主動動員報名參加。有趣的，這樣的「網聚」活動後，post上來的照片，也都大部分在網友臉部打上馬賽克。形成了一種，私下你會知道我是誰，我會知道你是誰，但是公開場合上我們都不會說破的網路文化。 至於媒抗的出資者是誰？路犁說，就是他自己和一小部分朋友罷了。媒抗的主機架設在他家裡，拉一條寬頻網路。偶而會有警察上門。花的錢不多，比起過去他常常晚上出去找朋友喝酒聊天而言，他跟他太太說，錢是沒有省下來，但是因為要管理網站，所以留在家裡的時間還比較多。

ANDRES LEO 夜雨失眠，寫三闋台語詩助酒…詩裡行間遣意舒懷，就麼隨雨滴瀝，諸款念想紛情盡皆落地流散吧。 清明 雨落未清心難平 Ho lok boe chheng sim nan pheng 事情親情擾凡性 Su-cheng chhin-cheng jiao hoan seng 行步沈重… KiaN bo tim-tang… 若海親岸起水湧 Na hai chhin hoaN khi chui eng 夜思人生得意時 Ia su jin-seng tit-i si 雨來即時澆夢醒 Ho lai kip-si ak mang chhiN 斟酒擱飲… Thin jiu kok jim… 明日猶是甘願癡 Mi-jit iu-si kam-goan chhi 隨人公媽隨人拜 Shu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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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聰德 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台灣教授協會」（以下簡稱台教會）英文名稱為Taiw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TAUP），係由一群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大學教授，於1990年12月成立，以「結合學術界認同台灣主權獨立之專業人士，以促進政治民主、學術自由、社會正義、經濟公平、文化提昇、環境保護、世界和平」為宗旨，1995年進一步將消極的「認同台灣主權獨立」修正為積極的「致力實踐台灣獨立建國」。 台教會創始會員有83人，以後逐年增加，最多時曾超過400人，會員完全是本著知識份子的良心，關心社會、關心台灣前途而結合。台教會會員依專長和興趣分成人文、法政、社經、科技和環保五個學術分組，科技組設兩位召集人，其他各組各設一位召集人；也依地域分台北、桃竹、中部及南部四地區，各設一位召集人；會員大會為最高主權機構，其下設執行委員會，由會長、副會長、六位學術分組召集人、四位地區召集人、另由會長指定一位秘書長及兩位副秘書長所組成。會長、副會長和所有召集人皆由會員大會投票選舉產生。台教會設有秘書處，由專職人員、幹事及義工協助處理行政事務。 凡具備大學教師資格或研究機構相當職位者得申請加入台教會，新會員入會時，須取得會員五人以上介紹。創會之初，可能為了防止惡意人士滲透，會員入會之審查及程序相當嚴格費時。今年（2007年）的執行委員會已決議簡化程序，將提請會員大會認可通過。之後，應該可以吸引較多的年輕教授和研究專業者入會。 為實現其宗旨，台教會不僅舉辦學術性活動、發表政論性文章與白皮書，更積極地參與推動民主化、社會改造及正名制憲。台教會第十四屆（2004年）的會長王塗發教授在2004年11月6日的《自由時報》發表「台灣教授協會14歲了」一文，其中詳細列出台教會的許多重要活動，為達完整性，此處一併將2005和2006年較具代表性的活動也附加於後： 在主辦研討會方面 1991年的「台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1992年「國土規劃學術研討會」、1993年「媒體改造與自由民主研討會」和「體檢小學教科書研討會」、1994年「集會遊行法修正研討會」和「台灣憲草研討會」、1995年「海岸地區保護研討會」、1996年「族群政治與政策關係研討會」、1997年「公投入憲研討會」和「地方自治與國家發展研討會」、1999年「海內外台灣人國是會議」、2000年「中國文化在台灣檢討會」、2001年「大學教育之台灣主體性學術研討會」、2002年「台灣獨立理論與歷史研討會」、2003年「台灣漢文化之本土化學術研討會」、2004年「民間制憲論壇會議」、2005年「台灣媒體生態」座談會、「台灣國民主體文化的追尋」座談會、「從當前政局展望台灣憲政遠景」座談會及「台灣與西洋國家觀」研討會、2006年「外來劇與本國藝人權益」座談會、「轉型期正義」座談會及「 2006 台灣政情觀察期中報告」發表會。 在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或白皮書方面 1993年的「兩國兩制、和平共存」白皮書、1996年「反對中國侵略台灣的嚴正聲明」、1998年「反對強權侵害台灣主權宣言」、1999年「廢除國統會」記者會和「九九修憲還有什麼戲唱？」政情評論記者會、2000年「掃除黑金與民主法治」政情評論記者會、2001年「全民公投、立委減半」記者會、2002年「對親中媒體亂台的嚴正聲明」、2003年「公民投票民意調查發表」記者會、2004年「國會改革、立委減半」記者會和「守護台灣民主國際記者會」等、2005年發表「自由台灣世紀宣言」、「晶圓西進」記者會、「呼籲扁政府勿在WTO喪權辱國」記者會、「台大‧師大校長遴選與資格問題」記者會、「面對國家迫切危機──批判國親中國熱與政府公權力淪喪」記者會等、2006年評論「國共經貿論壇」記者會和「馬英九評論及張正修新書發表會」記者會。 在推動民主運動、舉辦遊行方面 1991年發起「一○○行動聯盟」並推動廢除刑法第一○○條、1992年發起「退報（聯合報）救台灣運動」、「廢國大、反獨裁」大遊行和「總統直接民選」大遊行、1994年推動「台灣人覺醒運動」、1995年舉辦「馬關條約一○○年，告別中國」大遊行和「媒體全面改造，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1996年發起「三一六反統一」大遊行、1997年主辦「二二八50週年追思夜省燭光遊行」、發起「公投入憲立法推動聯盟」、1998年舉辦「關切柯江會談，決志保台建國」大遊行、「台南市台灣前途公投」大遊行、1999年主辦「四一○公投救台灣」大遊行、參與「反黑金廢國大」大遊行、2001年舉辦「立委減半、黨產入庫」大遊行、2002年主辦「八吋晶圓延緩開放，根留台灣減少失業」大遊行、2004年發起「萬人牽手圍繞立法院」以推動「國會改革、立委減半」、2005年發起「228自由台灣全球行動」、響應326「民主和平護台灣」大遊行、2006年「318護民主反併吞」大遊行。 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不少台教會的領導成員被吸納入執政團隊，這些活躍份子無法再參與帶動會務，加上許多成員對本土政權的高度期待，甚至認為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台教會因此必須重新摸索定位自己。從2000年到2006年底，台灣人對本土政權的心情從先前的熱烈期許，轉為失望困窘，終又激發出人民自救的積極情緒。從執政團隊退下來的蔡丁貴教授，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爭取成為2007年的會長，確立回歸實踐台灣獨立建國的核心運動思維。 台教會的成員主要是服務於學研界的專業人士，不但學有專精，而且願意放下教授的身段走上街頭，以實際的行動來愛台灣。也因此，台教會受到社會的重視與尊敬，它在台灣建國運動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本身具有論述公共議題、傳播建國理念的能量，可以和民進黨執政團隊溝通，可以和島外台灣人團體連繫，可以在校園鼓吹學生運動，還可以和本土草根性的組織合作發動抗爭行動。台教會義不容辭可以為建國運動擔當有效的宣傳、溝通、協調的角色。 在蔡丁貴教授的領導下，台教會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開始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雙方正在進行規劃「台灣民眾大學」，希望以這兩個團體成員共同的專長，直接參與貢獻台灣社會，發揮影響力。前不久，雙方也合作推動台灣共同旗幟，會同島內外主要台灣人團體，成功地達成共識：以「世界台灣人大會」所設計的旗幟為共同旗幟。此後，將鼓勵島內外台灣人團體和個人在代表或象徵台灣國家的場合，能夠廣為使用這個共同旗幟，來展現台灣和台灣人建國的決心。台教會也積極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以及「908台灣國運動」合作推動群眾運動。台教會相信厚植草根性的組織是實踐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非常重要的工作，更願意和認同獨立建國理念的團體共同打拼。

莊秋雄 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 早期WUFI-USA以「倒蔣建台」為目標來為台灣的獨立建國運動奮鬥。這目標可說在島內外覺醒民眾的共同努力下﹑多年前就以「寧靜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在這過程中，因為台灣社會缺少了「轉型正義」的步驟，2000年當選的所謂「本土」政權仍然繼續延用「中華民國」体制。過去「外來政權」的餘孽也繼續挾持「不義黨產」的優勢操控台灣國會，甚至與敵人(中國)串通﹑配合中國的「霸權崛起」。中國在國際上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因此目前我們還沒有「法理獨立」的正常國家。因此我們還是要繼續為達成台灣的「法理獨立」而繼續打拼。 有人認為已經具有人民、政府、及領土的台灣早就是一個獨立國家，無須再喊「獨立」。本聯盟所主張的「獨立建國」不是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而是要自「中華民國」 (ROC) 体制獨立出來，才能在國際社會擺脫「一個中國」的糾葛，我們稱之為台灣的「法理獨立」。所以到今日，雖然WUFI未曾享受過任何政治權利，唯靠台灣獨立的理想及建國的理念已經打拼了超過了五十多年，到今日還是堅定的要與覺醒的台灣民眾為台灣的「法理獨立」共同打拼到底。 既然咱打拼的方向是台灣要從ROC的体制獨立出來，我們不得不把「套牢」台灣本土政權的ROC當作必須拆除的「腳鐐手銬」。我們要全力推動「正名」及「制憲」來完成此目標。我們反對僑務委員會用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納稅金來「服務」全球達三千萬人的「華僑」，我們也反對開「台灣錢」但不用「台灣名」的所謂「全盟」。海外台灣人假如配合「僑委會」或「全盟」運作，其實就是在幫忙台灣繼續被ROC「套牢」。我們因此奉勸被「欽點」當「僑務委員」的有強烈台灣意識的同鄉，當你發現無法在ROC体制下的僑務委員會內擺脫ROC的糾葛時，就乾脆退出來。 本聯盟美西發言人陳立夫不久前在公開場合以WUFI美西發言人身份質詢張富美僑務委員會繼續花台灣人的納稅金替「中華民國」為虎作倀的行為是最傷害「台灣主權」的行為。此勇敢的發言再一次突顯了阮WUFI在台灣獨立建國路上的堅持路線，也獲得大多數在場台灣同鄉的鼓掌認同，希望能給在分享「中華民國」的「本土」政權內的「台灣意識模糊官員」些微反省的壓力。 紐約台灣同鄉會配合TECRO的幕後安排，想利用阮美東中央委員楊明昊為籌辦228-60週年紀念活動而收集設立的約100名熱心台灣同鄉的e-mail net，以保護ROC的名義，再次動員美東台灣同鄉於316出來抗議中國的「反分裂法」兩週年，經楊明昊中委及公論報社論的辯証，使用ROC名義的不當，使當日的動員只局限在紐約地區。但正確指出拋棄 ROC的運動路線才是今後台美人正確的運動方向，在這方面，希望阮組織有再次發揮了正確的「運動理念」的引導作用。 阮計劃在今年美州各地舉辦的夏令會時，加強討論及宣述台灣「正名」、「制憲」的重要性及急迫性，用來配合島內已經展開的正名制憲運動，咱應該好好体認出這是咱台灣人當前很迫切的「自救運動」。 雖然有人譏笑WUFI-USA目前所做的只不過是像唐詰訶德在「挑戰風車」一樣。阮當然瞭解阮能力有限，但回想五十多年前WUFI提出「倒蔣建台」的獨立建國運動目標時，當時敢認同此主張的台灣人恐怕不到百分之一，也被人譏笑為只是在「挑戰風車」，試看今日台灣認同「台灣獨立建國」的民眾已經超過百分之六十。可見，只要咱肯堅持正確的路線，再困難的旅程，終久會帶引我們達到目的地。 4月7日，鄭南榕烈士以自棼之火、照台獨之光的日子完稿。

詹文睿 留法巴黎第二大學法律系學生 本週二（2007年4月），有關中國外交政策及人權方面的表現，成為法國總統大選的熱門議題！在一場以關心蘇丹 – 達佛為主軸的聚會中，與會的多位法國總統候選人，一致的批判，過去的四年中，蘇丹政權屠殺了達佛地區超過二十萬人的事實，並且嚴厲的譴責了蘇丹政權背後的金主，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內媒體普遍不關心國際大事的情況下，國人或許不清楚蘇丹政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夥伴關係，所以無法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丹二十萬人被屠殺的關係，不過稍微清楚區域情勢的人，都知道，蘇丹每年所產生的石油，有三分之二都輸出前往中國，而換來的除了金錢，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量的軍事裝備和國際上的支持！這樣的夥伴關係直接了引發了兩件值得國人思考的事情。 第一件，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達佛屠殺事件乃「蘇丹內政問題，外國不應干涉他人內政為由」，迴避各國的外交壓力，更不曾在國際場合上，譴責蘇丹嚴重忽視達佛人的生存基本權！這樣的態度，換個地區，不正和中國對台政策，不謀而合嗎？對中國來說，這些都是內政問題，那麼國人是不是該認真的思考，哪一天中國真的打算來 「 關心」我國時，我們會受到何等的待遇？ 第二件，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袒護邪惡的友邦，直接以聯合國安理會永久理事國的身分否決了聯合國對蘇丹的懲罰決議。這樣的做法除了間接的幫助蘇丹政權繼續進行國內的屠殺，更再次的指出聯合國制度的嚴重弱點，以及生命及人權在中國領導人眼中是多麼的卑賤與沒有價值的事實。這樣的國家眼裡，除了金錢與勢力外，還有什麼更重要的嗎？ 遠在台灣的國人，一定很難想像，這樣的屠殺，在國際上，引起了多麼大的震撼，也因為有了盧安達十三年前的一次種族滅絕屠殺案例，所以這個議題，正式的進入了法國總統大選的政治議題，以及民間普遍的關心與討論！回到法國，本週二，出席聚會的多位總統候選人中，以第三勢力的貝魯先生(Francois Bayrou) 和左派候選人華雅夫人(Segolene Royale) 火力最為猛烈！第三勢力的貝魯先生指出，如果這場屠殺不停止的話，法國應拒絕出席2008年的北京奧運，而華雅夫人也明確的提醒了國際社會，如果不在此時對中國施壓，國際將失去一個促使中國面對人權問題的最好機會！當然出席的眾多意見領袖們也沒有讓候選人成為唯一的焦點。如著名的哲學家Bernard Henri Levy 就在會議中，提出了抵制參與北京奧運的五個理由 : ㄧ、人權問題。 二、台灣及西藏問題，中國普遍的亞洲地區性或者國際問題之態度及侵略性格。 三、非人性的運動員訓練方式，傳承過去東德及蘇聯的惡例，違反奧運精神。 四、國際奧委會對中國的現狀不聞不問，形同支持專制政權的問題，也違反了奧運精神。 五、中國人民普遍缺乏物質，但政府卻忽視其需要，不斷的增加軍備，並大量的砸下相當於兩兆台幣的經費來，建造一個巨型的，虛假的面具，以向世界炫耀、洗腦的假奧運。 看到這樣的論述，筆者不得不佩服法國的民主，也實在是對國內，同樣在參選總統的政治人物感到不可思議和失望。對泛綠的候選人們，筆者要提醒，你們沒有國際觀的論述，也對你們不夠關心國際事務的事實提出抗議，更要求你們表態，面對2008年如果當選總統，是否有像法國政治人物一般的勇氣，抵制且拒絕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所舉辦的奧運？！ 對泛藍的候選人們，除了同樣的譴責外，筆者知道你們並不愚蠢，但是嚴重的是你們不願意去承認自己在走錯的路，所以希望你們由這件事情，提起勇氣張開眼睛，接受所謂祖國，中國的真面目，別再繼續做不利於台灣人民的終極統一惡夢。更別再以一慣的，誇張的，消極的，不符合比例的方式來回應，人民對你們的建議與期待！最後也同樣的要求你們表態，面對2008年如果當選總統，是否有良心，抵制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所舉辦的奧運？！

張燦鍙 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 當前台灣社會藍、綠嚴重對立，真的無解嗎？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幾個月前，台北某個扶輪社的友人，邀請我去該社演講，對於演講的主題，他表示，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可以談。我不禁問他：為何不能講政治呢？他說：現在大家對政治議題都覺得很「鬱卒」、也很敏感，還是不談的好。我思索了一下：讓我考慮兩天後再回覆你吧。兩天後，我回電給他：我相信我打算演講的題目，你會認為是政治議題，但是我要講的真正內容，卻是台灣的民主素養和領導者的格局，以及要如何來解決台灣當前的困境。 電話中聽來，他似乎很勉強的接受。然而，演講之後，卻得到大家的熱烈反應。之後，就一直介紹我到不同的場合演講。 怎麼可以不談政治？民主政治，不只是一種政治體制，更是一種生活方式，那麼，怎麼可能生活於其中，卻又避而不談？也許\，更精確的說法是，我們之所以厭惡政治，是因為我們目前看到的，政治就是藍綠對決、政治就是政黨惡鬥，而忽略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素養：理性、尊重、包容。 藍綠對立，社會撕裂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我想以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為最。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但是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健康、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它吧！ 目前台灣的社會，可以說是兩極化，也就是所謂的M型社會，對立相當嚴重，甚至以簡單的二分法來區分彼此。這種非藍即綠的二分法，正是導致政府空轉、社會內耗、經濟無法突破的根本原因。李登輝前總統曾說：如果經濟不搞好，講民主也沒有用。因為經濟發達是民主的根本。曾經有位美國友人向我表示：他想將設在台灣的總部遷出，因為政治不安定、政府不穩定、政策不確定，讓人無法長期投資。尤其在六年之內竟然換了五位行政院長，六位財政部長、六位經濟部長，如果一家上市的公司不斷地更換董事長及總經理，相信投資者絕不敢購買那家公司的股票。 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不幸的是，台灣目前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贏者「整碗公捧去」（Winners Take All），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國家理性溝通，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 )，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文化。追究其原因不外： 1.互信基礎薄弱。 目前台灣社會人與人之間互信基礎相當薄弱，尤其是政治人物普遍不將信用當一回事，從「言行不一」到「光說不練」，如今已被譏諷為「言『言』不一」，連言論也前後不一致，今天說一套，明日又是另外一套，已淪落為「政治卡奴」，信用完全破產。 記得當年我從美國闖關回台被關，被判無罪出獄後，在多位朋友鼓勵下，1994年我參加競選民進黨黨主席，希望能將我的理想帶進民進黨，改造民進黨。然而要競選黨主席得先選上中執委，當時要選上中執委的安全票數是8票，我不但為自己拜票，還要幫別人拉票，以期選上中執委後，能順利當選中常委，以取得競選黨主席的資格。在配票過程中，雖然有不少的朋友提醒我「會跑票」，但我天真的認為：我分配了12票，即使跑票也不至於會低於8票，因此一些「鐵票」，包括我太太，全投給別人。豈料開票結果我只拿到7票，中執委都選不上，遑論黨主席呢。 事後記者問起我的感想，我說：「當年在台灣唸書時，我最拿手的科目是數學，沒想到今日台灣的數學這麼深奧，竟然難倒我，因為如今台灣的數學是〝1+1≠2〞。」魚夫也畫了一幅漫畫刊在自立晚報，替我感慨：台灣政治充斥著「〝Yes〞並不等於〝是〞；〝No〞並不等於〝不是〞」的惡質文化。 2.民主素養不夠，包容性不足。 台灣雖已「民主化」，但坦白說目前只達到初步的民主化而已。民主除了在硬體上要有公平公開的選舉，還要文官體制的建立，尤其是軍隊國家化，司法要獨立，第四權即媒體要公平公正客觀。當前台灣社會，將民主簡化為各項選舉的投票行為，充其量只是程序民主而已。民主的風度、民主的內涵及民主的素養，尚待培養。「服從多數，尊重少數」體現在西方的民主是「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Maybe it is a good idea.」是民主社會對不同意見所表現的尊重；但在台灣卻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來打斷您，讓您無法繼續談下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在台灣卻變成「多數欺負少數，少數不認輸」，在立法院更成了「關鍵少數敲竹槓」的現象。可以說今日的台灣只擁有「民主」的形式，但不懂「民主」的真諦。因此有人說台灣人是民主的田僑仔，民主的暴發戶。 3.做事炒短線。 猶記得我在台南市長任內，曾至日本京都參訪，希望汲取日本營造古都的經驗，藉以打造「日本的京都，台灣的府城」。在京都我看到了他們的「市民憲章」，那是營造京都成為世界文化首都所規劃的百年大計，無論是誰擔任首長，皆可依循之建設方針。這是台灣遠遠比不上的。 目前台灣社會普遍只看眼前、短期、表象，而不重視中長期的工作。凡事市場化，經濟發展當然應是市場化的操作，但是若連教育、媒體、政治都市場化，只考慮眼前效益，忽略核心價值，則表現在今日台灣就是：大學太多收不到學生；媒體完全只看收視率；政治更是以選舉掛帥。尤其在政治效應上只求勝選，即使當選也只想如何連任，完全缺乏長遠規劃的願景與理想，如此的文化令人憂心。政黨輪替之後，現在的台灣，我們可以說已經沒有「在野黨」，只剩下「執政黨」與「想執政黨」，這才是今日台灣相當嚴重的問題。 藍綠差異，過度炒作 記得2004年總統大選剛結束不久，社會紛亂不已，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如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以：「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回應。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不以為然。我們要動腦筋，設法走出目前的困境。事實上，若就藍綠陣營的本質，做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 1.就政治色彩來說：藍營有深藍、淺藍、中間偏藍；綠營亦有深綠、淺綠、中間偏綠，何況還有約佔40％的中間選民。所以我們不應該以絕對的二分法來區分，來看待問題。 […]

太空人 買戰機不如買巡弋飛彈── 台灣需要有效的國防 不利主因 近年來，台/中軍事優勢的繼續向中國傾斜的發展，美國防部及一些軍事學者專業已有諸多的論述與警告。不可否認的，台灣過去、目前以及還在持續增加中的西進投資，佔全世界在中國投資的一半，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以致於其逐年增加的國防預算，是直接而且實質的貢獻。這種「以經濟發展為藉口，來資助敵國的建軍」的不可思議的怪現象，在歷史上也曾發生過。舉一個最近的例子，當1930年代納粹德國崛起，席捲歐洲大陸之時，英國的一些企業家還是極力向其政府施壓，希望能與德國保持良好關係以利經濟合作與發展，結果英國最後還是遭到德軍所帶來的巨大災難，而向美國求援。雖然時空背景不同，當今國內西進派的論調，是有歷史重演的味道，更何況國內的情形又多了國家認同混淆不清的危險因素。 在這個情況下，中國有了雄厚經濟的支撐，它瞄準台灣的飛彈現已增加到近千顆，戰機與軍艦也持續在增建中。反觀國內政局的紛擾及在野黨的肆意杯葛，軍購案在立法院的遲滯不過關，而且也不見其他重大國防建設的方案在執行。再如此繼續發展下去，台海的安全與軍事的平衡將可能很快到達危險的臨界點，這是國人與政府不能不正視與重視的問題。 認知威脅 要建設台灣的國防，首先國人必須認知中國就是我們的敵國，因為它從未放棄以武力併吞台灣，並持續在加強其軍事力量，以為侵略台灣作準備，近兩年來，中國的年度國防預算更是有超過台幣兆元的優勢。根據美國國防部對中國戰力的分析報告，目前中國已擁有足以威脅並短期封鎖台灣海空運輸的能力，但還缺乏大規模運輸部隊渡海登陸作戰的能力，而它可以直接威脅台灣甚至於美國大陸的就是大量的短程彈道飛彈（約一千顆）與少數的中長程彈道飛彈（約百餘顆）。另外，更值得注意的威脅是難以預測與防範的潛射巨浪飛彈。 彈道飛彈之所以威脅性高，最主要是因為其防禦的反應時間最短。以台灣海峽為例，防禦彈道飛彈的反應時間最長頂多8分鐘，遠比巡弋飛彈的35分鐘與飛機的50分鐘短了許多。但是，其實彈道飛彈的心理威脅因素，是大於它所能造成實質的破壞，因為中國的短程彈道飛彈的落點半徑精度(CEP)，估計最好可達45公尺，若無GPS導航時會變差到200公尺以上。也就是說，想要瞄準特定的建築物或設施是不會很有效的。另外，中國的短程彈道飛彈使用的會是傳統的彈頭，而絕不敢用核子彈頭，因此其破壞力是很有限的，伊拉克戰爭時攻擊以色列的幾顆飛毛腿飛彈即可引以為例。而且，以目前的反飛彈攔截系統的可靠度還不是很高但價錢卻很昂貴，因此，此系只能重點式的投資，以保護國家的指揮系統在第一時間不會受到飛彈的破壞。因此，以總體軍事威脅來評估，我們國防的重點應該放在阻止敵軍登陸台灣的建設方向。 有效國防 台灣的國防經費遠不如中國，不允許我們與其軍事競賽，更須要有效運用有限的國家資源。譬如，我國空軍長期來一直主張購買引進新型高性能的戰鬥機，儘管目前戰機已有過剩的現象，這是值得商榷的建軍思考。因為購買一架戰鬥機的經費，是足以用來製造15到30顆攔截與攻艦的飛彈或40到50顆的巡弋飛彈，而且防禦的力量與效果即可大幅提昇。 筆者曾與美國戰略專家討論有效防守台灣的策略，與會者基本的共識有三。第一，台灣必須發展某種型式的嚇阻攻擊能力，第二，建立完整的C4ISR(指管通資情監偵)戰場指揮系統，並與美日建立聯合作戰平台，第三，軍事建設的方向依照「刺蝟戰術」的建軍精神。所謂「刺蝟戰術」就是能讓敵人望之卻步，不敢靠近入侵，攻守雙備，便可防敵上岸，達成境外決戰的目標。 要達到上述的三項目標，我國除了應該發展中程攻擊性的武器外，還必須大量投資在防空與攻艦飛彈及魚雷快艇的製造，配合相位陣列雷達的飛機與飛彈預警系統，可形成有效的防衛網，使敵人不敢靠近妄動。而對於建立完整的C4ISR通路，一顆安全的通訊衛星則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建設，因為一旦發生戰爭，地面的指揮通訊系統就很容易招致破壞而難以保全，惟有遠在3萬6千公里高空的地球同步通訊衛星，才能維持安全與指揮通訊系統的通暢。 這些軍事建設，至少必須作到讓台灣能阻擋中國兩週至一個月的攻擊，直到美日援軍的到來，為最後決勝的要點。當然，我們知道在正常的情況下，追求經濟發展的因素並不利於戰爭的發生。然而，經濟的過度發展也可能造成不預期崩盤的危機，一旦不幸經濟崩潰，中國政府屆時必然會發動戰爭侵略台灣，以轉移其國內的動盪，來穩固中共政權。另外，美國因為目前膠著於伊拉克的內戰，又有北韓、伊朗及中東等問題的纏身，使美國國力有漸漸衰退的趨勢，長此以往，將有可能使美國無法顧及台灣的空檔，而讓中國有意想趁機速戰速決，侵略台灣的可能。因此，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作好有效國防建設的準備，認真面對敵人的威脅，才是有責任的作法與態度。

邱斐顯 媒體工作者 黃文雄行刺蔣經國，那歷史性的一槍，雖然未能結束蔣家政權，卻讓全世界知道台灣人對蔣家政權的唾棄。 1960年代末期，國民黨政權依然對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統治，而大權在握的蔣介石開始將政權逐步轉移給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先後擔任黨、政、軍、特各種要務職位，於1965年1月出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蔣介石經常派蔣經國出國訪問。 1970年3月，蔣經國將出訪美國的計畫一經報紙披露，留學美國的台灣學生圈裡，開始有人表示「要給蔣經國一點警告」。 1970年4月18日，身為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的邀請前往美國，做為期十天的訪問，以爭取美國政府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援助。早在蔣經國訪美之前，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就已先致函給美國總統尼克森，要求美國停止對「蔣家政權」的援助。美國各地的台獨聯盟成員，也在蔣經國所到之處舉行多場示威遊行。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原本預定於上午11點45分，赴紐約第五街中央公園附近的廣場飯店，應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之邀演講，他原想從隔街的飯店徒步到會場，卻因下雨而改乘汽車。然而，廣場飯店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台獨聯盟示威抗議的隊伍。 中午12點左右，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蔣經國在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正走向飯店門口之際，混在抗議人群中的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班學生黃文雄，突然自示威的行列中衝出來，朝蔣經國背後開出那歷史性的一槍。 黃文雄開槍的那一剎那，被身旁的警察發現了。他朝著黃文雄的手肘劈了過去，讓手槍失去了準頭，隨後三名警方人員將黃文雄撲倒在地。而當時，黃文雄的內弟，台獨聯盟的秘書長鄭自財，則從人群中跑出來打算救援黃文雄，兩人同時都被美國警方逮捕。 台灣留美學生黃文雄與鄭自財兩人行刺蔣經國一事，是震驚中外的政治暗殺事件，「424的槍聲」驚醒了國民黨統治者，也喚醒了沈默許久的台灣人。 在籌劃「424刺蔣案」時，鄭自財一邊在紐約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一邊擔任台獨聯盟的秘書長。 黃文雄，1937年出生，台灣新竹人。1967年赴美時先就讀於匹茲堡大學，後來加入台獨聯盟。事件發生時，他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黃文雄那革命性的一槍，成功地向全世界控訴蔣家的罪行。黃文雄被捕時，高喊著：「讓我像男子漢般一樣站起來！」充分展現出他不平凡的骨氣與尊嚴。全球各地的報紙都以很大的篇幅，報導這件「424刺蔣事件」。鄭自財和黃文雄成了台灣人的英雄。營救鄭、黃兩人的捐款四處湧來，海外的台灣人湊足了錢，分別以九萬元及十萬元的美金，才將兩人保釋出來。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但是給國民黨的蔣家政權一個大大警惕。蔣經國返台後，為避免被暗殺的歷史重演，自此不再踏出國門。兩年後，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極力推動所謂的「吹台青」政策，開始起用台籍政治菁英，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施啟揚等獲重用，被稱為「台灣本土化」的開始。 「刺蔣案」的審理拖了一年多，1971年5月中旬，美國法院的陪審團判決兩人有罪。1971年7月6日，刺蔣案宣判，黃文雄、鄭自財兩人棄保逃亡。鄭自財先逃至瑞士，轉到瑞典；此後分別在瑞典、英國、美國的監獄服刑。最後鄭自財才在1991年6月22日，以「黑名單闖關」的方式成功地現身在陳婉真的「叛亂餐會」上。 然而，黃文雄卻是二十一載，杳無音訊。九○年代，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下，陳菊在歐洲見到黃文雄。陳菊因而在台灣的報紙上，發表一篇〈是的，我真的見到了黃文雄〉。在陳菊的勸說下，黃文雄終於考慮返台。 黑名單中最後一個被解除返台限制的就是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1996年5月6日，黃文雄闖關入境。二年後，1998年11月10日，黃文雄被政府查獲，控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未得許可入境罪名起訴。

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

手護台灣大聯盟 2008年台灣將產生新總統，社會各界對未來總統的資格與條件有不同的看法。惟媒體卻多重視人選間的彼此競爭及有意參選者的瑣碎事件，社會各界，特別是對攸關2008年以後台灣未來發展可能面臨的局勢與困境，新的總統需要具備哪些條件與能力？應該堅持何種立場與提出什麼因應對策？反而未多所著墨、報導與討論。「手護台灣大聯盟」有鑑於此，於2007年1月份成立「關心2008台灣政局工作小組」，聯合其它社團，透過舉辦各種公聽會、座談會等方式，竭力聽取各種意見，廣蒐民意匯聚整理、綜合歸納後，並經「手護台灣大聯盟」決策委員會審核確認後公開向社會各界發表，具體提出我們對2008台灣總統應該擁有的資格與條件。 優先必要條件： 一、 在政治面具備正確不移的台灣主體意識 1.堅定主張捍衛台灣主權 2.推動新憲、正名，完成國家正常化 二、 在經濟面具備正確的台灣經濟主體意識 1. 主張立足海洋，結合太平洋國家 2. 堅守台灣優先，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綜合一般條件： 一、堅定台灣立場 作為2008台灣總統，必須具備捍衛台灣主權、立足台灣經濟主體的堅定意志，任期內必須全面落實正名、制憲的工作，達到促成台灣成為名符其實、正常化的國家。 二、了解國際形勢 2008台灣總統必須具備有國際視野，了解台灣歷史與世界互動下的發展歷程，有能力處理國際問題，帶領台灣突破外交困境，走入國際社會，主動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 三、富有文化素養 2008台灣總統應具備豐富的文化涵養及深厚的歷史感，對建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有充分概念，才能讓台灣在未來發展關鍵期中，不致因全球化及經濟西進的影響而喪失文化主體性。在教育政策方面，推動正常本土教育，反對承認中國學歷。 四、實踐環保理念 2008台灣總統必須體認台灣的永續發展基礎，必須建築在環保理念的確實實踐上。唯有以此為基礎，台灣才可能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會危害到這塊子孫世代生養的土地。 五、推動經濟公義 2008台灣總統應該力主台灣經濟主體性的原則、具有推動經濟公義化的認識，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兼顧拉近城鄉差距、縮小貧富落差、提高就業機會，以及密切注意與中國經貿過熱的情況時，對台灣人民經濟機會形成損害的控管。 六、關懷社會問題 在面對經濟轉型與全球化趨勢的浪潮下，台灣的失業問題、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弱勢族群更顯弱勢，2008台灣總統要有一顆體貼弱勢的心，關懷社會問題、關心婦女兒童，重視社會安全機制的建構，協助解決弱勢族群面對的困難。 七、善用人力資源 2008台灣總統要敞開心胸，積極發掘人才，不僅善於運用現有文官體系中的人才，更要從海內外、企業界、學術界廣泛發掘人才，讓各領域的人才有機會為台灣的國家發展貢獻才能。 八、堅守科學精神 面對知識時代的來臨，2008台灣總統必須具備科技的觀念、科學的精神，以現代化的態度處理各項問題。遭逢科技領域的決策關鍵，能諮詢採納專業團隊的客觀意見，絕不因情感、主觀好惡或其它因素而左右。 九、重視團隊工作 台灣民主運動發展歷程中，不管是解除戒嚴、全面改選或是總統直選…，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典範，就是運動者之間彼此無私的合作。因此，面對二○○八後國家發展與變化，2008台灣總統必須高度重視團隊工作，廣集意見，竭力協調，才可能凝聚全民的共同意志，達成使命。 十、具備行政能力 2008台灣總統必須具備行政能力，能夠針對政府架構重新規範，同時思考國會運作效能的強化與改革；新的台灣總統必須積極展開政府再造，藉由組織功能檢討進行資源重分配，以有效運作政府機器。這些均仰賴新總統具備豐富行政經歷與能力，有策略有步驟一步一步地推動改革。 面對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處於國家認同歧異點上的下任總統，任何決策，都可能成為台灣未來前途走向的關鍵，因此，選擇國家領導人，人民不可不慎。我們匯集以上意見，一方面供國人選擇總統候選人及總統人選之參考，一方面供各位參選人了解國人之期待。

黃昭堂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正值民進黨進行2008年總統大選之初選活動，過程正大光明，比起國民黨專門為一人量身打造的方式，民進黨的初選活動充滿民主精神，特別值得全體國人賦予高度肯定。綜觀民進黨初選的四位候選人，均具備擔任台灣領導人之資格。民進黨舉辦兩次電視辯論會，內容精采，過程民主，值得大家肯定。然而近日各陣營之間發生彼此攻訐的現象，不但有損民進黨之形象，也為台灣的民主政治豎立不良範例，不但令社會大眾憂心忡忡，也幾乎澆熄了支持者的熱誠。 我們必須直言，四位候選人之中必將只有一人出線，初選的勝選者也必須得到其他三位之鼎力相助及誠心誠意的輔選，民進黨才有勝選的可能。如果勝選者在初選過程中對其他三人進行人身攻擊或污衊，日後彼此如何進行整合？同理，如果落選的三人在初選過程中對勝選者曾經進行人身攻擊或污衊，進行輔選時又如何自圓其說？ 因此我們懇切希望，值此關鍵時刻，各候選人應當展現民主風度，停止彼此攻訐，而應以政策訴求來爭取人民的支持。尤其政府及民進黨的高層更應維護良好形象，不宜圖謀支持特定人選，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民主程序進行黨內初選，為台灣的民主選舉再立典範，才是國家之幸、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