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劉明修先生

口述：黃文雄 整理：江旭本、陳宗逸 四十多年來，我們共同走著獨立建國之路，雖然佈滿荊棘，但是一直充滿希望，阿修超人而嚴密的分析力，以及卓越的外交能力，可能是我們可以樂觀的憑藉。 伊藤潔先生，在台灣的知名度並不高，是個低調但是默默努力數十年的台灣獨立理論家。此次在久病之後悄然辭世，外界知情者不多，對於台灣人來說，更是對這位一世懸命貢獻台灣的勇者感到陌生。少數幾位親密友人，只有台裔日籍作家黃文雄先生，有榮幸親自參與伊藤潔的告別儀式，陪伊藤潔走完最後一程。 黃文雄與伊藤潔相識四十年以上，同樣在台灣獨立聯盟日本總部一起奮鬥。黃文雄說，他和伊藤潔是在人生光譜上兩個極端的典型，伊藤潔冷靜、細心、嚴謹與低調，黃文雄反而較為外放、熱情與大膽，兩個完全不同典型的人，卻可以為了台灣獨立事業，相交奮鬥四十年而不改其志，讓人低迴不已。 為了紀念伊藤潔對台灣的貢獻，《新台灣新聞周刊》特地請遠在日本的黃文雄先生，親自現身說法，追悼這位他相識四十多年的革命戰友，讓人從不為人知的小角落，一起追憶這位一生掛念台灣的勇者。此外，伊藤潔與李登輝前總統，也有深厚交情，此次驟然辭世，李前總統也親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紀念這位好友，本刊也一併翻譯刊載，以饗讀者。 見最後一面 回憶伊往事 一月十六日清晨，電話響了，是杏林大學的田久保忠衛名譽教授，他告訴我：「伊藤潔先生在今晨過世了。」在日本的生活習慣上，很少人這麼早打電話給別人的，雖然如此，我還是馬上打電話，將宋重陽（宗像隆幸）吵醒，並且拜託他聯絡所有的朋友，同時我也馬上聯絡林建良與田代明裕二位醫生。間中打了幾次電話到伊藤潔教授的家裡，都沒有人接，直到傍晚，伊藤夫人才打電話給我說：決定不舉行通夜（守靈）、不發訃聞、不舉行公祭，直接採取家族密葬儀式，一月十八日入殮火化，伊藤夫人說，十七日還可以「見最後一面」，但希望不要帶香奠來，因為十八日下午的葬儀，也是只有家族列席的密葬。 之後，我除了聯絡駐日代表許世楷夫人之外，也拜託宋重陽告知黃昭堂主席，因為時間上來不及了，請黃主席不必從台灣趕來日本。 十七日下午五點左右，我和江旭本君一起到武藏野市伊藤教授的家裡，首先向教授的遺體合掌行禮，之後來到後廳，許世楷代表以及代表處的人員已經先到一陣子了，其他在場的還有自由時報的駐日記者張茂森夫婦，寒暄不久他們先離去，我和江旭本則等到宋重陽來了以後，在後廳與伊藤潔教授的家人，一起回憶他的往事，直到天色已晚才打道回府。 走得很安詳 骨灰將回台 十八日早上，這天雖然只是伊藤家的密葬儀式，但是我還是想送他到多摩火葬場，便和他的二公子尚高，約定在翌日入殮之前趕到，和伊藤家人一起去火葬場，陪他走完最後的一程。近中午十一點左右，我一個人到伊藤家，再度走進小小的靈堂。堂內擺了幾盆鮮花，伊藤教授就躺在那裡，身體蓋著的棉被上，放著羅福全從台灣送來的追悼文。羅福全兄對書法和繪畫的造詣深厚，我站在一旁靜靜看著追悼文上揮毫的神韻。這個時候，伊藤夫人拿著李登輝前總統送來的追悼文給我看。 認識四十多年了，我雖然經常和伊藤潔教授同進同出，但是我卻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睡相」。此時的他非常安詳，臉色是這般的好，我覺得不可思議，伊藤夫人說，沒有化過妝或打針，一切都和他辭世時一樣，我一直坐在床邊，靜靜凝視著他的「睡相」，將近一個小時。 入殮時，我和伊藤教授的大公子尚真、二公子尚高三個人，一起抬著他的遺體入棺，伊藤教授的女兒和幾位孫兒則在棺木前，爭相撫摸「阿公」的臉和手，做最後道別，接著家族陸續在棺木中放入鮮花，之後蓋棺，可能是忍不住淒寂永別的場景，原本相當冷靜的伊藤夫人，突然放聲哭泣，一直到火葬場一路不止。伊藤潔生前說，希望將自己的骨灰放水流就好，可是家族不忍心這樣做，將會選一天將他的骨灰帶回台灣，他一生奉獻心血的地方。 宜蘭的阿修 相知四十年 我是一九六四年元旦來日本，同年進入早稻田大學第一商學部。當時台灣來的留學生大多集中在早稻田和東京兩所大學，兩校加起來應該有三百人左右。當年在早稻田大學裡面要約見面，大家都選在商學部大學院前大隈重信銅像廣場的水池旁邊，台灣來的留學生，很多都在那邊相遇相知。我已經記不得是六四年還是六五年的一天，一位宜蘭來的劉明修，也加入我們聊天的陣容。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你一定交了很多日本女朋友」；此後，我們在學生時代就時常往來。 後來我搬到八王子及豊田附近，大概有十五年的時間，我經常到劉明修家裡出入作客吃飯。因為內子是日本人，在長男出生之前，內子娘家希望我搬到八王子一起居住，我從東京都內搬到郊外，那邊離新宿坐電車大約要五十分鐘，而劉明修武藏境的家，剛好是我的中途站。我當時吃不太習慣日本菜，劉明修就要我回家前，可以到他家吃吃台灣菜，每週大概一到兩次，每每吃完晚飯後，和劉明修聊到半夜不知結束，電車都收班了，劉明修總是開著車載我回家。 他年輕的時候體型比較胖，大家叫他「大塊仔」，只有我學他的太太，叫他「阿修」。我的兩個孩子和他的三個孩子，從小就玩在一起，直到我後來搬家到茨城縣之後，才較少往來，但是依舊用電話和常常見面來保持聯絡。 與病魔搏鬥 歷經半世紀 六○年代台灣來的留學生，出身家庭背景各異，境遇各有不同，一般來說，大多數的人每天都是打工苦學著。我從六四年秋天以後，經常面臨斷糧經濟危機，一直到八○年代，換了數十種工作依舊漂泊不定。而阿修就不一樣，他當時是在「打夜工」，幫柏青哥的交換送貨，常常送完貨後順便載我回家，這份「打夜工」，阿修從學生時代一直做到當上教授，都沒有停止，從這邊可以看出我們兩個人個性的差異。夜間送貨，免不了違規停車或者超速，阿修駕照常被扣點數，有時候他問我：「駕照還剩下幾點可以扣？」我就半開玩笑說：「都快被你扣光了」。 阿修還在二松學會大學任職時，從我家開車大概只要四十分鐘就可以到，當時我們時常碰面。但是自從他轉到杏林大學之後，除了集會以外，相互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但是他還是時常打電話來找我，往往一講就是一、兩個鐘頭，多半都是深夜時分。長久以來，從這些深夜電話交談中，我慢慢傾聽他對台灣未來的希望與意見。 他在大學時代就被腎結石所苦，到日本之後，在吳英卿醫師的中央病院裡面，割掉一個腎臟。將近五十年的時間，他可說是一直在和病魔搏鬥之中，有時候阿修會跟我訴苦，說著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命運？雖然如此，我四十多年來從來沒有看過他放棄搏鬥，直到我去年底到醫院去探望他，他依舊相當樂觀，並且還列了一些出院之後的計劃，對未來充滿希望。 治學很嚴謹 一生為求道 田久保忠衛教授，是日本言論界一言九鼎的大師，平松茂雄教授則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軍事專家，他們和伊藤潔教授，成為杏林大學的三張王牌，當年是田久保教授當杏林大學部長時，將伊藤潔請過來的，他和平松茂雄二個人商量很久，慎重地將伊藤潔從二松學會大學聘請過來。 伊藤潔教授本來是森林系出身，曾經到過台灣宜蘭偏遠的太平山林務所服務，來日本留學之後，先到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之後到明治大學讀法律，博士班修完之後還到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史科，重新從碩士開始讀起，一直到他拿到文學博士的學位為止。我記得，他在早稻田大學的時候低我一屆，可是直到我從明治大學畢業離開校園的時候，他還在當學生。我覺得，與其說他在求學，不如說他在求道。 他什麼時候想要當學者的？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在東京大學求學的那段時間吧？他的博士班指導教授，是近現代史權威的伊藤隆教授，阿修的思路精密，生活態度嚴謹，當學者恐怕最適合他吧？其實，阿修也不是全然一帆風順、死讀出身的學者，他有和一般人不太一樣的人生歷程，待人處世和其他欠缺人生經驗的學者很不相同，他在日本學界和社會中，非常有聲望，這和其他在日本的外國學者很不一樣。 獨派三人幫 為建國努力 在生活態度上，他不僅對學生，連對親戚的小孩都非常嚴格。一些台灣來留學的學生，慕他的名氣選修他的課，如果有缺課嚴重的情形，他就會鐵面無私，當場要學生「不用再來上課了」。連寄宿在他家的台灣親戚也告訴我，他們「很怕阿舅」。有一次，他剛剛拿到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不久，有朋友介紹他到山梨大學任教，為了準時赴約，伊藤潔半夜就跑來我家，要我跟他一起開車到山梨縣的甲府，天還沒亮就到約定地點附近，他小睡一下就起來，馬上到附近的加油站水龍頭刷牙洗臉，準時赴約，由這些小細節，可以知道伊藤潔嚴謹的個性，其來有自。 他這種嚴謹的個性，很受到日本人的敬重，因為這是日本人的美德，連他的日本鄰居都讚不絕口，與有榮焉。我常常聽少數留學生或者統派學者，大罵日本人有種族差別意識，我想這些人可能本身就有問題吧？因為從伊藤潔的身上，你可以體會到，只要你擁有讓日本人肅然起敬的美德，不論什麼職業，都會到處受人敬重。 李登輝前總統在追悼文中說，伊藤潔一生不只愛台灣，也愛日本，為了這兩個祖國相互了解而努力，讓日本人了解到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我認為，這個成就超越了他學術上的貢獻，幾年前小林善紀和西尾幹二教授論戰，伊藤潔、金美齡和我曾經被日本言論界稱為「獨派三人幫」。事實上，伊藤潔在九○年代對台日關係最有影響力，只是因為這幾年病魔纏身，才退出第一線。 我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寫作，四十多年來不論文章的風格還是個人的性格，都和阿修很不一樣，他所有的個性幾乎都和我相反，可是我們這四十多年來，竟然沒有發生過任何意見上面的衝突，現在回憶起來，實在不可思議。我想其中的原因是，我們都在想要讓台灣如何獨立建國而已，有共同目標，所以沒有衝突。 冒險寫論文 不怕遭逮捕 六○年代的台灣是白色恐怖時期，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圈裡，也是白色恐怖的延伸範圍。那個時候，「不談政治」是學生的守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杯弓蛇影」。現在年輕人恐怕很難體會這種意境。在那個時候，「台灣青年社」（台獨聯盟前身）發行的《台灣青年》月刊，常常被收到的留學生，用筷子夾起來丟進垃圾桶，因為怕上面有自己的指紋。還有留學生收到雜誌，連拆封都不敢，就跑到大使館自首，現在回想起來讓人相當感慨。 阿修是什麼時候加入「台灣青年社」？我從不知情，也沒有問過他。但是我們認識之初，他經常勸我加入，我從未作答。他不知道，我在六四年夏天，台灣青年社發生「陳純真事件」（國民黨特務學生混入組織受到刀傷）時，日本警視廳逮捕了大部分幹部，我那時已經加入聯盟，成為秘密成員，其實阿修也是秘密成員，我們當時開會，大家頭上都戴著紙袋遮掩，避免曝光，也互不知身分，直到聽到了熟悉的聲音，才知道原來阿修也在開會。那個時候的組織部長侯榮邦，皮帶裡經常夾著氰化物，因為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所有成員的名字，他打算萬一被捕，就服毒自殺。 阿修當時要寫博士論文，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冒險，因為他必須回台灣找林獻堂日記，可能因此被逮捕。他當時將護照的拷貝和所有後事都交代給我，現在人很難想像，為了要寫博士論文，還必須抱有這種「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心情。 為他辦追思 盼完成遺志 從七○年代到八○年代之間，我一直過著「浪人般的生活」，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阿修和一位巴西的朋友，每月提供給我五萬日圓的生活費，我一生感激不盡，這四十多年來，我們共同走著獨立建國之路，雖然佈滿荊棘，但是一直充滿希望，阿修超人而嚴密的分析力，以及卓越的外交能力，可能是我們可以樂觀的憑藉。 阿修只活了六十八歲，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相當可惜，因為他想走的路還沒走完。十八日晚上，我從多摩火葬場回到家，思想至此感慨萬千。我在獨立建國聯盟每週的會議上，綜合所有朋友的期盼，準備在今年春暖花開時，為他舉行追思會。我心想，希望阿修可以好好休息了，其餘的路，我們大家幫他繼續走下去。 別了老友！ *轉載「新台灣週刊」516期，2006/2/10 老帥悼念 阿修好走 一月十六日清晨，當旅日學者伊藤潔辭世的消息傳回台灣後，與伊藤潔交情甚篤的前總統李登輝，隨即發表題為〈台灣之聲〉的一篇悼念文。雖然只有短短的五百字，其中卻包含了李登輝對這位異鄉故知深深的追念與推崇。 文中首先提到伊藤潔在台灣相關研究上的學術成果，有目共睹，也為台灣與日本的兩國交流多有貢獻；而伊藤潔終其一生堅持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為此奔走的精神，也讓李登輝由衷尊敬。李登輝在文中回憶，在他總統任內，伊藤潔頻繁往來於台、日之間，除了將台灣並非中國一部分的觀念廣泛介紹給日本民眾之外，對於台灣、中國的兩國關係處理上，也帶給李登輝諸多建言。 李登輝在悼念文中感念伊藤潔對於台灣在爭取國際地位上的努力及堅持，也承諾自己未來仍秉持伊藤潔的信念，全力為台灣打拚，並致力於台、日兩國親善交流。（葉韋利） 2006/01/18「台灣之聲」【李登輝前總統】故伊藤潔先生e no弔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