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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進強◎南華大學和平與戰略研究所主任 壹、前言 沒有國防，就沒有安全；國防安全是國家發展、生存的主要憑藉。這是中外古今，由來以久的普世價值。 誠然，國防安全的定義與範疇，已因全球化、自由化、多元化的國際局勢，而衍伸為廣義的「新安全觀」，但地球村的概念，固為人類共同的理想，其實現卻非一蹴可幾，在共產集團國家對區域安全仍虎視眈眈，第三世界國家內亂與內戰方興未艾的今天，敵對國家間的和、戰，仍以相對性國防戰力的威嚇與嚇阻為其互動的「權力」軸承，台海兩岸的局勢，何其不然？ 自從蘇聯解體，原以美國、蘇聯、中共為主所形成的全球戰略關係，即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東西兩大集團的冷戰態勢已告消泯。以往，中蘇邊境劍拔弩張的情勢，亦不復存在；整體而言，亞太地區大國軍力對峙的情勢，已趨於和緩，然而，由於美軍陸續將亞洲駐軍撤離或減縮，中共隨即以擴張軍備的霸權姿態，填補此一權力的空隙，雖尚不足引發新的衝突，但卻使亞洲各國產生「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相對的，台海兩岸的「平時戰爭」（war in peace time）形勢，並未因交流頻繁而有所改變，「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如果中共武力進犯台灣」，一直是兩岸間唱和不休的政治語言，也是各國戰略家所關注的問題。 中共當然有能力以武力奪取台灣，但是中共必須付出極高的軍事勝利（military victory）的代價與風險，不過，這並不能保證中共不會或不能在未來出兵台海：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戰爭的辯證，並非單純的軍事行動。 貳、解讀共軍「世紀大演習」及國防白皮書的軍事、政治目的 在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甫告閉幕，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才剛剛結束訪問北京之際，中共軍方於十月十三日展開為期五天的「世紀大演習」，十六日則發布國防白皮書，重申對台動武的「三個如果」。 「世紀大演兵」號稱為自一九六四年以來，演練層次最高、涵蓋範圍最廣，跨軍區、諸軍兵種聯合，且在北京、武漢、南京分別開設三個電腦網上參謀競賽的「大比武」，的確有其深遠的政治、軍事意義，值得我國進一步探索。 就軍事專業層面而言，此一「大演兵」或「大比武」，可謂其共軍邁向現代化的總驗收，也是共軍從「人民戰爭」戰略兌變為「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乃至為面向海洋、面向國際、反霸權戰略思維的具體呈現。尤其，共軍近年來不斷強調信息戰，此一「大演兵」除了實兵演習外，長沙國防科技大學遠程教學中心，南京解放軍理工學院，更藉此通過全軍事信息網，進行共軍成軍以來首度的遠程同步教學，雖然可行性尚待檢驗，但共軍重視信息戰，並將之應用於國防遠距教學的用心，卻已顯現共軍的「軍事事務革命」（RMA）並非空口說白話且有具體的成效；換言之，此一與美軍、我國軍積極建立的C4ISR具有相對性功能的信息戰（資訊戰）架構，一旦落實於中共軍事體系，對共軍高科技戰力而言，無疑具有正面的提升助益。 共軍此次的「大比武」，動員七大軍區（北京、瀋陽、濟南、南京、廣州、成都、蘭州）的信息戰部門，演習區從北京郊外，內蒙至自渤海灣及東北吉林等地，演習課目以電子戰為主軸，包括登陸與反登陸、干擾與反干擾、空降與反空降、戰術導彈攻防、潛艦作戰，以及「三打」（打隱形飛機、打巡弋飛彈、打武裝直昇機）、「三防」（防精確打擊、防電子干擾、防偵察監視）等，雖有大半課目仍以傳統戰爭型態為想定，但亦可說極盡「科技練兵」之能事；而科技建軍、練兵、用兵，也正是共軍自一九九○年來「軍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可以預見的是，此次「大演兵」的成敗與結果，將可進一步確立共軍「科技化」的發展路向。 從中共內部權力脈動的角度言，「大演兵」正是江澤民從鄧小平接班後，軍權鞏固的重要指標，江澤民接掌軍委會主席後，共軍國防預算可謂「翻兩番」，連年成長，一方面積極建立軍中擁江勢力，使共軍將領年輕化，藉世代交替，改變共軍「人民戰爭」舊思維，一方面藉小型、局部的演習、練兵，逐步提昇共軍戰力，並改變共軍經商「向錢看」的風氣；而「大比武」的軍區性競賽所展現的優劣績效，更可使江澤民更進一步藉軍區權力平衡，合理化鞏固其軍委會主席的權力，並彰顯其在「軍事現代化」的歷史地位，而共軍「軍事強人」將不復出現，黨指揮槍、共軍「講政治」及支持改革開放的基調，更將深化為中共政權穩定內部的「希望工程」。 就國際戰略的觀點言，中共對「大演兵」的假想敵，並不稍掩飾的直指美、日兩國，雖然，在演習當中，朱鎔基以「微笑」訪問日本，表面上其化解自一九九八年十月江澤民訪日，因歷史問題而帶來的中日緊張關係用心至明，但實質上，也有化解日本政府對「大演習」所可能升高的「中國威脅論」疑慮的目的。 實質上，這也正是中共一方面提升軍力，一方面又強調和平、反霸權的「戰爭辯證」。「大演兵」的媒體宣傳，對內可鼓舞解放軍士氣，鞏固江朱體制，為未來權力交替奠定基礎，對外則可嚇阻日本加入TMD、減緩美國佈署TMD進程的間接效果；而「大演兵」地區遠離東南沿海，對台灣而言也具有表面善意的表示，實質都是「軟調子，硬路線」的一石多鳥之計，甚至使台灣朝野對是否加入TMD產生分化的阻力，進而催化促進三通及政治談判，及壓制台獨的效益。 「世紀大演兵」結束同時，中共第二本國防白皮書於焉公布，其內容可以老調重彈喻之，其對台武力恫嚇的論調並無任何改變，而其所謂的「反霸」、「反對外國對台軍售」等謬調，仍為「倒果為因」的強詞奪理，因為，其反霸目標為美、日，但其之所以反霸，實在於中共處心積慮的想顧盼自雄，稱霸亞太區域；其將台海局勢之責歸咎於美、日、台三方的互動，亦為「加害者」責備「受害者」的讕詞，具體而言，其反對我國加入TMD，實為「你不可以防禦，因為我要攻擊你」。另方面，我們也應認清中共將國防白皮書當作宣傳「一個中國原則」政治工具的意圖；換言之，中共國防白皮書的內容及公布動機，均與現代民主國家公布國防白皮書，藉以展現崇尚和平、國防透明化的目的不同。 參、從「兩國論」後政治、軍事動態，看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地緣戰略 自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導彈危機」，迄李前總統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將兩岸關係界定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前，台海兩岸並無明顯的相對性軍事動作，但在此期間，日、美安保條約「新指針」重新定義「週邊有事」，使台海的戰略地位再次受到舉世矚目。 事實上，九七年四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前首相橋本即在東京針對安保條約宣言，展開會談，台海局勢即為重點，翌年一月，日本防衛廳將原本編制甚小的「情報組」擴編，置重點於台海週邊情報；七月，江澤民訪問華府，會談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架構雛型；九八年一月十四日，北京與華府簽訂「中美海上軍事諮商協定」，八月九日，柯林頓回訪北京，並在上海透過廣播節目宣示「新四不」；未久，江澤民訪日，但中日關係卻因江出言不遜而陷入低潮，日本朝野未承諾接受「新四不」；十月，辜振甫率團訪問上海，與汪道涵會談。兩岸關係似有峰迴路轉之勢；九九年七月九日，李前總統接受「德國之音」訪問，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台海兩岸軍事情勢升高，八月下旬，共軍戰機三度越過台海中線，經國防部查證係因天候因素而誤入雲層，且係單機飛行；但有關共軍在東南沿海演習傳聞不斷，迄十二月底計一卅九次，但經證實者為六次，皆為千人以下及後備動員演習。十二月廿五日，共軍向俄羅斯購買「現代級」軍艦通過台海週邊國際海域；三黨總統候選人先後分別發表「國防政策」，連戰為「積極防衛，發展遠距離飛彈」，宋楚瑜為「前進防衛」，陳水扁為「決戰境外，縱深打擊，立即反應」。 二○○○年一月廿五日美國國防智庫蘭德公司發表「史文報告」，指陳我國官兵訓練維修能力不足，役期過短，兩岸軍力不平衡，二月廿一日中國公布「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以「三個如果」-台獨、外國勢力攻佔台灣、台灣長期拖延談判，做為對台動武要件，引起美國極度關切，廿三日美艦「小鷹號」以「試驗性巡航」經台灣海峽；三月，美軍航母尼米茲號、小鷹號「史坦尼」戰艦，多次巡航台海週邊海域；三月十八日，陳水扁先生當選我國第十任總統，中共宣稱對新政府「察其言，觀其行」，四月至五月間，美軍航母「小鷹號」由日本橫須賀母港，東京灣啟程至南中國海，展開「西太平洋防線」巡弋，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部布萊爾、美駐北京大使普理赫對台海局勢表示樂觀，並謂「共軍不願開戰」，五月八日，共軍在海南島舉行小規模演習，五月十三日，美「科學家聯合會」與國防資訊中心CDI，公佈共軍在東南沿海機場、飛彈基地衛星照片，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指控「美國有人利用衛星照片製造台海緊張」；五月廿日，陳總統就職演說，對兩岸關係發表談話，重申「五不」，表達善意互動對話意願，五月廿五日，共軍宣佈將在福建沿海舉行七天火炮射擊訓練，六月十六日，陳總統在陸官校宣示「決戰境外」戰略；八月，外電報導，共軍曾於總統大選期間，以木板釘裝導彈模型發布「假演習，真威嚇」訊息；軍科院研究人員指稱中共油料儲藏不及一週，「根本不可能發動對台戰爭」。八月，中共召開「北載河會議」，繼續「察其言，觀其行」之對台政策，並將兩岸關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九月，我國國、親、新立委相繼訪問北京，錢其琛改口宣稱「一個中國原則」為「台灣與大陸都屬於中國」，九月八日美國同時宣布十三億美元對台四項軍售案（AIM-120空對空導彈、RCM-841反艦導彈、M109A5型155cm自走火炮及IMSG通信電子系統）。九月十九日，美國參院表決通過「PNTR」法案，給予中共永久的經貿易待遇；十月二日，美國防部長柯恩在華府宣稱「台海局勢已趨緩和」，美國將繼續遵守「台灣關係法」及三個公報，並謂中共高層承諾「不放棄動武，但目前無意動武」。 從上述的動態發展，可知台海問題已非僅兩岸政府或「一個中國原則」所能涵括，美、日兩國對台海問題的關注，係基於亞太安全對其國家利益、國際安全、經貿發展具有深遠影響而有以致之。 具體而言，美國在亞太地區每年經貿所得為其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七○，日本則必須仰仗台海週邊海域以為其對外貿易、能源運輸的「生命線」，而從地緣戰略言，台灣為東南亞與東北亞間的交界點，在西太平洋中，台灣同時瞰制兩條重要的戰略水道–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這兩條戰略水道，除為美軍在太平洋安全體系中之戰略要域外，亦為日本經貿活動的必經海域。 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曾以台灣做為南進基地，麥帥亦曾以「太平洋中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來形容、強調台灣在此地區中的戰略地位。而自美軍撤離台灣後，美國的全球戰略雖曾在書面文件中刻意忽略台灣，但並無損於台海既有的地緣戰略地位。另外，台灣雖長年與新加坡有密切程度的軍事交流，但實質上，我國並無軍事盟邦可言，至於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亦難稱「協防」，不過，卻具有「情境層次」（Situational Level）的安全瓣作用。 總的來說，台海的安全，除長久以來，中共內部因素的制約與「躊躇」（pause）外，所仰賴的當是國軍的嚇阻力量，以及我國與國際間密切的經濟合作及其衍伸的政治效益。故而台灣的定位，必須將政治、經濟與安全議題連接起來，做全方位的思考，使之能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拓展更大的利益空間，藉國際性的依存網絡，分散、減少風險以提高安全的效益。故而，我們在探討國防環境及國軍未來發展的同時，除了從兩岸的歷史及現實狀況加以考量外，萬不可忽視台灣本身的內在因素與亞太世界外在因素之間的互補性與關聯性。 肆、兩岸軍力對比，威脅與嚇阻 一、兩岸軍力與台海威脅 長期以來，台海兩岸一直處於「平時的戰爭」（War in peace times）狀態。一九七九年代以後，美軍雖已撤離台海，但「台海中立化」的政策仍在兩岸的默契下繼續維持，雙方均以不超越台海中線的「邊緣藝術」（brink monslip）相互克制，使台海的軍事衝突不致發生，儘管如此，兩岸卻都不能保證台海的和平能夠穩定而持續。 相對於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威脅，我國也務實的採取以台澎防衛為作戰指導的軍事戰略，所謂「備戰而不避戰，能戰而不求戰」的「最低嚇阻戰略」（The strategy of the minimun deterrent）。 不可否認的，台海兩岸的兵力對比相當懸殊，台灣在面對六倍以上兵力，世界排名第二的軍事強國中共的威脅下，有相當充分的理由，保有一支能敷應海島國防需要的現代化武裝部隊。不過，威脅與嚇阻之間，並非僅以戰力的均勢相應才可保持平衡。 就戰力比而言，中共有壓倒性的優勢；但威脅台海安全最大的軍事因素，並非為數二百多萬的兵員，而是占中共國防預算比例僅15.5％的空軍，以及占8.6％的海軍。距台灣二百五十浬的大陸沿海十三座機場，部署有十五分鐘以內即可到達台灣上空，包括蘇剴廿七等機型的二百多架各式戰機，而其戰機總數達三千餘架；不過，大部（主力）戰機如米格十九等，仍須仰賴地面導航、戰管，且在天候良好的白晝，方可遂行作戰任務，其全天候及夜間作戰能力顯然不足。東海艦隊也可在四至六天之間進抵台灣，而其傳統動力的潛艇，雖已老舊，但仍可有效封鎖台海。不過，這並不表示，台海已有立即的威脅；因為，總兵力並非戰力的等值，而戰力也不是威脅的全部，以台海的海、空域條件言，中共不會也不能以全部兵力投入台海軍事衝突。 再就中共的意圖而言，以「廢墟台灣」來懲罰台灣人民，對其「統一大業」並無利益可言，而一味以武力威嚇甚至採取「有限戰爭」，反有加速催化台灣邁向獨立的效應；另方面，台海的軍事衝突將使中共汲汲營營的「四化」，受到嚴重的滯礙；國際上對其戰爭行為，雖未必會出兵奧援台灣，但對中共的經貿制裁將可預見，因此，台海軍事衝突，對台灣而言可能產生宣布獨立或毀滅的後果，但對中共言，其風險成本，也非數人頭、機艦量化對比所可計度的。 總體而言，在威脅與嚇阻之間，雖非均勢的平衡，但台海兩岸的相對戰力，也因彼此均對軍事現代化的努力，而日益提升。不過，軍事現代化不能等同於軍備競賽，軍事現代化的意涵，非僅及於增購或更新武器系統，最重要的是人員素質的提升，與制度、組織的健全，故其另一意涵為專業化、科學化，此亦意味著軍人對戰爭認知的理性化，而更能謹慎從事。 綜合所述，兵力總數高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共，與我國兵力的對比，極為懸殊。不過，吾人認為： 1.總兵力並非戰力的等值。 2.中共七大軍區，各司其責，各有其戰略任務，雖可相互支援，但其不會，也不能以全部軍力投注於犯台部署，目前，雖因前蘇聯解體，而減輕北方壓力，但潛在的威脅並未減除。 3.直接威脅台海者為中共南京軍區，其總兵力約三十一萬人，而國軍總兵力近四十萬人，如以近代戰爭中海島攻防所需兵力的對比六比一而言，國軍兵力與中共可用兵力相較並不盡然居劣勢。 4.依中共對戰爭的辯證，縱使七個犯台時機均不存在，或其宣示「不以武力犯台」，中共對台海的威脅將永遠存在，除非兩岸已實質統一或中共和平演變。 5.中共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或放棄經濟改革，而將國力投注於毀滅性的戰爭，去獲取無實質利益的「軍事勝利」。何況，台灣的地形也不容許傳統的登陸作戰。 6.宣布封鎖或象徵性封鎖、攻略外島、威嚇性導彈攻擊等有限戰爭方式，將為中共攻台時最大可能行動，其效益在可能迅速瓦解我方士氣、心理，而獲取政治上的利益。 7.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快速反應部隊的作戰能力，根據中共宣稱，這支為數約三萬名參加過天安門流血事件的兵力，有能力至「國內」各地區應變。 8.令人擔心且國軍必須採取有效手段防備的是，近年來大陸沿海民眾有計畫的偷渡來台，將是未來台灣海防安全的最大威脅，雖然兩岸即將實施小三通，但此對台灣海防安全的利弊，有待進一步研究規範，一旦未有效堵遏，將成為中共非正規登陸作戰的手段之一。 […]

汪啟疆◎前海軍中將 壹、前言 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施政的重要課題，也是「允許繼續一個國家功能存在與運作的保證」。國家安全最大利益在「生存」，而隨同國際權益的多極化、地區性關係互動與彼此影響之日趨密切，凡政治權力、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力量，已不能成為威脅某個國家安全的絕對力量。因此凡是可能影響一個國家主權行使、國際權益獲得，其地理環境、社會結構、經濟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素質與生活方式；以及國家賴以生存的一切有形、無形力量，皆應視為「國家安全」所考量。 基於「台灣」島嶼型態的特殊性，其對外的安全事務上，更易受週邊海洋環境的政治勢力、軍事勢力、經濟勢力與地略位置有所影響。而其對內的安全事務，諸如民主化、社會多元化、族群意識，階層利益等之協調融合，亦所含括於「國家安全」範疇。更何況國際社會每受區域利益者與國際現實–大國影響，趨勢使然；故國際（或地區）強權間對臺海或此一區域的海洋戰略所持的態度，也會影響台灣安全。本文雖從戰略著眼，就台海實務狀況作其探討，牽涉所及更不免於政略、經略、人文關係；並以地略位置與形勢作基礎，擴及地區性主要國家之可能觀點與利益互動，進而列述兩岸關係、戰略經營、海洋發展等觀點，申論對「國家安全」的認識與瞭解。 貳、決戰境外的戰略思維 -不將戰爭帶到自己人民生存的土地 從兩岸關係的歷史性，現階段的接觸與對立，或是展望未來更迫切性的正面負面互動發展的可能，其合作空間和衝突因素都是同時存在。兩岸經由分裂分治的事實，或在現實面上的現況維持與因應待變，都需不容迴避的面對。但二十一世紀所產生新的政治、經濟、資訊環境、意識型態、價值觀、戰略現實及其拘限，都在變化，必須以建立新的思維和接觸模式，調整既有框架，創造符合時代和環境變遷下的兩岸關係。 就一個新思維模式的思考方向上，陳水扁總統六月十六日提出的「決戰境外」戰略觀念，引起廣泛討論。總統在陸軍官 校校慶致詞，就未來建軍備戰方向「精準縱深打擊、提升早期預警、爭取資訊優勢」及「決戰境外」觀念，論者輒以軍事觀點就戰略戰術各闡其義；個人則認為「決戰境外」應擴大視為是陳總統對國家整體戰略營建與運作的一個根本策略和指導。其著眼乃在「確保國家生存，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加強國防武力建設」，如何面對中共整體形勢就國家大戰略與軍事戰略提出基本的因應方策。 一、「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策略）思維： 是情感認知與新挑戰的出發: 率直的展現對台灣的感性思維。自政府遷台迄解除戒嚴，中華民國的大戰略與國家戰略方向始終偏向以反攻大陸及反共大業為國家戰略主目標，政經心軍與民生皆成為這主目標附屬的基本建設，台灣地略與戰略眼光落實在「復興基地」存在與向大陸投射的過客心態。直到蔣經國先生後期的十大建設、民主化、本土化，才將台灣與政府關係緊密紮結。當今不論執政黨、在野黨成員本身即生於斯、長於斯，對土地的感情深厚紮根，我們是這土地的孩子，台灣是我們的母親。「決戰境外」不能及於本土的戰略思維只是對這土地感情的萌發而已。 「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範疇，在國土之外，是以政（政治對話與外交）、經（區域經濟與大陸經貿）、心（認知、認同、共識）、軍（地區軍略論壇、區域安全防衛、軍事交流互動）的國家戰略、策略運作，決戰國際，爭取輿國。 1.是保全本土完整的大愛 台灣即是根和家園，我們不容戰火洗掠；戰爭的破壞比九二一地震更具整體的毀滅性，世界任何國家沒有一個願意將戰爭的毀壞帶到自己家裡。日本二次大戰軍國主義著眼全民玉碎，但終仍放棄本土決戰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本土完整是任何謀國者的基本理念，決戰境外只是這理念的具體化。若因政治理念與政黨堅持，將雞窩、雞蛋、小雞都砸了，愛、希望、理念的意義何在？陳總統及執政黨之「決戰境外」涵義，似應具有：將調整國家與政黨多數與少數間的共同理念與政策，落實台灣本土生存實質與發展之共識，凡前所堅持的一些意識形態易導致誤判，挑起戰爭口實的堅持，而作相當約制和迂迴。 2.全面作戰概念重新定義 就國家體制、尊嚴、存在與治國理念的貫徹，藉由歷史的回顧（日本、英國在二次大戰後國家戰略過程）與現實前瞻，「決戰境外」的大戰略形勢營建是一個具體的策略方向。在軍事上建立作戰縱深；在政治上展開階段接觸；在經濟上融入地區經貿體系；在安全上就整體地略戰略與多國利益中，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均衡力；在民主上尋求對岸的影響共識，藉由人民與人文接觸產生習俗、民族、血脈的感性包容；這是一個大戰略整體性的全面作為。此一柔性表達，即是藉由這些多渠道接觸、對談及戰力架構的互動制衡，應可跨越戰爭這最後、最殘忍、付出眾多生命與代價的手段方式。就若干問題的歧異，給予空間，求同存異，即使根本矛盾的無法解決，也不至各走極端；即以在中間路線上保留相當彈性，建立對戰爭約制的感性和理性。 3.是多元戰略營建的具體方策 決戰境外調整的戰略構思是，我們的國家防禦一向針對中共威脅與反封鎖、反登陸等作戰狀況，但現時環境與中共的戰略思維模式的因應，則須著眼於亞太海洋戰略與海峽雙方戰力經營（中共以第一島鏈與一千浬海洋掌握，建軍與用兵範圍自然就包括了對台灣這海洋戰略位置的戰略壓縮與兵力投射）。我國的海洋戰略戰力營建與運用亦須相對因應外，對與我海洋毗連的亞太各國（含大陸）間，當賡由地略位置、政治、文化、宗教、經貿、利益的互動關係，做「多元性與變易性」的解析和瞭解。國家高層得就海洋戰略經營，強化大陸地略與經濟區海洋戰略佈局，建立部會共識。再舉日本為例，日本的海洋佈局原以強大的海洋經貿，營建地區經濟效益，形成經政互用；再由形勢需要，藉由整體性經貿，就地生產的實力，強化了地區影響。另以美、日兩個海洋國家的互動互利為例，戰略上因應日本安全及美國亞太海洋戰略需要，強化了日本區域海權影響力與海軍軍力投射範疇，成為美國亞太地區（海洋）勢力制衡與圍堵策略彈性佈局的防衛夥伴。 今天台灣經濟情勢不能脫離包括對大陸市場的整體考量，亞太國家都以經濟建設與發展為國家目標，形成地區間的相互依賴。中華民國的國家海洋策略，應以日本海洋戰略的「經貿性、整體性、共步性、境外性」佈局做一參考。兩岸經貿關係由貿易來往，我已具二○○億美元利潤，已是一個事實指數。經濟是國家的核心利益，與安定性密不可分。法國格里維認為「商業戰（經濟）對於最劣勢的艦隊（戰力）亦是一種最經濟（直接有效）的手段，而且也最能重建和平，因為它直接打擊在敵方繁榮的根源需求上」。經濟需要一個穩定的兩岸關係和國際地區關係來加以發展，是當前國家利益的重要著眼，決策單位似可在穩定因素下全盤考慮與大陸經貿的合作方策，商機如戰機，商場如戰場，這是經濟的「決戰境外，深入敵後（內）」，以商促政，以商促和，對我們如此，對中共也是如此。 4.逐步戰略統合的力量投射 -減低自耗 理念整合：李遠哲博士近曾就兩岸政治理念上的矛盾對立，提出兩點重要建議：「等到大陸經濟建設順利的發展……，民主自由的發展也能伴隨著大陸經濟而提升，到那個時候，兩岸的統一也才會有實質的意義。」「我們（台灣）應該回到一九九二年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中國原則的共識」，國民黨連戰先生也提出兩岸曾在九二年達成共識，「不過，現在問題卡在我們這邊。」「今天執政黨還沒有這個基礎來接受這些事情，因為執政黨本身沒有共識，怎麼跟人家（對岸）談？」新政府成立後，對任何一個國家戰略理念、方向、政策都負有顧及國家利益、安全與全民福祉的政治責任，整合形成國策的確定性。 預防性策略：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表示，美國所追求的最佳安全政策是要能夠「預防衝突的發生」「降低戰爭發生機率」，包括「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維持我國利益」，而提出「預防性國防戰略」。本文各章節已概括性列述兩岸形勢、中共戰略營建、危機衝突與和戰策略，即意圖探索對方可能戰略底線與反應，逐步統合正負因素與我之所能做為，作預防性的策略因應，以「任何必要行動」降低衝突，維護國家安全。 全民國防：我國守勢作戰國防政策已形成「政經為前導、武力為後盾之總體戰」，面對中共強大威脅必須凝聚全民「生命共同體」的共識，落實全民國防，將民間力量轉化為國防力量，以在整體戰略上結合政府全面策略，發揮每一點滴的影響、每一徵候的預察、每一形式的反映、每一狀況需求的參予。使我們的政策方向、步驟作法，限制和條件如何，要付出代價如何，民眾如何配當，都能清楚明確，相互統合。 二、「決戰境外」的作戰與戰術思維： 1.「境外」的「作戰」釋義 境外是決戰時空上，作戰地境線之外的「戰場」範疇。另在經貿上的釋義，則是在領土之內，如李登輝政府就三通規劃的「境外轉運中心」之建構範疇。而在數字化資訊多維戰場時代，已經不存在境內、境外之說。 2.源頭攻擊（attack at source） 「源頭攻擊」是在軍事衝突發生前，詳予研判敵方作戰關鍵與神經所在，基於戰力之有限性，以任務部隊（空軍反制兵力、特攻兵力、潛伏佈建）配備高科技武器與電子戰資訊干擾能力，將打擊力投諸其上。如對方的C4ISR指管通情資訊監偵系統、作戰偵搜與武器系統、區域空管中心及重點支援結構單位，若使之喪失或相當時間內喪失指通監偵與目標研析能力，癱瘓情報資訊傳遞，以利我軍奪得戰機與先制，止戰於境外。 3.前進戰場經營 將未來作戰環境，敵之戰略目標，就其威脅導向之軍力數量，任務導向之不同性質任務及兵力間的戰鬥序列，針對「敵主、支作戰行動」，規劃各個可能「戰場」，就我軍利弊與作戰條件，先期經營掌控。作戰時，聯戰兵力之決戰時空以在地境線外形成戰場；將戰術與屏阻行動外延，爭取局部優勢，達成「戰力極大，反制及時，位置機動」的指管運作，將主戰場決戰遂行前置於國土之外。 4.有效威懾嚇阻 美國後冷戰國防政策以「預防性國防」為第一線，「嚇阻」為第二線，「軍事衝突」（戰爭）為第三線且是最後的方法，而嚇阻與衝突即為戰爭的威懾與對決。一支攻勢防禦的兵力，具有把戰線帶往敵人的縱深位置去，以針對最具戰略代價的有效目標實施打擊，確然能落實「嚇阻」的有效涵義，而迫敵思考作戰代價。換言之最直接有效的兵力就是敵後佈建，及強火力、高機動、大空間、較高存活率的空中戰線或戰略、戰術飛彈戰線。國軍上述條件戰爭工具與載台僅包括了電戰、資訊能量、飛機和特種部隊。 由於戰爭本質的殘酷，作戰若是在不對稱軍力下，以現代化兵力作具高威懾代價的作戰用兵考量，乃是將一支或多支空中攻擊（或特攻）兵力，遂行決戰境外。因為「反制、阻絕、密支」作戰任務的戰術空軍，在中共攻台先奪制空權的多批無預警持續攻擊襲擾下，它遂行防空阻絕作戰的消耗性、持久性、存活率與作戰效益都值得再作估算。而飛機本身是攻擊與反制戰力，飛機與飛機即使以一對Ｎ架的有生戰力交換，所構成的嚇阻仍是有限的。而於某些階段時間內（含作戰初期）針對即定戰略目標將火力壓迫向彼處，將可產生牽制並迫使對方的攻擊飛機轉用於防空阻絕，並迫使對方考慮（扺要一架或若干架達成任務）代價與影響，達成決戰境外的「有效嚇阻」。 5.戰略佈局 「決戰境外」另一種涵義應是戰略佈局與用兵手段。國軍固安作戰計畫本「有效嚇阻，防禦固守」戰略構想，採「戰略持久，戰術速決」的作戰部署，以「阻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毀敵於陣地內」為用兵手段，對強勢臨境的犯敵由參謀本部統合聯戰作為，行境外兵火力重層攔截，並以「反登陸」灘岸陣地為作戰依托。「決戰境外」將是就形勢運作，機動調整用兵先後與攻守轉換，指令行突穿攻擊的積極作為；而在佈局上著重拳頭效應與創造作戰選鋒。另在不具縱深的地略形勢下，採戰略展開，營建「作戰面」，以海軍部分戰鬥群之海上機動能量，將戰略面拉開、拉離本島（形成境外牽制），在計畫位置隱匿待機，形成決戰翼側；相對也拉大了敵人的作戰面，牽制其行動範疇，增加序列規劃與指揮的複雜性，產生利我於「境外阻遏敵軍攻勢」的戰機和空隙。 海軍曾深入分析過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飛彈演習時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以南北後退部署位置的戰略佈局與涵義，以及所形成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海洋據點架構。若台海危機再發生，就其徵候性及美軍情報預知能力，其層級反應應不會低於一九九六年；這「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投射、涵蓋、彈性互補的海洋戰略部署，可作為我戰略佈局的參考。國軍不奢求與美、日共同作戰，但在相關位置的部署與運動，即使是欺敵與佯動，也將影響敵人研判，對「境外」決戰的實質意義，產生加乘效果。 6.駭客任務 就是資訊戰部隊整合運用。國內資訊技術、能力及民間資訊多維運用與研究，已臻世界一流水準。中共兵力營建走的是打贏一場高科技的有限戰爭，以我之資訊優勢，運用駭客任務干擾敵人導航、指管、情報、監偵、通信的資訊鏈路（C4ISR），而在全民國防中，將民間能量與人才以特種部隊編組運用，完成部署，是切應作戰，結合戰術行動的必要。 7.建軍與戰備要求 境外決戰是架構，有效嚇阻是建軍願景，手段是將作戰線自海洋往前推（作戰機動的快速反應與兵力投射），將作戰面自本島向外展（戰略面的存在艦隊），將陸軍戰力作後盾依托（全民防衛體制、整體後勤、反登陸），藉由三軍聯合作戰，完善的全民國防運作，整合國家整體資源。因此，在建軍與戰備要求下，概須就「能戰而不求戰」，「防禦性嚇阻戰力」考量下列重點： 整體規劃國家戰略政策，結合國內相對研究中心與軍種智庫，進行國防戰略總檢，據以接軌我全般軍事戰略構想與多個子計畫，統合聯戰理念。 決戰境外（阻敵彼岸）權責屬三軍統帥指戰體系之計劃與實務運作。 作戰層級扁平化，年內完成聯戰機制（體制），承接國家戰略體系作業，擴大國防總體運作，明確釐分各軍種、民防、海巡之戰備、戰訓組織重點。 通用軍民資源體系，訂定標準化納管規範，構成整體鏈傳體系，完成雙軌運作，針對不對稱作戰與超限戰，營建動員徵用轉換及頻譜分配。 陸軍與「全民國防」結合性機制運作的強化。 海空戰術研發與投射，就「制空、制海、反登陸、制電磁」各項任務之戰場威脅，分析各個可能「戰場」目標、用兵範疇與戰術空間，遂行整體兵力之詳確作為。 「整體後勤」三軍通用、專用整備與全民資源，修護能量之具體分工與隸屬體系評鑑。 營建選鋒戰力之基點部署與境外部署（針對指定目標或重點目標用兵位置）。 準軍事「聯盟」或非軍事資源之整備與協調連繫。 貳、台灣的條件 一、經濟體系的基礎面 […]

田久保忠衛◎日本杏林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 壹、前言 面對即將來臨的21世紀，日本尚未提出大方向。其責任無疑地在日本人自身，但是，當日本表達稍微提示方向性的言行時，美國、中國及其他國家，就曾經提出「危險」的批判。這些批判中雖也含有值得傾聽的意見，但大多數的情形是，以依據對日本的誤解所做的批判，或有某種目的的議論為多。日本應該指向21世紀的目標是，蛻變為「普通的民主主義」。在經濟上，日本雖然成為大國，但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迄今尚不能把「自衛隊」稱為「國軍」，因此，體制本身變成異常的形態。日本最大的重點必須放在把這種異常的形態逐次改為正常的狀態，堅持日美安保同盟，以備包括台灣的整個東亞的危機。 貳、「Handicap國家論」與「普通國家論」 有關日本的國體，在國內也有各種議論而引起爭論，但是，大致可總括為二種。一種是所謂的「Handicap國家論」。這是進入1990年代後，外務省幹部所指出或主張的意見，最初，在1993年，當時的外務次官小和田恆先生在雜誌的對談中所陳述的見解，就是日本成為「具有正面意味的Handicap國家」的選項。在這種情形下，日本依過去的自己的行動、信條，雖然為了日本自身所屬的共同體、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也不參加「特定行動」，政府明確如此釐定。但是，「做為共同體之一員，可能被要求，為了善盡其責任，在其他領域必須付出更多更大的犧牲」。 這是距今7年前的議論，小和田先生以後是否也有相同的見解則不得而知。但是，齋藤邦彥次官在1994年，藤井宏昭前駐英大使在1999年也各別表明相同趣旨的意見，因此，是否視為外務省首腦的想法具有一種共通性。從日本的報紙版面或論調來判斷，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兩報有相同的傾向。 第二是，現任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先生在1993年發行的「日本改造計畫」中，說明日本的變革時所陳述的想法。正確地說，何謂「普通國家」？須有二個要件，其一是，把在國際社會認為應該的事情，做為應該的事情來善盡自己的責任。把應當的事情認為應當而應當實行。不提出僅能在日本國內才能通用的問題，或不以國際社會的壓力為理由而無可奈何地實行。 尤其對安全保障。不必回顧波斯灣戰爭當時的環繞國際貢獻或PKO協力方案的爭論，一提到安全保障時，突然以憲法或法制為藉口的自以為是的理論就橫行起來。希望設法迴避國際協調的責任與角色。處在比任何國家都應該貢獻世界的和平與安定的日本，不可能被允許，從國際貢獻的對象領域，排除安全保障。 小澤先生主張，今後的日本，尤其在安全保障方面，不應該以僅在日本能通用的藉口，而採取迴避國際性責任的態度。提供國際貢獻時，仍有如果不改變自衛隊的性格，就無法動彈等多種疑點。但是，與「Handicap國家論」相對照，出現「普通國家論」的原因，對照國際情勢的變化來看是理所當然之事。雖然是粗略的印象，但以報紙而言，可判斷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兩報接近「普通國家論」。 在兩論中，我贊成「普通國家論」。但是，由於小澤先生的主張有幾項疑點，而且，也處處可見曲解小澤先生的真意、或攻擊的議論不少，因而主張「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論」。就是擁有一般民主主義國家依據文民控制所保有的軍隊，必須沿著其規則來達成國際貢獻的議論。原來的日本並非「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而是「異常的民主主義國家」，因此，非把這種國體變成正常不可。 參、「被保護國」與「軍事大國化」 卡特前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保障助理布列辛斯基先生，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7年9~10月號，撰寫「歐亞大陸的地政學」，在其中把日本所處的地位，說成「美國的事實上的被保護國的地位」。布列辛斯基的日本觀是「對日本而言，美國是保護傘，在傘下，日本從荒廢的敗北，完全復興起來，再次培育經濟力，並以經濟力為基礎，漸進地取得世界主要國家之一的立場」。但是所謂美國傘的事實才是管制日本的行動自由，造成雖是世界性力量，卻是同時造成所謂被保護國的矛盾地位」。在記述上如此明確表達出來。 美國本來就是承認多樣言論的國家，有各種不同的日本觀，並非不可思議，但是，布列辛斯基先生的看法，可否視為美國有識之士的真心話。他對日美安保條約，一語道破為事實上的「保護國條約」。只要固執於「Handicap國家論」，就不得不承認「被保護國論」。然而，日本人對成為「被保護國」也無妨，或變成美國的第51洲也沒有什麼不妥，能如此想通的人，可能並不多。 有趣的是，美國除把日本視為「被保護國」而輕輕對待的看法之外，也有極端視為危險的傾向，其代表性的論者是季辛吉前總統特別助理，在現職時代的1970年8月舉辦外交政策說明會時，發表隨著中國強化軍事力，日本也會「軍事大國化」。從此之後，季辛吉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發出「日本在最近的將來軍事大國化」的警告。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 無論如何，不能認為季辛吉先生的看法是美國的代表性見解，但是，這種誤解卻是非常普遍。在1970年，駐留沖繩的美國海軍陸戰師史達克勃爾司令官，向新聞記者透露，美軍為了阻止日本的重新軍備，美軍今後至少也必須駐紮日本10年。此時，因該司令官使用「我們是瓶蓋」的說法，而使「瓶蓋論」獨自行走無阻。不提出所謂「軍國主義」或「軍事大國化」的任何定義，對日本的國內情勢，以一知半解的知識來簡單下結論的這種評論，距離事實究竟有多遠，只要了解日本的人應該立即判明。 肆、「神的國家」發言與美國雜誌的誤解 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神道政治連盟國會議員懇談會，發言「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的國家」，日本的一部大眾媒體報導宛如是危險的發言。「華盛頓郵報」或「紐約時報」等美國的有力報紙，刊出以日本報紙為樣本的報導，6月4目的「華盛頓郵報」，以「日本的國家主義」為題撰寫社論，說出日本的國家主義包括把日本的侵略主義擴大到亞洲，終於和美國發生戰爭的「對戰爭的神秘性、好戰性愛國主義的鄉愁」等，展開突然無法令人相信的小題大做的論爭。 日本雖然有天皇與神相結合的一段時期，但是，是否由了解現在日本狀況的人撰寫這篇社論，頗為可疑。不是有和季辛吉先生的「日本軍事大國化論，共通的想法嗎?這種發言的特長是，當因對戰前的反動而大幅向左擺動的擺手，想稍微回到中心時，就展開所謂「危險的國家主義」、「軍事大國化」。「復歸戰前」等推測錯誤的批判。「華盛頓郵報」不在乎地把「神的國家」譯為「Divine Country」，就是完全不理解非一神教，也沒有教典的日本神道的證據。 伍、須重估防衛政策 如果日本邁向21世紀應該前進的方向是，「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時，將變成做為優先順序，應該重視什麼的評論。台灣的有識之士經常指出，必須恢復日本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為此所必要的是教育。只是，非設法改革教育不可的意見，雖然緩慢卻也在日本全國各地穩健地開始醞釀起來。 我想把日本的一部左翼人士所主張的「危險」的內容做為問題。這些人把現在的日本的「異常」視為「正常」，把邁向「正常化」的健全動向視為「危險」而吵鬧而已。日本的政治家不糾正這種觀點的偏離真是遺憾。其最大的弊害在於安全保障政策。最重要的是自衛隊未被承認為軍隊。政府答辯的所謂「自衛隊被課於不得保持超過憲法上所必要最小限度實力的嚴格制約。並非以一般觀念所想的軍隊，但是，在國際上卻以軍隊來看待，自衛官相當於軍隊的成員」。這種內容真是意思模糊不清。 其原因均在於日本憲法第九條第二項的「不保持陸海空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的規定。如此一來，只要不修改憲法，自衛隊就必須忍受「非軍隊」的地位嗎？宛如一部分在野黨與政府所說:「因為自衛隊不是軍隊，所以不要有事法制」、「不要交戰規定」、「雖有集團性自衛權，卻不允許行使」等，產生難以理解的解釋。矯正這種「異常」不待修改憲法就不可能改變嗎？修改憲法需要困難的手續，因此，需要花費頗長的歲月。但是，現實上，應該修改現行憲法的輿論逐漸高漲，執政黨在野黨也均有必須整備有事法制或制定交戰規定的意見。 與戰前比較起來，相反的矯枉過正，在「文民統制」上也明顯顯示出來。一般所謂的「文民統制」，就是意味著「職業軍人的軍方首腦，在政府部內的文民的指揮之下」的狀態。這種情形的所謂「文民」是，如日本的君主立憲制之下，就是指政治家而言。但是，實際上，掌握「軍政」、「軍令」的是防衛廳的內局。今天的日本逐漸走上一項一項修正這種「異常」的大潮流。 陸、結語 我想日本將緩慢地走上正常化的方向。否則就不能存活於21世紀的國際社會。雖然有部分的國家發出大聲批判危險的「靠右的傾向」，但是，日本國民已經開始理會「國際政治」。可說叫喊著「靠右」，而開始了解這些國家今後將扮演何種角色。在美國新誕生的政權，可能要求「強有力的日本」也說不定。以堅定的日美同盟，日本對東亞的和平與安全的安全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時代即將來臨。日本、台灣、美國共有相同的所謂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觀。這些國家共同分擔安全保障上的責任是理所當然之事。台灣的安全保障，首先由自國的軍隊、其次由台灣關係法、第三由日美安保條約來支持。日本、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障，有不可分的關係是自明之理。 所謂的指針法扮演何種角色，日本走向「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我想從上述的文脈來說，對台灣具有重要的戰略上的意義。

主辦 社團法人 台灣安保協會 協辦 亞洲安保論壇 自由時報社 時間 2000年11月17日 地點 高雄縣勞工育樂中心二樓國際會議廳 吳明杰◎自由時報記者 前言：台灣安保協會、亞洲安保論壇、自由時報昨天於高雄勞工育樂中心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國際研討會，邀請台灣南華大學教授蘇進強、前海軍中將汪啟疆、前國防部副部長郭宗清，以及日本的杏林大學教授田久保忠衛、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山本誠等軍事專家，就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中國武力威脅及東亞區域安全等問題，提供精闢的見解與分析，幾乎座無虛席，顯見南台灣民眾的熱情及對台灣安全的關心。主持人、台灣安保協會理事洪墩謨：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黃昭堂在致詞時表示，國防和治安是社會穩定的力量，台灣最擔心的就是大陸，而台灣內部因長期國家認同模糊，致使治安地出現問題，在此內憂外患的時候，舉辦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研討會，意義重大，特別是高雄長期以來在政治上都受到台北的忽略，因此，這個研討會移師高雄舉行，並邀請台、日的軍事專家提供意見，特別有意義。 吳阿明:台灣危機 經濟大於軍事 自由時報董事長 自由時報董事長吳阿明昨天在台灣安保協會主辦、自由時報協辦的「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國際研討會閉幕致詞時表示，從研討會的軍事專家學者精闢分析來看，台灣目前的國家安全大致沒有問題，國人可以安心。 不過，吳阿明強調，台灣未來最令人擔憂的是台灣的經濟問題，他呼籲新政府絕不能改變對中國的「戒急用忍」政策，同時即將實施的「小三通」和規劃中的「大三通」也應立即暫停。 吳阿明說，從政治面、軍事而來觀察台灣未來發展，目前台灣的國家安全並沒有問題，但台灣的現今經濟問題若不好好處理，未來可能成為台灣滅亡的主因。 他指出，現今台商到大陸投資已經超過一千億美金，台商不但把台灣的資金帶到大陸，人才和技術也隨著轉移，間接使台灣的失業率增加，稅收也跟著減少。同時，這些資金卻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快速，中國在經濟成長後，將有更多經費用來強化軍事力量，回過頭來對台灣產生更大的武力威脅。 吳阿明表示，從近來台灣股市大跌可以發現，許多投資人的資金都是向銀行抵押借貸，股市下跌，還不出錢，造成銀行呆帳增加，一連串金融危機反應接續出現，政府應警惕。他強調，台浴赴大陸投資已經使台灣產業日漸空洞化，新政府一定要馬上停止兩岸進行三通，恢復「戒急用忍」政策，才能保住台灣的經濟，否則未來中國不需打台灣，就看著台灣自己滅亡。… 山本誠：中共若犯台 美必插手 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 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山本誠昨天在「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國際研討會中表示，根據他過去在自衛隊任職時與美軍進行協同訓練的經驗得知，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一定會插手。他並強調，台灣人民只要自己不認輸，中國絕對沒有辦法征服台灣。 山本誠以「環繞台灣的軍事情勢」為題演講指出，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一定會介入，雖然柯林頓的台海政策模糊不清，但也絕對不會把台灣交給中國，甚至包括歐盟等其他民主國家都會是台灣的友邦。 他表示，今年九月中旬曾到中國，與中國社科院人員會談時，雖然年長的官員仍強調兩岸一定要統一，不過卻也發現有年輕的學者認為中國未來會民主化，應該樂見台灣的發展，也許老一輩的人離開後兩岸關係會有所改變。 山本誠分析台灣的戰略環境時指出，在核武問題上，如果對台使用核武會被世界譴責，與世界為敵，因為台灣人是中國的同胞。此外，如果中國以核武攻擊台灣，美國一定會加以報復，而核武雖對台灣會造成很大損害，卻仍無法壓制台灣，更喪失統一台灣的機會，相信中國領導人不會如此愚蠢。至於以導彈攻擊台灣的可能性，山本誠說，即使中國用所有的導彈攻擊台灣，其損傷不會超越去年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台灣不可能因此而崩潰，英國也一定會馬上以巡弋飛彈摧毀中國的導彈基地。 同時，相信台灣也有反擊中國導彈的能力，而台灣應該成為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一份子。山本誠研判，如果中國以導彈攻擊台灣，不會以全數一次投射的方武進行，應會採取分階段攻擊，以逼迫台灣談判，但只要美國一介入，攻擊解放軍的導彈基地，中國的導彈可以說只能用到幾分之一。 山本誠說，中國要佔領台灣最終仍須透過渡海登陸戰，但從二次大戰的經驗來看，德國連到達英國間的四十公里的海峽都過不去，中國如何能越過有兩百公里距離的海峽。 郭宗清：軍備為防禦而非戰存在 前國防部副部長 前國防部副部長郭宗清昨天在「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國際研討會」中指出，軍備應為防禦而存在，而非為戰爭而存在。 郭宗清昨天在這場於高雄勞工育樂中心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中，以「回顧二十世紀的戰爭」為題發表演講，從二十世紀的戰史角度，思考台灣如何面對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對策。 郭宗清表示，回顧二十世紀的戰史過程中，他常聯想到兩岸問題該如何解決，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他更強烈感受到，在使用大量殺傷力武器的今日戰爭中，敗方另當別論，連勝方都不是真正的勝利者。他相信，中國的領導人江澤民也要記得「窮鼠咬貓」這句話的意義，不要輕啟台海戰端。 郭宗清指出，一次世界大戰形成成立軍事同盟的潮流，軍事同盟的目的是以防禦為主旨，但如果和強大國家有同盟關係，就很難暴露在他國侵略或戰敗的危機下。然而，軍事同盟反而鋪上捲入戰爭的道路，具有野心的國家，在依賴同盟下，愈來愈大膽，而消極的國家，在擔心失去同盟國信賴下，而重視同盟的義務，希望歷史可引以為鑑。

李憲榮◎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國際關係部主任 由陳水扁總統聘請研究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跨黨派小組」最近正積極研擬「一個中國」的文字共識，並進入積極整合各種版本的階段。一時所謂「一個中國」問題又被社會各界大肆討論，媒體爭相報導，做為一個台灣人，甚感憂心。茲提出個人對此爭議之看法如下: 如果「一個中國」是指「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是中國」，就像「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是日本」或「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是菲律賓」一樣，這是世界社會的共識，我們沒有不接受的道理，因為聯合國在一九七二年已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下簡稱PRC)是唯一的「中國」，而且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只與PRC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以下簡稱ROC)想去爭辯或反對，不但得不到勝利，反而會自取其辱。 我想特別強調，在PRC的「一個中國」原則裏，除了重申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國」之外，其重點其實放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例如PRC與美國的建交公報上的文字是「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可是在宣傳上它都刻意淡化這個重點，用「一個中國原則」來簡化它的立場。然而台灣有些人士不察此陰謀，所謂的主流媒體又都加掩護，隨著PRC在談「一個中國」原則，或者以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有很大的空間，對台灣並無不利之處。其實基本上就是受制於PRC所設定的「遊戲規則」，對台灣立場極為不利。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裏談問題。只要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裏談問題，等於是我們已經接受「一個中國」的前提，不論是怎麼「認知」、「解釋」、「表述」，也不論是什麼版本，台灣都註定要吃虧和失敗。有人企圖以「歷史上的中國」、「文化上的中國」、或「將來的中國」來解釋「中國」的意涵，但無法得到世界社會的認同，這種解釋只能滿足自己，無法說服別人。 我同意陳水扁總統的說法，「一個中國」只是兩岸關係的選項之一，是否選擇這項應由台灣全體人民決定，而不是一個院長、主席、小組、一個什麼會、甚至是一個總統可以決定的。在台灣人民沒有共識之前，誰都無權替人民決定。我鄭重呼籲陳總統絕對不能從這個立場退讓。 自從PRC建國以來，台海兩岸關係從來就未真正的緩和過。兩岸關係一直是由PRC在主控。到目前為止，PRC要併吞台灣的企圖未曾改變，不斷地對台文攻武嚇就是明証。任何表述都只是自我矮化，讓PRC要併吞台灣的企圖更加容易而已，等於是自投羅網。 「國家統一委員會」是一個未經正常法律程序成立的體制外的機構，而且預設統一的立場，不能反映民意的指向。有人提議比較中性且合乎民意指向的「國家發展委員會」取代，但以前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不加採用，不知為何現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也未加採用。最近有人提出「國家發展及統一委員會」的名稱，其中「發展」的意義太模糊而統一的方向太明顯，實與「國家統一委員會」並無太大的區別。如要設置類似機構應將其定名為「國家獨立、維持現狀、或統一委員會」方屬明確並符合民意的指向。 也有人提出「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就是一個中國的架構」 (簡稱「憲法一中」) 的說法。這個說法至少有三個問題: 一是錯認台灣是「中國」固有的疆域。台灣雖曾被「大清帝國」統治過，但也曾被荷蘭、西班牙、和日本統治過，它絕不是「中國」固有的疆域。二是錯解「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在制定的期間，台灣尚是日本的領土，而且「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明明將「中華民國」區分為「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占領「大陸地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公認的主權國家，占領「自由地區」的「中華民國」也宣稱是主權國家，明明是兩個國家。三是把「一中」視為是「中華民國」，這種看法得不到世界社會的承認(已如前述)，更得不到PRC的歡心而緩和兩岸的關係。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主張，也是朝野各黨派的共識。反對這種主張的人當然無權替台灣人民說話。既然「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什麼台灣不能以「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討論」來應對PRC的「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討論」的立場? 有人認為時間不在台灣這邊，所以台灣必須趕快釋出善意，降低姿態，以各種文字的表述或行動取得PRC的歡心。持這種看法的人應該說明其道理。如果時間不在台灣這邊，台灣豈不是只有等待被PRC併吞的日子。兩岸的緊張關係當然不是台灣人民所樂見。基於台灣安全的最高原則，一味地討好和遷就PRC並不能換來台灣的安全，反而只會早日落入它的陷阱。如果台灣人民有被PRC併吞的意願，或者認為台灣早晚會被併吞，何不早日投降，至少可以減少很龐大的國防經費。如果台灣人民沒有被PRC併吞的意願，最好的安全策略應該是堅持台灣主權獨立的立場，不必去做許多表述。

李勝雄◎台獨聯盟秘書長 近聞跨黨派小組將以多數通過一中共識，倒底一中共識是什碗糕，大家多霧煞煞。難怪連民進黨主席謝長廷提出回歸憲法就是一個中國的說法，也引起不少爭議。所謂一中共識倒是應稱為一共異見才正確。 一中就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的定義如何，眾說紛紜，但是不外以下三見解： 一、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國民黨尚未放棄主張，1912年創立、1949年失去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還是一個中國。問題是，僅存在台澎金馬的「中國」是否仍包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領土還延伸至蒙古共和國？如果形成此一中共識，不是精神失常症狀復發，就是向以上兩國挑戰。更令人納悶的是，有台獨公投黨綱的民進黨謝主席之一中憲法說法，似乎與此論不謀而合？或是反譏式的戲謔之言？尚不得而知。 二、一個中國就是未來統一的中國：此見解又分為以中華民國統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兩說。前者是蔣政權一直的主張，國內尚有少數抱著此種蛇吞象的幻想；後者是中共政權的強烈要求，在台灣的親共人士，就是暗中的支持者。問題是，台灣人願意接受中共的統治嗎？ 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聯合國1971年通過之2758號決議，以及國際社會之普遍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只是這一個中國包括台灣在內嗎？至少，目前這一個中國尚未統治台灣，而台灣有自己的中央政府、總統、人民及土地，並非事實上的中國一部份。因此，此一個中國不包括台灣，但是中國卻強橫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省。超黨派小組敢作出此正確的一中共識，得罪中共及統派人士嗎？ 縱使跨黨派小組提出一中共識，與一個中國名實相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接受排除他們的主張以外的一中共識。而沒有代表中國一方的同意，此種一中共識豈非是手淫式的自我陶醉，或是管他人瓦上霜結果而已，終必空忙一場，成了鬧劇而貽笑國際。 所以，本文建議超黨派小組不如以達成一台共識為要務，因為，對於自己的一個台灣形成共識，是名正言順、理所當然的家務事。形成一台共識，只要基於下列原則，就不難達成： 一、符合台灣二千三百萬住民的利益：台灣已走上政黨輪替執政的民主政治，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人權保障也在進步中。一台共識應有對建設台灣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向上提昇的建言，始能為新政府及台灣人民樂意接受。 二、由台灣住民決定台灣的前途：連美國對中國的統一台灣主張，都一再強調應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已明白支持台灣的前途是統是獨，屬於人權範圍之自決權，只有台灣人民自己能決定。跨黨派小組更應該以此為基礎，提出一台共識。 三、以預防及排除危害台灣為目的的一台共識：台灣外來的最大威脅就是要拒絕及避免無民主、自由、人權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對台灣最有保障的一台共識，必然是使台灣被國際承認為獨立主權國家，而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為終極目標。 以上基礎建立之一台共識，是自己當家作主、自掃門前雪之事，可為自由世界國際認同，外國不得干涉，亦不容許琵琶別抱的統派人士任意阻礙。

在朝野為核四案陷入僵局之際，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所召集的「跨黨派小組」積極運作，企圖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定調，頗有向中國表態之嫌。我們以為，我們對內應該凝聚共識，然而，當前兩岸的情勢並未如九五年飛彈危機，李院長不應危言聳聽，逼自己人接受自我繳械的所謂「一個中國」。 眾所週知，國際社會所認知的「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進黨黨主席謝長廷以「憲法一中」呼應，東施效顰國民黨過去硬拗、國際社會不會接受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看法。如果我們企圖玩弄文字遊戲，接受任何形式的「一個中國」，豈不讓是世人誤以為台灣人樂意與中國統一？豈不更讓中國有併吞台灣的藉口？ 又聞，跨黨派小組成有人主張「統一公投」，我們對此鄭重重申反對「統一公投」。台灣雖然被滿清統治過，目前的中國卻與台灣無任何瓜葛；如果只因中華民國在台灣統治五十五年，台灣就必須被迫和中國合併，那麼對於在歷史上曾經殖民統治過台灣的西班牙、荷蘭、或日本，是否也可以舉辦所謂與他們合併的「統一公投」？ 要之，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對內尋求「一個台灣、一個中國」的共識，對外宣示台灣人想要有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跨黨派小組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最好是早日解散！ 我們懇請關心台灣前途的台灣人站出來，表達我們追求獨立自主的意願及決心，不要讓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人物、紅頂商人胡言亂語、為所欲為，將祖先打拼成就的美好台灣奉送他人。 2000/11/25記者會

江永進　新竹清華大學統計所副教授 自馬市長掀起拼音大戰以來，贊成漢語拼音的意見，幾乎都以中國漢語拼音才有國際化為理由，以譯音方案是為了外國人的需要做理由，吾人以為邏輯上、論證上、心態上失之粗糙，難以服人。 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是國際化，那麼為什麼馬市長去年宣佈使用注音第二式？去年的注音二式就可以國際化？今年的通用拼音就不能國際化？昨是今非，為什麼？政爭而已！ 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是國際化，那麼我們應該改用簡體字。馬市長講簡體字取代繁體字是「多慮」，因為「正體字在華人世界是強勢的」(中晚2000/10/11/4版)，吾人不禁戲言：為什麼？難道因為多一個「正」字？正字標記所以強勢？台灣媒體居然也可以將此種推論寫成大字！為什麼捨文字問題單就拼音來爭論？政爭而已！ 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有國際化，那麼熱心這種國際化的人，應該更加強力主張廢除ㄅㄆㄇ，因為ㄅㄆㄇ引起的無法國際化，嚴重得許多。台灣人出了國門，因只會ㄅㄆㄇ，沒有羅馬字無法查資料、看地名，而且，打電腦時26鍵的羅馬字輸入法也強過40鍵的ㄅㄆㄇ輸入法(台灣資訊應用能力大受威脅)。北市龍局長講什麼新鎖國，難道她看不出ㄅㄆㄇ的大鎖國？吾人認為，她應該用更大的勇氣、更大的力量，主張廢除ㄅㄆㄇ。耶穌說，「為甚麼看見你兄弟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 」，為什麼捨大就小？政爭而已！ 北市林局長講，萬華譯名ManKa和漢語拼音不同，所以通用拼音無法國際化。實在令人啼笑皆非，蓋ManKa是古早地名譯音，本來就和華語拼音譯名不同！這和拼音方案無關，不要一概而論！(當然，我們可以考慮使用古早地名譯音的政策。) 前部長楊朝祥，沒給理由直接結論說，譯名用中國漢語拼音，母語教育用通用拼音，又說什麼「因為外國人學英語也未學音標，都是直接教育法」，因此表示母語教育不需要學拼音，暗示只需要直接教育法(《台灣日報》2000/10/13五版)。吾人不禁感慨，為什麼不主張英語華語教育只要直接教育法？為什麼主張跛腳的母語教育？如此明顯的矛盾大小眼，無人質疑？吾人只好相信，這是居心叵測繼續限制母語。 某匿名前行政院教改會主要成員義正嚴詞說拼音方案應該用加權評分法，結果最後居然突然結論說，譯音用中國漢語拼音，母語教育才用通用拼音(《中國時報》2000/10/12/5版)！評分標準還沒有討論，就先有結論，真不知道這是什麼方法和結論！就算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得到國際化項目的滿分，其他項目得幾分呢？通用拼音就完全無分？提個自己不用的方法，而且事先有結論，那裡還需要討論？換個推論過程：因為中國是一百分，所以譯名用中國拼音，如何？恐怕重點是他們要中國拼音，而不是什麼決策方法過程有缺失，不是通用拼音有什麼重大缺點。 以路牌譯音的需要來講，馬市長這邊強調需要花費幾十億，用中國拼音一樣也要幾十億？而外國人又如何的看不懂通用拼音？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到台灣之前學過漢語拼音？這些人當中又有多少人堅持沒有中國拼音不可？他們當然也看不懂古早地名的拼音，我們值得為這種外國人花幾十億？那些學過漢語拼音的外國人，目的應該是學漢字，為什麼不談繁體字差太遠，反而致力攻擊差別不多的通用拼音？ 拼音爭論，至少應該先平心看新政府提出的理由是不是充分，不是一味用其他理由強力炒作，可惜媒體報導很少給教育部適當份量說明。台灣新政府致力多語政策，發展多語族文化，為吾人所重視珍惜與支持。吾人認為，教育部范次長的說帖是很有力的：通用拼音有台灣特色，兼顧台、客語需要。 曾部長、范次長也講，拼音爭論是被過度誇大。是的，被過度誇大、政治化了。譬如，馬市長威脅說，如果新政府執意要採用通用拼音，那麼台北市要採取「雙軌教育」；但是新政府並沒說要教通用拼音(雖然吾人贊成)，新政府只是要教母語拼音(這是源自舊政府時代的決策；但母語拼音未定)，馬市長為什麼如此反應過度？ 而且，馬市長的拼音教育，非常明顯完全沒有考慮母語需要，不知中國拼音和母語教育可能引起的衝突，不知通用拼音本來就是為減低拼音衝突的問題而研定，居然提出如此的政策。馬市長需要較好的幕僚，應該了解通用拼音才發言。 要知道，通用拼音為多層目標，顧慮國際化、資訊化等因素，又兼顧本土化母語需要，是經過長期研議及教育實驗的，結果算是差強人意，雖然不是一百分。通用拼音是多元化台灣的需要，有台灣特色，這樣有政治考量？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這樣就沒有政治考量？真是打人喊救人。

1996年聯福紡織爆發關廠勞資爭議，在12月20日用臥軌自殺的方式，來榜表達關廠失業勞工已走投無路，企圖引起社會關注。卻也遭致司法迫害。數十名聯福勞工及帶頭抗爭的曾茂興卻遭警方依公共危險罪名移送法辦。官司訴訟三年多，自主公聯榮譽會長曾茂興遭到判十個月的重刑。今年9月23日，到案執行。 工運政治犯自主工聯創會會長曾茂興簡介: 曾任桃園客運公會常務理事 1988年帶領桃園客運工會因年終獎金進行罷工 曾任全國自主勞工聯盟創會會長、第二、三屆會長、現任榮譽會長 1992年因聲援遠化罷工遭到判刑兩個月入獄執行 現任聯福關廠失業勞工自救會顧問 曾經協助處理耀元、東日等多件關廠勞資爭議 參選第四屆桃園第區立法委員選舉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日華議員懇談聯盟的副會張村上正邦參議員在與陳水扁總統會餐時面告陳總統、謂李登輝前總統在今年之內恐無法到日本訪問。隔天陳總統即在記者會上批評日本太過於在意中國的反應，也批評日本不該隨中國起舞。陳總統的批評馬上被登於日本各大報紙，產經新聞甚至還登在第一版。標題多數寫為「陳總統嚴峻的批判日本的對應」而事實上陳總統的對日批判也確實在日本引了不小的震撼。 筆者認為現政權的確有必要給日本政府一個強烈而鮮明的訊息來表達我們的不滿。有一半台灣血統的日本政論家蓮舫女士曾形容，日本以「理」與「法」與中國交往，而以「情」來安撫台灣。日本政府的作法是給中國面子、給台灣裏子。而經常台灣總是面子裏子都沒得到。 最近日本的元老政治家中曾根康弘在其著作權及各報章雜誌上發表其與中國、台灣交往之五原則。其中強調台灣必須與中國和平統一，同時也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反對台灣獨立，並且要求台灣必須依照中國的同意僅速三通，和展開談判。筆者曾當面向其側近抗議此五原則完全不顧台灣人的意向與感情，充滿了事大主義與妥協主義的色彩，是標準日本式妻善怕惡的作風。他們極力辯解，謂他們的真意仍是為了台灣好云云。 在過去的舊政府時代，我們多的是日語人材。而在日本政治人物交往時也充分運用了日語本身所具備的曖昧性、一切不明說、以心傳心，套句日本式的說法就叫「腹藝」，一切盡在不言中。這點對日式政治文化的深度了解卻經常反而造成對我們的不利。他們會以「情」來要求台灣體諒，，要求台灣讓步。而台灣持續讀對日本體諒卻成為一個固定的模式。最終成了一個中國向日本施壓、日本向台灣施壓的連鎖反應。而由於政治慣性與惰性，這個方式始終存在。 如今，現政權中日語人材缺乏，能了解日本政治人物「腹藝」的人材更是少之又少。這個事實有好也有壞。壞在難以建立真正的友誼，而好的一面卻正在於有打破過去政治慣性的口實。由於我們不了解其「腹藝」，所以一切「照步來」，同時也可以明確地表達出我們不滿與期待。這對台灣的對日外交不是個壞事。只是在打破此過去仲裁慣性之後，相互對對方深層文化了解與建立真正的友誼才是真正穩固台日外交的長久之計。

江永進、蘇育德、劉俊秀、陳鄰安、洪慧念、范文芳、張國財◎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新竹師院教授 四位語言學出身的中研院院士，投書主張，〈請以(中國)漢語拼音為中文譯音的唯一標準〉(《聯合報》2000/10/18/15版，)，該文分三節，第一節先宣傳中國拼音ｅ國際現狀，第二節舉例宣傳台灣若不採用中國拼音的後果，最後一節則是替台灣政府規劃主動被統一所需要ｅ步驟。我們深不以為然，試論如下。 首先，中國的中國漢語拼音是國際標準，並不足為奇，但是請注意，那是中國地名人名的標準，不是用在台灣的標準。這些人所謂的國際標準，適用在中國，其實和台灣無關；超過全文篇幅的三分之一只是在作中國拼音「國際化」的介紹宣傳，與台灣拼音爭論無關。 不過，這些院士倒也提出一些實質討論：如何在外國找中文資料，以及台灣人應如何用拼音去外國找資料。之所以難得，是因為其他支持中國拼音的論點，多錯誤假設譯音只是外國人的需要；台北市馬市長應該知道，台灣人也需要拼音。 在外國找中文資料，需要看到底是誰在找、找什麼；此外，中文圖書資料應該是以中文書寫，查尋的目標應該是資料本身，而查尋只是工具，更何況拼音只是找資料的工具之一。 從資訊觀點，拼音轉換(人、電腦)並不是什麼問題，方法多得很；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的轉換很容易，難道語言學家不知道？圈內人都知道，還有(免費的)自然輸入法，連連轉換也不用，不管通用拼音中國拼音，可以一起輸入(《自由時報》2000/10/11/41版；http://www.togetn.com.tw)。未來電腦語音輸入普及，甚至可以不用學什麼拼音就可以用聲音輸入，圖書館的查資料有何困難？ 科技人最怕「不懂技術的人將技術說成好像萬能」，這些院士則將沒有什麼問題的技術誇大為無法克服，難道院士級的語言學家如此無知？而且，就算四位院士所說的情況是真的，那麼真正嚴重無法國際化的其實是ㄅㄆㄇ，為什麼避開ㄅㄆㄇ的不能國際化？ 更重要的是，找資料的目的是為了使用資料，是不是外國的中文資料都用中國漢語拼音？其實，絕大多數資料是以漢字方式而不是以拼音的型態存在，那麼按照院士們的論點，如果資料多是簡體字，是不是台灣應該全用中國的簡體字？或者資料多是繁體字，他們是不是應該向中國主張台灣繁體字是唯一標準？ 如果有人連有簡單對應的拼音方案互換都如此誇大攻擊，困難大幾百倍的漢字繁簡互換呢？莫非攻擊通用拼音其實是廢繁體字大陰謀的前哨？他們未免將問題過度簡化、將漢語拼音的功能過份誇大了，而且雙重標準，避重就輕。 拼音爭論，至少應該先平心看新政府提出的理由是不是充分，不是一味用其他理由炒作，可惜媒體報導很少給教育部適當份量的說明。台灣新政府致力多語政策，發展多語族文化，為吾人所重視珍惜與支持。吾人認為，教育部范次長的說帖是很有力的：通用拼音有台灣特色，兼顧台、客語需要。 長年久住國外的四位崇高院士語言學者，明顯不知台灣拼音爭論的焦點，不知台灣的需要，或者故意忽略，以國外圖書館做名，鐵口直斷只有漢語拼音才可以找到資料，繼將此點等同國際化，又試圖將複雜的拼音爭論，簡化成「語言專業」一項。難道，母語學習的考慮就不是語言專業？ 歸根究底，這些人只是要逼迫台灣只能聽從「中國化等於國際化」的語言學家之言。其實，他們的意向很清楚，就是冠冕堂皇的「國語是統一的標準語」，在這個假設下，只拿中國漢語拼音方案做唯一的標準，不需要任何討論。如果容許我們開個玩笑，台灣乾脆不要國統會、陸委會了，只要國外圖書館決定中國統一台灣就好了。 詳細思考四個院士的文章，其實暗藏了一個陷阱：如果我們採用中國漢語拼音，無形中默認「國語是統一的標準語」這個價值觀。原來不是單純討論拼音問題！母語受盡迫害的母語人，相信多元化的台灣人，情何以堪！這種被著語言專業外衣，真是令人感覺，處處陷阱，處處惡毒。 要知道，通用拼音為多層目標，顧慮國際化、資訊化等因素，又兼顧本土化母語需要，是經過長期研議及教育實驗的，結果算是差強人意，雖然不是一百分；但是現在，有人隨便用偏頗國際化名義反對，必須要先說服我們，通用拼音的國際化程度到底是多低？ 為什麼較公平的語族需要考慮不應該，反而要聽從所謂「語言專業」在漢語拼音的基礎上調整字母的「小媳婦母語政策」？若按照他們定義的國際化，通用拼音還不足以妨害國際化，元兇應該是ㄅㄆㄇ，元兇可能是繁體字！通用拼音是多元化台灣的需要，有台灣特色，這樣有政治考量？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這樣就沒有政治考量？真是打人喊救人。 總而言之，這是文化、土地認同的問題，這是反壓迫的問題，這是台灣要不要改正過去錯誤壓制的語言政策的問題，這是台灣是不是要多元化的問題。我們無法同意四位國外院士找資料薄弱的理由。 吾人不禁感歎，趨炎附勢是容易的。現在需要光的是奄奄一息的弱勢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