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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安全保障關係和集體自衛權的行使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動向，對許多方面的意義來說，已成為區域和國際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特別是中國環繞海洋的霸權行動，更是增加各國對區域安全保障的擔憂。 自1978年導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採取改革開放路線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都持續成長為區域大國。另一方面，在軍事方面，中國核子武器的現代化，各種彈道飛彈和巡航飛彈或海空軍力的迅速現代化與擴張，以及太空和網路戰力的強化，同時近年來在東海，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持續採取霸權的行動。這種中國在海洋的霸權行動，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北亞地區，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發生摩擦，有時甚至出現情勢緊張的狀況等，從而引發區域或國際社會的警戒心。對於中國的這種動向，海洋國家日本該如何因應呢？  一，中國覇權的海洋擴張 中國從1970年代開始在南海向海洋擴張，自1980年代以後更向東海或日本領域週邊甚至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專屬經濟區（EEZ：Economic Exclusive Zone ），有逐漸擴大其向海洋伸張的趨勢。 起先是為了開發在東海的海底資源，在日中中間線西側海域進行資源探勘的鑽孔開始，1990年代的平湖油氣田，以及2000年以後的春曉（日本名白樺）油氣田的建設。另一方面，在有關釣魚台列嶼的爭議，自1971年至目前為止，中國利用軍艦、公務船、漁船與民間團體等，頻繁地採取對日本挑釁的行為，甚至在2010年還發生中國漁船在日本領海故意撞擊進行監視行動中的日本巡邏船的事件。 同時，中國海軍透過水面部隊（有時包括潛艇）侵入日本周邊海域，在1990年代以來被確認在東海西側採取編隊航行，2000年則以情報收集船繞行日本列島，自2001年以來更在日本專屬經濟區水域的小笠原群島，硫磺島和南西諸島(琉球群島)附近的西太平洋海域，甚至關島周邊海域等，不斷進行被視為對潛作戰用的海洋調查；2004年發生漢級核子潛艇非法潛航入侵領海的事件，2006年更在沖繩附近海域發生宋級潛艇在美國航空母艦附近浮出水面的事件。 最近幾年，中國更頻繁地進行多種，多數水上部隊的演習和訓練。2008年4艘驅逐艦組成的部隊從日本海侵入繞行日本一周以來，2009年又再發生一次（五艘），2010年再發生三次（分別是六艘，十艘和兩艘），2011年再發生三次(分別是十一艘，六艘和五艘)，2012年到現在為止已經發生四次（分別是四艘，三艘，五艘和三艘），每次都通過日本的大隅海峽或南西諸島(琉球群島)，甚至是台灣近海，甚至侵入沖之鳥島周邊的西太平洋或菲律賓海，進行各種海上訓練。同時，2011年也有兩艘軍艦通過對馬海峽在日本海航行。這些都是已經被確認的事實。 如上所述，中國海軍從沿岸，近海到外洋（遠洋）逐步擴大其行動範圍，進而變成在西太平洋等海域反覆進行定期的外洋訓練。中國此點具有向國內外誇示其遠洋行動能力與綜合戰力，或是在沖之鳥島周辺環繞專屬經濟區基點的日中爭論焦點（島嶼或岩礁）進行政治性示威行動的意義。更軍事性的意圖是研究美國和日本的對應，分析和積累資料，掌握敵我的優缺點，吸取經驗教訓，反映在今後戰略和戰術的擬定。 二、中國的海洋戰略 1980年代，深受鄧小平信任的海軍司令劉華清，在武力統一台灣之外，為確保本國防衛及天然資源，策定以連結日本列島、南西諸島、台灣、菲律賓、婆羅洲的「第一島鏈防衛線」為絶對海上防衛線的「近海防禦」戰略。在這條防衛線内，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只是台灣，還包括日本的釣魚台列嶼在內的東海，以及ASEAN諸國主張領有權的南海。中國在將設定為本國防衛上的絶對防衛圏的「第一島鏈防衛線」和包圍中國大陸南岸線的南海加以「聖域」化的同時，更提出在東海的「制域」化，甚至伴隨著戰力的擴充和遠洋行動能力的提昇，將中國的前沿防衛圏（海防邊彊）向東方擴大，並開始著手將從千島列島西部、小笠原諸島、馬里亞納諸島（關島）到新幾內亞島的東經150度的「第二島鏈防衛線」的内側海域，做為戰略性的「緩衝帯」化。這條「緩衝帯」幾乎等於涵蓋日本的太平洋島嶼、專屬經濟區和重要海上航路（軍事及貿易）。 中國海軍將這條｢緩衝帯｣定位為終極凌駕海上自衛隊的能力，抑制爭奪西太平洋覇權的美國海軍的行動，在發生台灣問題等狀況時，能先期阻止海上自衛隊或美國海軍馳援部隊的海域。同時，為使「近海防禦」戰略能夠完整，以能在這個海域活動的戰略核子潛艦、攻撃潛艦為中心，進一步增強大型水面戰艦、可以進行空中加油的基地航空機和攻擊艦艇的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謀求構築「反介入／區域阻絕」（Anti-Access/Area Denial ，簡稱A2/AD）的戰略構想。近年來，以美國航空母艦為主目標的對艦彈道飛彈，以及第一艘航空母艦的服役也即將實現。與此相關地，中國海軍的戰略已超越歷来的「近海防禦」概念，而變成由胡錦濤主席於2007年提出的「遠洋防衛」概念。  三、中國軍事力量的増強 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原本是以因應「核心的利益」的台灣問題為目標，具體而言是以提昇阻止台灣獨立以及外國軍隊支援台灣的能力為最優先課題，但近年來卻鋭意建立遠超過遂行因應台灣問題程度的任務能力。 2010年，中國已擁有75艘戰艦的現代化水面艦隊，以及包括戰略核子潛艦在內的60艘潛艦等，具備遠超過台灣海軍甚至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陣容。同時，中國也致力於改善並擴充過去専家間所指出中國海軍的弱點─後方支援能力，並整備急遽増強中的水陸兩用艦，目前已擁有不只是針對台灣本島，更具備攻略釣魚台列嶼或南西諸島等日本南西方面離島的能力。 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的長期計畫，正如其國防及軍隊現代化的三階段發展戰略所示，揭櫫「在2010年奠定基礎，到2020年基本上實現機械化，達成情報化建設的重大進展，到21世紀中葉基本上實現目標」的目標。海軍被定位為人民解放軍的戰略軍種，提昇近海的綜合作戰能力，以及戰略嚇阻與反撃能力，進而謀求發展遠洋的國際合作及因應非傳統安全保障領域威脅的能力。 若以此推論，中國鋭意持續進行的軍事現代化當中，可以想見的是以増強海上戰力為重點，以戰略核子潛艦或攻撃型潛艦（包括核子潛艦及傳統潛艦）、航空母艦做主軸的機動部隊為中心，謀求提昇各種現代化戰闘艦艇、支援艦種的綜合戰力。此種情形若繼續發展，再加上美國國防預算的長期降低，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enry Rumsfeld）所指出，可以想見中國到2020年就會擁有「超越美國海軍的大海軍」。不論此點是否真會實現，但中國今後以増強海軍力量為背景，日漸強力追求海洋覇權一事，絕對是不會錯的。 其中，藉由航空母艦艦隊的完成而増強的武力投射能力，將使區域的軍事平衡到達危險的水準，並將伴隨著中國政治領導人想要行使軍事力量的危險性。同時，正如先前漢級核子潛艦的潛航侵犯領海事件所見，人民解放軍誇示能力的冒險性意欲，很可能造成沒有軍務經驗的胡總書記或温首相，甚至以習近平為首的後継政治領導人，出現無法統制局面的危兆候。  四、周邊海域防衛和日美同盟 確保日本周邊海域或海上航路的安全若遭到阻礙，則不只是國際經濟，對區域或沿岸國家的安全保障，也將導致嚴重的悪劣影響。特別是對日本而言，海洋的自由利用是維持「生存」和「繁榮」的基本要素，海上航路的安全確保具有致命的重要性。然而，海上航路的範圍相當遼闊，單靠日本一國並無法確保安全。 日本戰後一貫重視並維持與提供強力海洋防衛承諾的美國合作（海洋防衛同盟）。在國際安全保障環境正大幅改變當中，長期來看，對處於國際社會「指導者地位歧路」的美國和「國家興衰歧路」的日本而言，海洋防衛同盟的維持特別緊要，兩國都期盼這項合作能夠繼續。 日美兩國雖都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但在兩國關係中，擁有全球力量的美國和擁有影響力的日本，維持「兩人三脚」的互補關係極為重要。透過這種關係的維持，日美同盟不只是對美國和日本雙方有益，在以自由民主主義為基調的國際體系能安定維持與發展的意義上，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地域社會或國際社會，也將持續是帶來良好結果的重要因素。 更直接從安全保障的層面來看，當中國的戰略「緩衝帯」化的意圖日益明顯，則如何保全日本領域或專屬經濟區、台灣或海上航路的防衛即成為問題。如果參照這個海域的地圖，即可知連結日本列島、南西諸島、關島的三角地帯，與中國的戰略「緩衝帯」幾乎是一致的。以駐沖縄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遷往關島為契機，在這個三角地帯或東海，美軍和日本自衛隊若能積極共同運用航空機或船艦，顯現制海能力的話，或許有可能讓中國的野心受挫。換言之，這個三角地帶具有讓中國戰略「緩衝帯」弱化的「戰略三角洲海域」的意義。如此一來，日本自身極有必要謀求海空防衛能力(特別是海上防衛能力)的飛躍性充實。例如，日本有必要勇敢突破過去的禁忌，嘗試擁有核動力的攻撃潛艦或搭載戰術航空機的航空母艦等。  五、關乎存亡的重要的台灣防衛 台灣對日美兩國的戰略重要性無庸贅言。上述「戰略三角洲海域」西端的南西諸島與台灣本島緊密相鄰。包括潛艦在內的中國海軍部隊，若要從第一列島防衛線侵入西太平洋方面，則絕對必須通過台灣近海。台灣若落入中國的支配之下，則這條海上要道等於免費通行。日美台三國共同對「戰略三角洲海域」的重要性重新認識，更進一步構築安全保障與防衛協力關係，如此應可遏止中國嘗試構築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構想的企圖。 關於此點，日美同盟有一定的進展。2011年6月，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安全保障協議會（2＋2）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明白指出將敦促中國遵守國際的行動規範，採取強化中國提高軍事現代化或活動的開放性或透明性措置的方針，同時針對中國的海洋擴張，強調維持航行自由的原則，以及確保海上交通安全或海洋安全保障的必要性，進而強化日美澳的防衛合作，促進日美印對話，加強日美ASEAN安全保障協力等。日美同盟雖在民主黨取得政權以後，出現普天間基地遷移等停滯的部分，但也有進一步深化的部分。然而，台灣防衛問題依然不明確。 若台灣與中國的紛爭出現時，美國會參戰。如此一來，日本會啟動周邊事態法來支援美軍。由於戰場接近日本的領域，因此日本很容易出現認定為是對日本武力攻撃的事態，在這種狀況下，日本政府若有決斷，將會基於個別自衛權發動防衛行動來因應。然而，當有必要對参戰中的美軍或台灣軍進行軍事性支援時，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六、集體自衛權的行使 日本政府應該從「雖保有權利但不能行使」這種源自憲法解釋的神學論争脫離，從現實來面對集體自衛權的問題。同時，對同盟國的美國當然無庸贅言，必要時亦須將對台灣「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可能條件加以明確化，甚至應調整「武力行使的一體化」所衍生的問題。 原本基於聯合國憲章的「集體自衛權」即指，對與本國有密切關係的他國發動的武力攻撃，「（由於雙方的密切關係）客觀上等同於對本國的攻撃，其危險在現實上亦十分明白（該項攻撃視同對本國的攻撃）時」加以反撃的權利。在國際上一般性的解釋中，此點須滿足「與被攻撃國的密切性」以及「與本國防衛的相關性」的兩個要件。 然而，日本政府的立場是：「基於憲法第9條所容許的自衛權的行使，僅止於防衛日本必要最小限度的範圍，而行使集體自衛權將超越此一範圍，故為憲法上所不容許」，因此雖然認可個別自衛權的行使，但並不容許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換言之，日本政府在上述兩個要件之外，再加上源自憲法解釋的「反撃行為的限界性」的要件，結果變成採取不為日本國憲法所容認的立場。然而，從國際間的解釋來看，「反撃行為的限界性」是指行使集體自衛權時反撃的程度是否過剰的問題，很明顯地並沒有做為集體自衛權行使要件的性質。 另一方面，日美安保條約採取「在日本國施政下的領域，任何對一方進行的武力攻撃，即認為是危及本國和平與安全」，「基於本國憲法的規定及程序，進行因應共同危險的共同行動」的立場。換言之，依日美安保條約之規定，美國對於在日本的施政權下的領域他國對日本的攻撃，或是日本對於在日本的施政權下的領域他國對美國的攻撃，基於「認為是危及本國和平與安全的行為」，日美進行「因應共同危險的共同行動」，很明顯地，此點係指容認兩國在日本施政權下的領域，基於自衛採取集體共同防衛行動。 尤有甚者，若再進一步推論條文的解釋，則即使是「在非日本國施政下的地域，他國對美國發動的武力攻撃」，若從其態様來看，視同「在日本國施政下的領域，任何對一方進行的武力攻撃」在理論上是可能的話，則此點將被「認為是危及本國的和平與安全」，那麼受到攻擊的美國（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亦是可能的。  七、日台的安全保障關係 就日美同盟而言，兩國間的集體自衛權的確如上所述，但對並非同盟國的台灣來說，是否滿足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要件，在日本卻連討論都沒有。日本政府除應謀求與台灣的國交正常化之外，應同時思考制定安全保障基本法或修改憲法，舉全國之力儘速進行包括集體自衛權在內等有關國家安全保障基本問題的議論。這項議論不止針對美國，更應包括對台灣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 眾所周知，台灣大多数國民都非常親日，且在經濟、産業和文化等方面，都與日本存在著緊密的關係。在311東日本大震災時，全世界捐贈最高額援助金的是台灣。同時，日本國民也對台灣擁有極為親密的感情。 此外，在地緣政治上和戰略上，台灣這個一衣帯水的隣國對日本都居於重要位置，同時地處東北亞海上交通的隘路的台灣，對日本或區域全體的安全保障，都具有重要意義。假使台灣被中國用政治和軍事加以控制，則日本不只是在政治面和經濟面，甚至連軍事面也會遭到極大的打撃，此點是無庸贅言的自明之理。日本在台灣有事時應採取軍事性支援台灣的行動。 然而，由於台日間並不存在正式的邦交關係，如果台灣遭受來自中國某種形式的攻撃，日本應如何思考「與被攻撃國的密切性」以及「與本國防衛的相關性」這兩個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要件即成為問題。 在此必須思考的問題主要有下列四點。亦即，①台灣是否為聯合國憲章所指的「被攻撃國」(也就是說台灣是否為「國家」)？②與此相關連地，日本和台灣之間是否有必要締結如日美安保條約般的條約？③台灣主張釣魚台列嶼為台灣的領土，此點是否會否定行使集體自衛權要件的「與被攻撃國的密切性」？④相同地，前述台灣的主張是否會否定「與本國防衛的相關性」？ 其中，在第①點及第②點方面，有必要進行國際法或國際政治層面的研究，此時雖然有導致日本議論集體自衛權特徴的神學論争死灰復燃的危險，但正如議論日美間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情況，透過内閣總理大臣發揮政治與行政上的強力指導力，仍然存在以政策上的決定事項（憲法解釋的修正）而容許行使的管道。亦即，如果因為某種事由而產生明確必要性時，日本政府可以立即承認台灣為國家，恢復正式的國家關係，甚至締結具備行使集體自衛權要件的條約。此種作法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關於第③點及第④點，也就是說台灣的國家方針是主張領有釣魚台列嶼，而不承認此點的日本要以國家意思對台灣行使集體自衛權，此等問題如何整合即成為重要的課題。 台灣雖然主張領有釣魚台列嶼，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台灣極力克制以國家身份採取具體行動。同時，對於實效支配該列嶼的日本，台灣非正式地提出更具務實的具體要求─締結相關海域近海的漁業協定。 對於這種雖是非正式卻具實效性的漁業協定，日本除以主管者的身份與台灣之間透過某種形式締結之外，只要可能以暗喩或間接方式呈現日本的施政權及於該列嶼的話，當因某種事由產生明確的必要性時，日本毫不躊躇地將台灣納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象，此點是可能的。 現在關於釣魚台列嶼的問題，雖說是民間團體，在中國、香港加上台灣都掀起對日抗議行動，但這在政治上只有對中國有利。從此種觀點來看，當前最重要的是日台政府間對釣魚台列嶼問題的相互理解，並基於現實觀點締結「民間」漁業協定，雙方今後應朝此方向傾注努力。（此次台灣方面阻止台灣漁船的抗議行動，可說是極為適切。） 無論如何，對於台灣自身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努力，吾等的期待是台灣以國家的自覺，認真提升對周邊海域或海上通路的防衛能力。雖是我個人的意見，但台灣應先讓全軍儘速熟習實際運用從美國引入具備強化C4ISR機能以海空為主體的現代化裝備，努力獲得「綜合性（Comprehensive）制海及制空能力」這種遂行現代化作戰的能力，並以國家的整體意志朝此方向邁進。如此，台灣才能在此一基礎上，思考朝向將來保有遂行戰略性對潛作戰、廣域情報収集、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防禦及海上防空等能力的必要。 譯者：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渡辺 利夫 拓殖大學總長・校長 一、日本外交的「威信喪失」 此次被邀請擔任台灣安保協會「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研討會的報告人，本人感到非常的光榮。 那麼，雖然研討會第三場的主題是「中國崛起與日本的亞太戰略」，但很遺憾的是，日本長期以來並沒有所謂的亞太戰略。在東西冷戰期間，日本位於美國對蘇戰略的最前線，除提供軍事基地給美國之外，連自身的安全保障也都委託給美國。對敗戰國日本來說，當時並沒有其他選擇，而在此意義上，一般也認為是非常有效的戰略。但問題在於冷戰結束後日本的安全保障仍是一面倒地依賴美國。 現在美國在安全保障方面最重要的對象國是中國。同時，最讓日本苦惱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困擾的也是中國的軍事大國化。但即使在中國的軍事大國化已成為任誰都一目瞭然的狀況下，我們仍然看不到日本有想要自立的動向。 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都是周邊國家看穿日本缺乏想要自立的志向，從而趁機伸張國家利益的行動。然而，日本對於這些狀況還是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方案。 其中特別是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日本政府、首相官邸的對應更是令人慘不忍睹。在此一事件的過程當中，明白顯示日本欠缺亞太戰略。目前的日本缺乏毅然堅守主權的精神，此點也導致日本外交威嚴或威信（Integrity）的喪失。 關於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我想諸位都很清楚，故而在此不再贅述。我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對此事件的事後處理。這是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威信喪失」的一個事例，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例，首先希望諸位能耐心傾聽。  二、釣魚台列嶼中國漁船衝撞事件異様的事後處理 無庸贅言地，在日本領海内衝撞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中國漁船船長，當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以妨礙公務罪加以逮捕。然而，那覇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那覇地檢）居然在保留處分的情況下，釋放該名被視為嫌疑人的船長。從主權國家的角度來看，這次漁船衝撞事件的事後處理真是不可思議。 事實上，日本首相官邸的意圖是想以那覇地檢的對應，讓此一事件簡單落幕。現在若就此事詢問内閣官房長官（秘書長），他一定會回答說：「尊重檢察獨自的判斷」。當時我即強烈地感受到：日本政權的中樞如果對於主權問題採取這種不誠實的態度，將會在日中關係的將來殘留重大禍根。 關於釋放船長的理由，那覇地檢在記者會上做如下表示：「若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再繼續拘留該名船長進行偵察並不適當」。這真是天大的假話。因為檢察官的職務就是對移送的犯罪事案一再仔細偵察，最後決定給予起訴或不起訴處分。 在刑事司法上，檢察官的權限相當強大。起訴權限由檢察官獨占，這種「起訴獨占主義」是日本法律的基本原則之一，其他任何事由都不能加以妨礙。「起訴獨占主義」讓檢察官只能依據「法律與證據」遂行任務，這就是所謂法的權限。依據「法律與證據」進行偵察，應該不會發生「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等問題。無庸贅言地，「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是「政治判斷」，因此那覇地檢的發言明顯是越權行為。 吾人可以推測，說不定那覇地檢在説明釋放船長經緯的記者會上，故意開宗明義即指出「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是想要向國民傳遞抵抗的信號，表示「我們被迫做出自己也不容許的事」。依據「法律與證據」決定起訴或不起訴，這是刑事司法上專業檢察官的工作，此點應是檢察官自身最瞭解的事。 刑事司法原本即沒有要完全排除政治判斷，因此法務大臣擁有發動指揮權的權限，可依此指揮檢察廳。即使犯罪嫌疑濃厚，但以外交的顧慮優先，故而透過指揮權的發動，由法務大臣指揮檢察釋放船長的話，雖然會讓國民深感失望，但至少還能確保法律的正當性。但在此次釣魚台船隻衝撞事件中，日本領導階層連發動指揮權的氣概都沒有。 直言之，真相就是中國執拗地強硬要求釋放船長，日本首相官邸採取屈辱性的對應，強迫那覇地檢署保留處分加以釋放。 但幸運的是，此一事件並沒有因為這樣就被湮滅掉。因為五名有勇氣的日本國民向那覇地方法院提出不服申訴。接獲申訴的那覇地方法院立即組成那覇檢察審査會。該檢察審査會於2011年4月18日議決以妨礙公務罪等，要求檢察官起訴該名中國籍船長。 於是，那覇地檢乃重啟偵察，之後於同年6月28日決定「不起訴」。但檢察審査會並不同意這個結果，而於7月21日第二次議決要求檢察官起訴該名中國籍船長。依據現在日本的法律規定，如果檢察審査會兩次議決要求檢察官起訴，則該案即成為「強制起訴」。日本著名的小澤一郎案例即是如此。 在第二次檢察審査會的議決書中，特別重要的地方是指出：儘管收到第一次檢察審査會「要求起訴」的議決，但那覇地檢並未就嫌疑人的資料，向中國當局要求提供情報或協助捜査，因此再次議決「要求起訴」。我的看法一如檢察審査會所言。換言之，因為本案是政治判斷，因此並沒有讓那覇地檢認真重啟偵察。 於是，由於檢察審査會第二次議決「要求起訴」，那覇地檢於今（2012）年3月15日對該名中國籍船長強制起訴。由那覇地方法院指定律師擔任檢察官的角色，對犯罪嫌疑人的中國籍船長以妨礙公務罪強制起訴，於那覇地方法院進行包括公開審判等的司法程序。 然而，這項司法程序當然不會順遂進行。那覇地檢雖將起訴書送給犯罪嫌疑人，但當時該名中國籍船長業已回國。由於中國政府認為釣魚台列嶼是其領土，故透過這種解釋，起訴書當然不可能會送達犯罪嫌疑人。依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果起訴書在兩個月內未能送達犯罪嫌疑人，等於是「放棄提起公訴」。於是，中國漁船衝撞事件的司法程序在2012年5月17日正式確定。 綜言之，由於受到想要息事寧人的首相官邸的壓力，那覇地檢早在將中國籍船長以保留處分釋放的時點，就已經決定這個案件的結果。雖然是涉及侵犯主權的國家大事，但日本政府高層卻讓這個事件彷彿沒有發生過。這次事件目前已經落幕，但帶給中國的「學習效果」是：即使對於國家主權的問題，「只要施壓，日本這個國家也會扭曲法律而讓步」。由此觀之，釣魚台列嶼命運的輓歌無疑終將到來。 在此意義上，我認為釣魚台列嶼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對日本而言有如惡名昭彰的慕尼黑會談中，英國張伯倫首相對德國總統希特勒的譲歩。1938年9月的慕尼黑會談，由於想要迴避德國執拗地強硬要求，因而持續採取對德宥和姿勢，結果反而讓情勢變成朝向大戰發生的分水嶺。中國漁船衝撞事件讓我們想起慕尼黑會談的歴史先例，顯示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嚴重「喪失威信」。不知在座諸位是否如此判斷呢？  三、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危險與怪異 方才我提及現在日本政治領導階層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與亞太戰略方面「喪失威信」，但為何日本今日會落入這種狀態呢？ 我是在1960年代或可說是1970年代渡過青春時代的人。因此，深信當時日本許多記者、學者或政治家的幻想，認為保衛日本和平的憲法第九條存在著陰影，那就是日美安保條約有讓日本捲入戰争的危険。當這種「護憲和平」的倒錯論理一再被主張時，會讓人們將這種「共同幻想」認為是現實。我對此有相當強烈的感覺。 現在日本執政的民主黨是由還天真地相信這種幻想的人所組成的政治集團。日本人在2009年秋天的衆議院選舉中，給予超過300議席以上的超絕對多數，讓這樣的政黨執政。這是日本人的重大「失敗」。 在該次衆議院選舉前不久，下任執政黨黨魁（也就是幾乎確定擔任首相）的鳩山由紀夫，在日本某雑誌以「我的政治哲學」為題，發表極端非哲學性的論文。該文充斥著和平主義的虛空理論，所有我認識的人都大為驚訝。同時，該論文的摘要還刊載於「紐約時報」的電子版。於是，美國國内普遍認為日本的新政權相當反美，難怪其時美國政治核心出現不少嫌惡日本的情緒。 在中國漁船衝撞事件、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相繼發生的今日來看，這篇論文完全不值得評論。但不知該稱其為自由派或是左派，總之一直存在幻想氣氛的當今日本執政黨，的確還令人深深感受到充滿鳩山論文的浪漫主義。因此，為瞭解現在日本政治指導者特有的某種觀念，我認為評論該篇論文亦有其意義，因此在此略加探討。 該論文提起「東亞共同體構想」倡議，而主要論點包括以下兩點。 第一，鳩山表示，現在國際關係重要的是必須認識到：美國影響力低下的同時，中國影響力正顯著増大。於是，鳩山認為日本面臨的重大外交課題是：「在努力維持覇權國家的美國與企圖成為覇權國家的中國的夾縫間，日本如何維持政治與經濟的自立，守護國家利益呢？」。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日本處於「美中夾縫間」的事實誤認。雖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美國是日本的同盟國，而中國不是。一但日本陷入急迫的事態，美國負有防衛日本的責務。另一方面，日中之間不但沒有同盟關係，而且兩國關係還存在一堆麻煩的問題。 關於日美同盟，日本政府被「雖擁有集體自衛權但卻不能行使」的奇怪解釋所束縛，並不負起防衛美國的義務。在此意義下，日美同盟是非常「片面性」的。 在民主黨的政見中，雖然謳歌構築「緊密對等」的日美關係，因而認為日本因應的第一歩是承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並主張日美同盟必須是「双務性」，但事實上民主黨並不認為如此。我認為，以非核三原則的法制化或普天間基地移轉問題的再檢討等作法來逼迫美國是不對的，但民主黨竟毫不在乎地公然加以推動。若是日美同盟動揺，「崛起的中國」將立即掌控東海的制海權，但民主黨無論如何是沒有這種想像力的。 第二，鳩山論文中強力倡議「構築東亞共同體」。鳩山的主張是：「東亞地域是日本生存的基本生活空間，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在此地域創造安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保障架構。」。 所謂共同體是指超越FTA（自由貿易協定）或EPA（經濟夥伴協定）的機能性制度，是一種理念的共有體。鳩山想定以EU（歐洲共同體）為範本，期待將域内統合或紛争處理託付給共同體，甚至還考慮創立東亞共通貨幣，但很遺憾的是，東亞並不存在EU般的機構，將來也無法期待會存在那樣的機構。 東亞並不存在共有的社會理念，政治制度也相互迥然不同，甚至不具備共通的安全保障。同時，東亞是由發展階段顯著不同的國家所構成。與EU之間的決定性不同即在於此。在沒有統合基礎的地域，強行套上共同體的大傘，結果將由於其「非對稱性」，必然會讓強國更容易控制弱小國家。東亞共同體違背道理到這種程度，民主黨為何沒有注意到呢？ 鳩山的政治哲學是以Coudenhove-Kalergi （奧地利政治人物、地緣政治學及哲學家，為歐洲統一的啟蒙與鼓吹者）的思想為基礎，此點在前述論文中已有提及。但認為做為創設EU理念的Coudenhove-Kalergi思想在東亞也能適用，那就未免太嚴重忽視現實。在東亞確保行動自由，證明自己存在的決定性的重要兩國關係是日美同盟。東亞共同體雖是華麗的詞藻，但其內容卻不鮮明，反而是讓擁有明確戰略的大國能自由行動，變成巨大怪物般的存在。對於這種狀況，日本無論如何都必須避免被迫接受。這是我個人的想法，諸位以為如何？ 最後，我透過這份報告，就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的事後處理，認為日本的做法類似當年的慕尼黑會談，讓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威信喪失」。同時，對於為何日本會陷入這種「威信喪失」的情況，認為其原因來自於組成民主黨的政治集團所典型呈現的扭曲的外交感覺。 或許本文有相當程度是我獨自在此意義上展開「牽強附會」的論理。總之，我的報告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聆聴。 譯者：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吳釗燮 民主進步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 林蔚教授是美、日、台共同敬重的一位學者，對於台美關係、台日關係的歷史發展有深入的研究，對於區域情勢的發展也有獨到的關懷，能再度在安保協會年度研討會中與林蔚教授同台，是本人無比的榮幸。 林教授有關美國對台政策的大作，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對於美國對台政策的歷史發展脈絡，有極為深刻與發人深省的描述，對於幾個關鍵的變化，也有很好的掌握。例如季辛吉在與周恩來討論雙方關係發展時，周恩來對於台灣設下框架，而季辛吉則毫不在意台灣的未來，認為十年內台灣就會歸屬中國，中美關係發展時的「台灣問題」將就此消失。這與現在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的談話，成為一個很好的對照，也可以讓我們不斷反省，要如何處理台美關係，才能形成美國對台灣最有利的政策。以個人觀點，這是一篇值得一讀再讀的好論文，也值得所有關心台美關係發展的人好好珍藏的論文。 就像林蔚教授在論文中所闡述的，美國朝野對於如何處理對台政策一直有不同的主張，也一直在美國的政府之中推波助瀾，因此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對台政策中不斷有矛盾與反覆出現。以當代幾位總統為例，雷根號稱是有史以來對台灣最友善的總統，但其國務卿海格卻在1982年與中國簽訂了817公報，台灣至今仍為此擔憂美國是否會開始執行此一公報而終止軍售台灣。柯林頓總統在1995-6年的台海危機時刻，派出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至台海巡弋，展現防衛台灣的決心，但在1998年也在上海說出傷害台灣的「三不」。小布希總統在剛上任時對台極為友善，但是在2004年12月與溫家寶會面時，當著鏡頭批評台灣總統，而當時台灣正在進行重要的民主選舉。歐巴馬總統雖然支持民主自由，同樣在台灣進行民主選舉時刻，顯然站在一邊，也未對於中國介入台灣民主選舉給予任何批評，這對於台灣人民選擇自己的領袖與自己的未來，看起來就是給予否定的答案。 如同林蔚教授所言，在2010年開始，東亞地區的戰略形勢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而這變化的最主要關鍵，來自於中國的崛起與對非控制下的領土之主張強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對於在釣漁台，中國政府縱容其漁船前往該區域進行衝撞行為，以此升高對日態度（以中國政府的控制能力，解釋為派遣該漁船也不為過）。另一例子為南中國海情勢，中國升高主權主張，與越南及菲律賓之間的對立情勢升高，造成區域情勢的緊張。五角大廈都認為南中國海區域形勢相當危急，可能是區域衝突的爆發點。 即使目前形勢已經相當緊張，但我們看到部份美國人士的看法，卻是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挑戰中國的主權，但是中國政府已經展現高度自制。這讓我和林教授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情況有如二戰前夕的危險，德國開始進行領土擴張主義，但看來有人還沒清醒，還認為應與擴張主義者妥協，還認為擴張主義者為個現狀強權，還認為擴張主義者是維護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重要伙伴。 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知，就是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我們所認知的舊的、弱的、亂的中國，而是一個強大的且具有高度發展動機的中國，也正在善用其資源，對其他國家的內部發揮影響力。中國對美國國內的遊說工作，包括對行政部門、國會部門、智庫、企業界的遊說工作，已經開始在發揮作用，許多重要的機構已經開始把中國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生意伙伴與資源來源，對其他的方面就睜隻眼、閉隻眼了。 在東亞地區新對立緊張形勢之下，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就值得關注與討論： Ÿ   美國鼓勵兩岸間的對話，讓馬政府似乎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的往中國前進，目前兩岸間已經簽訂了十八項協議，是否會有其他更重要或具政治性的協議或協商並不清楚； Ÿ   馬政府以及美國都不願看到兩岸關係和緩化方向改變，台美也都爭相討好中國，不願看到軍售議題帶來麻煩，因此馬政府國防預算編列越來越少，美國也不再與台灣討論新型的先進武器系統，甚至連F-16都不願售台，使得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的前景堪憂； Ÿ   台灣與中國之間已簽訂了十八項重要協議，而台美之間為了牛肉議題鬧得不可開交，台灣對中國的各種壓迫行為默不吭聲，也不會應中國高層官員所說的「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定位，顯然兩岸關係似乎好過台美關係，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力也高過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 Ÿ   在東海議題上，馬政府派出海巡船艦保護保釣極端主義者前往釣漁台，或為極端主義者進行補給，不斷對日本發出主權的聲明，看起來就是在製造事端、對立與糾紛，卻對中國或極端主義者的挑釁行為默不作聲，給於外界強烈的感受，馬總統就是與中國站在一起對付日本。而這不只是在凸顯主權的主張，更是在衝撞美日安保條約這個重要的東亞安全與穩定的基石； Ÿ   在南中國海問題中，馬政府所主張的U型線與中國的九段線高度重疊，既不挑戰中國的主權主張，也不回應美國國際法與自由航行的主張，但與越南及菲律賓的爭議卻越來越嚴重，甚至越南已經聲明台灣在太平島是「違法佔領」，這情勢彷彿台灣與越南、菲律賓等美國盟友已經站在對立面。 在東亞新局勢之下的台灣的角色，是我們必須認真思索的課題。以目前不斷升高的緊張情勢來看，如果不幸爆發嚴重衝突，到底台灣會站在美日安保體系和民主國家陣營，或與威權中國與擴張主義者站在一起，就是一個必須清楚的基本問題。或許台灣還沒到被迫選邊站的時間，但一個關心區域安全情勢發展與台灣能夠繼續站在民主陣營的人，大家應該預先思考，也應該要求馬政府仔細思索這不斷逼近的暴風圈。而美國這個民主陣營的老大哥，如果也看到東亞局勢朝向不利的方向發展，而台灣的立場有疑問時，是否也應該對馬政府說說真話？

林霨 美國賓州大學歷史學系國際關係學榮譽教授 這篇文章將探討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下筆之前，我花了不少時間反覆思索今天到底要跟各位講些什麼好——說實在的，美國與台灣維持非邦交關係至今已經快40年了，這段期間每一階段的變化都被顯微鏡細細檢視過，那麼，我們還能談出什麼新想法嗎？因此我一開始只打算針對歐巴馬政府任內的作為，並翻閱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貝德（Jeffrey A. Bader）所著的《歐巴馬與中國崛起》（Obama and China’s Rise）一書 [1]。對於相關議題有興趣的人而言，這是一本描述精細而且非常有用的參考書，只可惜對於過去四年美國對台政策的敘述顯得單調乏味，基本上不脫三個公報所設定的外交辭令範疇——自從西元1982年簽訂完最後一份公報後，相關說詞早已被視為了無新意的陳腔濫調了。 隨後我回想起貝德在卸下公職後曾經訪問過台灣，大約就是在有些論文建議華府是時候該「放棄台灣」這場風暴形成的時候[2]。說實在的，中國從來無法如此有力地召喚台灣來歸；一個空前強盛與富庶的中國，意味著相較於台灣關係法生效的那個年代而言，要繼續維持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這是唯一符合該法規範的說法，並非實際派兵防衛台灣——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越來越昂貴的承諾。當時台灣也正從美國引進一批軍事採購，有些中國通的專家儘管沒有明講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但卻認為這應該是「最後一筆」軍售案了，就連貝德自己也說過，總是被中國用各種手段施壓、抗議的對台軍售，就是導致美、中兩國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那麼，當貝德在卸下官職快一年的2012年3月親訪台灣後，他又說了些什麼？ 貝德的說詞相當值得令人玩味再三。以下節錄自當時的新聞報導：  「放棄台灣這件事，『想都不用想』（unthinkable）」。 貝德指出，台灣已經展現出自由、民主的一面。他說，「要自由的人民被迫去接受不是他們所要的選擇，這種想法完全違反美國的原則」。 貝德表示，不論是美國法律或是美中聯合公報，都指出華府將協助確保台灣議題能夠和平解決。他說，「和平解決的意思，就是不能強迫台灣人民接受違反他們意志的方案。」[3]  幾個月之前，美國東亞事務助理國務親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國防部主管亞太安全事務代理助理部長羅沃依（Peter Lavoy）都在2011年10月4日出席國會所舉行的「台灣為何重要」（Why Taiwan Matters）聽證會上[4]，兩位官員都對台美關係溫馨地釋放出正面訊息，坎貝爾當然也再次重申多年來維持雙邊互動的正式架構。 坎貝爾引述了台灣關係法；前總統雷根在西元1982年所做出有關於軍售、主權與台海兩岸談判原則的「六大保證」（Six Assurances）；還有美中三公報這些華府處理台海兩岸事務的全面性基礎架構[5]。我特別注意到，他在陳述中居然納入了「六大保證」。「六大保證」在華府政治圈內仍然充滿爭論，不過坎貝爾當天倒是講得很直接了當。老實說，他那天大多數證詞都顯得相當高調： 「台灣的未來將永遠伴隨著美國人民堅定不移的情誼，以及緊密穩固的伙伴關係」。當坎貝爾提到歐巴馬政府在過去兩年已經批准一批總值接近120億美元的軍售案時表示，軍售議題難免會引人注目，但是其實他的證詞有更深遠的意涵，華府已經決定「擴大與台北之間的各層級關係」。坎貝爾指出，華府提升了與台北之間官方交往的層級、持續派遣高階政府官員訪問台北，並期盼能夠與台北的資深代表在即將來臨的亞太經合會論壇上碰面………。至於將台灣納入免簽國待遇的部分，坎貝爾也指出，考慮到美、台之間頻繁的民間往來與密切的經貿關係，華府就快要完成給予台灣觀光客免簽證待遇的審核，他說，「我們就快要完成最後一個步驟了」。坎貝爾接著指出，美國「長期以來都聲言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ICAO）、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等[6]。」 今年我們可以再追加一項好的發展，那就是長期以來造成雙方關係懸宕的美牛爭議已經落幕了[7]。 我相當看重這三個人的陳述所隱含的重要性，這些說法可說是對台灣很廣泛的強力背書。貝德的說詞很正面詳述台灣所展現的民主自由，並強調不可以逼迫台灣人民接受非自願的選擇；羅沃伊重申了美、台之間高度軍事合作的關係；坎貝爾則表達出與台灣更進一步提升關係的意願，並深化雙方的合作並建立友誼。 這些說法呈現出美國對台灣的立場，已經與陳水扁總統任內時期大不相同。我無意妄自揣測在那段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顯然當時美國在台協會是透過有色鏡片在看待扁政府的。我早年研究所時期優秀的同窗室友包道格（Douglas H. Paal），他在西元2002年至2006年期間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根據某一消息來源，他最後是因為一份對他不利的調查報告而被迫離職。根據多方消息來源顯示，美國在包道格任內的一切評估都會迎合中國的需求，並力求避免美、中兩國因為在台灣議題上造成可能的衝突。據說當時在國務院的莫健（James F. Moriarty）與中央情報局的韋德寧（Dennis Wilder），也都抱持同樣觀點。 根據早期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李潔明（James Lilley）的說法，仔細分析這些問題，不難發現部分原因在於中央情報局的職員，並非從新聞媒體中彙整出有關台灣的報告，反而輕易去採信國民黨方面對陳水扁總統過份負面的評價，而來自中央情報局的資料，也影響到國務院的決策[8]。我想，陳水扁總統無法流利地使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也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 現在請在座各位將思緒拉回到西元1979年以及後續的幾年間，當時台灣持續的獨立狀態面臨到最大的危機。那時候的美國官員是怎麼說台灣的？通常是相當冷漠、不講情面而且嚴守法條。十多年前傅立民（Chas Freeman）大使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上的那場辯論，至今我仍舊記憶猶新，當時傅立民深信如果再不處理台灣問題的話，美國就會面臨一場核子戰爭。那是一個無聊地強調「台灣島上的中國人」說「中國方言閩南話」的年代[9]。直到最近幾年，在歐巴馬總統就任之初，當時海軍上將布萊爾（Admiral Dennis Blair）升任為國家情報總監（National Intelligence Director），還會有言之鑿鑿的報導引述他在2000年曾經指稱，台灣對於美、中關係而言就像是「大碗公裏的一坨屎」（the turd in the punchbowl，好一句老海軍的用語）——儘管布萊爾上將堅稱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對象在開罵，而不是指涉一般的台灣[10]。不可否認地，在美國外交決策圈當中，一直有一部份的菁英份子打從心底反對台灣，我們仍然隨時聽得到他們的言論，不過如果要從我所引述貝德、坎貝爾、羅沃伊三人的談話中找出那些人的影響力，的確是非常困難，這就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發展。 我認為這是因為台灣超乎想像的發展，從威權獨裁走向多元開放、真正的自由與民主，這種成就讓包括華府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尤其是歐巴馬政府比前幾任的總統更敏感，要維持美國在亞洲盟友之間的威信，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對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這也是因為中國在領土主張方面獨斷獨行所致[11]。台灣不再是複雜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獨特個案，反而更加體認到目前台灣的存在事實，以及台灣在區域中具備的資源（特別是對美國政策實際帶來的影響力）如果受到接納，則只要美國還處於龍頭地位，台灣就不會很快消失。 眾所周知，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不但在1976年答應周恩來，會讓台灣在十年內回歸中國[12]，並且還認真的付諸實行。季辛吉堅信必須將台灣「獻祭」給中國，才能夠鞏固美、中關係。他有絕對的把握，只要他和尼克森（Nixon）按部就班地執行計畫，就一定可以掐死從中國內戰中敗退、逃到台灣偏安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中華民國。周恩來更加碼演出，確保將台灣在中華民國被消滅之後的所有可能出路全部堵死：「沒有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是台灣獨立的問題」。季辛吉在第一次造訪中國拜會周恩來總理時，就同意了上述的「三不政策」。後來在1998年6月30日，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也毫不保留地為「三不政策」再度背書[13]。根本沒有理由不去相信，中國預期在美國的禮讓之下實際統治台灣，而且比香港的情況更快。 如果當年季辛吉沒有誠心誠意地對中國做出盡快讓台灣回歸的承諾，並沉浸在自己預言的禮物當中，反而在充滿張力的談判過程中說：「我現在就可以向你保證，到了2012年的時候，台灣將會有一位競選連任成功的民選總統；有一支自己的奧運代表隊；台灣維持『非正式』關係的國家數目也遠比蔣介石正式維繫的邦交國還多，台灣會在華府設立代表處，美國也會相對在台北設立辦事處，而且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軍隊當中也有美國提供的F-16戰機。」如果這樣的話，那麼當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坦白說，我認為上述的場面會使中國嚥不下這口氣，談判將會告吹。美、中兩國在交往初期，彼此採取極為貼心的對待。美國在台協會開始停發赴美簽證；美國政府也決定不出售專為台灣量身打造的F-20戰機，以免美、中關係全面失控。之後歷任的美國總統對中國也都或多或少有所讓步，就連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也從原先對台灣友善的態度轉變成訓誡的姿態。 然而我心中非常清楚，美、台關係已經產生重大程度的進展。儘管國際社會在中國的反對之下，現狀對台灣並不公平，但是坦白說，雙方合作的程度與內涵是三十多年前所無法想像的。這個成果應當歸功於所有的玩家，包括自認為被美國人徹底玩弄的中國人——其實美國人和所有的人一樣，根本無法預知真正的結局。台灣人當然也有功勞，台灣人創造了一個民主的社會，獲得了那些體認到這項成就的人們真誠的尊敬與支持，更不用說是樂於見到這項歷史成就的美國人了。 然而這種進展也會帶來一些風險，接下來我將一一說明。先說我在下一個段落的結論：如果台北無法處理好與中國的關係，因而造成對台灣不利的影響，則擺在眼前的威脅，會比失去美國的支持來得嚴重許多。 台灣人對自己國家安全的角色有很大的改變。貝德特別注意到軍售問題，台北當局迄今為止甚至還未依約採購小布希總統在2008年所批准的軍售清單，就連台灣的國防預算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停止成長。或許有人會回顧國民黨在陳水扁總統任內強力杯葛軍售案，因而導致台、美關係嚴重倒退，這一點出乎大多數美國觀察家的意料之外，他們無法理解國民黨的葫蘆裡究竟賣著什麼藥，如果需要中國的幫忙，他們就寧願不顧維護台灣的安全。長期以來，台灣是否有足以抵抗外來攻擊的防衛能力，基本上總是取決於美國的決定，不過現在看來，台灣軍事預算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軍售案能否成立反而變成要看台灣的臉色了。然而，如果台灣不以認真務實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防衛問題，我們可以預期美國介入的意願勢必降低。 美國將會緊盯兩組指標來判斷台北當局如何看待自己的軍事責任，第一組指標當然是國防預算佔政府支出或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我們的分析專家對台灣軍隊是否稱職的評估、中國情報人員滲透台灣軍隊的程度、以及台灣政府是否認真採取防備滲透的措施，還有一些相關的考量。第二組指標則是台灣自主研發武器的進展。即使沒有實際的合作，如果沒有美國某種程度的協助，我相信台灣不可能發展出一系列日益增多的自製武器系統，包括超音速反艦飛彈、巡弋飛彈等等，可能在軍事平衡上造成強大的影響。考慮到每一個國家都必須保有嚇阻及第二擊的能力（非核子武器），而美國也會小心翼翼地避免提供符合這些關鍵作用的武器，所以台灣必須依靠自力研發，甚至要加強發展。然而對於目前台灣在這方面的努力情況，我個人並不清楚。 此外，馬英九當權之下的台灣政府對中國採取「陽光政策」，當然有其理性算計的基礎，雖然目前看起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相當低，但是卻逐漸忽略掉危險的存在。別說是台灣，就算對馬英九或國民黨而言，中國都不是真正的朋友。北京尋求以讓利給台灣人的方式，來掏空台灣的安全與憲政體制，同時也透過溫水煮青蛙的手段，最終可能會達成和平統一——屆時北京將會指派一群中國自己的人馬來統治台灣。 […]

Arthur Waldron Laud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y subject is the evolution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I spent some time wrestling with what I would say to you today—after all what new can one say of the post-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that is now nearly forty years […]

吳榮義 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 一、前言 中國對台灣的基本政策是1979年底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時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此後歷任中國領導人雖然決策風格、政策的重點及口號各有不同，但基本目標是沒有改變。雖然標榜「和平統一」，但是並沒有放棄必要時以武力統一台灣。因此，不僅部署飛彈瞄準台灣，而且數量每年增加，在國際社會封殺台灣的參與。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預備對台使用武力的法律依據。 二次大戰後以來，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黨基於「漢賊不兩立」政策，嚴格禁止兩岸人民及經貿來往。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在台實施38年的戒嚴令取消，同年11月開放民眾赴中國探親，兩岸關係才開始解凍。同年政府開放多項中國農工原料可以間接進口（經過香港）；接著1990年准許台商赴中國間接貿易及投資，但兩岸經貿仍然受到嚴格管制，因此不管是人民或經貿來往數量均十分有限。 可是由於鄧小平1987年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歡迎外資前往中國投資。1988年中國公佈法令鼓勵台商前往投資，但台灣政府一直到1990年才正式開放台商可以間接與中國貿易與投資，台商投資中國開始明顯增加，由於投資帶動的出口也隨著快速成長。到2011年，中國市場占台灣出口的比例高達40%以上，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一方面中國對台灣仍未放棄武力統一目標，但另方面台商卻對中國大量投資，並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導致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不但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而且由於台灣在亞太區域安全的重要地位。近年來，中國不斷軍事擴張性的威脅，連帶衝擊亞太區域的安全與穏定發展。本文首先分析台灣在亞太區域戰略的重要地位，接著回顧台灣的中國政策及其衍生的兩岸經貿關係及其對台灣經及社會造成的衝擊。然後探討台灣如何面對中國的威脅？應採取何種因應對策？最後提出結論。本文特別指出，除了台灣本身的努力及應採對策之外，亞太區域鄰國以及全球/經濟及軍事最強大的美國，必須協助台灣因應中國的威脅，才能使台灣不受到中國的併吞或控制而威脅到亞太區域的安全。  二、台灣在亞太區域戰略與和平的重要性 2005年5月，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出版一期報導台灣高科技產業專刊，封面主題為「為什麼台灣這麼重要？」 （Why Taiwan Matters?）。文中指出台灣高科技公司如華碩為蘋果電腦裝配ipad及Mini Mac、世界最大手提電腦製造商廣達電腦、全球最大晶圓代工的台積電（TSMC）、電腦零件供應商的鴻海等等，當年這些25家台灣最大科技公司產值達1220億美元，可是由於台灣與中國的敵對狀態，萬一台海產生戰事，不僅會有大量人員傷亡，同時對全球IT產業產生的衝擊將造成全球經濟及對「數位時代」（Digital Age）的致命傷害，後果幾乎與一次核彈爆炸一樣的嚴重。顯示台灣高科技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這種看法相信到今天仍是正確的。例如台灣1999年9月21日發生大地震，造成美國股市震盪，當天紐約道瓊指數及那斯達克指數分別下跌2.08%及2.25%，一周內下跌5.03%及5.05%即可明證。 其次，台灣地理位置東亞地區的重要性也是十分明顯，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連接點，也就是顯示東亞戰略地位的「第一島鏈」，起自南韓，經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延到馬來西亞，台灣正是佔據第一島鏈的樞紐地位。近年來中國崛起，大力擴展軍力，已經威脅到亞太區域鄰近國家，連美國最近已一再表示對中國軍事擴充的擔心。 最近美國國防部出版的「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書」[1]，或日本防衛研究所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1」[2]，都明白的表示對中國軍事擴張對亞太地區安全所造成的威脅表示憂心。由於台灣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如果被中國控制或併吞，那麼中國就可打破第一島鏈直接進入太平洋，對東亞及亞太區域安全的破壞及威脅是不言可喻的。 同樣地，有不少美國學者擔心台灣被中國併吞，如美國Davidson學院教授任麗雪（Shelley Rigger）去(2011)年出版一本叫「為什麼台灣重要？」（Why Taiwan Matters） [3]；邁阿密大學教授June Teufel Dreyer去(2011)年6月在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作證，說明「台灣為什麼那麼重要」[4]，也表示同樣的憂心及看法。他先呼籲美國加強對台灣軍事協助，擔心中國軍事擴張，威脅到台灣及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全。 近兩年來，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的領土爭議以及中國對南海廣大海域與菲律賓及越南的領土糾紛，甚至在最近宣佈正式設立「三沙市」(管轄南海三個小島)，表示中國與鄰近國家領土爭議有擴大情勢，不但引起鄰近國家的緊張，同時因美國與這些國家訂有軍事同盟關係，故亦無法置身度外，不僅宣佈新的亞太戰略佈署，並明言要在2020年前在亞太海軍軍力佈置達全球的60%。最近美國政府也頻頻發表報告，表示計畫增加亞太的軍力，如在亞洲建立更大的飛彈防護盾[5] 。 無論是釣魚台或南海海域台灣都有領土的要求，這些爭議到底要如何因應，台灣都無法閃避。這些爭議會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穏定，也會波及台海的緊張，因此其重要性是十分的明顯的。最近中國的領土要求是造成這些緊張的導火線。台灣由於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對於未來東亞區域的和平與發展是十分關鍵的因素。 三、台灣的中國經貿政策 在中國對台的文攻武嚇之下，台灣的中國政策依不同的總統而有不同的主張。 3.1蔣經國時期 (1988年以前) 台灣對中國政策最大的轉變可以從蔣經國1987年7月宣佈解除「台灣省戒嚴令，以及解除黨禁、報禁」為劃分的標準。在解嚴之前，蔣經國仍然以「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為對應中共對「和平統一」的基本政策，嚴禁雙方人民來往接觸，經貿關係當然也嚴格禁止。解除戒嚴令後，接著黨禁、報禁也隨著開放，台灣政治民主化開始推動。由於1988年核准民眾赴中國探親，開啓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機會。所以1987年台灣戒嚴令的解除之後，「三不政策」也隨著失效，是解除台灣與中國長期以來關係凍結的關鍵因素。接著台灣政府1987年首度開放27項中國進口原料的進口限制。1988年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繼任總統，並於1990年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之後陸續取消雙方貿易及人民來往的限制。 3.2李登輝時期 (1988 – 2000) 為處理這些新的兩岸經貿的發展及人民的來往，政府發展出一套處理兩岸事務的機制，包括1991年1月30日成立的大陸事務委員會，為行政院處理中國事務的法定機關。同年3月成立半官方的海基會(海峽交流基金會)開始運作，年底中國北京也成立海協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為台灣海基會的對口單位。1991年3月行政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成為中國政策最高指導原則。為規範兩岸人民在經濟、貿易、文化等往來，1992年7月31日公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這些處理兩岸關係的架構，1993年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及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簽署四項協議，開啓兩岸半官方性的交流與協商。 1995-96年間，中國不滿李登輝前往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公開演講，並在1996年3月總統選舉期間對台灣的基隆及高雄外海試射飛彈的軍事演習，威脅台灣並企圖影響第一次台灣的公民直接選舉結果。幸好美國總統克林頓派二艘航空母艦前來協防。選舉結果由李登輝當選台灣首任民選總統，台灣民主化跨出一大步，兩岸關係也因此惡化。李登輝因此在1996年7月對中國經貿採「戒急用忍政策」，對台商投資中國加以嚴格管制。1999年7月9日李總統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提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主張，也就是兩國論，造成台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3.3陳水扁時期 (2000 – 2008)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民選總統，為台灣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選舉期間中國不再像以前使用武力威脅，而由朱鎔基總理在選前三天記者會上公開表示「不管是誰，只要搞台獨就沒有好下場」的語言恐嚇。結果陳水扁以39.3%最高票當選，(其次是宋楚瑜的36.84%，第三是連戰的23.7%)。陳水扁以少數總統(minority present)執政，為穏定政局及讓中、美二國政府安心，在就職典禮上針對統獨問題宣佈「四不一沒有」成為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表示：「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但是中共根本不理會陳水扁的善意宣示，仍然不放棄以武力威脅，繼續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因此，2002年8月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第29屆會上，陳水扁透過視訊會議提出「一邊一國論」，認定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6]。陳水扁提出的「一邊一國論」比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的關係」進一步明白表示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 在陳水扁總統第二任內，有關中國政策比較重大的政策是2006年2月27日決定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不再編列預算，國家統一綱領也「終止適用 」(cease to apply)。但是由於受到當時在野黨的中國國民黨以及美國政府在各方面的壓力，他把「廢除」改為「終止」使語意沒有那麼強烈[7]。但陳水扁繼續推動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3.4馬英九 (2008 –  ) 2008年第二次政黨再度論替，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統，他不但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而且多次提及「終極統一」。他在2008年5月就職演說中的兩岸政策提出「三不」，就是「不統、不獨、不武」。馬就任後，立刻恢復中斷近10年“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並大幅開放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貿來往。比較重要的成果是2010年6月29日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並於2010年9月12日生效。附帶的18項協議陸續簽署。所以馬英九的中國政策與過去李登輝及陳水扁二位比較起來，可以說是完全不同思惟，李及陳二位總統的政策要把台灣與中國分開，但馬英九的政策則是承認「九二共識」及「一中原則」，所以前者的中國政策仍然考慮到台灣的主體性及台灣的國家安全，但馬英九為換取兩岸暫時和平，却犠牲台灣國家的主權、安全及自主性。 台灣的中國經貿政策，隨著不同時期主政者所採取的不同中國政策而調整。大致上可依對中國經貿管制的鬆緊而分成四個時期。蔣經國1987年7月15日宣佈取消實施38年的「台灣省戒嚴令」是最關鍵因素，隨著戒嚴令的取消，影響經濟活動最重要的「管理外匯條列」也修正部份條文，取消外匯的嚴格管制，民眾及企業可以自由擁有及運用外匯。對以後的台灣經濟的自由化及國際化也有重要的影響。 […]

2012.04.19 1.前後與各界會面35次，包括企業界、立委、政界人士、人權團體、 臺商、勞工代表、勞工界學者、律師、媒體界。並親身訪問二位外勞，最近並邀請10位熱心人士，就此問題舉行餐會工作會報。 2.目前勞基法規定本、外勞基本工資掛鈎，但根據調查，外勞只拿到  一半的基本工資，另一半都進入特權及仲介口袋，剝削情形相當嚴  重。 3.臺灣目前產業外移、工作機會減少，而且本勞流動性大、人口又面  臨高齡化、少子化趨勢，加以國內人才流失，又阻止外國人才進入，  人力結構出現中間膨脹的現象，很基層的工作沒有人要做，很高階  的工作也沒有人會做，人力資源顯然不足。反觀新加坡，其副總理尚達曼最近在一場演講指出，該國不能重演「臺灣故事」(人才赤字危機)。新加坡目前人口508萬，其中公民325萬，另外183萬人是永久居留及外籍工作者，(引進尖端白領人才約60萬，也大量進口基層藍領勞動力約120萬左右，但本、外勞的薪資脫鈎，由市場機制決定。)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值得參考。 4.最近勞委會因各方的爭議，在其網站公佈「我國與香港、新加坡及韓國製造業外籍勞工成本比較」及「外勞工資不應排除基本工資規定適用之Q &A」說帖。 （a）勞委會指出本國外勞薪資與這些國家差不多，甚至比較低。不過許多僱主對勞委會的數字存疑，並指出臺灣外勞的薪資實際上遠比新加坡及香港高。工總則指出臺灣外勞的平均薪資是本勞平均薪資的46％，而新加坡是36％。亦有人指出新加坡的平均國民所得是NT$10萬、香港是NT$8萬而臺灣卻只有NT$5萬，雖然勞委會表示各國的外勞薪資都差不多，但臺灣相對來說，外勞的薪資是比較高的。 （b）勞委會主張「本、外勞薪資脫鈎」違反國際勞工公約。不過1975年訂定的143號公約，對「移民勞工」的權益保障，在第11條明文指出，並不適用於「在限定期限內必須離開的契約勞工」。臺灣沒有移民政策，目前所有的外勞，都應歸類為「契約勞工」。 5.目前的幾點想法： （a）全球經濟衰退，失業率偏高，各國普遍推動產業回流，包括美國Obama在今年的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亦是如此主張。 （b）陳沖院長接受訪問亦表示：臺灣要避免先進國家發生貧富不均、高失業率問題，必須進行產業調整轉型；包括： Ⅰ加強服務業(高素質服務業)、Ⅱ海外製造業拉回來、Ⅲ傳產維新。 （c）臺灣的經濟必須「適當」與中國脫鈎。 （d）重點聚焦在幫助中小企業生存發展，以純經濟問題處理，避免有反中的意識型態，並且必需超越藍綠立場。 （e）對回流的產業可能採取的優惠措施：Ⅰ外勞總量鬆綁、Ⅱ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Ⅲ引進白領人才、Ⅳ五年內減稅(如2010年的產業創新條例所得稅17％)、Ⅴ協助融資、Ⅵ協助研發、Ⅶ簡化行政手續、Ⅷ工業用地租金減免、Ⅸ設經濟特區接納回流的企業。Ⅹ對根留臺灣的產業更應多予優惠，至少要一體適用。 （f）外勞的定位是補充性、是契約外勞，依產業類別目前規定外勞與本勞有一定的比例，外勞的比例只能在10％至35％之間。 （g）產業回流，就業機會增加，勞工有收入，本勞可提昇為領班或是工頭，間接增加國家稅收，同時繁榮周邊經濟。 （h）產業回流是短期的經濟振興方案，國家需要提出長期的、有計劃性的產業政策。 （i）優先鼓勵符合環保、有意願改善勞動條件、可升級轉型的產業回流。 （j）還需接觸更多的臺商，更進一步了解其需求。 （k）可考慮與立法委員等舉辦公證會或座談會。 （l）本會可以扮演串聯各界需求的角色，以尋求最大公約數(產業回流，目前各界悉表贊同)。 （m）在人權爭議上，針對德國、美國及新加坡等國為案例，再進一步研究；同時研究ILO、WTO及FTA的規定。  

各位貴賓、各位學者專家、各位關心台灣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代表李登輝民主協會感謝各位先進，共同參與今天「政治經濟學術研討會」。 李登輝民主協會成立二年多以來，一直以維護台灣主權、提昇民主素養、深化台灣民主發展、推動民間國際交流等四大宗旨，來作為協會成立的主要目的。一年多前，協會也特別成立政策研究小組，由施正鋒教授擔任召集人，邀請許多專家學者，其中有不少的年輕學者，就文化、社會、教育、經濟、法政及國防外交六個單元，分別提出6–8個相關議題，經過將近一年的相互討論，交換意見及修正，在今年三月將其成果匯集出版一本近400頁的「國家政策展望」，作為國內外研究台灣社會發展的參考。 除了書籍的出版外，李登輝民主協會也第一次結合關心台灣未來發展的各個團體，包括群策會、台灣教授協會，共同合作，舉辦今天這場「政治經濟學術研討會」，期盼在大家的互動交流下，能激發出更多的寶貴意見。 談到經濟，讓我想起當年選擇大學科系的事。我高中就讀台南一中，即將畢業時，得到學校推薦保送台灣大學的機會。當時年少，對各科系的未來發展，坦白說懵懵懂懂，只覺得對數字頗有興趣，所以打算選擇數學系就讀。家父認為數學系畢業後，頂多只能擔任學校教師，因此要求我選擇可以賺大錢的科系。所以我改選同樣與數字有關的經濟系，結果家父卻說，「讀經濟，讀討債（台語浪費之意）」。最後選擇就讀化工系，心想也許畢業後，可以開化工廠賺大錢。台大畢業後，出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也當了20多年的化工教授，錢沒賺到，卻一頭栽入「了錢」的台灣人運動。 不過長久以來，我倒是一直對經濟保持高度的關心與興趣。1983年時任台灣獨立聯盟主席時，在美國發表「建設東方瑞士：台灣建國藍圖的探討」一書，檢討當時的台灣經濟問題，個人也特別提出追求效率財富（Efficiency）的「經濟人」價值觀，如何與追求社會公平（Equality）「社會人」的價值觀求得平衡的看法。在2002年也發表一篇「西進、南進、不如自己上進……一個外行人看台灣的經濟困境」，當作野人獻曝，提出台灣經濟復甦的對策。 今天的研討會主題是政治與經濟的交會，據我了解「政治經濟學」一詞，最早在1615年由蒙其雷汀（Montchretier）出版「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提出，強調如何運用經濟手段來增加國家的力量。所以，政治學與經濟學這兩門專業學科，原本就是一體兩面，無法分開的。1776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發表「國富論」一書，認為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有助於社會的整體發展，因此主張國家對市場經濟採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再加上研究領域的日趨細膩與分工，使得近200年來，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漸行漸遠。 事實上，政治與經濟是相互影響的。一方面，經濟資源可以輕易轉化為政治權力；另一方面，政治力量一定會左右經濟運作。如果掌有政治權力的人不懂經濟領域的本質，注定只能被掌有金權的人操控；同樣地，假使具有經濟資源的人只管那隻看不見的手，很難逃避另外一隻看得見的手的介入。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書，重新為「政治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政府公權力介入市場經濟提供了正當性。 最近台灣的油電雙漲、美牛的進口，及課徵證所稅，搞得整個國家社會混亂不穩定，目前李登輝民主協會正在研議的「製造業回流，創造就業機會」等等，這些問題就是標準的政治經濟議題。其中牽涉到市場經濟與國家政府扮演的角色。政府究竟是問題的製造業，或者是政策的服務業？是物價、股價、國民健康的守護者，抑或是國營事業管理無方，帶動通貨膨脹；證所稅的版本一變再變，打壓股市的trouble maker？這些問題若沒有適當處理，其後果甚至會形成台灣政治的大海嘯。 1995年WTO成立後，全球化加速，形成世界的潮流，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家仍然是國際上最基本的政治單位，每個人的自由、生命、財產，都還是要依賴國家來保障基本的安全，所謂「商人無祖國」的說法，是經不起挑戰的。 我記得曾任美國的CIA Director，國防部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首席顧問Robert M. Gates講過一句話，「經濟是國家安全的首要事務」。假如我們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轉到國際場合，全球化造成物價波動、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擴大，執政當局政治傾中，雙邊簽署ECFA，彼此之間實力不對稱，是否會威脅台灣國家主權與安全；此外歐債5小豬（Piigs），本世紀初的金融海嘯，美國是否會推出QE3的貨幣寬鬆政策，油價波動，這些都是最典型的國際政治經濟課題；這些問題在在都衝擊到台灣，我們應該面對並設法解決。台灣身為小型海島型的經濟體，必須對外貿易來維持經濟發展，我們雖然沒有能力在國際經濟扮演主變數，但是我們應該要有有效的對策，才能因應國際環境的變遷。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下，使全球化對台灣帶來正面的意義，讓人民享受到經濟交流的好處。這是台灣所面臨生存與發展的最大挑戰，也是今天我們舉辦這一場學術研討會的主要目的。 因此，今天的研討會，我們除了邀請經濟學者與政治學者，分別以自己的專業角度，來觀察政治經濟學，還特別安排了三個場次，分別探討美國與台灣／墨西哥／加拿大、烏克蘭與俄羅斯及奧地利與德國、及台灣與日本／中國／東協／歐盟的經濟關係，看他山之石是否有讓我們值得學習之處。 我一直非常喜歡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所說的一段話：「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that my sons may hav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My sons ought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naval architecture, navigation, commerce and […]

前總统  李登輝 二○一二年六月十日 吳榮義董事長、胡勝正院士、陳博志董事長、張炎憲會長，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各位學者專家共同來探討台灣經濟發展的議題。 去年年底，登輝在住院期間，就開始思考，不論誰當選二○一二年的總統，台灣都必須面對到世界經濟的變局，惟有政府具有正確的經濟戰略，加上民間的活力，台灣經濟才能永續發展。所以我請群策會邀請幾個重要的智庫，籌辦這次的經濟研討會。希望在這個經濟局勢變化不明的時代，共同為台灣經濟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言。 經過四個多月的討論與研討會，針對世界經濟局勢的變化、新興市場的發展，以及市場經濟與國家角色這三個大方向，探討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與挑戰。登輝要感謝所有的學者專家，所做的貢獻與努力，大家辛苦了。 我們很清楚，國際經濟環境已經發生大變化，全球化下所產生的風險我們不能沒有警覺，也需要好好檢討。上個月，登輝接受《財訊》跟《新新聞》專訪時，有提到相關的問題，今天，登輝要再次提出一些看法。 在二次大戰之後，因為美國、蘇聯冷戰對立，世界經濟局勢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並立。一直到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勝出，變成美國獨大，全世界的經濟都受到美國的影響。不過，這幾年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也威脅著美國這個世界「超強」的影響力。這種變化，就是因為「經濟力」的消長。但是我們發現最後影響經濟的往往是政治力。 二○○八年，美國因為次貸危機，連帶造成國際金融危機，不只使美國的經濟實力受到重傷，也造成全球經濟大混亂。如今，美國元氣尚未復原，中國經濟也不是很好，眼前還有歐洲國家債務風暴仍未解決，台灣是一個欠缺資源的國家，在這種全球經濟變局中應該如何應對，找到最有利的發展方向，現在正是關鍵的時刻。 一、區域經濟的檢討 現在世界各國都透過簽訂ＦＴＡ達成區域經濟整合，拓展市場，台灣應該推動與主要貿易對象簽訂經濟整合協議，包括美國、日本、歐盟及東南亞，不能單獨依賴與中國的ＥＣＦＡ，以免台灣的資金與人才加速流向中國，ＥＣＦＡ也應該回到ＷＴＯ的架構下來進行。 在簽訂經濟整合協議同時，應該評估對台灣的效益是什麼，資源與產業發展要如何規劃，對受害的產業要如何補助、輔導升級，協商過程更要透明化、受國會監督。 二、國際金融自由化與整合的問題 在全球化與貿易自由的大旗下，多數人認為金融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同樣對經濟發展有利，並沒有考慮國際金融自由帶來的高風險。 歐美國家將信用差、風險高的債權，包裝成各式各樣的金融商品，賣給全世界，台灣的銀行不瞭解這種風險，靠賣歐美債權來賺錢，一旦信用貸款違約，就會發生連鎖性的金融危機，美國次貸風波就是這種金融風暴的典型代表。所以有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意識到這種風險，管制國際間的資本移動。 三、政府債務風暴 過去各國在高度成長的環境下，採取錯誤的財政政策，致使財政赤字升高，金融部門將金錢當作商品買賣炒作，形成泡沫經濟的現象，一旦崩盤，面臨經濟蕭條的危機，政府就大量借錢，用來救銀行，採取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景氣，致使國家負債累累。 這幾年我們的國家財政支出赤字一年比一年高，預算太過浪費，特別預算破壞預算制度，稅收減少又對高所得者減稅，財政紀律破壞造成財政惡化，這種財政結構性的失衡，已經不是用減少債務、減少赤字可以解決。另外因為財政分配不公平，有的部門資源太多，形成不當的浪費，有的部門資源太少，地方政府甚至要借錢發薪水，造成政府負債增加，這都必須下定決心作改革。 四、過度依賴中國 加深貧富差距 面對新興市場的競爭，台灣並沒掌握時機進行產業升級，一直追求低成本的生產模式，爭相到中國投資，致使大量資金外移到中國，造成國內投資降低、失業增加與實質所得無增加，產業空洞化。因為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失去了經濟發展的動能，也嚴重影響勞工與農民的所得分配，貧富差距擴大，造成中產階級以下百姓的痛苦。而且未來中國經濟泡沫化以後，將進一步對台灣經濟造成更重大的傷害。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容易造成階級對立，如果民主制度不能維持公平正義，也會讓百姓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 中國的經濟環境已經漸漸無過去低成本的優勢，產業也漸漸調整以國內市場為中心，在中國的台商要怎麼辦，政府也應該替他們想辦法，看是輔導回來台灣投資，還是幫他們找尋中國以外的生產基地，不能讓他們自生自滅。 五、有效整合資源協助台灣產業創新 在整體經濟發展方面，台灣並不輸韓國，但是在政府執行政策的決心與效率，特別是政策規劃、預算分配與執行的一致性，確實輸給韓國，必需要徹底檢討。政府必須積極整合國家資源，並且有效的運用資源，來協助台灣產業的發展與升級。 高科技產業一直是台灣在國際上能夠與人競爭的產業，但都是民間單打獨鬥。我們看韓國政府，積極幫助企業建立產業規模，提升研究和國際行銷的能力，甚至運用匯率手段，提高韓國企業的外銷競爭力。因此，未來政府除了協助產業研發、發展知識經濟以及培養技術人才以外，也要懂得運用國家經濟手段與政策工具，協助台灣的半導體、封裝、光電、生技、奈米、資訊通訊、綠色能源，這些重點產業，來提升國際競爭力。 除以上高科技之外，台灣還必須有一些特殊利基的創新產業，才可以擴大產業基礎。像鋰電池，是節能產業很重要的技術，但有的零件沒人在做，台灣應該重點發展相關零件產業。還有氫能發電，學術界結合產業界研究很久了，現在也有一些成果，很有發展潛力。電漿產業也是，清大利用螢火蟲的光和閃電，研發出電漿產業的最新技術。而有關奈米的研究與應用，也可能成為未來高科技新興產業。總而言之，不斷的創新，才是台灣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 六、傳統產業升級為高科技 政府應該協助傳統產業升級、高科技化，提高附加價值。像台灣的精密機械在國際很有競爭力，小小的一粒螺絲、一個機械滾珠，還是一台工具機，只要不斷創新技術，多加一點設計觀念，未來還是很有發展性，政府應該用心為他們解決各種困難。還有很多傳統產業，因為應用了新的材質和技術，產業價值不輸高科技。像紡織業，生產各種機能布料，得到醫藥、工業、時尚業採用，大大提高紡織業的競爭力。又例如玻璃陶瓷產業，也因為利用在高科技電子業、節能產業，大大增加產業的價值性。 七、農業是立國的根本 過去重視國際貿易，台灣的農業總是被犧牲，現在全國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土地休耕、廢耕，糧食自給率降到百分之三十二，低於國際水準；在能源方面，台灣都要靠進口，能源自給率只有千分之六。 農業是台灣立國的根本，不能因為要發展國際貿易，就犧牲農業。台灣的資源已經非常有限，台糖的土地那麼多，卻放任它荒廢，用來種樹。政府必須介入，將這些荒廢的土地進行有效利用，例如便宜租給失業青年耕種，可以種甘蔗、蕃薯等作物，用來開發「生質能源」，或是結合農業改良技術，種植經濟價值高的農作物，以此來帶動發展農業生技產業，如此不但可以創造就業機會，讓農村年輕化，繁榮農村經濟，發展新興能源產業，同時也解決土地荒廢的問題。農業要有計畫實施小地主大佃農，在資金、制度及法令提供協助，擴大農業生產的經濟規模與效益，並改善產銷制度；也可以配合觀光事業提高農民所得，為此政府應該公布民宿特別法，協助農業的另外一個出路。 八、全面「解放」國營事業，開放自由競爭，減少國債 國營事業現在應該要全面「解放」，將台糖、中油、台電、台鹽、公賣局、中華電信……等獨佔事業開放民營化，釋出資源，打破壟斷和寡佔，鼓勵自由競爭，提升效率，帶動台灣新一波的產業發展，讓有限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台灣電信部分開放以後，創造很多新的行業就是一個例子，日本國鐵當年也是賠錢，後來拆成六家民營公司，每一家都努力減少浪費、增加效率，最後六家都賺錢，如果不是有過這段歷史，日本也不會有今日的新幹線。而且開放國營事業民營化，還可以改善越來越嚴重的「國債」問題。 九、經濟好百姓就會開心有信心 近來，政府為了稅收以及油電雙雙漲價的問題，造成百姓嚴重的不滿，尤其在所得並沒提高，甚至更加減少的情形下，難怪百姓要走上街頭反抗。政府應該思考的是，要如何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增加就業機會，百姓賺到錢、收入增加，政府稅收自然就增加。道理聽起來很簡單，但是要如何實踐才是最重要的地方，這個關鍵就是領導者的決策模式。領導者必須清楚瞭解國家經濟的困境在哪裡，除了政府各部門的意見以外，學術界、產業界以及民間的意見都要聽，整合出一套有效的策略，不是幾個人躲在房間裡做決策。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面對經濟困境是不分黨派的，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研討會過程中，有政府官員願意來參加，這就值得鼓勵，執政者就是要這樣，聽大家的意見，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去作。這也是舉辦這幾場研討會的目的，希望整合各方的意見，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提供對策，共同追求國家最大的利益。 我做過總統，知道總統不好做，總統做得好不好，不是自己感覺，是要問百姓，要作一個好總統，就要讓百姓開心有信心。馬總統，只要你將經濟問題做好，社會就安定，這樣百姓就會開心，百姓就會對你有信心。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學者專家的參與，也感謝來參加的所有貴賓，謝謝大家！祝大家平安！   *本文為群策會主辦「台灣國家經濟發展研討會」，閉幕致詞，2012年6月10日。

小田村 四郎 日本李登輝友の会会長・元拓殖大学総長 この度台湾安全保障シンポジウムが開催されることを心からお歓び申し上げます。残念乍ら私は所用のため参加できませんが、充実した成果を挙げられることを祈っております。 さて、日本は台湾を除いて近隣を非友好国に取巻かれています。固有の領土を日本の敗戦時又は被占領期に不法占拠したまま既成事実化しようとする国々(ロシア、韓国)、無辜の同胞を不法に拉致したままその情報すら伝えようとしない国（北朝鮮）がそれですが、何よりも警戒すべきは巨大国中国の軍事的、思想的脅威です。 中国は天安門事件後、一九九〇年代に入るや改革開放政策の一層の推進とともに軍備の大拡張に着手しました。軍事費は毎年二桁の伸びを続け、躍進する経済力を背景に今や目を見張る程の軍事大国に成長しました。その中心は海空軍の増強であり、さらにサイバー戦力、宇宙戦力に於ても米国に匹敵する能力を持とうとしています。特に警戒すべきは海洋進出であり、東は東支那海から第一列島線を越えて第二列島線に迫ろうとし、南は南支那海を制圧してＡＳＥＡＮ諸国を脅威し、西は印度洋からアラビア海を越えてアフリカの資源漁りに狂奔しています。 その領土的野心は既にチベット、ウイグルと共に南支那海をも「核心的利益」と称していますが、彼等の最大の目標は台湾であり、既に建国以来台湾を自らの「固有の領土」と断じ、「反国家分裂法」を制定して台湾の独立のみならず現状維持すら攻撃の口実とする構えを見せています。万一、台湾が共産中国の手中に陥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台湾二千三百万の国民にとって最悪の不幸となるのみならず、東支那海、南支那海は完全に彼に制覇され、台湾は中国海空軍（特に潜水艦）の重要基地となり、西太平洋制圧の重要拠点となるでしょう。それは日本のシーレーン確保に対する重大な打撃となり、東アジアのみならず世界の自由主義国家群にとっても恐るべき脅威となります。 既に四十三年前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沖縄返還に関する日米共同声明に於て、当時の佐藤栄作首相は、「台湾地域の平和と安全の確保は、日本の安全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な要素である」と述べましたが、その情況は当時に比して現在遥かに深刻となっています。 中国は今や台湾併呑に止まらず、日本固有の領土である尖閣諸島まで「核心的利益」と称し、さらに琉球列島までも領有権を主張しつつあります。中国の領土的野心は日本そのものに向っているのです。 それ故に日台両国は運命共同体であり、共同して中国の脅威に対抗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しかし当面は正規の国交がないので表だって協力はできませんが、民間同士の交流、或いは米国等の第三国を通じての交流等、凡ゆる方途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同時に日本政府は集団的自衛権行使の確認をはじめ国防体制の一層の強化を図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し、台湾政府もまた国防力の強化に努めるとともに、台中交流に当っては重大な警戒心をもって処理して行って欲しいと思います。また両国とも特に米国とは緊密な連繋を保持して行くべき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ありませ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