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錢鴻鈞 各章大綱 以下分四章說明本文兩個重點：A、鍾肇政對於台灣文學的定位一直是抱持獨立自主的認定，他並不選擇台灣文學要成為中國文學的一支。B、說明鍾肇政對台灣文學的啟蒙過程與追求的堅定，敘述在「省籍」壓迫下的鍾肇政對「台灣文學」四個字的鄉愁。 第一：鎖定1965年代與外省籍文人的來往，考察鍾肇政的省籍意識，及其界定，其強度是一種疾惡如仇的意識型態。這是其一切行為的基礎與特色之一。 第二：來自於官方的中國文學論述與鍾肇政台灣文學論述的比較，進一步的瞭解鍾肇政的心靈世界在「台灣文學的定位上」選擇獨立自主的方向。 第三：說明日據時代作家及戰後第二代作家對「台灣文學」的認知狀態，凸顯鍾肇政對於「台灣文學」認定上的差異比較。這中間的分野，「省籍情結」佔有特別的意義。以此觀察出鍾肇政在國家與文學上並非「自然」的認同什麼。而「認同」對他而言，是一個值得判斷、思考的「主題」，但並非「問題」。他很清楚「台灣人」認同在政治性與文學性的區別。 第四：闡述其「台灣文學」意識發展的過程。鍾肇政在台灣文壇被外省人霸佔的情況，變成了退稿專家，「台灣文學」追求不得，荒涼，被壓抑，被歧視，鍾肇政要經過了三十年以上的努力與煎熬，才得以稍稍抒解「鄉愁」。 在展開敘述之前，仍必須聲明，「台灣人」「外省人」的分類二分法充斥本文，但是這是「前獨立國家時期」下的習慣用語，且論點多應用在舊時的戒嚴時空。在沒有新的命名與共識前，當然仍要避免傷害不同族群的「台灣人」彼此間的感情，不過「台灣文學」的解釋權仍舊是嚴肅的主題，不容任何台灣人、中國人以無意義的字眼「寬大廣大」予以「台灣文學」精神與傳統的傷害與扭曲。 一：1965年代鍾肇政的省籍意識 林海音被歸類於中國人 在1987年，鍾肇政仍舊認定林海音是台灣文學之寶。這是由於1950年代末期，唯有其主持的聯副，在自由中國文壇上，給予鍾肇政等台灣作家較多的發表機會，特別是鍾理和。不過假如其中有同情味才給予刊登的話，鍾肇政是不會領情的，他認為自己並不比聯副的許多外省作家差。事實上，相較於林海音自己的女作家圈子，給予這些「渺小」的省籍作家，多少同情與關愛？鍾肇政是頗覺得疑慮的，像鍾理和死後，《笠山農場》才得以受「垂憐」而刊載於聯副，使得今日的鍾肇政，還很覺得為鍾理和抱屈，該算絲絲的對林海音的不滿，又有點自覺情緒化的無奈心情。 在1964年底鍾肇政詢問林海音《台灣作家叢書》出版的可能。林海音回答說「我知道你一向是個台灣文學主義者」，林海音 也未說不肯幫忙，而是說明這樣的書很難出版的客觀情況。又說「既然如此的『台灣』，是否應當有本省籍出版商來熱心，才更有味兒呢？」語意上，不無趁機又對這個「如此台灣」的鍾肇政，再下一分「規勸」之意。 1957年，鍾肇政辦《文友通訊》，不知何故，林海音竟能看過這些東西。使得鍾肇政對於拿給林海音看的文友通訊成員，非常不以為然，覺得文友多事。《文友通訊》是伙伴的東西呢！是強調台籍作家自己「圈內」的活動！「台灣文學之寶」林海音，鍾肇政真正的意思還是指其為台灣文學的「圈外」人士啊！雖然，鍾肇政於1958年刊登於林海音主編的聯副，有兩篇〈文友書簡〉，其中鍾肇政多次提及了「台灣文學」，或許會令人認為林海音此時是不排斥「台灣文學」四個字的。而後來林海音也於《文星》等雜誌推介過省籍作家，也幫忙美國新聞處與台灣人牽線，推介台灣人作品予以翻譯成英文。（筆者推測，這正是林海音日後在聯副下台的原因，與美國人走太近了，美國新聞處當然負有情報任務的。1963年4月23日林海音採刊諷刺詩〈故事〉，得到的指控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林海音早被情治系統盯上了。） 1964年林海音稱鍾肇政是「台灣文學主義者」，這讓鍾肇政於1980年代在文章中，表達受到譏笑，至今難忘，可謂是傷害了鍾肇政對「台灣文學」的鄉愁依戀。復加鍾肇政又感到過往的志向如此純潔與執拗而自傲。或許從〈文友書簡〉中的一段話「台灣文學，恕我用這我所杜撰的，尚不為任何人所認可的名詞」可以略知鍾肇政當時孤臣孽子般的心情。1964年林海音批下「主義」兩字未免讓鍾肇政太沈重了。事實上，黃娟告訴筆者，在1962年左右多次私下聽及林海音談到鍾肇政過份標舉「台灣文學」，言下之意不無鍾肇政太區分省籍地域。鍾肇政當然也是知道林海音是不以為然的，或許鍾肇政尚對林海音還抱有一絲絲同鄉情誼，再加上自己客家硬殼的反骨「人家越不聽，你越是堅持自己的志向」，繼續向林海音鼓吹「台灣文學」四個字，終於惹來「台灣文學主義者」的譏笑。而當在繼續鼓吹時，鍾肇政心裡還是「在偷偷地笑，並告訴自己：台灣文學有什麼不好？台灣文學主義者有什麼不對？」或者林海音對其也有恐惹分離意識的警告呢？鍾肇政也是有如此善意的解答。但不免也是受冷水一盆的感受吧！ 在1960年林海音偕同夫婿參加文心的婚宴，自覺未受到在座省籍作家歡迎，深感氣氛尷尬，尤其台籍作家大談日語的情況為然。其自認自己極能談的，而責怪是因為地域觀念作祟，或想到是因為她有個外省丈夫？那麼這是說，鍾肇政這批省籍作家是有地域性狹隘的排他觀念嗎？ 這種省籍的鴻溝，格格不入的原因，以今日來分析，就是同民族之內所發生的殖民現像所造成，這段歷史，鍾肇政是身在其中的。在往後的日子裡，鍾肇政與林海音越相熟悉，也越視之為完全就是祖國來的人，同是客家鄉親的基本情誼，彼此早就淡如輕煙了。 林海音被排除於《台灣作家叢書》外 1965年，鍾肇政終於編輯了《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原計畫名為《台灣作家叢書》，「台灣」不見了，連「叢書」也改為「選集」。為避免「台叢」被認為係「台獨」之敏感性。）表面上冠冕堂皇是為了展現本省人在光復二十週年受祖國慨然相助的成果，台灣人從精神上回到祖國懷抱，將來光復大陸，這支台灣筆隊必能發揮壯大的貢獻。究其實是鍾肇政對外省人的示威吧。而林海音之不被考慮其中，那是極端自然的。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第六輯編輯的話有謂： 收在本輯的都是女作家，但省籍女作家自然不祇這幾位，在本叢書裏的第五、七輯裏也都有。在我國文壇上，前些年有陰盛陽衰之說，不過在本省文壇，有個時期情形卻恰恰相反，在光復後第一代作家們正在獨撐本省文壇之際，女性作家竟一位也沒有，直到黃娟於民國五十年崛起，才有了萬綠叢中一點紅之概。不過這種情形早已過去，目前的女作家可以說人材蔚起，洋洋大觀了。 也許有人要對上面的說法表示異議，並舉出林海音為證。不錯，林海音也是本省籍，苗栗縣頭份人，她不但是本省文壇之寶，亦是我國文壇之寶，她之享有盛名，可說與自由中國文壇同其歷史，不待編者詞費。但是，她的文學造詣是在大陸上培養的，而且在大陸時即已成名。她表示參加本叢書與否都無所謂，而我們也覺得留下篇幅介紹更需要介紹的人，似乎更具意義，也就沒有請她提出作品來參加。多年來她除了努力地寫了不少傑作以外，提攜後進更不遺餘力。當本省文壇在萌芽時期，她辛勤地培植灌溉，光復後第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受過她的扶持與獎掖，她的眼光與魄力，實在了不得，其功績更在台灣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一頁。本叢書的編輯工作得力於她的地方也著實不少，這兒一併表示編者個人的深摰謝忱。 鍾肇政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林海音雖然說參加本叢書與否無所謂，鍾肇政當然知道這是文人謙虛之詞罷了。但也就自然的順應此調。 還有更明顯的省籍意識可觀察鍾肇政編輯另一套叢書，《台灣青年文學叢書》十冊中被「硬塞」了兩位嫁給外省人的作家。鍾肇政對她們就是覺得格格不入。我不知道他們往後實際的交往上發生什麼事情，不過我覺得會講出「多一隻腳，有什麼了不起」等話語，可以讓我們知道鍾肇政對於祖國來的人的反感，連帶對嫁給祖國來的人也無法接受。我們要認識其對於「台灣文學」的認定與界定，這樣的情況是不能忽略的。甚至，在1960年代對某人也有張科羅、支那人、四腳、狗去豬來、阿山仔的講法與認定，且這種講法一直延續到今日鍾肇政的內心。這是光復後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普遍報導於報章雜誌的反岐視與仇恨心理，並且還被注入這個時代的台灣人血液裡。 因此，我也明白了。1960年代，雖然也有幾位善意的外省人，參與《台灣文藝》也好，幫忙鍾肇政修改《流雲》的作品，甚至也有外省人編輯自己講出「今後中國文壇應由青年作家和省籍作家共同擔負，那些老牌作家們應個個自殺以謝天下」。鍾肇政也必須對他們存有戒心，若說是省籍意識造成，該進一步的說明這中間有個害怕被告密的，存在於省籍間的不信任感。也就是說台灣人要吐露心底的聲音，就像不斷強調「台灣」兩字，不加任何修飾，其危險不言可喻，輕者惹來譏笑、被視為狹隘，重則「分離意識」加身，也就是「台獨」也就是叛國，要判死刑。這般省籍鴻溝，對於瞭解鍾肇政深層心裡是很重要的。而相對的，鍾肇政面對的是台灣作家，那就是伙伴囉，主動報以熱切親密的態度，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以上，其實皆並非私人的問題，但會產生私人情誼的鴻溝，台灣第二代作家與外省人的交遊或許很少有此情況吧！又或許第二代作家在當時也視鍾肇政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的狹隘固化嗎？尤其是面對台灣文學之寶——林海音的例子，恩怨情仇態度上的差異，在當時只有第一代作家自己才能理解，或者就指明說是像葉石濤這樣典型的台灣文學的鄉愁者作家，彼此才能理解吧。果然，1999年國民黨與長年打壓台灣文學的媒體主辦的「台灣文學經典」事件，就有原是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陳芳明竟也說出「台灣文學不應排他」以表示「寬容」主張，似不尊重「台灣文學」原有的精神傳統、模糊了這次事件本身荒謬，為何他不處理台灣人、台灣教授、台灣社會仍處於「後殖民時期」，仍須大大的「去殖民去異化」呢？不問問《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怒濤》《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的台灣古典文學地位，斤斤計較於張愛玲不知為何方人物，實有失學者風範，或一時失言也算是人之常情，否則2000年5月10日陳芳明在蕃薯藤論壇發表〈歷史解釋權的復歸〉，對於故宮與國史館「改朝換代」怎麼會一反文學經典事件，說「長期存在於學界的偏頗心態，可能到了需要調整的時候。」何況並非將張愛玲納入台灣文學就叫寬容吧，鄙文認為應將張愛玲納入世界文學的領域才見寬大，這或許就是目前流行的「後現代」理論吧？此事件令人遺憾，台灣文學雖已可發出獨立自主的聲明，但是此時此地，仍須對「搶奪」台灣文學解釋權，與對「台灣文學」的狹隘指控予以嚴正駁斥。 鍾肇政與存有善意的外省人交往尚得小心翼翼、不得交心，對於霸佔文壇、反共歌功頌德作家、軍中作家，就有「就是因為這些外省人編輯、阿山編輯，所以中國文學才這樣落後」的說法，語意上不無為台灣文學、台灣人出一口悶氣的意思。因此鍾肇政對中國人的看法，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的想像。並不如一般所認為，他很「自然的」毫不疑慮的就說自己是中國人，或者「自然的」認定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 （待續……）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國立台灣博物館正舉辦「黃虎旗物語」特別展覽會，來紀念一百零六年前約五月二十五日，台灣人舉起黃虎旗組織台灣民主國，反對日本佔有台灣的日子。倉卒成軍的民軍，遭受近代化日本軍的攻擊、不久即潰散。 「……戰鬥結束，我坐在毀壞了的瞭望台石階上休息。聽到嬰孩的哭聲，過去一看，有位穿著很好，大約二十四、五歲的女人，背著一個三歲大的女孩子，一手仍然緊握著槍，渾身是石灰和泥土，伏臥喪生在那裡。和丈夫共同為了保衛這塊土地，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我感覺台灣人對日軍強烈的怨恨，而深深體會今後占領這個地方，是件不容易的事……」。 這是攻陷新竹和嘉義城，一位日本軍官石光真清在「城下之人」書中描述的當時戰爭情形。 誠如他的預言，強烈的武力抗日運動持續很久。日後為了平定抵抗，「日本軍放火燃燒宜蘭平原的一半，殺害台灣人約一千五百人，一萬戶的房屋理成了灰燼」，總督府留有這樣的紀錄。南部的阿公店，受到殘酷的火燒攻擊，英國傳教士法格遜，將日本軍的殘酷行為寫下送到外國的報紙。 在台灣民主國成立七年後的五月二十五日，被抗日軍困擾的日本軍，誘騙台灣人歸順。到雲林的斗六參加歸順式的二百七十五人，在會場被屠殺。 「……他們按照要求，沒有攜帶武器到官廳的入口，從負責招待的日本官拿到紅色的人造花。把花戴上胸前，懷著受歡迎來參加的愉快心情，在會場的椅子坐下。儀式開始。 啦、啦、咄——乓！鞭炮聲不絕於耳，引起人們無限的興奮。那時，一群日本軍一窩蜂的闖進來，排成一列舉起槍對著抗日軍扣起扳機來。有的人突然倒下、有的人渾身是血、也有人臨死氣憤地折斷紅色的人造花，狠狠地摔去。槍聲齊聲響起，也一起無聲無息。在充滿火藥味的煙霧中，由日本軍包圍的人牆裡，看出重疊倒臥在血泊中人們的慘狀。這是一般弱小國家，弱小民族，令人心酸的歷史。」 中歷史課本中被評論為「……在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下，殖民地經營上了軌道」的後藤新平也授意允准這計劃。 鎮壓平地的抗日運動後，一九○六年赴任台灣總督的佐久間佐馬太開始大規模的「生番討伐」。討伐引起強烈的抵抗。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發生了霧社事件，被壓迫的原住民出土魯庫的莫拿魯道率領，襲擊在霧社公學校舉辦的聯合運動會，殺死聚集在校庭的日本人一百三十四人。其後，日本軍的報復討伐是不可言狀的慘烈。 殖民經營是構築在無數的死亡和廢墟上的。因為統治者彈壓被統治者，終會引起抵抗。強勢者對付抵抗，當然是加劇彈壓。 近年來台灣人開始回顧自己的歷史，站在台灣人主體性的立場探討真相。我們發現在殖民統治下隱藏著許多悲慘的事件。同時找到充溢無知、貧困、疫病、性蹂躪、糟踏人權的那時代，也有關心台灣人的權利、促進台灣近代化的日本人。這是台灣歷史的另一面。 如，擔任台灣高等法院院長的高野孟矩。一八九六年來台灣赴任後，看到日本軍在雲林地區肆行無忌，站在正義的立場，以嚴厲的語氣責備政府：「隨便送出軍隊，在六天內燒毀七十個村莊，殺死無數無辜……逼迫台灣人加入土匪反抗日本的，不是別人，正是日本軍。」 如，霧社事件後，不懼權威，拒絕日本官吏要求毒殺「凶番」的醫生井上伊之助。他說：「我有那種藥，我當醫生不能用這來殺人。總督府也不應該答應不殺而偷偷毒殺他們。這是有關日本誠信的問題。」 如，八田與一、矢內原忠雄、末永仁、熱帶疫病研究班……。 當「惡」蔓延的時候，向受差別受屈辱的人表示關心是何等的困難。這些人的關心確實緩和了台灣人對日本統治的憎恨。 從納粹的集中營生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耶利．威爾說：「如何與不關心戰鬥呢？我們要靠教育與不關心戰鬥，培育能體諒他人困難的心來削減不關心。而對不關心最有效的特效藥——那就是記憶、不能忘記。」 使人記憶，進而關心他人，正是歷史教科書重要的目的。我們齊聚探討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問題，我拋出台灣與日本最緊密關係約五十年的歷史，希望檢驗歷史明暗約兩面，記憶歷史中的痛與愛，讓學習歷史的年輕人能成為和平的使者，帶和平給我們共同的故鄉地球村。

陳信雄◎台灣大學森林系主任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七月一日報導，中國正遭受二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乾旱，範圍遍及十七個省份，時間也持續一百多天，不僅華北與西南等廣大地區的農作物在乾裂田地中枯萎，各大都市緊急限制用水，連河流也變成塵土覆蓋的溝壑。此外北京政府除了積極進行人造雨之外，還動員百萬工人臨渴掘井，中國日益惡化的水資源匱乏現象，更有引發因搶水而發生暴動的危機，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壓力下，筆者早日要求政府及國人應正視水資源匱乏與惡化的問題，大陸的科學家也指出，中國的河川、湖泊皆受到污染，半數以上的人民喝的是遭到污染的水，台灣在此三十年來，從汞污泥事件到工業廢棄物，都市污水和化學廢料，工商的發展，居民成了代罪的羔羊，外匯存底的節節上升，又何嘗不是犧牲國民健康的代價。 自從水利單位推算出，公元兩千年台灣總需水量兩百億噸中，農業用水佔七十%的一百四十億噸，這種錯誤的訊息，頓使政府決策者斷言，農業為高耗水低產值的產業，要立即釋出農地，要使台灣的農業萎縮，而專助於工商業的發展。其實真正用於水稻田的農業用水，不過八十億噸，其餘約六十億噸，是被高山茶、檳榔以及山坡地之濫墾所耗盡。最近阿里山以及附近遊樂區的嚴重缺水現象，可為殷鑑。沿阿里山公路，從海拔一百公尺到一千二百公尺的檳榔林，一千二百公尺到一千八百公尺的高山茶，一千八百公尺到二千二百公尺的高冷蔬菜，二千二百公尺以上的山葵，正完全取代了昔日山明水秀的阿里山原始林相，阿里山的地下水位，也在這十年來從四、五百公尺下降至一百八十公尺以下，姊妹潭的長年乾涸，遊樂區公廁因缺水而關閉，每年十月到翌年五月河溪的乾枯，只要八個月連續不雨，曾文水庫蓄水量減到十分之一的七千萬噸而已，日月潭的水位更是讓人擔心。其他如澎湖、金門造林無法如願，在在皆因地下水的持續下降，造成水資源匱乏的惡性循環，政府若不及時正視此間題的嚴重性，一味的以興建水庫來解燃眉之急，無異殺雞取卵。大自然的浩劫，台灣的沙漠化將是時間的問題。呼籲政府官員，台灣走透透，不僅是在平地探訪民間疾苦而已，應走到海拔五百公尺以上，看看癩痢的山頭乾涸的水源，想想如何向子孫交代？

強調自己不是好戰之徒 他勇於接受「最壞的選擇」 甚至做好離黨打算 鄭雅文◎台灣日報記者 前言：遍翻台灣地方自治史，像台南市長張燦鍙執政三年中，官司連連的紀錄未曾有過。先是去年的運河植栽弊案，按著又是新吉工業區開發案，然後是今年四月爆發的土地徵收案。面對追些棘手的官司，張燦鍙在專訪中不僅神情泰然，更深信自己的清白足以對抗台灣司法的強勢。 而在一連串的打擊下，真正傷了張燦鍙的心，卻是在他被羈押期間徵召許添財參選下屆台南市長。張燦鍙說，為堅持民進黨及他個人的理想，不計一切參選到底是他眼前唯一的目標。 台南市長張燦鍙官司纏身，仍排拒萬難，執意參選，展現出十足的信心，無怪乎早年的朋友都稱他為「追夢者」。 回顧三年多來的執政，張燦鍙說，過於放眼大處是他初掌市政的盲點，經適時調整後、市政績效一一展現，若以長、短期來區分市政的推動，「城市定位」屬於前者，需要數十年甚至百年的努力才可看到成果，公家服務品質的提昇、戶政的便民、道路平坦、垃圾不落地、路燈常保明亮等屬於後者。這些小地方容易討好市民，也是市民生活所需，兩者對一個地方首長來說都是缺一不可的。他會全力以正面的方式來說服市民再給他一次機會。 至於執意參選對民進黨的影響，張燦鍙表示，自頭至尾他一再對黨中央表現溝通協商的誠意，但三番二次被拒在外他別無選擇，強調自己不是好戰之徒，只是民進黨給了他一個「最壞的選擇」，他只得勇於接受，甚至做好離黨參選的打算。「一九九一年，我以首謀內亂罪被捕入獄，當時的我以抱持為民主犧牲為榮，而今年被羈押的心境則全然不同，被屈辱、不甘心的情緒久久不得平復;尤其只在民進黨執政底下，心中的忿恨簡直無以形容」。 說到台灣司法，張燦鍙無奈的表示，彷彿一下子又回到過去「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態度，眼看台灣十幾年來培養的衝力就要毀於一旦！說到這裡，張燦鍙的態度一下轉為強硬的說道「原先我還抱持成功不必在我的心情面對下一屆台南市長選舉，無奈在黨中央不公、不義的逼迫下，讓我驚覺到競選連任才是唯一的活路;執意參選不需要理由，我真正要的是以現在的身分、姿態告訴全體市民我是清白的」。 妻子捲入政爭 深感內疚 如果可以重來願撥出更多時間陪家人 儘管與許添財之間新仇舊恨糾結不清，訪談中的張燦鍙仍沒有對此多所著墨，他不諒解的只是民進黨中央為何選擇他最孤立無援的時刻通過徵召決議。 五月十五日是他一生中所心痛的一天。「未被押前，看到地方與中央為了市長提名辦法爭論不休，地方不惜以各種方式表達理性看法，但都不被接納;當時我壓根都沒有動過參選連任的念頭，也沒有介入人選的運作。直到被收押禁見後，透過李勝雄律師的轉述才得知黨中央已不惜動用所有派系強行徵召許添財。既然情勢驅使，我就沒有退縮的理由，他要我拿出勇氣打擊無法擊敗的敵人」張燦鍙又說，「參選對我來說一向都不具太大意義，但此刻的我卻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孤立無援，昔日戰友可以反目成敵、黨中央不聞不問的立場更等於早在司法之前走了我的罪。當時的我除了寒心之外也鐵了心，明確的告訴自己唯有繼續參選連任，自己的清白才有被證實的一天」。從這番話，聽得出來張燦鍙的心情相當複雜。 他按著述說:「在從事海外民主運動約三十年間，朋友一直叫我「追夢人」，原因是我可以單純為了理念，低頭往前走。就因此特質，儘管當年深知為了執政，反對黨（當時的民進黨）同志可以為了勝選不計被「國民黨化」、介人政治利益分贓的危機，我仍天真的以為情勢是可以改革的。於是我一九九一年冬天冒險返國，在桃園機場遭捕下獄，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回顧當年，張燦鍙說當時看到台灣獨立的重心已經逐漸移至島內，這對一生從事獨立運動的人來說是一場不可缺席的盛宴，他寧可坐牢也要回來。出獄後不久，張燦鍙在故鄉台南府城接受第一次選舉洗禮。雖然初嚐敗選滋味，但這對民主運動者來說只是一個小小的挫折。「當時的我腳踩故鄉土，心中的充實與添足無以形容，絲毫不在意選上選不上。」敗選後的那段月他分別成立「台灣發展經驗研討會」，突破聯合國官員訪台禁忌，並推動突破媒體壟斷運動，促成民間全民無線電視公司（民視公司前身）的成立，日子過的相當充實。 談到如何看待台灣獨立一事，張燦鍙首先聲明，他在三十年前所堅持的理念，如今依然未變，至於箇中原由，張燦鍙說，獨立運動應該是窮極一生一世、拚死拚活去掙回來的，沒有「傻勁」如何成功？而在當年接下獨盟主席職位的同時他就已認定這個事實。說到這裡，張燦鍙感慨的說，或許現在的年輕一輩會認為「堅持理想」是不可想像、不實際的做法，他說，這就如同老一輩的人無法體會網路族的世界一樣。 「當年的革命戰友如陳唐山、王幸男、陳菊等人，彼此因為相遇相知而相互扶持，在沒有雜質的空間裡每個人把自己發揮到最大極限，有了他們，民主運動的路一點都不嫌苦。」 提到建立「東方瑞士」的構思，台灣至今雖然已是完成政黨輪替，進入民主社會，但「東方瑞士」的夢還遠。 回憶過去民主運動的種種，張燦鍙露出難得一見的憂鬱表示，「獨立建國」是一個龐大的目標，像夢一般的忽遠忽近，許多人或懷抱著不同的心情或因為理念不同而進進出出，其中也不乏對「建國失望」而遠離的人，當年肩挑主席的他自然是備感壓力與挫折。他說，但他依然以十足樂觀的態度去分析事情幫大家打氣。 一九八六年，民進黨在台成立，短短幾年，島內的政治運動蓬勃發展，海外獨立運動的戰場也面臨轉型，於是他開始動了聯盟遷台的思考。一年後，眼見第三世界的朋友陸績回歸祖國，他就此踏上返鄉的旅程。 回想起離美返鄉的那一天 張燦鍙幽幽的表示，那天凌晨五點多，在家人的陪同下，大女兒惠琳開車與媽媽坐於前座，一路上三個人一語不發，只見妻子不停拭淚，惠琳突然交給我一張與妹妹約合照，對我說「Dad,both we love you forever」。 張燦鍙說當時深覺愧對兩個女兒！自女兒出生後，她們就不斷隨著我四處奔波、搬家，甚至跟著我到處旅行演講，雖然她們因此養成了獨立的個性，但對父親撤嬌的權利卻被剝奪了。如果可以重來，他頗意撥出更多時間來陪家人。 提到妻子張丁蘭，張燦鍙臉上的線條頓時柔和許多。他說，三十歲那年，他決意投身台獨運動，而妻子Tina（丁蘭的英文名稱）隨著他奔走四處，後來把辛苦賺來的一棟房子賣掉，他與妻子的個性相當恬淡，從不屈服於物質，連兩個女兒也是隨遇而安。因此，先前外界質疑Tina的操守，讓她相當不解台灣的政治為何如此齷齪。他深覺愧對妻子，無端讓她捲入這場政治之鬥。

莊承業◎美國德州休士頓同鄉 今年四月中旬，報紙刊出陳水扁總統預定六月初訪問休士頓，本地的鄉親知道這個消息後，都表現出非常興奮。五月初以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為主體發起社團聯合會議，開始討論有關歡迎事項。最重要的是發動鄉親到現場歡迎。 歡迎陳總統的鄉親除本地外，有遠自洛杉磯的一百多位，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甚至四百哩外路易斯安那州的巴頓路治等地都租一輛巴士來助陣。 六月二日傍晚七、八點開始，在Post Oak大道上，聚集了很多鄉親，大部份的人手上都拿著綠色台灣小旗，揮動時相當壯觀。同時對面街道上也有三百位中國人舉起小紅旗抗議。時間越晚，加入行列的鄉親越多，兩方時常對陣搖旗叫喊，客家會運來一個大鼓聲勢。我方有時唱歌，有時喊口號；最精彩的是「天安門事件，羞！羞！！羞！！！」，讓對方招架不及。陳總統的座車大概九點五分到達雙樹旅館，這時聚集的鄉親有二千人之多。陳總統伉儷出現時，激動的鄉親沸騰到頂點，大家高喊「阿扁加油！」「阿扁加油！」鄉親們親自看到陳總統，就心滿意足。在興高彩烈的氣氛中結束歡迎陳總統。 六月三日中午眾議員戴雷在Taste of Texas招待陳總統伉儷及隨從人員，這家餐館是以牛排聞名世界。利用這個機會，戴雷贈送陳總統一頂牛仔帽和一雙馬靴。這二項是德州的招牌產品，餐館外的馬路上，拿著綠旗的鄉親繼續跟拿紅旗的中國人叫喊對陣。 下午二點，戴雷陪陳總統到新建的棒球場Ewron Field觀看本地的Astro隊和洛杉磯的Dodge隊的比賽。估計有四百多位鄉親買票陪陳總統看球賽。鄉親的坐區正好是陳總統坐位的正前方。每次Astro隊得分時，三、四百支綠旗在球場上揮舞。幾位同鄉精心傑作，用有色的紙張排出「I Love Y 台獨」（我愛台獨），傳出強烈的訊息給陳總統。一百多位拿紅旗的也到現場，只是門票是免費的。在鄉親的坐位前面懸掛二面大綠色布條「Welcome Taiwan President Chen」和「Thank You Tom Delay」。陳總統是這個棒球場開張後第一位總統來觀賞球賽。四點一到，陳總統和戴雷就離開球場。球賽一直在進行中，很多鄉親也隨著陳總統離開。 當天晚上七點鐘，陳總統在雙樹旅館設宴招待戴雷，政要人士以及一百位僑界人士。宴會開始時，台灣駐美外交代表程建人致詞歡迎陳總統。接著是本地眾議員Sheila-Jackson-Lee，戴雷等等。戴雷稱讚台灣的民主化，推崇陳總統的領導能力。他也提到那些抗議的中國人應該回中國去抗議。最後陳總統演講，他很感激戴雷的親切招待，它說他很遺憾去年沒安排到休士頓，否則就不必受到「軟禁」。用完餐後，陳總統起身到每一桌向在座人仕敬酒，充分表現出他的親和力。宴會九點結束。十點半，陳總統離開雙樹旅館時，門外有許多鄉親拿著綠旗向他歡送。對陳總統和鄉親們來說，這是難望的一刻。 在媒體的宣傳上，鄉親出盡風頭。休士頓紀事報在六月二日的讀者投書中，一起刊登五位鄉親的投稿，佔了一頁的四分之一，這是珍貴的免費廣告。六月三日報導陳總統的行程是放在地方消息版上。次日，報紙的第一版刊登陳總統戴牛仔帽，試穿馬靴的彩色照片，讓休士頓的市民知道陳總統的拜訪。有一個小故事，當休士頓紀事報的記者（中國籍）訪問戴雷時，問他究竟是歡迎中華民國的總統，還是歡迎台灣的總統？戴雷回答說，他歡迎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也是台灣的總統。美國的媒體都以「Taiwan President」稱呼陳總統。 這次陳水扁總統過境休士頓不到三十小時，卻是台灣外交史上的一大突破和豐收。他先後跟德州州長培利的專使，休士頓市長布朗，以及本地的四位眾議員見面（本地一共有七位眾議員）。值得一提的是受到眾議院共和黨黨鞭戴雷全程的殷切招待。台灣何美國的外交展開新的一頁。

侯榮邦◎現代文化基金會董事 「扁李結合」VS「國親合流」炒得如火如荼而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之際，前日（六月十九日）台塑董事長王永慶氏的「解禁戒急用忍」，「接受一中」的高分貝政治喊話，如同晴天霹靂，幾乎震撼了全國人民。 一國的政治與經濟息息相關不能割離，然而究竟不能本末倒置，即政治領導經濟而非經濟引導政治。有關國家的基本政策務必委任代表民意的政府全盤整體的釐定與規劃並付諸實施。 台灣企業龍頭的台塑董事長王永慶氏自己說他不懂政治，筆者當然相信他說的話，因為其專精是屬於經濟領域的企業經營與管理。可是前日（六月十九日）他卻使出讓大家震撼的政治喊話提出他的中國政策，主張政府應該「解禁戒急用忍」、「接受一中」的原則。這不禁使筆者懷疑王老先生到底是否認識「接受一中」的原則，對台灣可能造成如何的災難。「接受一中」即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部分，承認台灣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台灣問題」變成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一旦發動武力犯台，支持和平的國際力量無法干涉與制裁，將使台灣陷落萬劫不復的災難。因此依據民意調查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堅持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毅然拒絕接受中國的統治。王老先生一方面主張「接受一中」，另一方面卻要求政府趕快與中國對等談判兩岸問題、台灣既然是中國的地方政府，怎麼能夠與中央對等談判呢？這種違反邏輯的思維，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又筆者也無法理解王老先生根據什麼標準批判陳水扁政權比四十年前的蔣政權更加腐敗，他應該舉出具體的事例加以說明，否則難令人信服。 王老先生稍前撤出真正堅持台灣主體性與台灣優先的本土化台灣化的「台灣日報」與前日的高分貝政治喊話、一脈相通，儼然成為「中國的代言人」。聯合國議決通過而於一九七六年生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所以王老先生應有自由選擇歸屬任何國家的權利，甚至選擇中國我們也應該予以尊重。但是筆者要鄭重的喚醒他在行使其權利之際，切勿傷害台灣人的自尊，傷害台灣的國格，動搖台灣的國本。 王永慶董事長一手建立台塑王國，創造數以萬計的就業人口，應予以肯定。但是他千萬不可以忘記二件事，一為他對台灣人賺了無數的錢財，一為他的石化工業破壞了不少自然環境生態，高度的大氣污染，使人民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王永慶董事長說李登輝前總統已年邁，不要再辛苦了，應該淡出政治，休息養老。不見得比李登輝前總統年少的王老先生卻猶站在第一線發號施令，指揮其龐大的企業集團。因此他對李前總統退休的喊話，不管是否另有企圖，實有失公平與厚道。何況李前總統是基於憂國憂民，對歷史的使命感，期盼能助陳水扁總統一臂之力，脫離困境穩定政局，全力投入於經濟改革。這一番苦心卻被一些有心人醜化、抹黑為「雙總統制」、「垂廉聽政」、「招降納叛」、「黑金共治」、「財團共治」云云，真是情何以堪。 筆者奉勸王永慶董事長與其關心國內的政經問題，不如以其龐大的企業集團及天文數字的財力為後盾，對中國發揮其影響力，協助中國改革政經問題早日實現李前總統所期許的「自由、民主、均富」的社會，屆時才來談「統一」問題也未遲。 人非萬能，行行出狀元，一位被譽為「經營之神」的王老先生在台灣具有莫大的影響力，故應嚴守其分際，不應該對其非專業的分野隨便或意圖講重話，以免喪失其長期建立的企業家良好形象。 王董事長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台灣人，應該捨不得裁培他生長的這塊土地──台灣，應該熱愛台灣。惟自私是人的本能，為了拓展企業，為了滿足其旺盛的企業企圖之餘，或許會忘記自己高居台灣企業龍頭的重要地位應有的社會責任。筆者由衷祈盼王老先生今後不要隨便或意圖講重話，這才是國家之幸、人民之福。

李憲榮◎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國際關係部主任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自1991年成立以來，就不斷地針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即所謂約兩岸關係）的相關問題委託各種機構進行民調。最近一次的民調是委託中山大學選研中心，在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所做的電話民調。這是新政府上台後首次進行的民調。這類民調的主要的問題是民眾對「維持現狀」、「獨立」、「統一」、和我政府現行政策（如「戒急用忍」）及中國的政策（如「一國兩制」看法）。 陸委會「民國八十九年民眾對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的看法綜合分析報告」指出，「民眾的統獨立場並沒有明顯的變化……過去一年，台灣地區民眾主張『維持現狀，以後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成統一』的比率維持在三成至四成。主張『維持現狀，後走向統一』約在一成六至一成九。『永遠維持現狀』在一成六至二成。『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比率約在一成二左右。整體而言，贊成廣義維持現狀的比率約為八成左右，與歷年相比，變化不大。至於『儘快宣布獨立』、『儘快統一』的比率則為極少數」。陸委會的民調大部分是委託「政治大學的選舉研究中心」進行，但也委託「柏克市場研究公司」、「中華徵信所」、「中山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中正大學政治系民調組」等機構進行。除陸委會之外，對此問題進行最多民調的是「聯合報」。其他機構曾就此問題進行民調的還有「行政院研考會」、「國民黨中央政策會」、「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新興民族文教基金會」、「民進黨」、「中華民國公共行政學會」、「中華歐亞協會」、「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等。 在這些眾多的民調中，陸委會所委託進行的民調，各項數字的落差若扣除統計學上的「誤差」，其間的差別極小，似具有相當程度的可信度。只有「新興民族文教基金會」和「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所做的結果明顯與眾不同，例如前者在1998年7月的民調『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比率為37.5%，而『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也高達30.4%，而後者在2000年7月的民調「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比率為14.96%，而『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則高達51.92%。在2000年12月的民調『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比率為12.59%，而『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則高達45.16%。這兩個機構的民調正確性和可靠性實令人質疑。 明顯傾向統派的「聯合報」的民調結果其實與陸委會的結果落差並不太大，但「聯合報」的文字解讀和強調常常有明顯的統派立場，甚至對陸委會民調結果的解讀也是如此，例如陸委會最近這次民調（2001年4月6日公佈）的「結果摘要」指出，「有73.9%的民眾不贊成中共『一國兩制』的主張，與歷年平均數大致相當」，「聯合報」4月7日的報導對此隻字不提，卻以文字大標題說，「16%民眾支持一國兩制，十年持續調查此次支持率最高」，並進一步解讀說「據了解，內部的初步解讀是與大陸東南沿海近年來經濟走強，以及國內政經情勢有關，以致民心有些波動」。 用大標題的方式來誤導民眾是報紙常見的技倆，可是民眾還是容易被誤導，因為一般民眾少會注意詳細的民調數字。目前統派的報紙還是所謂「媒體的主流」，統派往往就是由這些媒體來製造聲勢和假象，久而久之，它還是能發揮很大的力量。 由獨派的政黨「民進黨」所支持而當選總統的陳水扁，就職以來，在台、中關係的議題上，其言論逐漸從其獨派的立場軟化，他的「三不論」和「政治統合論」對獨派立場造成極大的傷害，主流媒體也在上面大作文章，獨派的氣勢目前正處於低迷狀態，如果不是「台灣論」和金美齡事件的旋風，獨派聲勢可能更低，如果再做民調必然不利。 事實上台獨是在進步的，它主要表現在民眾逐漸敢於認同台獨。過去敢於認同台獨的絕不超過10%，近年來從未低於20%，但是由於民眾對於台獨與統一的好壞處並不深入體會，加上中國和台灣「主流媒體」不斷地文攻武嚇，他們對台獨的支持當然就不可能強烈。 最近統派媒體又在挑起統獨之爭，其實這是獨派一個反擊的良機，但是應把焦點放在正確的地方，也就是討論台獨與統一的好壞處，才能使民眾更深人思考而不是做短利的思考，並不受統派媒體誤導，在民調上才不致於吃虧。

黃文雄(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譯者按： 本文作者黃文雄一九三八年生於高雄縣岡山，現在為旅日 知名作家。黃氏對中國歷史有深博的研究，有關中國史的 著作等身其中有《中國的原貌》、《中華帝國的解體》、 《中華思想的符咒》、《新醜陋的中國人》（與柏楊共著 ）、《被歪曲的中國．韓國史》等均以日文著作。漢文著 作則有《台灣人的價值觀》、《台灣．國家的條件》曾獲 巫永福評論獎與台灣筆會獎。 三月三十一日為親民黨成立周年黨慶，慶祝晚會中，主席 宋楚瑜大力提倡奉行「孫中山國父遺教」以及「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相信親民黨高層對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定位 與思想有深入的研究。本文若能提供親民黨人士做些參考 則幸甚。 袁世凱是中華民國建國之父 所謂中華民國「體制」成立的契機是緣起於辛亥革命，這是巷人皆知的事。可是其為「國父孫文」所創立的說法則完全是歷史的捏造，違反事實。那是由國民黨史觀而來的歷史認識，這也許是因稱孫文為「國父」而使這樣的形象無形中固定化。 去年（二○○○年）筆者在立法院首次觀看宣傳用的中華民國建國史的電影。電影首先就出現孫文指揮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的畫面與說明。筆者立刻喚起日本人的研究者的注意說「那完全是謊言」。 發生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之際，孫文正在美國，閱讀新聞始知支那發生革命。 辛亥革命發生前，中國南部雜多的革命團體湊集而成的革命同盟會，實質上已經是瓦解的狀態，孫文近於被革命同志遺棄之身，離開革命運動，遠居美國，過著孤獨失意的生活。這是因為頭山滿（協助孫文從事革命的日本人）苦心整合廣東人的興中會，湖南人的華興會，浙江人的光復會三派系而成立的革命同盟會，不能認同孫文固執其見的革命路線。孫文的邊境革命蜂起的失敗與無謂的犧牲，中部革命或首都革命仍形成對立，加上言語不同，互相意志不能順利疏通，再如國旗要使用井田旗或青天白日旗或其他的種類的見解也形成對立而情緒化，尤其是孫文不透明化的革命資金的使用法被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孫文的罪狀」而告發，同盟會終於瓦解。財儘緣斷乃是中國人的特性。 辛亥革命的指揮官黎元洪不但與孫文一派完全無關，與革命軍的急先鋒黃興、宋教仁一派的關系也淺薄。對孫文來說辛亥革命不但被排除於外，甚至後來的第三革命（雲南起義）也在亡命日本期間，接受新聞記者的採訪時才知道的。他為革命而奔走是事實，可是後來孫文創立的中華革命黨，凡具有自尊心者，任何人均無法與他共事。 孫文急速從海外回歸祖國，多數派活動奏功，成為臨時大總統爭奪戰中的勝利者。但是缺乏維持臨時政府的經濟力與軍事力，僅保持了三個月就不得不包括政府全部賣給實力雄厚的袁世凱。 樹立政府的前提要件必須具備應有的政治與軍事的實力，尤其只能以武力奪取天下的易姓革命的國家――中國更是如此。 依靠武力的中國，要決定其去向並非國會議員的多寡而是各地的「督軍」。但是孫文一派只不過取得上海與廣州而已。不僅如此，孫文成為臨時大總統以後，革命軍的據點陸續被袁世凱逆襲，終於連臨時首都的南京也無法確保。 建立中華民國需要幾項共同的同意，即須要代表民意的國會議員大多數的同意。這是因為兩千餘年來的一君萬民制被推翻，而代之以共和體制之故。宣統皇帝乃接受「外國君主待遇」而退位。關於國號的主張則有黃遵憲的「華夏」、劉師培的「大夏」、梁啟超的「中國」、其他也有「支那」、「大中華帝國」的提案，結果採用章炳麟主張的「中華民國」為國號。孫文的「驅逐韃靼，回復中華」的大漢民族主義被否定，而康有為、梁啟超等主張的中華民族主義成為主流。 孫文一派不但沒力量維持臨時政府，且不得不以叛亂者之身亡命外國。所以確立中華民國體制的不是孫文而是袁世凱。如同秦始皇帝為中華帝國的國父一樣，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建國之父。 承繼孫文的性格特質的國民黨之悲劇 現在連學者也主張孫文的三民主義是辛亥革命的指導原理，因三民主義的理念引起中國民眾的共鳴，所以中華民國的建國始得成功，那是歷史的捏造與無知。 孫文在清末提唱革命，實際上與主張改革的維新派持續著對立的立場，但是，孫文的大言壯語與空想妄想，對科舉落敗的讀書人或許有魅力，惟同盟會的機關誌「民報」編輯長的章炳麟卻拒絕登載孫文的空洞的論調。 所謂「三民主義」，其實是湊集與近代西洋思想相違的東西而成的，就如同滲有種種美味的材料的什錦麵似的。而且幾乎是民國以後，孫文一派的革命黨員收集他的論文將其補充刪除而成的東西。因此並不是革命的指導原理，而是為著革命後的建國，逐漸編著而成的才是「孫文的三民主義」。 「北洋軍閥」時常被誤解或「醜化」。的確北洋軍閥之中有無學文盲者，可是他們有許多保守的知識分子與軍官學校出身的職業軍人。比較之下，南方的革命黨員幾乎是「幫會」，即中國犯罪組織。孫文等知識者革命家藉中國犯罪組織的反滿州人及反北方人的感情，煽動他們反復暴動與略奪，做著全國一齊蜂起的美夢，因此在革命同盟會裡，被批判為無謂的犧牲，被政敵的維新派的梁啟超譏為「遠吠之犬」。 孫文的革命，一切失敗，建立政權也隨時崩潰。創立同盟會時，被陳天華向同志介紹他為「失敗的革命家」。孫文發動十次的革命，十次都失敗。孫文沒參加的辛亥革命與雲南起義卻都成功。 孫文組織的臨時政府隨時崩潰，他組織三次的廣州政府都崩潰，他在北京去世後，第三次的廣州政府雖然持續存在，卻反復分裂，後來被南京政府所取代。 孫文到日本神戶會見頭山滿，然後於赴北京前透過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上校的介紹在天津與張作霖會面。孫文當面受到張作霖嚴厲的教訓卻無法反駁而離開現場。相隔不久，孫文在北京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而離開人間。 為什麼孫文無論從事革命，建立政權都失敗，而他遺留下來的以犯罪組織為主體的國民黨卻仍然存在，甚至是台灣最大的政黨。 孫文革命的最大特徵是依靠他力。即本人處於安全地帶，煽動無學文盲的中國犯罪組織，使其站在先鋒，造成「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形態。又連猶未入手的礦山或鐵路，滿州的土地都事先出售，以其充當革命資金。當他發現這一套對日本的資本家已經行不通的時候，終於寫信向列寧乞求援助，因而播下以後「國共」合作的種子。 任何人建立政權都不能獲得孫文善意的回應，反而不擇手段教唆其部下暗殺政敵。以孫文為頭目的「支那暗殺團」連同志也被下手。北一輝曾告發「孫文主導」暗殺宋教仁。孫文要建立廣州政府時，因沒有自己的革命軍，所以集合各地的軍閥或匪賊，不但允許其略奪廣州市民，而且主導廣州商團的大虐殺。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可能獲得市民的支持，因此廣州政府當然沒有對抗北京政府的力量。孫文的革命終於失敗是當然的結果，惟最大的悲劇是國民黨迄今依然傳承著孫文的這種性格特質，無疑是最大的敗筆。 中華民國體制是二十世紀版的五代十國 中華民國建國初期有六○○左右的政黨。長達二千餘年的一君萬民制的中華世界消失後將變成怎麼樣的國體呢？百家爭鳴是無可避免的吧。袁世凱的中華帝國的復活或張勳的宣統皇帝的復辟，或軍閥之間的內戰，革命派系的內戰，省對省，縣對縣，又村對村的械鬥以至個人的對立，陷入大混亂的深淵。 中華民國的內戰無疑是中國史上空前的人類之間的互相殘殺。與唐朝以後的「五代十國」（五代：唐、晉、漢、周、梁。十國：吳、楚、閩、吳越、前蜀、後蜀、南漢、南唐、荊南、北漢。）的內亂極為類似，其社會混亂狀態，可說是超越五代的天下大亂。 那麼為什麼進入中華民國時代，突然陷入天下大亂呢？那就必須從文明、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的因素去探討其根源。 北洋軍閥與南方革命軍閥的對決，不止於有關南京政府與廣東政權和北京政權的中華民國政權的爭奪戰，其背後為文明、文化、「南船北馬」所象徵的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對立。春秋時代的尊王攘夷的「夷」即指楚越而言，南北的對決到蔣介石的北伐後為止，南人與北人的文化摩擦持續不斷。這是屬於中國內部潛在的文明衝突。 近現代中國的回歸「五代十國」，實際上如同三國時代的魏、蜀、吳的三個勢力三分鼎立。北方的保守穩健的軍閥與南方的革命急進的幫會之對峙以外，也有與中部西南的「連省自治派」的一大勢力之對立。 「聯邦自治」派是所謂聯邦政府派，是預定辛亥革命後，由黎元洪革命司令官最初向各省呼籲共同組織聯邦政府。其中章炳麟、梁啟超、陳獨秀，甚至毛澤東、胡適也曾經一個時期屬於「連省自治」派。 湖南與湖北的戰爭是屬於聯邦派與北洋軍的戰爭，廣東與廣西的戰爭是屬於聯邦派的陳炯明與革命統一派的孫文的戰爭。在中國各地亂立的政權之對立，從蔣介石北伐開始更加激烈，不久即進入汪精衛的南京政府，蔣介石的重慶政府、毛澤東的延安政府的三國鼎立的時代。 新「五代十國」時代有幾個政治特色。 任何政府，或任何龍頭自稱為大總統、大元帥、主席，都不承認自己派系以外的政府，只有自己的政府才是全中國人民的代表。 這些政府間發生的爭端，除了「行使武力」以外都無法解決。例如一九二二年，湖南全省舉行住民投票，結果，以贊成一千八百萬票，反對五十七萬票而制定「湖南省憲法」，樹立「自治政府」，但是卻被國民黨革命統一派以武力毀滅了。 武力以外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所以中華民國的時代是史上空前天下大亂的時代。 中華民國的內戰不止於北洋軍閥的內戰，革命軍閥的內戰、國共內戰、連國民黨內部激烈的鬥爭也與其他的內戰難分上下。例如屬於國民黨內部紛爭的中原大戰，雙方動員的軍力為一百五十萬人，戰死者多達三○萬人以上。依據林語堂氏的說法，國民黨七年的內戰，死傷者超過三千萬人。這豈不是一君萬民制消失後，中華民國體制的悲劇嗎？ 權力者決定中華民國體制的內涵 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在北伐途中，在反復的黨內戰與政府亂立的情形下，仍以武力統一中國之際，章炳麟卻發表「中華民國滅亡」的聲明。中華民國是被蔣介石的國民黨軍所消滅的。此後藉蔣介石的統一，強化政治彈壓，終於一舉引爆中華世界的各種矛盾。一方面抗日反日逐漸高昂，正式的階級對立引起的中國人的互相殘殺激烈化，終於爆發國共內戰。中國人從水平的互相殘殺進入上下垂直的階級鬥爭。 有學者主張南京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制是從被蔣介石國民黨主席消滅的北京的中華民國移過來的，那只不過是學者的高談闊論與空想妄想的觀念遊戲而已。國民黨主導下的中華民國，那裡有「共和」的存在，連「協和」、「共和」、「共存」的形影都沒有。 國民黨支配下的中華民國時代，從廣州政府時代就已經是一黨多派，多政府的集團，從北伐後到中日戰爭為止，幾乎都是一國多政府的對立及鼎立的狀態，所以不要說什麼民權，連政府的機能也無法確立。 到了戰後，蔣介石被推選為總統，可是蔣介石一家主導下的中華民國體制可說是國民黨一黨單獨強制樹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終於在共產黨及有力諸黨派的反對下進入國共內戰。 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完全一樣地建立所謂「黨國體制」，即黨＝國的國家體制。這不止於外界對它的稱呼，國民黨政府及其關係者也自稱為「黨國」。 […]

台灣正如雍正帝所云，自古不屬中國。台灣原來的居民是原住民族，除此之外就是中、日的海賊。十七世紀，荷蘭與西班牙佔領了台灣的一部分。第一次領有台灣的國家就是荷蘭，而不是所謂的「中國」。今日全世界盛行的近代國際法，是差不多在荷蘭佔台這個時期成立的。台灣被世界注目與近代國際法出現於世幾乎同時。

施並錫◎師大美術系教授 四、「去台灣化」與「去中國化、去殖民化」的角力 以上所提的種種，雖非經由科學驗證所得，卻是得自生活經驗及社會觀察。「性相近」，但是「習相遠」。人或族群的習性、德性泰半是文化制約所形成。受價值觀或風俗習慣影響著。欲轉化負面習性、德性為正面的，唯仰賴台灣文化的重建。有優質的台灣文化，才能有優質台灣族群的習性德性。只是提倡台灣文化，在此時此地，是十分艱辛的。 生命是自私的。生命體是相互比高下的。眾生難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天演邏輯。島國台灣，多元族群的角力賽一直進行著。歷來幾番不同的外來統治族群，全都努力一件相同的工程──「去台灣化」。 所幸島國自古以來就有不少覺醒者，為維護台灣精神、價值，為提昇台灣意義，為創造台灣優先而努力。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統治族群往往得逞佔上風。於是造成了︰ （一） 台灣社會的亂源──「一族優越感 三族自卑感」 最近，民調顯示不少民族終於認清了台灣的亂源是立法院與媒體。而在這兩者背後更深化的因素是族群文化勢力不均，族群尊卑優劣有別而產生的分別心作祟。於焉台灣四大族群的心態是「一族優越感 三族自卑感」 若說台灣沒有族群問題，那絕對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台灣移民發展律則之一是後來者居上。後到的族群挾著政治組織力或武力，壓榨舊住族群。於是「打壓」與「反抗」兩造動作不斷發生，「五年一大亂 三年一小亂」的史蹟斑斑。 戰後，逃避共產黨而來台的新住民，懷著孤臣孽子的過客心情及驚弓之鳥的危機意識，憑藉著政、軍力量、輕而易舉地取得了文化、教育、媒體的掌握、發言權。這些能進行民眾腦內革命、改造思想、異化心靈的軟體工具機制，絕對不讓本省人有置啄之餘地。新住民之統治階級極其成功地運用這三種幾乎能扭轉乾坤的利器，讓大多數舊住族群或心甘情願，或敢怒不敢言、或被蒙在鼓裡地「拿香跟拜」。新住民「統一意志 團結力量」在台灣建立一個以大中國主義為凝固劑的在台中國城。就是所謂的無形竹籬巴世界。不少國外大城都有中國城。華夏族群無論到何處。大抵都是自成一圈。與新住環境明顯區隔。 無形中國城在島內無所不在，在大選時，這個城廓就顯現出來了，成了一道滴水不露的防線。而台北市如今已是一處兼具有形及無形的中國城，是一處「去台灣化」工程接近成功的地方。大中國龍意識強而有力地蟠據著大台北市。將以台北市為據點，把龍爪繼續擴大牢抓全島每個角落。 「牛」與「龍」圖騰的角力，進行半個世紀，牛似乎節節敗退。如今暫守住濁水溪以南。事實上半世紀之前，龍一開始便氣勢凌人而勝利。「一族優越感 三族自卑感」的局面早已形成了。 （二）「去台灣化」陣營的力量龐大––教育、媒體及文化霸權證諸歷史，殖民者與佔領者欲進行有效統治，最重要的事是消弱被統治族群的自信及尊嚴，及對自族文化、歷史的認同和認知。法國殖民統治越南，因為給了越南人民教育，使得越南人民有了民族自覺，漸漸凝聚了越南精神。導致日後奠邊府之役，法國吃敗戰，終結束越南殖民。日人治台，就不讓觸摸法、政、人文、史、哲之學，並刻意引導台民往農、醫、理工、商的方向發展。發展的結果終於符合「巧者人之奴」的世間法––也就是台諺「巧e喫戇e，戇e喫天地。」所謂「喫天地」係依靠天氣與耕植等勞動生產事業。勤奮工作，增產報國，讓統治階級及其同路的人從旁收割，坐享用不完的稅金。 統治一方坐啃民膏民脂的條件，是讓從事生產的人民變成順民、愚民。其不二法門，就是「去台灣化」工程的推展。這項有口皆「碑」也好；有口皆「呸」也好的工程，效果極佳，有目共睹。它使得「中國派」與「台灣派」的抗爭，有如謝安和符堅的淝水之戰。前者以寡擊眾，以小搏大；後者為數龐大，乃烏合、無能之眾，不堪一擊，兵敗如山倒，是多數的弱者。 「去台灣化」工程係以大中國意識與價值優先，為其最高原則。藉由︰ 1. 教育 雖然連橫先生曾說︰「台灣無史，豈非台人之痛歟？」及「我民族生斯長斯，聚人族於斯，而不知台灣之名義，毋亦數典而忘祖歟？」可惜在歷來殖民統治者的「去台灣化」的政策下，就以現今體制內的教育方針來說，直到近年來才有所謂「認識台灣」共三篇而已。分別在歷史、地理、社會教科書裡，能移風易俗的文學課程，一篇也沒。這就是中國派陣營的文化圍堵政策，因為他們清楚文藝力量的可怕。（記得中國派人士曾包圍教育部抗議把認識台灣教材納入中小學課程。台灣派人民毫無反制之舉動。比較出中國派人士積極、敏銳；而台灣派人民魯頓、懦弱。）故宮院長杜正勝主張「社會改變以文學為先」根據杜正勝先生的統計︰ 「高中課本裡有一篇連橫的「台灣通史」以及國中一篇鄭成功「告荷蘭受降書」，有關台灣的，只有這兩篇文言文而已。有關台灣的風俗民情、台灣的風景或各民族等等…都沒有在課本裡，好像這一切以前都沒有存在似的，就如同台灣的風景也沒有存在過一樣。這是當今教育的一大缺陷。」 作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無論是舊子民或新台灣人，認識台灣應該是不能推辭的國民責任。就如同一個人應了解自己祖先、父母、兄弟姐妹及親戚；認識自己的鄰友；所住的社區、城市、國家那樣。不幸的是，一般年輕學子對國外許多事情瞭如指掌；比如日本影星安室奈美惠的戀情、王菲的男友是誰、法國蘇菲瑪索出生於何處等等如數家珍，而對台灣既自我歧視外加陌生。 這中年一代的國人應該還未忘記小學時代說母語是會被級任或訓導老師處以罰款和罰站。更嚴重的竟然得掛狗牌示眾的事實吧﹗這是統治者透過學校教育擺明要消滅台灣人母語的策略。五十年來其成果豐碩。今雖政黨輪替，台語被打壓的情況並未改善。因為台灣人民在精神上業已產生「斯德哥爾摩症」。「斯」症是一種心理學上的病症，指某種人受人攻擊或凌虐，起初恐懼仇恨，再之卻轉變為甘願接受攻擊者的虐待，甚或敬畏之。且看今日新政府麾下的教育部長，寧負台灣派，堅持使用與中共接軌的漢語拼音，以討好在台之中國派。因為滑頭者知道台灣人士容易打壓哄騙；若得罪中國派，恐將吃不完兜著走。 2. 媒體 無論平面或電子媒體，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為中國派人士掌控。台灣人「無路用」，天生就不會經營媒體。 就電子媒體來講，戲劇節目中凡俊男美女，懂得思考、能教導他人的知識份子、教授、或代表正義的警察以及社會精英名流，必定盡操著那字正腔圓的樣板北京話。反之，長相粗鄙的地痞流氓，嘴歪眼斜的黑社會殺手，嚼檳榔的毒販扒手，獐頭鼠目，鬼鬼祟祟的癟三小人，三八阿花，老娼妓女，違規逃漏稅者等等「阿沙普路」的角色，全部使用粗俗台語發言。而且每三、兩句必定故意夾帶一句粗話、三字經。在這種北京話、台語交相使用的不協調、不對等中。民眾極易被誤導而接收「操北京話者役人，講台語者役於人。」、「說台語者低劣 說國語的人優越」等偏差的概念。台灣民眾其實早已因此而產生相當嚴重的台灣母語、文化、族群自卑症。廣大X、Y世代莫不以當台灣人為。e世代，尤其是女生，有極大比例希望自己是日本人。 民國六十三年筆者任教新店市被封為貴族學校的崇光女中。第一天上課，一些被嬌寵慣了的女學生，懷著渺視的眼神，以不屑口氣對我說︰「老師，你一看就是台灣人﹗」幸好筆者從小就沒有台灣人自卑情結，立刻回一句「老師覺得當台灣人很榮幸啊﹗」這情景迄今記憶猶新，然而這種無以名之的「一族優越感」現象，「迄今」也未有啥改善，因為媒體「迄今」依舊我行我素。中國派明白要獨霸的條件是永遠踩壓住其他三族群。 電子媒體應用高明的技巧，對嚴重欠缺思辨能力的台灣大群觀眾進行慢性催眠及暗示。果不其然地使之產生嚴重的「腦內革命」──「革」掉自己族群文化、語言的「命」。於是族群文化自我矮化，族群尊嚴和自信心淪喪，於是由個體到集體逐漸衍生濃厚的自願作為俎上肉的邊陲意識及奴才意識。以便符合大中國沙文主義者的利益，方便來日中國對台灣的併吞。尤其當今第四台的時代，幾乎一面倒地全是中國派的天下，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而平面媒體，則永遠是兩大統派報紙獨秀，本土性報紙，不但中國派，連台灣派讀者也不支持。可悲的是本土平面媒體，也不盡然維護本土。 電台媒體呢？幾年前經由台灣人捐款扶持的全民廣播電台，在經營狀況不錯時，不知何故，一、兩日之內遣散員工，辜負台灣人民當初的一片熱忱，竟把全民電台賣給了「趙飛碟」，轉手後成了今日「嗄嗄叫」的《News 98》，不久全省都有了聯播網，高薪延請名嘴、名人主持，節目聳動，聲音流暢。會合原有的×碟電台，打得台灣派的綠○和平、T○T、建○×場等等灰頭土臉。奄奄一息。趙○碟不但空中勝仗，據聞在網路版圖上也搶先邁前一步了。「龍」終是比「牛」厲害多多。 十二月十二日自立晚報台灣南社鄭正煜有篇文章開頭說︰「新政府上台以後，最大的困擾是遭受統派媒體不斷的修理，最大的無能是對統派媒體的攻擊無防禦之力。但媒體在對方手中，新政府有何能為？」 台灣人民能不警惕乎？ 3. 文化行政權的巧妙運作 史博館黃光男館長說︰「原來很多純粹的文化活動，或者說文化工作，卻因為人為的各有所圖，竟然利用文化活動來提高知名度……」。又提到──「……事實上能知的大眾並沒有多少……而是是非非的導引，使民眾生活品質虛假，因而秩序大亂、人倫不確，價值不定……人性因而崩潰……」（12／12自立晚安台灣）。 這段話除了表明文化的重要性之外，也表示文化有可能被不當運作及扭轉。 日本人的高壓，二二八事件之屠殺後，台灣人對政治、文化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恐懼症。因而正中中國派統治者之下懷。台灣人「喫天地」去了。於是政治與文化成了統治階層中國派陣營有形、無形之最佳武器。兩者會合運作，隨意玩弄，形成了台灣人對之束手無策，乖乖就擒的文化霸權。 此中國沙文化霸權在台灣無所忌憚地毒化、異化、愚化、醜化台灣人民，時間一久，反能產生讓台灣人民憧憬、嚮往之致命吸引力。整個台灣成了中國沙文主義文化之舞台。儘管陳水扁總統高呼建立台灣主體地位，提倡文化台灣觀念（被對岸中國人指稱為推動文化台獨），發揚台灣精神，大多數台灣人卻反應冷淡，而對來自大陸的王菲反應熱烈。一場演唱會，就吸引本地三萬觀眾，XY世代的年青人還表示一票1500元太便宜了。這也是台灣人的悲哀之一。 4.　利用宗教麻醉人心 瓦解台民之心防 5.　製造不利凝聚台灣意識之時尚流行 6.　其他。 五、台灣文化振興的方法及實踐 台灣主體性須建立於「去台灣化」與「去中國化、去殖民化」的平衡點上 文化必須是一種扎根的事業，一種進度緩慢且得持之以恆，永續推進的工程。台灣文化，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如今灰頭土臉，全身傷痕纍纍。台灣子民，必須常惦記––「母親的名叫台灣」，抱持「振興台灣文化人人有責」的決心，堅持「今天不作 明天一定會後悔」信念，一步一腳印，從根本作起。 最根本的，當然是台灣人的母語。 （一）搶救母語 […]

侯榮邦◎現代文化基金會董事 在這次的『台灣論』風暴中，被一部分大中國主義政客及統派媒體砲轟的焦點人物即為總統府資政許文龍先生與總統府顧問金美齡女士。其謾罵所使用的言語為「媚日分子」、「日本奴」、「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言人」等。其中以「日本軍國主義」一詞是這些人最喜歡也最瀕繁使用的言語。 無疑的，在第二次大戰中為征服亞洲擴張版圖，對東亞各國發動侵略戰爭。並喚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當時的日本的確是一個典型的「軍國主義」也是「帝國主義」。 二次大戰後，日本被美國占領，而現在日本的和平憲法是當時根據美國的意思制訂的，即美國代替日本制訂的。事隔五十餘年，從來未曾修改。日本憲法第二章放棄戰爭的第九條規定：「放棄戰爭、否定軍備及交戰權」。日本國民誠實希求正義與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久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以武力威嚇或行使武力、以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為達成前項的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的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後來自民黨政權鑑於防衛國家的安全，不能沒有國防乃創設「自衛隊」。但因礙於憲法嚴格的限制，遂將自衛隊的陸海空軍中的陸軍稱為「陸上自衛隊」、海軍稱為「海上自衛隊」、空軍則稱為「航空自衛隊」、絕對不敢使用「軍」這個字眼。又因聯合國憲章規定會員國都有共同維持世界和平的義務，並要求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需要更大的貢獻。長年來局部的國際紛爭不斷，為了解決這些紛爭，聯合國創設「國際和平維持軍」。日本曾當過任期二年共八屆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應該非參與該和平維持軍不可，但是國會與輿論均認為依據日本的和平憲法第九條的精神，不能夠參與「國際和平維持軍」。經過一番論爭後，以參與和平維持軍的「後勤工作」而達成協議，可說是妥協的產物。尤甚者，過去日本社會黨與共產黨一直指責「自衛隊」的創設屬於違憲的行為，到一九九三年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失去江山，社會黨參與細川護熙政權的內閣以及一九九四年，由自民黨、社會黨與先驅黨共同成立連合政權，社會黨黨首村山富市被推選為內閣總理大臣後逐漸分裂成極少數黨，甚至改名稱為社民黨，如今已不堅持「自衛隊」違憲，僅剩共產黨仍舊堅持其為違憲。 如同上述，現在的日本絕對不是「軍國主義」國家。雖然未臻完善，仍然可稱為名符其實的自由民主的國家。可是在『台灣論』風暴中大中國主義政客馮滬祥、謝啟大等一口咬定日本為「軍國主義」，統派媒體亦然。未知這些人是「無知」或是「扭曲」，不管如何，實有損身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試看馮滬祥、謝啟大等大中國主義政客及統派媒體嚴詞譴責總統府資政許文龍與總統府顧問蓄意挑起族群情結與統獨對立。其實『台灣論』一書共有二百七十頁，其中許文龍氏有關「慰安婦」的談話只占二頁而已，可窺其故意斷章取義、小題大作、誤導民眾，人心惶惶。如果真的因為「慰安婦」問題挑起族群情結與統獨對立的話，其罪魁禍首是馮滬祥、謝啟大等統派政客與媒體，而不是許文龍先生與金美齡女士。憑心而論，請教這些人曾經何時關心過台灣的「慰安婦」問題，關心過台灣人舊日本兵的補償問題。 雖稍偏離本題，讓筆者順便在此介紹一下所知的關於台灣人舊日本兵的補償問題。遠在蔣介石政權與日本還有邦交的時期，日本政府曾經幾次要求與蔣政權交涉有關上述的補償問題，若當時蔣政權適時予與回應，應該能與日本人或其他被害的國家一樣，獲得合情、合理、合法的補償。蔣政權為什麼不及時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該補償問題，究其主要原因約有兩點。 （一） 戰後日本人在台灣留下龐大的資產（日產）均被國民黨擅自據為私有變成「黨產」，該「黨產」在清算補償時須被抵扣，這麼一來「黨產」務須交還給人民。 （二） 台灣人舊日本兵在大戰中算是蔣政權的敵軍也就是敵人，在情結上，蔣政權不情甘意願為台灣人爭取補償，討回公道。 現在三十歲以上的台灣人或許還記得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原住民中村輝夫（五十五歲，台灣名李光輝）於終戰三十年後，在印尼摩露泰島的原始林中被發現而救出。他是台灣人舊日本兵卻遭受日本的冷遇，輿論群起譴責。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日本的台獨聯盟召開緊急記者會，發表抗議聲明指出日本政府不給中村輝夫精神與肉體上的休養，迅速決定送還台灣，誠屬無人道的措施。並且明確表示以此問題為契機，今後將為全面解決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償問題，積極展開運動。 台獨聯盟在幕後主導成立「台灣舊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做為推行運動的母體。宮崎繁樹教授「明治大學前校長」被推選為首席代表，王育德教授被推選為秘書長。「思考會」除了對日本政府與國會請願及陳情，街頭連署活動外，於一九七六年八月，以鄧盛等為原告，自由人權協會的秋元英明為律師團長，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補償請求訴訟。而且為探討立法的途徑，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促使「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償問題等議員懇談會」由台灣出身的有馬元治眾議員擔任會長。 一九八二年二月，東京地方法院對補償請求下了駁回的判決。主要理由為舊日本兵已失去日本國籍，故須透過政府間的交涉始得解決問題。一九八五年八月，高等法維持一審的判決，駁回上訴。惟裁判長（庭長）在判決中異例附言「期待國政關與者克服外交上、財政上、法技術上的困難……以提高國際信譽而儘力」。 一九八七年九月，依據議員立法「關於對台灣人舊日本兵軍屬的戰死者遺族及重傷者與遺族的弔慰金支付法案」在日本國會通過而成立。「思考會」成立開始運動以來，整整消耗十三年，終於獲得一分成果。迄一九九一年年底，約二萬八千人，每人一律接受弔慰金二百萬日元的支付，因此日本政府總共付出五百六十億日元。但是，這只不過是弔慰金而非正式的補償，正式的補償需要依據國家間的交涉，因此只有等待台日建立邦交後始得實現。 以上提供我們台灣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即台灣人必須有自己的國家走入國際社會，始得確保台灣的國土，保障台灣人生命財產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