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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炎憲◎國史館館長 228事件是戰後台灣史上最悲慘的事件，至今傷痕仍未完全癒合。長期以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二二八史料無法公開，真相無法追究，二二八成為社會上最大的陰霾和揮之不去的夢魘。國民黨更以制式說法，掌控歷史解釋權，視二二八為「叛亂」、「叛國」的暴動，參與者為「暴民」、「亂民」。至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政府受到批判，才被迫開放史料，學界也開始研究228事件，迄今研究成果雖然豐富，但仍未有完整探討228事件責任歸屬的著作。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承受受難者家屬的殷切期待，深感責任重大，因此推動此次研究計畫，邀請學者參與討論，歷經兩年，撰稿完成。我們透過史料印證與歷史脈絡的分析，試圖釐清事件責任歸屬的輕重及其應負責任。 一、228事件發生的原因 國民黨政府認為228事件的發生，是因為台灣人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奴化」教育，逐漸日本化，抗拒國府的接收；且因受日本影響，不瞭解中國文化，排斥中國；共產黨份子從中煽動，加深台灣人與接收人員之間的裂痕；野心份子藉機推波助瀾，使得事件不斷擴大，而致不可收拾；流氓附和鼓動，造成社會不安。國民黨將228事件定位為台灣人要當家作主，脫離中國的叛國暴動，參與者是暴民、亂民。 國民黨政府的說法已成為官方牢不可破的觀點，但此觀點經不起實証研究的考驗。近數年來228史料公開與研究成果，已否定上述觀點，指出228事件的發生有其歷史背景：來台接收官員以戰勝者姿態，視台灣人為戰敗者，存著歧視與敵視之心，高高在上統治台灣；接收人員占據要職，台灣人只能位居下層，其地位與日本統治時代無異，仍是第二等國民；台灣經日本統治50年，已邁入近代社會，台灣人又接受近代教育的薰陶，具有近代國民觀念和奉公守法的精神，遠較中國社會進步，接收官員卻忽視這些進步事實，反而以中國惡習治理台灣，貪贓枉法、公然收賄，並且牽親引戚、特權壟斷，致使社會亂象頻生；接收官員不只壟斷資源，更將台灣物資運往中國，賺取利潤，致使台灣米糧短缺，物價飛揚，通貨膨脹，生活比日治時代還苦；在文化方面，接收人員歧視台灣文化，處處排斥打壓台灣人的價值觀，造成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文化認知的矛盾與衝突。這些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才是爆發228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發的導火線而已。國民黨不思其因，反而壓制台灣人民的改革要求，並擴大渲染，說成是台灣人叛亂與共黨從中煽動的事件。其實，228事件不是叛亂，參與的民眾不是暴民，反而是國府治台政策不當，引起民眾抗爭，要求改革的運動。國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亂」之名，從中國派兵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事件之後，國府掩蓋事實真相，嚴密監控異議分子，造成無形的恐怖氣氛，致使228成為台灣社會最大的禁忌。 二、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228事件發生之前，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曾於1946年1月、4月、10月等三次來台視察，並回報監察院，說明台灣社會不安，及陳儀施政應革之處，但不為陳儀接受，也不被蔣介石重視。國防最高委員會於1946年7月指派劉文島組成「清查團」來台調查，劉指出貿易局長于百溪和專賣局長任維鈞的貪污情事，陳儀反而替他們脫罪，于、任兩人終獲保釋而不被追究。這些調查報告都因陳儀獲得蔣介石支持，而無法撼動他的地位。 在事件發生之前，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經由黨、政、軍、特等單位的報告，已掌握台灣訊息。事件發生之後，在中國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台灣社團，以及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民間人士都向中央呼籲不要派兵來台，並要求懲治陳儀，赦免參與民眾，但蔣介石聽信陳儀等報告，3月5日指派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率兵赴台鎮壓。3月8日，軍隊到台灣之後，立即展開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 3月15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進行到3月22日第八次會議時，通過劉文島等55人的連署提案，將陳儀撤職查辦，但蔣介石不為所動，反而撤銷此議。陳儀在蔣介石袒護下，5月6日改任國民政府顧問，翌年6月又被擢升為浙江省主席。屠殺高雄市民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在事件後受到重用，高升為台灣省警備司令。 蔣介石對台灣民情認識不清，無法接納台灣人士的呼籲和楊亮功、劉文島等的建言，反而認為台灣人民要求改革、抗議不公是意圖脫離中國、背叛中國的舉動，因此派兵鎮壓，造成台灣浩劫。蔣介石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掌握黨政軍特大權，唯有他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他的支持，陳儀等才敢漠視台灣民意，任意非為，也唯有他的默許，軍隊才敢任意逮捕，不經審判，槍殺無辜；且事件之後，軍政首長無一受到懲處，反而擢升。因此，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三、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戰前，陳儀受到蔣介石的重用，1933年出任福建省主席，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博覽會時，曾代表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參觀。1944年4月17日，被任命為「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台灣相關事務。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同月29日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以其出身經歷，陳儀是國府官員中瞭解台灣的數一數二人物。但觀其來台之後的施政表現，卻與此相去甚遠。 國府接收台灣之後，軍統、中統、國民黨黨部，孔宋集團等紛紛派員來台接收，爭權奪利。陳儀非但沒有制止，反而任其互鬥，在在顯示領導無方，並且用人不明，導致吏治敗壞、軍紀混亂。在接收不當之下，日產變成特權者的私產，甚至連台灣人的私人產業也無理被沒收。在經濟政策上，採取統制手段，實行專賣和公營貿易制度，與民爭利，影響民生經濟發展。這些政策引起民怨，陳儀不僅不加整頓，還有意呵護下屬迴避責任，以致造成社會不安、人心不滿。 228事件發生後，陳儀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答應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改革要求，上電台廣播呼籲台灣人民不要再走上街頭；一方面則採取分化手段，利用蔣渭川製造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內部矛盾，同時向南京政府提出不實報告。2月28日向蔣介石報告「奸匪勾結流氓」製造混亂。3月2日要求中央派兵來台平亂。3月6日呈給蔣介石的信函指出台灣人民想離開中國而獨立，是叛國行為，3月7日更要求加派軍隊鎮壓。陳儀得知軍隊將於3月8日登陸基隆的訊息之後，立即豹變，不顧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42條要求，更以此做為台灣人背叛中國，追求獨立的罪名。軍隊登陸之後，陳儀任其槍殺百姓，不予阻止，更進一步實施清鄉，傷害無辜。 鎮壓之後，陳儀自認鎮壓有功，還想繼續留任，策動台籍人士聯名電呈中央，擁護其繼續接任改組後的台灣省主席。後在各方指責下，才被調職，但不久又升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共軍南下，欲渡長江，陳儀見大勢已去，遊說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投共，湯恩伯將此消息告知蔣介石，陳乃被補，後押至台灣。1950年6月，以「煽惑軍人逃叛」罪名，處以死刑。 陳儀不因228事件而被懲處，反而升任浙江省主席，顯見蔣介石對他的信任與愛護。後被處以死刑槍決係因對蔣氏不忠，欲投共而受懲處，並非針對228事件的處置。陳儀在台期間，不體恤台灣人的感情，也不認同台灣人的主張。在228事件中，陳儀在軍隊實力不足時，採取妥協策略，欺騙台灣人，其實自始至終，都在等待時機，採取鎮壓行動。 柯遠芬是僅次於陳儀的第二號人物，擔任警備總部參謀長。事件發生之後，2月28日即認為事件幕後必定有人在煽動；3月2日認為有人提出台灣高度自治、獨立、託管等主張，意欲顛覆政府。3月3日，召集情治單位負責人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憲兵團長張慕陶、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等，要求偵查事變幕後策動份子，並掌握動態，以備將來平亂之用。3月8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隨增援部隊登陸基隆，晚間乘運兵卡車往台北，途中遭受伏擊。柯遠芬認為這是台灣叛軍所為，但社會大眾卻認為是警備總部欲擴大事件，嫁禍台灣人的舉動，讓楊亮功誤以為台人叛亂，做為鎮壓的合理藉口。同日晚間，警總又有「暴徒進攻」圓山軍械庫之說，民間卻認為這是警總捏造出來的事件。 國府援軍抵達之後，警總即出面主導捕殺台灣菁英與民眾的行動，並利用機會敲詐勒索鉅款，如板橋林家的林宗賢即受到敲詐，賄賂金錢才得以換回生命。柯遠芬為所欲為的行徑，還被楊亮功指為「違法殺人作惡」。 228事件發生時，彭孟緝擔任高雄要塞司令，認為是有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企圖背景的陰謀活動，並認定是共黨從中策動，已決定鎮壓。3月5日，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人持「和平條件」到壽山要塞司令部，要求與彭孟緝談判。彭因軍事行動準備不足，採取妥協拖延策略，表示隔日再協商。3月6日上午九時，高雄市長黃仲圖、參議會議長彭清靠、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李佛續等人上山，提出「和平九條件」。彭卻以涂光明拔槍企圖刺殺彭做為藉口，逮捕涂等人。6日下午二時，彭下令軍隊向高雄火車站、高雄中學、高雄市政府及憲兵部進擊，造成民眾死傷慘重。 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三人自始至終主張鎮壓，只是陳、柯兩人在援軍未到之前，故意採取妥協態度。其實在事件剛開始，陳儀即向南京政府呈報，要求派兵鎮壓。此三人都應負起鎮壓台灣人民的責任，陳儀更因施政不當、用人不明，造成社會亂象，要負起更大責任。 四、其他軍政人員的責任 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協助柯遠芬，勸誘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並藉此分化228事件處理委員會，造成內部意見的對立與紛擾。軍隊抵台之後，3月10日還帶著憲兵追捕蔣渭川，顯示其事後不認帳，並進而追捕的陰狠心態。警總副參謀長范誦堯指出憲兵成立的特高組，與林頂立成立的特別行動隊，是負責逮捕首要份子的單位，同時也與警總互爭捕殺的功勞。 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自3月10日起展開逮捕行動，以鐵絲貫穿被捕人士的手腳，三人或五人綑成一串，槍殺之後，丟入海中，以致基隆港灣佈滿浮屍，慘不忍睹。3月11日，下令軍隊包圍八堵車站，槍決車站的鐵路員工。 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任由所屬部隊在台灣各地槍殺民眾。3月21日陳儀命令各地實行「綏靖」任務，劃分台灣為七個綏靖區，展開「清鄉」工作。各地軍政人員乘機勒索，掠奪錢財，甚至假公濟私、殺人構陷的事件層出不窮。張慕陶、史宏熹、劉雨卿三人雖是執行任務，但不分青紅皂白屠殺民眾，縱容部下從中掠取錢財的行徑，是鎮壓行動的共犯。因此改組後的台灣省政府不得不電飭各地方政府嚴加查禁此不法情事。 五、情治人員的責任 戰後初期，警備總部調查室、國防部保密局、憲兵團（以上軍統系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調查室（中統）等機構在台灣各地部署調查員與線民，監視台灣民眾動向。根據〈許德輝呈毛人鳳—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與相關史料發現，保密局指揮許德輝組成「忠義服務隊」，並吸納「鱸鰻」250人加入，表面係維持治安，實則擴大事端，毆打「外省人」，燒燬「外省人」商店，另方面則號召純潔青年學生出動維持社會秩序，事後反而歸罪學生做為代罪羔羊。各系統情治人員在事件中別有所圖，分別密電中央政府，誇大台灣事變的嚴重情形，凸顯「外省人」的受害程度，強調共黨黨員已達萬人，從中操縱；更咬定事件並非單純的政治改革要求，而是奪權叛國的行為。這些密電的目的是為了推卸無法維持台灣局勢穩定的責任，並藉此凸顯陳儀的無能，打擊其威信，從中取利，更以此做為請求派兵和武力鎮壓的理由。南京政府接到如此危言聳聽的情報，只會加強派兵鎮壓的決心，而無助於台灣政情的改善。 國府軍隊開抵台灣之後，據監察委員何漢文和整編第21師副官處長何聘儒指稱：黨、政、軍、憲、警成立聯席會報，調查進步人士，製造黑名單、到處捉人，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不下千數。平時，情治人員扮演暗中監視台灣民眾言行的角色，事件爆發後，獵取情報，從中推波助瀾，做為日後羅織罪名、逮捕、槍決的證據。情治人員見獵心喜，捏造負面報告，應負起共犯的責任。 六、半山的責任 所謂「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灣，在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工作。由於半山具有特殊的中國經驗，非台灣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國府接收台灣之後，借用這批人士治理台灣。半山人士理應扮演國府與台灣之間的橋樑角色，但實際上半山在戰後紛紛出任要職，成為接收的受益者，與台灣本土菁英之間存有權力、利益的競逐關係，反而很難扮演好中介角色，甚至還會做出排斥的情事。同時，國府官員也未必全然信賴半山，給予重要的決策地位。半山只能扮演中國接收官員的附庸角色，兩者存在著上下的附屬關係。 228事件發生後，陳儀曾運用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秘書長連震東、國民參政員林忠等半山居間斡旋。這些半山多站在陳儀立場，幫助平息抗爭，而不是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向陳儀爭取權益。 有些半山受到統治當局的倚重，實際參與鎮壓行動，成為鎮壓的共犯，如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曾任新竹縣長的劉啟光、事件後接任警務處長的王民寧等。台灣民間對事件後的「清鄉」工作，多流傳是因半山的協助，軍警才能羅列名單，逮捕台灣菁英。 228事件中，有的半山也因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批判時政而罹難，如曾任《人民導報》社長的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等。在國府心目中，只有順從者才能得到重用，抗議者則被視為眼中釘，縱使具有中國經驗的半山也同樣遭受槍決的命運。 七、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的責任 國府接收台灣之後，黨政軍特各種勢力進入台灣，相互搶奪地盤。台灣人尚未認清國民黨派系和權力結構時，就被捲入黨國不分的派系鬥爭。 除了接收時派系之間展開爭奪台灣資源之外，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會團體，打壓異己。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是獲得省黨部的協助而成立，但成立後政建協會積極提出儘早實施地方自治選舉的要求，招致李翼中和陳儀的不滿。228事件發生後陳儀等要求其領導人蔣渭川出面安撫民眾，以爭取派兵的時間。援兵抵台之後，陳儀卻以政建協會在事件中，公開徵調台灣人日本兵出面維持社會治安為理由，下令解散。幹部多人被捕遇害，有的四處躲藏或逃亡海外，才能倖免於難。反觀以半山人士為主的「台灣省憲政協進會」，在事件後發起「台灣新文化運動委員會」，支持國府政策，其多數成員日後成為政治新貴，由此例可知，忠誠的半山才會受到國府的重用。 3月8日，國府軍隊開抵台灣之後，媒體報紙受到清算，《民報》社長林茂生、《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經理阮朝日、主編吳金鍊、《人民導報》前後任社長宋斐如、王添燈、《大明報》總編輯艾璐生、《台灣新生報》台中分社記者陳安南、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等等均遇害。《民報》總編輯許乃昌和總主筆陳旺成則遭通緝而逃亡。《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和《和平日報》同時受到查封的命運。這是國府殘害言論思想自由，打壓異議者的明證。 追究媒體責任則需探討「中央通訊社」的責任。中央通訊社是國民黨的黨營機構，負有蒐集情報的職責。戰後中央通訊社設立台北分社，負責人是葉明勳，其主要工作是將台灣採訪的新聞傳回南京總社。近年因有「中央社密電原稿」的出土，才得以瞭解其電文報導全是站在陳儀政府和軍方的立場，忽視台灣民眾的意見和社會動亂的真相，甚至還建議南京政府派兵鎮壓。由於中央通訊社是南京政府瞭解台灣政情的重要管道，其所傳達的訊息對於蔣介石派兵的決定，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應負起報導不公、曲解真相、傳達錯誤訊息的責任。 八、線民、告密者、構陷者的責任 統治者總是透過各種管道瞭解、監控社會大眾，線民即是其中的一種。在228事件中，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時，有臥底線民在旁監視、鼓動之說；3月8日圓山附近有所謂「暴民」攻擊海軍辦事處等機關之說；3月9日凌晨楊亮功遭「暴民」狙擊之說，這三種說法都與軍警從中策劃、線民從中製造紛爭有關。其中如許德輝領導的「忠義服務隊」，在軍隊未來台之前，假扮維持治安的角色，國府軍隊抵台之後，角色旋即改變，成為逮捕台灣人民的工具。 軍隊抵台後，進行鎮壓與清鄉的行動，並以「連坐法」威脅民眾交出武器和「惡人」。其中有許多被屠殺個案是因告密者與構陷者的報告而引起。這可能是出之於恐懼，怕受到牽連而告密，但亦有藉機公報私仇、或進行政治鬥爭的情事。告密者等身份行為多屬隱密不公開，因此日後很難得知其真實姓名，更遑論其具體身份。縱使知道其真實姓名與具體身份，也極難掌握當時進行告密或構陷的具體證據。 線民、告密者、構陷者提供情報資訊，擴大加深228事件的傷害程度，有其應負的責任。但情治單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證，即採信片面之詞，以致釀成禍害，其責任應該重於線民、告密者、構陷者。 九、228事件所造成的傷害 228事件造成台灣極大傷害，有無形的傷害和有形的傷害。許多台灣社會菁英，如民意代表、律師、醫師、法官、檢察官、大學教授、教師、工商領袖、媒體工作者、學生、社會大眾等受到逮捕，有的一去不返，至今下落不明；有的當眾槍決、屍首示眾；有的不知槍決何處，至今屍骨無存；有的財產被奪，至今仍未歸還，其慘狀怵目驚心，令人心寒。台灣菁英受此摧殘，幾乎傷亡殆盡，倖存者則銷聲匿跡，不敢再過問政治。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數據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估計死亡人數約18000人至28000人，但迄今仍然無法掌握確實數目。 無形的傷害則無法估計。228事件發生後，國府採取鎮壓清鄉的手段，整肅異己，使得社會籠罩不安的氣氛，人人驚惶失措，從此台灣人不敢再談二二八。經歷過228世代的人，總會告誡兒女「有耳無嘴」，多聽少說，不要參與政治。228不僅是禁忌，更是歷史集體記憶的喪失，台灣人失去自信豪情，懾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國民黨也藉此機會去除絆腳石，積極推展中國化政策，建立起文化霸權，壓制台灣本土文化，更助長一九五○年代之後的白色恐怖。 十、人權與社會正義 228是戰後台灣史上最大的禁忌，在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無人敢公開挑戰此一禁忌。遲至19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之後，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才公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二二八平反運動的過程充滿衝突對立與緊張，卻獲致三大突破的成果。一為政治禁忌的突破，二二八不再被視為叛亂；二為歷史禁忌的突破，從此二二八得以公開研究，台灣史研究從此已無禁忌，可以挑戰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歷史觀點；三為文化禁忌的突破，文學藝術家不再逃避，敢以二二八做為素材，創作出代表台灣文化特色的作品。這三項突破使得二二八成為台灣的重要文化資產。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二二八得以解禁，原是台灣歷史文化的一件大事，卻因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深入台灣社會，使得有些人常以傳統中國政治的人治思想，品評人物得失，替統治者裝扮門面，替其脫罪，將蔣介石的派兵決定說成是受陳儀等的誤導、蒙蔽；或以二次大戰之後，緊接著國共對峙，國府採取強硬鎮壓，實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或認為是台灣人先打「外省人」，「外省人」才有日後的報復；或認為二次大戰後，中國各地多發生過抗爭與鎮壓，並不是只有台灣發生二二八，在中國改朝換代時總有屠殺鎮壓的事情發生，台灣228並不算一件大事。其實這些說法只是在替統治者脫罪，而不是站在民主、人權理念上的思考。台灣人民在當時是被統治者，是弱勢者。居於主導地位的國民黨政府，理應照顧人民的生活，聽取人民的聲音。面對改革要求時，應該謙虛接納，但國民黨卻反其道而行，濫用公權力，派兵鎮壓，事後並合理化國家暴力行為，並歸罪於被統治的台灣人民。如此說法已違反人權、民主、自由的普世原則，充滿權力的暴戾與自大。 台灣在民主轉型中，有許多成果是讓人自傲的。但社會正義卻在標榜政治現實、族群和諧、寬容的前提下被忽視，而不願追究統治者所造成的歷史傷害，深恐再次挑起衝突與不安。其實不正視過去歷史的真實，則無法走出陰影，相互體諒。政治上可以談和解，但歷史不能以和解來解決問題。因此，我們逐一檢討228事件鎮壓屠殺人民的元凶及相關者，是希望社會正義與歷史公道能經由這個事件的反省，真正落實於台灣，台灣人民也能記取慘痛的歷史教訓，不分族群，共同珍惜民主的成果，使悲劇不在發生。同時，我們更期待228事件的研究不只是歷史研究者的專利，而是各學科共同的研究對象。民法學者黃茂榮和刑法學者陳志雄指出228事件的鎮壓者不只有歷史責任，也有民事與刑事的責任。二次大戰後，猶太人追究納粹屠殺的責任是世人面對歷史事件極好的教材，台灣歷史也需要這樣的反省，人權與社會正義才能真正在台灣生根。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放了整整一個月的試風球，陳水扁總統終於透過國家安全會議的方式，正式將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運作終止，同時，也終止相關『國家統一綱領』的適用，算是暫時化解美國的疑慮。 其實，國統會原本是李登輝總統任內所設置的空殼機構，而國統綱領也是用來虛應大中國主義者的空中大餅，因此，民進黨上台以後，即使對於當年揭櫫的台獨黨綱沒有認真履行的意願，也沒有義務去奉行競爭對手的國家定位最高領導原則。 回顧歷史，蔣經國當年在體認反攻無望以後，儘管堅持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三部政策，不過，一旦打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方針，就已經表明放棄蔣介石所採取的漢賊不兩立零合對峙。儘管李登輝一開頭主動表現西和的傾向，也就是在片面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兩邊歧見之際，還試圖以「一國兩府」來交換對岸承認台灣為對等的「政治實體」，不果，才有日後的「兩國論」，國統綱領也就被束之高閣了。誰知道，陳水扁在就職典禮之際作繭自縛，喊出「四不一沒有」，又把國統綱領請了回來。 純粹從選舉的考量來著眼，如果廢統只不過是阿扁用來突顯馬英九「終極統一論」的工具而已，逼得馬英九必須接受台獨也可以是百姓的選項，然而，他並未積極超越自己的「一邊一國」底線，依然在「兩個華人國家」的框架裡頭打轉，壓根而沒有進一步推動獨立建國的姿態，更談不上要鞏固深綠支持者。如果說國統會、以及國統綱領只不過是望梅止渴的奶嘴，為何陳水扁在這個節骨眼要敲鑼打鼓、昭告天下呢？ 如果媒體的報無誤，陳水扁當年之所以會畫地自限，主要是因為誤信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的傳話，才會上了中國領導者的當。果真如此，或許阿扁耿耿於懷的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中國，因此，此番的廢統動作，並非為了國內消費，實際上的聽眾應該是中國。換句話說，導致廢統論的是來自外部的因素，特別是一再選擇對他視而不見的中國。 問題是，指著禿驢罵和尚的外交政策，往往免不了會有流彈打到一旁的道士。照說，共和黨的小布希即使對於外交決策再如何不再行，總也比起民主黨的柯林頓來得好。然而，在連任以來，國務卿萊斯對於亞洲事務生疏，連帶地不只對於台灣陌生，連日本都有強烈的疏離感，因此，對於台灣海峽的爭端，為了反恐而焦頭爛額美國，總是不願意有其他不確定的熱點出現。在表面上，美國當然不敢公然介入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議，不過，當民進黨主政者的中國政策表現出彷彿是搖擺不定的時候，國務院對於「保持現狀」的焦慮是可以預見的。 其實，從立委到總統，陳水扁對於中國一直呈現著相當務實的態度，也就是希望能簽訂和平條約。因此，儘管蘇起舊酒新瓶所建構的「九二共識」近日被李登輝說穿了，不過，民進黨人士所關注的並非「一中各表」、或是「各表一中」的文字遊戲，而是能否繼續庇蔭於中華民國體制之下，也就是「兩個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到底台灣的老百姓願意為國家定位付出多少代價。 政治人物對於敵視國家可以故意含混其詞，當然沒有必要當宋襄公。然而，對於自己的友人，如果不能明確表明變動的範圍，即使總統親自上陣說明，也沒有辦法令人掌握其意向，這才是美國最難以釋懷的。對於支持者來說，大家關心的是究竟阿扁是玩真的嗎？這恐怕是陳水扁最大的致命傷，難道，這是律師的職業性格使然？

鄭欽仁◎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陳水扁總統在春節之日表示，台灣應該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認真思考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適當時機，以彰顯台灣主體意識。筆者認為廢除該會與綱領是適合時、空背景：要長痛不如短痛，沒有勇氣不會有將來，何況美國對中國的姑息政策保不住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繫鈴容易，解鈴難」 60年來，台灣主體意識一直受到內、外勢力的打壓；國統會與國統綱領一直被譏為雞肋、盲腸，早應廢除。在國是會議召開不久，國民黨突然蔑視在野聲音要成立國統會及制定國統綱領，筆者當時曾對「與會人士」勸說，表示「繫鈴容易，解鈴難」，必會給將來帶來困擾。今日果不出所料，統案不但被敵人咬住，還被國賊利用，「打著藍旗反藍旗」，隔海唱和。由此看來，廢除該案對國內的平靖是有必要的。 對內的情形如此；對外來說，中國利用美國商人對美國政府「以商逼政」愈來愈嚴重，美國政府已向中國傾斜，在犧牲小國的心態之下，其對台灣之危害未到頂點之際，台灣總統斷然決策是有必要的。 陳總統的發言應是對WHA中國野蠻行為的回應。陳總統在春節發表談話之日，正是台灣媒體刊載兩天前的1月27日世界衛生大會在中國的操弄下排斥台灣而招羞辱的情形，陳總統的廢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恰好是一個適時、適地的回應。 在WHA的大會上，友邦貝里斯在該執委會提案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A，促進台灣參與WHO相關會議及疾病管制機制，竟然遭到拒絕而提案不能列入議程。 值得國人留意的，在禽流感流行可能升高之際，WHO應對台灣有適當禮遇才對。台灣在對抗傳染病的能力與對抗禽流感所做的疫苗培植與防範之能力，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在國際互助合作下，台灣可以貢獻世界，甚至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無能應付疫病侵襲時，說不定台灣還能拯救中國人的傳染死亡。 WHA的非人道行為，背後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所領導的中國；此次作為，由其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沙祖康在場督陣，甚至揚言提案成立，在執委會表決時，要使台灣零票而下不了台。以上事件發生在過年前，更表示中國政府不顧台灣人的死活之惡毒行為；但可笑的是在另一方面，台、中雙邊卻又以春節在際，包機直航掩飾了這種惡毒行為。但在這時間上，陳總統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是對應行為，沒有挑釁可言。 美國帶來的困境 美國在WHA會議上並沒有支援台灣，而是貝里斯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杭特女士發表強烈聲明，指該會秘書處的決定不將提案列入議程是違反WHA的會議規則。 美國的優越感，不時趾高氣昂的「指導」台灣，美國與中國聯合壓殺台灣在外交上做為一個國家的生存空間，即使台灣有充分的武備也無法生存。如此，使台灣成為中國的「國內問題」，不時有被認為「國內問題」而被侵略的危險。中國對台灣發表「反分裂國家法」也就是在這樣背景之下產生的。雖然美國一度表示關心，但也無法阻擋該法的公佈，這表示美國的力量有限，不能阻止中國獲得侵略合法性的企圖。 中國共產黨要「和平演變」？ 今天我們對「國家統一綱領」有回顧的必要。該文件劈頭就說：「中國的統一，…也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但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對我們是無意義的。外國人不能擅自決定我們的歸屬。 其中又主張：「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大陸地區…實行民主法治；台灣地區則應加速憲政改革」，「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是中國共產黨所主張、所需要的嗎？ 1992年8月1日國統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即是對「一個中國」各自主張，這是北京所要的嗎？ 又「國統綱領」主張以自由、民主、法治等去統一中國，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和平演變」，中共能容忍嗎？「和平演變」是美國的主張，以台灣的國家立場想不會去玩這把戲，但以一個台灣國民來說，會同情中國人在極權統治下的遭遇，這是台灣國民不久前才經驗過的。話說回來，北京政權要批判台灣廢棄對中國統戰的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真是匪夷所思。 最後我要說的，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台灣有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應該保持大國風度，對小國要尊重是一個國家，不要頤指氣使。美國應該與亞洲民主國家共同制定安全保障策略，不是單方面的獨斷。 陳總統以總統的身分贏得人民的信賴非常重要，這一次事件，在這寒冬裡陳總統已經生火，大家也準備取暖，不應突然滅火，讓大家失望。 目前馬英九、蘇起、蔣孝嚴與王金平之流的國家目標背叛了台灣人，不能共同「外禦其侮」反而擾亂國人視聽。國人自蔣家統治以來便無寧日，不時被推入波濤洶湧的險境，但也步步克服，創造民主政治。過去遺留下來的障礙，國人憑著經驗必能克服，不再為不同國家認同的政客所操弄。目前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雖然會受中、美的打壓，但長痛不如短痛；今天沒有勇氣，來日沒有將來。也乘機告訴世界，台灣是有國格的國家。統派今天與敵人唱和，噪音不斷，雖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附記） 一、陳水扁總統對國統會、國統綱領的談話是在春節之日（農曆元月1日，國曆1月29日）於台南縣麻豆國中設宴款待地方人士的致詞。 二、世界衛生大會召開的情形有較詳細的報導，見2006年1月29日台灣日報。該報指出美國沒有發言支持。該報又在2月2日報導：美國國務院主管國會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柏格納（JeffreyBergner）在1月27日函覆53位聯邦眾議員的信，重申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及參加國際禽流感會議的立場云云。 *原載台灣日報2006/02/08-9

欣聞陳水扁總統正式宣佈終止[國統會]運作, 終止[國統綱領]適用, 謹代表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向陳總統致敬。 陳總統 基於主權在民之民主原則，基於中國持續以軍事威脅及「反分裂國家法」等非和平手段意圖片面改變台海現狀，做成上述決議。我們認為是正確的決策。 值此台海飛彈危機十週年 , 中國頒布所謂[反分裂法]一週年前夕 ; 在中國仍然以八百枚飛彈瞄準台灣, 蠻橫阻撓台灣參與WHO 及其他國際組織之際 , 我們竭誠擁護政府終止[國統會]運作, 終止[國統綱領]適用之政策 , 實質廢除強逼台灣人民接受中國統治之無理限制 ,尊重台灣人民自主選擇未來的權利 , 在深化民主及走向正常化國家的路途上繼續向前邁進。 世台會 會長 盧榮杰 2006.2.28. 于 德國 Ahrensburg

一九四七年在台灣島內發生悲慘的二二八大屠殺，外來政權對台灣人施加殘酷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使很多台灣人徹底覺醒，台灣必須獨立建國。移居國外的菁英以及留學生，紛紛展開台灣獨立運動，而在整個獨立運動的過程中，台獨聯盟是幾乎囊括全部的主流團體。 雖然結合世界各地獨立團體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成立於一九七○年，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間，在美國和日本的獨立團體就已經展開獨立運動了。經過半世紀的犧牲奮鬥，聯盟的同志有講不完的故事，章章感人肺腑，片片都是詩篇。 有人青春年少就投身獨立運動，如今垂垂老矣，有人雖然老當益壯，但也有人已然消逝，令人唏噓！他們的精采故事不僅是聯盟的歷史，也是台灣人的資產，如果不卡緊整理，將有失傳之虞。 人不是鐵打的，人是有血有淚有七情有六慾的血肉之軀。能夠安逸享樂，誰會選擇顛沛流離？二次大戰之後的台灣社會，一般人的學歷普遍不高，可以出國留學的學子，大多擁有家業豐碩的背景，如果他們學成之後，頂著碩博士頭銜回來向當權者靠攏輸誠，誰不能吃香喝辣呢？但是很多台灣人菁英的抉擇卻偏偏相反，結果成為無法返鄉的黑名單，即便父母亡故都不能返家祭拜，甚至有人還必須犧牲家庭和性命。 四十年前的留美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三十美元，卻長期每個月寄五十美元給台獨聯盟，到底是什麼樣的信念在支撐他們的奉獻？為了在New York Times刊登彭明敏教授發表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廣告，需要四千美元廣告費，大約是當時一棟房子的價款，一位在醫學院教書的台灣人教授，卻不惜向學校借貸募款不足的一千多美元，再從薪俸中分期攤還，到底是什麼樣的動力在鼓舞他的付出？在日本從事獨立運動被列入黑名單的留學生，每個月到東京出入國管理局辦理延期居留簽證時，為何必須隨身攜帶自殺用的小刀和氫酸鉀粉？他當時的心境是什麼？這些屬於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不見得個個驚天動地，但都是悸動人心的旋律。他們無怨無悔，大家都是「歡喜做、甘願受」。 我們想撿拾這些詩篇故事，我們想留下他們令人動容的映象，我們打算製作他們的歷史影片。這是屬於台獨聯盟的故事，也是台灣人的歷史。 為了永久流傳這些無價的寶藏，我們衷心期盼前輩盟員，趕快翻出可能已經褪色的照片或歷史文件，把你們感人肺腑的故事，忠實的用筆寫下來，或是用錄音記錄下來，寄來給《共和國》雜誌，讓我們以專欄方式陸續發表，讓大家重溫片片詩篇的記憶。

陳明裕◎在日臺灣同鄉會前會長 在日本政、學界人脈甚廣，才學及人柄均深受尊崇的劉明修（伊藤潔）教授於1月16 日逝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黃文雄委員長立即為文悼思，惋惜之情猶在耳際，誰知又接到次男尚高君2月3日不幸因車禍身亡，34歲英年早逝之惡耗傳來，真是太意外也太令人難過。教授是我們致力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先輩，早期的情形黃文雄先生較為熟悉，其追思文中多有陳述。個人近年來也因種種機緣有幸與他們有些接觸，謹在此略述一二追懷故人。 劉教授不僅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同志，早在1960年代就加入的大前輩，更是革命導師。在林建良醫師及我擔任「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他在杏林大學擔任教授之時，也是洗腎度日飽受病痛折磨的時期，但憑其對台灣的熱愛，常常不顧病痛積極參與活動。最令我們憂心，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9月6日，台灣舉辦手牽手心連心的正名大遊行，日本也於東京大阪同步進行，東京方面是日本時間下午2時28分先在大久保公園大家手牽手、高呼口號之後，至鬧區新宿遊行再至西口公園於台灣時間2時28分（日本3時28分）再度手牽手，齊呼台灣正名、反對中國侵略併吞等口號。伊藤教授堅持要參加，當時他的健康情況不佳，我們再三勸阻無效，最後決定以推輪椅行進。為慎重起見當天由次男尚高君推輪椅率先報到。隨即披掛上陣。這是我與尚高君初會面，隔年2月28日大遊行，教授的健康更是每況愈下，在他的堅持與不屈不撓意志下，毅然再度走上街頭。 隨著健康狀況更加的惡化，舉凡「在日台灣同鄉會」或「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活動，如果不能自已搭電車赴會，就由尚高君推輪椅過來，也因此我們較有機會接觸到這位文質彬彬、謙遜有禮的青年，可惜因自身負有職責，無法抽空與他進一步交談。父子相繼辭世，再也無法看到推著父親輪椅連袂參加活動的身影，世事無常，令人唏噓，也令人懷念。 常常聚會難免會拖到很晚，黃文雄先生總是不放心讓他一個人抱病摸黑回去，教授一向不願麻煩別人，我們經常不顧他的婉拒，找人開車送他回去，有一回由我與張伯寅醫師開車送他，沿途談天說地，也提到他出生於宜蘭太平山麓，自小就接觸台灣美麗的大自然以及善良純樸的民心，森林系畢業後，如願在故鄉太平山林場就職，更加深對鄉土關切及愛護之情，但也親耳日睹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種種惡形劣跡，美好山河被無情摧殘，純樸人心被污染扭曲，也許這就是促成他這位有為青年決心告別父母親友，離鄉背井，赴日苦學並加入台灣建國之列的原因之一吧。 台灣子弟在日本苦學並非易事，1964年抵日後，先後在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明治大學法學部碩士、最後拿到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其求學過程中，刻苦耐勞，每天深夜駕著大卡車為柏青哥店送「 景品」，沒有休假日的艱苦工作，持續到在二松學舍擔任教授為止。 去年年底健康更加惡化，黃昭堂、宋重陽、廖建龍等先輩們相繼去探病，皆擔憂可能拖不了多久，後來，黃文雄先生偕我去探病時，意外的，當天他精神特別好，非常健談，我們抵達病房時他正在向室友上課，內容當然是「台灣獨立建國」、「打倒中華民國體制」，一見到面立即帶我們去會客室開講，從過去的軼事談到臺灣現狀，最憂心也是最痛心的仍是國內的亂況。聊到天快黑還堅持要親自案內參觀這所杏林大學附設醫院，劉夫人說這一天真是難得愉快的一天，也沒想到才沒多久就接到辭世的訃報，哀哉。 劉夫人靜女士勤儉持家，長期照料公公接著又照顧夫君，任勞任怨，典型的具有台灣美德的賢淑女性，是教授的宜蘭同鄉，二位都有很重的「宜蘭腔」，非常好聽也令人印象很深。兒女各自成家後都住在附近，內外孫都很喜歡找阿嬤玩，享受手煮的台灣料理尤其是宜蘭菜。 劉教授留下許多著作和論文，對國內政界多所建言、他一直默默地對台日外交作出許多貢獻。長期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耕耘在付出，辛苦了！您未完成的工作將由許許多多認同台灣國的人繼續奮鬥。

《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朝日228紀念館」館長阮美姝女士應「台灣研究論壇社」之邀，於2月22日在東京文京區Civic Hall作228事件的專題演講並舉行《孤寂煎熬四十五年》（日文題名：《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及《漫話二二八》（日文題名：《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女士在新書發表演講中，將自己的一生及寫書的經緯過程作了簡短的介紹。她的父親是在228消失的台灣菁英阮朝日（1900-1947）。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阮朝日正因為氣喘病發作，在家養病。三月九日他的好友醫學博士施江南突然莫名其妙被捕失蹤；三月十二日，阮女士回家探望父親，由於當時時局十分混亂，每天都有人失蹤不見，所以也勸父親避避風頭，但父親回答「我又沒有犯罪為什麼要逃呀？」。然而話才剛說完，阮朝日就被五名便衣人員帶走，就此一去不回。 音訊全無的父親到底在哪裡呢？每天都抱著一絲絲的希望四處尋找打聽，一直到二十年後阮美姝在東京神田的舊書店翻到一本王育德先生所寫《台灣》，阮美姝才覺悟到父親可能真的已經在二二八事件中喪生了。 阮女士的尋父之旅是從母親過世後才開始。原因是顧慮到父親的失蹤後視政治為禁忌母親的心情。受難者家屬在事件過後的種種傷害，除了親友的疏離之外，阮女士本身自己到目前為止仍常受莫名的恐懼及害怕之苦。演講中數度因而嗚咽。 「為什麼無辜的人會突然不見？」，即使在戒嚴令解除之後，還是有很多受難者家屬無法從國家暴力的恐懼中站起來。這種痛苦與無奈不是局外人所能体會的。 阮美姝也介紹了《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畫作者張瑞廷自告奮勇作畫，途中因為二二八事件的慘狀超越想像而無法作畫的過程。從中也可以看出目前台灣青年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還不夠的一面，這也是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將此事件當成禁忌，禁止談論更嚴禁探索真相，爾後更以制式說法掌控解釋權，怪不得至今社會上一般民眾對事伴的了解有限。 經過阮女士多年的資料蒐集，總算在將近半個世紀的1992年才終於知道父親阮朝日被羅織以「陰謀叛亂首要」，「利用新聞社散播不實消息」之罪名，在沒有任何審判及辯護，更沒有告知家屬的情形下，在被便衣帶走的數日後便喪生在「國家暴力」之下。 阮美姝也指出有很人搞不清楚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不同： ‧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文明及台灣菁英的徹底謀殺 ‧白色恐怖：1950年到戒嚴令解除期間，以不公正不公義的審判對 言論思想的抹殺。 阮美姝也指出推算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數是不可能的。因為就她的研究，許多受難者都很年輕尚未結婚，當然也就沒有像阮女士一樣的後代可以出來指証。而父母又已經往生。所以到底有多少二二八冤魂是未知之數。 最後，阮女士也說很多人被誤導，以為日本時代的台灣人過得很痛苦，其實並非如此，就有如電影「跳舞時代」的歷史鏡頭，印證當時的台灣在各方面都有相當的發展與進步。 主辦單位的永山英樹會長表示：二二八是當時台灣先進的文化水平和落後的中國造成的摩擦衝突，也是中國人企圖消滅台灣文明的手段，日本人不太理解中國人的狠毒與野蠻。歷經台灣的日本時代，國民黨時代的阮美姝指出一個事實：中國人的話不能信。國民黨外來政權為了掩蔽自已的滔天罪行，製造出許多理由，其中一項就是把責任推給日本，阮女士說「千錯萬錯就錯在日本人教台灣人守法。」 阮女士最後說，二二八事件是二十世紀的三大屠殺事件之一；歐美對過去的屠殺都已經作了清算，然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到目前為止卻還停留在「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情況。這種不公義的情形還要持續多久？ 對許多日本人來說，台灣目前的政治現狀十分令人難以了解。親日‧仇日，親中‧仇中的混在，都令想要了解台灣的日本人十分困惑。要了解目前台灣的政治現狀，就不能不知道二二八，二二八是台灣六十年來的縮影及象徵。阮美姝女士的新書將能夠讓更多日本人了解台灣目前社會的矛盾與衝突，及增進日本社會對台灣的了解。

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台灣智庫法政部副主任 各位老師、各位前輩，大家午安。我要報告的論文題目是「戰後台灣校園政治事件之研究──以台灣大學為探討中心」。我為什麼寫這樣的文章，主要原因是今年（民國九十四年）是國立台灣大學改制的六十週年，校慶時間是在十一月十五號，就上個月。台大在四六事件時，有些校友逃亡到中國大陸，這次台大校友會總會長孫震到北京去邀請校友回來，但又因為他們身份敏感，有了一些刻意的安排，使他們在校慶日後的時間十一月二十八日才能回到台灣。在報紙一角有這樣的新聞。雖然四六事件已經是將近六十年前的事情了，現在台灣政府和台大當局在看待這段歷史與過去的校友，似乎還是不能坦然面對。另外，台大今年出版的《校史稿》（《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我看了一下內容，覺得裡面有些問題。例如，台大應該是日據時代台灣高等教育的結晶，它基本上由三塊組成，一個是台大校本部，即台北帝國大學；一塊是台大醫學院，最早是總督府醫學校，歷史比台北帝國大學還早；還有一塊是台大法學院，前身是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它的歷史也比台北帝國大學早，台灣光復後才廢校，併入台大法學院。這是台大的校史，要完整交代的話，要把這三部份寫清楚。特別是對白色恐怖的研究來說，戰後台大校園內非常活躍的學生，很多來自台大法學院，其實本來就是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的學生，對台大法學院的歷史交代不清楚，是校史的一大疏失，必須要加以補充。 身為台大的校友，基於上述台大校史有關的因素，我想要寫這篇文章。另外一個原因來自家族的歷史記憶，這是因為家父曾群芳在台大法學院就讀時，也參與了當時的反抗運動，所以追溯這段歷史對我來說，是做後輩、做子女的，對於父親年輕時想些什麼做些什麼的好奇心的滿足。 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第一，這篇文章我應該有第一手資料，要花多一點時間跟長輩們多談一下過去的事情，不過沒有充分時間準備，文章就必須出來了。另一方面是，我從小跟父親就很少談論白色恐怖，因為父親總不願意多講。我有現成的當事人可以現身說法，卻老是從別人口中知道有關他的事，找到機會套他，才能慢慢拼湊出歷史的圖像，這是我寫作時也感覺比較遺憾的。但也許寫出來了以後，父親看了如果不高興說我寫錯了，這樣我才有機會多挖點資料出來。我寫出來有問題的話，請大家多多指教、提供意見，這樣才有可能校訂錯誤或發掘出新的史料。 日據時代，矢內原忠雄先生把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做了比較。英國在印度設立了十幾個大學，日本在台灣只設立幾個高等學校，但是跟印度不同的是，台灣的高等學校是由殖民者獨佔，不管是台北高商或台北帝大，日本人都佔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名額，但是日本人在台灣的總人口只有四十幾萬人，而台灣的人口是六百五十萬，日本人僅約佔全台人口的十六分之一而已，所以可以看出日據時期的高等教育對台灣人是相當不平等的。在此一背景下，台北帝大與台北高商的學生對於此種不平等、受歧視的狀況感到相當不平，反壓迫的民族意識，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萌生出來。 再者，戰後台灣學生聯盟的組成、二二八時期台大、省立師範學院學生集結圖謀軍事反抗，或四六事件前的三月二十九日台大法學院操場營火晚會等學生的動員，可能也跟日本高等教育的經驗有關。日本在大戰末期實施軍國主義教育，調了所有的大學生去當學徒兵，所以在二二八時，有很多台灣年輕人都義憤填膺，主動參與武裝行動，都和具有基本的軍事訓練有關。 再一點，在日據時代，雖然日本殖民政府是反共的，但是它對大學自治仍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例如高木友枝在主持台北總督府醫學校時，就有校園自治的觀念，而以此來抗拒台灣總督府對校園的干涉。台北高商的《政治經濟學》課程教材之一，就是《資本論》，學生接觸左派書籍很平常，上課也常跟老師討論。在戰後台灣光復初期，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還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親密伙伴關係中，當時的台灣大學生所接觸的跟中國有關的政治符號，有可能是〈義勇軍進行曲〉、是〈國歌〉、而無論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新民主主義，都是帶有中國意象的政治符號，他們都一併接受。但是沒一兩年，國共內戰就開打了，相當多的台灣大學生對中國的政治敏感度不足，而且對於國民黨在台灣的治理感到失望，所以對中國共產黨就會寄予同情和充滿期望，也因此中共的地下黨在台灣的高校中，能夠吸引到有理想的青年的參與。 戰後初期的台大是個很活潑的學校。例如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時，醫學院有許強教授領導的罷診抗議行動，主要原因是台大在接收帝大醫學部時，因為人事、經費的安排，使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某部份的職員工作權益受損，沒有納入台大編制，當時就形成台大醫學院對校方的抗爭，其他學院的學生也來聲援，希望藉此爭取大學的民主化。從我們現在看來，這樣的觀念和行動也是令人感到驚訝的。另外，台灣省立基隆中學學生在紀念五四運動的遊行遭到軍警鎮壓，當時的省參議員顏欽賢還特別請台大的學生代表詹世平替基隆中學學生聲援。由此可見，當時台灣高校知識份子在社會當中的形象是很正面的，而且深受倚重。由台大法學院和台大分別發起的抗議澀谷事件遊行與抗議沈崇事件遊行，我認為即是出自於台灣大學生對於過去殖民經驗的反彈，抗議澀谷事件旨在反日，並且凸顯台灣的主體性；抗議沈崇事件則旨在反美，而希望與全中國站在一起，希望台灣的學運與中國大陸學運能夠同步、同聲一氣。 我的文章舉證了台灣光復到中央政府遷台期間的三個政治事件，一是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看其中台大學生反抗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勇敢表現；其次是四六事件，當年（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號在台大法學院操場的台北市中大學生營火晚會，決議成立全省性的學生聯盟，引起台灣省主席陳誠的恐慌，所以他才決定在四月六日派兵鎮壓師院和台大，先下手為強，以避免學生聯盟的形成；第三是一九五零年代中央政府對地下黨學生工作委員會的鎮壓。台大法學院支部在當時校園裡的活動力是相當活躍的，法學院支部在書記葉城松、張璧坤相繼逃亡被害後，台大的學生運動才沈寂下去。根據我看到的資料，由孟德聲、胡佛、俞寬賜等右翼學生的再展開新文化運動在四十三年曇花一現後，要一直到五十二年才再有聲音微弱的青年自覺運動，反而是一九七零年代初期由香港和澳門留學生發起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才為日後七零和八零年代的台大學運開展了新的歷史契機，不過這已是另一個完全不同於五零年代初期左翼運動的脈絡了。 以上是我對戰後初期台大歷史的研究，其中可能帶有一些揣想的成分。在座各位前輩許多人都是時代的見證者，希望大家多提供資料給我們後輩，記錄保存台灣歷史的工作，讓我們來做。 （本文為作者在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八日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人權與政治事件探討（歷史面）」場次宣讀論文時之發言記錄）

美國本部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謹此祝賀台灣總統陳水扁毅然的於公元2006年2月27日終止「國統會」及『國統綱領』。阮也讚揚陳總統完成此任務的快捷速度。 2006年2月14日四十多個分佈於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及南美洲的台灣人社團發出一篇聯合聲明，響應陳總統正月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呼籲。 阮並且共同發起了一個簽信廢統運動，藉以表達阮對陳總統主張的支持。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身為這個盛大串聯的一成員，甚感驕傲。 本盟更進一步完全贊同陳總統春節致詞內的另外兩項提議── 用台灣的名字進入聯合國與新憲法草案於2006年誕生、2007年公投通過。阮盼望陳總統繼續發揮領導魄力。

唯有制定台灣憲法，始得確立台灣自由民主主義 民進黨也應協助制憲運動，才能回復人民的信賴

手護台灣大聯盟 致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及人民之聲明 2000年陳總統承諾「四不一沒有」的前提是「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但中國這幾年來非但沒有放棄武力攻台的企圖，更持續增加對台飛彈的部署總量，其犯台野心有增無減。因此，不但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領沒有違背承諾的問題，就算「四不」也沒有繼續遵守的必要。 1991年國民黨以黨意凌駕民意，未徵詢國民公意就預設台灣和中國統一的目標，嚴重蔑視全體台灣人民的集體意志。因此，「國統會」和「國統綱領」是黨國體制下違反民主的產物，完全背離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本來就不應該存在。最新民調顯示，支持檢討國統綱領存廢的高達67.5%，超過五成的民意反對「國統綱領」的終極統一主張，而支持台灣與中國統一的僅約一成，追求民主、自決是台灣當前的主流民意。 貴國向來支持世界各國的民主運動，更是關懷台灣國家安全和政治民主的有力盟邦，對於台灣的前途一向是堅持民主、和平的方式。我們相信，只要 貴國深入了解國統會和國統綱領蔑視民意的反民主本質，必然會支持台灣人民自由選擇國家前途的權利。陳總統的農曆新年談話，只是「考慮」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便遭到 貴國政府官員發表言論反對，不但無禮干涉我國內政，也侵犯我國元首的尊嚴。 在此，我台灣人民謹向 貴國政府表達深度不滿及強烈抗議，要求立即向我國政府及台灣人民致歉，檢討過時的一中政策，並呼籲堅持 貴國建國理念的偉大美國人民，支持及協助台灣人民繼續追求及實現平等、自由及民主的普世價值。 手護台灣大聯盟 2006/2/20 —————————— To:美國在台協會(AIT) 轉布希總統(President George W. Bush) 敬愛的布希總統： 我是一個平凡的台灣公民，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過去3任的台灣總統是我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過去5任的國會議員也是居住在台灣的公民所選出來的，制度與 貴國一樣，而您也是 貴國人民投票選出來的，相信您也同樣相信民主是最好的制度。我們深信台灣未來的任何重大改變將是由台灣2,300萬人民來共同決定，這個方式符合 貴國和平、民主的一貫主張，相信您與 貴國都支持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過去五十多年，台灣從未與中國發生實質上的從屬關係，客觀的事實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國統綱領」是1991年非民選的國民黨政府未徵詢國民公意就預設台灣和中國統一的政策目標，這個主張目前在台灣得到的民調支持度低於10％，而「國統會」更是一個早已停止運作的非法機構，台灣國會日前亦要求這類機構應該關閉，陳總統將要廢止「國統綱領」與「國統會」乃是順應台灣民意的作法。 貴國的兩岸政策是台灣與中國的現況不要單方面改變，多數的台灣民意亦希望如此，但是中國部署瞄準台灣的飛彈數量持續增加，台灣亦得有對應的作為。相較於中國的武力擴張，台灣政府廢止「國統綱領」與「國統會」乃是一個和平、不改變現狀、順應台灣民意的作為，希望您與 貴國能支持。 敬祝! 國運昌隆 姓名: 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6.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