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籍意識與鍾肇政的鄉愁(第一篇)

錢鴻鈞

問題的提出與切入點

「台灣文學的正名與定位問題」素為學術界所喜探討。尤其對葉石濤所建構的台灣文學史與對葉石濤個人的台灣文學運動歷程,獲得很深入的瞭解。但是想要以過去學術論文,來瞭解鍾肇政個人的文學認同歷程,似乎有許多不足。尤其像「1960年代的台灣作家,自然的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樣的論斷,似乎無法套用在鍾肇政身上。拙文則認為,鍾肇政於1951年寫作開始就有「台灣文學」的概念。大致是1955年,他就瞭解到台灣文學的定位問題,及未來的屬性,認知到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是一個「可選擇與認同」的問題。而且「選擇」的結果也並不一定就「自然的」將台灣文學歸於中國文學的一環。至於台灣文學的起源,這類文學史的問題,相信他也有所瞭解。其詮釋當然也有其個人立場的。

對以上問題,本文提出「台灣文學的鄉愁」與「省籍意識」兩點來切入。「鄉愁」表達他一貫的堅持與追求「台灣文學」四個字,毫無鄉土、本土這樣替換的說法。「省籍意識」則幫助瞭解他在戒嚴下的所有文學宣示的內在意義。而這兩點,其彼此關係是密切的。鄉愁來自思慕,台灣人不能擁抱台灣文學,這不是很值得探討相關的台灣人的歷史與命運嗎?壓迫者如非統治者、外省人、中國正統意識論者,又還是誰呢?在本文關鍵詞彙中,充滿二元的對立性,希望在本文中,能清楚以這些對立性詞彙清楚的描繪出在1965年代鍾肇政內心深處的真正認同。

「鄉愁」的抒情字眼似乎很不合學術論文,不過正也表示此文要「證明」鍾肇政從來就認為台灣文學一直是獨立自主,是有困難的。反抗性是的確在其血液中,而不可能在戒嚴時期有明白的表達。這情況如同要證明他血液深處存有打倒國民黨的要素一樣不可能,沒有直接證據,何況他只是一個「純潔」的文學家。在無可「證明」之下,只能建築於研究者是否願意這樣去想。所以,本文也僅僅是幫助讀者能夠以這個角度去琢磨而已。

幫助的方法就是檢查其「省籍意識」。而很奇異的,對葉石濤也是可以由此得到相同的認識,這是另外一個台灣文學鄉愁者的典型。要進一步的釐清何謂「省籍意識」前,有必要事先說明,就如同若不透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則無法瞭解台灣的現代化一樣,這有避免語意上誤解成有感謝日本殖民政府之意。而省籍意識正是瞭解鍾肇政的意識上「選擇未來方向」的必要途徑,要先避免被誤解為他是一個狹隘的人。說他狹隘,毋寧說他是一個富有高尚情操的台灣人道主義者。

省籍意識的界定

省籍情結,在鍾肇政的認知上也就是反中國人、反祖國的情結,本質上與反帝國、反殖民、反迫害無異。就是說,省籍意識的界定,並非此字面上,因襲中國大陸各省所存在的地域問題而已。這是一個獨特的特殊的區域所產生的地域情結。雖然後來習慣稱「省籍情結」,不過恰就是1977年葉石濤所提出的「台灣意識」。也與1965年葉石濤所提出的「鄉土意識」有重大關聯。與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精神也是一脈相通的。就如同今日的說法「族群意識」,在鍾、葉一代人的理解來講,也只是省籍、台灣、鄉土以外,多一層閩客與原住民問題罷了。奇異的是,鍾肇政的作品,完全是沒有閩客與原住民的族群問題,換言之,只有本省外省衝突下所造成的意識。更進一步的講,今日鍾肇政的認定是已經沒有「外省人」,只有在台灣的華僑與後期移民的台灣人,與戰後祖國接收的中國人認定有些微差異。其使命感的志向與作為,與反抗的精神,應該都需以此根源來探討。

進一步說明,「外省人」指涉的對象原本就是取代對「祖國來的人」、「中國人」的說法,這樣的詞彙可說是模糊了「本省人反中國人」意識上的意義,成為「反外省人」也就是稱之為「省籍意識」。有如日本時代,出現「本島人」模糊了「台灣人」的說法。趣味的是,光復後的一段時間,內地人也就是日本人離開了台灣,中國人卻取代了日本人而被稱為內地人的講法,奇異的延續了殖民時期的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稱呼。在這「省籍意識」等名詞的取代的過程中,經過一段混亂的認知期,其結果往往也是被本省人接受而成為習慣用語,因為有著大家都是中國人的共識。只是很快的外省人又變成「豬」、張柯羅(又或音譯為清國奴)、支那人的認定,本省人又變回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這樣的說法,在二二八期間達到最高峰。而外省人看台灣人的過程中,也有不認為你是純正的中國人而是皇民,或者就單純的說你是台灣人,且認定有分離意識的不信任態度。

就像今天,我們發現,我們後輩已經有台獨意識了,我們常常就會說,台灣有很多老一輩的外省人其意識形態行為表現,根本就是中國人,與對岸中國人無異;或是有很多明明是信奉正統中國意識的台灣人,偽裝著進步的人道的左派階級思想,一付清高在上的做作,我們說他是假中國人。我們後輩原先對「省籍的對抗意識」,進一步認知為「反中國的意識」。

而那種「省籍衝突」在二二八的幾年間,在外省人那邊看來,也瀰漫著是因為台灣人受奴化教育太久,而在思想裡根本就仇恨中國。這種看法,不也有一種接近客觀層面的事實嗎?也因此更激起受「奴化」教育的台灣人,更加的對中國人激憤罷了。的確仇恨中國人,仇恨同族的「外省人」,或是欲洗淨自己骯髒的中國人血液,等等意識形態就是在此肇端了,這是一種民族的分裂。清朝割讓台灣,還可以自我安慰清朝是滿族人。那同樣是明朝的後裔,中國人更邪惡,整個國家人民像土匪,這又該怎麼想呢?或許也可以解釋,台灣人因為受「奴化」太久了,不再有民族意識,所以我不要做中國人了,或許還是做日本人好。或者有另外一種反省,漢族根本就是卑劣的族類呢?台灣人何去何從?我相信這種沈痛的反省,在鍾肇政內心中不知道浮現幾次。總之,鍾肇政並非民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政治運動者,他只是文學家,他希望的是擁有如歐洲那樣的、我們自己的、小而美的、民主的國家理想,甩脫建設強大中國的美夢。

鍾肇政便曾經抓住了「光復」與「降服」在1945年8月15日所產生的混亂的詞彙,將之表現在1962年的文學作品《流雲》。作品中清清楚楚的批判「光復節」在10月25日而非8月15日的荒謬,寫下「這豈不也是人類的類乎自欺欺人毛病的一種流露嗎?」。台灣人對這種質疑,其實很普遍存於戰後那一段日子。這點原本不算是鍾肇政的什麼創見的,也不是很明顯的講了什麼該「殺頭」的話,也不是涉及文學藝術的問題。但比起來,一、1989年才有歷史學者對此「光復節」意義的討論,二、而有關歷史文化的文本分析,在提及台北市政府辦理「終戰五十年落地生根」引發的「光復節」爭議,「自然的」忽略了《流雲》這本小說的存在,三、今日所謂精通後殖民論述的學者從未見及討論《濁流三部曲》後殖民問題。綜合三種情況,可說種種台灣的學術落後文學創作久矣,任何理論深度或許也不比這位作家表現出「脫殖民性」與拒絕「異化」的深刻性。鍾肇政在《濁流三部曲》暗藏著顛覆統治者的歷史性「書寫」,台灣人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流動性敘事手法,其細膩表現是空前的「文本」。亟待學術界探討作者的「書寫策略」與架構出適當的「閱讀策略」幫助讀者進一步閱讀。(另外,順道指出,不知道多少政治人物,從《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等文學作品,取得台灣歷史的奶水,政治人物在在誇口台灣需要人文教育、要建設成文化大國等等,筆者寡陋,卻極難聽過對台灣文學一點感恩之意,實在有違政治家風度。)

當鍾肇政在作品中,描述光復後不久的時代,「含著興奮的淚水,回歸祖國的懷抱」。台灣確實有一段歷史,在剛剛脫離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想著終於獨立自主了,許多人大夢初醒,我原來是中國人、支那人。他們有為建設新中國新台灣而拼命學習祖國語言的誠摯純潔的心。不過在經歷二二八後再講到「回歸祖國懷抱」,事實的經歷卻是祖國父母很快的痛宰強姦了台灣「同胞」一頓。這「祖國懷抱」變成了多麼的諷刺與可笑,經歷過這一段混亂的時代的台灣人,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的未來將寄託於何處呢?紅色中國?愛爾蘭模式?美國式獨立?聯合國託管?高度自治?還有那樣多弱小國家殖民地戰後都紛紛獨立的模式,尤其同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的兄弟國韓國也獨立了。在二二八那一段時光鍾肇政的血液也曾經沸騰過、內心的仇恨滾燙,後來就隨者局勢漸漸淡化,卻一直是暗暗伏流著,思想不斷在沈澱。

可以推論,鍾肇政可不就是一開始就認知目前在台灣老一輩的外省人其實就是支那人、張科羅、阿山嗎?而從事文學工作後,他也很快的領悟到,所謂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壇、自由中國文壇,不就是這些外來者霸佔者的文學與文壇嗎?所以「台灣文學就是台灣人的文學,毫不需要政治性意義」以及「《台灣人三部曲》毫沒有政治性意義」,我們便知道過往他實際是懂政治、但有潔癖謹守文學家本份。其作品中如果有獨立的意義,那也是讀者自行領悟,作品自然放送的。如同,今天雖然可高喊獨立的時代,他也不願意小說被改成《台灣國民三部曲》,他是文學家,是台灣文學的運動者。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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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期

認同的歧路與族群沙文主義的復辟

反駁泛藍陣營的「正港台灣人論」 楊長鎮◎客家運動工作者 去年六月間,一封電子郵件在客家社團和文史工作者之間流傳,內容是東森新聞電子報報導國民黨蔡正元的談話,大意是,因為李登輝和陳水扁都是具有客家血統的「墺客」,所以他們都不是「正港台灣人」,而連戰因為具有正宗閩南人血統,所以才是「正港台灣人」。由於這則消息並未見報,經過一番討論,我們幾位當年(1988年)發起「還我客語運動」的老戰友決定不予理會,以免激化台灣的族群關係。去年八月四日的自由時報報導,蔡正元重申同樣的論調,並表示將在以後選戰策略中適時凸顯連戰「正港台灣人」的地位。顯然,蔡正元的族群論述已經不只是個人意見,而是國民黨正式的、可以三復斯言的選戰策略。扁連辯論中,阿扁針對這個重大的族群歧視問題要求連戰說明,可惜連戰對其發言人的說法未有任何澄清,在政治責任上我們不能不認為這等同於是默許。也因此,我認為客家人不能再沉默了! 戰後台灣由於二二八事件,和國民黨殖民統治所推動的中原正統主義的壓制,台灣社會在日據時期素樸的台灣漢人認同意識基礎上逐步成熟了「台灣人」意識。客籍台灣文學大家吳濁流、鍾肇政、李喬等在其大河小說中,刻畫了具有「抵抗的民族主義」意義的台灣人形象,這些成就放在整體台灣文學中都是突出而具開創性的。從客籍台灣文學大家為台灣人意識建構原型的事實中可以看到,台灣本土各族群在日據與戰後被殖民的共同歷史經驗中,是同步互動、合作地產生了與「日本人」、「中國人」認同相對的「台灣人」認同。也就是說,「在台灣的人」是不是「正港台灣人」,從來就和血統無關,更和單一種族的概念無關,「台灣人」意識是建基於反抗意識及共同歷史經驗之上的主體重建意識。簡言之,「台灣人」是「在台灣的人」不分族群共同反殖民歷史的產物。 在台灣人反抗外來統治的認同重建史上,並不是沒走過像這次國民黨一樣的認同歧路或族群沙文主義現象。二二八事件之後,受害的台灣人從祖國夢之中驚醒,基於反彈情緒對中國大陸來台人群謔稱為「阿山」。把女兒嫁給「阿山」曾經被部分台灣人認為是趨炎附勢的「背祖」行為。而像連戰這種基於中國背景而取得權勢地位的台灣人,則被譏為「半山」。很不幸地,被國民黨統治集團信任的所謂「半山」,曾經被視為台灣人中的出賣者或外來統治者的買辦。所以,我們必須謙卑地反省承認,在大中國殖民統治對立面初期產生的台灣人認同,也曾經混合著另一種反彈性的族群沙文主義、血統主義和排斥主義的精神暴力。 近十餘年來,台灣的主流族群論述已經從單純的反抗意識,走向更為開放多元的重建意識。許世楷教授〈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中「台灣四大族群」的提出,雖然被批評有簡化族群現象之嫌,但從論述提出的歷史脈絡和預設的對話對象來看,這個論述卻是台灣人意識從一元主義走向多元主義的分水嶺,也標誌著台灣人的反抗意識已深層化到對中華民族│帝國主義一元論述本質的反省與批判。感謝上帝,這種多元建構的台灣人認同,隨著近年民主選舉帶來的族群對立緊張和論辯對話過程,幾乎已成為人民普遍接受的新主流價值。台灣頭尾、大街小巷,「不分族群,只要認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的說法已是不分老幼朗朗皆能上口。台灣社會從一元論抵抗一元論、血統論抵抗血統論、正統論抵抗正統論的迍邅歷程中,艱困地發展出健康開放的新台灣人意識,放在全球反殖民和民主化的歷史大背景中來看,是多麼令人動容而偉大的人文景觀! 泛藍陣營對歷史的無知,他們粗暴的「正港台灣人論」,不但將台灣客家人排除於他們的「台灣人」定義之外,更企圖要把台灣從多元文化主義的新主流價值,倒轉向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的一元主義舊價值,台灣人民不能不謹慎戒懼於這種復辟主義!泛藍陣營也許不習慣向本土反對運動產生的新主流價值靠攏,也許他們選擇性地遺忘了當年李登輝高舉馬英九之手高呼「新台灣人萬歲」的畫面,但泛藍陣營請小心,你們意圖打擊具有詔安客家血統的李登輝、陳水扁的同時,正宣告了與全體客家台灣人和採取多元文化主義立場的所有台灣人為敵!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4年2月25日的「自由廣場」版。
第 34 期

本土化應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價值反思之上

彭鑫◎客家運動者 陳茂雄先生在自由時報的專欄是我不願錯過的精神食糧之一,但陳先生於9月28日發表的文章卻讓我必須嚴正的指出,他在族群關係課題的反思深度和歷史認知程度都是嚴重不足的。 陳先生主要立論是批判客家人與外來統治者結合,這樣的批判大抵符合某些福佬族群菁英份子長期以來的主流觀點,就像過去關於客家「義民」信仰的福佬解讀一樣,雖然這種觀點過去多半留在心理不願提起。這種長期積非成是的成見完全欠缺歷史事實基礎,否則何以解釋台灣人抗日行動中客家與福佬幾可平分秋色的英勇表現!而台灣戰後包括社會運動在內的廣義反對運動中,我們也將難以解釋何以客家人的表現遠超出其占台灣人口比例;至於「義民」歷史,稍有做點歷史功課的人應該知道,義民的成分跨越漳、泉、粵和平埔,而引發義民反抗的林爽文其實是福建客籍的平和人。 台灣客家人從不認為自己不是台灣人,也從不認為自己的母語不是台灣話。如眾所週知,客籍作家吳濁流、鐘理和、鐘肇政、李喬等人的作品,在各族群關於台灣人意識具有文化自覺意義建構的工作中,佔有無可質疑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說,台灣人認同和台灣本土主流文化是閩客共同成長的歷史所創造的。也因此,我認為陳教授這篇反射動作式的文章,除了欠缺歷史常識和造成親痛仇快、激化族群關係以外,很難讓人理解還有什麼積極意義。 關於國家考試出現閩南語考題,客籍知識份子如徐正光、李永熾、李喬、曾貴海、吳錦發等人,這幾天在各媒體出現的言論,都有超出單一族群立場和反射動作層次的反省深度。基本上,他們都從台灣本土化、去殖民文化運動的多元化觀點,將這次的爭議或爭論方向導向更根本的課題:台灣本土語言共同受難的歷史問題;從而將這次事件界定為一次族群關係的成長與學習場域。這些客籍的公共知識份子 (public intellectual),對這次國家考試的命題方式保留了理解和體諒的空間,其動機正是基於對台灣人民共同命運的終極關懷。如果這樣的胸襟得不到多數族群的回應,無法讓族群關係有更多共同的反思與成長,豈能不說是對歷史契機的無感、無知與浪費? 泛藍政客將這次國家考試議題導向閩客衝突,除了趁勢將扁政府的客家政策成績一筆抹煞,更企圖藉此進一步強化和擴大殖民政權的反本土政治價值,因此,這是一次具有高度戰略性的政治作戰,而任何一個族群知識份子如果急著在情緒上頭發表欠缺思考反省深度的言論,就可能助長了泛藍的策略效應,中了對台灣本土族群認同的分化離間之計。 台灣過去的族群關係歷史上,基本上是多數者壓迫少數者,強勢者欺壓弱勢者。在台灣人民共同努力下,少數強勢的統治歷史已逐漸淡出 (fade out)。而今,少數族群所憂慮的是,是否會有新的單一族群文化霸權淡入 (fade in)?如果台灣本土化的進程不能以深刻的多元化價值為基礎,只會使少數族群懷疑為何要投入本土化的歷史工程! 此次國家考試牽涉族群應考者權益問題本身並不那麼重要,其中有以閩南語發音及符應客家傳統文化的考題,如補破網、食茶;所以問題重點在於這次事件已經被泛藍成功塑造成為一種族群政治的象徵。因此,作為社會輿論主體的各族群知識份子,就應有更高度的自我批判和反思,而不是隨口水戰起舞,憑白坐實「福佬沙文主義」的指控。如果台灣各相對強勢和優勢的族群,在族群關係課題上對較自己弱勢或少數的族群(例如原住民族),不能有更高度的同理心,並對多元文化主義有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而導致台灣的本土化成為新族群文化霸權的爭奪戰,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憂心,台灣人去殖民的文化主體重建工作將成為另一場苦難的開始!當然,另一方面,客籍同胞也應回頭看看歷史,那個蹂躪踐踏客家語言的歷史主角究竟是哪個政權!
第 34 期

客家人的台灣認同危機

邱垂亮◎中華民國總統府顧問 台灣之子、也是客家之子的阿扁總統,日前在新竹義民廟「總統神豬」風波中宣佈,客家傳統一百多年歷史使用神豬祭拜,並非任何團體所能污辱。他並指出,對阿扁個人可以有意見,但絕不能侮辱「我們客家文化」,把客家文化污名化。阿扁的神豬不僅得罪很多「政治正確」的社團,還落泛藍陣營口實,被批得一無是處。但無疑的,阿扁這次力挺客家文化頗獲客家族群認同、喝采。不過,明年總統大選,有沒有客家票,我還是持質疑態度。 作為台灣苗栗客家人,我和作家李喬一樣,大力支持、推動台灣自由民主化,因此積極參與、支持黨外運動和民進黨對抗國民黨的政治活動。2000年的總統選舉,阿扁選勝,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是我們畢生最難忘、最感驕傲的歷史大事。但桃竹苗客家票的大量流入統派泛藍陣營,客家人對本土派台灣主體認同的阿扁和泛綠陣營的消極、抗拒態度,讓我們耿耿於懷,深深不解。 2004年大選迫近,雖然阿扁非常努力實現諾言,成立客家電視台,在苗栗、新竹建立客家學院,鼓勵發揚客家文化,但我們的感覺是,桃竹苗客家人依然無動於衷,阿扁的選票仍看不到。客家人的保守、硬頸、講忠義、心懷中原的文化心態,是一原因;和外省的「新台灣人」一樣,在台灣屬少數族群,有作客心理,對河洛人多數的恐懼、敵意(過去曾被欺負),因而願與「新台灣人」策略聯盟,對付多數河洛人,是另一因素。 民進黨成立,很多客家人認為它是河洛人政黨,因為在其活動中常用河洛話,很多客家人,尤其是苗栗客家人,聽得莫宰羊,感到被漠視、歧視,無法認同、融入。當然這不完全公平,民進黨建黨元老有許信良、張德銘、邱連輝,後有葉菊蘭、范振宗、林光華等加入,更有客家大老鍾肇政、李喬等力挺;但明顯的,民進黨成立十七年來,絕大多數客家人一直不認同、不支持、不參與。 許信良脫離民進黨,權力鬥爭是原因一。大肆主張、推動「大膽西進」政策,彰顯的大中國情結,與民進黨「台獨綱領」背道而馳,為原因二。許信良、范振宗、吳伯雄(那位選省長選到只剩阿里山也要選的客家大老)等對台灣主體、台獨主張不認同的統派情結,在桃竹苗的客家族群中是主流思維和心向。此現實,很多台灣客家人不願面對、認知、承認,乃屬隱性心理因素,但實質存在並深切影響政治、社會行為,則毋庸置疑。 這就是台灣客家人的分裂、分散、不團結、無法融入台灣主體、認同台灣獨立、不支持阿扁和阿輝伯(雖然都是客家人)的泛綠陣營,而成為連宋泛藍鐵票族群的主要原因。客家人不破此大中國的中原夢幻,放棄客家人到處逃難的歷史過客心態,不認同台灣國家主權獨立,不認清專制中國絕非台灣前途所在,及中國武力威脅嚴峻存在,而和佔台灣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河洛人融合團結起來,建構生命共同體,立足生根台灣,為自由民主台灣打拚、賣命,將永遠是被排除在主流社會的客人,不是台灣民主政治真正當家作主的主人,那一定是台灣客家人的宿命悲劇。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所以我嚴厲批判台灣的客家人。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3年8月20日的「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