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政策不需要芬蘭化
在美國決策菁英中極具影響力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今年1月／2月的期刊發表一篇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季禮（Bruce Gilley）的文章〈不是那麼險惡的台海情勢：台灣的芬蘭化對美國安全的好處〉（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內容指出台灣正快速「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對北京採取扈從政策，以便換取自身的發展和生存。文中建議美國應該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外交事務」期刊是美國歷任總統候選人發表外交政策藍圖，以及當紅政學界菁英辯論國是的重要論壇。季禮的這篇文章雖然還不是美國的主流看法，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訊。 根據季禮的觀察，自從2005年以來，台灣與中國開始進入更緊密的政經關係，而主張和解政策的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之後，更加速這種緊密關係的進程。這是自從1979年美、台斷交並與中國建交之後，這種台、中之間關係升溫的情勢，造成台海局勢的最大挑戰。季禮指出： 目前雙方關係的解凍，在許多方面都符合台北的利益，但也讓北京能夠對台灣具有更大影響力。由於台灣內部已經形成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共識，這種關係解凍的情勢也對美國深沉的模糊政策造成疑慮，原本美國的政策是要兼顧台灣的利益（使其保有自治權）以及美國本身的利益（防範擴張主義的中國）。如今華盛頓面臨一個很嚴厲的抉擇：繼續在軍事上追求現實主義的方法 ─ 利用台灣來制衡中國崛起的力量 ─ 或是遵循自由派思維的替代方案，藉由台灣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來促進長期的和平。 對於美國如何面對台海變局的挑戰，季禮提出的自由派方案，就是美國應該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他也認為，台灣的芬蘭化有利於美國安全。 馬英九的「二度和解」將台灣推向「芬蘭化」 季禮在文中指出，1949年之後，在台灣的蔣介石與和在中國大陸的毛澤東各自成為分離的政治實體，彼此敵對大約三十年。但兩人在1970年中期相繼去世之後，北京開始關注國內的經濟發展，後來北京停止砲擊台灣的金馬外島，並歡迎台灣「同胞」到大陸旅遊、投資及探親。另一方面，在1988年開始主政的李登輝總統也認可開啟這種交流，雙方的海峽交流協會於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首度直接會談，展開雙方的「首度和解」。然而當美國核發簽證給李登輝來訪問康乃爾大學時，這個「首度和解」在1995年就遽然中斷。隨後歷經1995年和1996年中國對台海發射飛彈、華盛頓派遣航空母艦與雷達艦前來台海、以及台灣人民在2000年選出獨派的陳水扁擔任總統，兩岸關係在1995到2005年之間急遽惡化，這是兩岸關係的「再度凍結」。 季禮認為，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而馬英九在2008年主政後的和解政策，使台灣愈來愈走向「芬蘭化」，具體例證包括莫拉克颱風後，台灣雖讓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赴台為災民祈福，卻拒絕維族領袖熱比婭入境，馬英九本人在六四紀念日時不再批評北京，只輕描淡寫地以歷史傷痛帶過，都是不折不扣「芬蘭化」的表現。季禮的文章描述如下： 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由於強調區域暨全球影響力的大戰略興起，導致北京改變觀點；於是開始不把台灣視為意識形態上的緊急事務，而是一個務實與低調的管理議題。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預告了台灣對類似前景的重現。他承諾「不統、不獨、不武」，在幾個月之內，雙方對口單位的首長以迅速與空前的形式展開半年一次的會談，並簽署了二十餘項以往難以想像的協議。雖然大部分的協議都是經濟議題，但也具有政治意涵。造訪台灣的中國觀光客數量 ─ 包括台灣在中國沿岸長期軍事化的外島 ─ 暴增了十倍，達到每天3,000人。中國派出學生到台灣，雙方也授權每週270個直航的航班。先前限制雙方經濟整合的重大政治顧慮突然煙消雲散，台北與北京開始討論經濟與金融關係的「全面正常化」。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上的評價基礎 ─ 固定不變的國家利益，大致上已經完全鬆動了。 二度和解也包括很露骨的政治交易。先前中國允許台灣只能參與以經濟事務為主的國際組織，例如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合會、與世界貿易組織。在2009年，中國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的年會。雙方開始討論台灣出席有關民航、商業航運、氣象及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組織。 雙方也有「外交休兵」的默契：北京停止向台灣日趨減少的23個邦交國挖牆角，台北也在2009年首度放棄17年來加入聯合國的長期追求。馬英九在2009年7月當選國民黨主席，胡錦濤宣佈他希望「進一步深化政治互信」。隨著政治關係的升溫，台灣官員 ─ 甚至包括民進黨重要人物，例如高雄市長 ─ 也開始經常造訪中國。 跡象顯示，兩岸的二度和解將會持續前進。雖然雙方領導人的任期將於2012年屆滿，但眾所週知，胡錦濤指定的接班人習近平是兩岸交流的鼓吹者，同時，馬英九也從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所造成的政治傷害中復原了。只要民進黨在極端反和解與部分和解的兩派中繼續維持分裂態勢，他似乎篤定可以連任成功。 現在，台灣與中國以完全不同於過去數十年來主導兩岸關係的設想，來拉近彼此的關係。鑑於以往他們把彼此的關係視為軍事上的紛爭，如今雙方卻都抱持高度接觸、信任、以及降低武力威脅為前提的安全觀。同時，他們在經濟議題上的看法，也都把全球整合與競爭力置於國家保護主義之上。這意謂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關係有基本上的改變。 從赫爾辛基的芬蘭化到台灣的芬蘭化 要談芬蘭化，就先來了解芬蘭的歷史。被稱為「千湖之國」的芬蘭，從1154年開始接受瑞典統治，直到1808年的大北方戰爭，瑞典與俄羅斯交戰落敗，芬蘭被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軍隊佔領，此後芬蘭成為俄羅斯帝國內的自治大公國。在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後不久，芬蘭宣布獨立。二次大戰期間，1939年蘇聯全面入侵芬蘭，引爆冬季戰爭，並有1941年到1944年的繼續戰爭。為了保衛家園，抵抗蘇聯的芬蘭成為戰敗國的一員。戰後，芬蘭割地、賠款。割地區中42萬芬蘭人不願成為蘇聯統治下的子民，選擇當難民，向芬蘭國土展開大遷徙。到了1952年，芬蘭償清所有對蘇聯的戰爭賠款，但位處蘇聯強權身側的芬蘭繼續戰戰兢兢度過40年，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於1995年加入歐盟。芬蘭有句諺語「和平在人間，俄羅斯人都在莫斯科」，是一種「芬蘭識別」的獨特語言，表達出芬蘭人對俄國人的深沉痛恨。 所謂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就是冷戰時期位於蘇聯之旁的芬蘭，由於忌憚蘇聯的威脅，所以在外交與內政上採行順從蘇聯強權的政策，以維持本身議會民主制度與自由經濟體制。在1948年，芬蘭與蘇聯簽訂「芬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芬蘭承諾不與反蘇國家結盟，也不提供基地給任何國家來挑戰蘇聯的利益，換取蘇聯同意讓芬蘭維持自治及民主体制。在外交方面，芬蘭政府不僅不站在蘇聯的對立面，也沒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且在加入國際組織之前，也會事先取得蘇聯默許。在內政方面，芬蘭政府也避免社會出現任何對蘇聯的負面批評，並查禁反蘇的出版品。「芬蘭化」一詞出現在1960年代後期的西德，當時西德總理勃蘭特頻頻向共產國家示好，西德的保守派則以此新造詞彙加以諷刺。 但是季禮卻高度推崇芬蘭化的策略效益，他在文中的辯證寫道： 「芬蘭化」（Finlandization）一詞，乃是源自芬蘭在1948年和蘇聯簽訂的協議轉化而來，協議內容是：赫爾辛基同意不加入任何挑戰莫斯科的聯盟，也不提供基地給任何國家來挑戰蘇聯的利益。做為回報，克里姆林宮則同意維護芬蘭的自治權（autonomy），並尊重芬蘭的民主體制。因此，從1956年到1981年期間，在烏爾霍‧吉科寧（Urho Kekkonen）總統的領導之下，芬蘭在美蘇之間的關係當中，追求戰略性姑息與中立的政策，並限制國內輿論對蘇聯的批評。這項政策當時獲得芬蘭國內的普遍支持（儘管後來它的價值引起爭議）。吉科寧也受到美國朝野各界的讚揚，尤其是外交政策的現實主義者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他讚美芬蘭領袖的「沉著與堅定」。 1988年，丹麥的政治學者漢斯‧默理堅（Hans Mouritzen）在他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芬蘭化的一般理論，就是所謂的「適應性政治學」（adaptive politics）。默理堅強調，「芬蘭化的政權」（Finlandized regime）與「附庸國」（client state）或稱「魁儡國」（puppet state）根本上的不同，是前者對強大鄰國做出部分讓步，以便保證其國家獨立的重要元素，這種自願性的抉擇是附庸國辦不到的。不同於附庸國，芬蘭化國家盤算自己國家及週邊鄰國的長期利益，最好是對鄰近強權做出策略性讓步。這種讓步的主要動機，乃是基於地緣鄰近、來自強權的心理威脅、以及兩國在文化上的同質性。由於太過鄰近，強權並不需要展示真正的軍事力量，只要發出一些模糊的威脅，就可以改變弱小鄰國的政策。同時，小國也會意識到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在合理化國內政策的種種改變時，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芬蘭化對於以現實主義者為主的冷戰思維所造成的直接挑戰，就是芬蘭化的讓步結果，很可能使蘇聯強權對擴張勢力食髓知味。縱然有人反對芬蘭化的理論，也很難否認吉科寧扮演了終結冷戰的建設性角色。舉例來說，芬蘭在1969年提供雙方集團舉行會議的場所，終於產生一份明確保障人權和自由的共同文件：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 研究冷戰的歷史學家賈迪斯（Joh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