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政權執政十年：公民社會視角
與談人｜林仁惠四二四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所以我們要什麼樣的本土政權？不是只要認同台灣或是抗中，我希望這個本土政權，是一個落實民主人權、社會公平、公民參與及一個治理的政權。民主是不選舉而已，不是在算票，不是在計人頭選票誰多，而是人權立國⋯⋯所以最後還是要感謝各位前輩的努力，以及各位夥伴的相互支持，可以一起以人權立國為核心，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台灣國家。 本場次第一位與談人林仁惠是資深INGO國際人權工作者，現任四二四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林仁惠執行長說明，自2004年返台投身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國際人權連結以來，見證了台灣公民社會在過去二十年間的角色演變。站在本土政權執政十年（2016-2026）的節點上，台灣在「主權主體性」與「國際公民社會連結」上取得了顯著成就。 正是由於台灣在民主韌性與人權實踐上的具體推進，才讓台灣在半導體（矽盾）之外，成功贏得國際社會大眾（而非僅限於外國政府）的實質尊敬與強烈支持。然而，連續執政亦讓本土政權逐步陷入體制性的疲態與保守，公民社會必須發揮強大的「獨立監督功能」，方能確保民主制度不發生倒退。 執政十年的系統性失分：內政搖擺、體制傲慢與側翼獵巫 公民社會在對本土執政維持戰略性支持（如支持青鳥行動與捍衛憲政主權）的同時，必須對其施政的嚴重失分發出批判。 核心價值的立場搖擺：以能源轉型為例，社會好不容易達成了「非核家園」的階段性共識，政府近年卻在AI科技缺電壓力下，對核二、核三的延役與轉型立場產生嚴重動搖。這種價值的反覆，正實質消耗公民社會對本土政權的信任。 青年世代的結構性焦慮：在民生與內政改革上，高房價、薪資停滯與貧富差距拉大，正持續惡化新一代年輕人的集體剝奪感，而政府未能給出根本性的結構解方。 傲慢與側翼的公共獵巫：執政十年帶來的體制傲慢，導致公權力部門與黨政體系對多元異音失去耐受力。一旦民間團體對內政提出理性批判，黨政體系或所謂的網路「側翼」便會立即發動系統性攻擊，將進步倡議貼上「不愛台灣、扯後腿、中共同路人」的極端政治標籤。這種黨同伐異的操弄，正從內部實質裂解台灣，其危害更甚於外在威脅。 國安神主牌的過度擴張與討論空間的窒息 人權團體在當前最嚴峻的困境，在於政府頻繁拉出「國家安全神主牌」作為掩蓋內政革新怠惰的萬用盾牌。 在威權與地緣政治緊逼的當下，國家安全確實是生存的前提，但「人權絕不是國家安全與國家發展的絆腳石」。當前黨政中樞的部分決策精英，習慣性地將國安議題置於絕對優先，任何涉及制度正義的法案，只要碰到國安宣傳便被無限期押後。 這種做法正實質扼殺台灣公共理性討論的空間與彈性。一個缺乏人權、法治底蘊的國安論述，本質上是向威權體制的治理邏輯靠攏。 兩公約國際審查下的內政未竟之業與國際「難堪」 適逢我國完成第四次「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國際人權審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等 NGO團體系統性總結了本土政權的未竟之業。 《反歧視法》實質難產：這項旨在保護女性、高齡人口、身心障礙者與弱勢群體的現代化核心法規，至今仍實質卡在行政院內部無法送出。 勞動法規落後與國際制裁：我國自由代工產業（如巨大傑安特等指標企業）近年屢因違反國際現代勞動規準與供應鏈人權，實質遭到國際貿易抵制或制裁，暴露出產業轉型中人權治理的嚴重缺位。 外交援助與國際人權價值的背離（以色列事件）：外交部於近期國際衝突中，宣布編列專款援助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醫療物資。 然而，外交部卻極其荒謬地選擇將這筆無償經費直接撥付給在加沙走廊造成毀滅性人道災難的「以色列政府」實施，而非透過「無國界醫生（MSF）」等具中立公信力的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此項重大外交決策失誤，直接在國際人權舞台上造成了極其難堪的負面形象，反映出政府缺乏普世價值的核心雷達。 平埔族群身分權的「原地踏步」：即使憲法法庭已做出保障原住民身分權的歷史判決，但行政與立法部門在修法進程中依舊採取「向前一步、向後退半步」的推諉態度。 《難民法》的國安黑洞與香港抗爭者的安置困局：因應 2019 年香港反送中與《國安法》衝擊，大量香港年輕抗爭者基於文化風俗貼近，選擇前來台灣尋求庇護。 然而，政府長年以「國安風險」為由，死守行政審查的黑箱，堅決拒絕建立法制化的《難民法》或實質政治庇護機制。這導致這群為民主流血的港人來台後，無法獲得合法的身分證件、無法就學，更無法獲得合法工作權去為台灣社會貢獻一己之力。用國安作為拒絕建立正當法律程序的藉口，嚴重傷害了台灣的自由港形象。 憲法法庭停擺對人權保障的實質毀滅 面對朝小野大與在野黨在立法院內的人事同意權杯葛，司法大法官與憲法法庭的實質停擺，正對台灣人權保障體制造成不可逆的毀滅性傷害。 當憲法法庭失去發揮違憲審查與防衛性民主的功能時，台灣人民將失去對抗國會多數暴政、以及向國家侵害基本人權進行終極救濟的法制武器。公民社會必須起而捍衛司法體系的獨立性，絕不能放任權力制衡成為政治惡鬥的犧牲品。 拒絕純粹的「國族動員」：大罷免潮對公民社會的雙重消耗 公民社會必須高度警惕本土政權與大黨在朝小野大焦局下所發動的政治「大罷免」國族動員。 大罷免潮表面上雖能凝聚本土支持者的熱情，但其本質是一種純粹的政黨席次對抗與仇恨動員。無數年輕人與公民同仁在一頭熱的政治動員下投入基層，然而當罷免結果不如預期（如罢免並未全面過關）時，大黨的政治精英並未能及時承接這群支持者的集體失望，亦無相應的內政進步議題去延續這股能量。這種竭澤而漁式的政治動員，正對台灣公民社會的長期熱情與主體性造成極嚴重的實質內傷。 結論：以「人權立國」重構台灣建國的永續藍圖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本土政權？絕不是一個僅會高喊台灣認同與抗中、卻在內政與人權上步步退讓的既有體制保護者。我們要求的，是一個能將民主任性、人權實踐、社會公平與公民參與實質落實於國家治理的進步政權。 正如台灣人權先驅黃文雄先生紀念出版集所揭示的宏大藍圖：「人權立國」不是選舉的算票工具，而是台灣走向實質獨立建國、永久抵禦外部權威巨大壓力的最強大武器。 正當川普重返白宮、地緣政治充滿不確定性之際，CNN等國際政論節目最新三萬人民調顯示，高達 89% 的美國公眾堅定支持應持續對台提供防禦性軍購。這項數據不是外國政府的施捨，而是台灣公民社會用數十年人權實踐贏得的國際主體性底氣。 不論未來由誰执政，台灣必須建構起足夠強大、絕對獨立於政黨之外的公民社會，用政治毅力落實轉型正義與人權法治，才能在歷史的窗口期中，為台灣釘下永不倒退的民主堡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