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貴賓、各位學者專家、各位關心台灣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代表李登輝民主協會感謝各位先進，共同參與今天「政治經濟學術研討會」。 李登輝民主協會成立二年多以來，一直以維護台灣主權、提昇民主素養、深化台灣民主發展、推動民間國際交流等四大宗旨，來作為協會成立的主要目的。一年多前，協會也特別成立政策研究小組，由施正鋒教授擔任召集人，邀請許多專家學者，其中有不少的年輕學者，就文化、社會、教育、經濟、法政及國防外交六個單元，分別提出6–8個相關議題，經過將近一年的相互討論，交換意見及修正，在今年三月將其成果匯集出版一本近400頁的「國家政策展望」，作為國內外研究台灣社會發展的參考。 除了書籍的出版外，李登輝民主協會也第一次結合關心台灣未來發展的各個團體，包括群策會、台灣教授協會，共同合作，舉辦今天這場「政治經濟學術研討會」，期盼在大家的互動交流下，能激發出更多的寶貴意見。 談到經濟，讓我想起當年選擇大學科系的事。我高中就讀台南一中，即將畢業時，得到學校推薦保送台灣大學的機會。當時年少，對各科系的未來發展，坦白說懵懵懂懂，只覺得對數字頗有興趣，所以打算選擇數學系就讀。家父認為數學系畢業後，頂多只能擔任學校教師，因此要求我選擇可以賺大錢的科系。所以我改選同樣與數字有關的經濟系，結果家父卻說，「讀經濟，讀討債（台語浪費之意）」。最後選擇就讀化工系，心想也許畢業後，可以開化工廠賺大錢。台大畢業後，出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也當了20多年的化工教授，錢沒賺到，卻一頭栽入「了錢」的台灣人運動。 不過長久以來，我倒是一直對經濟保持高度的關心與興趣。1983年時任台灣獨立聯盟主席時，在美國發表「建設東方瑞士：台灣建國藍圖的探討」一書，檢討當時的台灣經濟問題，個人也特別提出追求效率財富（Efficiency）的「經濟人」價值觀，如何與追求社會公平（Equality）「社會人」的價值觀求得平衡的看法。在2002年也發表一篇「西進、南進、不如自己上進……一個外行人看台灣的經濟困境」，當作野人獻曝，提出台灣經濟復甦的對策。 今天的研討會主題是政治與經濟的交會，據我了解「政治經濟學」一詞，最早在1615年由蒙其雷汀（Montchretier）出版「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提出，強調如何運用經濟手段來增加國家的力量。所以，政治學與經濟學這兩門專業學科，原本就是一體兩面，無法分開的。1776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發表「國富論」一書，認為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有助於社會的整體發展，因此主張國家對市場經濟採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再加上研究領域的日趨細膩與分工，使得近200年來，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漸行漸遠。 事實上，政治與經濟是相互影響的。一方面，經濟資源可以輕易轉化為政治權力；另一方面，政治力量一定會左右經濟運作。如果掌有政治權力的人不懂經濟領域的本質，注定只能被掌有金權的人操控；同樣地，假使具有經濟資源的人只管那隻看不見的手，很難逃避另外一隻看得見的手的介入。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書，重新為「政治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政府公權力介入市場經濟提供了正當性。 最近台灣的油電雙漲、美牛的進口，及課徵證所稅，搞得整個國家社會混亂不穩定，目前李登輝民主協會正在研議的「製造業回流，創造就業機會」等等，這些問題就是標準的政治經濟議題。其中牽涉到市場經濟與國家政府扮演的角色。政府究竟是問題的製造業，或者是政策的服務業？是物價、股價、國民健康的守護者，抑或是國營事業管理無方，帶動通貨膨脹；證所稅的版本一變再變，打壓股市的trouble maker？這些問題若沒有適當處理，其後果甚至會形成台灣政治的大海嘯。 1995年WTO成立後，全球化加速，形成世界的潮流，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家仍然是國際上最基本的政治單位，每個人的自由、生命、財產，都還是要依賴國家來保障基本的安全，所謂「商人無祖國」的說法，是經不起挑戰的。 我記得曾任美國的CIA Director，國防部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首席顧問Robert M. Gates講過一句話，「經濟是國家安全的首要事務」。假如我們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轉到國際場合，全球化造成物價波動、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擴大，執政當局政治傾中，雙邊簽署ECFA，彼此之間實力不對稱，是否會威脅台灣國家主權與安全；此外歐債5小豬（Piigs），本世紀初的金融海嘯，美國是否會推出QE3的貨幣寬鬆政策，油價波動，這些都是最典型的國際政治經濟課題；這些問題在在都衝擊到台灣，我們應該面對並設法解決。台灣身為小型海島型的經濟體，必須對外貿易來維持經濟發展，我們雖然沒有能力在國際經濟扮演主變數，但是我們應該要有有效的對策，才能因應國際環境的變遷。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下，使全球化對台灣帶來正面的意義，讓人民享受到經濟交流的好處。這是台灣所面臨生存與發展的最大挑戰，也是今天我們舉辦這一場學術研討會的主要目的。 因此，今天的研討會，我們除了邀請經濟學者與政治學者，分別以自己的專業角度，來觀察政治經濟學，還特別安排了三個場次，分別探討美國與台灣／墨西哥／加拿大、烏克蘭與俄羅斯及奧地利與德國、及台灣與日本／中國／東協／歐盟的經濟關係，看他山之石是否有讓我們值得學習之處。 我一直非常喜歡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所說的一段話：「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that my sons may hav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My sons ought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naval architecture, navigation, commerce and […]
主持人、吳大使、Waldron教授、在座各位貴賓，大家好。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也讓我可以事先拜讀林霨教授的這篇文章。其實聆聽過林霨教授的報告和吳釗燮大使的補充之後，我能提出不同看法的意見並不多，由於時間和篇幅有限的關係，可能有很多議題在林霨教授的文章中沒有被特別提到，也沒有辦法進一步衍伸和討論，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做一些補充。 在不久以前，有一位AIT的官員私下問我一個問題，過去幾年來美、台關係的最大轉變是什麼？我回答說：不是政策，不是人事，甚至不是軍力，我說是一個“Paradigm shift”。換言之，美台關係、甚至是美國與台灣這個國家的關係，最大的轉變是“Paradigm shift”，也就是「典範的轉變」，無論是看事情的方式、處理的方法、思考的邏輯，都在改變。從台灣的角度來說，就是“mentality shift”（心態的改變），也就是腦袋裡面裝的東西已經不一樣了。可能他不清楚我的意思，所以我就進一步補充說，如果四、五年前你問所有的台灣人，在台灣的對外關係當中，哪一個是對台灣最重要的國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會說是「美國」，可是四、五年後的今天你再問同樣的問題，即便是獨派的或是綠營的人士，大家的答案是「中國」，中國是台灣必須去面對的國家。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如果題目改成「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mentality”會不一樣。換句話說，中國崛起或是中國客觀存在的現實，已經衝擊到所有相關國家看問題的方式和角度，那麼我們能怪台灣用這種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嗎？ 第二個我要丟出來的問題是，在林霨教授的論文裡面，美國的對台政策提到很多觀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為什麼這一、兩年突然之間會發生轉變。2010年之後美國的對台政策突然發生轉變，尤其是美台關係有很不錯的進展，他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台灣國內政治的關係，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了，似乎是貝德（Jeffrey A. Bader）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坎貝爾（Kurt Campbell）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不是的，台灣從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自由民主已經成為一個“way of life”（生活的一部份）。所以如果把美國對台政策的因素，完全歸納成是因為台灣民主政治的轉變或是台灣國內政治的轉變，我覺得稍嫌過於簡化。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是美國自己亞太政策轉變之下的產物。所以當美國總統歐巴馬說要“return to Asia”（重返亞洲），這時候台灣的重要性才會凸顯出來。簡單來講，當歐巴馬說要「重返亞洲」的時候，其實美國有一陣子是“return from Asia”（從亞洲離開）；他們現在是“back to Asia”（回來亞洲），證明以前是“gone away from Asia”（離開亞洲）。因此，雖然台灣的國內政治是影響到美國的對台政策沒錯，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塊，可能是因為篇幅的限制，所以林霨教授沒有特別提的，到底在美國的亞洲政策甚至是全球“grand strategy”（大戰略）之下，台灣被擺放的“perspective”（展望）是什麼？有時候台灣的國內政治不完全是可以影響美國的政策，反而是美國的政策影響到台灣的政策。這一點包括我們吳釗燮大使剛剛也提到，甚至陳博志博士也都提到，美國是逼台灣去跟中國“engage”（交往），包括三通和政治對話的問題。換句話說，“U. S. Asia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Y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s cross strait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U. S. Taiwan policy and U. S. Asia policy. ”所以是互相影響的，換句話說，台灣不必為了美國的重返亞洲或來去亞洲背負所有的責任，可是台灣必須面對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新布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