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黃文雄(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譯者按： 本文作者黃文雄一九三八年生於高雄縣岡山，現在為旅日 知名作家。黃氏對中國歷史有深博的研究，有關中國史的 著作等身其中有《中國的原貌》、《中華帝國的解體》、 《中華思想的符咒》、《新醜陋的中國人》（與柏楊共著 ）、《被歪曲的中國．韓國史》等均以日文著作。漢文著 作則有《台灣人的價值觀》、《台灣．國家的條件》曾獲 巫永福評論獎與台灣筆會獎。 三月三十一日為親民黨成立周年黨慶，慶祝晚會中，主席 宋楚瑜大力提倡奉行「孫中山國父遺教」以及「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相信親民黨高層對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定位 與思想有深入的研究。本文若能提供親民黨人士做些參考 則幸甚。 袁世凱是中華民國建國之父 所謂中華民國「體制」成立的契機是緣起於辛亥革命，這是巷人皆知的事。可是其為「國父孫文」所創立的說法則完全是歷史的捏造，違反事實。那是由國民黨史觀而來的歷史認識，這也許是因稱孫文為「國父」而使這樣的形象無形中固定化。 去年（二○○○年）筆者在立法院首次觀看宣傳用的中華民國建國史的電影。電影首先就出現孫文指揮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的畫面與說明。筆者立刻喚起日本人的研究者的注意說「那完全是謊言」。 發生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之際，孫文正在美國，閱讀新聞始知支那發生革命。 辛亥革命發生前，中國南部雜多的革命團體湊集而成的革命同盟會，實質上已經是瓦解的狀態，孫文近於被革命同志遺棄之身，離開革命運動，遠居美國，過著孤獨失意的生活。這是因為頭山滿（協助孫文從事革命的日本人）苦心整合廣東人的興中會，湖南人的華興會，浙江人的光復會三派系而成立的革命同盟會，不能認同孫文固執其見的革命路線。孫文的邊境革命蜂起的失敗與無謂的犧牲，中部革命或首都革命仍形成對立，加上言語不同，互相意志不能順利疏通，再如國旗要使用井田旗或青天白日旗或其他的種類的見解也形成對立而情緒化，尤其是孫文不透明化的革命資金的使用法被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孫文的罪狀」而告發，同盟會終於瓦解。財儘緣斷乃是中國人的特性。 辛亥革命的指揮官黎元洪不但與孫文一派完全無關，與革命軍的急先鋒黃興、宋教仁一派的關系也淺薄。對孫文來說辛亥革命不但被排除於外，甚至後來的第三革命（雲南起義）也在亡命日本期間，接受新聞記者的採訪時才知道的。他為革命而奔走是事實，可是後來孫文創立的中華革命黨，凡具有自尊心者，任何人均無法與他共事。 孫文急速從海外回歸祖國，多數派活動奏功，成為臨時大總統爭奪戰中的勝利者。但是缺乏維持臨時政府的經濟力與軍事力，僅保持了三個月就不得不包括政府全部賣給實力雄厚的袁世凱。 樹立政府的前提要件必須具備應有的政治與軍事的實力，尤其只能以武力奪取天下的易姓革命的國家――中國更是如此。 依靠武力的中國，要決定其去向並非國會議員的多寡而是各地的「督軍」。但是孫文一派只不過取得上海與廣州而已。不僅如此，孫文成為臨時大總統以後，革命軍的據點陸續被袁世凱逆襲，終於連臨時首都的南京也無法確保。 建立中華民國需要幾項共同的同意，即須要代表民意的國會議員大多數的同意。這是因為兩千餘年來的一君萬民制被推翻，而代之以共和體制之故。宣統皇帝乃接受「外國君主待遇」而退位。關於國號的主張則有黃遵憲的「華夏」、劉師培的「大夏」、梁啟超的「中國」、其他也有「支那」、「大中華帝國」的提案，結果採用章炳麟主張的「中華民國」為國號。孫文的「驅逐韃靼，回復中華」的大漢民族主義被否定，而康有為、梁啟超等主張的中華民族主義成為主流。 孫文一派不但沒力量維持臨時政府，且不得不以叛亂者之身亡命外國。所以確立中華民國體制的不是孫文而是袁世凱。如同秦始皇帝為中華帝國的國父一樣，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建國之父。 承繼孫文的性格特質的國民黨之悲劇 現在連學者也主張孫文的三民主義是辛亥革命的指導原理，因三民主義的理念引起中國民眾的共鳴，所以中華民國的建國始得成功，那是歷史的捏造與無知。 孫文在清末提唱革命，實際上與主張改革的維新派持續著對立的立場，但是，孫文的大言壯語與空想妄想，對科舉落敗的讀書人或許有魅力，惟同盟會的機關誌「民報」編輯長的章炳麟卻拒絕登載孫文的空洞的論調。 所謂「三民主義」，其實是湊集與近代西洋思想相違的東西而成的，就如同滲有種種美味的材料的什錦麵似的。而且幾乎是民國以後，孫文一派的革命黨員收集他的論文將其補充刪除而成的東西。因此並不是革命的指導原理，而是為著革命後的建國，逐漸編著而成的才是「孫文的三民主義」。 「北洋軍閥」時常被誤解或「醜化」。的確北洋軍閥之中有無學文盲者，可是他們有許多保守的知識分子與軍官學校出身的職業軍人。比較之下，南方的革命黨員幾乎是「幫會」，即中國犯罪組織。孫文等知識者革命家藉中國犯罪組織的反滿州人及反北方人的感情，煽動他們反復暴動與略奪，做著全國一齊蜂起的美夢，因此在革命同盟會裡，被批判為無謂的犧牲，被政敵的維新派的梁啟超譏為「遠吠之犬」。 孫文的革命，一切失敗，建立政權也隨時崩潰。創立同盟會時，被陳天華向同志介紹他為「失敗的革命家」。孫文發動十次的革命，十次都失敗。孫文沒參加的辛亥革命與雲南起義卻都成功。 孫文組織的臨時政府隨時崩潰，他組織三次的廣州政府都崩潰，他在北京去世後，第三次的廣州政府雖然持續存在，卻反復分裂，後來被南京政府所取代。 孫文到日本神戶會見頭山滿，然後於赴北京前透過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上校的介紹在天津與張作霖會面。孫文當面受到張作霖嚴厲的教訓卻無法反駁而離開現場。相隔不久，孫文在北京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而離開人間。 為什麼孫文無論從事革命，建立政權都失敗，而他遺留下來的以犯罪組織為主體的國民黨卻仍然存在，甚至是台灣最大的政黨。 孫文革命的最大特徵是依靠他力。即本人處於安全地帶，煽動無學文盲的中國犯罪組織，使其站在先鋒，造成「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形態。又連猶未入手的礦山或鐵路，滿州的土地都事先出售，以其充當革命資金。當他發現這一套對日本的資本家已經行不通的時候，終於寫信向列寧乞求援助，因而播下以後「國共」合作的種子。 任何人建立政權都不能獲得孫文善意的回應，反而不擇手段教唆其部下暗殺政敵。以孫文為頭目的「支那暗殺團」連同志也被下手。北一輝曾告發「孫文主導」暗殺宋教仁。孫文要建立廣州政府時，因沒有自己的革命軍，所以集合各地的軍閥或匪賊，不但允許其略奪廣州市民，而且主導廣州商團的大虐殺。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可能獲得市民的支持，因此廣州政府當然沒有對抗北京政府的力量。孫文的革命終於失敗是當然的結果，惟最大的悲劇是國民黨迄今依然傳承著孫文的這種性格特質，無疑是最大的敗筆。 中華民國體制是二十世紀版的五代十國 中華民國建國初期有六○○左右的政黨。長達二千餘年的一君萬民制的中華世界消失後將變成怎麼樣的國體呢？百家爭鳴是無可避免的吧。袁世凱的中華帝國的復活或張勳的宣統皇帝的復辟，或軍閥之間的內戰，革命派系的內戰，省對省，縣對縣，又村對村的械鬥以至個人的對立，陷入大混亂的深淵。 中華民國的內戰無疑是中國史上空前的人類之間的互相殘殺。與唐朝以後的「五代十國」（五代：唐、晉、漢、周、梁。十國：吳、楚、閩、吳越、前蜀、後蜀、南漢、南唐、荊南、北漢。）的內亂極為類似，其社會混亂狀態，可說是超越五代的天下大亂。 那麼為什麼進入中華民國時代，突然陷入天下大亂呢？那就必須從文明、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的因素去探討其根源。 北洋軍閥與南方革命軍閥的對決，不止於有關南京政府與廣東政權和北京政權的中華民國政權的爭奪戰，其背後為文明、文化、「南船北馬」所象徵的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對立。春秋時代的尊王攘夷的「夷」即指楚越而言，南北的對決到蔣介石的北伐後為止，南人與北人的文化摩擦持續不斷。這是屬於中國內部潛在的文明衝突。 近現代中國的回歸「五代十國」，實際上如同三國時代的魏、蜀、吳的三個勢力三分鼎立。北方的保守穩健的軍閥與南方的革命急進的幫會之對峙以外，也有與中部西南的「連省自治派」的一大勢力之對立。 「聯邦自治」派是所謂聯邦政府派，是預定辛亥革命後，由黎元洪革命司令官最初向各省呼籲共同組織聯邦政府。其中章炳麟、梁啟超、陳獨秀，甚至毛澤東、胡適也曾經一個時期屬於「連省自治」派。 湖南與湖北的戰爭是屬於聯邦派與北洋軍的戰爭，廣東與廣西的戰爭是屬於聯邦派的陳炯明與革命統一派的孫文的戰爭。在中國各地亂立的政權之對立，從蔣介石北伐開始更加激烈，不久即進入汪精衛的南京政府，蔣介石的重慶政府、毛澤東的延安政府的三國鼎立的時代。 新「五代十國」時代有幾個政治特色。 任何政府，或任何龍頭自稱為大總統、大元帥、主席，都不承認自己派系以外的政府，只有自己的政府才是全中國人民的代表。 這些政府間發生的爭端，除了「行使武力」以外都無法解決。例如一九二二年，湖南全省舉行住民投票，結果，以贊成一千八百萬票，反對五十七萬票而制定「湖南省憲法」，樹立「自治政府」，但是卻被國民黨革命統一派以武力毀滅了。 武力以外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所以中華民國的時代是史上空前天下大亂的時代。 中華民國的內戰不止於北洋軍閥的內戰，革命軍閥的內戰、國共內戰、連國民黨內部激烈的鬥爭也與其他的內戰難分上下。例如屬於國民黨內部紛爭的中原大戰，雙方動員的軍力為一百五十萬人，戰死者多達三○萬人以上。依據林語堂氏的說法，國民黨七年的內戰，死傷者超過三千萬人。這豈不是一君萬民制消失後，中華民國體制的悲劇嗎？ 權力者決定中華民國體制的內涵 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在北伐途中，在反復的黨內戰與政府亂立的情形下，仍以武力統一中國之際，章炳麟卻發表「中華民國滅亡」的聲明。中華民國是被蔣介石的國民黨軍所消滅的。此後藉蔣介石的統一，強化政治彈壓，終於一舉引爆中華世界的各種矛盾。一方面抗日反日逐漸高昂，正式的階級對立引起的中國人的互相殘殺激烈化，終於爆發國共內戰。中國人從水平的互相殘殺進入上下垂直的階級鬥爭。 有學者主張南京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制是從被蔣介石國民黨主席消滅的北京的中華民國移過來的，那只不過是學者的高談闊論與空想妄想的觀念遊戲而已。國民黨主導下的中華民國，那裡有「共和」的存在，連「協和」、「共和」、「共存」的形影都沒有。 國民黨支配下的中華民國時代，從廣州政府時代就已經是一黨多派，多政府的集團，從北伐後到中日戰爭為止，幾乎都是一國多政府的對立及鼎立的狀態，所以不要說什麼民權，連政府的機能也無法確立。 到了戰後，蔣介石被推選為總統，可是蔣介石一家主導下的中華民國體制可說是國民黨一黨單獨強制樹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終於在共產黨及有力諸黨派的反對下進入國共內戰。 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完全一樣地建立所謂「黨國體制」，即黨＝國的國家體制。這不止於外界對它的稱呼，國民黨政府及其關係者也自稱為「黨國」。 […]

台灣正如雍正帝所云，自古不屬中國。台灣原來的居民是原住民族，除此之外就是中、日的海賊。十七世紀，荷蘭與西班牙佔領了台灣的一部分。第一次領有台灣的國家就是荷蘭，而不是所謂的「中國」。今日全世界盛行的近代國際法，是差不多在荷蘭佔台這個時期成立的。台灣被世界注目與近代國際法出現於世幾乎同時。

施並錫◎師大美術系教授 四、「去台灣化」與「去中國化、去殖民化」的角力 以上所提的種種，雖非經由科學驗證所得，卻是得自生活經驗及社會觀察。「性相近」，但是「習相遠」。人或族群的習性、德性泰半是文化制約所形成。受價值觀或風俗習慣影響著。欲轉化負面習性、德性為正面的，唯仰賴台灣文化的重建。有優質的台灣文化，才能有優質台灣族群的習性德性。只是提倡台灣文化，在此時此地，是十分艱辛的。 生命是自私的。生命體是相互比高下的。眾生難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天演邏輯。島國台灣，多元族群的角力賽一直進行著。歷來幾番不同的外來統治族群，全都努力一件相同的工程──「去台灣化」。 所幸島國自古以來就有不少覺醒者，為維護台灣精神、價值，為提昇台灣意義，為創造台灣優先而努力。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統治族群往往得逞佔上風。於是造成了︰ （一） 台灣社會的亂源──「一族優越感 三族自卑感」 最近，民調顯示不少民族終於認清了台灣的亂源是立法院與媒體。而在這兩者背後更深化的因素是族群文化勢力不均，族群尊卑優劣有別而產生的分別心作祟。於焉台灣四大族群的心態是「一族優越感 三族自卑感」 若說台灣沒有族群問題，那絕對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台灣移民發展律則之一是後來者居上。後到的族群挾著政治組織力或武力，壓榨舊住族群。於是「打壓」與「反抗」兩造動作不斷發生，「五年一大亂 三年一小亂」的史蹟斑斑。 戰後，逃避共產黨而來台的新住民，懷著孤臣孽子的過客心情及驚弓之鳥的危機意識，憑藉著政、軍力量、輕而易舉地取得了文化、教育、媒體的掌握、發言權。這些能進行民眾腦內革命、改造思想、異化心靈的軟體工具機制，絕對不讓本省人有置啄之餘地。新住民之統治階級極其成功地運用這三種幾乎能扭轉乾坤的利器，讓大多數舊住族群或心甘情願，或敢怒不敢言、或被蒙在鼓裡地「拿香跟拜」。新住民「統一意志 團結力量」在台灣建立一個以大中國主義為凝固劑的在台中國城。就是所謂的無形竹籬巴世界。不少國外大城都有中國城。華夏族群無論到何處。大抵都是自成一圈。與新住環境明顯區隔。 無形中國城在島內無所不在，在大選時，這個城廓就顯現出來了，成了一道滴水不露的防線。而台北市如今已是一處兼具有形及無形的中國城，是一處「去台灣化」工程接近成功的地方。大中國龍意識強而有力地蟠據著大台北市。將以台北市為據點，把龍爪繼續擴大牢抓全島每個角落。 「牛」與「龍」圖騰的角力，進行半個世紀，牛似乎節節敗退。如今暫守住濁水溪以南。事實上半世紀之前，龍一開始便氣勢凌人而勝利。「一族優越感 三族自卑感」的局面早已形成了。 （二）「去台灣化」陣營的力量龐大––教育、媒體及文化霸權證諸歷史，殖民者與佔領者欲進行有效統治，最重要的事是消弱被統治族群的自信及尊嚴，及對自族文化、歷史的認同和認知。法國殖民統治越南，因為給了越南人民教育，使得越南人民有了民族自覺，漸漸凝聚了越南精神。導致日後奠邊府之役，法國吃敗戰，終結束越南殖民。日人治台，就不讓觸摸法、政、人文、史、哲之學，並刻意引導台民往農、醫、理工、商的方向發展。發展的結果終於符合「巧者人之奴」的世間法––也就是台諺「巧e喫戇e，戇e喫天地。」所謂「喫天地」係依靠天氣與耕植等勞動生產事業。勤奮工作，增產報國，讓統治階級及其同路的人從旁收割，坐享用不完的稅金。 統治一方坐啃民膏民脂的條件，是讓從事生產的人民變成順民、愚民。其不二法門，就是「去台灣化」工程的推展。這項有口皆「碑」也好；有口皆「呸」也好的工程，效果極佳，有目共睹。它使得「中國派」與「台灣派」的抗爭，有如謝安和符堅的淝水之戰。前者以寡擊眾，以小搏大；後者為數龐大，乃烏合、無能之眾，不堪一擊，兵敗如山倒，是多數的弱者。 「去台灣化」工程係以大中國意識與價值優先，為其最高原則。藉由︰ 1. 教育 雖然連橫先生曾說︰「台灣無史，豈非台人之痛歟？」及「我民族生斯長斯，聚人族於斯，而不知台灣之名義，毋亦數典而忘祖歟？」可惜在歷來殖民統治者的「去台灣化」的政策下，就以現今體制內的教育方針來說，直到近年來才有所謂「認識台灣」共三篇而已。分別在歷史、地理、社會教科書裡，能移風易俗的文學課程，一篇也沒。這就是中國派陣營的文化圍堵政策，因為他們清楚文藝力量的可怕。（記得中國派人士曾包圍教育部抗議把認識台灣教材納入中小學課程。台灣派人民毫無反制之舉動。比較出中國派人士積極、敏銳；而台灣派人民魯頓、懦弱。）故宮院長杜正勝主張「社會改變以文學為先」根據杜正勝先生的統計︰ 「高中課本裡有一篇連橫的「台灣通史」以及國中一篇鄭成功「告荷蘭受降書」，有關台灣的，只有這兩篇文言文而已。有關台灣的風俗民情、台灣的風景或各民族等等…都沒有在課本裡，好像這一切以前都沒有存在似的，就如同台灣的風景也沒有存在過一樣。這是當今教育的一大缺陷。」 作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無論是舊子民或新台灣人，認識台灣應該是不能推辭的國民責任。就如同一個人應了解自己祖先、父母、兄弟姐妹及親戚；認識自己的鄰友；所住的社區、城市、國家那樣。不幸的是，一般年輕學子對國外許多事情瞭如指掌；比如日本影星安室奈美惠的戀情、王菲的男友是誰、法國蘇菲瑪索出生於何處等等如數家珍，而對台灣既自我歧視外加陌生。 這中年一代的國人應該還未忘記小學時代說母語是會被級任或訓導老師處以罰款和罰站。更嚴重的竟然得掛狗牌示眾的事實吧﹗這是統治者透過學校教育擺明要消滅台灣人母語的策略。五十年來其成果豐碩。今雖政黨輪替，台語被打壓的情況並未改善。因為台灣人民在精神上業已產生「斯德哥爾摩症」。「斯」症是一種心理學上的病症，指某種人受人攻擊或凌虐，起初恐懼仇恨，再之卻轉變為甘願接受攻擊者的虐待，甚或敬畏之。且看今日新政府麾下的教育部長，寧負台灣派，堅持使用與中共接軌的漢語拼音，以討好在台之中國派。因為滑頭者知道台灣人士容易打壓哄騙；若得罪中國派，恐將吃不完兜著走。 2. 媒體 無論平面或電子媒體，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為中國派人士掌控。台灣人「無路用」，天生就不會經營媒體。 就電子媒體來講，戲劇節目中凡俊男美女，懂得思考、能教導他人的知識份子、教授、或代表正義的警察以及社會精英名流，必定盡操著那字正腔圓的樣板北京話。反之，長相粗鄙的地痞流氓，嘴歪眼斜的黑社會殺手，嚼檳榔的毒販扒手，獐頭鼠目，鬼鬼祟祟的癟三小人，三八阿花，老娼妓女，違規逃漏稅者等等「阿沙普路」的角色，全部使用粗俗台語發言。而且每三、兩句必定故意夾帶一句粗話、三字經。在這種北京話、台語交相使用的不協調、不對等中。民眾極易被誤導而接收「操北京話者役人，講台語者役於人。」、「說台語者低劣 說國語的人優越」等偏差的概念。台灣民眾其實早已因此而產生相當嚴重的台灣母語、文化、族群自卑症。廣大X、Y世代莫不以當台灣人為。e世代，尤其是女生，有極大比例希望自己是日本人。 民國六十三年筆者任教新店市被封為貴族學校的崇光女中。第一天上課，一些被嬌寵慣了的女學生，懷著渺視的眼神，以不屑口氣對我說︰「老師，你一看就是台灣人﹗」幸好筆者從小就沒有台灣人自卑情結，立刻回一句「老師覺得當台灣人很榮幸啊﹗」這情景迄今記憶猶新，然而這種無以名之的「一族優越感」現象，「迄今」也未有啥改善，因為媒體「迄今」依舊我行我素。中國派明白要獨霸的條件是永遠踩壓住其他三族群。 電子媒體應用高明的技巧，對嚴重欠缺思辨能力的台灣大群觀眾進行慢性催眠及暗示。果不其然地使之產生嚴重的「腦內革命」──「革」掉自己族群文化、語言的「命」。於是族群文化自我矮化，族群尊嚴和自信心淪喪，於是由個體到集體逐漸衍生濃厚的自願作為俎上肉的邊陲意識及奴才意識。以便符合大中國沙文主義者的利益，方便來日中國對台灣的併吞。尤其當今第四台的時代，幾乎一面倒地全是中國派的天下，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而平面媒體，則永遠是兩大統派報紙獨秀，本土性報紙，不但中國派，連台灣派讀者也不支持。可悲的是本土平面媒體，也不盡然維護本土。 電台媒體呢？幾年前經由台灣人捐款扶持的全民廣播電台，在經營狀況不錯時，不知何故，一、兩日之內遣散員工，辜負台灣人民當初的一片熱忱，竟把全民電台賣給了「趙飛碟」，轉手後成了今日「嗄嗄叫」的《News 98》，不久全省都有了聯播網，高薪延請名嘴、名人主持，節目聳動，聲音流暢。會合原有的×碟電台，打得台灣派的綠○和平、T○T、建○×場等等灰頭土臉。奄奄一息。趙○碟不但空中勝仗，據聞在網路版圖上也搶先邁前一步了。「龍」終是比「牛」厲害多多。 十二月十二日自立晚報台灣南社鄭正煜有篇文章開頭說︰「新政府上台以後，最大的困擾是遭受統派媒體不斷的修理，最大的無能是對統派媒體的攻擊無防禦之力。但媒體在對方手中，新政府有何能為？」 台灣人民能不警惕乎？ 3. 文化行政權的巧妙運作 史博館黃光男館長說︰「原來很多純粹的文化活動，或者說文化工作，卻因為人為的各有所圖，竟然利用文化活動來提高知名度……」。又提到──「……事實上能知的大眾並沒有多少……而是是非非的導引，使民眾生活品質虛假，因而秩序大亂、人倫不確，價值不定……人性因而崩潰……」（12／12自立晚安台灣）。 這段話除了表明文化的重要性之外，也表示文化有可能被不當運作及扭轉。 日本人的高壓，二二八事件之屠殺後，台灣人對政治、文化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恐懼症。因而正中中國派統治者之下懷。台灣人「喫天地」去了。於是政治與文化成了統治階層中國派陣營有形、無形之最佳武器。兩者會合運作，隨意玩弄，形成了台灣人對之束手無策，乖乖就擒的文化霸權。 此中國沙文化霸權在台灣無所忌憚地毒化、異化、愚化、醜化台灣人民，時間一久，反能產生讓台灣人民憧憬、嚮往之致命吸引力。整個台灣成了中國沙文主義文化之舞台。儘管陳水扁總統高呼建立台灣主體地位，提倡文化台灣觀念（被對岸中國人指稱為推動文化台獨），發揚台灣精神，大多數台灣人卻反應冷淡，而對來自大陸的王菲反應熱烈。一場演唱會，就吸引本地三萬觀眾，XY世代的年青人還表示一票1500元太便宜了。這也是台灣人的悲哀之一。 4.　利用宗教麻醉人心 瓦解台民之心防 5.　製造不利凝聚台灣意識之時尚流行 6.　其他。 五、台灣文化振興的方法及實踐 台灣主體性須建立於「去台灣化」與「去中國化、去殖民化」的平衡點上 文化必須是一種扎根的事業，一種進度緩慢且得持之以恆，永續推進的工程。台灣文化，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如今灰頭土臉，全身傷痕纍纍。台灣子民，必須常惦記––「母親的名叫台灣」，抱持「振興台灣文化人人有責」的決心，堅持「今天不作 明天一定會後悔」信念，一步一腳印，從根本作起。 最根本的，當然是台灣人的母語。 （一）搶救母語 […]

侯榮邦◎現代文化基金會董事 在這次的『台灣論』風暴中，被一部分大中國主義政客及統派媒體砲轟的焦點人物即為總統府資政許文龍先生與總統府顧問金美齡女士。其謾罵所使用的言語為「媚日分子」、「日本奴」、「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言人」等。其中以「日本軍國主義」一詞是這些人最喜歡也最瀕繁使用的言語。 無疑的，在第二次大戰中為征服亞洲擴張版圖，對東亞各國發動侵略戰爭。並喚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當時的日本的確是一個典型的「軍國主義」也是「帝國主義」。 二次大戰後，日本被美國占領，而現在日本的和平憲法是當時根據美國的意思制訂的，即美國代替日本制訂的。事隔五十餘年，從來未曾修改。日本憲法第二章放棄戰爭的第九條規定：「放棄戰爭、否定軍備及交戰權」。日本國民誠實希求正義與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久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以武力威嚇或行使武力、以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為達成前項的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的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後來自民黨政權鑑於防衛國家的安全，不能沒有國防乃創設「自衛隊」。但因礙於憲法嚴格的限制，遂將自衛隊的陸海空軍中的陸軍稱為「陸上自衛隊」、海軍稱為「海上自衛隊」、空軍則稱為「航空自衛隊」、絕對不敢使用「軍」這個字眼。又因聯合國憲章規定會員國都有共同維持世界和平的義務，並要求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需要更大的貢獻。長年來局部的國際紛爭不斷，為了解決這些紛爭，聯合國創設「國際和平維持軍」。日本曾當過任期二年共八屆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應該非參與該和平維持軍不可，但是國會與輿論均認為依據日本的和平憲法第九條的精神，不能夠參與「國際和平維持軍」。經過一番論爭後，以參與和平維持軍的「後勤工作」而達成協議，可說是妥協的產物。尤甚者，過去日本社會黨與共產黨一直指責「自衛隊」的創設屬於違憲的行為，到一九九三年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失去江山，社會黨參與細川護熙政權的內閣以及一九九四年，由自民黨、社會黨與先驅黨共同成立連合政權，社會黨黨首村山富市被推選為內閣總理大臣後逐漸分裂成極少數黨，甚至改名稱為社民黨，如今已不堅持「自衛隊」違憲，僅剩共產黨仍舊堅持其為違憲。 如同上述，現在的日本絕對不是「軍國主義」國家。雖然未臻完善，仍然可稱為名符其實的自由民主的國家。可是在『台灣論』風暴中大中國主義政客馮滬祥、謝啟大等一口咬定日本為「軍國主義」，統派媒體亦然。未知這些人是「無知」或是「扭曲」，不管如何，實有損身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試看馮滬祥、謝啟大等大中國主義政客及統派媒體嚴詞譴責總統府資政許文龍與總統府顧問蓄意挑起族群情結與統獨對立。其實『台灣論』一書共有二百七十頁，其中許文龍氏有關「慰安婦」的談話只占二頁而已，可窺其故意斷章取義、小題大作、誤導民眾，人心惶惶。如果真的因為「慰安婦」問題挑起族群情結與統獨對立的話，其罪魁禍首是馮滬祥、謝啟大等統派政客與媒體，而不是許文龍先生與金美齡女士。憑心而論，請教這些人曾經何時關心過台灣的「慰安婦」問題，關心過台灣人舊日本兵的補償問題。 雖稍偏離本題，讓筆者順便在此介紹一下所知的關於台灣人舊日本兵的補償問題。遠在蔣介石政權與日本還有邦交的時期，日本政府曾經幾次要求與蔣政權交涉有關上述的補償問題，若當時蔣政權適時予與回應，應該能與日本人或其他被害的國家一樣，獲得合情、合理、合法的補償。蔣政權為什麼不及時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該補償問題，究其主要原因約有兩點。 （一） 戰後日本人在台灣留下龐大的資產（日產）均被國民黨擅自據為私有變成「黨產」，該「黨產」在清算補償時須被抵扣，這麼一來「黨產」務須交還給人民。 （二） 台灣人舊日本兵在大戰中算是蔣政權的敵軍也就是敵人，在情結上，蔣政權不情甘意願為台灣人爭取補償，討回公道。 現在三十歲以上的台灣人或許還記得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原住民中村輝夫（五十五歲，台灣名李光輝）於終戰三十年後，在印尼摩露泰島的原始林中被發現而救出。他是台灣人舊日本兵卻遭受日本的冷遇，輿論群起譴責。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日本的台獨聯盟召開緊急記者會，發表抗議聲明指出日本政府不給中村輝夫精神與肉體上的休養，迅速決定送還台灣，誠屬無人道的措施。並且明確表示以此問題為契機，今後將為全面解決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償問題，積極展開運動。 台獨聯盟在幕後主導成立「台灣舊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做為推行運動的母體。宮崎繁樹教授「明治大學前校長」被推選為首席代表，王育德教授被推選為秘書長。「思考會」除了對日本政府與國會請願及陳情，街頭連署活動外，於一九七六年八月，以鄧盛等為原告，自由人權協會的秋元英明為律師團長，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補償請求訴訟。而且為探討立法的途徑，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促使「台灣人舊日本兵補償問題等議員懇談會」由台灣出身的有馬元治眾議員擔任會長。 一九八二年二月，東京地方法院對補償請求下了駁回的判決。主要理由為舊日本兵已失去日本國籍，故須透過政府間的交涉始得解決問題。一九八五年八月，高等法維持一審的判決，駁回上訴。惟裁判長（庭長）在判決中異例附言「期待國政關與者克服外交上、財政上、法技術上的困難……以提高國際信譽而儘力」。 一九八七年九月，依據議員立法「關於對台灣人舊日本兵軍屬的戰死者遺族及重傷者與遺族的弔慰金支付法案」在日本國會通過而成立。「思考會」成立開始運動以來，整整消耗十三年，終於獲得一分成果。迄一九九一年年底，約二萬八千人，每人一律接受弔慰金二百萬日元的支付，因此日本政府總共付出五百六十億日元。但是，這只不過是弔慰金而非正式的補償，正式的補償需要依據國家間的交涉，因此只有等待台日建立邦交後始得實現。 以上提供我們台灣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即台灣人必須有自己的國家走入國際社會，始得確保台灣的國土，保障台灣人生命財產的安全。

錢鴻鈞 問題的提出與切入點 「台灣文學的正名與定位問題」素為學術界所喜探討。尤其對葉石濤所建構的台灣文學史與對葉石濤個人的台灣文學運動歷程，獲得很深入的瞭解。但是想要以過去學術論文，來瞭解鍾肇政個人的文學認同歷程，似乎有許多不足。尤其像「1960年代的台灣作家，自然的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樣的論斷，似乎無法套用在鍾肇政身上。拙文則認為，鍾肇政於1951年寫作開始就有「台灣文學」的概念。大致是1955年，他就瞭解到台灣文學的定位問題，及未來的屬性，認知到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是一個「可選擇與認同」的問題。而且「選擇」的結果也並不一定就「自然的」將台灣文學歸於中國文學的一環。至於台灣文學的起源，這類文學史的問題，相信他也有所瞭解。其詮釋當然也有其個人立場的。 對以上問題，本文提出「台灣文學的鄉愁」與「省籍意識」兩點來切入。「鄉愁」表達他一貫的堅持與追求「台灣文學」四個字，毫無鄉土、本土這樣替換的說法。「省籍意識」則幫助瞭解他在戒嚴下的所有文學宣示的內在意義。而這兩點，其彼此關係是密切的。鄉愁來自思慕，台灣人不能擁抱台灣文學，這不是很值得探討相關的台灣人的歷史與命運嗎？壓迫者如非統治者、外省人、中國正統意識論者，又還是誰呢？在本文關鍵詞彙中，充滿二元的對立性，希望在本文中，能清楚以這些對立性詞彙清楚的描繪出在1965年代鍾肇政內心深處的真正認同。 「鄉愁」的抒情字眼似乎很不合學術論文，不過正也表示此文要「證明」鍾肇政從來就認為台灣文學一直是獨立自主，是有困難的。反抗性是的確在其血液中，而不可能在戒嚴時期有明白的表達。這情況如同要證明他血液深處存有打倒國民黨的要素一樣不可能，沒有直接證據，何況他只是一個「純潔」的文學家。在無可「證明」之下，只能建築於研究者是否願意這樣去想。所以，本文也僅僅是幫助讀者能夠以這個角度去琢磨而已。 幫助的方法就是檢查其「省籍意識」。而很奇異的，對葉石濤也是可以由此得到相同的認識，這是另外一個台灣文學鄉愁者的典型。要進一步的釐清何謂「省籍意識」前，有必要事先說明，就如同若不透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則無法瞭解台灣的現代化一樣，這有避免語意上誤解成有感謝日本殖民政府之意。而省籍意識正是瞭解鍾肇政的意識上「選擇未來方向」的必要途徑，要先避免被誤解為他是一個狹隘的人。說他狹隘，毋寧說他是一個富有高尚情操的台灣人道主義者。 省籍意識的界定 省籍情結，在鍾肇政的認知上也就是反中國人、反祖國的情結，本質上與反帝國、反殖民、反迫害無異。就是說，省籍意識的界定，並非此字面上，因襲中國大陸各省所存在的地域問題而已。這是一個獨特的特殊的區域所產生的地域情結。雖然後來習慣稱「省籍情結」，不過恰就是1977年葉石濤所提出的「台灣意識」。也與1965年葉石濤所提出的「鄉土意識」有重大關聯。與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精神也是一脈相通的。就如同今日的說法「族群意識」，在鍾、葉一代人的理解來講，也只是省籍、台灣、鄉土以外，多一層閩客與原住民問題罷了。奇異的是，鍾肇政的作品，完全是沒有閩客與原住民的族群問題，換言之，只有本省外省衝突下所造成的意識。更進一步的講，今日鍾肇政的認定是已經沒有「外省人」，只有在台灣的華僑與後期移民的台灣人，與戰後祖國接收的中國人認定有些微差異。其使命感的志向與作為，與反抗的精神，應該都需以此根源來探討。 進一步說明，「外省人」指涉的對象原本就是取代對「祖國來的人」、「中國人」的說法，這樣的詞彙可說是模糊了「本省人反中國人」意識上的意義，成為「反外省人」也就是稱之為「省籍意識」。有如日本時代，出現「本島人」模糊了「台灣人」的說法。趣味的是，光復後的一段時間，內地人也就是日本人離開了台灣，中國人卻取代了日本人而被稱為內地人的講法，奇異的延續了殖民時期的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稱呼。在這「省籍意識」等名詞的取代的過程中，經過一段混亂的認知期，其結果往往也是被本省人接受而成為習慣用語，因為有著大家都是中國人的共識。只是很快的外省人又變成「豬」、張柯羅（又或音譯為清國奴）、支那人的認定，本省人又變回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這樣的說法，在二二八期間達到最高峰。而外省人看台灣人的過程中，也有不認為你是純正的中國人而是皇民，或者就單純的說你是台灣人，且認定有分離意識的不信任態度。 就像今天，我們發現，我們後輩已經有台獨意識了，我們常常就會說，台灣有很多老一輩的外省人其意識形態行為表現，根本就是中國人，與對岸中國人無異；或是有很多明明是信奉正統中國意識的台灣人，偽裝著進步的人道的左派階級思想，一付清高在上的做作，我們說他是假中國人。我們後輩原先對「省籍的對抗意識」，進一步認知為「反中國的意識」。 而那種「省籍衝突」在二二八的幾年間，在外省人那邊看來，也瀰漫著是因為台灣人受奴化教育太久，而在思想裡根本就仇恨中國。這種看法，不也有一種接近客觀層面的事實嗎？也因此更激起受「奴化」教育的台灣人，更加的對中國人激憤罷了。的確仇恨中國人，仇恨同族的「外省人」，或是欲洗淨自己骯髒的中國人血液，等等意識形態就是在此肇端了，這是一種民族的分裂。清朝割讓台灣，還可以自我安慰清朝是滿族人。那同樣是明朝的後裔，中國人更邪惡，整個國家人民像土匪，這又該怎麼想呢？或許也可以解釋，台灣人因為受「奴化」太久了，不再有民族意識，所以我不要做中國人了，或許還是做日本人好。或者有另外一種反省，漢族根本就是卑劣的族類呢？台灣人何去何從？我相信這種沈痛的反省，在鍾肇政內心中不知道浮現幾次。總之，鍾肇政並非民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政治運動者，他只是文學家，他希望的是擁有如歐洲那樣的、我們自己的、小而美的、民主的國家理想，甩脫建設強大中國的美夢。 鍾肇政便曾經抓住了「光復」與「降服」在1945年8月15日所產生的混亂的詞彙，將之表現在1962年的文學作品《流雲》。作品中清清楚楚的批判「光復節」在10月25日而非8月15日的荒謬，寫下「這豈不也是人類的類乎自欺欺人毛病的一種流露嗎？」。台灣人對這種質疑，其實很普遍存於戰後那一段日子。這點原本不算是鍾肇政的什麼創見的，也不是很明顯的講了什麼該「殺頭」的話，也不是涉及文學藝術的問題。但比起來，一、1989年才有歷史學者對此「光復節」意義的討論，二、而有關歷史文化的文本分析，在提及台北市政府辦理「終戰五十年落地生根」引發的「光復節」爭議，「自然的」忽略了《流雲》這本小說的存在，三、今日所謂精通後殖民論述的學者從未見及討論《濁流三部曲》後殖民問題。綜合三種情況，可說種種台灣的學術落後文學創作久矣，任何理論深度或許也不比這位作家表現出「脫殖民性」與拒絕「異化」的深刻性。鍾肇政在《濁流三部曲》暗藏著顛覆統治者的歷史性「書寫」，台灣人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流動性敘事手法，其細膩表現是空前的「文本」。亟待學術界探討作者的「書寫策略」與架構出適當的「閱讀策略」幫助讀者進一步閱讀。（另外，順道指出，不知道多少政治人物，從《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等文學作品，取得台灣歷史的奶水，政治人物在在誇口台灣需要人文教育、要建設成文化大國等等，筆者寡陋，卻極難聽過對台灣文學一點感恩之意，實在有違政治家風度。） 當鍾肇政在作品中，描述光復後不久的時代，「含著興奮的淚水，回歸祖國的懷抱」。台灣確實有一段歷史，在剛剛脫離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想著終於獨立自主了，許多人大夢初醒，我原來是中國人、支那人。他們有為建設新中國新台灣而拼命學習祖國語言的誠摯純潔的心。不過在經歷二二八後再講到「回歸祖國懷抱」，事實的經歷卻是祖國父母很快的痛宰強姦了台灣「同胞」一頓。這「祖國懷抱」變成了多麼的諷刺與可笑，經歷過這一段混亂的時代的台灣人，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的未來將寄託於何處呢？紅色中國？愛爾蘭模式？美國式獨立？聯合國託管？高度自治？還有那樣多弱小國家殖民地戰後都紛紛獨立的模式，尤其同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的兄弟國韓國也獨立了。在二二八那一段時光鍾肇政的血液也曾經沸騰過、內心的仇恨滾燙，後來就隨者局勢漸漸淡化，卻一直是暗暗伏流著，思想不斷在沈澱。 可以推論，鍾肇政可不就是一開始就認知目前在台灣老一輩的外省人其實就是支那人、張科羅、阿山嗎？而從事文學工作後，他也很快的領悟到，所謂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壇、自由中國文壇，不就是這些外來者霸佔者的文學與文壇嗎？所以「台灣文學就是台灣人的文學，毫不需要政治性意義」以及「《台灣人三部曲》毫沒有政治性意義」，我們便知道過往他實際是懂政治、但有潔癖謹守文學家本份。其作品中如果有獨立的意義，那也是讀者自行領悟，作品自然放送的。如同，今天雖然可高喊獨立的時代，他也不願意小說被改成《台灣國民三部曲》，他是文學家，是台灣文學的運動者。 （待續……）

就任駐日代表不到一年　突破封鎖讓李踏上日本張茂森◎自由時報駐日特派記者 前總統李登輝這次訪日的兩位「男配角」，一位是台灣運送機械公司董事長彭榮次，另一位則是我國駐日代表羅福全。 在推動李登輝到日本就醫的整個過程上，彭榮次所扮演是台前的角色，而羅福全則因官方的身份而站在幕後。 過去幾任駐日代表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把李登輝送到日本」，但都沒有成功，而羅福全上任不到一年就讓李登輝到日本心導管手術，這當然有台日中三邊關係發生變化的要素在內，但是不可否認的，羅福全駐日一年來所展現的「打破傳統」的外交手法也發生了相當的效果。 羅福全是八任駐日代表之中唯一「純血」的學者從政，他本身的履歷也非常突出，台大經濟系畢業後，在日本名門學校早稻田大學拿到經濟學碩士，最後在美國賓州大學拿到經濟博士學位，八四年到八九年擔任馬來西亞亞太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九○年任職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八二年至八三年在「世界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world）上榜，另一方面，他在台灣威權時代，也曾在「黑名單人名錄」上榜。 在政治活動上，六四年羅福全加入台獨聯盟，七八年就任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理事，八一年到八八年為美國「台灣公論報」發行人，八三年曾出席為美國國會參院外交委員會台灣前途聽證會的證人，現在仍然是台獨聯盟中央委員，他說，「我的個人政治信念與駐日代表是分開的」。 在羅福全被陳水扁政府任命為駐日代表以前，幾乎沒有人知道羅福全為何許人物，當然也不知道台灣還有這樣優秀的人才。 他在去年五月三十日上任以後，最大的一個動作是到美國大使館申請放棄美國籍，有人說他還有日本籍，這僅止於一種推測。 羅福全不喜歡駐日代表處每年花數千萬日幣在大飯店舉辦酒會，然後請一些政治家來說一些台灣喜歡聽的話，他希望今年能用隆重而莊嚴的音樂會取代，即將到來的五二○阿扁就職一周年紀念當天，駐日代表處已決定不在大飯店「大吃大喝」，而在代表官邸舉辦「阿扁一周年政績照片展」同時介紹台灣的飲茶文化，這種講求效益並且有實際意義的務實作風，其實也直接影響到李登輝訪日。 羅福全是嘉義富商羅章程之子，他的夫人毛清芬則出身於台南烏山頭的富裕家庭，現在也是獨盟中央委員，羅福全除了學術、外交方面以外，在繪畫上與書法上也有相當的造詣，當本報記者問他為李前總統訪日奔走有怎麼樣的感受時，羅福全在官邸的書齋當場寫下「台日論壇十二回、松本秋高群英會、萬山欲止三芝客、芭蕉幽徑可徘徊」，以表示他感受到日本去年十一月阻止李登輝出席第十二屆亞洲公開論壇的心情。

除了日本輿論一面倒支持李登輝外，也有一百多個議員公開簽署支持，這些現象都是空前的，甚至有一位九十幾歲的老奶奶看到李登輝來，還掉下眼淚。 李心怡◎新台灣新聞週刊記者 儘管李登輝已經順利完成「醫療之旅」，回到台灣，但日本政府在發簽證的過程中，卻曾一再地傳出協調不順的消息。究竟，這中間有什麼樣的影響因素？未來李登輝是否能再次訪日？ 以下是專訪內容 日、美政治運作不同 問：這次前總統李登輝終於順利到日本就醫，但過程中卻讓人覺得一波三折，您可不可以談一下這中間的轉折？ 答：一開始，因為是私人訪問，所以是由彭榮次董事長幫李登輝個人來申請。日本方面本來是說他們沒有受理，但在簽證申請的文件中，李前總統還有提出四月二十四日要見醫生，並附上醫生的信。所以，我們當天就對外發布了的確有申請的消息。 一波三折這個問題，有人說是中國的壓力，中國大使館也開記者會，說這不是醫病，而是有政治目的。但是，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就直接說，這不是外國能管的事情。 日本的政治型態跟美國不一樣，各派的意見，大家都要問清楚，所以時間上拖了比較長，這是因為，李登輝的簽證，外務省最後必須提報給森首相批。也因為政治層次比較高，所以過程中，當然有正反兩邊不同的意見。但是他們基本的態度是，一定要趕上四月二十四日，讓李登輝去見醫生。所以，雖然拖來拖去，他們還是趕上李登輝原來申請的時間。 另一方面，李登輝也是退休的國家元首，所以這次在日本，他也是受到退休元首的禮遇。日本決定發簽證後，他們也以接待退休元首的方式，安排了許多體遇，他從大阪到岡山就動員了上千人，還派了直升機維護整個行程的安全。表面上，是個人來看病，實際上，該有的禮遇，日本政府都有做到。 問：可是這中間是不是也曾傳說，日本不打算發出簽證？ 答：因為外務省裡面也有不同的意見，日本政界也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五、六位內閣閣員都是認為應該發，輿論支持後，看法比較保守的人，也慢慢改變看法。其實，日本政治是互相尊重對方的意見的，它一定要溝通，不能說森首相贊成就趕快把簽證發揮。因為日本也沒有拒絕的理由，所以它才會說沒有受理，來拖時間。 年輕議員還與中國理論 問：所以您是一直都認為，日本一定會發簽證嗎？ 答：我是看到，日本社會現在是輿論走在前面，有些政治家跟不上，而民眾的聲音都是贊成的。所以，這次對日本社會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年輕一輩的議員，也是走在前面。年輕的議員，起初有三十個人出來，後來六十個、九十個，最後有一百一十二位出來，簽署贊成李登輝到日本的文件。 這是空前的。外國元首、退休元首，都沒有人曾經造成這樣的力量。 問：在過程中，駐日代表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起先有些議員，會做種種的解釋，我們對於比較友好的議員，就去跟他們溝通，讓他們了解，這是一個醫療的行程，不是政治行程。而且他是私人申請，不是我們政府申請的。李登輝也自己召開記者會，講的很清楚。 所以，後來很多跟我們相當友好的議員，都站出來講話。有七位大臣，新的總理小泉也替我們講話。我們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只有交流協會，我們也透過後藤理事長，表達我們的立場。 問：就您的了解，有哪些人士，在這件事上面有幫上忙？ 答：日華懇談會有兩百七十位跨黨派的議員，裡面有很多位都在當大臣，有七位幫我們講話，像平沼赳夫、麻生太郎、鹽川正十郎等。還有一百一十二位年輕議員，他們還到中國大使館去跟中國理論。 許多在政界有影響力的人，都幫我們講話。首相森喜朗、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副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外相河野洋平、副大臣衛藤征士郎、外務次官川島裕等人，也幫了很多忙。 問：是不是有很多民間的人士、李登輝的朋友也幫了很多忙？ 答：很多人在報章上為了很多文章，支持李登輝來。這些人都是跟李登輝有個人的關係，像女作家上板冬子在李登輝回去的時候，她出版了一本書，寫李登輝的故事。很多敬重李登輝的日本學者，也都在報紙上寫文章，像東京外語大學的中島校長。 每天，日本的報紙上都有很多支持李登輝的文章。一方面，他們是贊成李登輝去；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日本應該要堅持自己國家主權的立場，這是最重要的。 台、日關係 邁入新境界 問：新的首相、外務大臣上任之後，未來，李登輝要再去日本，會不會有困難？ 答：我是很樂觀。這次內閣形象很好，很像我們陳總統的全民政府，所以有80%到85%的人民支持。小泉很注重日美關係，但是田中剛上任，很多發言比較謹慎。我想，未來李登輝再度到日本，也不是一個外務大臣就可以決定的，應該整個局勢是走向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有一個日本人寫信來，他九十二歲的奶奶，看到李登輝來，還留下眼淚。民意是這樣走，政治家是不能改變方向的。 問：未來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答：我上任之後，我就講了，今後的日美關係，關係到我們在日本活動的空間。日本一方面要幫忙中國經濟發展、使它門戶開放，一方面，也感覺到中國在擴充武器，他們援助中國，中國也不會道謝。 台日關係必須放在日美關係中思考。新的日美關係提升的話，新的台日關係，也會提升。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居住日本一久能感受日本媒體「真龜毛」，說好聽一點就是謹慎而不容易隨興起舞。就如霧社事件七十週年時，我曾寫一篇文章到日本的『朝日新聞』。編輯打越洋電話問我，是不是可以將文章中「總督府派遣的討伐隊，使用大炮、機關鎗、毒瓦斯等近代武器，剿滅反抗的賽德克族人…」的「毒瓦斯」改成催淚瓦斯，因為他尋找資料找不出討伐隊用過毒瓦斯。我從原住民的共同記憶──討伐隊的毒氣使皮膚糜爛的事實，以及日本陸軍科學研究所在兩年前開始生產毒瓦斯的客觀事實，反對編輯的說法。後來他提出使用折衷的「特殊瓦斯」一詞。我一方面驚訝於日本媒體謹慎的態度以及為保護自己國家歷史清譽的努力。 這一次看到日本全部媒體，和過去不一樣，不論左派、右派，大幅報導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訪問，內容又極親切好意，感到非常高興。一般日本人對六十年前侵略中國的戰爭，抱有深沈的內疚，所以當他們成為經濟大國之後，開始幫忙中國的建設。中國當政者知道日本人愧歉之情，於是遇事不得逞，就搖晃著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強行他們的所要。其實，五十年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也給與台灣人數不盡的創痛。只是台灣人不像中國人，願意挪開過去的怨恨，將那些歷史變換成人類共同的資產──不再犯過錯的借鏡。經過如此心靈上的掙扎後，台灣人希望和日本人能平起平坐地成為真實的朋友。日本人開始厭煩中國無底的索求，而對台灣人的寬弘表示敬意。 因著蔣介石錯誤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使台灣在外交上走著非常辛苦的路。這一次破冰之旅的成功，當然首應該歸功於李前總統的魅力，然而，我們得記住長久以來默默耕耘台日外交的許多老前輩。這次浮上台面的彭榮次是其中之一。楊基銓、蔡焜燦、許文龍、金美齡、黃昭堂、羅福全以及無數從心底喜歡日本，了解日本文化的台灣人，誠摯地希望台灣能與日本成為好鄰居。為了台灣的前途，花自己的錢和時間，無私心地招待代表日本的人物，如司馬遼太郎、石原慎太郎、阿川弘之、宮崎繁之等，在各界具有影響力的人更親近台灣。他們並非如統派的政客說的「受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而是從心底擔心著台灣的前途。 六十七、八歲以上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實在是台灣人的寶貝。一般說來，他們奉公守法，知道真正的禮義廉恥，視保衛台灣為己任。並且精通日語，能讀、能寫日文，有的甚至能詩。他們是台灣與日本民間外交的精兵，他們可以翻譯有關台灣歷史的日語資料，也可將台灣的作品翻譯到國外。學校教育要培養出一個能理解外語的人才，何等地困難。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好好地活用這些台灣人的寶貝。我們敬愛的李老總統抱病出擊，希冀拓展台灣的外交環境。我誠摯地希望台灣人的老前輩們效法他，為台灣再接再勵。

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前天我在「台灣史」的課上，和學生談到澎湖在歷史上與台灣的微妙關係。當澎湖早在元朝時，就被併入中華帝國的版圖，而台灣到了明朝時，還是中華帝國心目中的化外之地。但是，澎湖在歷史上，卻經常受台灣之累而遭殃，過去幾乎每一個外來統治者或外來勢力要進入台灣之前，都會先佔領澎湖——荷蘭人進入台灣之前，先佔領澎湖；鄭成功攻打台灣之前，也是先攻佔澎湖；日本人來接收台灣的時候，也派兵入澎湖。澎湖首當其衝，何其「衰」哉！ 有一個來自澎湖的同學憂心忡忡提一個問題問我：萬一中國北京當局要出兵攻打台灣的話，會不會也先攻佔澎湖？ 我把問題拋給全班同學討論，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見，不一而足。有人說，澎湖比台灣本島好攻，攻下澎湖，會使民心瓦解，所以還是有可能先攻澎湖；有人說，如果這樣，金馬地區的許多離島更好攻，一樣可以瓦解民心，所以可能會先攻金馬離島；也有人說，現代的武器與戰爭型態已經完全改觀，根本無須先佔領外島。 大家談不出一個結論，同學問我的看法，我半開玩笑回答說：「中國哪裡都不會先攻，他們會先攻佔的地方，應該是立法院。當呼應北京的『一個中國』的聲音充斥在立法院的時候，北京連出兵都不必要，台灣就自然投降了，所以中國一定會先攻佔台灣的立法院。」 這個玩笑其實是很嚴肅的。澎湖、金馬都不是台灣的最前線，台灣國家的最前線是在立法院，全體真正愛台灣的人，在年底選舉的時候，請一起來保衛立法院，千萬不要讓立法院被中國北京當局的馬前卒給攻佔了！

柳金財◎臺灣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候選人 本年二月二十二日，陳水扁總統在接見歐洲議會自由黨團暨社會黨團訪問團時延續其在元旦祝詞中所提到「政治統合論」，強調兩岸可從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信任、尋求永久和平與政治統合的新架構，不論是邦聯、聯邦、國協或歐盟模式都有值得借鏡之處。他特別指出，歐盟形成的歷史與統合模式一開始也是由經貿開始，在邁向政治統合。可見從兩岸經濟交流整合著眼來鬆解緊張的兩岸政治關係，應是臺灣新主政者的兩岸政策思維。不過據瞭解，日前美國智庫亞洲基金會在準備向布希政府提出的兩岸報告中就指出，美不應期望兩岸經濟互動必然會改善兩岸關係，雖然經濟整合有助於建立兩岸新架構，但也可能使臺灣更易受到大陸的經濟脅迫。 上述的評估觀點正好凸顯了今日臺灣大陸政策的機會與困境，恰是擺盪在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機會是循新自由主義的思維邏輯，兩岸經濟整合有可能產生一個令人不滿意但卻可接受的新架構；困境則是在現實主義思維的導引下兩岸經濟整合可能釀成臺灣無法承受的損害，包括對國家安全的危害與主權的喪失。 不管是兩岸「整合論」、「統合論」的提出，幾乎都獲得目前臺灣許多政黨、政治人物歡迎，例如國民黨主席連戰的「邦聯」構想、副主席蕭萬長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論」、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標榜的「歐盟模式」、前民進黨二位主席施明德的「大華國協」及林義雄倡議的「共同市場」、「關稅同盟」說，甚至陳水扁總統的「統合論」，都是有意整合「台灣主體意識」與「中華民族情感」兩大歷史脈絡；並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分階段依序發展兩岸合作基礎。事實上，以整合論模式來構思兩岸關係架構，長期以來，國內學界與政治工作者對此早有爭議。論者以為，這種整合模式其立意精神甚佳，唯帶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的迷思。 關於是否援引歐盟整合模式到兩岸架構設計的爭議，最早源自於民進黨內的兩大派系「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早期美系提出以移植「歐洲共同體」的整合經驗來設計兩岸關係的發展，但新系反對。其反對的論據主要為：首先，在「一國兩制」下，中共仍視臺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但參與共同體的各國必須皆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其次，歐洲國家間的政治、經濟條件近似，兩岸則差異太大。再者，整合須具有區域利益及安全誘因，但兩岸並無整合的利益。這種整合與其說是企圖從「建立一個經濟共同體，進而形成政治共同體」，毋寧說這只是各主權國家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利益、減少疆界紛爭所作努力。基本上，新系的看法表達了國際政治學上現實主義學派對於國家主權與安全的重視，不認為兩岸能藉單純的經貿關係就可以緩和政治對立的氛圍。 誠然歐盟的整合模式其理論基礎之一即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學派從經濟角度看待國際關係，認為整個世界終將成為單一市場、無國界市場。強調貿易為促進國際間和平的力量，自由市場對國際間的政治衝突具有良好影響。深信市場力量兼具良性、理性以及無可抗拒的力量，對不理性的「政治考量」格外感到無法容忍。長期而言，經濟力量必壓過政治力量，人類終將共組世界聯邦政府以便共同面臨經濟問題。 自由主義者相信貿易與經濟交流是兩岸和平關係的一個淵源，此乃因兩岸間的貿易以及擴大的相互依存關係的互惠互利，將有益於彼此間的合作關係。隨著互惠互利的紐帶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兩岸經濟將對兩岸政治關係施加溫和影響(Moderating Influence)，且對兩岸現狀(Status Quo)的維持提供保證。 國內不少有智之識主張，運用兩岸經濟依存來解決雙方的政治對抗，基本上呈現自由主義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觀點，因而贊成援引「歐洲共同體」模式於兩岸關係架構的設計，暫時擱置主權之爭議。其深信市場的力量將撼動政治關係的解凍，進而營造兩岸間的和平、安定的環境。然即使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自由主義觀點仍帶有侷限性、片面性的思維盲點。 首先，自由主義的觀點或可說明部份經驗現象，但經濟決定政治的推論則帶有「經濟決定論」的色彩。兩岸經貿整合雖滿足「中華民族主義」，卻可能傷害「台灣的主體性」；況且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絕非對稱的，儘管從絕對意義上說兩岸都可獲益，但「相對獲益」比「相互獲益」更重要。市場機制雖趨於聚集財富，卻在兩岸大小經濟實體間建立一種依附的或強權的政治關係。 其次，自由主義認定經貿交流是促成兩岸和平力量，該理論適用範圍是基於「國與國」關係。但兩岸定位是否為「國與國」的關係不無爭議，不論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陳水扁）、「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李登輝）、抑或是「準國際關係」（宋楚瑜），中共都一再宣稱中華民國已經死亡，在此種情況下，兩岸經貿交流為遂行國家統一的政策工具，絕非為單純的經濟客觀規律所能解釋。 論者以為，儘管在全球化大潮流下，國家主權雖受制約，但仍是國際關係的主體與經濟發展的工具。國際體系是國家所組合、而非市場組合，那麼經濟是需受政府制訂法律規範加以節制，兩岸經貿的專業化、分工和日益相互依存可能使臺灣國家主權喪失(The Los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單從理論來看，兩岸間的經濟整合可能使得雙方政治關係更具易傷性(Vulnerability)及脆弱性。換言之，以整合論方式來構思兩岸關係存有理論先天上的若干迷失。亞洲基金基金會的報告觀點正是突顯出在目前國內一再高喊揚棄「戒急用忍」、瀰漫「整合論」論述觀點的另類思維。

連根藤◎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台灣人的歷史認識隨時代而轉變。察其理由，台灣的歷史記載是隨統治者而變之故也。也就是台灣的歷史都是依統治者的史觀記載的。由台灣人自己的手所寫的台灣史，可說是李登輝政權之間才開始。今日的台灣史可說是以國中的歷史課本『認識台灣』為基準。但是該書是依過渡期的移民史觀而寫成，與台灣的歷史事實不符，理由是移民史觀主張台灣是移民國家、台灣人是中國移民的子孫、台灣人是漢人為主體之故也。 但是事實上台灣人並不是移民的子孫。一六二四年以後的三八年間，統治台南一角的荷蘭時代，台灣原住民約四○到五○萬，其中平埔族約三○萬人。荷蘭為了與江戶幕府在長崎貿易，從唐山引進男性勞工從事工作。根據近年的研究，部分唐山勞工與平埔族女性結婚生下來的子孫，即是今日的台灣人。古時台灣是瘴癘之國，霍亂、赤痢猖行，在那種嚴酷的生存環境下，只有原住民的母親生下來的兒子才能存活下來。平埔族的俗語說：「有台灣媽，無台灣公」，理由是部分台灣公放下妻子回唐山去了。台灣人只有第一代才有遺傳唐山公的漢人的血統，近年的DNA調查所得的結果是，平均的台灣人約含94%的原住民的血統。清國二一三年的殖民統治，以苛刻的稅制差別，強制將生番化為熟番；再將熟番漢化，以致平埔祖先被消滅殆盡！這些都有斑斑史料可查。由此可知台灣人不是以漢人為主體的移民的子孫，而是原住民和少數漢人的混血民族。因此，過渡期的漢人主體移民史觀應該改為本土史觀，重新導正台灣人的認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