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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獨立年表 資料來源：http://www.didyouknow.cd/story/independence.htm 國別（漢譯） 國別（英） 獨立日期 備註：從何國獨立出來（漢譯） 阿富汗 Afghanistan 1919年8月19日 擺脫英國對外交事務的控制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1912年11月28日 從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獨立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1962年7月5日 從法國獨立 美屬薩摩亞 American Samoa 尚未獨立 美國領地 安道耳 Andorra 1903年7月1日 在法國和西班牙的共同保護下組成 安哥拉 Angola 1975年11月11日 從葡萄牙獨立 安圭拉 Anguilla 尚未獨立 英國的海外領地 安地卡和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1981年11月1日 從英國獨立 阿根廷 Argentina 1816年7月9日 從西班牙獨立 亞美尼亞 Armenia 1991年9月21日 從蘇聯獨立 阿路巴 Aruba 尚未獨立 荷蘭的一部份 澳大利亞 Australia […]

劉昭輝◎紐西蘭台灣僑民協會 世界新秩序的建構（一甲子、一世紀才能躬逢一次）過程，正是各國在國際地位上往上提昇或向下沉淪，甚至是被淹沒掉的轉機時刻。如果一國的國民與領導者沒有這種層次的認識，那麼將沒有魄力適時的加以主張，以便在國內、外主客觀環境成熟之際，達成提昇國家地位、尊嚴的目標。 美國在冷戰結束之後，為了將其勝出的王道（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價值觀）擴張至東亞、中亞、中東等地域，以確立未來廿一世紀「一超多強」的新世界秩序之際，在多強一開始必然強力反對之下，連番動用霸道（武力）剷除各地域具有發展核、生化武器野心的個人獨裁政治，好讓各地域的霸權志向國認同、臣服其一超之地位的作為，將在2010年之前不斷的演出。 布希一一點名的「邪惡軸心國」，最晚在2010年之前必然都將面臨政權垮台的命運（不然就是美國急速弱化），伊拉克之後將是北韓，時間應是在2004年到2007年之前，雙方陣營將因相互不信、相互挑釁不斷的加溫，以至於形成大對峙的局面，那時當也是台灣非得更加深選邊站，同時趁機強力主張「台灣獨立自主」的時候。 美國在強化、確立「一超多強」的新世界秩序過程中，當不僅止於將邪惡軸心政權剷除，當也會協助已在「政治民主化、市場自由化」的道路上有所成就、精進的國家，使其在國際地位上有所進階。台灣是當前全世界、全亞洲最具條件的國家，布希早已發出「Republic of Taiwan」的訊號，台灣自己應知適時自我主張，否則他人也幫不了忙。 歷史有其必然與偶然。如果說1990年代是冷戰結束後，世界舊秩序（兩極對立）邁向新秩序（一超多強）的混沌階段，而2000年代是世界新秩序逐漸明朗化、確立化的階段：那麼李登輝執政的1990年代可說是台灣四百年來「外來政權」邁向「本土政權」的混沌階段，而2008年之前陳水扁主政的2000年代，將是台灣的本土政權金蟬脫殼，脫離「借殼上市」的過度階段，洗心革面以名符其實的「台灣國」之名，確立台灣政權本土化得以永續經營的收盤階段。 李登輝之所以在2004年大選之前，提出拿掉「中華民國」改用「台灣國」之主張，應是因為外在的客觀環境已朝「台灣歷史正確的一邊」持續加速靠近，台灣內部需要配合加溫，必須以終極的「台灣國」之訴求，才能救阿扁民進黨走中間路線的失策，挽回、喚醒大部份台灣人的心，以確保阿扁的本土政權得以連任。如此一來才能在島內有本土化政權強力主張台灣正名獨立自主，島外各國（特別是一超）也強力認同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一份子的適當時機下，達成台灣獨立建國的目標。 台灣能否搭上這班國際列車，2004年總統大選是關鍵。台灣本地人（佔人口85﹪）如果能因李登輝的呼喚而回神過來，阿扁也能認同不再作中間路線的夢，提出台灣正名獨立自主的決心與時間表（2007年之前），那麼本土政權將獲得確保，台灣正名獨立自主的目標，亦將因搭上這班國際列車而得以實現，否則如果是大中國意識者選上，那麼這班國際列車將無緣靠站揚長而去。 對於大中國意識者而言，台灣不是他們的母親、不是他們的祖國，他們的祖國是大一統的中國，因此他們不會也不知為台灣掌握先機，在國內、外主客觀環境成熟時，適時主張台灣正名獨立自主，讓台灣成為一個具國際地位、尊嚴的國家。2000年代是決定廿一世紀最關鍵的十年，台灣應好好思考這十年內應達到的目標，完成這一代人應盡的義務，否則做為廿一世紀的台灣人，將仍是悲哀。

邱乾順博士 親民黨立委高明見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薦出席WHO全球防煞會議，引起國人激憤，回國後竟毫無悔意，還硬拗指控外交部與衛生署陷害。高立委是醫界前輩，又自稱是個道地的台灣人，怎會不清楚自己的行為會傷害台灣的利益？每個國民應自努力維護本國的利益，台灣的利益是超越意識型態與黨派，更應超越個人名利。 去年12月「亞太地區實驗室分子分型監測網組織」籌組會議在夏威夷舉行，此監測網是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所推動，計劃透過國際合作監控重要細菌性疾病的流行。出席籌組會議的有主辦單位美國疾病管制中心、亞洲11個國家與中國香港地區、APEC與WHO的代表。行前我收到主辦單位的議程，竟指稱我為Chinese Taipei的代表，因此寫信向主辦單位抗議，告訴對方：「你們美國政府對我們的正式稱呼是Taiwan，貴國總統在四月的一次演講中也稱呼我們為Republic of Taiwan，請稱呼我為Taiwan 的代表」，同時附上布希總統四月那次演講的新聞報導文章。到了夏威夷會場，見到我的名牌上標示著Taiwan，負責會議的小姐也向我致歉，為了名稱問題讓我受到困擾而感到抱歉，開會前主席的致詞，也特別強調這個會議是純學術的活動，這裡沒有玩政治的空間，請讓政治離開會場。會議中途，主席也特地向我道歉，因為他請香港的甘醫師代為聯絡亞洲各國與排定議程，才會弄出名稱的問題。 但是問題還沒有結束，在推選「亞太地區實驗室分子分型監測網組織執委會」委員時，由香港的甘醫師擔任主席，馬來西亞的代表推薦台灣為執委，因為台灣在監測網的研發進展，再與會國家中名列前三名。當時我明確同意成為執委，但在決定執委名單時，甘醫師唱名時竟然跳過台灣，逕自提名中國，我提出抗議，甘醫師解釋因為中國是大國，所以應該在執委會內，我回以「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你們是同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為何佔兩席執委？」甘醫師臉露尷尬之色，支吾無詞，後來紐西蘭的代表打圓場，以增加一席執委解決爭端。中國人處處設法封殺台灣，我執意成為執委，意在防止他們又暗中做手腳，果不期然，收到的執委會會議記錄，香港的甘醫師又將Taiwan 改為Chinese Taipei。 高明見是醫界大老，作育英才無數，理應為學生之表率，為台灣爭取權益，但我們只看到高立委與所屬的親民黨不斷做球給對岸的中國，送給中國打壓台灣的藉口，犧牲台灣人民享受健康的權利，犯錯又不承認，遷拖他人，如此為人師表，實令人遺憾。

蕭家惠◎國立嘉義大學退休教授、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8月23日以總召集人的身分出席「511台灣正名運動」誓師大會時說：「我曾經是中華民國八、九屆的總統，現在要正名有相當意義存在，因為中華民國根本沒有存在，為何還要用中華民國的國名？陳水扁總統沒有辦法公開講，我已經退休，可以大聲說我們的國名是台灣。」 對於李登輝「中華民國根本沒有存在」的談話，國民黨主席連戰表示不予置評，但要求陳水扁總統對於「中華民國」是否存在的問體清楚表態；而中國新黨精神領袖許歷農、黨主席郁慕明等人則批評李登輝是「中華民國的叛徒」、「老番癲」、「露出台獨的真面目」。25日民進黨文宣部副主任鄭文燦說：「前總統李登輝日前說中華民國不存在，是李登輝主政十二年的深刻反省，也是對台灣外交處境的描述，導因於泛藍「一中」的主張及中共「一中原則」的框架所致，就是因為泛藍及中共的「一中堅持」，才會造成中華民國不存在。中華民國存不存在？要問泛藍和中共。」 以泛藍媒體與政客一貫辱罵台灣人總統的風格，一聞李登輝「中華民國根本沒有存在」的談話，會激憤到抓狂地步，我們可以理解；至於鄭文燦說：「中華民國存不存在？要問泛藍和中共。」則有多此一問之嫌。因為凡有些許政治常識的人都可以脫口作答。且容筆者略述如下： (1)第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中國即爆發國共政權大鬥爭，蔣介石集團潰敗逃竄來台，蔣介石在復行視事前夕（1950年3月13日）於台北市陽明山莊演講〈復職的目的與使命〉，他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 (1949) 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參閱《總統蔣公思想言論集：演講》第23卷第129頁）泛藍尊為「民族救星」、「偉大的領袖」，曾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到第五總統的蔣介石，公開宣告「中華民國…，已滅亡了」。今天（五十三年後）前總統李登輝「中華民國根本沒有存在」的談話，不過是複述先總統蔣介石的言論，也是歷史事實的陳述而已，泛藍、統派的媒體與政客實毋庸抓狂若斯！ (2)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這一決議案宣判了中華民國事實上已從國際社會消失。 (3)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明確表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按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政權遷台，中華民國應已自國內滅亡。唯遷台後的國民黨政權仍以中國正統自居，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主張一個中國即中華民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民黨政權與共產黨政權之主張，表相固然相同，但事實上卻迥然有異。現今「一個中國」以及「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國際普遍公認的事實；而泛藍媒體與政客所維護的「中華民國」國號，其合法性及正當性實在有問題。甚至於讓台灣在國際社會經常遭受挫折、屈辱、被糟蹋、被擠壓、沒國格、沒尊嚴。 如今台灣這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已經不受外來政權統治，這是一個事實，國號沿用「借台灣之身，還中國之魂」的「中華民國」（阮銘先生語），對台灣而言，實有名實不副等瑕疵；也有台灣有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中國」名分之嫌，且在國際社會將無活動空間，實應儘速正名為台灣，俾可以早日跨上國際舞台。 最後且容筆者贅言一句：中國新黨諸政客如因李登輝說「中華民國根本沒有存在」，而辱罵為「中華民國的叛徒」，則豈不是等同辱罵了你們的「民族救星」、「偉大的領袖」之蔣介石？！

連根藤◎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一、「改國名」的意義 很多人不經熟考就說「快改國名，將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國」，會說這種話的人，都是未思考「改名」的意義。改名不論是個人、公司、或國家改名，改名前後，必須是同一個人、同一公司、或同一國家，且改名前的權利義務、借貸關係、契約、條約等等，改名後都需要全部繼承。個人和公司改名時，必須委託代書向政府辦理所有權利書的名義變更。一個國家改國名時，例如日本戰後由「大日本帝國」改國名為「日本國」，兩者的人民、領土、條約關係等，都是全盤轉移，由日本國繼承大日本帝國的一切。至於如中華民國的蔣介石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以後，被改名為「中華台北」、「台澎金馬經濟體」參與國際組織，都是喪失國家地位的準國名。李登輝總統時代還為它取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外號則不屬改名。但是無論怎麼改都離不開「中華民國」固有的關係和命運。 要將改國名適用於台灣的人應先探討「中華民國」與「台灣國」是不是「同一國家」或幾何學上所說的「全等」。兩者雖然有一小部份相同，但是嚴格來講，領土和人民並不同，台灣在戰前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戰後也未依憲法變成中華民國領土。且中華民國的領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疊而延續內戰，殃及台灣國；何況台灣人和中國人的認同也完全不一樣。由此可知「 中華民國」和台灣國不是「全等」，因此所謂「改國名」就不能適用了。但是硬要適用「改國名」的人，必須先要求在聯合國被剝奪中華民國代表權的「中華民國」放棄中國領土，並透過「修憲」將台灣的領土主權納入「中華民國憲法」後，才能再透過「修憲」將「中華民國」改國名為「台灣國」。然而這樣做只能提供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統一台灣的根據而已。由此可知台灣國不能由「改國名」而來，必須由主權獨立、事實上和法制上已經存在的台灣國，直接制憲，「取名」或「定名」為台灣國才對。 二、「中華民國」不能繼承 1945年9月2日麥克阿瑟聯軍統帥發表『一般命令第一號』，命令中華民國來台接受在台日本軍的投降，中華民國負有扶持台灣建立台灣國的任務。也就是台灣類似戰後的日本與韓國被美軍佔領，待社會秩序恢復以後，從聯合國獨立一樣，也應從聯合國獨立。不幸的是1949年中華民國流亡來台，未能力行聯合國要讓日本所有殖民地獨立的使命，一直拖到現在。 幸或不幸，1971年蔣介石政權在聯合國喪失代表中華民國的權利，中華民國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可是蔣政權依然冒用「中華民國」名稱，靠戒嚴令繼續統治台灣。喪失中華民國地位的蔣政權「中華民國」相繼被各國斷交，成為國際孤兒。由此可知「中華民國」亡國，只剩下一個流亡政府，被正牌的中華民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文攻武嚇，迫「中華民國」接受統一。在此情況下，不過是被當做「中華民國」人質的台灣人民如果想繼承「中華民國」，即是同意隨「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不繼承，就應與「中華民國」劃清界線走自己的台灣路。「中華民國」像是一個破產的公司，把「中華民國」改名為「台灣國」不但受憲法條文限制而行不通，還必須繼承它的債務，替它還債和接受與中國統一，因此「中華民國」是不能繼承的。 三、台灣人血統和台灣國法源 李陳兩代政權開啟台灣人以台灣史觀研究台灣史之門。台灣被豐臣秀吉時代的日本稱為「高山國」，也被明史稱為「雞籠國」，這雖然只是名稱而已，但是存在的意義很大。有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民族學上，今日的「平均的台灣人」的基因，有90﹪以上是得自高山國時代的原住民的遺傳。這有證明台灣是台灣人從祖先獲得的遺產；系譜上，台灣國是繼承高山國的新國家。台灣人只要把握這些遺傳上和繼承權上的重點，就可以堂堂正正在祖先的土地上，建立台灣國。 至於「中華民國」和極少數不願認同台灣國的統派中國人，台灣國政府應該維護他們作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和「流亡政府國民」的權利，就像西藏流亡政府和其國民流亡在印度，也有他們的外交空間一樣，台灣政府或可用國民的稅金補助流亡政府的部份經費。還有金門和馬祖問題，必須由台灣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討論包括建交的各項和平交涉時，依金馬人民的希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接受的條件下解決。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台灣國獨立的法源是二次大戰後從舊日本分離獨立的結果而產生的新國家，已經獨立且已獲得美國『台灣關係法』的承認，接下來就是如何認領台灣國和建制而已。台灣人民的國家「取名」台灣國走台灣路已是國際社會心裡有數的展望，沒有任何國家有權利干涉。台灣國民只管奉獻給台灣國就是了。 　

唯有透過修、制憲或公投修改國號才算完成建立新國家程序 林朝億◎《台灣日報》記者 在國際法法理上，台灣到底算不算一個主權國家？專研國際法的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昨天表示，雖然1996年台灣人民已透過總統選舉等主權行使方式，完成了政權本土化工作，但這只是國內政治意義；如果要在國際政治上具有意義，還必須透過修憲、制憲或是公民投票等程序，向國際社會宣示成立新國家的主權意志。 就國號而言，黃昭堂說，要將「中華民國」的英文名字「Republic of China」改成「Taiwan」，非常簡單，只要政府直接向外宣示即可，連修憲或送立法院程序都可以免。因為，這個英文的國名的變更，本就沒有任何法律的規範。不過，關於漢文的國號「中華民國」，則必須透過修、制憲或是公投手段加以變更。 他說，其實國際社會上的英譯國名，與其本國正式國號並無一定要一致的規定。以日本為例，她的正式國名是「日本國」，但是在參與國際事務或是加入聯合國的英文國號卻僅有Japan一詞而已；而俄羅斯的正式國名是「Confederation of Independence States」，但是在聯合國的名稱卻是「Russia」。 針對李前總統所說的「中華民國已經消失」的說法，黃昭堂說，其實應可就幾個面向分析。首先，就台灣的主權是否屬於中華民國而言，根據舊金山和約的簽訂過程及內容，在日本宣示放棄台灣主權時，不僅並未提及其歸屬一事，連中華民國也不被允許參與。而隨後的中日和約，雖然中華民國與日本終止戰爭狀態，但是對於台灣主權問題，雙方也未曾達成協議。 黃昭堂說，也就是說，不管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所簽的和約，終止了對於之前中日和約的承諾；基本上，從舊金山和約起，在國際法上，台灣已經成為「無主之地」。不過，由於當時台灣的人口已有一千萬人左右的規模，要說這是「無主之地」，也太勉強，所以應該根據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將台灣的主權認定歸屬於台灣人民所有。 黃昭堂說，直到1996年台灣人民透過總統選舉的方式行使主權後，中華民國在台灣才從外來政權轉成本土政權。但是，對於國際社會而言，台灣人民還是未曾透過主權行使方式，向國際社會表達願意成為一分子的意願。加上，全球只有27個人口加起來僅1﹪的國家承認中華民國；因此，他認為，唯有透過修憲、制憲或是公民投票修改國號、建立新國家方式才算完成程序。 ＊本文原載於《台灣日報》，2003年8月25日第二版。

一、日治時代台灣人的national identity（國家認同、民族認同） 清治時代最後的階段，台灣讀書人有「台民」認識的萌芽，而「台灣人意識」的誕生可以說是始於日治時代。 台灣人意識成立的背景： 1、一八九五年的抗日運動，志士轉戰台灣各地，增加住民間的交流。 2、日本人與台灣人各種不同的特質明顯，較易建立台灣人的自我意識。 3、進入二十世紀，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經濟建設的進展增加台灣住民的交流。 4、日本話提供語言不同族群溝通的工具，台灣各族群互通的機會增加，提供相互間的理解與共識。 日治時代的中期，雖有台灣民族主義的誕生，也有台灣獨立建國的聲音出來，但是這種聲音、這種主張都是在海外，而且聲音太小，又因日本當局的干擾，無法傳入台灣、在台灣生根。 二、台灣人的孤獨，導致列強的愚弄 台灣住民在經過台灣總督府五十年的日本民族意識教育，有不少台灣人融入日本民族意識裡。但台灣人意識仍為主流，其中有些人參雜著中國人意識。 自滿洲事變日本侵入中國以後，經過中日戰爭以至太平洋戰爭，台灣人對於局勢的反映多樣， 但就整體而言，台灣人似是置身於局外，卻又因統治者為日本，台灣人實際上站在日本帝國這一邊協助日本作戰。台灣人赴中國人士，有的協助日方的滿洲國政府、 冀東政府、汪精衛政府；反日人士則加入中共陣營或國民黨陣營。 台灣人在國際上毫無活動的舞台，又台灣人缺乏「台灣人的總目標」，對國際社會從來沒有任何訴求，國際社會只好認定台灣人是在日本這一陣營，正如台灣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一樣。 美國為了鼓勵蔣介石抗日意志，決定戰後要將台灣「歸還」中華民國。當然沒有徵求台灣人的意見。 三、台灣人意識的高揚與中挫 第二次大戰前的台灣人意識顯然未達到台灣民族意識的境界，台灣人意識與日本民族意識雖有明顯的區隔，與中國民族意識卻不甚區隔。因此國民黨軍進駐台灣時，有不少台灣人「壺漿簞食表歡迎」。台灣人意識頓然被融入中國民族意識。 不久之後，陳儀行政公署的失政，貪官污吏，來台中國人種種奇妙的作為使台灣人失望，遂有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國民黨政府鎮壓二二八的過程，殘酷的報復行動，更使台灣人覺悟「中國人非吾族」，台灣人意識高漲，摒棄中國民族意識。 蔣介石進駐台灣以後，採取徹底的高壓政策，極力推行中國民族意識，經過數十年對台灣人意識的折磨，「中國民族意識」又如日治時代的「日本民族意識」一樣，蠶食了台灣人的意識。 四、歷史的教訓 「沒有自救精神的民族，他人絕對不會加以支持」這是萬世不變的道理。台灣人不要老是怨嘆命運，怨嘆外來統治者，怨嘆世界孤立台灣。台灣人應該重振台灣人意識。為與中國民族區隔，應將台灣人意識提升到台灣民族意識（Taiwan nationalism台灣那想那利斯文）。

一九七六年雙十節，台灣省主席謝東閔被郵包炸傷左手，這件震撼國民黨黨政高層的郵包爆炸案，專案人員根據在郵包上採到的指紋，逐一清查核對全台灣已服役男子的資料，於同年十二月初，查出該案係在美經商的台獨聯盟秘密盟員王幸男返台所為。王幸男郵包炸彈案可說是繼「四二四」刺蔣的槍聲之後，表達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反抗與不滿。

林建良／正名運動聯盟日本總指揮 只要一踏出國門、台灣人馬上會感受到兩件事情。一件是原來自己不是中國人、一件 是「中華民國」原來是只一個虛構的國家。 從小到大我們被教育為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到了國外我們卻発現正牌的 中國人一點都不「堂堂正正」、他們惡形惡像、狂傲自大、満腦子功利思想。而最令台 灣人受不了的是、他們口口聲聲説著「我們都是中國人」、一幅四海皆兄弟的假面具掛 在臉上、然而一提到台灣他們幾乎没有例外地咆哮「台灣是中國的」、男性中國人多数 還會加上一句「不統一就打」。台灣人往往在那一瞬間才醒悟自己原來不是中國人而是 台灣人、也在那時才開始知道原來中國的領土野心是如此地強烈、中國人是如此鴨霸而 野蠻、而最重要的是知道中國人與台灣人完全地不一様。 在國外生活久了之後就更會知道、没有人把台灣人與中國人當成是一個國家的人。在 海外的台灣人多数友善、守法、親切、而中國人把自己及家族以外的人都看成肥羊。在 日本的中國人一有便宜就貪、而且完全没有法治的概念、只要不被抓到什麼事都敢做、 中國人在日本犯罪、回到中國被當成「抗日英雄」到處誇耀、一點罪惡感都没有。在日 本東京新宿的警察局、曾向當地的居民発出「看到中國人請向警察局通報」的通知、因 為新宿地區的中國人犯罪多得数不清。其實除了新宿之外、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犯罪率 馬上急速昇高、環境衛生馬上惡化。全日本的外國人犯罪絶大多数由中國人犯下、日本 政府為此多番向中國政府交渉、要求中國配合打撃在日中國人的犯罪、然而中國政府只 對日本随便敷衍兩下、暗中甚至鼓勵中國人在日本犯罪。這點中國人對台灣的禍害也相 當類似。 正因為如此、到國外之後台灣人很不願意被視為中國人、我們會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中 強調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只是很遺憾的是台灣的政府卻仍然教育台灣人是中國 人、把居住在海外的台灣人稱之為「華僑」（Oversea-Chinese）、也就是「海外中國 人」。我們的教科書的「本國史」寫的是「中國歷史」、「本國地理」教的是「中國地 理」、而所謂「國文」也是清一色的「中國文學」。台灣的教育徹頭徹尾地要把台灣人 教育成是中國人、這種把本國國民教育成是敵國國民的國家、全世界只有台灣而已。當 然只要稍知歷史的人就會知道這不過是戰後蔣介石要把台灣當成中國殖民地而施行的殖 民地式奴化教育、這種教育要徹底地抹殺掉台灣文化的主体性也抹殺了台灣人意識。以 征服者的姿態君臨台灣的蔣介石以此奴化教育來強調中國人族群的優越性、也明顕地將 二等公民的卑下意識植入台灣人的腦海之中。這些使得温馴的台灣人在戰後不敢為自己 争取當家做主的權利、在種種不公不義的社會制度下也只有認命忍受。當時台灣人最卑 微的抵抗只不過是教自己的孩子好好念書、將來留學到國外去、而且最好是取得國外的 居留權成他國的國籍、不要再回到台灣來。天下大概只有台灣這個奇怪的國家以抛棄自 己國家栄、只有這個國家的父母親們鼓勵自己的兒女放棄祖國當外國人、還因此而覺得 驕傲。而這也正是身為台灣人最大的悲哀。 台灣社會變形而歪曲的現象在蔣介石・蔣経國父子死後、因李登輝先生推動民主化及 本土化的政策、而有著相當程度的改善。但也由於李登輝政權仍然擺脫不了其中國國民 党政權的背景、因此也無法從根將虛幻的中國人教育改為真實的台灣人教育。李登輝政 權雖多次修憲、但始終無法脫離「中華民國」的架構。而「中華民國」是個不受國際社 會承認的虛構國家、這個虛構的神話卻似亡靈一般、讓台灣人民擺脫不了「一個中國」 的糾纏。 2000年的總統大選、台灣人終於以自己的選票將「台灣之子」陳水扁送進了總統府、 讓真正的本土派政權誕生。然而很可惜的是陳水扁政權有的只是本土政權的名、卻没有 本土政權的實。陳水扁政權成了一個延續「中華民國」的政權、因此他言必稱自己代表 「中華民國」政府。包括陳水扁的民進党人士對台灣現状的基本認識是「台灣是一個主 權独立的國家、名字叫做中華民國」。民進党在取得政權之後本身卻陷入中華民國的陷 穽、同時也因此被「一個中國」的亡靈超套住。 我們只要看看政府所発行的地圖就知道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台灣目前的國名叫 「中華民國」的説法一點也行不通。現在台灣政府所発行的「中華民國全圖」已將外蒙 古去掉、卻反而變成一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圖」的領域完全一模一様的地圖。在這 幅地圖代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台灣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三而己。這個地圖説明了什 麼？説明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独立的國家、台灣的國名也不叫「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是一個百分之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重複的國家、也就是在一個完全相同的領土範 囲内、有兩個名字不同的國家存在。其中一個有効統治著十二億的人民及百分之九十七 的領土、並且受國際社會所承認、而一個則統治著二千三百萬人及百分之三的領土、實 […]

2001年9月11日清晨8點45分，一架飛機撞向紐約世貿中心（N.Y. World Trade Center）。當時沒有人知道，這起事故是故意造成的，或是屬於一種意外。但，紐約市長Juliani的助理卻告訴他，這可能是一架誤闖禁區的小型飛機所造成的！當天天氣非常清朗，Juliani一行人吃完早點，走在第五大道時，他突然想到，這麼好的天氣，一架飛機竟會撞上世貿中心的大樓，這可不是意外吧？！ 由於過去的工作經驗累積的習慣，Juliani對一件意外發生的現場，都要親身去看個究竟，了解實情。因此他要司機向世貿中心的方向開去。在車上，他要助理與警察局長，消防局長及危機處理主委等聯絡。同時也設法聯繫上州長及白宮，但是通訊卻發生困難。 市長車隊走到Canal Street時，第二架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的另一棟大樓，此時一切通訊都無法連線。好不容易同白宮的助理聯絡，當他們告知，五角大廈也被飛機撞上時，通訊即告中斷。情況很明顯，這一事件，確定是恐怖份子所為的了。 Juliani率所屬趕到事故發生現場附近，並設立指揮中心，處理一切可處理的內外事務，而當時，世貿中心大樓已有許多人耐不住炎熱而往下跳。警察，消防人員更到世貿中心現場協助疏散在世貿中心及附近的人員。約早上10點過後不久，世貿中心的一棟大樓倒塌了。Juliani及其隨行人員奔逃到Church Street建立另一處指揮中心。但消防局長，第一副局長，隊長及隨團神父等人則殉難了。此時情況混沌不明，紐約對外的管道完全停頓，曼哈坦南區極為混亂，所有進入紐約的通道及橋樑全被封鎖，學校停課，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市民人心惶恐，人們完全不知所措。這個時候，只有Juliani透過記者的連線向市民廣播，他說，這是恐怖攻擊，已有很多人傷亡，而且人數不斷地增加中，他已與州長及白宮聯絡，希望市民保持冷靜，照常過日子，並做好儘量協助救助傷亡的準備。最後他說： 「紐約必將重生，我們會渡過難關，但卻必須經過苦難沈痛的階段。我們目前仍無法感受到未來幾天內 ，發現自己失去所愛的人時，將是何等的創痛。但對我們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須團結一致，重建紐約，合力度過難關，並且更加勇敢地面對未來。」 事件發生期間，紐約市及全國人民聽不到州長及總統的聲音，但卻聽到Juliani的這番沈著冷靜的談話。一向不欣賞Juliani的記者們，在發生事故的倉惶中，發現Juliani是在處理事故的這些人中，最為沈著冷靜的一位，處變不驚，保持著井然有序的思路。在受打擊而導致的失落心情與必須勇敢帶領城市走出大浩劫的使命之間痛苦掙扎，努力取得平衡。在處處混亂，人們不知如何應變的情況，Juliani的作為及那番談話，完整地表現出做為一個領袖的風範。 幾乎所有領袖人物的養成，都深刻地受到他們仰慕的對象所影響。慣常地，這些人（領袖人物）或透過描述所仰慕對象的典籍，或經由研究仰慕對象的成長過程，而導致對自身的啟發，有些更由此而取得遵循的心得。我們幾乎可以確切地說，領導者的產生是無法天生的，他們須經由學習，教導及由實際經驗累積的成長而來。 例如善於運用鼓舞民心的演說啟發美國人的向心力的羅斯福總統，令人生出「跟著他準沒錯」的感受；棒球明星Jeo Dimaggio，透過他在棒球場的表現的身體力行，樹立典範而令人仰慕；邱吉爾與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們的精緻演說及超乎常人的勇氣，取得人們對他們的信任及景仰；雷根總統經由他的勇毅，堅持與說話一貫的性格及作風，令美國人尊敬。人們就是因為相信類如上舉這些人的言行舉止而心甘情願地跟隨他們，向所指的方向前進！ Juliani除了欣賞及學習上舉的這些之外，他更在雷根政府的司法部做過事，親身經歷雷根對緊急事故處理時的冷靜及勇毅。而他最為感佩的，首推他的第一位上司主管，Judge Lloyd MacMaham，經常地提醒他“Don’t assume a Damn Thing！” 這個信條，Juliani終生奉行不違。此外，雷根時期的司法部長 William F. Smith，Juliani的檢查官同事，雙親及當警察和消防員的五位叔叔等，從小的動作到大的決定，都對他影響深遠。 Juliani就在受過這些人的熏陶下，當過檢察官，律師及市長，這個漫長的人生經驗，使他歸納出，要做為一個領導人最好要有的那些要件： ● 能聚集一群有能力的人在你身邊。（Surround Yourself with Great people） ● 這不是單打獨鬥的世界，必須有一組人互相配合，聯合行動才能成事。這就如Rockfeller所常說的，“沒有將軍們的通力合作，拿破崙怎能成就其豐功偉業！” ● 每一崗位請最適合的人，就算此人在選舉時幫我又何妨？！因為這些人相信我的做法及政見，也會為我的政見去做事。 ● 團隊中正因為各有能力，才會有內部不合與衝突；沒能力的人只會奉承，當然沒有內部不合及衝突發生了。重點是，領導者要有能力知道成員每人的強弱點而去處理這些問題。 ● 團隊成員中互相學習，（他以N.Y. Yankee 的George Steinbrenner及教練Jeo Torre為例。）Steinbrenner從球隊如何才能取得總冠軍的立場出發，到處收編能力強的球員交給總教練Jeo Torre去調度，總教練就依各球員的能力，優缺點分析開始，每場依情況調派球員入場比賽。他們兩人合作的結果，使洋基球隊於十年中取得五次的總冠軍。 ● 信賴與勤於溝通。（Have beliefs and Communicate them） ● 領導者是被本身的想法所領導的。他總是冒著若沒有做到會被譏為失敗者，或努力做到了，但中間可能會得罪不少人，而得個不得人緣的風險，而去公開明確地表達他的想法做法。 […]

前總統李登輝在近著「武士道解題」（日本小學館出版社）的起頭，說起少年時代通過讀書與東西洋的文學哲理接觸，是形成他志氣的源流。書中可以看到他讀萬卷書籍的痕跡，精讀新戶邊稻造「武士道」一書的專心。建立讀書文化對培養富裕的心靈、高貴氣質的人格是多麼地重要。 然而，常常聽年輕的父母說，現在的孩子都不讀書。老師們也嘆息說，除了教科書顧不得學生讀不讀課外書。這不只是台灣的問題，日本、美國的父母與老師也都同樣擔心。甚至在英國，有一些新入學的小學生不知道Book（書）是什麼而震驚了大人。不過，大人們馬上採取應變行動；英國的工業都市伯明罕市在1992年開始「Book Start」，和你的寶寶分享讀書的運動。 新生兒出生後，過兩三個月會回去醫院做寶寶健康檢查。這時，市教育基金會派人手交兩本繪畫本給媽媽和寶寶，當場有志工翻書頁給寶寶看、讀給寶寶聽。小寶寶會眼睛看繪畫，揮動雙手表示訝異與高興。志工教導媽媽回家後，用自己的話語讀繪畫本給寶寶聽。因為小寶寶慢慢地會有明顯的反應，讀書給新生兒聽的年輕媽媽越來越多。英國有92﹪的自治團體開始參與「Book Start」的運動。日本也在二千年的「兒童讀書年」，派遣視察團到英國，不多久也開始推動。現在已經有三百個市鎮鄉村用這具體的方法，落實「兒童讀書年」，幫忙年輕父母與孩子共享讀書的快樂時刻。他們認為教育兒童是社會共同的責任。 伯明罕大學教育學系研究室追蹤調查，參加「Book Start」家庭的三歲幼兒的情形。報告顯示參加的幼兒，會伸手想要翻開書頁、頻繁地問故事的結尾、從小體會讀書的樂趣，並且產生父母與孩子重視讀書的時間、親子間對話的溝通順暢、孩子想要書本做生日禮物和常常一起出入圖書館等正面的效果。不僅於此，入小學時接受的基礎考驗成績，在言語與思考能力上比沒有參加的兒童，有明顯的進展。 人從出生到三歲是模仿的時期，如吸水紙吸墨水般地吸收身邊人的聲音、表情、動作和想法。母親抱嬰兒在胸前餵奶輕聲講話，他長大講話就是輕聲細語；孩子身邊的父親若粗語、常發脾氣，他會長成粗暴的大人。1920年，在印度發現被豺狼帶大到六、七歲的女孩，雖然經過宣教師夫婦細心的教導，給她名字、教她語言、讓她坐在桌前吃飯。但是過了三年，她只學會點頭與搖頭表示「要」與「不要」，對玩具不感興趣而熱中於追趕雞、鳥。直到十七、八歲，死的時候還是不能完全恢復人性。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實。也就是說，從出生到三歲的歲月對兒童與父母的關係是多麼地珍貴。 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蕊回憶，推動「總動員讀書給幼兒聽的運動」，是她在白宮時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參與「Book Start」的父母用疼惜的話語讀書給嬰兒聽，不只增加知識，培養豐富的感性與想像力，最重要的是能讓兒童在那麼小的時候，接觸到語言與文字合成的「書」的文化，讓「書」長久陪伴他們走人生的路程。我相信這是能送給小孩最好的禮物了。

林健次◎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 資本主義學者認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在資本主義制度裡，個人與群體的利益、如國家的利益，是和諧的。不過，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實際運作裡，個人與群體利益的衝突難免，尤其是「外部性」存在的時候。所以，世界各國在發展其個別的「混合式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各國政府與政黨也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經濟政策去規範或干預市場，以矯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個人利益與群體尤其是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包括個人利益與國家安全利益的衝突。 一、國家安全的意義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個人與群體利益的關係之中，最特別的是經濟活動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國家安全可以定義為「民主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穩定運作、免於中斷的危險與威脅」。民主的政治、經濟、社會穩定運作的威脅可能來自國家內部，也可能來自國家外部。 （一）內部的經濟安全 就來自國家內部的威脅而言，因為經濟活動或因為政府經濟政策不當，而產生的可能原因很多。其中最明顯的包括：(1) 財富、所得分配不均或貧窮階級的大量存在，(2) 金權政治與經濟倫理的淪落，(3) 勞工與資本家互信的缺乏與關係的惡劣，(4) 殘缺不足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體系，(5) 經濟活動造成惡劣的環境品質，(6) 社經資源分配不當而產生的公共衛生體系問題，(7)政府財政紀律淪喪，以及(8) 脆弱的金融監理制度等等。 以上這些原因有的會造成階級間的、社區間的、族群間的暴力衝突；有的會因為政治、經濟、社會體制負荷過重而停擺；有的則會因為問題的骨牌效應或傳染性而演變成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局部或全面癱瘓。 （二）外部的經濟安全 由國際經濟關係而產生的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基本上來自對於國際經濟或對於特定國家的過度「依賴」。所謂「依賴」，就是國外的經濟活動對該國整體經濟的重要性。依賴的概念來自於相對的大小。以貿易關係為例。假如有大小兩國，它們之間的貿易量佔大國貿易量的百分之一，但確占小國貿易量的百分之九十。這在小國而言就是依賴；因為小國的貿易量百分九十必須仰賴大國及其政策的變化。可是同樣的貿易量對大國而言就是「宰制」；因為小國對大國的貿易量幾乎沒有影響力，可是大國貿易活動及政策卻能左右小國百分之九十的貿易量。因此，屏除或遠離「依賴」是獲得經濟安全的必要步驟。 二、國際經濟關係與國家安全 國際之間的經濟關係主要可以分成： (1) 貿易關係，(2) 投資關係，(3) 金融關係，(4) 運輸及交通關係，以及(5) 包括勞動在內的移民關係。 即使沒有考慮外國政府的政策轉變，外國的經濟活動與演變隨時可以透過以上的五種關係而影響一個國家的安全。以貿易為例，貿易對手國國民所得的減少可能影響我國的出口，更進一步影響我國的經濟成長、所得分配，連帶著影響本國的勞資關係，並對我國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體系產生壓力。即使只是單純的國外向我國進口金額的自然演變，都可以有以上的國家安全意涵。因此，假如貿易對手國覺得有必要，它當然可以透過其貿易政策的改變，大幅減少其進口量、進而影響我國的國家安全。事實上，假如貿易對手國意圖影響我國的經濟或政治決策，它也可用它的進口政策為工具，以威脅、逼迫我國遵從其政治或經濟政策方向。這是以經濟政策為工具替代過去以武力為工具的典型例子。 （一）國際經濟安全考量的十個面向 我國的出口只是國際經濟中貿易關係的一面而已。外國也可以其出口政策影響我國的進口並進而影響我國的安全。它可以用補貼、傾銷其產品到我國，影響我國產業的發展與生存。它也可以限制其重要原料、機器設備、半成品、戰略性物資到我國，造成我國安全的威脅。國際貿易關係有「外向的」（出口）與「內向的」（進口）。其他的四種國際經濟關係：國際投資關係、國際金融關係、國際運輸及交通關係、國際勞動與移民關係也有外向與內向之分，也都各有其國家安全意涵。它們影響我國安全的方式、幅度、途徑、速度不盡相同，但都跟貿易一樣，可以作對我國安全影響的分析。 （二）國際經濟安全的目標 由於經濟活動有來自本國內部與外部的安全威脅，所以經濟政策的制定除了要追求一般經濟政策所要達到的(1) 經濟與國民所得的成長、(2) 所得分配的平均、(3) 就業的充分與(4) 物價的穩定的目標以外，還要避免國家安全的風險，甚至進一步強化國家安全的力量。經濟政策上強化國家安全的努力方向，在國內政策上就是要使我國遠離政、社、經體制運作中斷或癱瘓的邊緣或臨界點。在國際經濟政策上，則必須盡量做到兩點：(1) 追求國際經濟關係的分散，以降低對特定國家的依賴程度、(2) 國際經濟關係「防火牆」及「緩衝區」的設立；這一來可以減少外國經濟情勢或政策發展對我國不利時的衝擊，二來可以爭取更多的時間，讓國內有足夠的時間啟動因應措施以度過難關。 三、中國文攻武嚇下的台灣經濟與國家安全 （一）全球化與經濟安全 1990年代以後，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趨勢已經成為世界的主流。這種趨勢對台灣的經濟與安全是挑戰也是機會。 WTO的「國民待遇原則」和「服務業的貿易規範」已逐漸模糊商品與服務的差異、國家對外與對內政策的差異也逐漸模糊。以WTO的大原則與方向而言，國際間資本的流動與其可以投入的產業將越來越自由，而受薪階級則除了服務資本的專業人才以外，仍將被限制在本國內等待資本的移入帶來工作機會。因此，全球化對於台灣這樣的經濟體至少帶來以下兩種威脅： 1. 國內外經濟的關聯性與連動速度大幅升高﹔國外因素對經濟與安全的威脅速度加快、預警時間縮短。 2. 所有的政策、包括非經濟政策在內、所能解決的問題與所能產生的效果，越來越小。 第一種威脅來自於各國的貿易關係、投資關係、金融關係、運輸及交通關係、勞動與移民關係連動速度快速上升。東南亞金融危機是最明顯的例證。第二種威脅則來自於資本流動自由化所造成的各國政府間的招商競賽。由於跨國公司、包括台灣的跨國公司、可以選擇低租稅成本、低薪資、低勞工福利成本、低環保成本的國家去投資，這使得政府在制定在租稅、勞工政策、福利政策、環保政策所能做的越來越有限。租稅政策、財政收入受限的結果，所有需要大量資源的政策、像國防軍事政策，也跟著受到限制。 由於貿易立國的特性與人民的開創精神，全球化的過程中，當然能帶給台灣新的機會。全球化使全球的市場擴大，對外銷導向的台灣經濟當然有利。台灣的資本雖不如歐美豐沛，但如能以台灣為中心作全球的運籌，並杜絕資本報酬租稅的逃漏，台灣整體經濟均將獲益。 （二）台灣特殊的經濟安全挑戰 以上台灣整體經濟均將獲益結論，是建立在世界各國均能完全自由交易、不受威脅的假設之上的。資本主義是全球化利益的理論基礎。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經濟體（或國家）自由組合的假設下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和諧的結論是建立在世界和平的基礎上的。唯有免於武力與武力的威脅，才有所謂雙方完全自由的交易。因此，假如一個國家或經濟體試圖利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方式來解決雙邊的問題，則國家介入、干擾市場，交易自由的對稱性與對等性受到挑戰，那麼參與交易者個人的利益與其所屬國家的利益，就可能產生相當大的歧異了。這是台灣面對全球化，有別於他國的特殊挑戰。 台灣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除了必須面對一般國家必須面對的經濟安全挑戰以外，台灣還必須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野心。中國除了不放棄用武力以達到其兼併的目的以外，中國也比其他國家更可能運用經濟工具、威脅台灣的安全以逼使台灣就範。中國的領導人非常了解這一點，所以有所謂「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政策。在這個政策之下，中國意圖透過對台商的威迫利誘，以逼使台商對台灣政府施壓，壓迫台灣政府採取中國屬意的政策，甚至接受一國兩制的投降條件。因此，全球化對台灣的挑戰特別嚴峻。 台灣所面對的情勢的嚴峻可以從近年台灣的對外貿易與投資看出來。下表顯示：台灣對中國（含香港）的出口占台灣總出口的比例，從1990年的12.73﹪快速增加到2002年的31.24﹪，成為我國出口的最大進口國。同一時期從中國進口的比重，則從3.27﹪增加到8.06﹪。但是台灣在中國進出口中的比重則遠低於這個數字。這意味著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大，而台灣對中國的影響力小。台、中貿易的發展增加了中國對付台灣的籌碼。 表：對中國貿易占我國總進出口比重變化表 年度 1990 1995 2000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