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林久雄 一、前言 今年11月21日，在東京由全日本航空（ANA）和讀賣新聞的贊助，召開了一次對應未來國際危機的模擬演習。針對安全保障，經濟金融和氣溫變動三部門，由麻省理工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長Richard Samuels為首的四位專家，設定操作的program。時點定在擺脫全球性金融危機後的2013～2020年。參加模擬演習的團體和代表如下： 1. 日本方面：眾議員4名、民主黨2名，自民黨2名。參議員10名（超黨派）。管理隊7名（由主辦者聘請）。 2. 外國來賓：美國隊7名（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組成）。歐盟隊和中國隊各5名。印度和巴西各1名。加上歐美媒體2名。共計35人。 二、背景 歐盟（EU）與美國因國際貿易和金融規制的意見對持，中國與美國在所謂G2的氣氛中，關係密切而加深。另一方面歐盟因天然氣（gas）的供給，與俄羅斯日趨親近。她們（美中、歐俄）開始形成新的二大集團（bloc）。 美日同盟因日本的政黨交替，顯示出積極性的強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因追求近利，使傳統友誼冷卻。 中國的經濟發展、加上軍備擴充、使俄羅斯不安產生的警戒心，深恐西伯利亞的中俄緊張復燃。 乍見program的設定，很接近現實的跡象。身在二大集團外的日本，若逢突發性的國際事件時，將如何排解，使不致於陷入困境。 三、由2013年到2020年 日本的經濟總生產（GDP），目前落在中國之後，退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政治強調「對等關係」，考慮修改美日地位協定和軍事基地問題。對集團自衛和武器輸出仍無推展的跡象。終至美日間的「二加二」會談，不再讓閣員出席。 2013年危機劇本（crisis scenario） (1) 安全保障 歐俄合資企業向日本提出合作開發民用客機。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對日本政府警告，可能洩漏美日共同開發的飛彈複合材料機密。 (2) 氣溫變動 接替京都議定書的交涉，邁向各國排放污染限額的達成。訂於2018年召開高峰會。（暗示2009年12月15日的聯合國氣候變動架構內的條約締約會議COP失敗）。 (3) 經濟金融 2013年一月，由於二氧化碳（CO2）排放權市場價格暴貶，德國的金融機構倒閉。預防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復發，對金融規制的態度，主要國家的意見對立。 2017年的危機劇情 （1）安全保障 （一）北韓 北韓於2017年1月，發射發彈落在往太平洋著落。日本發射M3迎擊失敗，要求安理會加強制裁，北韓負氣再度發射飛彈示威。 （二）阿富汗 此時阿富汗的反政府份子塔利班（Tariban）佔據巴基斯坦的核試設施。把核武物資運在接近伊朗邊界的途中。 （三）馬六甲海峽 日本的海上保安艦、在馬六甲海面與不明身份船舶遭遇交火。雖擄獲該船、但日方五人死亡。從船上搜獲核武物質、以及巴基斯坦人和中國技師。 （2）經濟 在俄投資的歐盟企業，由於公共投資條件不良、招至嚴重虧損，隨而引起倫敦和紐約股市下跌兩成。 四、演習結果 1.日本隊： 在2013年時，以不明歐俄真誠所在，拒絕民航開發的合作。因氣溫變動，與美中兩國一起協調太平洋各國消減排污10%，而日本堅持25%，日本在野黨批評不可能做到。可是美中二國不在記者會上宣佈消減10%。這是COP的不幸。 日本不取歐俄而靠近G2，二加二的閣員會商重開，美中安保再確認。美日間的FTA有進展、日本對農家發放戶制補助。 日本放棄CO2消減25%，使各國失望，高峰會延期。 2.中國隊： 中國關心的是麻六甲海面發生的事件。即刻招待記者，聲明中國非常關切塔利班的行動。將與上海機構（CIS）各成員國與巴基斯坦合作，處理這個嚴重事件。並在中巴邊界增強兵力，設置監視裝備。致於捕獲中國技師問題，向日本政府提議，由ASEAN主導來解決。 3.美國隊： 要求中國停止向北韓，提供能源和糧食。要求日本加強管理武器轉用物資。 同時第七艦隊增撥船集，在西太平洋待機行動。美國決定與日本配合神盾艦迎擊作戰計畫。 另一方面美國與中國和日本外交洽商，在安理會決議制裁北韓。獲得中國容忍制裁的答覆。 4.歐盟隊： 重點放在經濟方面，為貨幣統合，馬上設立歐俄委員會，來研究盧布和歐元。計畫2020年以後，俄羅斯加入歐元圈，以促進對俄羅斯的投資。 長期的展望，土耳其的加入歐盟之外，北非的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也開始交涉加盟。 歐盟關心對印度的FTA，如同日本對巴西的FTA一樣。 中國以多購美國公債，取悅美國，以獲得美國贊成中國創設亞洲通貨（亞元）願望，並與美元和歐元同做世界金融基軸。美、中、歐三方共出一千億美元（10兆日圓）給IMF做救助歐洲金融機構之用。 五、分析 1. 基本假設，以為世界兩大集團化，日本被迫在國際上孤立。但演習開始，各國團隊都朝向多國間的國際協調行動。日本隊選擇尋求美中的合作，以處理安保、氣侯變動和經濟問題。在貿易方面，致力日美、日歐的FTA交涉。為應付國際金融危機，美歐日中都同意IMF的強化彼此協調將是當今的大潮流。 […]

金恒煒／《當代》雜誌總編輯 九十二歲幾瀕於死的史明老先生，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熱烈人群簇擁下，坐著輪椅從日本飛回台灣；即使中國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也有文有圖加以報導。史明是台灣「最後一個黑名單」，一九九三年才回到故鄉。即使遠在日本，史明卻是挑動國府當年最敏感神經的人物，因為史明而受牽連的大政治案件至少三起，尤以九一年的「獨台會案」影響最大。九一年五月九日凌晨五時五十分，法務部在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一聲令下，闖入校園逮捕了清華大學研究生廖偉程及台大碩士甫畢業的陳正然等四人，罪名是閱讀史明《台灣四百年史》，認定是史明「獨立台灣會」在台發展的組織，引發了全台的震動，是為「獨台案」。 當時的總統是李登輝，行政院長是軍頭郝柏村；台灣正處在開放與未開放之際。「獨台案」竟而成為打破「白色恐怖」的切入點，拯救四人是以「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為主導，進行了大遊行、大示威，主要訴求是「郝柏村內閣下台」、「廢除刑法一百條」、「情治單位退出校園」、「無罪釋放獨台會涉案人」，不到一個月所有的訴求幾乎全部達成，廢除「刑法一○○條」至遲到九二年五月終於終結。史明形同打了一場「不在場」的戰爭，九三年回到睽違四十一年的故土。 九一年讀史明的書都要坐牢，十八年後的今天，史明卻像英雄般受到歡迎，如滄海桑田的變化正是台灣進程的最佳寫照。再引《天下雜誌》十二月所做的國情調查，是在這次地方選舉國民黨縣市長受挫、得票率大減之後出爐的，其中問及「請問你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還是都是？」結果，六十二％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廿二％，自認是「中國人」的僅有八％；最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到二十九歲——也就是史明返台那一年之後出生的——年輕族群，自認是台灣人的，高達七十五％，為同類調查最高，三十歲到四十九歲的次高，甚至超過六十歲以上的這一現象，也打破了統派對獨派「一高二低」（年齡高、學歷低、收入低）的醜詆。 重點還是回到馬英九的執政，也還是以《天下雜誌》一年一度的國情調查為準。去年十二月同樣的國情調查，《天下雜誌》分析有關統獨的民調：「一九九四年開始，國情調查開始分析台灣人民對於兩岸統獨發展的意向；最新數字顯示，期待獨立（包括儘快獨立及長程目標獨立兩者）的比例為歷年最高，達二三．五％，遠高於陳水扁八年執政時期的數字；而期待統一（包括儘快統一與在一定條件下統一）的比例是歷年最低的一次，為六．五％（去年為七．六％，更早前則一三％到一八％之間）」。根據淡江大學張五岳教授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表示，這是出於馬英九急速改變與中國關係所致。從○八年五月馬英九執政到○九年「三合一」選完，顯示出台灣民意與馬英九「終統」成反比，馬英九愈向中國靠攏愈強調「中國化」，台灣民意則愈向「台獨」及「台灣」走。馬英九儼然成為「獨立」的推手，比前總統陳水扁還有效、還有力。 馬英九不僅是「台獨」的推手，同時也是民進黨最佳的助選員。去年年底縣市長等的「三合一」選舉，是馬英九強取黨主席之後的第一戰，馬披掛上陣輔選，從台灣頭拼到台灣尾，結果敗軍。馬英九硬不認輸，只怪罪「大環境」不好，「經濟如此不景氣，失業率如此高」，故而宣稱只要把經濟搞好就能贏。隔天故意放出消息說，府院高層開會馬把「飯盒」吃得精光，表示心情沒有受影響云云。然而真的是因為經濟問題嗎？陳水扁二○○○年初次掌國政，經濟真的不好，但次年的立委與縣市長選舉大勝！為什麼不會垮在「經濟」上呢？可見「笨蛋，問題不出在經濟！」 老實說，「三合一」失敗是必然的，說得迷信一點，馬英九的好運在二○○八年大選用完了，從此之後一路下滑，二○一二年恐怕要出局了。（見筆者去年十二月號《開放》文）馬英九的敗選不是自「三合一」始，國民黨立委李慶安隱瞞具美國國籍之實，依〈選舉罷免法〉不能出任公職，事發了硬賴到賴不下，終而辭職，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補選，台北市大安區是文教區，也是國民黨鐵票區，雖然國民黨的蔣乃辛勝出，不過得票率從李慶安的十萬票海削了一半，只拿到四六千票。這不是唯一的例子。雲林縣國民黨立委張碩文賄選定案，故而九月二十六日補選，民進黨的劉建國以七萬四千多票壓倒性的勝利，而藍營兩組人馬合在一起也只有五萬多票，比張碩文當初拿到的七萬九千多票足足少了二萬六千票。這是其二。與雲林補選同一天，澎湖進行博奕公投；這是馬英九大選時的公開承諾，澎湖縣政府替馬兌現支票，拉抬開賭派打壓反賭派，甚至在投票當天包下所有飛往澎湖的班機座位，結果澎湖的第一次公投，竟然不贊成壓倒贊成。這是其三。 從台北市大安區立委補選到雲林縣立委補選到澎湖公投，已經看得出來藍營的鐵票生鏽；所以「三合一」選舉，國民黨注定失敗。馬英九在投票之後的第二天接見日本媒體，強調ECFA非簽不可，「江陳會」四大決議非談不可；套行政院長吳敦義的說法，「已沒有別的路可走了！」，馬英九何嘗不知道危機？不然為什麼會把迢迢滯美的「心腹」金溥聰召回來出任秘書長？金溥聰與馬的關係，外間傳言紛紛，立委李俊毅甚至用「超友誼」來形容，可見事急了，也可見馬遭遇到的凶險已不能粉飾下去，尤其接下來七位立委補選，（四位都是國民黨因賄選而補選）以及直轄市「五都」之戰，然後就是國會改選與一二年的大選了。 零九年十二月補選三席立委，民進黨全拿，大贏，過四分之一的門檻，於是在立院掌握提案權以及罷免總統權。接下來四席立委補選，民進黨看來勝?在握。最關鍵的五個直轄市之戰，民進黨保有南部的高雄與台南，重點在，能不能拿下台北縣升格的「新北市」？現任縣長周錫瑋施政是全台各縣市之末，民調極低，相反的，也做過台北縣長的前行政院長蘇貞昌，若而願意投身，取新北市若探囊。重點是，台北縣就像「三合一」選舉中的宜蘭縣，輸贏就在此役。以馬英九一路下滑的民調以及施政的無能，加上民心盡去，民進黨不只坐二望三，甚而可以望四、望五。因為台北市的郝龍斌民調也不高，任內收拾不了馬英九留下的爛攤子，貓攬已掛了一年多，捷運「柵湖線」成了「詐胡線」，台北市也有變天的可能。至於台中，過去是省政府所在地，基本上是藍色思惟的大宗，形同小台北。不過「江陳會」移師台中，過去的抗議示威集中於台北、高雄兩市，台中從來都是化外之地，這是第一次遭逢全國大示威，而台中市長胡志強與馬英九一樣，出自職業學生，兩屆市長任內從不必面對逼人的大風大浪，所以「江陳會」形同台中直轄市選戰的前哨戰，可惜民進黨沒有掌握機會。目前台中黑派大老陳庚金退回國策顧問一職，明顯另有所圖；金溥聰挫迾等。 馬英九真正要害怕的是五都選舉。馬英九一味傾中，明顯與主流民意杆格，《天下雜誌》的國情調查，有六一％的人擔心經濟過於依賴中國。○八年大選前，馬英九一方面推出「馬上好」的口號，另一方面打出「六三三」(經濟成長率六、國民所得每人每年三萬美金及失業率降至三％以下)的經濟牌，而且一再強調「他馬的，就是愛台灣」。選上之後，全部跳票而且反其道而行，去年年末縣市長選舉時又大打電視廣告「捍衛主權、保護台灣」，已然失效，「江陳會」之前，也猛打「保護中華民國」的電視廣告，也老實說，人民不會再受騙了，即使馬透過美國來的楊力宇放話：「統一在台支持度低」，「任內不能統一」等等，也奏不了效。相反的，行政院長吳敦義接受電台訪問語出驚人說：「白痴才搞台獨」；這才是馬英九內心話！ 台灣從李登輝的十二年到陳水扁的八年，整整二十年的民主會不會毀於一旦？用黑格爾「理性的狡獪」來看，馬英九以七百多萬張選票出任總統，恐怕是「歷史的狡獪」。

中山大學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現階段台灣唯一的敵人就是中國，討論台灣的安全事實上就是在想辦法抗拒中國的併吞。單靠台灣自己的力量是不足與中國對抗，可是依國際現勢，也不是可以任由中國併吞台灣。中國也很清楚，以武力併吞台灣所付出的代價太高，且不見容於國際社會，若由台灣自己投入中國的懷抱才是上上之策。 不只綠營人士抗拒中國的統治，連大部分藍營支持者也不願意投向中國的懷抱，甚至於「心懷祖國」的部分新住民（外省人）也只願意回中國探親，就是不願意回他們的「祖國」定居。顯然的，要台灣居民自己投向中國的懷抱是不可能的。 有不少綠營人士覺得民進黨沒有機會參選下一屆總統，因為他們認定在選舉前馬英九就會投降中國。這是多慮了，連藍營支持者都不願意生活在共產黨的社會，台灣人不會讓馬英九將台灣送給中國。大家該擔心的是馬英九是否會築一條單行道，由台灣通往中國，使台灣回不了頭。 馬英九可能築成的單行道就是「寄生經濟」，將台灣的經濟寄生於中國，使台灣人依賴中國吃飯，如此就可以完成經濟統一。完成經濟統一之後，政治統一就自然形成。二○一二年以前因為馬英九規劃連任總統，不至於與多數台灣人對抗，然而若是讓他有機會連任，他可以不理會多數台灣人的意見，反正罷免總統的門檻太高，台灣人沒有機會以罷免的手段阻止他建築單行道。 依照目前的選舉制度，綠營的國會席次沒有機會過半，幸好國際事務與對中關係屬行政權，不是立法權，否則台灣淪入「鐵幕」是必然的。綠營只要取得總統寶座，掌握行政權，就可終止單行道的形成，所以二○一二年是關鍵年，綠營若不能獲得行政權，前途如何是可以預估。 中國國民黨的人脈關係遠超過民進黨，先天上民進黨就居弱勢，可是在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竟然可以略贏中國國民黨，其原因相當多，最重要的一項是中國國民黨長期執政，權力與腐化是一體的兩面，中性選民認定中國國民黨腐化，而民進黨清廉，所以擺脫人脈的束縛而投綠。可是二○○六年以後民進黨的「清廉牌」崩潰，民進黨的氣勢也跟著崩盤。 在綠營內部陳水扁有很多朋友，但也樹立不少敵人，可是在二○○○年及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時，綠營內部絕大部分反扁人士紛紛表態挺扁，因為陳水扁是綠營的精神領袖，政治人物不挺扁會被群眾淘汰，成為綠營精神領袖的陳水扁算是輕易的整合各派系。 早期民進黨支持者不太介入初選，就算介入初選，也只是幫自己所支持的對象拉票，不做負面的攻擊，算是不介入民進黨內部的鬥爭，可是民進黨執政之後出現大變化，支持者紛紛押寶，為了效忠「主人」，嚴厲的打擊對手，形成嚴重的內鬥。總統候選人出線後，內鬥的傷痕還是不能弭平，總統候選人因而不能成為綠營的精神領袖，更不能整合派系。二○○八年的總統大選，是謝長廷自己在選總統，不是民進黨。 今年的三合一選舉，民進黨總算爬出谷底，桃園、台中、台東三縣的立委補選，民進黨又有斬獲，綠營執政總算是露出一線曙光。雖然某些自認為是大老的人猛澆冷水，可是擋不住民進黨的回春。民進黨所以出現進步的跡象，最重要的因素是候選人勤於耕耘基層。 民進黨的進步，除了候選人的因素外，民進黨逐漸擺脫「貪腐」形象也是重要因素。某些自認為大老的人物嚴厲的抨擊現任的黨主席，事實上蔡英文的表現並不差，能夠擺脫「貪腐」形象就是大貢獻之一。氣勢跌落谷底的政黨不可能一夕之間恢復氣勢，能爬出谷底就是好的開始。 民進黨有兩個致命傷，其中一個已逐漸康復，只要不再出紕漏，到二○一二年的總統大選時，應該可以擺脫「貪腐」的形象，但還有一個致命傷還吊在半空中，是否可以消除不得而知。三合一選舉及立委補選都屬地方選舉，沒有出現內鬥並不代表全國性選舉也能出現如此好景。 民進黨目前的致命傷是還未出現精神領袖，只要出現群眾的精神領袖，就可以整合派系。若是民進黨「大咖」的支持者像以前那樣挑起內鬥，總統候選人就不可能成為群眾的精神領袖。追求好處是人的天性，綠營支持者就算要押寶，也不應該挑起內鬥。宣揚所支持對象的優點，不必抨擊對手的缺點。若是自己能力太差，沒有那份本事宣揚所支持者的優點，就不要介入初選。 陸委會主委為了表示關心台灣，曾經要求對岸撤除飛彈，只是中國並不理會。就算中國撤除飛彈，還是隨時可以恢復原狀，所以要求對方撤除飛彈並無實質性的意義。況且中國的飛彈是用來威脅台灣，未必是要用在發動戰爭。中國自己很清楚，能夠透過經濟征服台灣才是上上之策。 中國各地的文化、風俗習慣有很大的差異，又出現嚴重的貧富不均，所以政局相當不穩定。對岸政權雖然強烈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事實上未來有幾個中國還未得知，中國目前是以高壓統治的手段來穩定政權，這種國家有可能分裂，到時候變成台灣人主張「一個台灣」，至於幾個中國不必勞煩台灣人操心。 獨派人士目前是等待時機建國，但必須維持台灣不被併吞的現狀，若先被併吞，就算中國分裂，台灣也難以建國。目前最重要的是取得行政權，以砍斷馬英九規劃的單行道。獨派人士不只不可以介入民進黨的內鬥，更要協助該黨建立制度，消除內鬥，如此才可能產生綠營的精神領袖，進而取得行政權。

第14期出版說明 編輯組   【出版說明】 台灣社會普遍對中國現狀缺少瞭解，在突顯經濟因素的時代，推動經貿、獎勵觀光，使台、中關係恍如處於太平盛世，對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視若無睹。加上一年來馬政權以推動ECFA為至上國策，喪失國格也不以為意。 今年以來教育部急於對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定案，特別指定非歷史專業人士為委員，提出課綱甲案，對中共歷史美化，營造台、中兩岸和平假象；對於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六十年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等等殘害中國人的悲劇，都不擬列入教科書，目前尚在爭議中。 適逢機緣，本期刊出天安門事件決策過程的兩篇第一手史料（原件資料），除了原件刊出之外，另撰文對背景加以說明，並以「提要」舉出內容重點，以饗讀者。 從天安門事件可以看出北京政權的行為模式之外，刊出「美國智庫對中國人的15條評論」一文，做為瞭解中國人性格的參考。台灣自1945年以來受「中國化」政策的洗腦，許多人也染上惡習，此文正可以用來檢驗自己，做一番「洗心革面」的檢討，而對近代合理主義的普世價值之重新認知。 東亞大陸自古以來國家林立，有長遠的歷史，自1912年以後在這個地區出現在法制上以「中國」為名的國家──稱作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聲稱繼承古代文明（有孔、孟的仁義道德哲學）。實際上在當代他們製造了白色恐怖與赤色恐怖，後者自1949年以來殘害中國人民、禍及全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舉行的46次核子試爆，殺死75萬人，輻射線受害者129萬人，其罹患症狀，有急性死亡、有慢性死亡的；其罪愆不亞於希特勒的「種族屠殺」，另還波及無數的觀光客，但台灣媒體幾無報導。 日本札幌醫科大學的高田純教授專門研究核災害學、放射線防護學與醫學物理學。2008年7月以日文發表《中國的核實驗》一書，引起世人的注意。另外在去年6月號的《正論》月刊撰文報導，本刊透過本會暨台灣安保協會理事蔡焜燦先生與該刊編輯長上島嘉郎先生連絡，取得同意，翻譯該文；謹向兩位先生與原著者、譯者致謝，他們皆用心於人道關懷。 本刊上一期刊載中國的失業率問題，指出中國的失業率只計算都市，農村的情形不計在內。到底中國的失業人數有多少？今年3月22日溫家寶（總理）在北京會見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外國主要代表時，透露失業人口有2億人。但這數目是否為保守之估計？本刊在第11期的「不要讓中國拖垮台灣」一文，介紹一個說法是3億人。當然，此問題尚待商榷。 本期刊載「中國就業前線出現異狀」一文，是針對大學畢業生失業情形之報導。中國大學生失業之多，主要是中國產業未能提升所致。中國大學生失業者已成「流民聚落」，馬政權的政策擬引進所謂「專業人士」來台，勢將造成知識青年的大幅失業，這關係到台灣的「社會安全」與「經濟安全」。 「面對台灣的民主困境」一文是關於民主政治的住民參與問題，目前台灣的「鳥籠公投法」是限制民權、危害民主政治的惡法。作者介紹的各種學理觀點，為目前台灣深入民主化過程需要參考的課題。 國家的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是軍事與外交，但馬政權採購軍備有意拖拖拉拉，外交方面則以「外交休兵」的鎖國政策，放棄開拓國家的國際地位，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有意放棄主權國家的地位。本期的「檢討台灣的國防政策」一文，文簡意賅，指出陳水扁時代與目前國防政策的差異。國家的防衛，沒有所謂「專守防衛」或只買「防衛性的武器」的道理，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兵法」。總之，此文所提問題，大家應多關注。 編輯組 

／解說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一、 「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根據記錄整理）」（原題） 二、 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張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1989年5月24日（根據記錄整理）」（原題） 一、關於天安門事件（一般說明） 中共政權「六四」的夢魘 每年面臨6月4日的到來，中國共產黨緊張，處於戒嚴的臨戰狀態。尤其是去年的2009年更是緊張的一年；是五四運動的九十年、達賴喇嘛亡命印度的五十年、中共「建國」的六十周年、天安門事件的二十周年。另外，民族衝突迭起，7月5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事變，中國當局發動武裝警察與公安特警隊在烏魯木齊槍殺維吾爾人，此事已有世界維吾爾會議日本代表Ilham Mahmut以日文發表專書《7‧5????虐殺?真實》（寶島社，2010年1月23日發行）。雖然以武力鎮壓的態勢中國渡過2009年這一年，但天安門的夢魘仍舊持續的存在。 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有兩次，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是指1976年1月周恩來死，6月4日追悼聚會，群眾與當局發生衝突。這一次事件與反「四人幫」有關，但被當權者貼上「反革命事件」的標籤。 1989年發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發生在1989年，也經常被稱作「六四事件」；這一次事件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群眾發動軍隊慘殺，實際上是在6月3日晚上，這一事件震驚全世界，通常指的天安門事件是指此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本文所涉及的，即是這一次事件。 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國際環境 天安門事件發生的背景，有國際潮流與中國內部的原因。國際背景影響中國的自由民主化運動。自1988年起全球的自由民主浪潮澎湃，自1985年戈巴契夫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以來，美蘇談判揭開冷戰結束的序幕，1988年戈巴契夫在共產黨大會上宣佈改革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接著釋放政治犯，翌年為受害者平反等措施。 東歐的民主化更加激盪，匈牙利、波蘭、東德、羅馬尼亞的變化，更集中在1989年。以後的年代有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以及喬治亞、克羅埃西亞（Croatia）、斯洛維尼亞等國家的獨立。整個潮流，影響亞洲，對中國也不例外。以上是全球民主化的背景的鳥瞰。 中國內部的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一直籠罩在政治鬥爭的陰影之下，人民沒有好日子過。自由化與民主化是人類獲得尊嚴的起碼條件，在專制統治之下，常藉紀念事件、如追悼周恩來而發生群眾運動；但周恩來仍舊是一丘之貉，實際上並不能作為自由化、民主化的象徵。 中國在四人幫、華國鋒之後，是鄧小平的專制，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11屆3中全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與全面近代化。這使國際上誤以為是民主化的政治開放。 78年末到79年初，為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有「北京之春」的民主化運動，但鄧小平毅然逮捕魏京生，對這運動採強硬措施。這說明中國人民要從下而上的改革運動是不可能的。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的專政派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即一、堅持社會主義道理，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要救經濟，不能不改革，但四項基本原則很清楚的告訴中國人，要民主化、自由化是不允許的。 1987年1月胡耀邦以總書記的身分被迫下台，1989年4月15日死去，4月16日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追悼胡耀邦，並要求恢復他的名譽。從此發生持久性的學生運動，一直到「六四」的大屠殺發生 。 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獻 天安門事件距今已21年，這期間有不少資料與專著問世。舉例來說，在2001年美國的紐約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英文的《天安門文件》（見2001年1月7日的《中國時報》）。又如信奉社會主義的歷史學者姬田光義教授，當時在天津南開大學從事研究（自1988年3月起，1989年7月因形勢緊張而離開），將天安門事件前後的見聞寫成《中國──民主化運動?歷史》（青木書店，1990年4月15日發行）。書中附有「北京‧天津的66日—1989年4月15日~7月7日」的時程記錄和見聞記錄 ，但這主要是對群眾運動方面的見聞，對當權者的決策過程並不瞭解。但當時事件發生，台灣國內尚不知究竟，筆者便判斷是「鄧小平之獨夫行為」 。 簡介兩篇文獻 此次刊載的兩篇資料，如上文標題所示：一是5月22李鵬等四人的會議記錄之原件，一是5月24日楊尚昆向軍頭疏通的會議記錄原件；意在調整「共識」，下達幹部，準備出兵屠殺。 當然，這兩件文件是內部不少會議中的兩件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北京的「行為模式」與「決策過程」，它的情形與朝代政治的宮廷鬥爭有相似之處。在台灣面對北京時，應該對北京當局的行為模式與決策過程做一番瞭解，筆者曾因此著文提倡研究「北京學」 。 這兩篇文件的由來是一位在新加坡大學的教授到北京大學講學，離開時由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送給他的。二十年前轉贈給我。 文件的紙張大小，介於B4與A3規格之間，與一般國家的規格不同。5月22日的文件有3張，另一文件是3張半。兩文件的紙質皆帶黃色，質劣。印刷方式以打字，用舊式謄寫版式的油印，印製不佳，字體是簡體字。以上是關於文件形式的簡介。 二、「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根據記錄整理）」一文之「提要」 關於上舉文件，筆者列舉「提要」如下： 1. 關於文中所舉的4月26日《人民日報》之〈社論〉，題作「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對此，趙紫陽（總書記）要鄧小平承認錯誤；李鵬與楊尚昆等反對。 2. 5月3日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李鵬、姚依林、李錫銘、喬石、楊尚昆要求趙紫陽的談話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趙不同意。 3. 文中指趙紫陽「亞行」是赴北韓；回國是在4月29日。 4. 李鵬（總理）對改革開放的主張，不歸功趙而歸功鄧小平，語氣諂媚。 5. 趙會見戈巴契夫是在5月16日；趙透露最高決策者是鄧小平，這一點成為趙最大罪狀和被鬥垮的要因，國際上的報導也多認為如此。 6. 此文件的談話在5月22日。原訂5月21日戒嚴，提早在5月20日發佈，楊尚昆強調唯有如此纔能保住北京的「安定」。 7. 楊尚昆主張「無可退」，「退」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一退就垮了」。軍頭遵照鄧小平的旨意，主張出兵屠殺。 8. 從這一文件與5月24日楊尚昆對軍方的講話，知道軍隊的調動與佈署已經完成，要軍方不能有開明派，楊要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之軍委將旨意下達。 9. 讀者若綜觀兩個文件，可以列出最高決策者是一批老人；當時有「八大老」的名詞。但該國的政權最高機構應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文件明白顯示不給「人大常委會」討論，以免發生「枝節」。可見人大會是橡皮圖章，可以不理會，政權與治權皆掌控在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決非中國人民的國家。 三、「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1989年5月24日（根據記錄整理）」一文之「提要」 […]

（根據記錄整理） 1989年5月24日   軍委決定召開緊急擴大會議，請各大單位主要負責同志參加，主要給同志們說一件事情，現在北京局勢還處在一個混亂狀態。雖然宣布了戒嚴，但實際上有些戒嚴任務沒有執行。有些執行戒嚴任務部隊受阻，為了避免正面衝突未強行通過。經過工作，現在多數部隊已進駐預定位置。前幾天還更亂，所有軍牌的車都不能通行。這樣的情況還不說是動亂？！首都的狀況就是動亂。這個動亂並沒平息。 一個多月來學生運動時高時低，總的是向高的發展。從耀邦同志逝世時開始一直到現在，大街上直傳的口號幾次變化，耀邦同志逝世時的口號是要為耀邦同志平反，接著就是「打倒共產黨」、「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敗政府」。那時還沒有普遍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只有少數地方有。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以後，學生把口號改了，不講「打倒政府」、「打倒共產黨」了，改成「清除腐敗」、「打倒官僚」、「擁護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擁護四項基本原則」。五月四日以後，突然我們有的同志說，這次運動是愛國的、是合理的，這一下子又掀起了一個高潮，之後，又發展到絕食。這些情況李錫銘同志有個講話，很詳細，中央已經發了，請大家看材料，這裡就不詳細說了。黨中央總是想緩和群眾的情緒，把事情平靜下來。但是他們越鬧越大，鬧得北京失去控制。同時，外省有一個時間也是比較平靜的，現在又鬧起來了，差不多各省市都鬧起來了。總之，我們每退一步，他們就進一步。目前集中一個口號就是「打倒李鵬」，這是他們內部規定了的，其它口號就不要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現政府。一段時間安定了，中央某人說話或者一篇文章出來，又起來了。然後又下去一點，接著又起來了。到了最後，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嚴。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麼搞得首都這樣失去控制？全國都發生大的遊行示威，而且提出來的口號專門對著國務院，為什麼會這樣？前不久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還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鄧大姐，對這件事情都非常憂心，事情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經過分析事情發展的過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裡頭，但根子是在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不同的聲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說法，就是有兩個司令部。本來二十六日的社論精神是堅決反對動亂，這是經過常委討論決定的，是小平同志同意的。當時紫陽同志不在北京，在朝鮮，把常委決定和小平同志意見打電報告訴了紫陽同志。他回了電報，是同意的，完全擁護的。但是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國，首先就提出來，這個社論定的調子太高了，定性是不正確的。這個社論講了反對動亂的問題，指出這場動亂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其性質是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而他認為這是愛國的學生運動，他根本不承認這是動亂，一回來就要中央按照他的說法，要宣布這個社論是錯誤的。五個常委中另外一個聲音就出來了。接著他就講了好幾篇話。第一個是五月三日講話，是紀念五四運動的，當時還看不明顯，他很長一段講了動亂，說我們中國經不起動亂，這都是好話。但是裡頭有些話，說學生運動還是愛國的。最明顯的是接見亞行理事會理事的講話，這個話你們回去好好看一看，講學生是一個愛國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然後就提出我們確實有很多腐敗現象，是和學生想到一起了，我們將通過民主、法制解決這些問題，這個講話根本沒有說二十六日社論是否正確，繞開這個問題。但是動亂他講了。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發言。所以鄧主席就講，這次學生鬧事經過幾次反復，兩種聲音出現，就是指的趙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這是一個轉折點。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在學生面前，學生更起勁了。所以就曾經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這期間，中央常委多次開會，說調子不能再變了。但是他堅持意見，在小平同志來開會的時候，他也堅持了他的意見，說他想不通，在學生運動性質這個問題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說法和常委其他幾位同志的說法保持一致，因此，他就提出要辭職，說他幹不下去了。後來我勸他，這個問題大得很，如果把性質變了，我們就都垮了，學校廣大的教員、校長，積極的學生統統都要挨個耳光，毫無立足之地，一直在學生中做工作的大學生黨員、幹部、校長等都要被打下去。這個時候學生就提出要成立他們的新的學聯，反對原來舊的學聯，而且要他們自己選舉，北京也出現有些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樣子，如北京大學占領了學校的廣播台，把學生會的牌子砸了，政法大學也出現，好幾個大學都出現了奪廣播台，甚至破窗而入。現在的問題是把黨內兩個不同的聲音完全暴露在社會上，學生覺得黨中央有一個人支持他們，因此越鬧越厲害，要求開緊急人大常委會，開緊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目的就是要明明白白地想用這些組織作出一條決議，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照他們的說法學生運動是一個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你們想一想，如果人大常委會作出這麼一個決議，那不是等於把前面那個社論都推翻了，現在他們正在積極搞這個事情，還在發動簽名。面臨這麼一個情況，我們怎麼辦？先念、陳雲同志都從外地趕回北京，要求無論如何要開會，要確定一個方針，究竟怎麼辦。當然還有其他一些老同志如彭真、王震、鄧大姐還有我們兩位老帥，都很關心這個局勢。究竟是退，還是不退？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不退，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我們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方針。多少年來，幾位八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一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倒台，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就是美國杜勒斯所希望的，經過幾代之後我們的社會主義要變成自由主義。陳雲同志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說這就是要把幾十年戰爭所奪得的人民共和國，成千上萬的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成果統統毀於一旦，就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北京的同志看得很清楚，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陽同志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人，你們看他講了些什麼話下！稍稍有腦子的人都覺得他講得沒有道理。第一，他說我們來遲了，就哭起來了；第二，說情況很複雜，有好多事情現在解決不了，經過一定的時期終究可以解決，你們還年輕，路長得很，我們老了，無所謂。講了這麼一篇調子很低沉、一片很內疚的話，好像他有很多委屈說不出來。北京多數幹部看了他那個講話，都說這個人太不講組織原則了，太沒有紀律了。當天晚上召開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本來安排他要出席的，但一到開會的時候，他突然不去，這樣一個重要會議，總書記不參加，人家馬上就看出了問題，原來安排他講話，他不到，等到開會的時候，大家還在等他，這個時候，軍隊就開始向北京開進了，原來是21日0點宣布戒嚴的，因為這個形勢不戒嚴不行了，所以就提出來20日戒嚴。那天本來沒有安排我講話，臨時不能不講那段話，因為軍車阻在那裡，不講幾句怎麼行呢？所以我講軍隊是奉命來到北京，是維護治安，絕不是對付學生的，你不信以後可以看。 社會上流傳的有那麼幾個研究所散布的材料，他們冒充人民日報印號外，講了五個問題，這個東西總政（編者按：「總政」是「總是」之訛？）可以印給大家看看。材料說趙紫陽同志提出的這幾個問題，統統被常委否決了，根本沒有那回事，比如其中提出今後要納入民主法治的軌道解決問題，大家贊成的嘛，準備萬里同志回國後召開人大常委會。近一個月的時間，大家都在做趙的工作，說不能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否定了我們就站不住，他聽不進去。等到小平同志和我們幾位老前輩決定了不能退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平同志，說我不能幹了，我的想法與你們的想法不一樣，我思想上跟不上，我參加常委工作會妨?常委執行幾位老同志出的主意，包括鄧主席在內。但當時他同意：第一，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這是最重要的一句話，退還是不退，總要有個決斷。小平同志同幾位老同志決斷了不能退，所以他表示了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第二，我少數服從多數，小平同志說這是對的，是黨的組織原則。最後他就摔挑子了。 所以我們說，問題的根子在黨內。關於這個問題，小平同志已有兩次講話，一次是說我們出了經濟失調、通貨膨漲，經濟過熱這些現象，這在五年以前就有了的，特別是最近三年比較嚴重，沒有採取預防的措施。另一次是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說現在黨內有不同的聲音，就拿趙來說，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和胡耀邦是一致的，如果把反對自（編者按：「自」應是「資」之訛）產階級自由化的工作進行到底，也就不會出現現在這種情況，特別是反精神污染，只進行了二十天就罷了。這次事件和反對自由化不徹底有關，和不搞反對精神污染有關。所以說，紫陽同志說的話與胡耀邦同志不反對自由化性質是一樣的，這就把問題講透了。還有一次，小平同志和外國人談話，說我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十年最大的失誤是對教育重視不夠，接著說對在開放條件下進來的思想，我們沒有進行艱苦工作，沒有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所以他講的是兩面，一個是教育、一個是精神文明，不是只講教育經費不夠。小平同志思想是一貫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做「四有」公民。 現在擺在面前的就這麼一個問題，怎麼解決？今天我想給軍隊各大單位的同志先打個招呼。中央考慮來考慮去，勢必要換領導，因為他不能執行中央的指示，同時另外還有一套。他就是要通過這樣一套立法程序達到他的目的，因為在黨內政治局大多數不同意他的意見，常委裡只有他一票。趙紫陽要辭職，傳到外面去了，現在外面就放出空氣，說是七老八十的人，怎麼能解決問題呀！我說這個問題很好回答。這是政治局常委多數作出的決定。這幾位老同志在黨內威望最高，歷史最長，而且對黨對國家有重大貢獻，小平同志不用說，先念、陳雲、徐帥、聶帥、鄧大姐、彭真，還有王老都是有重大貢獻的，在黨和國家這樣緊急關頭，他們怎麼不能出來說話！他們不能眼睜睜地看國家處於危亡狀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應屬的責任。現在有人散布說沒有什麼黨，都是一個人決定的，這是非常錯誤的，這件事的處理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多數人作出的正確決定，陳雲、先念，包括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完全支持和擁護這一正確決定。戈巴契夫來華，趙紫陽對戈巴契夫講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地位，是完全應該的，但是發表消息時，劈頭就講這個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說所有重大問題都是小平同志決定的。稍有頭腦的同志都覺得是一篇推卸責任的話，把小平同志擺在前面，說明一切錯誤都是從他那裡得來的。最近他有這麼一系列的東西，我相信，你們都會有些感覺的。 現在全黨必須團結起來，一心一意貫徹4．26社論精神，只有進不能退。今天就是給你們打個招呼，有個精神準備。特別重要的是軍隊無論如何要鞏固。軍隊是不是都思想通呢？這就要靠你們去做工作，我想大軍區一級的同志沒有問題，但軍以下會不會有人有問題呢？現在還有人說，軍委有三個主席，為什麼鄧小平一個人就能簽署調動執行戒嚴令的部隊，這些人根本不懂軍隊，只能欺騙學生。軍隊實行首長負責制，我們這些人只是協助主席工作，起參謀作用，他下決心不僅找我，還找學智、華清去了，秦部長也去了，他為什麼不能下命令。 我把這個消息通報給你們，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一旦有人事變動，免得大家感到突然。紫陽同志作了些工作，老實講，我們給他貼了不少金。這幾年的成績，根本政策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經政治局集體決定的，他只是執行。請大家來就是要作這幾方面的工作。第一，使你們心中有數。第二，回去開黨委會，跟大家講清楚，軍隊要傳達到團級幹部，團這級幹部非常重要。第三，黨委要統一思想，無論如何要統一到中央的思想上來，特別是軍隊。不執行命令，就要以軍法論處。第四，請你們特別注意院校，院校的幹部、主任、教授要對學員作好工作。軍隊院校絕不能參加遊行示威和聲援。第五，現在到達預定地點的軍隊，要立即安置好，保証他們休息好。要下去動員，向基層幹部講清楚是怎麼回事。剛才我來的時候，鄧主席給我們傳了一個意見，要組織幹部戰士做學生和市民的工作，向學生和街道講清楚，我們是來幹什麼的。今天已經是戒嚴第五天了，五天我們沒有開過一槍，沒打一個人。這一點老百姓是清楚的。我們要有針對性地作好宣傳工作。 還有一些退休老同志，我們有分頭向他們打招呼，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退休幹部的工作不做好不行。 這些工作要儘快地做，開完黨委會以後看看情緒怎麼樣。幾天以後你們把大致情況簡單地做個報告。通過我們的工作，使中央決定的精神能貫徹下去。 附：楊尚昆講話中刪去部分： 1. 鄧小平說一生犯了許多錯誤，最大的錯誤是錯用了胡耀邦、趙紫陽這兩個人。 2. 趙紫陽五月三日講話，楊尚昆等要求加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趙拒絕。 3. 楊得志等七位上將受到批評，楊得志承認犯了大的政治錯誤。 4. 楊尚昆說要靠三百萬軍隊和四千萬黨員，但四千萬黨員很多人靠不住。 5. 楊尚昆說：有人想利用人大來反對黨。 

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原件資料之一】 （根據記錄整理） 李鵬同志： 最近中央雖然未開過政治局會，但常委多次研究過，幾乎所有老同志都參加了研究。總的認為，4月26日社論是正確的。當前情況是一場動亂，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目的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現在越來越看得清楚了。所以黨內老同志和領導班子的同志都一致認為，絕不能從4月26日社論的立場後退。當然，那篇社論還可以寫得更好一些，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寫得更清楚一些。這都是總結經驗的問題，可以解釋清楚。但是社論本身沒錯。如果否定了它，就等於失去了整個精神支柱。 從深層的原因看，這次事件是長期自由化泛濫的結果，就是要搞西方的那一套所謂民主、自由、人權。有沒有美國的背景不好說，但是戈巴契夫來訪這件事，美國是不高興的。現在，後退是沒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進一步；你退兩步，他進兩步。已經到了無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國送給他們了。黨內幾位老同志一致意見不能退，但同意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所以，我在5月19日的講話中特別重複了兩次「極少數、極少數」。這樣的人確實存在，有在一線指揮的，二線三線的也有，相當高明，他們絕不是只搞一個月，而是作了長期打算的。 我們不希望黨內分裂，非常願意能夠團結一致。如果是一般性問題，即使在政策上有些不同意見，大家還可以討論達成一致。但是這件事不同。紫陽同志從朝鮮回來後，發表了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這篇講話未經過常委任何一個人，是他自己準備的，調子與4月26日社論完全不同，而且散發很廣。這以後，大家至少看出一個問題：黨內有兩種不同意見。任何一個有政治經驗的人都能看出來。搞學潮的人也看出來了。紫陽同志5月3日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事先送給我們看過，我們幾個人提出必須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未採納。結果學潮不斷升溫，達到100萬人上街遊行的高潮，外地也有很多人來京聲援。中央最後才下決心實行戒嚴。 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我黨究竟以誰為核心領導，誰代表改革、開放，是紫陽同志，還是小平同志？這一點大家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10年改革以來的主要方針、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小平同志是最支持改革開放的。對世界來講，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國改革、開放的。當然紫陽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執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誤。他在與戈巴契夫的會談中，首先報告小平同志是我黨最高決策人，說這是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的，我們所有重大問題都是通過他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把小平同志拋出來了。結果第二天的口號就是「打倒鄧小平」。如果要維護黨的團結、黨的核心的團結，我認為應當旗幟鮮明地維護小平同志。 最後再介紹一點情況：我在5月19日中央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是經過中央批准的。開那個會是常委的決議，實行戒嚴也是常委的決議。如果想到了要維護黨的團結，紫陽同志應該出席那次會議。但是他請病假了。作為總書記，身體不行，我來講，你主持會，或不主持也可以，由別人主持，你參加一下。他都不幹。是誰破壞了黨的團結？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看望學生時他講的話，就把黨內分歧意見暴露給全國人民。 這場鬥爭確實很複雜，問題就出在黨內。如果不是這樣，不至於鬧到這種程度。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從黨內解決，不從根子上解決問題不行。 楊尚昆同志： 從悼念胡耀邦同志開始，慢慢轉成政治口號：公開反對政府，打倒政府。當時紫陽同志在國內。他到朝鮮後事發展得更厲害了，發展到打倒腐敗政府、官僚政府，少數人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這時，黨內的老同志：小平、陳雲、先念，彭真同志都覺得性質變了。因此，就決定寫了4月26社論。小平同志的講話和社論的精神，用電報發給紫陽同志，他回了電報，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論定性不對，定得高了，認為社論是錯誤的，要改這個社論，那時大家還是說服他：為了團結，大家都要在這個社論的基礎上講話。接著他就有了幾篇東西，一個是5月3日代表中央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李鵬、依林、喬石、錫銘同志和我，都要他無論如何在這個講話裡加上一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接受。李鵬同志改的文字給了我，我找他說，好幾個同志都提了意見，這句話你是不是加上，他不同意。特別是紫陽同志在「亞行」的講話以後，小平同志知道情況不好，與陳雲、先念、彭真同志商量。後來在小平同志那裡開了個會，紫陽同志到了，我也算列席的一個，當時萬里同志已經出訪了。小平同志就提出一個問題：退，你們說退到哪裡去？我當時講，這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說：我知道你們中間有爭論，但現在不是來判斷爭論的問題。今天不討論這個問題，只討論究竟退不退。小平同志認為不能退，問題出在黨內，要實行戒嚴。常委好幾個同志講了話，我也講了，認為不能退。紫陽同志態度那時沒講得很清楚，他說：這個方針我執行不了，我有困難。小平同志說，少數服從多數嘛。紫陽同志也講了，黨內有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他表示服從多數。接著，晚上8點鐘就開常委會，我也參加了，布置怎麼辦。這個會上紫陽同志講，我的任務到今天為止結束了，我不能再幹下去了，因為我同你們大多數人的意見不一樣，我思想不通，作為總書記，怎能執行呢？我不能執行就給你們常委造成困難，因此我辭職。大家都說，你不要談這個問題，在小平同志那裡你不是同意少數服從多數嘛，還說了有決斷比沒決斷好嘛。我說，紫陽同志你這個態度不對，現在是維護團結嘛，你卻在這時甩手。他說他身體不好。當時他對這個部署沒什麼興趣。以後，他給政治局、常委并小平同志寫信，說你決定的那個方針我沒辦法執行。我還是保留原來意見。他的意見就是讓小平同志承認4月26日社論錯了。小平同志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紫陽同志，你5月4日在，「亞行」的那篇談話是一個轉折，從那以後學生鬧得就更凶了。紫陽同志在他的信中還說要辭去總書記、軍委副主席的職務。我批評了他。我講了五個不好：你總書記辭職，一是怎樣向全國人民交待，二是怎樣向全黨交待，三是怎樣向政治局交待，四是怎樣向常委交待，第五，最重要的，你不是口口聲聲講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望嘛，小平同志都講了話，你又同意了，你究竟是維護小平同志，還是反對小平同志。我說，這話講的比較坦率啊。最後他又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中說尚昆同志，我尊重你的意見，我這封信不發了。但是，我還保留我的意見。因此，我覺得我工作很困難，貫徹不了這個方針。後來他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再給小平同志說一句話，希望小平同志承認4月26日社論錯誤的。我說，這句話我不能講了。以後，他就說病了，寫信講頭昏，請假。現在家裡，確實有病。據醫生講，是心臟供血不足，頭昏。後來，陳雲、先念、彭真、王震同志都知道了這個消息。這個消息是他傳出去的。他們說，這個問題要到小平同志面前解決。那天，小平同志找到陳雲、先念、彭真、王震和我，還有常委幾位、軍隊幾個人去談。陳雲、先念、彭真同志都說太不像話了，對小平同志提出的戒嚴都表示贊同。不戒嚴，北京就處于無政府狀態了。這次會紫陽同志沒到，請了病假。 那天小平同志邀請陳雲、先念、彭真同志，都講了，問題出在黨內。如果黨內沒有分岐，是團結一致的，就不會有現在混亂的局面。北京已經不能維持了。必須戒嚴，首先要解決北京的安定問題，不然全國其他省、市解決不了。臥軌、打砸搶，不是動亂是什麼？我們都被管制了。 決定戒嚴後，軍隊來得匆忙一些，原定5月21日戒嚴，後來提前到5月20日。由於來得匆忙，思想準備不足。 最近有4個單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前幾天冒充人民日報印號外，把紫陽講的一些話基本透露出去了，裡邊有很多謠言。說什麼趙提出的5條都被否定了，根本沒那回事。他提出用民主法制解決問題，大家贊成；提出清理公司，大家也贊成。這4個單位打電話給27軍，基本是傳單、號外上的東西。先念同志講，有兩個司令部。究竟有個什麼司令部在指揮？這裡開會保不了密，你們人大那裡開會也保不了密。 如果人大常委會現在要開緊急會議，肯定要通過一個同中央方針不一致的決定，搞不好6月20日還會有一個大的學生運動。所以現在不快點把底揭了很難辦。在大家看來，紫陽同志是個改革派。實際上，他改革的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小平同志的方案。那些亂子，是出在他當總理的時候。小平同志有句話：這些亂子是3年以前就很明白的，5年以前就出現了的。（姚依林同志：李鵬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檢討那一部分紫陽同志通不過，是他修改的，最後歸納在李鵬身上。李鵬同志：他不承認是多年造成的，只說是今年這一年有失誤，所以，我說人大這個會議不能開。） 喬石同志： 自從胡耀明同志去世一個多月了，事情不斷擴大。這中間能讓學生下台階的，都採取措施讓他們下。維持了一個多月，沒有抓一個人，沒有流血。4月18日學生在大會堂請願，北京市派了三位代表把信接下來，他們就認為勝利了，說要走了。第二天就衝擊新華門，有一部分人衝進去了，口號也很反動的。第三天又衝新華門，一步一步，好多台階可以下，但是始終沒有下來。現在看不能退了，我早就認為不能退了，我一直在考慮有沒有好的辦法了結這件事情？如果退一步能解決問題，早就退了。確實沒有別的辦法。現在戒嚴令發布了，我們不想發生衝突；但軍隊完全不進城也不行，實際上已經進城了。軍隊進城是要幫助維持秩序，保衛重點部門、要害部門，根本沒說要鎮壓群眾。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緊張，一個多月沒好好休息了。這種局面如曠日持久，他們會認為你沒辦法了。目前，一方面把軍隊作為威懾力量，一方面找個適當時機清場，一部分警察，動員學校裡的黨政領導，加上，把學生拉扯走，公安部門也可以布置一些便衣協助。如果這樣能解決問題，最好這樣。拖下來的原因就是不想動武，避免流血。現在軍隊不撤，問題不大。如果後退，他們就認為勝利了。但軍隊總待在路上不行，要進營房。希望人大、政協都去做點工作。

高田 純／日本札幌醫科大教授 台灣的女兒 譯日   作者高田純，現任日本札幌醫科大學教授，專攻核災害學、放射線防護學、醫學物理學。主持放射線防護情報中心（http://www15.ocn.ne.jp/jungata），並擔任日本絲路俱樂部會長。主要著作有《中國?核?驗》（醫療科學社出版）、《世界?放射線被曝地調查》（講談社出版）、《東京?核兵器??！》（講談社出版）、《核爆發災害》（中公新書） 新疆核子試爆之禍害遠超過長崎、廣島、車諾比事故，北京政府持續隱瞞「核子輻射線」，日本之反核團體為何三緘其口？！ ──高田純 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絲路之重要地點，即維吾爾人居住地之東土耳其斯坦，強行試爆號稱世界最大規模之百萬噸（megaton）級核子武器，總數計四十六次，共達二千二百萬噸。 筆者自廣島開始進行有關蘇聯垮台後、舊蘇聯的核子災害及美國的馬歇爾群島海域等核子試爆災害之科學調查，本文調查中國引發全世界前所未有核子試爆災害之直接起因，係受哈薩克斯坦國保健省科學家之邀請，於2000年8月至中國邊界之當地小鎮訪問，調查核子輻射線之影響。 哈薩克斯坦國的核爆災害之最大原因是舊蘇聯時代之俄羅斯在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所實施的核子試爆，然而該國科學家擔心著中國在遴近邊界的小鎮進行百噸級之核子試爆之影響，當時直覺上中國核子試爆受害最大的應是當地已受核子輻射線污染之維爾吾人，本人因此開始秘密地單獨進行核子災害之研究。 如後所述之中國絲路之核子試爆，確知當地已發生核子試爆之大災難。因最危險之三顆百萬噸級之核子試爆，致立即死亡者達十九萬人，受急性輻射線污染相當嚴重的達到一百二十九萬人，含有上述結果之最早書面科學報告是在2008年7月《中國的核實驗》（日本醫療科學社）出版。本書之英語、維吾爾語在2009年3月出版，為配合同月18日由日本維吾爾協會在憲政記念館舉辦之「中國絲路核子試爆災害與日本扮演之角色」研討會，向世界各國發出訊息，推動人道上存在的問題及維吾爾、西藏、南蒙古等當地被害者之大型科學研究。 中國於樓蘭遺跡附近所強行實施百噸級核子試爆之期間內，已知大約有二十七萬名之日本觀光客曾在當地旅遊，本文以輻射線防護學專家之立場，最先提出報告日本觀光客受輻射線危害之影響。不是只有影響鄰國，當地已轉化為觀光景點。中國在絲路核子試爆之危害，今後將是一大國際問題，據聞中國政府正準備將該地申請為世界遺產，但此非本文討論之範圍。 2009年4月上旬，北韓發射數枚彈導飛彈，震撼了日本社會，目前北韓之核子彈技術只是小小的千噸（kiloton）級程度，光是準備發射飛彈就必須花費不少時間，尚非可實際作戰，但以日本為目標所開發的百萬噸級中國之核子彈，其威脅並非北韓所可相提並論的。對日本最大的威脅是中國的核子武器，絲路核子試爆災難不能隔岸觀火，處理人民生命猶如草芥之中國共產黨，擁有核子武器不是只對絲路觀光客造成恐怖，對日本而言更是達摩克利斯（Damokles）的劍 。 秘密研發獨特技法 筆者為研究舊蘇聯在Semipalatinsk核子試爆對附近居民生活所受輻射線之影響，自1995年至2002年止每年都赴當地進行調查，哈薩克斯坦國係位於天山山脈鄰接著東土耳其斯坦，自古以來該地即為哈薩克斯坦人與維吾爾族人交流的地點。本文係與哈薩克斯坦國之輻射線醫學環境研究所共同進行的，2000年8月受到哈薩克斯坦國的邀請，為調查降下之輻射塵對哈薩克人之影響，訪問了該國東部邊界之小鎮瑪勘地（Makanchi）。當地病院擔心受中國核子試爆之影響，由於該地曾遭受蘇聯Semipalatinsk核子試爆，再加上中國的試爆，有可能已受到中國核子試爆的影響。 筆者認為當時受中國核子試爆危害最大的應該是當地的維吾爾人，本調查報告係筆者對中國核子試爆危害研究之起點，2008年7月出版之科學報告書《中國的核實驗》，為避開中國政府之阻撓，亦為配合國際社會在八月之北京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時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問題，出版前未曾在學會上發表過。 本人於2008年10月出席布宜諾斯艾利斯市Buenos Aires四年舉行一次的國際輻射線防護學會，在會中報告中國核子試爆災害研究成果，旅途中順道至華府，為了對此災害最大被害人之國際組織「世界維吾爾會議」之總裁，即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熱比婭女士會談，對問題有明確見解的熱比婭女士，對本人之研究成果感到非常欣喜，當時本人承諾出版翻譯本之英文及維吾爾文的科學報告書。《中國的核實驗》出版後立即郵寄給美國維吾爾協會之熱比婭女士。 隔週之3月26日廣島舉辦國際研討會，筆者在會上報告研究成果，並當場將研究報告書交給出席會議之哈薩克斯坦國輻射線醫學環境研究所之所長。中國之核子試爆對鄰國之哈薩克斯坦有著明顯的輻射線影響，其危險程度遠超過國際輻射線防護委員會對一般大眾勸告之輻射量程度，以及從事輻射線業務人員一年間可承受之限度，筆者以第三國之立場提出書面證據之科學報告，此時中國核子試爆之危害已轉為國際問題。 筆者係以世界輻射線危害研究之經驗及美國核子爆炸之理論為基礎，獨自開發出預測有關地面核子試爆危害之測量方式RAPS及預測空中核子爆炸危害之測量方式NEDIPS。前者之RAPS是在地面核子試爆後，順著風向降在輻射塵所污染的地區，測量當地居民所承受之輻射量。最早之實際應用是911恐怖攻擊發生後不久，假設東京受到核子武器恐怖攻擊時所產生危害之測試。（請參考日本講談社出版的《東京?核兵器??！》）。其次亦應用在蘇聯史上核子試爆之危害及2006年10月北韓核子試爆對日本影響之預測上。後者之NEDIPS是以核子彈頭在都市上空爆炸後，輻射線、衝擊力造成危害之測量方式，可自行測量核子試爆之威力，首次測量出東京受到20公噸級威力之小型核彈攻擊時所造成的危害（中公新書《核爆發災害》2007年出版）。 上述之核子試爆危害之測量方式，乃是以廣島、長崎及馬紹爾群島核子試爆時美國之試爆報告為基礎之輻射線防護學理論，以及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核子試爆之爆炸威力、爆炸高度、風向風速等詳細資料，測量出在核子試爆時順風降下之輻射線量與對健康之危害。被害人數之計算則是使用世界保健機構之人口資料庫，以維吾爾地區之平均人口密度為基準。 無視安全對策所導致之國際問題 哈薩克斯坦自舊蘇聯時代就已經在監視中國的核子試爆，累積有無數的核子放射線影響之科學調查報告。本人在2001年所見到的哈薩克的科學報告書，已詳細記載著中國的每一個核子試爆資料，實施之年月日、爆發威力、爆炸高度等、還有降下的輻射塵之能量分析、風速、哈薩克居民所受輻射量的預測值。本報告書之背後功臣應該是舊蘇聯時代之情報人員與俄羅斯的科學家們，接著是哈薩克的科學家們，他們亦是為了祖國而努力奮鬥。 哈薩克斯坦的報告書的背景，有俄羅斯科學的底子，其輻射線防護科學有著與美國並駕齊驅的世界最高之水準，曾與俄羅斯科學家共事過的我，不斷睜大眼睛觀察，學習到高過日本水準的東西。 比較美、蘇、中三國之核子試爆安全性，中國試爆之危險性是非比尋常的。美、蘇為了在居住地區之核子試爆，建設了民眾不得進入之廣大的管制區。美國的內華達核子試爆場或是馬紹爾群島、蘇聯的Semipalatinsk核子試爆場均為禁止入內的區域。前者已為眾所周知，故略之不談，後者之蘇聯核子試爆場（約為日本四國的面積）將居民遷移他處，周邊圍起鐵絲網，嚴格管理進入試爆場所的出入口。 即使蘇聯擁有廣大的核子試爆場，為顧及民眾安全，仍將核子試爆之最大威力壓制在40萬噸級，實施試爆時還預測輻射塵之降下地點，並採取事前部分撤離之措施。中國的核子試爆場未有安全管理對策，從當地之維吾爾人的證詞得以推知。若依日本法律管制在一千公里以上的試爆場，用RAPS測量設定在百萬噸級的地面核子試爆，都不得實施。日本之輻射線危害防治法是以國際輻射線防護委員會的勸告為基準，所有的歐美民主國家不可能在其國內實施如此之核子試爆，這樣的結論應無違誤。 本考察亦可證明北京政府所實施之核子試爆是蠻橫的，且從中國核子試爆之地點畫一半徑一千公里的圓圈時，範圍已超出中國領土以外。換言之，中國的核子試爆隨其危險性，將所產生的輻射線之影響危及鄰國，成為國際問題。 中國在絲路所實施的核子試爆是蘇聯在哈薩克斯坦所實施40萬噸級核子試爆的十倍大，是投在長崎原子彈的200倍。蘇聯為附近居民的安全，將核子試爆威力設定壓制在一定程度。然而中國未建設像蘇聯那樣的試爆場，就進行百萬噸級的核子試爆，很清濋地可以從衛星影像圖上觀察到，就完全如同維吾爾人之證詞一樣。 大型核子試爆場所的建設不只是為了在軍事上保密，維護國民健康安全有其重大的意義，然而中國政府未設核子試爆場所，未考量附近居民安全上的防護，他們在絲路進行的核子試爆、核子試爆之軍事演習、殺傷力調查，但不能不認為他們完全沒有安全意識。 筆者認為在樓蘭遺跡的附近及北部山區應有數個核子試爆地點，但未能確認所有的核子試爆地點＝核子試爆之原點，中國政府根本就不公開這些資訊。 中國共產黨的核子試爆是歷史上最卑劣的行為 在地面進行核子試爆將引起超過攝氏百萬度的火球覆蓋在地面上，加上輻射物和輻射塵混合在一起飛上天空，隨風到處降落，如此之輻射塵均帶有高度輻射能之r線，放射出α線、β線，危險至極之核子輻射塵，藉著風吹流動帶到遠方，使遠方的人們亦受到輻射線的影響，健康受到危害。 筆者以防護日本為目的，開發出科學上的測量方法，測量出核子試爆危害之影響程度。起因是因為2001年9月11日國際恐怖分子發生攻擊美國中樞。以保護日本國民為課題，從事防護核子武器恐怖攻擊及導彈飛彈防護之研究。而且為了保護日本國民，推動研究核輻射線防護之課題，2005年發起輻射線防護醫療之研究會。 前述之RAPS基本測量方式是2002年所開發出來的，對熱核炸彈（在日本稱為水素炸彈）亦可採用此一方式測量；以此計算中國所實施的三次百萬噸級核子試爆，遠在千公里外的哈薩克邊境小鎮亦可測量出輻射線之數值，與蘇聯的測量方式測量出來的輻射數值報告是相當一致的，此一數值亦顯示對胎兒有危險性的影響。 在樓蘭遺跡附近所實施的三次百萬噸級核子試爆，測量到輻射線影響之結果，當場立即死亡人數達到十九萬人。即是說，有數個村莊因降下之輻射塵致全村人口全部死亡。二百萬噸級之地面核子試爆致立即死亡之某一A危險區域，經由風吹可達到245公里的範圍，相當於從橫濱到名古屋的距離。其他生存者則罹患急性白血症，因健康受害引發急性病症人數達到一百二十九萬人。造成罹患急性輻射線障礙病症之B危險區域，以二百萬噸級在地面之核子試爆，經風吹後可達到440公里的範圍，相當於從東京到大阪的距離。 另依熱比婭女士之說詞，在中國共產黨的機密資料裏則有高達七十五萬人死亡之說，此一數目可說與筆者所推定之數目幾乎一致。本人推定之數字是46次核子試爆，其中三次之百萬噸級，被害人之總數應該更多才是。被危害之維吾爾人完全沒有受到醫療照顧，引發急性病症之129萬人中應有相當多的人因此死亡。熱比婭女士指責中國政府未給生存的維吾爾人提供醫療上的補償，換言之，超過上百萬的受害人被忽視而未受到醫療救濟。如此漠視生命之非人道行為在21世紀應該是不被容許的。 中國共產黨政府強行實施百萬噸級的地面核子試爆，其產生的大量核沙降落在大於東京都136倍以上的東土耳其斯坦，所產生核子輻射塵不論對人或對環境都有很大的影響。推測在該地區明顯之受害人，死產或生出畸形嬰兒的應在三萬五千人以上，罹患白血症的應在三千七百人以上、罹患甲狀腺癌的應在一萬三千人以上。 中國共產黨必定是未將維吾爾人視為自己的國民，反而是當作實驗材料來看待。相反地日本人之科學家是被教育為「不安全就不實驗」的。中國絲路的核子試爆根本不能說是實驗，完全是一種蠻橫的行為。我做過世界核災害的科學調查，從來沒有看過如此殘酷的事例。執行如此暴行的人，必定是惡魔。中國蠻橫地實施核子試爆行為，可以說是自上世紀至21世紀，是歷史上最惡劣的人權、人道問題。 90年代危險的火山口狀核爆 比東京都還大136倍以上的面積受到核害污染的危害，可說是令人難以置信，而且核危險區（hazard）還繼續存在著，地下核子試爆甚至是地下水源污染的原因。 但是雖說是地下，但是未能證明是真正的地下核子試爆。科學上意義的地下核子試爆，火球是不會從地面上出現的，但是依據維吾爾人的證詞，於90年代曾見過火球從地面上噴出。逃亡至英國的維吾爾人醫生阿尼瓦爾‧托佛第在去年（2008年）3月18日東京的研討會上之說詞，93年於其老家庫魯姆（中國名為哈密）從一老牧羊人口中聽到試爆後的經驗談；該老人說：「我曾經看到神」，還說比太陽光亮上一百倍，大地嚴重地搖晃，變成很強的暴風，身體約有一半留下火傷疤痕的他（受核爆者常有的症狀），軍方人員帶到醫院檢查，還把他的一百多隻的羊全買下，兩年後老人隨之死亡。 這是將核子彈頭埋在較淺的地下，或者是在山腳洞口附近的核子試爆。這種核子試爆是最危險的，火球噴出後大量輻射塵隨著飛舞，然後像地震似的衝力衝向大地，這不在地下核爆的分類之內。淺埋式的核子試爆被稱為火山口狀（crater）核爆，污染範圍很廣，是最危險的一種核爆。 這事件被揭發之前幾年，也就是1990年前後，中國未正式公開發表核子試爆的資料，本人取得的年度記錄是1981年以後所有的地下核子試爆記錄，這已證明所謂「地下」並非地下核子試爆，而是包括著危險的火山口狀核子試爆之證據。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直到1996年為止，在絲路維吾爾地區一再重複實施非常危險的核子試爆。 核子試爆期間27萬名日本人曾遊該地 中國共產黨在樓蘭遺址強行實施核子試爆，含有百萬噸級之大型核子彈頭，同一期間內，約有27萬名的日本人曾在當地觀光旅遊，這是已被清楚瞭解的令人驚愕的事實。本人從事科學上中國核子試爆危害之調查，以輻射線防護學專家之立場，為第一個做出有關日本人受核子輻射危險影響之考察報告。 日中恢復邦交後，NHK曾播放介紹絲路的歷史，受該節目之相當影響，許多日本人曾到維吾爾地區觀光旅遊，1981年超過五千人、1985年超過一萬人遊訪該地。除舊蘇聯之外，在中國核子試爆期間，到過維吾爾地區觀光的外國人，以日本人為最多。 許多日本人到絲路觀光，不是在極為靠近核子試爆地點就是在核子試爆後降落輻射塵大量污染的地區，如百萬噸級的核子試爆就在樓蘭遺址的附近，其他尚有許多試爆地點尚未明確。 前述之老牧羊人受害地點是在東土耳其斯坦的東端，該地是在1970年前後計達三次實施百萬噸級核爆的場所，約離400公里的東北地區。 由此觀察應可確認中國政府實施核子試爆未限定在特定之區域內，而是在東土耳其斯坦的各個不特定的地區。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在東土耳其斯坦各地實施核爆的目的是為了地下資源的開發。1970年代蘇聯也是在西伯利亞東部的撒哈（Sakha）共和國，利用地下核子試爆開發地下資源（拙著《世界?放射線被爆地調查》日本 講談社?????????，2002年）。仿效蘇聯的中國共產黨沒有理由不在其侵略統治的絲路廣大土地做同樣的核子試爆。 東土耳其斯坦的石油和天然瓦斯之埋藏量，各佔有中國全部埋藏量的28%與33%。現在當地的經濟發展就是大量依靠油田的開發。 除生活在各地區的維吾爾人以外，以日本觀光客為首的外國人乘著巴士，循著絲路旅行，竟然不知情的到中國核子試驗場的地獄走一趟。 自東京舉辦奧運的1964年10月起至1996年十月止，中國在樓蘭遺址周邊連續實施包括軍事演習在內的核子試爆，在日中恢復邦交前，日本人會到當地遊訪者並不多見，至1960年代之後半，最危險的核子試爆持續進行著。日中恢復邦交的1972年以後總共核子試爆次數有33次，達到960萬噸之譜，有如同使用在廣島一樣的原子彈，約600顆核子彈頭在日本人觀光絲路的期間內爆炸。中國在絲路的核子試爆，而考慮日本人觀光客受到各種程度的輻射影響，在科學上是合理的，研究其危險性應是日本人輻射防護學者的任務。 […]

侯榮邦 譯 根據北京的報導指出，被稱為「螞蟻族」的大學畢業生日增，大多集中在北京等大都市的郊外村落居住，這種現象引人注目，或許會誘發社會的不安。如今中國的就業情況被比喻為「大冰河期」，實不易消解。 在北京的高科技產業的據點中關村附近，有人口未滿三千人的「唐家嶺」。在那裡，現在有失業或半失業狀態而在各地出身的大學畢業者群聚，其數目達四萬多人。 據山西省出身而在雲南省的大學畢業生鄧錕氏（25歲）說，他迄數個月前也在此村落生活過，並說明在此村落生活是為找到收入安定的工作。螞蟻族的生活環境惡劣，從馬路進入巷內，就看到並列而有裂痕的粗陋小屋。 小屋約十幾平方公尺的寬度，房租一個月350元（約4,550?），是北京最低層的生活。他們大半的工作是兼差，從事販售電話等工作，月收為1,000~2,000元（約一萬三千~二萬六千?），相當民工（來自農村勞動者）的收入。 北京大學「中國‧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廉思（29歲），調查他們的生活狀態，整理成《螞蟻族》一書。他們是次於農民、民工、及被降職的勞動者的弱勢群，但是，像高智能的螞蟻群集生活，所以命名為「螞蟻族」。 從前被稱譽為「天之寵兒」的大學生，進入本世紀後私立大學增加，新畢業生急速增加是就業困難的主因，再因去年來景氣低迷而加劇。今年六月約有610萬的畢業生加上100萬人以上的失業者，和民工們爭奪職業。鄉村地方出身者畢業後大多留在都市謀職。但是因為戶籍不在現地，所以不能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等救濟措置。單單北京就有10萬人以上的螞蟻族，如同北京的螞蟻族現象也發生於大學集中的上海、廣東省廣州、陝西省西安、湖北省武漢等地方。 「八○後」（1980年代出生者）的大學畢業生透過網路發表極端主張，成為「網路暴民」的核心。螞蟻族的年青人也有不少人要求透過網路吐露對現狀的不滿，使有識之士開始憂慮「可能星火燎原，爆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  

（1）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中國人不瞭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一般中國人通常只關心自己的家庭和親屬，中國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祉，對於和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2）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是想走捷徑。他們不明白一個事實：成就來自於努力工作和犧牲。中國人傾向於索取而不是給予。他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生活的真諦不在於你索取多少，而是在於你能給予社會和你的人類同胞多少。 （3）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祉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在潛意識裡，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來獲得別人的注目。如此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種微不足道的慾望而感到滿足。「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並嘗試具有意義的生活。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這種習性已經成為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 （4）中國人沒有勇氣去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出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佔據。再者，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付諸實踐。 （5）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跡或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一步的努力工作和犧牲才得以實現，不付出就沒有所得。簡單來說，如果只是為了謀生，那麼一個人只有去索取即可；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就必須奉獻。 （6）由於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並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衣著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並從別人那裡索取，而不是去和別人分享自己的所有。 （7）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使得中國成為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之外，實際上和其他一般苦力並無本質上的區別。 （8）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輸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於技術落後、管理失敗，中國製造的單位能源消耗量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因此，隨著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也喪失了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污染環境，使中國成為全世界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 （9）目前中國正遭受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邪惡的折磨，環境破壞與人性淪喪。由於中國人天生的貪婪本性，他們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即無止境地追求物質利益而漠視人的尊嚴。中國人狂熱追求西方的技術與產品，但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品質卻漠不關心。 （10）由於中國文化不鼓勵勇於冒險的優良精神，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國人對於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並不感興趣，反之，他們更執迷於物質上的需索，在這方面遠遠勝過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信仰自由」以及「心智健康」這些概念，因為他們在思想上無法達到一個生命（註：即肉體和靈性的並存）存在的更高層次。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專注於動物本能對食物和性的貪婪那種可憐的慾望上。 （11）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徵與標誌。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裡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為別人的幸福做過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擁有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而已。 （12）很大程度上，中國的教育體系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於教育本身應當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製造出一群投機分子，渴望能夠受惠於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絲毫不思回報。 （13）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夠格足以獨立主事的管理級專家。服務於一個公司或社會，光有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些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在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雖然歷經百年，如今這個評價依舊準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狀的病因。 （14）大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並為外國工作，不會感到內疚。事實上，他們首先虧欠的是中國人民在教育上為他們所做的犧牲。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微，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途之羊一樣，不知何去何從。 （15）…………（最後一條留給讀者自己想） * 資料來源：美國蘭德公司亞太政策中心

馬政府上台後，不但在國際關係「外交休兵」刻意淡化台灣的國家主權地位，在國防策略也採取被動、保守守勢，處處討好北京。許多將領感嘆「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去（2009）年國防部出版「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在「國防戰略指導」一章，指出國防部遵照總統建構「固若磐石」國防武力的國防政策，以及建立「嚇不了、咬不住、吞不下、打不碎」整體防衛戰力的指導，發展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據以規劃國防轉型及未來戰力發展方向。如果馬英九真懂得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他只是重複國民黨政權在上世紀「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口號而已。 這與曾任國防部長的唐飛所主張的「烏龜」（turtle）戰略一樣保守和被動。唐將軍說「烏龜」背殼堅厚，適於固守，但它一被翻轉身來就動彈不得，任人擺佈。筆者在國防委員會質詢唐部長時，就主張「刺蝟」戰略；刺蝟生性善良，沒有侵略性，卻有堅強的生存和自衛能力，其皮膚堅韌，尖銳的刺能使企圖攻擊他的虎狼先受到傷害而不能得逞──台灣必須有制敵自衛的能力。 兵家都同意攻擊是最有效的防衛，台灣要加強防衛的力量，必須有嚇阻的能力，給犯台的敵人嚴重傷害並付出鉅大代價，有就是能「有效嚇阻」，才能「防衛固守」。 2008年5月起，在蘇起主導國安會的干預下，停止國軍「雄風」二型巡弋飛彈量產，「雄風」三型超音速巡弋飛彈的研發也被喊卡，這些武器都是台灣可以遏阻解放軍攻佔台灣的有力防衛武器，馬政府的戰略退卻，或其他不可告人目的，造成「親痛仇快」的影響。 台灣屬於海島型國家應採取符合海島型條件的防禦策略，以制空與制海為優先之指導原則，致力提升空軍、海軍、飛彈防禦武器現代化。由於台灣幅員有限缺乏防衛縱深，馬政府所強調的「防衛固守」，要在本島西部灘頭上與敵軍決戰的策略對台灣不利。以色列與台灣一樣是小國家，幾次與阿拉伯國家的軍事衝突，都是「接戰境外」，避免戰爭打到本國領土。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急速軍事現代化及提升對台軍力部署，軍事專家都認為台灣必須採取快速反應制敵機先的策略。 因此，陳水扁2000年競選國防政策白皮書指出：「依據決戰境外的戰爭指導原則，國軍應籌建源頭打擊力量，優先強化海空軍力，建立三軍聯合作戰能力，積極發展電子資訊作戰能量，健全C4ISR系統整合」。戰略專家質疑以往「防衛固守」太消極與太被動，不符台灣國防需要，而提出「攻擊乃最佳防禦原則」，並主張國軍「有必要研發中、短程對地飛彈與巡弋飛彈等遠距投射武器系統的研製與部署，發展深入敵境的精確打擊能力，使敵方具威脅性的重要政軍目標均涵蓋於國軍火力投射範圍，將國家防衛縱深向前推進主敵人領土上，提高我方軍事嚇阻力量與安全係數，癱瘓敵人對我發動戰爭能力」。該國防政策白皮書指出，中華民國在遭受武裝攻擊前，不會主動採取任何攻擊性的軍事行動，但「一旦潛在威脅來源，採取敵對的武裝行動，將敵軍擊毀於境外，摧毀於戰場縱深之後方基地，癱瘓其本土軍事目標，這將是國家防衛所需的合法且必要手段」。 美國五角大廈發佈2004年「中國解放軍」報告時，曾規劃一頗具震撼力的建議──為了嚇阻解放軍武力犯台，台灣可以把人口稠密的大陸都會區或長江三峽大壩作為攻擊目標。對此一建議，有些美國專家肯定，有些人表示異議；在華府出版的「國防新聞週刊」（Defense News Weekly）在2004年5月底的社論中警告，台灣轟炸三峽大壩可能造成幾十萬平民死亡，刺激北京進行毀滅性反擊。北京也放話，如果國軍攻擊大霸，將會遭到解放軍的毀滅性打擊，甚至連美國也將遭殃。 國軍確實有攻擊中國大陸的能力，但是台灣真的計畫將大壩與人口稠密的都會區作為第一擊的反制目標嗎？當時國防部副部長蔡明憲在立院答覆詢問時就說國軍從未有此計畫，台灣如果遭受解放軍襲擊時，我們會以中國軍事設施為還擊目標，不願意也不會去傷害中國無辜平民。在台灣絕大部分的人都會認同這種理性和人道的思維，但是解放軍將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早就認為台灣有可能以武力攻擊三峽大壩，並採取了一系列相應的防衛準備。2002年8月23日「萬維讀者網」報導，「在中國大陸夏季軍演結束之際，日前傳出台灣軍方利用電腦推演，模擬F-16戰機群攜帶『精靈炸彈』及『小牛導彈』，準備經過長途飛行，對長江三峽大壩進行攻擊」。中國有關軍事專家指出，正在建設的三峽工程，必然成為未來戰爭中舉足輕重的戰略目標。因而，對三峽工程所採取的一系列防衛措施，都從戰略高度來考慮的。三峽全部完工雖要到2008年，但各種防禦部署早在1997年就基本就緒，以應付突發事件。」 北京這些防衛措施，是因為台灣的戰略思維不再停留在「防衛固守」，採取消極的守勢，轉而強調「有效嚇阻」與「接戰境外」，並建構嚇阻與遠擊軍事能力。 戰爭的最高境界是「預防戰爭」；台灣愛好和平，不會挑釁中國，也不會以攻擊三峽大壩作為軍事選項，但是我們仍然必須提醒國人，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缺乏戰略縱深，必須有能力「接戰境外」，不讓敵人把戰爭帶到本土，因此台灣急須自製或外購攻擊性武器系統，才能嚇阻侵略者，並拒敵殲敵於境外。

黃琬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法學博士 ㄧ、前言 台灣歷經多國的殖民統治，政治背景充滿殖民色彩，加上島國移民文化影響，社會呈現多元文化。如此多元的政治歷史及豐富的文化資產，使得台灣政治不僅值得研究，且深具人文歷史意義。但也由於台灣的政治歷史曲折，「政治問題」或「人權議題」在其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常受到扭曲及壓迫，此由不少司法案件及大法官解釋可以看出。 Alan Dershowitz教授曾言，由歷史的演進來看，權利並非神聖且不可剝奪的，他以Alexander Hamilton支持John Adams的「外國人民法與叛亂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及〈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起草人之一Thomas Jefferson協助起草（並增補）維吉尼亞州的奴隸法典（Slave Code）剝奪黑人奴隸擁有自由權等例子來說明：權利是脆弱且容易被剝奪的。 因此，在政治容易干涉司法的台灣，除了靠司法制度來保障權利之外，也需要一個可以凝聚共識及影響政府的政治參與制度─公民投票。透過公民投票的辯論過程，不僅可以凝聚公民意識，提高人民對於政府重大政策的關注及參與，亦可藉由政治互動行為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二、公民投票背後的政治思考 台灣於2003年11月27日三讀通過公民投票法（以下簡稱公投法），同年12月31日公布施行。人民擁有公民投票之權，表面上似乎象徵著台灣政治朝民主鞏固邁進一大步，但由2004年及2008年兩次全國性公投的情況來看，情況似乎相反。 目前台灣在政治參與部份，筆者認為，公民投票意義被扭曲的情況頗令人憂慮。公民投票在台灣已非新興之政治參與議題，但以總統選舉時的兩次全國性公投來看，公民投票並無為台灣高度的社會分歧意見凝聚共識，反而弱化了提案者欲表達的「國防安全」及「國際地位」問題。是故，筆者認為，公民投票背後的政治思考包括： 1. 公民投票之主要功能是「凝聚公民共識、反應多數意見」，但在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的思想審查之下，公民投票是否能有效地凝聚公民共識和確實地反應多數意見？ 2. 台灣目前兩次全國性公民投票之結果意義不大，此乃因意識形態與認同問題（政治認同及國家認同）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如何正向面對意識形態及認同問題，並將其轉化為台灣獨立的助力而非阻力？ 三、直接民主立論的政治參與：公民投票 （一）民主政治之意涵 「民主（democracy）」一詞似乎容易成為大多數人的愛好用詞，不管人們偏好何種政治制度，他們在心理上也會高舉民主的旗幟。有些政治學者認為，民主就像一種「萬用袋」（gladston bag），只要稍微包裝，就幾乎可以容納我們所想像的任何事實。 事實上，許多非民主國家常堅稱他們所偏好的政治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例如，法西斯主義聲稱自己信仰民主、共產主義聲稱自己的社會民主才是民主、國民黨聲稱自己的三民主義才是民主。但，「民主」的意涵究竟是什麼？ 論及民主，在「民主」這個名詞普遍盛行之前，雅典人在他們的政治體制中對於民主即有一句頗具意義的描述：任何一位公民在公民大會都享有發表言論的同等權利。 這個對民主意涵的基本描述，仍是現代民主發展的重要思想依據。再者，民主理論之真理為何? 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所言：「有多少民主國家，就有多少套民主理論。」 民主本身的定義，即存在很多歧異。 因此，筆者並不打算整理歸納民主理論，而僅以Georg Srensen及David Held兩位知名政治學者之論點來解釋筆者為何如此重視政治參與。 Georg Srensen對民主政治之定義為：「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由人民進行統治的政府形式（a form of government）。」 由Srensen之觀點可知，人民有權參與國家政治，國家權力的來源即全體人民，人民並非被國家統治的對象，而是統治國家的主人。易言之，民主政治是一種治理方式，由所有的社會成員共同行使統治權（如直接民主），或由人民推選若干代表來制定政策（如間接民主）。 質言之，民主政治即為人民所統治，人民「參與」政治乃為民主政治之核心基礎。 David Held把民主政治原則界定為：「個人應該自由且平等地決定自己的生活條件，也就是說，個人應該在詳細規定的架構內，享有平等接近政治的權利（以及相對應的義務），只要他們不要將此架構拿來否定其他人的權利即可。」（Individuals should be free and equal in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