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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彥邦 公元2004年11月中旬，就在「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孫文(1866-1925)139歲生日的當天，所謂「誰是國父」、「國父是外國人」等的爭議，繼考試委員林玉体提倡「本國史地就是臺灣史地」、阿扁總統的「中國不是本國」論述、教育部長杜正勝宣布「高中歷史課程要還原臺灣史應有的地位和份量」之後，又被在臺的中國法統勢力集團乘隙炒作成攻擊「臺灣認同暨建國運動」的利器，再度鬧得滿城風雨。 其實，早在同年4月19日，《台灣日報》第8版「名家論壇」曾刊登一篇名為〈政治是算術也是藝術，欠感性與理性則無格〉的文章，姑且不論內容如何，其開場白就寫著「孫逸仙博士當年……」幾個字，頓時，一個存疑多年的老問題再度浮現於筆者腦海中：加諸在孫文名字前頭這個「Dr.」，到底是說他有「醫學博士」的頭銜(M.D., Medicinae Doctor ‘Doctor of Medicine’)？還是指他全心投入革命前所從事醫職的稱呼(醫生 medical man)？ 於是乎，不由得也想起2001年年底曾閱讀過旅日臺籍作家黃文雄所著《國父與阿Q》，書中寫道：「『國父孫中山先生』是臺灣對孫文的尊稱。但孫文到底從何時開始被尊稱為國父，一般人並不清楚。……當孫文以肝疾病卒北京之時，日本評論界已常見『支那革命之父』的稱呼。中國國民黨決定以孫文當『國父』，是1940年4月由重慶的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國民如此稱呼的，目的是為了對抗新成立的汪精衛南京政府。可是孫文到底自何時起成為『國父』，至今尚未見過學者考據的專著或論文，無法追根究底，甚為遺憾。」令人忍不住好奇，亟欲一窺究竟。 為此，筆者曾埋首於臺大圖書館，前後翻閱了近二十本以堪稱友善的態度來談論孫文生平事蹟的館藏，約略歸納出一個歷史輪廓──孫文於1892年年中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畢業後曾先後於澳門、廣州開設藥局兼懸壺(1892-1894)，但終因行醫資格不為英、葡殖民當局所承認而難以為繼。至於孫文的學歷問題則有若干不同的說法，僅僅在羅香林的《國父之大學時代》一書中就有學士說、碩士說，以及博士說三說並存。說法為何如此莫衷一是，究竟何者為真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頗值得深入探討。 在深入探查的過程中，筆者無意間還發現到一本不甚起眼的舊書，書名為《孫中山傳》，作者海法特(H. Herrfahrdt)是西德瑪爾堡(Marburg)大學「遠東各國政治學」教授。作者在該書「家庭與教育(1866-1892)」一章中，對孫文習醫經過也略有描述：「……於1884年進入香港書院(Queen College)，……後來他認識了一位美籍教會醫生克爾博士(Dr. Keer)，此人在廣東主持一個醫院，……孫中山在克爾博士那裡學醫一年以後，他又回到香港，因為那裡新設立一個醫學院，這個醫學院由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主持，……在香港，孫中山為第一個考授醫學博士的人(1892)，在考博士的頭一年他的哲嗣孫科出生(1891)，……」。不過，時間同樣是1892年，羅香林、Herrfahrdt二人對於孫文究竟取得哪一種學歷，看法似乎並不完全一致。 試問，孫文若只是一位執業醫師(doctor or medical practitioner)而非擁有博士學歷(degree of doctor)者，也未聞曾獲頒榮譽博士學位，何以中國國民黨人硬是要尊稱其為「孫逸仙博士」(Dr. Sun Yat-sen)？反之，果真獲有「醫學博士」學位，何以只修業五年且又同時出現有「學士」、「碩士」及「博士」三種迥異的版本？ 儘管羅香林曾於前揭書中以「惟西醫書院，至民國2年，香港大學成立，即被歸併，經過事蹟，原乏專書記錄。而自國父辭世後，請訓無由，此書院之性質與程度如何？ 國父在書院專治何學？……皆以資料缺乏，無能載述。即書院名稱，與國父在書院之時期，亦多未能為確實表白，如民國21年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編《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關於 國父在西醫書院事蹟，即以當時未得直接資料，未為精審記述。」為由試圖一語帶過，掩人耳目。筆者以為要扒梳出真相其實不難，只要能找出當年歐陸地區相同性質及位階的學校，比對渠等對該三種學位名稱的界定、修業內容年限與取得方式，即可一目瞭然，故筆者之問當屬合理的懷疑。 究竟是時空環境的緣故，對於學歷名稱的界定、使用乃至學位取得方式古今有別？還是又不外乎中國國民黨慣用「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手法──誠如黃文雄對「國父孫中山先生」一詞的看法，純屬一造神行徑，意在爭奪政權(先捧高孫文的身份與地位，再藉由攀附以自抬身價並辯稱是法統繼承者)的託辭，而與蔣介石的五星上將傳奇如出一轍？實為一富饒趣味的議題，唯筆者才疏學淺，僅能提出疑問，其餘則有賴熟悉19世紀末歐洲醫學教育制度者、專治晚清及近代中國醫學教育史或政治史的方家惠予協助解開謎底。 只不過是一項單純的學位稱呼竟能招惹來如此疑竇，到底是古人行事態度不若今日學術研究那般嚴謹所致？還是中國國民黨人有意的安排？令人費解。或許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就如2004年4月初，中國國民黨及親民黨結盟角逐臺灣總統及副總統選舉的候選人連戰和宋楚瑜兩人，選後不敢面對落敗的事實，反而硬以「對手作票」、「選舉不公」為由，聚眾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抗議滋事，並聲稱陳水扁與呂秀蓮的當選不算數，且接受許信良者流無厘頭似的「加冕」（許氏厚顏自詡代表臺灣人民宣布連、宋兩人當選）來自我慰藉一番。類此嚴重違反民主、法治、公義等普世價值的負面作為，儼然是一齣廿一世紀版的「國王的新衣」荒唐劇！更是中華「醬缸文化」中，虛偽、狡詐、造假、耍賴、和稀泥、寡廉鮮恥等本質或所謂「阿Q性格」又一次極致的展現！

李欣芳 《自由時報》記者 「台灣人民要覺醒！」鑑於軍購案在國會遭泛藍杯葛，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黃昭堂再也按捺不住如是說。 為抗議國會亂象，力挺軍購案，近幾年來在台灣本土運動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黃昭堂，這次決定「撩落去」，號召民眾參加「九二五手護台灣大遊行」，宣示保衛家園的決心。 黃昭堂所屬的手護台灣大聯盟由百餘本土社團組成，平時積極推動台灣正名與制憲運動，除肩負台灣建國的重任外，還要協調各社團的事務，他的角色因此深受聯盟總召李登輝倚重，儘管平日繁忙，他看起來總是氣定神閒，行事從容不迫，且談吐幽默。 一九九二年，名列黑名單的黃昭堂終於獲得解禁，自日本返台，回到他闊別三十四年的故鄉，民進黨的李俊毅在台南縣四處宣傳黃昭堂要在家鄉演講，由於台灣社會選舉掛帥，好奇的民眾不解地問：「演講人要選什麼？」 但黃昭堂回台後從未想過參選任何公職，民眾因此又問：「不參選，那為何要演講？」黃昭堂則四兩撥千斤地說：「我是來替你收驚的，中國不會攻台，不要怕！」 長期做為體制外的運動者，黃昭堂選擇將一生奉獻給台獨運動，他說：「台獨運動是我的天職」。 黃昭堂回憶，一九五○年代他就讀台大時期與同學討論台灣前途，即認為只有台獨才是台灣將來的唯一出路，但造化弄人，一九五八年他赴日留學深造，卻只因為文發表台獨言論，參加遊行，就被國民黨政府羅織黑名單，還被情治單位列舉叛亂份子、恐怖份子、暴力份子等三大「罪狀」。 儘管理念堅定，黃昭堂其實是務實的台獨主義者，他坦言「我的思想激進，但作風溫和」。 平日行事不冒進，做為一位和藹的革命長者，黃昭堂的作風沈穩，這也使他在本土運動圈輩份甚高，如今，他再度連任台獨聯盟主席，應是實至名歸。 本土社團成員稱黃昭堂是個「和事老」，近半年來，他又身兼修補扁李關係的重要任務。 今年五月任務型國代選舉時，扁李兩人激烈隔空交火，讓黃深感憂心，選後他居扁李之間傳話、協調，默默地企圖修補兩人關係。被詢及為何充當魯仲連，他說：「扁李兩人和好，才是台灣之福！」 儘管扁李關係迄今仍未完全解凍，但積極穿梭、協調的黃昭堂確實用心良苦。 面對中國不放棄攻打台灣，軍購案卻遲遲無法過關，讓長期研究國際政治與區域安全的黃昭堂甚感憂心。他表示，台灣要和平，中國卻揚言打仗，不排除武力攻台，對岸不斷加強軍事力量，兵力又多，我們總不能赤手空拳實踐和平吧！ 黃昭堂強調，台灣要自我防衛，靠國軍的保護，應該給國軍一流的武器，總不能用三流武器對抗軍人數目眾多的中國，不給國軍最現代化的武器，要如何防衛台灣？面對九二五大遊行，黃昭堂登高一呼，期盼藉遊行教育、宣導台灣民眾要重視國防，同時也讓國際社會了解，台灣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 當前的國會亂象頻仍，黃昭堂解讀這個亂象，別有一番見解，認為在野立委的亂象正是台灣的亂象，因為泛藍立委也是人民投票選出來的。 在黃昭堂眼中，國會的爭論不是來自族群問題，而是台灣派與中國派的對立，值此紛亂時刻，台灣人的覺醒，因此顯得格外重要。 本文原载《自由時報》，2005年9月25日。

屈慧麗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考古遺址是一座保存沒有文字記載以前人類生活情形的資料庫，考古學家經過田野調查與發掘，將遺物帶到實驗室內的整理、分類和研究，就可以推論和解釋這些資料所顯現當時人的文化與行為。真實的古物是最珍貴的，學者的責任是為古物發聲，向沉默的社會大眾說話。 經由琳瑯滿目出土的遺物，比較相關地區古物的製作技術與過程，進而解釋這些器物的由來。串聯過去與現在的關係，透過保留具有代表性的遺址讓人眼見為憑、印象深刻，近一步探討過去和現在社會的連續性。遺址是大眾的文化資產，適當的發揮其功能，可以使居住地的歷史更生動、有趣，甚至擴大社區人們對地方的感情。 遺址是需要大家的愛護才能保留下來的，現在到處都在開路和蓋房子，每天都可能有遺址被破壞，遺址一旦被毀掉，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以前住在台中盆地的人是誰？他們怎麼生活的？「小來」是惠來遺址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出現的第一座墓葬，其身高約99㎝，乳齒已長齊，推測其年齡應在6歲以下。小來葬姿為俯身，臉偏左側，雙手置於背後，腿部伸直朝南。陪葬品包括12粒魚脊椎骨珠串，以及1塊磨製石器。 科博館為「失落史前惠來人」舉辦特展活動時，請觀眾為台中市最資深的小市民命名，反應空前的熱烈，其中「小來」是票選最多的名字。推想觀眾是取「惠來里」的「來」字，事實上惠來是200多年前廣東潮州府惠來縣移民所落居之部落。小來的年代是美國貝它實驗室所做的碳十四測年1210±40（BETA－ 181395），亦即在距今一千三百多年，漢人還沒來之前，小來就和他的父母、親戚住在這台中目前地價最高的七期重劃區。 「小來」出土時透過媒體的報導，目前定居埔里拍瀑拉族張麗盆女士在文史工作者白棟樑先生陪同下來到遺址現場，表示平埔族群埋葬行為中有把手放到背後的習俗。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小來」與大甲、清水、沙鹿番仔園時期出土的墓葬一樣，都具有俯身埋葬的文化習俗。不過這群人到底是誰？他們從哪裡來？仍在考證當中，目前知道他們是生活在距今2000至400年前活躍在中台灣的原住民。 一千多年前，小來的生活環境是什麼樣子？在惠來里144號抵費地考古挖掘出土的動物標本，經科博館動物學者陳彥君鑑定出來有鳥、羊、兔、鹿、羌、野豬、狗獾、食蟹獴等，其中狗獾是目前台灣已絕跡的鼬科動物，這種頭頂有著一撮黑白相間美麗的毛的動物，在南台灣嘉義魚寮遺址、中台灣沙鹿鎮鹿寮遺址均有出現，是當時獵人的重要目標，後來是否因為過度捕殺而絕跡有待研究。狗獾之外還有食蟹獴，食蟹獴愛吃水中的螃蟹，有其出現的地方，顯示小來居住的地方離筏子溪流不遠。 植物方面也顯示史前台灣生物的多樣性，臺灣雲杉是個重要的發現，因為雲杉是生長在兩千公尺高海拔的植物，也是目前台中盆地沒有的，此外從文化層土壤中篩洗出的種子有圓果青剛櫟、碳化稻米、台灣楝樹、梅子等。碳化稻米數量不少顯示小來的親戚會種梗稻（中興大學鄧資新教授鑑定），是一種煮熟時略帶黏性的蓬萊米（Oryza sativa Japonica），溪流旁有密林，羌、兔穿梭間，爸爸、叔叔在台中盆地與大肚台地間捕獲獵物給孩子補充動物性蛋白質，偶而抓到野豬、鹿時更是可以享用大餐呢。此外也會採集石櫟、梅子換換口味，媽媽冬天時縫製鹿皮衣給小來禦寒，生活在那個污染不多的年代是不是有點幸福呢？ 這幾年來隨著經濟的起飛，物質建設大有斬獲，然而隨著建設而帶來的破壞卻很少評估過，有的遺址在下一代還沒來得及認識前就摧毀了。惠民段144號抵費地在市府支持下，已進行三年的考古挖掘，其中十九座墓葬的出土數度引起媒體的關注。不過正如台灣各處飽受開發威脅的遺址，惠來遺址似乎也難逃出搶救的命運，亦即考古工作人員在土地被銷售之前，必須與時間賽跑。 事實上威尼斯憲章中對國際古蹟保護和修復有明文規定，「遺址必須予以保存，並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永久的保存和保護其所發現的物品」，因為這些埋藏文化財是屬於我們人類全體的。至於遺址呈現的方式，二十世紀七○年代即隨著地方生態博物館的興起，遺址公園在歐美受到國際文化資產保護和博物館界的普遍關注。相繼在拉丁美、非和亞洲等地蓬勃發展起來，迄今世界各地已有三百多處，它們在文化遺產維護和觀光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大家到英國、日本旅遊時處處可見刻意保留的史蹟公園及遺址，裡面有考古挖掘區、出土文物展示區、步道參觀區、現象復原區、教學區等。各鄉鎮文化單位經營的就是當地的史蹟與文化教育場所，讓居民散步其間時將生活經驗與歷史感自然的結合，進而衍生出愛護居住地的情懷。 「就地保存」和遺物「真實」的呈現，使得遺址博物館成為保護和利用文化遺產的一種新模式。它在承繼傳統博物館理念及方法的基礎上，賦予博物館在文化遺產保護和活化利用一種全新的方向，進而拓展了保護和利用方面的功能和範圍。我們深信緊握值得保存的根基，「擁有」並「經營」多元的文化傳統，未來才能站得越穩並展延出寬闊的遠景。 一個城市的考古遺址可以型塑這個都市的獨特性，成為當地史前文化的活教材。其實都市發展與遺址互生、共榮的實例在國外的作法有許多，只要專業團隊用心規劃設計。一千多年前小來和他的親戚居住在台中，若能將惠來遺址出土的資料適當的經營、規劃可以達到發展、尋根雙贏。它將會讓民眾對整個城市的文化有更久遠的體認，是大眾考古活生生的教材，也可以讓外國觀光客對台中歷史刮目相看，成為我們的驕傲。 文化資產可以是一個讓大家正確的認識史前史與滿足對考古好奇心的文化資源。層層相疊的陶罐埋藏著史前人的故事，百姓在遺址被破壞之前應有機會瞭解。每次站在認定工期就是金錢的七期重劃區業主面前，覺得說明為什麼要保護古物很無奈，因為多數人認為保護這些文化資產比不上眼前的利益重要。因此雖然一直強調城市歷史可與商業發展並存，提升文化觀光與吸引參觀人潮的商機，但如何讓民意代表、市民和商人願意投資可真是有點困難。 目前小學六年級有「鄉土教學」課程，孩子一天天長大，針對遺址的保護或許會期待大人作決策時考慮他們的需要。到底選擇哪個方式比較好？遺址土地被私人業主開發時，可不可以讓它在被怪手破壞之前事前防禦？是否市府標售七期重劃區抵費地立法提撥百分之一作為文化事業用途？是否透過建築容積率移轉取得144號土地作為遺址公園？進而規劃一個讓市民在住家附近就可以看到具有「原地、真實性」的歷史教室，如果寸土寸金的東京、大阪能，我們的城市為甚麼不能呢？ * 本文轉載自《台中市惠來遺址區一四四號抵費地遺址保存座談會學者意見書及座談會共識結論》會議手冊。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講師 上週五，帶輔大校園媒體記者進新聞局，專訪剛當局長不久的校友姚文智。當時是中午，姚文智剛開完會，招待我們在局長室吃便當，邊吃邊聊。學生記者問他大學生活、政治生涯和改革計畫，他有問必答，坦率幽默，不時逗得學生發笑。當學生問他：「對學弟妹有何期許」，他更是俏皮地答道：「我期許你們要獨立思考，不要期待別人的期許」。 我在旁作陪，聽他們對話，思緒常跟著飄回大學時代，重新看到那個愛打籃球、愛交朋友、愛上街頭、愛談文化的老同學姚文智。 姚文智，原本唸東吳企管系，當過籃球校隊，在我大二時轉學進輔大大傳系新聞組（現在的新聞傳播系），成為我的同學。他個性爽朗、瀟灑浪漫，很快就和同學打成一片。我會和他變熟，則是因為政治。 當時是一九八五年，黨外組黨浪潮風起雲湧、遊行示威此起彼落，他和我因為較早接觸黨外雜誌，不能忍受媒體的新聞封鎖和學校的黨化教育，因此常交流禁書，相約去聽黨外演講、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比我積極、勇敢，幾乎無役不與，有一年五一九遊行，還被鎮暴警察圍困在國父紀念館整整一天，嚐過被噴水柱的滋味。 當時，我們不再相信從小讀到大的歷史教科書，急切著想要重建一套歷史知識和政治觀點。我們讀禁書、聽演講，也找老師討論。大三時，台灣第一位留德傳播博士翁秀琪老師擔任我們導師，她治學嚴謹、思想開放，姚文智和我最愛纏著她問東問西，有時，翁老師急著回家接小孩，就叫我們上她的車，一路從輔大聊到天母。 大四，學運蜂起，姚文智不是核心份子，但參與地下刊物的創辦。輔大早在我大一時就發生校刊《輔大新聞》遭查封事件，輔新成員隨即轉入地下，出版《改造》抗爭，成為台灣八○年代最早的學生地下刊物；大四，台大《自由之愛》、政大《野火》相繼出現，輔大學運青年再度集結，籌辦《野聲》。這份《野聲》的打字印刷工作，就由姚文智洽請親戚幫忙。我還記得，某個下午，參與籌辦《野聲》的學弟找我們到文友樓中庭樓梯上，一邊低聲討論此事，一邊留意有沒有人偷聽。 大學畢業後，我進《自由時報》當編輯，他先在《太平洋日報》當社會新聞記者，一年後考進政大政治研究所，並轉到《自由時報》當體育記者，成了我的同事。後來，他為了兼顧學業，轉任地方中心核稿，過著半工半讀的日子。一九九一年，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因為報導新聞得罪老闆的朋友，慘遭開除，民生報記者江澤予參與跨報社連署聲援徐瑞希行動，也遭開除，姚文智不僅聲援他們，還出錢出力幫他們打官司、討公道。 一九九五年前後，姚文智拿到碩士學位，隨即離開報社，轉任謝長廷助理，開始政治生涯。當時，他拿的薪水只有報社一半，工作量卻倍增，從草擬質詢稿到寫輓聯、提皮箱都得一手包辦，但他甘之如飴。 他當助理時，謝長廷剛退出台北市長選舉不久，之後，謝長廷與彭明敏搭檔競選正副總統失利、辭去立法委員，又遭遇宋七力事件重擊，政治生命盪到谷底。很多朋友勸姚文智另投明主，或重回新聞界，但他堅持留在謝長廷身邊，不棄不離。還隨著謝長廷遠赴高雄，打一場沒有幾個人看好的市長選戰。直到一九九七年，謝長廷空手勸降陳進興成功，政治行情止跌回升，隔年又驚險當選高雄市長，姚文智才算熬出了頭。 姚文智先當新聞處長、後任副秘書長，主辦高雄燈會、籌備文化局，還兼愛河整治和景觀改造小組召集人，成為打造高雄經驗的靈魂人物。這段時期，每回同學聚會，他總愛談燈會如何喚起高雄人的光榮感、光雕如何營造高雄的城市美學。去年，他辭去公職，原本打算出國唸博士，後來留在台灣，出任台視董事、台視文化公司總經理、原住民電視台創台台長，忙得不亦樂乎，直到今年，謝長廷組閣，他重返謝團隊，接下新聞局長重任。 姚文智出任新聞局長，年僅三十九歲，媒體驚訝他的年輕、卻常忽略他的歷練。回顧歷任新聞局長，沒有人像姚文智這樣，從基層的記者、核稿當到媒體的董事、總經理、台長，從地方的新聞處長升任中央的新聞局長。完整的新聞實務和行政資歷，讓他足以勝任這項要職。但更可貴的是，在現實政治打滾這麼久，他還沒忘記學生時代的理想，還是不改浪漫、還是充滿使命感。 我最感動的，是他籌辦文化雜誌的精神。去年八月，他無職在身，有一天來找我，說想出版一本文化性雜誌，我直覺以為是要恢復謝長廷早年辦的《台灣新文化》，沒想到他說這雜誌與政治無關，而是希望呈現都會人的知性品味和感性娛樂，提供最完整的文化活動情報、最精彩的藝文影視評介、最貼身的都會生活報導。我直說這種雜誌賺不了錢，連生存都有問題，但他堅信台灣——至少台北——需要這樣的雜誌、也養得起這樣的雜誌。我們爭論著，我忽然覺得有點錯亂，怎麼一個浸淫官場的人在談理想、在大學教書的人反倒在談現實。 幾個月過去，我以為他已經放棄。沒想到去年十二月，他告訴我，這個雜誌確定要辦，而且財力無虞，因為他接任台視文化總經理，短短一兩個月讓公司業績成長三倍，他打算用賺的錢來支持文化雜誌，即使一年賠個幾百萬也挺得住。他說做就做，馬上招募人才、規劃內容、租辦公室，三月七日我去找他，雜誌試刊號已經就緒。三月八日，謝長廷宣布任命他擔任新聞局長，當晚我們和幾個老同學餐敘，他還強調要設法讓這個雜誌辦下去。 他看事情，喜歡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他上任前，我奉媒體改造學社之命，與他討論廣電媒體公共化問題，他明言支持建立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但覺得媒改社訴求「台視華視公共化」層次太低了，應該說明公共化的目的為何；在他看來，建立公共廣電集團的目的在於確保文化主體性，希望做出能夠反映在地特色和文化傳統，而且叫好叫座的新聞和節目，扭轉好萊塢和日劇韓劇氾濫的現象。他反覆強調：「我是個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人」，正是這份使命感，讓他支持公共化，也讓他宣示一年要拍百部國片，既要捍衛文化主體性，又要帶動文化創意產業。 對於新聞亂象，姚文智也不願坐視。當媒體報導倪敏然自殺新聞，跑馬燈二十四小時在跑，連觀落陰都當成獨家時，他宴請媒體主管，拜託大家參照WHO自殺新聞報導原則，不報導自殺細節、勿將自殺英雄化、避免簡化自殺因素；黑道仲裁者蚊哥昨天出殯，姚文智擔心媒體將黑道英雄化、對青少年及社會風氣產生負面影響，早在上週五就發函呼籲媒體自律。但這些勸說、呼籲，宛如對牛彈琴，媒體依然故我。姚文智不死心，成立一個專案，想要扭轉收視率掛帥的亂象，他說能否成功還不知道，但一定要努力去做。 他也知道改革媒體不能靠官方，更要靠社會力量。專訪那天，他忍不住質問學生記者，既然不滿媒體，「為什麼不跳出來抗議」，「就算到新聞局來抗議都沒有關係」，他覺得需要有更多人發出怒吼，改革媒體的力量才能壯大。 作為新聞局長，姚文智難免捲入政治風暴，我覺得他到目前為止處理得相當得體，奈何經常遭到扭曲。以最近的成龍事件為例，成龍在國際場合批評台灣民主，宣稱四年內不來台灣，姚文智作為國家發言人，自然必須有所回應，他指責成龍傷害台灣人民感情，但強調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成龍來不來是他個人自由，我們不會在意。這個回應，既表明我們的立場，也尊重成龍的自由。沒想到中國時報竟發表社論「振興台灣電影比罵成龍重要多了！」，一面放大成龍，說他舉足輕重，我們應該拉攏他，一面縮小成龍，說他的話傷不了台灣，我們不該反駁；聯合報還刊出讀者投書，指摘姚文智把成龍「打入黑名單」、「這與威權時代有何差別」，真是莫名其妙。 我比較失望的，是他沒有斷然取消置入性新聞陋規。當五二○前後，我看到中國時報登出「政策觀察站系列」、自由時報連載「綠色執政、台灣心情系列報導」、台灣日報推出「活力台灣、邁步向前系列報導」，心想這種置入性新聞實在不是記者出身的姚文智所該做的。我猜上任未久的他，是在執行原有計畫，也未必有權取消計畫，但無論如何，他是局長，就有義務改革這種陋習。所幸，他在二十五日宣示將調整置入性行銷作法，讓我覺得還值得期待。 姚文智是個真實的人，他不會擺架子，也不會塑造虛假的形象。他累了就打哈欠、有不滿就說出來，從不掩飾，甚至自曝內幕，說自己在開會時打瞌睡。 姚文智更是個溫暖的人。他對朋友總是推心置腹，總是願意分享所有，總是把朋友看得比自己重要。有回我到政大考試，他把宿舍讓給我住。今年三月七日，我到台視文化找他聊了一下午，臨別，他說隔天沒事，就拿起電話，約了幾個老同學晚餐；沒想到隔天早上，謝長廷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宣布任命他當新聞局長，當晚，同學們都以為姚文智沒空來了，沒想到他不但出席，還跟我們聊到十二點，散會時，他才透露隔天早上九點有個記者會，他要和新聞界進行第一次對話，得回家熬夜準備。 上週五的訪問也是，我看局長桌上公文層層疊疊超過一公尺，問他有多少時間受訪，他說一小時吧，結果一聊將近兩小時，聊完，看他回去和那堆公文奮戰，我有點抱歉、有點不捨，還有更多的感動。 這就是我的同學姚文智，一個浪漫、率真、有情有義、有理想又有行動力的人。 *本文轉載自阿孝札記http://ashaw.typepad.com/editor/2005/05/post_3.html。

陳宗逸 《新台灣周刊》記者 黃文雄希望台灣能夠很快出現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為了未來五十年的台灣，一步一腳印的踏實建構出台灣應該有的國家公民意識。 「中國的侵略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台灣人對中國的騙術毫無警覺。」這是知名的台裔日籍思想家黃文雄，面對今天台灣深陷中國化陷阱，無法「去中國化」而造成的國家危機，最深刻的感受。黃文雄說，中國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詐騙國家，前總理朱鎔基就曾經說過：「中國全部都是謊話，不會說謊的只有騙子」。中國已經搖搖欲墜，在政治、經濟、自然環境、人口壓力、天然資源等問題上面，幾乎束手無策，即將崩潰，中國對台灣的染指，全部建立在虛幻的詐騙與宣傳上面，全世界都已經清醒，似乎只有台灣人越陷越深。 詐騙集團鼻祖 歐美認知甚深 黃文雄從一九六四年起就長期住在日本，數十年來以出版著作來從事台灣主體性的啟蒙工作，透過日本社會的觀察角度，黃文雄看到了中國的危機，如今這個危機將用詐騙的手法，將台灣一起拖下水，黃文雄深感無奈。「中國人什麼都不行，最在行的就是宣傳，用『捏造』的手法來塑造媒體宣傳效果，日本人也曾經受過騙，只是如今已經醒來了。」黃文雄曾經寫道，中國到處充滿騙術，提倡「兵不厭詐」等「詐術」理論的孫子兵法，還成為被人稱頌的經典。 早在歐洲啟蒙時代，大哲學家康德和孟德斯鳩，就曾經說過「中國人是騙子」，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賀茂真淵也曾經寫過：「唐朝是一個人心特別醜惡的國家」。甚至，著作《武士道》一書的日本大哲學家新渡戶稻造，還曾經怒斥中國人是「不以欺騙行徑為恥的厚顏無恥人種」。歐美日學者早有此認知，但是在備受中國威脅的台灣，有這樣想法的人，屈指可數。 即使是像日本這樣媒體發達的國家，在一九七○年代，還有很多人相信：「中國是一個沒有蚊子、蒼蠅、老鼠和小偷的人間天堂」。黃文雄說，當時的年輕學者和左派前進青年，對中國抱有相當多樣的幻想，稱為「中國夢」（China Dream），認為中國終將稱霸世界，日本必須要低頭接受，可見得中國的宣傳詐術，多麼的管用。可是在如今，日本人早就走出這樣的幻想，因為從統計數字上面看，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國民生產毛額（ＧＤＰ）竟然到今天還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可見得有關中國的所有神話，幾乎都建立在詐術上面。只是，今天的台灣人，還無法像日本人一樣，看出這些荒謬之處。 桃太郎早覺醒 成功去中國化 日本人在幾百年前就成功達成「去中國化」，並以此順利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台灣卻到了二十一世紀，還被捲入「中國夢、中國化」中無法自拔，黃文雄感慨，除了因為台灣人「毫無台灣一體的國家公民意識」之外，也與數年來在教育和媒體上面，毫無任何改革所帶來的後果有關。黃文雄說，「即使李登輝前總統很有使命感，以『實用主義』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想要達成這個步驟，還是失敗了。」因為，「只有李登輝一個人，也無力回天」。 日本岩波文庫和新潮社在二戰前發行的世界經典名著和基礎工具書，是日本國民成為現代化國家公民的重要基礎建設。 阿輝伯有遠見 來自教育啟蒙 黃文雄認為，台灣受到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荼毒，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脫離，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相當遺憾。他認為，「黨化教育最大的特徵，就是強調學生的『記憶力』，完全不重視培養學生的其他能力」。這也是造成台灣目前年輕一代「空心化」的中心問題。而日本的教育，即使被外界認為具有威權特色，但是以日本舊制高校的教育為例，「除了記憶力之外，日本特別強調學生的分析、統合和演繹能力」，因為教育精神的關係，台灣人至今還受中國宣傳所騙，而無法掙脫，日本卻可以從各種情勢觀察、分析，進而破除中國夢的幻想。他覺得，如果台灣依舊無法在教育上面提出任何的改變，未來被中國併吞且拖垮的可能性，相當的高。 日本重視學生的分析演繹和統合能力培養，所以李登輝前總統在寫《武士道解題》一書的時候，在開頭就特別強調，十幾歲的高校時代，就開始閱讀大量的哲學文藝書籍，並且思考生命的本質。黃文雄說，這是日本教育優秀的證明。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政府相當明智的「從最基本的功夫做起」，不論是工藝基礎、科學理論、世界文學名著、哲學家思想等很重要的基本著作，日本政府都在第一時間主導，有系統的將所有的歐美先進知識，精確翻譯並且引進到國內，讓青年學生可以以最方便的管道閱讀最先進多元的世界文明精華。「像是岩波文庫或者新潮社這樣的出版商，有系統的引進經典著作，不計成本推介給日本學生，這是日本政府重視基本功夫，施政有遠見且有理想性的優秀之處」，連在《武士道解題》的書中，李登輝都還相當感念像岩波文庫這樣的出版社，對於一個新生國家公民意識的啟蒙影響。 中資背後撐腰 媒體淪陷八成 反觀台灣，不只在基礎教育上，全面向中國化投降，在媒體甚至出版業，也全面被中國化攻陷。黃文雄說，中國人以詐騙立國，所以相當重視媒體宣傳，不論花費多少的資金，都一定要用媒體將整個國家的氣勢撐起來。中資入侵台灣的親中媒體，目前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從日本觀察，黃文雄認為從台灣媒體言論的荒謬可以看出，起碼已經淪陷八成以上。由於中資是由中國政府操作，可以不計成本用大手筆拚效果。 媒體現象是教育現象的延伸，兩者互為影響、是一體兩面。黃文雄認為，比較現階段民進黨政府執政，李登輝前總統的十二年施政，「他比較有在想台灣的未來，要怎麼走下去？李登輝可能因為日本基礎教育的培養，善於思考，掌權之後所想的，可能都是二、三十年之後，台灣可能面對的情境」，但是反觀執政已經五年半的民進黨政府，「可能因為執政團隊太過年輕，又受到黨化教育的影響，比較沒有去思考二十年之後的情境，眼光可能只著重在三、五年之後的大選」。黃文雄感慨，黨國教育因為著重記憶力，加上中國傳統科舉文化，造成現在台灣人重視經濟發展，不重視文化與思考的一種危機。只重經濟利益，只想要賺錢，加上不重視人文科學，施政著重短期效果，無可避免的就沒有辦法破解中國夢對於台灣的嚴重傷害。 戳破中國騙術 台灣才有期待 面對未來挑戰，黃文雄相當憂心，尤其最近在親中媒體與統派陣營一面倒的壟斷言論市場，台灣主體性看起來已經毫無招架之力。「最怕的不是中國的侵略，而是台灣人繼續甘願被中國騙，然後在中國崩潰的時候，被他們一起拖下水」。台灣的危機，是缺乏有膽識的人，像「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位小孩一樣，膽敢違反主流意見，出來戳破中國的騙術。回顧李登輝時代的努力，黃文雄希望台灣能夠很快出現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為了未來五十年的台灣，一步一腳印的踏實建構出台灣應該有的國家公民意識。「日本可以輕易去中國化，台灣卻沒有辦法，最主要的差異，就是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如果有政治家，敢出來破解這個中國法統體制的謊言，台灣的未來才可以期待。 *本文原載《新台灣周刊》，501期，2005年10月29日出刊。

莊秋雄 前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美國本部副主席 從2086期（10/4/05）公論報念到自Taiwan News轉載的謝里法兄寫的專論〈獨立的迷惑與獨盟的抉擇〉。該專論提醒遷台後的「台獨聯盟」（獨盟）其盟員進入政府機關領導階層的不當，而給獨盟不少的批判及鞭策。對獨盟的盟員更有如下的嚴峻批評： 「（獨盟成員）令年輕時代堅持下來的建國運動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勿寧說是對自己的殘忍，也是對理想的背叛，對生命的踐踏」。 謝氏的批評雖有所據，但做為堅持四十年的一個盟員，念到如此冷峻嚴勵的批判時，心情實在無法度不「沈重」。雖然已封筆多時，也不忍繼續沈默，於是再提禿筆，敘述一些個人感想及回應。 獨盟遷台後，筆者自認已不再有年輕時代的生命力為獨盟遷台後的新階段出力，於是逐漸退休到第二線。但仍繼續關心獨盟的運作，一直小心的搜尋、仔細的閱讀所有與獨盟有關的資料，特別是「盟外」人士有關獨盟的文章及報導。 其實遷台後的獨盟能見度並不高，因此外界有關獨盟的報導及評論也不多，就我的回憶，比較嚴肅的只有兩次：第一次是今春自稱「流氓教授」的林建隆教授來美為FAPA巡迴募款時提出的對獨盟的建議，他認為今後在美州的獨盟應轉化成FAPA屬下的「獨盟」；第二次就是這次謝里法兄所寫的這篇對獨盟的批判論文。林教授的建議比較複雜，不便評論，在此只對謝氏的批判發表些感想。 或許真的有些獨盟的盟員（包括筆者） 感到台獨運動的階段性任務 （倒蔣建台） 似己完成，但筆者未曾念到有任何獨盟的領導者曾做過此種論述，唯一由盟員寫出來表示此種見解的文章恐怕只有筆者約半年前所寫的拙文「獨盟成立五十週年感言」。該文有一段如此寫：「（獨盟，也稱WUFI）成立時的目標是運用所有可能的一切手段來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台灣， 目前這項『事實獨立』的目標，可說在WUFI的努力參與下已經大部份完成了。今日所剩下的是在中國的吞併威脅下，整合台灣住民的建國意識，來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的『法理獨立』地位而己，這項艱巨的任務是無法只靠WUFI來完成的。」假如謝氏有親耳聽到「有國策顧問認為獨盟的階段性使命已經完成」這也只能代表該國策顧問像本人一般的見解而己，不見得就是代表整個獨盟已經「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 其實帷幕並未曾拉下，近年來多次的正名群眾運動、228手護台灣運動、及最近挺軍購護台大遊行，那一次不是獨盟站在攻堅的前衛性角色所促成的呢？ 至於正在「分享中華民國」的少數盟員 （或前盟員），或許他（她）們誤信了加入難得出現的「本土」政權來共同努力是一條有效的建國道路，他（她)的做法應只是像本人寫的文章一樣，只是表現其個人的見解及判斷而已，未必代表獨盟己拉下運動的帷幕。不久以前，當獨盟主席發現走此路是誤判時，他也堅持的辭退了。 獨盟遷台後的能見度無法提高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個人認為最大的原因是獨盟及其多數的盟員，其個性、其人生觀、其價值觀以及其相對的處世能力並不符合多數的台灣人及台灣社會，有人甚至稱獨盟成員是台灣人當中「瀕臨絕滅的品種」(endangered species)，由這種人群所組成的政治組織，在白色恐怖年代奮力推動「倒蔣建台」的革命運動或有可能，但當蔣家外來政權有形的迫害消失後，要與其他新興的台灣人政治團体競爭、搶奪政治權利時其能力就相形見絀了。試舉一例來說明，本來十分專業十分認真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獨盟成員的黃爾璇教授，雖然很稱職的、很盡責的擔任完一屆，下一屆就被善於權謀操作的邱永仁取代掉了，近日報載邱立委經營的醫院有騙取建保費之嫌，鬧得沸沸揚揚。台灣執政的民進黨如此，海外不也差不多？試看當今海外與台灣「本土政權」關係密切的單位，全球民主聯盟也好，各地商會也好，僑務委員會也好，當今在這些海外團体中活躍的人士有多少是過去白色恐怖年代的拼命者？ 要一條廋弱的老牛拖重車，只是嚴峻的鞭策恐怕是不夠的。本文只在表達個人感想，並無意辯駁謝里法兄的論述。

陳玉峰 台灣生態學會常務理事、靜宜大學生態學系教授 今年大部分時間投入南橫山林的調查與撰寫，上星期我在山上領悟了一些台灣山林的，新的奧秘，內心欣喜而安詳，卻也在同時，想到了我們共同的母親—台灣，想到了讓人講不出話的現今時局與社會，我輾轉難眠而捫心自問，究竟我在現今台灣該做些什麼，必須承擔何等責任？因此，我趁星期二上台灣心聲節目之際，向笨湖仙提出要求，給我十五分鐘，我要向民進黨政府提出建言，因為這些話不能等到2008年，到2008年只變成打落水狗，很不厚道。 身為台灣人，我要向「本土政權」提醒與要求： 第一，四百年台灣人開拓史從未當家作主，欠缺自主主體文化，罕見自然自在的本土尊嚴人物或風格，更加悲哀的，外來威權的影響之下，長期養成台灣人只重眼前近利的淺腹、輕浮，也形成現今台灣文化的國病，我們要求政府提出文化價值改造的國策；我們更要要求21世紀教育本質的總反省與大改造。 第二，台灣歷經五大政權主宰，卻從未揭櫫以台灣為國土的終極目標的立國全盤大計，我們要求政府提出以台灣為國土、全球為背景的永世宗旨與理想，並具體提出於憲政改革。 第三，60年來政府將資源挹注國營事業及特權財團，迫使中、小企業發展打帶跑、欠缺研發根基的泡沫經濟，十餘年來雖然逐漸轉型，卻在西進及外移的淘空困境之下，導致台灣經濟體質更加虛弱，我們要求政府提出21世紀本土自主經濟總理想與具體的政策，不要再提空洞口號的「拚經濟」。 第四，所有經建發展與改革，必須回歸台灣國土的現實與事實。台灣國土經過60年錯誤的、抄短線的、沒有明天的、耗竭的、污染的開發，1989年以降，大地反撲、土石橫流、澇旱並生、生物疫變而捉襟見肘的災難風起雲湧，我們要求政府真正檢討土地利用的歷史結構大病，釜底抽薪地提出國土永世計畫，「寧可失掉政權，不能不照顧家園」，台灣的環境危機，「明天過後」已在眼前。 第五，我們嚴正向民進黨政權呼籲立即進行政治大改革，請阿扁總統與謝院長等領導團隊，放下「為選舉而政治、為政治而選舉」的海盜思想、價值觀與邏輯，改以治國理想、遠見為優先。阿扁總統絕對是一個有魄力、有智慧的領導者，請以最後機會，讓人民可以相信政府，請阿扁政府放棄用人唯私、期約賄選、過度妥協、偏狹意識的用人方式，請重用現今官僚系統真正有智慧、有愛心、有能力、有遠見、宏觀的公務人員，並向國際、民間尋覓人才進行改革。現今台灣政局最需要的，就是最簡單的「商鞅變法」第一步，同時，我們要求真正的民主與法治，而拒絕亡國前的假自由、真亂象；我們更相信，社會公義的提昇，必須從政治改革起步。 第六，我們要求政府提出21世紀國家科學總政策，台灣需要科學革命，深沉檢討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教育等等根源面向的內容，扭轉近年來注重表面、學閥分贓的，一大堆教育部、國科會的搶錢計畫，導向長遠的國家科學及科技的大改革。 其他諸多第二層級的議題無法在此敘述，而總體來說，我們要求本土政權提出我們期待60年的台灣真正的希望，讓人民體驗、感受到終極的歸依，以及回歸設立國家的本質與意義，而非現今政黨營私、內鬥內耗的悲劇。 陳水扁先生、謝長廷先生是台灣之子，是所有台灣人的朋友，我們不能批評；陳水扁總統、謝長廷院長是公器，其所執行的公共政策，天下人皆該提出批判與鞭策；但願陳總統、謝院長等，可以重用好人才，用來彌補陳水扁先生、謝長廷先生等的性格、能力或種種面向上的小缺失。 任何人隨著年歲增長都可以察覺社會的變遷，用心且有能力找出結構性或關鍵的變遷脈絡，或暸解變遷主軸的人叫做具有觀察力；可洞燭、暸解變遷的因果關係者謂之有智慧；有大智慧又有大慈悲心，又心存台灣主體，且選擇己身最恰當的若干工作、志業，無私地獻身者叫做知識分子。期待台灣濟濟知識分子挺身而出，善盡台灣人的一份責任。 *本文原載台灣生態電子報第84期，http://www.pu.edu.tw/~ecology/taiwan/e-paper/ep-84.htm

浩生 洛磯山莊集會有感 登峰洛磯九千尺 獨運群英慶五十 華鬢健步志如昔 痛陳時政非我期 獨盟美國本部老壯青七十餘名同登海拔九千餘英呎的丹佛洛磯山莊慶祝獨運五十週年共宿三日。悼念多人作古，喜見當年老兵烒明、主義、宗昌、秋雄、陳都、義昌、明基、富文、良信、垂憲、友禮諸兄一群好夫妻喜相逢，健談風生明志如昔，只惜燦鍙兄被禁出國。此會男少女多，丁蘭、明霞、郁彬、惠音諸姊單身赴會，大前輩楊東傑醫師三代同堂。總部主席昭堂兄主講獨運近況，近年美國本部許世模，郭重國，現任主席楊英育諸兄，以及新一代中委滿懷青志開創新局，台灣公論報有幸持續滿二十五年，學生社代有新人猶為可喜。全程由施忠男中委精心安排一併致謝。深感留美台人只求奉獻堅持理想的精神最可貴，堪稱可愛的台灣人。會中重申台灣時政尚非獨盟人理想中獨立民主台灣，期以共勉。 浩生 識 二○○五年七月

李敏勇 詩人 首先引述一位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1931-）在舊蘇聯解體前，旅行莫斯科而寫的一首詩〈胡蘿蔔的光榮〉，其中關於政治與文化相關的兩行詩句： 「列寧的夢消失了 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 早在一九九一年，我就引述這兩行詩句，寫了〈詩的光榮〉這首詩發表。詩中說，「詩畢竟是╱更永恆的存在╱比起革命╱不╱是比起權力╱是比起政治」。二十世紀初，最扣人心弦的共產革命，在不到一百年間，開創者崩壞解體，跟隨者的骨牌傾倒，剩下以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維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在浪漫旋律裡苦撐的古巴。具有公平、正義、福祉的共同體夢想，何以至此？是政治，是權力的形式和儀式取代了意義的形式和儀式所致，是文化被破壞所致。 舊蘇聯解體，東歐共產體制傾倒之際，一部希臘導演安哲普羅斯的電影《攸里西斯生命之旅》：橫越東南歐的多瑙河，一艘平底貨輪載著巨大的白色列寧頭像，行經各個南斯拉夫解體的前共黨國家，象徵著一種權力的結束。列寧的文化性被政治完全取代，並且在政治實踐上被結束。 「列寧的夢消失了」意味的是列寧的政治理想，許諾給包括無產階級在內人民的公平、正義、福祉，不見了，「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則說這位俄羅斯詩人的詩，以及他詩中美麗的俄羅斯秋天風景仍然存在。就在列寧的頭像被傾倒的二十世紀末，俄羅斯為普希金的兩百週年冥誕在一九九九年以整個年度的紀念活動顯耀。 　 記得，那一年在德東旅行，就在歌德的家鄉威瑪，因曾訪問威瑪而在那兒豎立的普希金塑像，顯耀著文化的光輝，而東德的共產體制也不在了，列寧在那兒當然也沒有身影。 　 而台灣呢？二十世紀末的共產體制解體和民主化浪潮，勉強相提的也許是總統人民直選。李登輝以國民黨台灣化，嘗試為中華民國從殖民體制轉型作出努力。但事實是，殖民體制的幽靈比想像中頑強多了。二十世紀來這一波的某種程度世界性民主化浪潮，並沒有真正連動到台灣。就如同二戰後世界性的被殖民國家獨立浪潮沒有連動到台灣，台灣這個在特殊歷史構造裡，在被殖民症候中，一直未能連動到世界性浪潮，而成為特殊的不正常國家。 　 二○○○年的政黨輪替，二○○四年已經再次取代國民黨而進入第二個總統任期。阿扁總統和民進黨政府仍然沒有得到泛國民黨的真正承認，權力的紊亂被民主的假借交纏著，糾葛在治理的權力和民選議會競鬥中。「政治家精神」被政客們消磨殆盡，顯示著一種讓人民厭煩，不信的惡質。有夢的列寧，夢都消失了，台灣的政治人物還有夢嗎？還有動人的夢嗎？ 看看台灣多少街頭還矗立著蔣銅像！看看台灣還有多少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校園裡還矗立著蔣銅像！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們，應該要想到政黨輪替，但殖民體制的陰霾並沒有改變。我們的國度，不像那些共產體制崩壞解體國家，我們不只文化沒有改變，連政治的改變也只是表面形式，因為台灣這個國家的靈魂—在還沒有正常化的形式後面的靈魂，並沒有改變。 台灣的政治變革缺少「列寧的夢消失了╱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這種體認。政黨輪替後，儘管台灣主體性，文化國家的口號相當響亮，但這都只是阿扁總統和民進黨片面的宣示，並非台灣人民集體國民意志和感情的顯現。響亮的口號，碰上「拚經濟」這種物質發展主義的無限擴張，缺少真正的吸引力與推動力，裝飾性大於實質。何況，文化、教育的詮釋權，在體制內、外，都不見得新政府比舊黨國更強、更有力。 　 一個國家的改變，不能僅僅由於統治權力的改變，而必須是文化意義的改變。民主化和獨立國家，並不僅僅是統治權力的轉換，而是相關政治的文化意義認知的實踐。台灣還被綁架在殖民體制的意理，在蔣銅像象徵的符咒裡。 「這鬼影子 　 已佔據路口數十年 　 混淆著視野 　 干擾著景象」 —李敏勇〈銅像問題〉 一九八九年發表的這首詩，問題仍未過去。儘管已經歷李登輝前總統十二年任期，阿扁總統兩任進入第六年，統治權力的台灣化，不等於文化的台灣化。被扭曲、破壞的主體仍未重建，遑論文化的生活性和相應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在民主和進步中，我們的國家依然被黨國幽靈盤據著，而且這樣的幽靈意識仍然是國民黨領導人選舉中標示的綱領。 台灣何時能出現在電影或類似的藝術形式裡，平底拖船載著傾倒的蔣銅像航行，象徵政治文化意義的改變呢？如果有一天，盤據島嶼路口、學校校園、官署門廳的蔣銅像被理所當然地清除，政治變革才有根本性的變革，新的政治文化才算有了奠基的條件，政黨輪替的充分意義才算形成，所有真正認同台灣的政黨才能追尋建構台灣民主化，獨立國家之路。「政治家精神」才有可能彰顯。 台灣政黨輪替以後的權力紊亂現象，不能單以國會未過半的朝小野大視之；也不完全是治理的權力弱於制衡的權力，而是一種文化問題，缺少政治變革背後的意義肌理，亟待盼望有一個正常國家的人民正視。

吳珮瑛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為了該如何對待中學生三千髮絲的問題，近來讓學生、教師、學校、教育部與家長吵得沸沸揚揚，煩惱得不知如何是好。 身為正規體制中最末一端的教育從業人員，該如何管理學生的頭髮，向來就不是我們的課業。但由這些爭辯當中，卻讓我嗅出我在大家所認定的龍頭明星大學裡，所看到的學生，對於自我管理所產生的問題之可能原因。 日前強力要求學校不要過度干涉學生髮式的教育部，搬出的理由是，解除髮禁是維持學生的基本人權，使用一個沈重到令人無以負荷的理由，對於向來威權性格濃厚的教育從業人員是聽不下去的，教師與學校對教育部的反抗，不正好對應著學生抗衡老師與學校對於頭髮的干預。 兩相對照，就可以看出，不論是學生、老師或是學校都極厭煩被約制管理，但會造成今天的局面，絕對是起因於對彼此的不信任。教育部不信任老師與學校可以做到他所要的「理想境界」，而老師與學校也不信任學生可以達到他所要的「標準」。因此，對於教育部採取以處罰、簽約定等方式來管理學校，學校的反應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論學校採用任何對策來應付教育部，這些也都是聰明的學生會用來對付學校與老師的良策。 我們的學生就在這種週而復始的貓捉老鼠、瞞上欺下、對付師長、應付家長的循環中，一個年級度過一個年級，一個學校換過一個學校。而後在各方的壓力下，使盡全力來到人人稱羨的明星大學，讓原來的高中可以在校門口貼上大大的紅色恭賀單後，老師、學校與家長就有如溺水中被急救上岸的人，深呼一口氣後就雙手一攤、責任已了，認為我們的孩子就此可以自由、自然的展翅高飛，對於現在許多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 有多少家長會關心自己的孩子在大學的學習狀況？插不上手是認為大學的課程太高深，所以無法一如過去可以幫孩子複習課業，或者認為孩子反正進了明星大學，出來之後就是明星學生？即使不是明星學生，也是有「流派」的大學生。 當社會時常批評現今的大學生程度日益低落之時，到底是什麼程度的低落讓社會詬病，讓大學老師及出校門後的老闆搖頭不已、嘮叨不休？數學、英文程度太差？或是任何專業課程的表現每況日下？或許有人會認為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因為我們不可能有機會看到學生將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寫成五分之二，是沒有，但即便有，這些都不是我擔心的，我擔心的是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做事方法。 就我站在明星大學這一個定點上觀察十多年的經驗，我確實看到學生在這些面向上往下傾斜的改變。身為這一群人的老師也很想得知，送到我們手中已是十八歲的年輕人，是如何被教育成長的。為何這一群從小讓家長與老師投入最多心力、財力與物力的孩子，在這些面向上會有這樣的現象，站在投資的角度，這儼然就是虧本的生意，而站在教育的角度，一定是在教育、養成的環節中出了問題。 學生越來越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你如果忘了喊口令，他就原地立正不知如何往目標邁進，當你告訴他可以往前走時，他會告訴你：老師我不會做沒有做過的事，告訴他工作的截止期限，他不會往回推算安排各種工作所需要的時間配置，請他竭盡所能發揮想像時，他基本上是懶得去想，就算有想，他也會告訴你，這是課本沒有學過的，所以我不會。下午的課，他午覺睡過頭，然後告訴你，。為手機的鬧鐘聲太小聲，所以不知已上課，與你約上午十點討論事情，快十一點時才有氣無力的走進你的辦公室，以一個近似剛剛才匯款給詐騙集團的懊惱表情告訴你，是被他的鬧鐘騙了。 學生的這些表現所反應的是，從小在一個唸書行程與範圍被安排絲毫不差之框架中成長的孩子，已經失去各方面的自我管理能力。但這又與這一群學生，對很多事其實是似懂非懂卻又顯得很有自主性的特質完全不一致。我們可否合力使孩子在這連續的教育過程中，讓他們的自主性發揮在對自我的管理上！ 中學時期的孩子是最叛逆的一群，孩子心理上的掙脫，所要爭取想必只是一個自主性，因此，當我們告訴他畸形怪狀的頭髮會使唸書分心時，但只要他抬頭一望博學的老師、或者唸明星大學的哥哥姊姊們的丹頂鶴髮，飄逸的長鬚時，他們會認為你是在唬三歲小孩。教他們做好各種的管理，就由管理頭髮的小事開始。期待在被大人尊重下的孩子們，會是一群有自主性，又懂得自我管理各種大小事的新世代。

林又新 中油公司顧問 林又新 我於幾年前回台在「中國」石油公司服務。由於我長期在國外持續參與台灣之民主化及獨立正名運動，碰到昔日志同道合的友人時，他們在閒聊沒多久後，總會問一句：「中油公司什麼時候會正名？」，令我不得不就一些相關實際困難作一番解說。 在台灣之正名運動，於去年之立委選舉期間，得到阿扁總統及政府相關部門不少正面的回應，確實令人寄以厚望。但是由於選舉結果不盡人意，選前之熱情似乎已成有待追憶。不過，「正名」一事又豈僅是炒作選舉的議題？ 我在四月下旬時，代表中油公司以所屬海外石油及投資公司(Overseas Petroleum & Investment Co. 簡稱OPIC)總經理名義前往非洲之奈及利亞拜訪以尋求商機。經由我國駐當地代表處安排，與奈國總統之石油能源顧問及相關政府官員會談。由於奈國總統正好於前一日才訪問中國歸來，出席之一些官員以為中油(CPC)是來自彼中國之石油公司，害我不得不費時將中油名稱之來龍去脈解釋一番，表示此中油乃是CPC of Taiwan，自己難免覺得有點像李登輝前總統當年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無奈。 奈國總統之石油能源顧問在會談中表示，奈國今年之油氣礦區招標，曾於幾個月前在新加坡和美國德州休士頓舉辦說明會，台灣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而中油既是台灣之國營石油公司，他非常歡迎也期待中油參與投標；但是據他所知，中油似乎並沒有出席任何一場的說明會。我聽他此言，話中似乎帶有些許怪罪意味，知道這又是誤會一場。我只好再度向他解釋，中油在國外之投資，尤其在探勘方面，幾乎均是以前述之海外石油及投資公司(OPIC)及其子公司之名稱行之。奈國在美國休士頓所舉辦之說明會，即由OPIC在休士頓之子公司(Opicoil Houston Inc.簡稱OHI)當地人員就近參加。這場會面，光是為了澄清這些名稱就令我費盡唇舌，真有「名不正即言不順」，事倍功半之感慨。 當年，中油在國外之業務以OPIC掛名，也許有其歷史背景及實務考量；但是中油是我國目前經貿外交之重要一環，如今應有重新檢討修正之必要。譬如在中南美洲的厄瓜多爾，中油(OPIC)有兩個生產中之石油礦區，至今投資逾美金六億，但是厄國政府有一陣子並不知道這是來自台灣的公司。三年多前，當我奉派前往厄國重新設置中油駐外代表處時，即採用以PetroTaiwan之名在當地登記，以彰顯台灣在厄國之投資。 中油公司目前面臨之重大事項不少，包括民營化之推動、雲林石化園區之籌組規劃、煉油結構之改變、京都協議後CO2排放之減量等等。正名之事固然重要，但仍有緩急輕重，並非一蹴可幾，亦難脫政治考量。我在去年擔任中油董事期間已曾建議經營團隊評估正名之可行性，惟真正決策仍有賴執政當局評估外在因素，期以在「減少反彈，降低成本」的原則下達成。譬如：暫時保留目前簡稱「中油」及「CPC」的兩個商標，以漸進方式先將「中國石油」之名稱汰用；而「中油」及「CPC」亦可代表「中央石油」及「Central Petroleum Co.」，這是個相當自然的組合，甚至在未來民營化後，也多少意味中油公司與中央政府的歷史關連。 如果中油之正名在國內確是一時難以達成共識，那麼至少先將中油的海外公司OPIC「易名」為TPIC或PetroTaiwan，以便能名正言順地推展經貿外交，也才不會為善不為人知，白做功德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