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錄司徒文「國家安全與台灣未來」演講全文講稿，日本《防衛白書》譯文等

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 引言 謝謝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高博士，感謝您親切的介紹。同時，我也要特別感謝世界台灣人大會召集人程韻如女士邀請我參加今年的年會，演講有關台灣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 在我開始演講之前，我必須說明我的演講僅代表我個人的意見。雖然我曾經擔任美國的外交官達34年之久，但我不再為美國政府工作，也不再是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因此我所發表的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但由於我的外交生涯中長期思考著台灣的國家安全議題，而且做為一個深切關心台灣、台灣人民以及台灣文化，並且喜歡在這裡生活的人，我所發表的句句是肺腑之言。 我從外交工作退休之後仍然留在台灣，這或許就是最佳證明。 但我對台灣仍然憂心忡忡，因為有時候我認為，台灣人民對這些事情沒有足夠的擔心。 請讓我解釋這是什麼意思。我認為台灣是一個現代的奇蹟，而且是一個令人驚奇的成功故事：台灣幾乎沒有天然資源，只有人民的才幹、勤奮和決心，在不到50年的功夫便擺脫了貧窮，而且遠離軍事獨裁，並創造出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和繁榮的經濟。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出版的《世界概況》（World Factbook），以購買力平價（PPP）來說，台灣目前是排名世界第20大的經濟體，領先阿根廷、荷蘭、香港、瑞士和新加坡等。即使以嚴格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per capita GDP）為基礎來計算，台灣排名世界第27，領先英國（第33）、日本（第36）、歐盟（第39）和韓國（第40）。 同樣的，根據傳統基金會發表的「2013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台灣排名世界第20，遠遠高於中國大陸第136的排名。 台灣人民顯然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體現了中華文化最好的價值，包括注重教育、家庭和勤勞工作，而這也的確獲得回報。當台灣決定如何治理國家時，也做出明智的選擇，追求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原則，而非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黨專政。 但台灣特別之處不僅止於其價值觀。我常對台灣朋友開玩笑說，台灣是最拉丁或最地中海風情的儒家社會，因為台灣人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情、好客和友善，對我們外國人很歡迎，而且即使辛勤工作，也不忘和家人朋友一起吃喝玩樂、享受人生，台灣人的確已經創造出一種獨特和成功的文化。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還要憂心呢？ 我很擔心，因為從我所了解的台灣人來判斷，他們就像其他地方的大多數人一樣，專注於營生、養育家人、努力工作並享受人生。然而台灣還是特別脆弱的。 也許是因為台灣的生活方式，而且長期處於威脅之下，因此即便已經如此繁榮，但是台灣人對自己的未來似乎總是沒有付出應有的關心。 同時，媒體和政治上的一些問題，就像任何地方的媒體和政客一樣（包括美國在內），好像都是專注於瑣碎的政治內鬥和娛樂化，似乎很少人關注台灣當前的根本問題。換句話說，很少人在思考台灣的國家安全。 我認為國家安全議題，需要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來了解，雖然這個問題包括台灣軍隊和武器，但也同樣取決於許多其他問題。請容我來逐一探討，其中並沒有特定順序。在我看來，這些議題對台灣的安全都很重要。  人口挑戰 讓我們從台灣的人口挑戰開始談起。眾所周知，除了去年吉祥的龍年期間有一個短暫高峰之外，台灣的生育率太低了。根據中央情報局的《世界概況》在2012年的估計，台灣的生育率為每名婦女生育稍超過一名孩童，在全世界224個國家當中排名第221。 雖然不是敬陪末座，但已非常接近。台灣的低生育浮現出未來勞動力短缺、國內需求下降，稅收減少的前景，在眾多的後果當中，最突出的是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口，由越來越少的年輕人來支付老人醫療和退休費用。 另一個相關的挑戰就是學生太少，無法填滿目前整個教育體系的160多所大學，這種情況普遍認為亟需改革。而從長遠來看，能夠打造台灣未來的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年輕人也會減少很多。  能源安全 鑒於缺乏主要的自給能源資源並仰賴進口的石化燃料，因此能源安全是台灣另一個隱憂。況且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似乎是放棄核能，因此使問題更為嚴重。 然而要如何有效地取代核能，以支撐台灣的龐大需求，目前並不明朗。根據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的最新估計，在2009年，台灣的電力消耗量排名世界第18，石油進口量的規模排名世界第12。台灣總發電量中有73.6％來自石化燃料，12.5％來自核能，4.7％來自水力發電，2.7％來自再生能源。 我請教過的專家大多表示，如果台灣希望維持其能源密集型的產業基礎，那麼除了更多石化燃料之外，沒有其他方法可取代核能，而且燃燒石化燃料所產生的高碳排量也會帶來高成本。對核能說「不」很容易，但是要找到替代品更困難，台灣正面臨非常棘手的決定。  經濟挑戰 一般可能認為不太需要特別關注的領域就是台灣的經濟。如同先前所提，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和購買力平價數字是強勁的，此外台灣也有高額的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是世界第四大，僅次於中國、日本和俄羅斯。 然而還是有一些需要關心台灣經濟的理由。 如同許多觀察家所提到的，台灣的經濟越來越依賴中國。 當然，經濟學家可能會主張這是自然現象。畢竟台灣和中國有文化和語言上的共通性，地理位置近，而且經濟互補，理應成為生產鏈的緊密合作夥伴，以供應發達國家的需求。 中國過去30年來有平均10％的年增長率，因此台灣精明的商人要急切衝往這個世界上成長最快的經濟體，這是不難理解的。 貿易依存度 然而，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雖合理，但從國家安全的觀點來看卻不然。在過去幾年，中國（包括香港）已經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佔台灣生產量的40％至42％左右。同時，自2005年以來，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第二大的進口來源，僅次於日本，目前中國也是台灣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最大標的。 這種經濟的依賴會有問題，理由如下。 首先，隨著中國持續發展高科技產業，台灣的製造商將逐漸面臨來自以前客戶的競爭，台灣的客戶基礎顯然必須多角化。 其次，專注於和中國大陸進行較容易且較快獲利的貿易，不但干擾並且限制了台灣和其他夥伴開展貿易的興趣。中國會運用其經濟力量，來對付那些希望和台灣擴展貿易協定，但未取得北京同意的國家。 偏重和中國貿易反而也會加深台灣的外交孤立，因為台灣並未尋求發展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連結，讓其他國家對台灣的未來扮演更重要的利害關係角色。台灣若要突破孤立，那麼更加廣泛的國際貿易關係可能比在國際組織中以觀察員身分增加國際參與更有價值。 第三，「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本身雖有價值，但仍只是一種「最惠國」的雙邊貿易協定而已，並非台灣深化融入區域和全球經濟所需的那種自由貿易協定。ECFA加深了台灣民眾的錯誤認知，以為貿易協定只會帶來利益，而毫無痛苦代價。 第四，ECFA不需要採取在政治上較困難的經濟自由化，但經濟自由化是台灣亟需落實的，以便確保一個獨立和繁榮的經濟未來，尤其台灣是個貿易國家，必須有政治勇氣來終結保護主義。台灣必須避免未來為了保護本國農業結構，而使得台灣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因為牛肉之類的議題再度陷入泥淖，畢竟台灣的農業只佔國內生產毛額的1.8％。 第五，對中國貿易產生依賴使中國可用以對付台灣，只要雙方仍存在政治分歧，這是相當危險的。例如在2009年秋，只因高雄放映維吾爾政治異議人士熱比婭（Rebiya Kadeer）的紀錄片，大陸觀光團便突然取消高雄的行程。如果連如此微不足道的事都會引發經濟上的後果，那麼若是北京認為更嚴重的事，他們將會採取什麼樣的反應呢？  對中國的投資增加 中國除了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現在也是台灣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頭號標的，根據非正式的估計，台灣歷來在大陸的投資可能已高達3,000億美元。 台灣近年來的經濟成就，主要來自與中國擴展貿易，這當然有一定的對稱性，但也相當諷刺。畢竟自1980年代末開始，台灣便向中國挹注大規模投資──連同台灣的商業經驗和技術專長──這幫助啟動中國的經濟奇蹟，卻也強化了其軍事力量，如今反而威脅到台灣。  台灣的外資減少 在台灣的經濟成就日益取決於中國的同時，台灣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也逐漸失去區域競爭力。根據中央情報局2012年《世界概況》的資料，台灣在世界上外國直接投資標的中排名第52，落後於香港（3）、中國（7）、新加坡（15）、泰國（27）、日本（28）、韓國（29）、印尼（32）、馬來西亞（33）、越南（47），在亞洲其他相當的經濟體中，僅勝於菲律賓（62）。 根據《金融時報》2012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報告，在2011年亞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台灣並未名列前10名。換言之，台灣在中國的投資日益增加，但其他國家並沒有在台灣投資。 中國能為台灣填補多少外國直接投資的闕如，仍有待觀察。涵蓋銀行、證券和保險的三項兩岸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於2010年1月中旬生效，台灣開放大陸金融業和機構投資者更多的投資，並提供台灣金融業在中國營運的新商機。 雖然和大陸更緊密的經濟連結為台灣經濟帶來更多機會，但也帶來新的挑戰，因為台灣雖在經濟上變得更依賴中國，但政治分歧卻仍懸而未決。  產業間諜活動 […]

日本防衛省 概述 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其廣大國土被14個鄰國圍繞著，有很長的國境線和海岸線。中國也是一個擁有各種民族、宗教和語言的國家，大多數的少數民族居住在邊境地帶，往往同一個族群橫越國界而居。中國的歷史悠久，已經形成並維持一個獨特的文化和文明，中國以自己特殊的歷史為傲，由於19世紀後淪為半殖民地的經驗，導致中國渴望成為強國，因而助長其民族主義。此外，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目標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近年來，中國大幅增加對外貿易，並且吸引許多外資，經濟上獲得飛躍成長，尤其是在沿海和都市地區。儘管受到世界性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衝擊，中國依然維持著高度的經濟成長。在各種國際會議的場合，中國的動向受到極大注目，顯示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所增加的份量。此外，中國在非傳統的安全領域也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中國積極派遣人員參加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也派遣艦隊在索馬利亞／亞丁灣外海從事反海盜行動，因此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賞。 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都歡迎中國逐漸成為一個強權，無論是名義上或是實質上，中國已經開始扮演全球性和區域性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在有關貿易平衡、匯率及人權議題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存有爭議，此外，在與周邊國家（包括日本）發生利益衝突的相關議題上，中國的反應被批評為獨斷獨行，因此中國的未來動向令人擔心。外界期待中國能夠體認作為一個大國所要承擔的責任，要接受國際規範，並在區域和全球議題上扮演更積極合作的角色。 中國面臨著各種內部問題，中央和地方共產黨領導層的腐敗，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經濟快速成長的結果，也浮現一些問題，例如：城鄉之間和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地區差距、城市居民中的貧富差距、通貨膨脹、環境污染、農業及工業用水的短缺等等。此外，預計未來將會出現人口迅速老齡化的相關問題。由於這些因素會愈來愈大且多樣化，可能會造成政府當局的不穩，所以預期中國將會持續加緊對社會的控制。不過，據說在控制民眾的活動上也有不穩固的現象，部分是由於網路傳播的原因。此外，中國也有國內少數民族的問題，譬如有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少數民族的抗議活動，據報導，一些少數民族正在進行分離和獨立運動。根據「科學發展觀」的指導原則，胡錦濤政府的目標是以建立「和諧社會」為基本政策，並保證要優先解決上述國內問題。儘管預計在2012年秋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會重新大洗牌，但是下一屆政府所圍繞的環境並不樂觀，而下一屆政府要如何處理各項挑戰，也引來人們的注目。 為了要維持國內的穩定，相信中國在外交上將會保持穩定的國際戰略環境，與美國和俄羅斯等主要大國維持良好關係，與鄰國維持良好關係和鄰國的穩定情勢，促進多極的世界，並確保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利益，例如天然資源和能源供應。 軍事方面，在高額和不斷增加國防預算的支持下，中國一直在進行軍隊的現代化。中國似乎特別重視台灣問題，視為是國家主權的核心問題。就目前而言，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當中，將以針對防止台灣獨立來提升其軍事能力。近年來，中國也試圖獲取應付台灣問題之外的任務的能力。由於中國一直穩步成長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所以它的軍事動向也引起其他國家的注意。 軍事 國防政策 中國把增進堅固的國防與強大的軍隊以配合國家安全與利益的發展，定位為國家現代化的戰略性任務，同時中國也認為國防政策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就是捍衛主權、安全、以及國家發展的利益，保護社會和諧與穩定，促進國防與軍隊的現代化，以及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國在觀察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其他的戰爭經驗之後，對於全球軍事發展趨勢的因應之道，中國推出一個積極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事務革命」的政策，主要內容就是軍隊的機械化和資訊化，建立在資訊化條件下贏得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關於軍事及戰爭，除了物理性的手段之外，中國也非常注重非物理性的手段，結合「三戰」的概念──「心理戰」、「輿論戰」及「法律戰」──在軍中加入政治工作的項目，並宣布「在軍事鬥爭與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及法律各領域的鬥爭之間要密切配合」的政策。 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是在與俄羅斯及其他陸上周邊鄰國關係穩定的背景下進行，因此相信中國最優先要處理的就是台灣問題，更具體來講，中國致力於提高阻止台灣獨立與外國軍隊支援台灣的能力。此外，中國近年來也試圖獲得處理台灣問題之外的任務的能力，尤其是，中國強調在非傳統的安全領域上的軍事運用。關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長期計畫，中國宣稱「在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並在資訊化建設上取得重大進展」，以及「著重在贏得資訊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能力，將可提高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並全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中國似乎是根據自己的國力發展來發展其軍事力量的目標。 中國一直在增加國防支出，進行廣泛且迅速的軍隊現代化，主要是在核武、飛彈和海空軍方面，以及增強遠端的武力投射能力。此外，中國也致力於提升各軍種與各部隊之間的聯合作戰能力，進行實際的演習，培養並獲得高能力的人力資源來管理資訊化部隊的作戰，並提高本國國防工業的基礎。此外，中國也一直在擴大與加強在周邊海域的活動。 這些舉動再加上中國在軍事和安全問題方面缺乏透明，這是使包括日本在內的地區和國際社會所擔心的事情，需要予以謹慎分析。 有關軍事的透明性 關於擁有武器的具體資料、武器採購的目標與過去的採購情況、主要部隊的組織和部署位置、主要的軍事運用與訓練記錄、以及國防預算的詳細分類，中國從來沒有公佈具體的資料。此外，中國也不清楚說明其軍事現代化未來的具體目標，而且在軍事與安全事務方面的決策過程也不夠透明。 自從1988年以來，中國每兩年公佈一次國防白皮書，也和其他國家的國防單位進行許多對話。此外，中國在2007年8月表達將會恢復《聯合國常規武器登記冊》（United Nations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和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United Nations Instrument for Reporting Military Expenditures），並在每一個架構的基礎上提交年度報告。自從2011年4月以來，中國國防部也每個月由發言人召開記者會。 在這種方式下，中國定期公佈有關國家安全的編輯文件，同時也恢復並開始參與聯合國有關軍備和軍事支出的架構。由於這些努力有助於提高中國軍事能力的透明度，因而能夠受到讚賞。 然而，中國尚未達到在國際社會上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所被期望的透明水準。比如說，在國防支出的詳細分類上，中國基本上只是公佈以下三類的總金額和一般用途：人事費用、訓練與維持費、以及裝備費。中國國防部在2008年公佈的資料有稍微進步，但也沒有公佈主要武器採購成本的基本明細。而且在2009年提交給《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的報告，也沒有按照許多其他國家（包括日本）使用的標準格式填寫，標準格式需要填寫詳細分類的軍事支出。中國在報告中公佈的資料差不多和中國國防白皮書所提供的一樣簡單。 有些事件也激起對中國的軍事決策及行動的關切。例如有關中國核子動力潛艦於2004年11月在日本領海內水下航行的原因，雖然構成了違反國際法，但是迄今仍未公佈詳情。關於2007年1月反衛星武器測試的細節與意圖，儘管這種測試引起對未來太空發展的憂心，但中國政府卻沒有提出足以讓日本寬心的解釋。隨著軍事現代化的結果，近年來周邊的軍事環境已有重大改變，包括軍事專業化的提升與任務的多樣化，有些人觀察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和人民解放軍之間的關係已經漸漸變得複雜化，也有其他人觀察到在外交決策中，軍事影響力的程度也與日俱增，構成一個風險管理的議題，這種情況也引人注目。中國正在穩步成長為一個主要的政治與經濟強權，而且中國的軍力也引起其他國家的注目。為了消除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不安，對中國而言，提高國防政策和軍事能力的透明度將會愈來愈重要。希望中國盡量公佈國防政策和軍事能力的具體資料，以增加軍事事務的透明度。 國防預算 中國公佈2012財年的國防預算大約是6,503億元人民幣，初始預算金額比上個財年的初始預算金額增長11.4%左右（約667億元人民幣），顯示中國的國防預算持續快速增加的步調。中國公開發表的國防預算規模是5年前的2倍以上，在過去24年間大約增長30倍。關於國防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中國把增強國防力量定位為和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任務，並在《2010年中國的國防》當中闡述「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原則」。因此，相信中國將會在不妨礙經濟發展的程度內，繼續續投入資源來提升國防力量。此外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公佈的國防預算金額只是實際軍事支出的一部分而已。舉例來說，相信中國公佈的國防預算並不包括所有的武器採購成本和研發費用。（參考Fig. I-1-3-1）   軍事態勢 中國的軍事力量是由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民兵所組成，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及指揮。人民解放軍被界定為人民的軍隊，由中國共產黨所創立及領導，包括有陸軍、海軍、空軍、以及二砲部隊（戰略飛彈部隊）。（參考Fig. I-1-3-2）   （1）核武與飛彈部隊 自從1950年代開始，中國獨自發展核武力量和彈道飛彈部隊，目的在於確保嚇阻力量、補充常規武力、以及維護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中國採取的核武戰略，就是維持能夠對敵國的少數城市目標進行報復性核武攻擊的核武力量，以嚇阻敵國對自己國土的核武攻擊。 中國擁有各種形勢和射程的彈道飛彈：洲際飛彈（ICBM）、潛射式彈道飛彈（SLBM）、中程彈道飛彈／次中程彈道飛彈（IRBM/MRBM）、以及短程彈道飛彈（SRBM）。中國彈道飛彈部隊從液體燃料更新為固體燃料，提高了存活力和敏捷性。此外，相信中國也以增加射程、提高準確度、引進分導式多彈頭（MIRV）及其他手段，來致力於飛彈性能的提升。 中國發展出一種新型機動式、使用固體燃料系統、由「運輸舉升式飛彈發射車」（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搭載的DF-31型洲際彈道飛彈，以及DF-31型增程版的DF-31A型，中國似乎已經開始部署這些型號的飛彈。目前中國也在發展射程大約8,000公里的JL-2型潛射式彈道飛彈，並建造「晉」級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來搭載此型飛彈。如果DF-31型和DF-31A型都已進入部署，一旦JL-2型也達到實用化的程度，相信中國戰略核武的能力將有極大幅度的提高。 至於中程彈道飛彈／次中程彈道飛彈，涵蓋範圍包含日本在內的亞太地區，除了液體燃料的DF-3型和DF-4型飛彈之外，中國也部署了固體燃料的DF-21型，可以由「運輸舉升式飛彈發射車」（TEL）運載及作戰，這些飛彈可以攜帶核彈頭。DF-21型是中國具有高準確度的傳統彈道飛彈，也正在發展傳統的反艦彈道飛彈（ASBM），可以用來攻擊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海上艦艇。除了中程彈道飛彈／次中程彈道飛彈，中國也擁有射程1,500公里或更遠的DH-10型巡弋飛彈，以及能夠攜帶核彈頭和巡弋飛彈的H-6型中程轟炸機，這些飛彈可以補強彈道飛彈的戰力，涵蓋範圍包含日本在內的亞太地區。至於短程彈道飛彈方面，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固體燃料式DF-15型和DF-11型，相信這些飛彈是要用來對付台灣的。中國宣稱在2010年1月曾經進行中途飛彈攔截技術的測試，因此也應當注意中國在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的未來動向。（參考Fig. I-1-3-3） （2）地面部隊 中國地面部隊的規模位居全球之首，大約有160萬人。自從1985年以來，中國就不斷追求軍隊的現代化，以削減人員數量及精簡機構與制度來提高效率，目的在於發展出高能力的軍隊，並減少粗劣的裝備與技術。具體來說，透過提高機動力的方法，把過去地域性的防禦模式轉換成全國性的防禦模式，進行步兵部隊的摩托化和機械化。此外，中國也在增強空降部隊（隸屬於空軍）和特種部隊，不斷致力於部隊的多功能化，建立指揮系統來提升一體化的戰略能力與有效作戰，並進行改革來提高後勤支援能力。在2009年，中國實施穿越軍區的「跨越2009」演習，是這類演習當中的最大規模，中國在2010年也實施類似的「使命行動2010」演習。這些演習的目的是為了驗證並提升部隊部署到遙遠地區所必備的能力，諸如軍隊的遠程機動能力和後勤支援能力，包括民兵和公共運輸的動員。 （3）海軍 海軍部隊有三個艦隊──北海、東海及南海艦隊。中國海軍約有1,090艘艦艇（包含約60艘潛艦），總排水量約135萬噸。海軍負責國家的海洋防禦，並捍衛領海主權及海洋權益。中國海軍從俄羅斯引進現代化的基洛級（Kilo-class）潛艦，並積極建造新型的國產潛艦，以便增強潛艦戰力。此外，海軍也在增添提升防空與反艦攻擊能力的水面戰艦、登陸艦及補給艦，而且有一艘大型醫療船於2008年10月開始服役。 關於擁有航空母艦的事情，一些高級軍官給予正面評價。中國重新修復購自烏克蘭未完成的「庫茲涅佐夫」級「瓦良格」號航空母艦，並於2011年8月進行首度試航。中國正在進行艦載機飛行員的培訓，並發展J-15型艦載戰鬥機，此外，也在陸地上複製了一個航空母艦的建造物，並發展機場起降訓練。基於這些事實，相信中國正在認真地進行擁有航空母艦必要的技術研發。 鑒於中國海軍現代化的這些發展，相信中國試圖建立在更遠地區進行作戰的能力。 （4）空軍 中國空軍和海軍擁有總數約2,070架戰機，第四代現代化戰鬥機不斷增加，中國正在大量製造國產的J-10戰鬥機，從俄羅斯進口Su-27戰鬥機，也獲得授權製造此型戰機，並從俄羅斯進口裝配對地和反艦攻擊能力的Su-30戰鬥機，而且，據信中國正在發展下一代的國產戰鬥機。此外，中國進口高精密的遠程地對空飛彈以提升防空力量，也不斷努力增加空中加油能力和空中預警管制系統，這些都是現代空軍作戰不可或缺的能力。而且根據報導，中國計畫從俄羅斯進口大型貨機，同時也自行發展新型貨機，以便提升運輸能力。 […]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 註：本報告由亞洲事務專家汴‧杜文（Ben Dolven）、亞洲安全事務專家簡淑賢（Shirley A. Kan）與亞洲事務專家馬克‧曼寧（Mark E. Manyin）共同撰寫，2013年1月23日向國會提出。 摘要 圍繞在東亞的許多海洋領土爭議造成的緊張局勢，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急迫挑戰。大約從2005～2006年開始，由於有些國家試圖強化對爭議地區的主權聲索，或是探勘和開發近海能源與漁業資源，已經使得在南海有長期爭議的水域和近來的東海成為愈來愈多侵略性行為的場所，這些海域的緊張局勢逐漸升高，對第113屆的國會增添了一些重要的議題。 由官方的海事機關採取的一系列侵略性行動，包括騷擾船隻、破壞設備、以及封鎖小島和沙洲等，愈發助長局勢的緊張。這種事件的發生日益頻繁，可能會引發誤判，因而導致海上的公開衝突，這種情況也會對該地區的安全和美國的外交帶來複雜問題，而且也是歐巴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把重點轉向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戰略中最複雜的挑戰之一。 領土爭議造成這些緊張局勢的核心問題已經有數十年之久，而且爭議國之間的衝突事件也持續了許多年。 雖然美國在這些海域並沒有主張擁有主權，在各個特定的領土爭議中也不採取立場，但是如果日本和菲律賓與其他的主權聲索國捲入火辣的衝突，美國與他們之間有必須履行的條約義務。美日安保條約是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其中規定美國有義務保護日本，包括尖閣諸島在內，因此在中日的小島衝突當中，增加了美國軍事捲入的可能性。至於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對於菲律賓聲索在南海的島嶼和水域的主權，其適用性較不明確。這種不確定性呈現出兩難的困境，因為美國一方面在尋求避免被捲入潛在的衝突，但是另方面也要支持條約盟國，並嚇阻對盟國使用武力。 各爭議國處理緊張局勢的能力，以及美國和其他各方處理緊張局勢的能力，都涉及許多其他的美國利益，其中包括： 第113屆國會能夠以不同的方式來應付東亞的海洋領土糾紛。參議院可以考慮提出建議並同意美國成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一員；國會也可以選擇在爭議地區以更大的美國軍事存在，來檢視對經濟和安全的影響；或是對東南亞國家提供更多資源，來監控並維持他們海域的治安；此外，國會也可以支持降低緊張的行動，例如鼓勵中國和東協國家訂定南海行為準則。 概述 在東亞地區重疊海域的主權紛爭升高了緊張局勢，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成為急迫的挑戰，也對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安全承諾產生重大質疑。這些議題對國會造成一系列的挑戰，包括：對歐巴馬政府的亞洲政策及每個涉及國家的廣泛監督；有關在爭議地區及附近地區的軍事優先與資源的決策；對於爭議國的軍事能力要支持多深；以及在東海已經日益頻繁的海上事件中，要如何處理與中國和日本的關係。 領土爭議造成這些緊張局勢的核心問題已經有數十年之久，而且爭議國之間的衝突事件也持續了許多年。其中最嚴重的爭議在東海和南海，前者包括中國、日本和台灣對於日本管轄下的尖閣諸島（中國稱為釣魚島，台灣稱為釣魚台列嶼）競相聲索主權，南海爭議中競相聲索主權的國家有汶萊、馬來西亞、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台灣和越南，其他有日本和南韓在日本海的爭議，以及中國和南韓在黃海的爭議。一些觀察家指出，最近幾年的海上事件和外交緊張急劇上升，對於美國把重點轉向亞太地區的「再平衡」外交政策，形成最主要的挑戰之一。 南海、東海和日本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而海上事件會對通行在這兩個海域的船隻造成風險。事件的升高有許多原因，其中包括海洋周邊國家展現主權的願望，以及保護自己開採經濟資源（包括碳氫能源和漁業）的能力，此外，意識到對領土的挑戰就是對主權的挑戰，已經在許多捲入爭議的國家燃起抗議活動，使得主權聲索國之間的協商非常困難。 美國在這些海域並非主權聲索國，並且一直對這些爭議海域的特定領土不採取立場，但是如果日本和菲律賓與其他的主權聲索國捲入火辣的衝突，美國與他們之間有必須履行的條約義務（更多細節，請參閱後頭的「條約義務」章節）。美國在這個地區也有戰略和經濟利益，這些利益由於升高的緊張局勢和日益頻繁的海上事件，因而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這些海洋領土爭議是美國與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當中的重大因素，尤其是和菲律賓及越南的關係。在美國與東南亞國協（ASEAN，東南亞首要的多邊組織）日益增長的交往中，這些因素扮演重要的角色，也碰觸到與條約盟邦的關係，尤其是和日本與菲律賓。決策者面臨的一些挑戰是要支持盟邦，並提供他們裝備來監視並維持他們海域的治安，在履行美國的義務時，也要限制發生衝突的機會，而且一旦發生衝突時，也要避免美國被捲入衝突的可能。 美國曾經表示支持多邊對話有助於和緩緊張，認為領土爭議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在短期之內將很難獲得解決，美國也表示特別支持中國與東協（ASEAN）討論爭議國在這個地區的行為準則，該準則始於1990年代初期，但迄今尚未形成正式的規範。對許多分析家來說，建立一套相互理解的機制（最好是有某種形式的執法機制），是預防潛在衝突的關鍵。雖然東協與中國之間有關行為準則的例行會議在2011年重新啟動，但是對於應當包括什麼範疇，以及行為準則對於解決爭議的機制是否應該具有約束力，各方之間的分歧阻礙了進展。 歐巴馬政府採取了幾項措施來提升美國涉入這些爭議的程度，許多分析家認為美國的做法是一個試金石的關鍵時刻，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於2010年7月在河內的東協區域論壇（ARF）會議中表示，「航行自由、開放進入亞洲的公海、以及尊重在南海的國際法」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雖然中國官員對該項聲明感到憤怒，但事實上，會中其他11個國家也都表達類似的關切。自從那次會議之後，幾乎在每一次的區域安全對話中，美國和其他地區的官員都對這項議題表達關切，然而中國則試圖把這項議題排除在多邊議程之外，主張海洋領土爭議和海上事件乃是雙邊議題，應由涉入的當事國來解決。在2012年，這些衝突的態度導致在兩個高層級的區域論壇（7月的東協外長會議和11月的東協領袖會議）中憤怒的外交交火。 在東海，歐巴馬政府提出美國長期以來的立場，基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有義務保護「日本管轄的領土」所涵蓋的尖閣諸島，因為尖閣諸島是由日本管轄。政府官員配合這項效果的聲明指出，美國在主權問題上不採取任何立場，但是反對單方面企圖破壞日本的管轄權。 對許多分析家而言，中國在爭議海域的行動將是區域安全的關鍵因素，也是對中國發展為一個區域大國和負責任的全球角色的一項試驗。許多觀察家認為緊張局勢的升高乃是源自中國的過當行動，但是中國官員總是聲稱他們是在回應其他國家改變區域現狀的行動，這種分歧顯示，打造區域規範的過程將是困難重重。 本報告將討論東亞的領土聲索所引發的日益緊張、危及美國的利益、導致日益緊張的因素、以及國會可以考慮的可能選項。一份由歐羅克（Ronald O’Rourke）向國會提出的成對報告（CRS Report R42784）《涉及中國的海洋領土和專屬經濟區（EEZ）的爭議》，著重在對國會提出安全上的意含，這涉及在定義上以及在東海和南海可允許的行動上的爭議，其中焦點擺在涉及中國的問題上。 其他討論這些議題的國會研究服務處報告也包括： 圖一：東亞地圖 資料來源：德州大學 提交給國會的議題 在東亞的海洋爭議為國會帶來許多問題，包括廣泛監督歐巴馬政府的政策，以及和每個主權聲索國的關係，國會也面對一些問題，到底要支持東南亞的爭議國發展多大的軍事能力，因為每個國家對中國都處於軍事上的不利地位，還有到底要如何處理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他們在東海已經捲入日益頻繁的海上事件了。國會可以選擇檢視對亞洲的再平衡政策，以及這項政策對中國和其他主權聲索國之間的關係有何影響。此外，參議院可以重新考慮是否建議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個公約提供法律選項來判定海洋的領土主張，並處理海上糾紛。 國會主要的關切是美國可能會被捲入這個地區的衝突，有些分析家指出可能會讓美國捲入衝突危險的一些狀況，其中包括： Ÿ  中國在其200海浬專屬經濟區（EEZ）（從離中國海岸12海浬到離中國海岸200海浬的區域）之內限制美國的監視活動，中國對這個區域的立場是外國軍隊必須獲得中國同意才能進行任何活動； Ÿ  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武裝衝突，可能會波及在兩國爭議海域之內的經濟活動，後者特別令人擔心的情況是日本或菲律賓，這兩個國家和美國是條約盟邦，美國的立場是1960年的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尖閣諸島，中國、日本和台灣都主張擁有這些島嶼的主權，目前由日本管轄。在1951年和菲律賓的共同防禦條約，對於菲律賓在南海所主張的領土遭受攻擊事件時，美國應負的義務比較不明確。 在第113屆國會期間的各種立法考慮當中，東亞的海洋領土爭議可能會扮演一個角色，特別是國防授權和撥款法案。國防授權立法可能會考慮到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資源重分配情形，對於在東海和南海各主權聲索國之間的政治動態所造成的影響。同樣的情形，國會可能也會審查國防撥款法案，因為該法案可以為東南亞國家提供軍事資源。 參議院面對是否要建議並同意美國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問題，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而且是公認的海洋管理制度，也是進行海洋領土聲索和審理海洋領土糾紛的主要（雖然不是唯一的）場所。在第112屆的國會期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4次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聽證會，充分考慮歐巴馬政府、軍方領導層、民間部門、以及反對加入者的意見，但是第112屆國會的委員會對公約並沒有進行表決。 整體來說，美國國會有能力在過程中藉著發聲支持，來降低緊張局勢和尋求解決爭議，並敦促美國和中國、台灣、東南亞的聲索國、以及多邊組織（例如東協）的關係，要以符合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背景：誰主張什麼？ 在南海、東海、日本海和黃海，一直都持續著複雜和重疊的領土主張，這是數十年來存在著緊張局勢的根本原因，而且在最近幾年爆發出相當大的緊張情勢。這些爭議起因於各種原因，包括不同的歷史詮釋、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不同解讀、當事國不願意提交解決爭端的程序、以及（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當事國之間無法以協商來解決爭端。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提供了一個進行正式聲索海洋領土的可能場所。每個聲索國都是公約的成員國（美國不是），許多爭議國已經根據公約的規定提出正式的海洋領土聲索。但是，雖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執掌包括國際海洋法法庭（ITLOS）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是所有的爭議國必須同意提出他們的司法裁判，然而卻沒有任何這些海域的爭端被提出來仲裁，或是提出任何其他第三方的解決機制。（請參閱下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角色」章節）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允許成員國聲索各種鄰接海洋領土的各種相關權利和特權（請參閱表一）： 表一：海洋疆界 領海（Territorial Sea） 從沿海國家的基線量起，朝海方向到12海浬的海洋地帶，或是從具有主權的島嶼或小島朝海方向12海浬的海洋地帶（1海浬=1.15英哩）。這些國家在領海內享有完全的主權，包括他們的經濟開發和治安在內，而所有的船舶可以在一個國家的領海內享有「無害通過」的權利。 毗連區（Contiguous Zone） 從基線朝海方向延伸到24海浬的區域，在這個毗連區內，沿海國家可以行使必要的管制，以防止或懲罰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所有的船舶和飛機都享有公海的自由，包括飛越毗連區，但是有些國家（包括中國和其他國家）對這種解釋存有爭議。 專屬經濟區（EEZ） […]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講座教授   前言 美國學者自詡美國外交政策充滿理想主義和道德色彩（moralism），注重人權和民主自由的推動，有別於歷史上日本和歐洲列強所展現的現實主義（realism），和務實主義（pragmatism）。事實上，這個結論並不完全準確或全面；美國的外交政策常常以理想主義包裝，但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現實的考慮。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在國際關係沒有永久的敵人或朋友，只有國家利益才是永遠和最後的考慮。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中國曾是共同對抗日本的盟友。在戰爭結束前夕，建立「聯合國」過程，美國幾乎是力排眾議，極力支持中華民國為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戰後，美國在遠東兩大戰略目標，其一是佔領和改造日本，使其成為民主和愛好和平的國家，祛除軍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如打破和解散財閥）。 其二是協助中國重建，促成中國的民主化和建構一有友好的中國，以支持美國維繫亞太的和平與穩定。為達成此目標，杜魯門總統派遣二戰期間在華府運籌帷幄和主導歐亞戰局的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到中國調停國民黨、共產黨鬥爭，以避免國、共內戰爆發，導致中國的分裂，予蘇聯可乘之機拉一派打一派和分化中國。 可是東亞政局的發展和演變與杜魯門政府決策者計畫大相逕庭，真是事與願違。馬歇爾和解無效，國、共在1947年爆發全面內戰，毛澤東領導下的共軍勢如破竹，攻城掠地，在1949年春天已席捲半壁江山。國軍則倒戈而逃，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棄守大陸，撤退到台灣，希冀東山再起。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以取代一度曾受美國政府大力援助和支持的「中華民國」政府。華府並沒有像蘇聯、英國、印度與瑞士等國短期內即承認北京的新政府，當時美政府說是要等「塵埃落定」（wait until the dust settled）。其實，華府國務卿艾奇遜和一些官員異想天開要討好毛澤東，打算培植他成為亞洲的狄托（Josip Broz Tito），利用他與史達林抗衡。艾奇遜企圖「聯中制俄」，和20多年後尼克森和季辛吉操作「中國牌」（play China card）的策略似異曲同工。 可是，艾奇遜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因為毛澤東不是狄托。在1940～1950年代，毛和許多中共領導人都崇拜史達林和親蘇，毛並寫了向蘇「一面倒」的論述。1949年12月中旬，建政不到3個月，毛就率團到莫斯科朝拜，並在1950年2月簽訂中蘇30年友好互助條約，結成中蘇反帝國主義軸心，與日本和美國對抗。 1950年6月25日，蘇聯附庸國北韓領導人金日成策動武力統一朝鮮半島，大舉南侵。兩天後，杜魯門總統以「警察行動」（police action）名義派兵馳援南韓，也同時下令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防止中共解放軍渡海攻台。杜魯門政府把台灣海峽「中立化」的措施改變和他年初仍信誓旦旦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毛澤東未能按照既定政策解放台灣和統一全中國，又受到史達林的壓力，乃步步走向「抗美援朝」的政策。 1950年10月下旬幾十萬的人民解放軍以「志願軍」之名秘密渡過鴨綠江，進入北韓以救援已節節潰敗的北韓部隊。11月初，中共「志願軍」發動對美軍的大規模奇襲和伏擊，於是中、美首次兵戎相見，韓戰轉化為美、中戰爭。 這個情況顯示二戰後美國亞太政策的重大失敗。中國不但未成為一民主和友好的盟友，而且在中共統治下變成美國的強大敵手，挑戰美國及其盟邦。面對國際新情勢，華府不得不改弦易轍，建構新同盟體系。美國不但推翻杜魯門「棄台」政策，並且重新「擁抱」蔣介石，把他專制獨裁國民黨體制奉為「自由中國」政府，納入圍堵中蘇共產集團的聯盟體系。 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日本政策的「轉向」（about face）。美、蘇冷戰加劇，中蘇結盟，美國需要一新的盟友，因而戰後佔領日本所推動的改造和改革日本的「工程」從1950開始就轉為重建和扶植。最有指標性的是1951年9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美國結束對日本的占領，日本與交戰國結束戰爭狀態和恢復主權，及美日簽訂安保條約。 日本恢復主權和提升國際地位 美、日安保條約（Mutual Defence Treaty）給日本提供了安全保護傘，也給美國在日本駐軍法律依據和正當性。美、日結盟開啟了二戰後亞太國際政治的篇章，日本也因此成為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一環。 日本這個重大選擇並非舉國一致的共識。在1950年代初期，日本的社會黨共產黨、工會和民間和平主義勢力，曾大力主張不武裝永久中立化，不偏不倚不製造敵人（蘇聯、中國）反對與美國結盟。吉田茂首相則力排眾議，決定了親美的路線。他最重要的考量是蘇聯占領了北方四島，與中共政權結盟威脅日本的安全，日本需要美國的保護和經濟援助，不可能成為中立國，親美是唯一的選擇。 因為親美，日本不得不支持美國的決定，在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前與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締結「台北和約」，也不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是韓戰最大的受益者，二戰當中的武器和軍需工廠因美軍的訂單而復活，帶動日本經濟的復興和繁榮。 恢復主權地位後，日本最主要的外交對象，除了美國以外就是東南亞國家。日本所使用的「武器」就是透過對這些國家的賠償而打開外交、貿易和投資的門戶，這個政策對日本經濟振興和在東南亞外交地位的提升有相當助力。 日、美安保條約是兩國重大的外交議題，也是日本各黨派爭論的問題。美國占領當局1947年頒給日本的和平憲法（尤其是第九條），成為各黨派爭論焦和依據。社會黨和社會上左派反戰和平勢力，以各種理由一直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因美國駐軍，日本形同美國占領區，同盟條約迫使日本武裝重整（名義上只是自衛隊），並以蘇聯和中國為敵，反安保和反美在野勢力，雖未能改變執政自民黨的既定政策，他們在社會上聲勢浩大，卻能動員學生和群眾以示威遊行抗議1960年5月美日安條約的更新和延長，成功阻擾艾森豪總統訪問日本的計畫。總理岸信介因動用警察權，命令警察把在國會大廳靜坐妨礙議事進行的反對黨議員抬出國會，執政黨議員得予投票批准安保條約的延期，也因而「功成身退」，辭掉總理職位。 依據憲法第96條的規定，憲法條文第九條的修改必須先由參眾兩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再交由人民公民投票複決。有此高難度的規定，執政黨始終未能修改憲法第九條禁止建立軍隊和日本參與國際上集體防衛行動。而在野黨只要在兩院擁有三分之一多數即可阻止憲法的修改。 雖然多年來，日本不少政治人物，包括現任的安倍晉三總理，一直主張修憲讓日本成為一「正常國家」，在國際社會扮演更積極和重要的角色以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但因受限憲法第九條的限制而未能付諸行動。美國的政治人物，包括小布希總統政府的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在今年三月下旬接受〈共同社〉訪問時表示，第九條阻礙了美日同盟，如果「日本想做參與世界重大問題的一流國家」，修憲是勢在必行，但決定權在日本。 因為憲法，政治和經濟因素，半世紀以來，日本確受美日安保架構的保障，美方當然不滿，批評日本搭「便車」（free ride）。每年日本用到國防和自衛隊的預算低於GNP的1%，在1980年代因中曾根康弘的大力推動，國防預算才稍稍高於1%，但與美國國防預算超過GNP的6%以上是不能相提並論。 日本防衛預算未能大幅提昇固然因為憲法的精神，也因政治上反戰和和平主義勢力的影響，及一般人民不歡迎增稅。以往美國曾多次要求日方對本身的安全應付出更多的貢獻，但「共識決」的日本內閣總是讓美方失望和反感。日方最關心的似乎只是經濟，而且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因而國際間把日本當成一大商社（Japan, Inc.）只求利潤。 由於美日貿易長期逆差甚大，在1971年尼克森總統給日本幾個「震撼」（Nixon shocks）。在貿易方面，日本因為拒絕減少對美輸出紡織品，尼克森宣佈對所有日本進口物品徵收10%附加稅（sur charge）。尼森本來以為時克服軍方反對，決定於1972年把琉球主權歸還日本（也把尖閣列島，台灣稱為釣魚台，行政權交給日本），是對佐藤榮作的一大恩惠，但日方卻未能有所回饋，減少紡織品輸美（尼克森選舉時對美國南部紡織業者的競選諾言）氣得尼克森破口大罵祭出關稅「武器」作為報復。 由於尼克森對佐藤強烈不滿，他不屑事先通知，更不用說與佐藤有所諮商，他翌年二月將訪問北京的重大決定。佐藤和他許多前任的內閣總理都一直忠心支持美國的中國政策，尼克森不願與忠心盟邦分享重大政策改變讓佐藤措手不及是另一「震撼」。因為在日本政治人物當中，他也是跟著華府的步伐強烈反對北京的，但因尼克森的突變，他變得非常被動，而不得不辭職下台，親北京的田中角榮因此脫穎而出，登上總理寶座。 尼克森的作為引起日政壇的地震，不少自民黨政治人物認為不必再跟著美國亦步亦趨，應該展現日本的自主和獨立的北京政策，因此，不管華府的關懷，田中總理乃於1972年9月捷足先登率團赴北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關係正常化和建立外交關係。因北京的要求，日方宣布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和廢除1952年的「台北條約」。  日中關係正常化 1972年9月，日、中關係正常化，對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和外務省官僚而言是吐氣揚眉及回報尼克森「震撼」一劍之仇，展現了日本外交自主，不再是美國的跟班。另外一個考慮是經濟利益，嗣後日本企業界可以理直氣壯進軍中國市場，出售日本商品和大幅投資。 日、中建交也是北京重大的外交突破。中共政權的計謀是先在外交上孤立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卻除台灣的重要盟友如日本和美國，方便來日對國民黨政權招降以達成終極統一的目標。北京也有經濟的考慮，透過中日關係正常化，方便取得日本的投資和技術轉移，大大有助於中國的經濟建設。 比較令人意外的是中方並未要求日本提供賠償──曾受日本侵占的東南亞國家和南韓都曾要求和取得日本的賠償。筆者在1972年10月上旬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耳聽到周恩來總理解釋中方放棄要求日本賠償的理由。他說「中國重視日本人民的友誼，不欲加重他們的負擔，政府所提供的賠償總來自於人民的納稅錢」。 周總理的外交辭令的確動人，但我私下聽到的算計是，除了外交和公關的收穫以外，北京要的是「細水長流」沒有賠償之名，卻比一大筆賠償款更多更久的賠償。事實證明，30多年期間中國每年得到日本政府龐大的開發援助（ODA）款項，和其他各種協助與貸款，證明周恩來的老謀深算。 從1970年代，在美國和香港已有北京幕後支持的「保釣運動」，一些留美學生集會和遊行抗議美國政府要把釣魚台島嶼和琉球一併交還日本。1972年9月田中總理所率代表團曾提出釣魚台／尖閣諸島問題，但周恩來卻主張擱置此一爭議，留待後代用他們的智慧解決。鄧小平1978年訪問日本時也用同樣的語言把釣魚台主權爭議擱置了，為什麼今日中國領導人卻推翻周、鄧擱置爭議的教誨，做出不惜一戰的姿態，是何算計？ 1970年代，北京對日友善的另一重要考慮是要聯合日本和美國對付蘇聯。從1969年3月中蘇聯軍隊在珍寶島動武，蘇聯的武力進犯中國已成為毛澤東周恩來北京領導人的心腹大患，毛因而提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戰略方案。為此戰略考慮，北京支持美國在日本的駐軍和軍事基地，甚至敦促日本增加國防預算。當年，北京認為美日安保條約符合其反霸（蘇聯）的戰略利益，也可壓制日本軍國主義再起。 日、中、美的三角競合 雖然美、中、日在防堵蘇聯有共同的立場和利益，但他們也各有本身的算計。周恩來在1971～1972年與季辛吉和尼克森晤談時，即表示反對日本介入解決台灣問題及日本研發核武的立場，也得到尼克森的首肯。1979年卡特政府與北京建交後，他的國安顧問布里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曾提醒卡特重申上述承諾。 儘管美、日有同盟關係，尼克森和季辛吉在70年代和1981年82年雷根總統的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季辛吉的門徒）常常聯合中國以制衡日本。由於海格過份偏向中國，罔顧雷根的政治觀點而與北京簽署「817」公報，違反「台灣關係法」的精神及條款，限制對台軍售的質與量，而被罷官。接任的國務卿舒茲（Geor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