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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日本東京拓殖大學創辦百週年發行的「台灣論」第五卷序文 周烒明 日文原著 張坤文中文翻譯 很慶幸，為紀念拓殖大學創立一百週年而編輯的論集新近完成。此論集稱呼《台灣論》，共分五卷，收合約2000頁的文件，綜合當時全日本國內關心台灣的先知先覺，所發表事關台灣的論說、調查報告、統計資料及隨筆等等。這包括從日本領治台灣初期在日本所發行之《台灣協會會報》月刊（從第一期1898年到第100期1907年）。這歷史性的記錄和拓殖大學創立的對照，提供了趣味盎然的寶貴資料。然而此論集以日本文記載，很可惜，與日本文漸行漸遠的台灣年輕世代無法直接閱讀，因此本人真希望選出多篇文章翻譯為大家熟悉的語文和有志人士研習。本論集對於有興趣關心台灣成長過程的日本青年，也是極為重要的資料。本論集克服重重困難才完成。其立論公平，觀察正確，記述不滲偏見，是一項重大貢獻。對於用盡心力達成其「小小願望」的拓殖大學編輯室，池田憲彥、黃文雄和江旭本等諸先生，本人在此最後一卷的首頁表達最高的敬意和衷心祝賀。 拓殖大學是日本當局為栽培其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的殖民地的人才而建立。其建校精神，和有志「手造台灣國」的台灣青年該持有的建國精神，有一脈相通的共同點。這是本論集給本人的啟示。它包羅有關台灣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題目。是由當時日本關心人士在思索哲學、策略理想、分析統計等隱藏多時的情報寶庫。 現今台灣文化的形成是以日本領台初期即執行的基本殖民政策和地域拓殖政策為基礎，再經國民黨外來政權的表面粉飾，逐漸醞釀而成。這種的台灣文化就是確立認同台灣做條件的「造國」基盤。前台灣總統李登輝博士在第二卷序文指出：特別在國家認同的形成中，台灣人民被迫付出慘重龐大的代價，成千上萬的平民被外來政權屠殺。台灣住民經由日本統治帶來近代化得到很大福利，同時，現代教育也提昇台灣人法治和道德觀念。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被養成的「善良老實的素質」為台灣人種下了禍根。遭受到二二八事件殘酷屠殺的洗禮，濫用黑名單的恐嚇，白色恐佈的迫害，和世界上史無前例連續三十八年最長久軍事戒嚴令的屈辱。 李登輝前總統所說的「台灣人認同的確立」即是「台灣獨立」，也是黃昭堂博士（寫第三卷序文）、羅福全博士（寫第四卷序文）、陳唐山博士（寫第五卷序文）和本人（也寫第五卷序文）等四人長年奮鬥的共同目標。我們四人在過去四十年來做為同志相勉，在海外共同參加「建立認同台灣運動」，也都早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四人同被烙印為「不受歡迎人士」。凡四十年被禁止入境台灣。公元2000年，破天荒地台灣政局劇變，在國民黨全面崩潰聲中，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先生當選為台灣總統。雖然政權轉換成功，但國民黨五十年來大中國教育的遺毒甚深，「台灣認同的建立」還是路程遙遠，尚須一段時間，繼續努力。共同奮鬥的四人中，黃昭堂博士曾任新政府的國策顧問，羅福全博士是名符其實的駐日大使。只因中國單方面的蠻橫反對，被迫用怪形怪名，牛頭不對馬嘴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赴日就任。陳唐山博士榮任外交部長。四人當中最年長的本人卻在奧勒岡州的小村荘退隱。 本論集的題名和著名的小林善紀Kobayashi Yoshinori的漫畫本《台灣論》同名，發表的時間也很巧合，這使我有點不安。漫畫《台灣論》在2000年11月，而拓殖大學百週年紀念出版的單行本〈後蕂新平―― 一位有骨氣的國際觀人物〉是在2001年4月先後出版。雖然猜想可能是編輯室有意的安排，經事實查明是書不同，書名相同是偶然。野村政明（Nomura）先生在第一卷第十四頁寫一篇題名為〈台灣論〉論說，內以十二篇論述，按重要性依序列立台灣施政直接面對的要務，這是一篇傑出的論文。其所列第一條項目為〈土匪的鎮滅〉，採用該節文章的題名做為本系列〈台灣論〉的主題名是非常適合的。小林先生所畫的漫畫書，因很逼真地將台灣的「不能見人的顧忌」辛辣地暴露於世，而被統派指名批判，大罵攻擊為「干涉內政」。小林先生因此一度成為所謂「不受歡迎人士」，覺得很可憐，他也被加入「黑名單」，遭受「禁止入境」的冷遇，成為我們「後起之秀」 。 本人長久生活在美國被認為「日本通」，是因為本人在東京出生，在日本渡過少年期和青年初期，奮鬥求生當過十七年的日本人。私下本人對此封號覺得不敢當。二次大戰結束後一年，第一次定居台灣，當做「中華民國人」，在台灣居住了十三年。以後的經歷是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院，到美國的威斯康辛大學（Wisconsin U. Madison, USA）接受研究院教育和醫科訓練。學業完成後不久即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護照延期被拒絕。為求生存，將美國定為歸身之地，申請歸化。四十年來成為美國公民，立身杏林栽培桃李。這段期間不但「本身認同的確立」是心上一大要事，雪上加霜地本人經歷過美國移民局連續數次「強制離境」的通知，心神徘徊在台灣、日本、中華民國和美國之間，而變成國籍觀念漸為稀薄、奇妙的「國際人」。前述李登輝先生等四人對日本情事可說比一般人更來得瞭解，應有充份資格以客觀公平的立場來評價日本的歷史。自問本人是一普通醫生，也是門外漢，是否有資格班門弄斧呢？更何況本人尚不知拓殖大學是什麼，只好自告奮勇去探究該校是何物？ 1905年朴資摩斯條約（Portsmouth Treaty）結束日俄戰爭，從此日本勢力擴大及滿州（清朝發祥地）和朝鮮（今南北韓），為因應新局勢，台灣協會（NGO）所創立的「台灣協會學校」，在創校七年後（1907年）改稱為東洋協會及東洋協會學校，以備滿州和朝鮮等地的協會加入。事後本人發現對從「台灣」改為「東洋」而心懷抵抗感的不單是我一人而大感震驚。後藤新平在同一年舉辦的東洋協會大會上定論「東洋」兩字比「殖民」合適。聲稱東洋兩字意指台灣、滿州、朝鮮以外的地域。 後來東洋協會學校申請修改校名，經東京府知事（市長）及文部大臣（教育部長）的許可後，在1915年9月由當時的台灣總督安東真美男爵認可批下的申請文件確實記載「東洋協會附屬私立東洋協會植民專門學校」為正式校名。此「植」非彼「殖」，乃因後藤新平主張日本佔領台灣後的政策應該是「植民」培養而教育，不應該是「殖民」由強勢侵略弱勢而同化。該校在三年後的1918年雖然改名為拓殖大學，但實際上被承認為正規大學則在1922年。欲知拓殖大學百年來成長和變遷的歷史性基本概要，請參閱《後蕂新平―― 一位有骨氣的國際觀人物》一書內，由拓殖大學第十六任校長小田村四郎先生所寫精實的序文〈第二章：植民論〉。 回想住在東京，小時候看到頭戴角帽，身穿束領制服的大學生，內心湧起「有朝一日當如是也」的羨摹。東京各大學的校帽各有特色，互相標異，如早稻田的角帽，慶應的圓帽，東大、拓大的角帽等。其中比較活潑將帽子獨創式地變造換形，如在帽頂開孔塗黑色鞋油，戴上尖上加尖的改造角帽，留長長鬍鬚，穿男式長裙，腳登日本木屐踏地刮發聲，闊步遊街的大多數是拓大的學生。不知為何在少年的眼中，這些大學生裝扮和行為被看成是在尊重日本的傳統，祟尚武士道，並以日本精神為榮耀。對此現象，台灣協會學校（即拓殖大學的前身）第一代幹事河合弘民先生在第一卷卷尾提出戒言說：台灣協會的使命不是在養育一群「破帽弊褲，態度高傲」的學生。由此依推，這樣的服裝在當時的協會學生應是大為流行，但是拓大的學生為何會有這種行徑，極可能是受到當時新渡戶稻造（Nitobe）所發行《武士道》英文刊物的啟示影嚮。認為這是拓大畢業生當以國際觀人士活躍於社會時，所持的「武士道精神」之表現。拓大的校歌雄壯地唱詠其主題：「使命崇高遠及海外，服務人類不分膚色，地域不分遠近，我不差別歧視，在我之前人人平等」。 台灣協會學校創立當日，幹事河合弘民先生將建校的目的定為：1）培養有能力在台灣活躍的外交人才，2）植民思想的普及化。河合結論是：建校成功與否關鍵在於創校後幾年以內。很奇妙的是後藤新平當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的任期（1898-1907年）和《台灣協會會報》發刊期重疊，兩者分別在台灣和日本同時為建設台灣而努力。然而這麼重要的歷史事實為何沉埋不見人間長達半世紀以上，因而錯失提昇台日關係的機會，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當本人收到寄來有五卷份量貴重的書本時，依慣例先瀏覽每卷的目錄，當時非常驚訝的是：全部五卷竟然沒有後藤新平或新渡戶稻造的論述。這兩人是本人最為尊敬也是近代罕有的的日本偉人和台灣的大恩人。後來才在第三卷發現收錄後藤新平逐字記錄的演說稿「台灣的實況」，雖然早知道後藤新平為人誠實、剛毅訥言，但做夢也沒想到他的演講能力是如此地差，他的說話順序，前移後跳上下脫節，無頭無尾，過份誇張的表現，充滿不登大堂的笑話，一言以蔽之，這場不精彩的演說將其獨特的、閃耀新鮮的心靈想法、卓越超人的探索構想，再混合他日本東北地方的腔音，將其本人性格和習癖全部展示大眾。即便如此，這還是一項珍貴的歷史資料。 後藤新平在1899年經濟學會發表這篇演說，主要是針對「台灣經濟獨立」這個難題之解決做樂觀的說明。僅從此記載為例就可預測此五卷論集所收錄論說存有的實質和價值。之後，也明瞭為何後藤新平和新渡戶稻造兩位的論說未包括在內的疑雲。很顯然地，後藤新平和新渡戶稻造的論說，早經《台灣協會會報》的有關雜誌選拔，由拓殖大學在2001年4月個別以單行本出版。即《後藤新平—一位有骨氣的國際觀人物》，（其中收有許文龍先生寫的文章〈台灣近代史中的後藤新平〉一文）和《新渡戶稻造—國際開發與國際教育的先驅》。我也曾到Portland的紀伊國屋書店（Kinokuniya）接洽，但該書店不代理大學出版的書本。 若要從《台灣論》中選出本人最有興趣的題材，無論如何就是和醫學有關連的了，如在第一卷內社會篇佔有八十五頁篇幅的台灣衛生醫療問題。後藤新平本人就是醫生，積其當任衛生局長六年的經驗再出任民政局長，其對台灣現代化的發展所做的貢獻，最顯耀的項目不滕枚舉，如公共衛生的制度和台灣醫生的培養。恩師杜聰明博士經常談到山口秀高、高木友枝、堀內次雄等三位日本教授，就是對台灣醫學向上發展有極大貢獻的一批教育家。後藤新平成功的背後，有此等不可忽略的偉大醫生，而協助他發展台灣公共衛生最大貢獻應該算是高木友枝（1858-1943年）。高木曾任第二代台北病院院長及第三任醫科學校校長，他是位富有才華的醫生，在行政管理（防疫課長）、企業界（台灣電力會社董事長）和學術界（教師及醫科學校校長）均有卓越的成就，而被奉稱為「台灣衛生醫學之父」。另一位被敬稱為「台灣醫學之父」是堀內次雄醫生，堀內將全部心血灌入台灣的醫學教育長達四十年，其中擔任醫科學校校長二十二年，是被學子們敬慕如慈父的一位人格高尚的學者。後藤新平是個天才的上司，他的妙術是慧眼識英雄，發掘這三位傑出醫生加以重用，再加雕琢栽培。更邀請農化專家新渡戶稻造來台灣，他在兩年以內將台灣糖業提高到世界級水準，砂糖產量增加三倍，促成「台灣經濟獨立」在1904年實現，比預期的提早五年。 《台灣論》全部五卷內收錄的論文，只有極少數關連到衛生醫學。所觸及的僅有在第一卷社會篇（第一二七至二一一頁，計八十五頁）。由三位醫生提供的台灣傳染病學的論文。其中一位就是高木友枝。本人收藏的書籍就有高木友枝所寫的小冊子，名為《Formosa島的公共衛生》（Die Hygienischen Verhaltnisse der insel Formosa）。這本小冊子是以德文書寫台灣公共衛生的論文，1911年德國Dresden市出版。全書大約有兩百三十頁，插入八十四張當時的台灣風景照片、多幅地圖和多數的統計圖表，是一本很優秀的博士論文。為此論文，高木暫停其在台北的醫學院院長職務，遠赴德國留學三年。其間和德國婦女結婚。回國後復職，依序提出論文，獲取醫學博士學位。從此仕途平順如青雲，歷醫科學校校長十二年。 題名為〈台灣衛生談〉的演說稿，即《Formosa島的公共衛生》一書的內容，是高木友枝就任醫科學校校長的1902年所作記錄，演說很簡單明瞭地檢討過去七年日本在台灣拓殖的業績。其施政成果令人驚訝。短短的七年就在台灣建立十所綜合醫院，一所分院，為此配置公醫八十名。另外地方醫生一千八百人和來自日本的開業醫生三十名，設立二十所地方衛生機關。這樣的建設和努力將台灣建成為難以置信的「一片健康的土地」，達到八項最嚴重的傳染病，如斑疹傷寒、赤痢、瘧疾和猩紅熱四項病例減少到比日本更少，而白喉一項在台灣絕跡，肺結核和麻瘋兩項也比日本本土為少，僅存鼠疫一項比日本本土為多。台灣的鼠疫在1896年以來大肆橫虐全島，經過二十年的時間在1917年根絕成功。經過多項很有趣的統計學分析來比較東京和台灣的病例，雖然發現台灣在小兒腦膜炎和腳氣病兩項顯然多出日本本土，但總體來說，當時的台灣在公共衛生方面不比日本差，即使和日本本土內公共衛生良好的大城市相比，也毫無遜色。 當時在台灣吸食阿片的佔人口的3.85﹪，而阿片使用量的管制是公共衛生中最為困難的課題。根據後藤新平有名的「生物學原則」所做長期的管制，觀察了吸用人數由1900年的十七萬人到1902年減為十五萬人，過九年1911年為十一萬人。這就是高木友枝在上述以德文之論文內所預測的傾向，逐步減少而達成的成果。在醫學教育方面，高木向後蕂提出留學優待的制度，此建議為「以公費保送由日本來台灣完成規定醫療服務期間的醫生到外國留學兩年」。這制度對當時的年輕醫生具很大的吸引力，使很多優秀的醫生願意來台服務後再到歐美留學。高木本身就是這種途徑留德。他又在辭去校長職位前向後藤新平進言：在總督府內設置中央研究所，其本人也被任命為該所第一任所長，將其外國留學制度更加強化發展。其後此中央研究所變身為屬於台灣大學之熱帶醫學研究所。 不僅台灣受惠於此外國留學制度，其恩惠亦遍及日本本土。因為本制度，許多優秀且有革新思想的日本醫生，留學後可任選返回台灣或日本服務。總之，許多留學醫生回國後都成為著名的學者或是臨床教授。成為世界級學者就有研究瘧疾的木下嘉七郎，細菌學的堀內次雄及病理方面的今裕教授等。台灣醫學對世界衛生最受矚目的貢獻就是熱帶醫學。這應歸功於中央研究所之設立。該所在1919年改組，將其衛生部附屬於台北帝國大學之熱帶醫學研究所。其新陣營由堂堂傑出，國際出名的學者精英組成。除了長野泰一教授（細菌血清，留法）和曾田長宋教授（厚生學，留美）以外，大部分的教授都是留學德國。由宮原初男放教授（熱帶醫病），下條久馬教授（所長），中島壽教授（細菌血清），岸田秋彥授（細菌血清）等所組成的陣營，就可以知道此研究所能擠身世界級的道理了。 後《台灣論》第一卷社會篇記述的高木友枝的演講一直到上述的台灣醫學史，本人到現在才得以抽絲剝繭地瞭解其中奧妙。高木分析在台灣驚人的公共衛生之成就，並將其成功理由歸述如下：1.排水系統及飲用水設備完善，2.由公共衛生補足法促成之預算增加，3.設置醫學教育機構如醫科學校及醫學講習所，4.上項醫學教育之成功，5.醫生薪水之提高，6.藥品管制的完整，7.行政長官本人是醫生，8.邀請日本內地優秀醫生到台灣服務的制度。高木說得條條有理，本人大加肯定其作為，也感謝這些人對台灣盡力。1899年在台灣開辦的醫科學校，經過三年已擁有130名成績非常好的學生，其膳食、服裝大部份都由官費支出。學校對學生培養不遺餘力，大大寄望其優秀學生，不管到日本任何一地表現都不輸人。 現代日本對台灣的理解比起百年前領台初期不但落差甚大，也可能完全不存在。日本人過份用心於中國的存亡，而完全忽視了昔日用盡熱情經營的殖民島—台灣的興亡。探究拓殖大學的起源，是在一百年前建立，其目的是為開拓台灣。而後藤新平以其獨特的「生物學原則」擔起台灣的統治。此統治方式被稱為“新殖民主義“是和過去以武力或宗教來征服的殖民主義，完全相異的「文化人道主義」。因此百年後，後藤的方式還被台灣人欽慕和懷念。 正當「殺死」（SARS）延襲東南亞和台灣爭取加入WHO時，中國對台灣蠻橫封殺、百般欺凌，令人再度激起無限的憤怒。當年日本留在台灣，世界第一流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到現在還是健全存在。屈服於中國非人道而且傲蠻的政治壓力的聯合國會員國（可能包括日本在內），假如能夠察覺到台灣現在在熱帶醫學所擁有的研究成果和經驗，足以對人類有貢獻，依情依理早應該前來懇求台灣早日加入WHO才是。 總之，為了後人再度研究此論集貴重的歷史事實，而從百年來雜亂分散的眾多文獻，加以收集、考証、分類、撰文、編集、解讀，從頭到尾，貫徹綜合工作的這此人士，尤其是池田憲彥和黃文雄教授的勇氣和耐力實在令人感佩。這種努力是為增進台灣和日本互相的認識與信賴，以為和平友好的鄰國必須的付出。對兩國間的外交關係，文化的成長和認同的建立，自不待言有很大的貢獻。很幸運地，此龐大的論集《台灣論》中的一小節，搜摘了有關台灣的醫學，特別是關係到傳染病醫學近代化的歷史和論說。雖是滄海一粟。但此生有緣發現了大量的「情報」，也頗感欣慰。在此謹記讀後的感想做為序文。 拓殖大學創校百週年，該校在公元2004年12月出版“台灣論“一書。該書第五卷序文由周烒明醫師執筆。為這篇序文周醫師用盡心力，蒐集百年來分散的資料，凝積完成此一傑作，本人深受感動。序文中，特別是對李總統及後藤新平（註二）的記述，再次加強本人原有的認識，倍感親切，心弦共鳴。全篇記述令人非常感服。

侯榮邦 今年八月十五日是二次大戰終戰六十週年紀念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對聯合國投降文書簽署當天，聯合國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指定在亞洲的日本軍應投降的對象，依據該命令，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蔣介石接受日本軍的投降，佔領台灣（包括澎湖島）。蔣介石以不具國際法上效力的開羅宣言為依據，片面宣佈台灣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從此開啟半世紀有餘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命運。 　台灣史是一部外來政權的統治史，尤其是歷經國民黨外來獨裁政權超過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刻意剷除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執意灌輸大中華思想，培植大中國意識。無可諱言，半世紀有餘的外來政權愚民政策與單一價值觀之毒化教育下，現今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民心早已受到中國惡質文化嚴重的污染。 　今後重要的課題無疑是從事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教育改革以及李登輝前總統一向提倡的心靈改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長遠而艱鉅的工程，但是，我們必須勇敢去面對，腳踏實地，逐步進行。 　一九九六年，人民直選李登輝為總統，創立名副其實的「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在李總統領導下，確立台灣主體意識，加強台灣本土化政策。二○○○年的總統大選，由本土民進黨的陳水扁取得政權，完成歷史性的和平政權輪替。二○○四年陳水扁險勝獲得連任，惟在國會朝小野大的政治生態下，遭受強力的抵制與封殺，以致五年多來許\多重要的國防、民生等法案均無法通過，使民進黨政權執政團隊心餘力挫，幾乎沒有顯著的政績與建樹。但是陳總統並不因而退縮與灰心，仍然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與本土化的理念，期待有突破的一天。 　其實台灣的民主政治還在起步的階段，國民的民主素養還不夠，欲具備良好的民主素養沒有捷徑，務須依靠長期不斷的教育與培養始得達成。以筆者的觀感，現今的立法委員之中，其專業與素養可以稱職者不夠三分之一，這說明了「要有好的選民才能選出好的民代」。 　民主為普世價值，台灣的民主政治距離成熟的階段還相當遙遠，有待全體國人共同努力。（作者為現代文化基金會董事）

陳唐山／Ph.D. in Atmospheric Physics from Purdue University (本文英文：Joining the Global Village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刊登於哈佛國際評論) 被譽為「寧靜革命」的民主改革使台灣從威權體制蛻變為尊重人權與法治的民主社會，並被美國自由之家列為全世界89個、亞太17個自由國家之一。 台灣在全球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人口超過140多個聯合國會員國，是全世界第17大經濟體，第15大貿易國，而其資訊工業更是揚名世界，筆記型電腦、主機板及液晶螢幕等產品之產量高居世界第1，在「世界經濟論壇」（WEF）2004年的「成長競爭力」評比中，台灣位居第4名，並且連續3年位居亞洲第1名。 然而，遺憾的是，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成就並未真正反映於國際舞台。台灣不是聯合國體系相關組織的成員，全世界7,20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中，台灣擁有會員身分的只有26個，以觀察員等其他身分參與的也只有17個，這與台灣旺盛的活力實在極不相稱。由於中國的打壓，台灣幾乎被排除在參與國際社會所有政府間國際活動之外，這種「政治隔離」傷害台灣人民的人權、利益與尊嚴，違反國際社會保障民主、自由、人權的主流價值，不是文明社會應該容忍的事。 台灣應有一席之地 經常有人表示，台灣過去參與的國際組織雖然有限，但仍然能創造出政治與經濟的穩定，由此可見，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非必要。然而，基於下列理由，本人相信台灣應該在國際組織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新議題的出現需要台灣在聯合國擁有一席之地。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許\多問題已難由個別國家單獨處理，例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巴西、墨西哥、俄羅斯等國的貨幣危機，幸賴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國際金融組織（IFIs）的適時介入與協助，才未造成跨國性骨牌效應。然而，由於台灣並非該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會員，必須獨力面對亞洲金融危機。有鑑於國際資金流通的自由化，國際社會必須慎重考慮台灣參與IMF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可能性，使國際金融體系更能有效因應潛在的金融危機。 其次，新架構的產生也需要台灣在聯合國扮演一個角色。地球村觀念的興起，使得許\多議題成為國際關切的焦點，國際環保合作就是一個例子。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議定書」是多邊致力預防全球暖化，追求人類永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該議定書有關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管制，對台灣的工業發展及對外貿易都有重大影響。由於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國，未能獲邀參與「京都議定書」的談判或國際規範的制訂，如果國際社會希望台灣為全球努力做出貢獻，則國際社會應讓台灣充分參與解決重要國際議題的新架構。 此外，追求國際參與是台灣民主人權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化之後，台灣人民要求政府積極尋求國際角色的再定位，例如台灣爭取參與聯合國行動，就是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於1991年經立法院通過決議推動。台灣的民主發展符合聯合國的主要理念。2002年7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佈的人類發展報告，特別強調深化民主的重要性。台灣是成功\的新興民主國家，值得更多國際肯定。由於台灣未能在諸如「民主社區」（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及「新興及復原民主國家」等眾多多邊機制中扮演積極角色，使得台灣無法與其他國家分享寶貴經驗，缺乏這種經驗共享也斲傷聯合國推展全球民主的承諾。 更重要的是，賦予台灣在聯合國一席之地，才能維持國際合作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例如，要促進國際衛生合作就要將台灣納入世界衛生組織。台灣一年有將近800萬人次出國觀光、外籍人士則有將近300萬人次來台觀光，目前在台外勞也有30幾萬人。此外，2004年使用台北飛航情報區的飛機除我國內航線外，計包括30國約69家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共達140萬架次。在人口流動如此頻繁的情況下，將台灣排除在WHO之外，將造成國際防疫機制的缺口。去年美國及日本投票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就是從SARS傳染病經驗中深切瞭解到，以台灣人民和各國人民交流密切的程度，將台灣納入國際防疫合作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台灣是國際上少數有意願也有能力提供人道援助的國家之一。台灣曾經對阿富汗及伊拉克提供大量人道援助，去年印度洋發生海嘯災變後，台灣政府提供5,000萬美元賑災，成為全球20大捐助國之一。此外，民間捐款更超過1億美元。然而，台灣卻被排除在捐助國會議、防災會議以及海嘯預警機制建立的討論之外，因而無從做出更多貢獻。這不但是國際社會的一項損失，也是國際人道合作的一個缺憾。 海洋環境的保護以及海洋資源的保育被廣泛視為人類共同關切的議題。各國都體認到，只有經由國際組織推動的國際合作，或者經由區域性、全球性的共同行動制訂相關條約規範各締約方，有關海洋污染防制、海洋資源濫用等問題才能有效獲得解決。公海自由是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也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主要訴求。原則上在公海航行的船舶，船旗國擁有專屬管轄權。台灣是提供國際航運服務的主要國家，船舶航行世界各大海域；台灣也是世界六大遠洋漁業國之一，國際海事組織（IMO）及國際糧農組織（FAO），特別是後者的漁業委員會，應該率先讓台灣得以與各國並肩而坐，共同針對海洋環境挑戰等議題進行討論。 反恐也是一個可以經由納入台灣而加強的國際合作領域。國際恐怖主義尤其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WMD）帶來的威脅是超越國界的。國家安全無法再以地理作為屏障。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必須共同合作，以保障及提升全球安全。國際間已經建立諸如「禁止化學武器組織」及「澳大利亞集團」等各種管制戰略性及高科技商品進出口的機制，以減少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危險。確保台灣參與國際安全及反恐合作網，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最後，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外交圍堵是造成兩岸漸行漸遠的一個重要因素，台灣參與聯合國正好可以作為兩岸合作的起點。中國不斷增加對台軍事威嚇，造成台海的緊張以及區域的不安。建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是確保區域和平必要的步驟，但是這個安排不能只侷限在兩岸之間，更應該放在多邊架構下處理。兩岸目前同為APEC及WTO會員，這個事實顯示，兩岸可以共同參與國際合作並做出貢獻。只要國際間多給予台灣鼓勵和協助，而中國又能發揮更多創意、彈性和善意，我們相信，兩岸在APEC、WTO中的合作精神可以應用在其他功\能性國際組織如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IMF。 聯合國是關鍵所在 台灣有意願也有能力積極參與跨國議題的合作，但卻因為在聯合國沒有適當的代表權，而被排除在WHO、ICAO、世界氣象組織（WMO）、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國際組織與多邊公約之外。聯合國如果能接納台灣，不但將使台灣有機會參與其相關組織及其他多邊合作，更能夠實踐聯合國憲章揭櫫的會籍普遍化、促進國際合作以及提升人類福祉的理想。 1971年時，聯合國大會通過有關「中國代表權」的第2758號決議，該項決議成為中國幾十年來阻止台灣推動參與聯合國的一項藉口。第2758號決議通過時的背景是當時海峽兩岸都主張中國只有一個，並互爭「中國代表權」。然而，民主化的台灣已經實踐了主權在民的理念並重新自我定位，不再主張中國代表權，而是強調台灣2,300萬人民的代表權。因此，第2758號決議的時空背景已經完全改變，到了必須加以檢討的時候。 台灣參與聯合國將提升區域和平。波士尼亞、索馬利亞、蘇丹等國的內戰，都在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介入下得以獲得消弭；東帝汶甚至在聯合國的協助下獲得獨立並走向民主化道路。今天，台海一直被認為是東亞三大衝突點之一，其癥結就在於中國視台海為其內政問題而排除國際介入。 尤有甚者，中國迄今仍未放棄對台動武，更企圖以「反分裂國家法」作為其隨時得以對台動武的所謂法理藉口。聯合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宗旨，接納台灣參與，將可提供兩岸建立互信並經由和平對話解決歧見的多邊平台。 地球村的一瞥 今年10月24日聯合國將慶祝成立60週年，最近有關聯合國改革的議題已經受到各方廣泛的討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擴大安全理事會的代表性，但台灣2,300萬人民的代表權何在？我們懇切呼籲聯合國應該省思其創立宗旨並繼續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等全球主流價值的發展。 60年前聯合國曾經倡議維護和平、保障人權、促進人類發展的理念，能否維持上述三大理念將決定聯合國在第二個60年的成敗，因此，能否接納台灣勢將成為聯合國的一大考驗。 在一個地球村時代，沒有台灣參與的國際合作，就好像有了破洞的臭氧層，對全世界都有不利影響。如果台灣能夠參與國際組織及多邊合作機制，將更能夠維護其人民權益、善盡國際責任、促進國際合作並維持東亞區域和平及穩定。 台灣2,300萬人民已張開雙臂擁抱世界，國際社會應該給予回報。

喜訊：九月十六日在東京，日本交流協會高橋雅二理事長，向「台北駐日濟文化代表處」許世楷代表傳達，當天上午日本內閣會議根據八月五日國會決議的入國管理法修正，通過對台灣觀光客的免簽證政令，該免簽證措施自本年九月二十六日開始實施。 * * * 一、「不平等」的登日 六月，亞熱帶的台灣，空氣中已漲滿溼熱躁動的分子，炎夏的威力，正蓄勢待發地往上爬昇，準備點燃這一季的溫度；而最能夠激發這個熱度的火種，莫過於是那一樹的蟬叫了。在那漸次高昂的蟬聲的催逼下，這座海洋之島，已經慢慢蒸騰出汗……，院子裏的木瓜樹也結實累累、金黃閃爍地在佇立在藍空下，迎風搖曳，裝點出台灣特有的美好夏日風情。在匆匆結束了這漫長的一個學期後，我迫不及待地打包行李，準備前往日本，展開我為期二個月的日語學習課程。 這次是我第三次來到日本，與前兩次最大的不同是，這次我是以「免簽證」的身分進入日本的。猶記得五、六年前，也是夏天，當我第一次要來日本的時候，我的心情是相當興奮的，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辦理的手續太過繁冗了，這個不愉快的經驗，讓我永無法忘記。當時，人在台中的我，一方面要忙著整理行李，一方面又要撥空到台北的「日本交流協會」辦理簽證。於是，我得先向學校請假一天，再頂著燠熱的太陽上台北去辦理簽證。一到台北，已是正午，揮汗如雨的我好不容易摸索到了「日本交流協會」的地點，一踏進沁涼的大樓，原以為一切應該很快就會辦理完畢，可以趕快回家，沒想到再一走進他們的辦事處，眼前出現的赫然是一長串人龍──天啊，原來有這麼多人要來辦簽證！望著這麼長的陣列，我也只能認命地乖乖排隊，展開我第二回合的長期抗戰。排啊排的，也不知過了多久，只覺得時間漫長難耐，兩腿發痠（至今回想仍覺疲憊不堪）；後來，終於輪到我了，在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之下（生怕辦事員說我遺漏了什麼或不符什麼），走向櫃檯，繳交了該繳的證件之後，再付上我的一千九百元台幣，總算「大功告成」，但此時我人也將快虛脫了。 在漫長的排隊過程中，我不禁在想：為什麼我要這麼辛苦的來辦理簽證？我到日本去，是要去消費、觀光的，為什麼在我要去促進日本的觀光產業發展之前，我卻反要先接受他們這種「懲罰」──精神、肉體以及金錢上的懲罰？而且更不合理的是，我們早在一九九三年就給予日本來台三十日免簽證了，為什麼他們遲遲沒有給予我們平等的待遇？這麼明顯且不合理狀態，為什麼一直持續存在著？這當中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裏？是我們自己自我矮化，還是日本欺壓我們，刻意視我們為次等國家？這一切的一切，我真的無法理解，只感到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在思索不出箇中緣由之後，我也非常「熟練」的給了自己一個答案：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邦交啦，所以只好「吞忍」了！所以能夠如此「熟練」，是因為國民黨政權一向是如此告知我們。就在如此的自我解釋安慰之下，我「打理」好自己的心情，暫時「撫平」內心不平的情緒，我「不平等」的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二、愛知萬博，免簽契機 原以為就像台灣長期以來冰凍的外交一樣，「赴日簽證」是永恒不變的「真理」，沒想到在今年三月初的時候，從新聞得知，日本將給予台灣在「愛知萬國博覽會」期間免簽證的優惠，為期半年，從三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五日。乍聞此消息的我，真是興奮不已，認為這是台日關係解凍的第一步，也直覺地意識到，這絕對是我們的新任大使許世楷博士赴日半年，勤奮努力耕耘的結果。懷著這樣喜悅的心情，我期待著自己七月的日本之行能夠早點到來，因為，乘「愛知」之便，這次我將以不同的身份──「免簽證」──進入日本。 回想七月二日那天，當我一下飛機，踏進成田機場時，內心不由得產生一種「尊嚴的驕傲」，因為這次我終於「平等」的踏上日本的土地了。那種感覺很複雜，難以言喻，有點甜，卻又帶點酸，酸得讓人眼眶微溼，心頭微熱……，這是許多正常國家的人民所無法體會的。台灣太苦了，苦到在國際的舞台上無法和人家一同坐在主桌吃飯；今天，終於入座了──這種感覺，我此生難忘。 三、永久免簽，台灣上昇 回顧當時得知「愛知免簽證」一事時，我內心雖然很興奮，但卻仍有一股隱憂，認為這很可能只是「短暫的喜悅」，因為我們一向很清楚，日本是相當畏懼於中國的威勢的，依照過去的經驗，他們是不會輕易得罪中國的，所以，對於半年之後，日本是否會繼續給我們免簽證的待遇，其實是不太樂觀的。但無論如何，這總算是一個美好的開始，我懷著這樣愉悅的心情，展開我在日本的日語學習之旅。 我每天準時的到位於東京高田馬場的「東京國際大學附屬日本語學校」上課，一星期五天，我每天在電車上觀察著日本人，體會著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文化，驚訝於他們現代化的程度（以前我的歷史老師曾經說過：「對時間的準確掌握，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而我來到日本之後，從他們的電車的準時與便捷這一點，真的強烈感受到日本現代化的一面），同時也思索著台灣的問題；「台灣」與「日本」這兩個國家的意象，不斷交叉比對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在規律的作息中，不覺間七月已過，日本的夏天，也是燠熱難耐，太陽的威力似乎沒有減弱的趨勢。在暑氣逼人的一個正午，傳來一個令我極為興奮的消息，那就是日本國會已經通過給予台灣「永久免簽證」的法案了！那天，正是八月五日，我清楚地記得，畢生難忘！ 在中國與韓國都尚未獲得日本的免簽證時，台灣就早先一步拿到日本的永久免簽證，這對台灣而言，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因為這相當於打破了「不平等條約」，讓台灣從原本的次級位階，提昇到與各國平等的地位，這是我們外交上的一大突破與勝利。 四、功夫下得深，鐵杵磨成針 在我們爭取到日本的「免簽證」後的一個星期，趁著地利之便，我去採訪我們的駐日大使許世楷博士，請他就我們爭取「免簽證」的過程，作一個說明。在聽了大使近二個半小時的說明之後，我著實捏了一把冷汗，原來我們看似輕易，以為很「自然」的事，背後其實佈滿了太多的荊棘。 （一） 犁田鬆土，埋籽播種 在大使剛接下這個職務時，腦海中就盤桓著許多要做的工作，其中一項就是「免簽證」的問題。大使第一步先藉由「愛知萬國博覽會」的機會，積極向日本爭取台灣旅客赴日免簽證。大使的理論基礎非常的扎實，他跟日本的國會議員們分析說，如果日本想要刺激更多的台灣旅客來參加「愛知萬博」，就必須要給台灣人免簽證才對。而且，台灣旅客具有以下幾項特質：第一，台灣旅客是日本最主要的觀光客源。雖然，在統計數字上，韓國是第一位，台灣是第二位，但是，韓國人來日的主要目的是探親、依親，而台灣人則為純粹的觀光客居多，所以，台灣人才是日本潛在的主力客群。第二，台灣旅客是相當優質的旅客。根據資料顯示，台灣是所有來日國家的旅客中，犯罪率最低的國家，所以可說是素質相當優良的旅客。第三，台灣的觀光客消費力相當驚人。台灣旅客來日本觀光消費的費用，一天大約是一百七十美金，相較於日本人到台灣觀光消費約一天一百八十美金而言，幾乎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就日本的國家利益而言，日本能夠不給台灣免簽證嗎？第四，基於對等原則，日本必須給台灣免簽證，因為早在一九九三年，台灣就已經給日本免簽證了，為此我們還放棄了極大的利益。關於這點，我有一個切身的經驗可以證明。那就是，有一次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和代表處幾個朋友一起吃飯，閒聊中，一位年資超過二十多年的資深員工說起了那段在櫃檯收簽證費的記憶。她說：「當時我們一年的簽證費用收入高達六十億日幣左右，我更曾有在一天之內收到三千萬日幣，數錢數到手軟的經驗。」天啊，原來這筆收入，是如此的驚人，經她這麼一說，我才更有了臨場感──感受到那時我們不知為何輕易放棄這筆雄厚的利益，答應給日本免簽證，而我們卻沒有同等要求日本給我們免簽證的這段歷史「懸案」。我想，關於這點，我們有必要好好調查，作進一步的瞭解。 大使就是如此慢慢去鬆動日本人的觀念，就像農夫在耕田一樣，在決定要種植什麼之前，一定要先做好犁田、鬆土的工作，再撒籽播種。大使到任後，每天就是馬不停蹄的到各地去演講，拜訪日本的國會議員，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就累積了數千張名片，可見他用功之深。後來，在部份親台議員的幫忙運作下，日本的「日華國會議員懇談會」決定將「免簽證」列為他們的重點工作之一；最後，終於順利地在國會中通過愛知萬博半年期間的免簽證，這對台灣而言是一大突破，因為它為台日關係開啟了新的一頁。事實上，大使在爭取之初，就一直強烈要求日本不要分成兩段，要一次就給台灣永久免簽證才是；奈何，日本的確是一個很謹慎的國家，就是要一步一步來。後來，好在台灣旅客在這段期間的表現也相當良好，為我們往後在爭取永久免簽證時，增加不少籌碼。 大使埋下的第一顆種籽，已開始發芽。 （二） 綠芽新發，施肥灌溉 在初步爭取到「愛知萬博」期間的免簽證後，大使乘勝追擊，向日本議員拋出第二個問題，那就是「一九七二年體制」必須重新審視。大使主要的論據是，這個體制的基礎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了：首先，共產黨大本營蘇聯已經解體，早年的「冷戰」已不存在了，第二、當年美、日積極想拉攏的中國這個「小老弟」，也不再是當年那個任人摸頭的「小老弟」了，相反地，它已經變成一隻會反撲的「大老虎」了，所以美國有必要重新檢討與中國的互動方式，第三、日本本身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但如今日本更想成為政治大國（從日本想修改憲法第九條，可以擁有軍隊一事來看），既然如此，日本當然也要有必要重新檢討這個舊體制，第四、台灣本身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它已從昔日的獨裁統治，轉變為今日的民主政治體制。就是在這樣的分析與闡述之下，日本議員開始改變他們的觀念，慢慢覺得大使說得有道理，所以他們也開始認真的思考這個問題。 「重新審視七二年體制」，是大使為這顆初綠新芽，所用心揀選的肥料，其後續的成長，必然是茁壯可期！ （三） 一則偶然消息，加速免簽腳步 這株新芽，一開始似乎成長的很順利，因為日本的議員們對於台灣能否獲得免簽證一事，都抱持著樂觀的態度，一直以輕鬆的態度跟大使說，「沒問題、沒問題啦」，但是並無具體進展。到五月報紙上有一則消息說，因為近來韓國反日情況很嚴重，所以小泉首相在訪韓時，很可能會給予他們免簽證的優惠。大使一看到這則新聞，馬上從沙發上跳起，立即去找他在早稻田大學時期的學弟玉澤德一郎先生（自民黨眾議員）。大使嚴肅而鄭重的跟玉澤先生說：「你不是說台灣人是最親日的嗎？如果到時韓國人享有免簽證待遇，而台灣人卻沒有，這不就等於告訴世人，原來要『反日』才會有免簽證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我只好承認失敗，這裏已經沒有什麼好值得停留的，打點行李回台灣去了。」玉澤先生聽了後，大為緊張，一改先前一派輕鬆的態度，認為確實是事不宜遲，動作要快。於是，在玉澤先生的助力之下，一些議員也全部動員起來，積極去運作此事。我想，這是我們在推動「免簽證」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捩點，因為若不是大使那番疾言厲色的懇切陳詞，「免簽證」這個問題到現在可能都還拖懸在那裏。 （四） 積極游說日本國會議員： 由於日本是採「政黨政治」，所以在國會議員立法之前，黨必要先有共識。因此，我們除了要游說自民黨，也要游說民主黨，讓這個提案能夠排進國會委員會中的「法務委員會」。而要讓這個法案通過有兩個方法：一是由委員長提案，二是由二十個國會議員連署。前者是比較容易的方式，因為只要委員長提案，法務委員會就會無異議通過，但前提是委員會中的三位「第一理事」（自民黨、公明黨、民主黨，每黨一個）都必須同意，假如「三缺一」，就不行了，那麼我們就勢必改走變數更為複雜的國會議員連署方式。 在一切全面動員起來之後，大使趕快去找平沼赳夫先生（自民黨眾議員，「日華懇談會」會長）與藤井孝男先生（自民黨眾議員，「日華懇談會」事務局長），請他們協助；加上玉澤也不斷地打電話打敲邊鼓，才使所有國會議員在忙於他們的郵政法案之餘，願意分心來幫我們推動免簽證一事。這裏我們必須瞭解的是，此時，對國會議員而言，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是郵政法案了，所以，他們後來願意撥時間來關心我們這個問題，想來也是相當不易的。就這樣，在自民黨方面，我們有了著力點。其次，在公明黨方面，大使則是去請草川昭三先生（「日華懇談會」副會長，參議員）幫忙。草川先生因曾幫助台灣引進導盲犬，對台灣比較有感情，所以，也相當的盡力。最後，在民主黨方面，則是去請中井洽先生（「日華懇談會」副會長，眾議員）幫忙。同樣地，由於中井先生也曾去過台灣，所以對台灣也有著感情，加上後來平沼與玉澤兩位先生也去跟他談論此事，這些都產生很大的助益。　　 （五）阻力的干擾與排除： 在這段奔走的過程中，玉澤不斷地打電話給許多議員，大多獲得正面回應，但就在自民黨的委員會要通過這項提案時，卻出現了一個阻力，那就是自民黨中的「親中派」議員的阻撓，而更棘手的是，這些親中派議員擁有很大的政治實力。大使先請玉澤先生等人去跟他們談，後來大使本人也去。雖然他們是親中派，但是他們選區都普遍希望更多的台灣觀光客到來，大使努力讓這些縣市議會通過「台灣觀光客免簽證決議」。所以當大使再去找那些親中派議員談的時候，他們則滿口說他們並沒有反對。 （六）關鍵的緊張時刻： 1.第一個驚濤：七月二十九日延至八月二日　 在這個阻力消失之後，自民黨方面就這樣通過了，而公明黨方面，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最後，在民主黨方面，卻出現了一個令人緊張的插曲，那就是當民主黨黨內尚未正式對外發佈的時候，日本的「產經新聞」就早先一步報導說：「三黨共同提案，七月二十九日要在法務委員會中通過這項法案。」這個消息，讓民主黨的某些議員感到非常不滿，出來否認，說他們黨內尚未決定。經過一番撫平，審議的日期就往後延到八月二日。 聽到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讓我這個對世事一派天真的人，開始緊張起來…… ２.風雨暫歇：八月二日「眾議院」通過 對民主黨部分議員這樣突如其來的阻撓，讓眼看就要順利提案的我們，大為緊張。當時大使人正在北海道，代表處的陳鴻基副代表等人聞訊後，趕快去找某些關鍵人士，請他們出面協助，平沼先生與藤井先生也同樣為我們積極去奔走，讓這個法案能夠在八月二日上午，排進「法務委員會」。最後，終於有驚無險的，當天上午由法務委員長提案，以不到三分鐘時間立刻獲得通過，並馬上移送「參議院」，預定在八月四日進行表決。 雖然「風雨暫歇」，但是大使的心仍然是懸在半空中，忐忑不安的。因為這時正逢日本的「郵政民營化法案」在朝野間攻防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小泉首相揚言為了通過這項法案，他不惜解散國會，而這個法案的表決日期就在八月五日。雖然我們這個法案是被排在八月四日，情況很危險，但總是提早它一天。這時，我們承受著一股極大的壓力，因為若是在我們的法案通過以前國會解散，那麼我們的法案就會泡湯，必須在下會期重新從頭手續；所以，我們既要與時間賽跑，又要與日本政壇的瞬息變化拔河，在決勝點來臨前的一刻，沒有人知道結果將是如何。 此時的我，已是全身肌肉緊繃，張口瞪眼地等待下文了，心想，果真是「好事，多磨難」嗎？ ３.第二個駭浪：八月四日移至八月五日 　　俗話說：「世事難料」，當真如此。就在我們以為八月四日即將在參議院進行表決時，此時又出現第二個令人緊張的突發狀況，那就是另有民主黨某議員出來阻撓。此時，玉澤先生與中井先生立即去奔走，大使也趕快去找日本政壇某政要，請他幫忙。這位政要是一個對台灣非常非常友好的政治家，他主張說：這個法案是屬於外交方面的問題，千萬勿與內政混為一談，而且在這當中也不是只有台灣免簽證一案，另有其他兩個與外交相關的法案要審議，我們不能因為國內的「郵政法案」而使與外交相關的法案停擺。最後，在他的努力下終於敲定將這三案排在八月五日上午進行表決。危急的是，日本的郵政法案預定在八月五日的下午進行表決，一個上午、一個下午，情勢緊繃到令人無法喘息，因為這當中萬一要是有個閃失、突然又出現什麼變數的話，那麼，我們所有的努力將毀於一旦。所幸，日本後來又決定將郵政法案表決的時間延到八月八日，所以，我們又暫時鬆一口氣，但是，當最後的結果還沒出來時，我們的心裏仍是七上八下的。懷著這樣的擔憂，大使幾乎無法入睡，一直到八月五日早上近十點鐘的時候，參議院以不到三分鐘的時間，一致通過這個法案，我們的危機終於解除，大使連日來的緊張與壓力，終於得到了釋放。台灣，從此刻起，可以真正享有赴日免簽證了！ 　　我不禁要喊出：「天佑台灣」了──就像子彈從阿扁總統的肚皮上擦身過一樣，是台灣的福氣；但這更是大使以及代表處整個團隊共同努力護持的結果，才能使我們在萬分驚險中，閃避掉這些「外交流彈」。 ４.風雨過後觀浪平：八月八日，小泉解散眾議院 最後，令人倒吸一口氣的是，八月八日上午，郵政法案在參議院中被否決，小泉首相果真如預期的宣佈解散眾議院，九月十一日國會議員全面改選。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我們無不捏了一把冷汗，直為台灣慶賀，因為真的是太驚險了，我們差一點過不了關。根據八月十三日，朝日新聞的頭版報導，由於眾院解散，因此有六十一個已經在眾議院通過的法案泡湯，其中還有些是極為重要的法案，而我們這個「免簽證」法案，可說是趕在他們解散眾議院前，最後一個通過的法案。之前，八月五日當我們的「免簽證」過關後，大使立即打電話要跟玉澤先生道謝，但他因公在忙，沒有連上線；後來八月八日，眾院解散後，他立刻主動打電話給我們大使，第一句話就是：「咱比韓國更早有免簽證！」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大使也十分感動，原來他將大使那番激昂嚴正的陳詞，一直牢記在心，所以極力去促成，我想，這正是台、日兩國友情真誠展現的最佳寫照。(九月聯合國在紐約開會時，韓國外交部長向日本町村外交大臣要求免簽證，日本只是答應將博覽會期間臨時免簽證延期到明年二月而已。)當我聆聽至此，也不禁心頭一暖，感動萬分……有一種「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如釋重負之感。風雨終於過去了。 當我和許多人一樣，以為赴日永久免簽證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時，在聽完了大使詳述整個爭取的過程後，才知道這是猶如在黑夜的狂風暴雨中，搶救即將失足落海的親人般那樣不易；要不是大使能在「第一時間」去拜訪「第一人士」，並指揮「第一團隊」，我們是不可能達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的。所謂，「功夫下得深，鐵杵磨成針」，我想這就是最貼切的成功寫照吧。　　　 五、尾聲：收穫滿載，歡喜賦歸 我真的沒想到，在我要來日本之前，已經收到一個意外的「禮物」──省下了一筆簽證費用（台灣從此刻起，也會每年省下二十多億元的簽證費用）；在日期間，又得知「台灣赴日，永久免簽」這樣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如此地以「暫時性免簽證」入境，卻帶著「永久性免簽證」離境，想想我此行的收穫真是豐富啊！但我知道，這樣的成果是得來不易的，因為我們手上實在沒有什麼籌碼，可以去和日本交涉，這次之所以能夠驚險過關，實在是「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整個團隊，硬把瘠地變良田，才能夠開花結果的。明天，我就要回台灣了，回去之後，我要把我這段充滿戲劇性的「免簽證」經歷告訴我的學生，最重要的是，我要告訴他們一個道理，那就是：「事在人為」，凡事我們絕對不可以自我設限、看輕自己，一定要拿出勇氣與信心，堅定自己的意志，朝夢想前進，這樣我們就能到達成功的彼岸；就像「中國打壓」這樣的藉口再也不能成為我們失敗的理由一樣，這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已經為我們的外交工作立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全文完） ２００５／０８／２９ 凌晨三點 東京港區白金台

曹長青 去年在民視的「頭家開講」節目中，就台灣獨立問題，我曾和台大一位心理學教授進行辯論。當時我強調台灣應走美國模式的獨立建國之路，那位教授反駁說，美國離英國太遠，能獨成；而台灣離中國太近，沒有可能。我馬上反問，東帝汶距離印尼不是很近嗎，怎麼獨成了？這位教授則回答不了。 其實美國當年能夠獨立建國，距離英國遠近並不是主要原因。當年美國的情況和今天的台灣有很多相像之處，因而美國的獨立之路，對台灣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最近一本寫美國獨立戰爭的書《一七七六》在美成為暢銷書，連續十個星期在《紐約時報》暢銷榜非虛構類排名第一。書名取自美國獨立年，記載當年美國獨立的艱難之路。一本寫歷史的書能上《紐約時報》暢銷榜首並不多見，主要因作者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是名家，這是他的第十本歷史專著，之前他寫美國總統亞當斯和杜魯門的傳記等，曾獲過兩次「普立茲獎」，兩次「全美圖書獎」。 除了他是名家之外，這本書也寫得引人入勝，翔實生動地記載了美國的建國先賢們如何不畏強大的英國，勇於領導獨立建國的感人歷史。該書是從一七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寫起，那一天，英國王喬治三世在國會發表演講，宣告對「美獨」必須鎮壓。麥卡洛在序言中說，一七七六「見證」著﹕那些少數的勇敢者，給美國建立了紀元，我們後人對他們必須感恩。 在美國獨立前，這個由十三州組成的英國殖民地，很多情況和今天的台灣類似。當時十三州是由各種移民組成，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因而他們不僅沒有自己獨立的民族意識，反而在血緣上、情感上將自己視為「美洲英國人」。正如在台灣，曾有很多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一樣。 英國外來政權的統治，使英格蘭文化佔主導。這也和台灣的情況相像，中國文化佔統治地位。即使今天，很多台灣的街名地名，還是蔣介石家族從中國帶來的。據報載，今天台灣的街道以蔣介石的名字命名的「中正路」還有一百五十多個。當時英國的地名也被原封不動移到北美，如曼徹斯特、巴爾的摩、伯明罕等鎮名，英國皇室成員的名字也被用到地名上，如詹姆士敦、紐約、查理斯敦、伊莉莎白等。北美的政府公文和民間交往，人們普遍使用英語。正如台灣至今還普遍使用北京話一樣。英國也有意以文化統治，倫敦出版的《新英語初階》課本，在美洲的小學中使用多年。因美洲大陸開發較晚，沒有多少自己的文化歷史，因而他們只有接受英國的東西。他們在意識深處把自己與英國人等同，認為英國是「母國」。在心理上，他們早就認可「一個英國原則」。 那麼美國人當年怎麼走出這個「一個英國」、「我們都是英國人」的思路的呢？他們採取的策略，和今天推動台灣獨立正名者一樣，也是兩路並走﹕民主化和本土化。當時的美國先賢，主要口號是反對英國暴政，要做自由人！通過自由意識，促成國家認同和命運共同體的甦醒。 麥卡洛在書中特別強調了潘恩（Thomas Paine）的重要作用。潘恩是一位英國人，卻來到北美，鮮明而強烈地支持美國獨立，在一七七六年初，他發表了《常識》一書，強調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美國從英國「分離」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 – 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外來政權統治，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在美國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拿起武器反抗，獨立建國，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 當時美國只有二百五十萬人口，潘恩的《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二萬冊，最後銷售了大約五十萬冊，是當時僅次於《聖經》、影響力最大、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按其銷售和人口比例，等於今天在台灣有一本書賣了四百八十萬冊！ 其實潘恩在《常識》中強調的，就是奠定英美自由主義基礎的近代英國思想家洛克的天賦人權思想，但潘恩把它表述成一種常識化、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再加上他演說激情、富有煽動性，因而更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潘恩的名言是：「你們這些不但敢反對暴政而且敢反對暴君的人，請站到前面來！」 連美國的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但當時美國內部並非都贊成獨立。在第一次十三州代表會議上，就分成統獨兩派，「統派」仍對英王抱有幻想，反對為獨立而戰。後來部分統派組成軍隊，和英軍聯手打擊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即使在英軍被打敗，從波士頓撤到海上時，還有一千多名效忠英國者，站在岸邊送行和哭泣。 對美國要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思想，則為當時北美十三州的絕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當時潘恩及《獨立宣言》的執筆者傑佛遜等啟迪北美人民的主要方式，和李登輝前總統在他的新書《新時代台灣人》中所倡導的很相似，也主要是強調兩點，即認同民主價值、認同美國這塊土地，而不是追溯血緣、地緣。即使到今天，美國仍保持了當年的傳統，不管從哪來的移民，不管早來晚到，只要認同美國，接受民主價值，就是「美國人」！正如李登輝先生在他的書中所強調的，新時代的台灣人，不是根據地緣，更不是根據血緣，而是根據公民意識和社區意識。公民意識，就是要接受民主的原則，認同民主，才會成為公民，而不是暴民和順民；社區意識，就是要熱愛居住的土地，認同台灣這個國家。公民意識和社區意識，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體現。 今天台灣和當年的美國一樣需要傳播「常識」：第一個是，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有權利正名制憲，使台灣成為一個完全正常國家。這個權利不屬於任何外來政權的殘餘，更不屬於台灣之外的任何政治力量。另一個是，無論將來台灣和中國形成什麼樣的關係，台灣都不可能把總統府的牌子摘下來，換成省政府，只能是在一邊一國的兩國基礎上發展關係。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也是台灣多數人民的必然選擇。就像世界任何一塊土地上的人民都要主宰自己的命運一樣，台灣人民擁有完全正常國家，也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作者曹長青，中國旅美作家，原載自由時報2005/8/28）

林長順、王椿如、胡舜翔、邱文逸專訪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 特別報導，原載台灣日報2005/8/12： 　中國自胡錦濤上台後，對台灣採取所謂「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靈活統戰策略，在今年初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明文規定將以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並積極擴張軍備，作為執行武力犯台之用，而且用笑臉策略，以國家元首的規格迎接連宋訪問，還刻意針對台商、農民、觀光業者釋出所謂的利多，試圖討好台灣社會各階層民眾，徹底瓦解台灣人民心防。 黃昭堂表示，剛剛出爐的美國「中國軍力報告」和日本「防衛白皮書」都點出台海軍事均勢日漸傾斜，台灣如果不強化防衛能力，中國隨時可以攻取台灣。黃昭堂呼籲台灣政治人物摒除族群爭議，提升國族意識，並加強軍購，在美、日兩國強調防衛台灣的同時，自己也要有同樣的體認。 　黃昭堂指出，「手護台灣大聯盟」在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將舉辦大遊行，主題為「加強國防，捍衛台灣」，他希望各個黨派、社團、個人都能站出來，宣揚台灣不接受中國的武力壓迫，讓台灣全民都知道、而且踴躍參加。 　黃昭堂認為，台灣安全大家都非常關心，但談到國家定位時，支持台灣獨立人數並不多，這是因為對台灣國防沒有信心，擔心宣布台灣獨立時，中國攻打台灣，所以不敢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現在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毋須質疑的。因為中國害怕台灣成為法律上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用武力來威喝台灣，因此台灣更需要購買防衛性武器來自我保護。 中國威脅日增短期不會攻台 北京奧運在即為維護形象會自制這也是台灣應採取行動的時候 　國民黨一直告訴台灣民眾，若台灣獨立，中國將會攻打台灣，其實，中國並不只是因為台灣獨立才派兵攻打台灣，他們可以任何理由來攻打台灣。現在台灣與中國國力懸殊，但台灣人不能喪氣，反而要加強心防，抵制中國軟硬兼施的策略。 　黃昭堂認為，國力不僅是指國家軍事力量，經濟、人口、人民意識也是評量國力的重要指標。以人口而言，1945年德國戰敗投降之後，日本憑藉一億人口對抗全世界三十億人口，竟然獨撐了三個月，日本人的意志力可以說相當強烈；現今台灣僅以二千三百萬人對抗中國十三億人口，比例更為懸殊，明顯居於劣勢，台灣人民應該養成更強烈的意志力。在經濟力量方面，儘管台灣國民所得高達一萬三千元美金，比起中國僅一千元美金高出十三倍；但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國民所得總額大得驚人，中國將大筆金錢投注於國防、外交，國防預算每年以二位數的比例成長，擴充軍備，外交上則採金錢攻勢，孤立台灣。相反的，台灣在國防、外交預算逐年降低，再加上民主化過程中，太多政治人物在選舉過程中濫開支票，使得預算用在其他項目，國防預算受到排擠。 　黃昭堂說，台灣在人口、經濟力量不如中國，國防預算差距也逐年增大，但在軍隊素質上，台灣尚略勝一籌。他認為，中國近年大力提倡軍事現代化，向俄國、以色列購買先進武器，但由於國土遼闊、國境線長，解放軍不僅要維持戰力，還要兼顧地方治安維護，因此龐大編制也讓中國解放軍相當吃力。 　另外，根據美國歷年對中國的軍事評估中看來，中國軍隊聯合作戰能力不足，尚不及台日兩國，而且2008年北京奧運在即，中國為了維護國際形象與持續經濟發展，暫時還不會對東亞地區構成軍事威脅。黃昭堂認為，根據國際研判，中國對東亞影響力雖然逐年增強，但短時間中國沒有攻擊台灣的能力，這也是台灣應該採取行動的時候。 美、日兩國的介入 　中國欲以武力奪取台灣，也時時刻刻進行武力整備，不管是國防、武力內容皆有提升，美、日兩國對此都加以關注，美日兩國的2＋2(兩國的外交長官與國防長官)會議，利用這段時間確立台灣主權，並於今年二月發表宣言，將台海列為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黃昭堂認為，其實針對中國的威脅，兩國早於1997年就將美日安保條約擴張到波斯灣，試圖防堵中國的擴張。 　黃昭堂指出，美國自二次大戰之後，一向以世界警察自居，並在太平洋地區建立二條島鏈作為防堵中國擴張的防線。中國近年來不斷以向國外購買或自行研發潛艦，對東亞軍事均衡構成威脅，美國不得不思考加強防禦線，阻止中國繼續擴張。 　日本是缺乏能源的大國，石油等能源基本上依賴進口。而台灣海峽則是其向中東等地進口原油的「生命線通道」，日本擔心中國會因台灣戰事而使台灣海峽成為戰區而令其「海上生命線」被掐斷。 兩岸軍力失衡值得高度關注 台灣軍購特別預算至今仍無法過關讓美國非常不解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在去年十一月發現中國核子動力潛艦侵入日本領海，讓日本持續密切關注中國海軍的動向，加上中國加強發展中、遠程飛彈，也對日本本土遭受威脅，進而考慮加強部署防禦飛彈的計畫。日前也向美國購買多枚愛國者三型飛彈，部署在南部福岡與九州一帶。 　黃昭堂表示，美國與日本自1951年簽訂「日美安保條約」之後，兩國已經建立忠實的盟友關係。1996年中國發動對台灣的飛彈演習，更導致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簽訂安保新指針，聲明若日本周邊事態有事，美國將介入進行危機處理。黃昭堂認為，美、日當時對周邊事態的定義，不只侷限在日本周邊與台灣海峽，甚至到波斯灣的「生命線通道」，適用範圍相當廣大。2002年起，兩國每年舉行「日美外交、國防長官聯席會議」，加強合作；今年二月，兩國基於中國逐漸擴軍，由近岸防禦推向海洋深入，加上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使美日明確地指出台海問題是他們兩國的戰略目標。 　美、日接連在今年七月十八日與八月二日分別公佈「中國軍力報告」與「日本防衛白皮書」，清楚點出兩岸軍力失衡的事實，兩國也重新評估重視台灣戰略的重要性。尤其中國加強發展潛艇軍力，更讓他們不敢小覷。 　黃昭堂說，美國在西太平洋目前憑藉在日、韓兩國近十萬的三軍部隊、海軍陸戰隊與機動部隊(航空母艦戰鬥群)，但中國潛艦已經可以發展到可以潛伏在海底一個月的能力，如此不但第一島鏈群(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可能失守，也威脅到第二島鏈群(關島、夏威夷)。此外，1996年台海危機後，美國派航空母艦獨立號與尼米茲號等機動部隊前來支援，中國潛艇的特性對航空母艦造成重創。 　日本的防衛白皮書中也提到，中國近年來不斷的推進核武、飛彈戰力與海空軍的現代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可能已超過必要的範圍，對於這個動向，有必要加以注意。此外，中國近來在日本排他性經濟水域活動頻繁，其海軍動向也值得高度關注。 台灣是西太平洋防線缺口？ 　在美、日兩國越來越重視中國軍力發展之際，台灣卻逐年減少國防預算，甚至台灣迫切需要的先進武器如潛水艇、P3C反潛機、愛國者飛彈第三型的軍購特別預算至今仍無法過關，讓美國非常不解。 　黃昭堂也指出，美國對於台灣遲遲無法通過軍購案表示不滿，因為先前美國柯林頓政府基於種種考量，不願首肯對台軍售，但在布希政府上台後，美中關係出現新思維，2001年時已同意對台軍售案，但到現在已經過了四年，美國議員還有美國智庫問他，台灣在想些什麼，到底要不要購買防衛武器呢？台灣真的有想要自我防衛嗎？ 　而國民黨反對軍購案的理由，是為了要給阿扁政府難堪，所以才會在立院程序委員會加以阻擋，且達二十六次之多，所以國親新反軍購已無關乎金額、以及軍購項目。黃昭堂認為，這是非常不應該的。 　黃昭堂認為，雖然國民黨目前反對軍購，但是在八月馬英九出任國民黨主席後，遲遲無法通過的軍事採購將會有所改變，因為，當國民黨一考慮到2008年的總統選舉時，就不得不考慮到美國的態度。 手護台灣讓全世界都看到 台北市是台灣的首都台北市民更需要有這種覺醒勇敢站出來 因此依黃昭堂的觀察，他認為國民黨一定會同意軍購案。 　前陣子，國、親、新三黨主席無視中國提出反分裂法，相繼到中國朝聖，讓國際更質疑台灣不想要購買武器自我防衛。黃昭堂到美、日兩國訪問，也多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他有一次回答一位美方人士：「這都是你們美國人造成的！」 　黃昭堂解釋，卡在台灣、中國問題之間的美國政府，經常動輒干預台灣國家意識的發展。去年十二月台灣立委選舉，身兼民進黨主席的陳水扁總統，喊出公投、制憲、正名等主張，遭美國解讀為台灣政府宣示台獨的舉動，並向陳總統施壓，造成選民誤解台美關係緊張，讓多數選民不敢支持民進黨、台聯黨。 　美國干預的結果，讓支持軍購案的民進黨與台聯黨立委當選人數沒有過半，軍購案主導權反而掌握在多數國親立委手中。使軍購案無法過關，元氣已是極大損傷。 　黃昭堂特別指出，台灣不需要對美、日太委曲求全，因為台灣購買軍備武器，除了防衛台灣本身外，也等於是在替美、日進行防衛，對他們是有好處的，因為台灣被大陸攻取，對美、日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所以我們就算不能與美、日完全平等，但至少也要受尊重。因此呼籲美、日不要太過於干預台灣。他也希望美、日在台灣本土意識正在提升時，不要對台灣進行國民意識的壓制。因為台灣意識的提升才是台灣防衛的關鍵。 建立台灣國族意識 　黃昭堂對族群有一番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選舉時，族群意識非常好用，不論是阿扁政府或是國親新三黨都要有所節制，他認為選舉應該以政策為訴求，是國家政策訴求的選戰，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選戰，而不是「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戰爭。 　台灣若沒有建立心防以防衛台灣，再多武器軍購也沒有用。全民建立台灣國民意識，認同台灣為祖國，防衛台灣，這是非常重要的。他特別說起，全世界所有國家幾乎都有族群問題，如果有例外，大部分是一些島嶼國家，更不會超過十國以上。他說，台灣有族群問題也並不稀罕，不過他希望台灣四大族群，可以揚棄族群對立，四大族群共同來形成一個台灣國族，保衛台灣國。 　黃昭堂也提到，我們的祖先是從大陸來的，但是現在的大陸人民已經是很遠的親戚了，而且這些很遠的親戚對我們並不友善，而且要來攻打我們，因此他希望台灣這四個族群都要有提高本土意識的想法，這才是防衛台灣的最重要武器，這比軍事設備更為重要，美國、日本若是對台灣的國家意識打壓，對台灣防衛將會不利，也是不利於美、日兩國。 參加九二五手護台灣大遊行 　黃昭堂呼籲，九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所舉行的手護台灣大遊行活動，希望各界不分政黨、社團、個人都能站起來，讓美國人、全世界看，台灣人民愛台灣、保衛台灣的意識，向各界宣揚，台灣有不受中國脅迫、加強國防，捍衛台灣的決心。他特別向台北市民喊話，台北市民更需要有這種覺醒，台北市是台灣的首都，更是應該人人都站出來參與。黃昭堂也特別說明，這一次的遊行絕對是一次和平的遊行。 　手護台灣遊行將在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兩點在中正紀念堂集合，三點出發。遊行路線由中正紀念堂出發－中山南路－信義路一段－杭州南路一段－青島東路－中山南路－抵達凱達格蘭大道時，活動結束。遊行路線全程為3.35公里。

顏利真 高中教師 昨天，一個應屆畢業生回來學校看我，隔日後的今天，我的心卻還在隱隱作痛…… 為何作痛？原因在於，這位學生告訴我：「老師，我對我們那天的畢業典禮好失望喔，我們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畢業典禮，就這樣被毀了…….。」這段突如其來的話語，聽在我耳裏，使我心如刀割……因為，我覺得，身為一個老師，我實在愧對我的學生。 事情是這樣的：上個星期五，是我們學校的畢業典禮，然而這個畢業典禮卻是十足地令人失望……。為何失望呢？因為它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制式」畢業典禮了，依例：諸長先上台致辭，接著是大多數學生都不認識的、這三年中只在今天才出現的「陌生貴賓」的致詞，最後則是行禮如儀的頒發各項獎項，奏樂，就此結束。試問：以上這些「罐頭流程」，會教人感動嗎？誰才是畢業典禮上的「主體」呢？「主體」──學生，究竟被擺放在什麼位置呢？這暴露出我們當今的教育仍是充滿「威權」的──它對「教育威權」的強調，遠過於它對「教育人權」的重視，唉，每想至此，實在令人搖頭嘆息…… 再回顧在典禮進行的過程中，絕大多數的學生心情，是浮躁的；近二千人的會場中不時有一片低啞啞的聲音在窸窸窣窣地震動著，大家──都在「熬」。然而，事實上，我相信絕大多的學生，都不願去糟蹋這樣一場典禮，他們都在期待著「被感動」、「被流淚」，「被」誰呢？被「自己」與「學校」。可是，完全落空。想請問：我們的教育主管單位是否感受得到學生這份深切的期待呢？我們的教育是否真的沉痾已重，重到無法思考、無法創新，無法給學生一個真正屬於「人」（而不是「機器」）的教育呢？人，是要被感動、期待被感動的，我們似乎忘了這個最初的「心聲」；唯有感動的淚水，才真正交融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情感的，這就是生命教育──珍視、感恩這個培育你的環境；再擴大之，就是「人」與「土地」之間的感情了。 從參加完那場「不忍卒睹」的畢業典禮後，這幾天我不停地在思索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到底給了學生什麼？是的，我們到底給了學生什麼？心，還在作痛！

謝立建 博士班研究生 想起北京三里屯昂貴酒吧裡的高幹子弟，揮霍地搶購價昂的拍賣畫以炫燿財富並騷擾台上的sexy女歌手，再看著眼前露宿零下氣溫的街頭乞丐，以及深夜還得忍凍叫賣橘子的小販，我的心為著中國的窮人哭泣，同樣身為人，金字塔頂端的命貴者腦滿腸肥、恣意揮霍，而命賤者凍死街頭、無人聞問，這是個沒有公義地方！更可悲的是，他們永遠不知道為什麼窮。 前不久我有機緣到中國數個月，就刻意走訪大江南北，以印證所讀所聞，特別是媒體所製造的「中國印象」，所以一路從廣東、廣西–>湖南–>上海–>北京，走訪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南方與北方，以求更客觀地認識這個國家。此次同行的三人都有同樣的感受：「活在台灣真是幸福，值得加倍珍惜」，因為任何人的直觀感受就是台灣與中國絕對是「兩個國家」，不僅是硬體建築設備的差距而已，軟體的思想文化更是無法相容，是活在台灣無法想像的，在中國的日子裡，每天都隨時有「下巴掉下來」的錯愕經驗。 我這篇文章將從自身的、軟性的旅遊經驗出發，理論性的論述我已經先後發表過，故不在此重複。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想醜化中國，事實上，我也遇到一些有關懷、有熱情的中國人，包括商人、公務員、建築師、醫師、少數民族、退休軍官…，其中有一些不知道我是台灣人，他們的親身經歷使我實地感受到中國嚴重的貧富不均、三農問題、薪資結構、相對剝奪感、關係與紅包文化、人口問題、醫療制度、對台認知、民族主義…。他們與我分享中國的真實樣貌，豐富了我旅程的見聞，我感謝他們，也祝福中國人民有一天也能真正感受民主、自由的滋味。台灣是華人世界數年歷史下唯一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中國領導人如果真具有歷史的睿智與良知，就應該leave Taiwan alone，讓台灣這個華人世界唯一的民主寶藏保存下來，帶動其他華人世界的希望。雖然如此，我也知道，國家的生存並不能建立在敵人的慈悲之上，國際的現實就是power決定國際格局與國家命運。 有的人認為中國不需要了解，只要對抗、保持距離即可，但我認為了解中國可以讓我們更堅定未來並且以智取勝。以下我就將此行的觀感，包括中國的制度、社會現象、生活環境、社會問題等，好的壞的都儘量客觀地呈現，希望大家突破統派媒體的美化，進一步了解中國；最後，本文將討論中國對台與對日的策略以及台灣的因應之道。 初到中國北京之時，乍看處處寬廣的八線車道與六米寬的人行道，加上宏偉的建築，與古色古香的古蹟，會覺得中國大城市甚至比台灣更進步更壯闊，等到深入走訪，尤其是與當地居民生活，才真正感受到台灣與中國真是天淵之別，絕對是台灣人無法想像的。但如果像台灣的媒體與高官入住三星級以上的飯店，看的是中國政府刻意製造的樣版，是無法知道中國人生活真相的。中國政府也怕外國人看到真實的一面，故法律規定外國人還有台胞必須住在專給外國人居住的旅館之中。 一、怪制度與怪現象 (一) 審批制度：在中國的控制，最令我厭惡的就是「審批制度」，有權力者可以利用層層關卡的審核批准，來達到控制，沒有權力的百姓往往要「求爺爺、告奶奶」，這種審批處處存在，泛濫到不行，我在中國只是用個圖書館、查個很普通資料，常常就要「單位介紹信」，一天要一張，令人抓狂；其它的審批，小的像接待外賓、授予獎學金，大者如戶口遷移、出國留學等都要上級審批，過不過關都是看「領導」的心情與交情，非常「人治」色彩，「領導」這次幫忙並不代表下次也會過關，沒有客觀標準可依循，是典型的「初級社會」表徵，與「民主」與「法治」相違，這是我們在台灣無法想像的情況。「審批」使人民辦事常常需要打通無數環節，也是造成「紅包文化」與「關係文化」的成因之一。中國的「人治」造成「關係文化」，「關係文化」又造成了「階層」與尊卑的來源，造成沒有效率的巴結奉承與貪腐「尋租」。到了這裡，我特別慶幸我們台灣人出國留學並不需要「求爺爺、告奶奶」。 (二) 關係至上：我在中國接觸到一些台商們，他們大多因在台灣產業轉型之後，失去競爭力而轉投資，以房地產為例，從訪談的台商得知自1990年代後，台灣房地產市場冷卻，他們不得不思考出路，但是能在中國存活下來的只有十之一或二，必須以「關係」才能漸漸打開市場，方法是讓中國特權子弟插乾股，負責「關係」網的攏絡，而台商則提供專業、做苦工，但是若有了「關係」，投資就可順利，遇到的投資困難也會被「上面」排除。在「關係」遊戲當中，吃飯、紅包、送禮、特權是當然的要素，正如「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所言「革命已成了請客吃飯」，每到要審批重大項目的季節，總是大宴小宴吃不完，腦滿腸肥，口袋更肥。 (三) 資訊控制：這一點，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但是去了當地，我才知道中國除了學術網路(.edu.tw)之外，根本不能連上台灣 (.tw) 的網路，也看不到台、港、澳與其他外國報紙，除非有「介紹信」；除了平面資訊之外，很多中國人提醒我，所有「出國」與外國進來的電話、信函、e-mail都不能保密（受到監控），難怪中國友人在電話與信函中，總是謹慎少話。電視新聞更是八股教條，阿諛奉承，報喜不報憂，還停留在1950年代以前的台灣，當然也不會有SNG現場畫面，如此控制到底在怕什麼？我們同行者都認為共黨是怕真相揭露之後，人民將會知道共產政權有多醜惡腐化，共產政權將不保。 (四) 共黨控制：共黨組織滲透到每個角落，特別是知識精英的校園，共產黨的指令貫徹甚為徹底，我這次有機緣去觀察某校園黨委主辦的勞動服務，觀察其黨組織與官僚體系運行，我發現這種定期舉辦的勞動充滿了很濃的官僚味，因為這種勞動乃未刻意製造「紀錄」，以為校園精英未來入黨或升官的審核之用，十分虛假表面，樣版味很強；此間我也看到台灣赴中國唸書、積極往中共官場巴結發展的台大學長，充滿官僚味與賣台行為，彷彿看到另一位未來政協委員的台灣代表的誕生，邪善之間的界限巧妙地在這裡轉移，真是令人感慨良多。共黨政令的傳達也很有效率，拿日本政府通過右翼教科書所引發的幾波反日遊行來說，我發現大部分的校園學生都很清楚共黨對歷次遊行的贊/反態度，並且也大多服從，避免惹事，典型中國人。中國的各種遊行規模，其實共黨都有能力決定，只有1999的法輪功除外，而這也是法輪功日後慘遭迫害的原因。 (五) 亂收費與亂攤派：台灣的公園與圖書館等諸多的公共設施大多是由政府提撥預算、建設，然後鼓勵眾人免費使用，乃是廣義的社會福利的一環，即使要收費的博物館也很便宜，但是這種台灣印象讓我到了中國非常難適應，因為中國的所有的圖書館、公園，甚至廟宇都要收費，博物館更不用說，甚至門口付費進到裡面之後，還有各種關卡，必須額外再加收費用的項目，連圖書館都有這種情形，圖書館內的列印與影印因為壟斷而比台灣更貴，整個的公共設施比較像是國營的營利單位，不知所得只有台灣十分之一不到的中國人如何負擔得起，原來他們的研究生就乾脆不印書也少買書，而用電腦拷貝或用手抄寫，感覺中國人真的很可憐，知識是有錢人才能負擔的，也很佩服他們作學問的刻苦。 前不久看到「解放軍報」提到，要正視軍中亂募款的問題，原來阿兵哥常常在領到薪水袋的時候就發現薪水已經因各種捐款而被扣除部份，強制捐款，各種捐款攤派名目繁多，不勝負荷。 在亂收費方面，有外國觀光客的地方收費更貴，好似要西方觀光客無盡地償還列強侵略中國的債，是西方本來就欠中國一般；最令人錯愕的是連神佛之地的廟堂也成為了「廟店」，入門就要收門票，進去解籤詩、點香都有公定價，還有對於「特別有福分」的信眾，還要花上百的人民幣獻「龍柱香」，收費的名堂之多，令人瞠目結舌。以前早有聽說中國有「亂收費」、「亂攤派」的問題，親身經驗到，體驗更深刻。 中國人數千年來世世代代都把希望寄託在一個「明君」的出現，能仁民愛物、民胞物與，只可惜這種希望多如空中樓閣，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權的專制結果，缺乏權力分立與制衡監督，使歷史長夜盡是貪官污吏、紅包關係，包青天不過是海邊偶見的一粒細沙，中國人民在強烈的控制之下，眼盲、耳聾、口啞，一代又一代，卑微無力，全然不知西方人民早已用數百年的鮮血換來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普世寶藏。 二、生活環境 (一) 污染︰中國電視新聞裡常常談到是如何讓百姓喝到「放心水」、聞到「放心空氣」、吃到「放心油」、「放心肉」、「放心菜」等，讓人見識到中國污染問題之嚴重。空氣方面，內蒙過度開發導致的沙塵暴，使天空、草木與整個環境總是灰濛濛，第一次浸洗衣服的沙塵水的確讓我驚訝，沙塵暴發生時，約一個block之外，就已經看不清楚，連呼吸都不自由; 我們甚至曾經過濃煙密佈的區域，直覺是發生大火，詢問之下才知道是火力發電廠，因為技術低以至燃燒不完全，故遠望像大火濃煙，像這般惡劣的環境附近都住著不少人，令人感到黎民百姓生命的卑賤。另外在水的部份，很多地方都有飲用水質不佳的問題，我們初到就被告誡說即使超市買到的礦泉水也有可能是「不放心水」。 (二) 衛生：這個主題將會令人很不舒服，此行我去中國最大的震撼來自於中國人的衛生觀念，尤其是吐痰，我在北京住宅區行走時約20分鐘以內必會看到這樣的動作，而且不只一般百姓如此、蹬著高跟鞋的時髦女子如此，連高等教育的國立大學學生也會如此，而且動作之自然，真是令人-「下巴掉下來」，地上滿是乾的、半乾的、新的…，難怪聽人家說，到了中國走路時常常要「凌波微步」。我看著中央電視台新聞裡報導著肺結核流行的消息，想著公寓樓梯貼著「請把痰吐在樓道 (樓梯) 外面」的標語，以及日日咳嗽不停的鄰居，我的內心真想尖叫，好想趕快回到台灣，一個安全的所在，我所求不多，只求免疫力夠強地離開這個疫區。中國人這般的衛生習慣，一旦有呼吸道的傳染病，後果必不堪設想，加上中國新聞習於封鎖，國人必須嚴防，特別是未來禽流感可能的變型。 我去過埃及、印尼、馬來西亞等開發中國家，但百思不解為何中國在衛生方面令人吒舌的程度堪稱世界第一，現在想想那餐廳剛發下的筷子與杯子上還留有的食物殘渣 (那裡的竹筷較貴故較少使用)、油膩膩的桌子、亂扔的地面、滿是菸蒂燒痕的油膩托盤、乘客不洗澡而發臭到令人作嘔的地鐵車廂、沒有門的廁所、就是有門也不關的廁所文化，真是覺得-活在台灣好幸福!! 至少我不需在回家的第一時間先用酒精徹底消毒鞋底，奇怪的是這些現象從未在台灣媒體中呈現，使我一到中國極度適應不良。 (三) 居住與設備：我這次去，曾經住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社區，一個月一萬台幣的一層公寓，在當地已算相當不錯了，可是仍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社區內沒有路燈、公寓樓梯不點燈 (只有可維持一分鐘的觸摸燈)、用電是預付的插卡制 (度數不夠時會瞬間停電、一片漆黑)、寒冬未過就關閉社區暖氣等。那我不禁懷疑那些月入500人民幣的服務員要如何生活？原來低收入者只能數十人擠住在一間公寓，分上下舖，所租的就是那個床位而已，沒有客廳，沒有陽台，早上等個狹小的洗手間要等上半小時，農村入城的民工更可憐，數十人擠在一間陰暗髒亂的房間，日復一日，令人不禁為他們生命的卑微感到無限可憐。到郊區，我看到很多沒有安裝窗戶的房子也有擠住著人。那鄉村呢，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的狹小骯髒的土磚房或是竹屋就是所居；友人的小孩住雲南大學的宿舍，七層樓沒有自來水，天天要提水爬上七層樓…，活在台灣真幸福。 至於設備，在圖書館用電腦的時候，遇到當機、網路塞車、故障、簡陋等問題而令人氣結是很正常的。我也親身經歷過在行駛途中，後車廂突然冒濃煙起火的「公交車」(公車)；而我朋友在往瀋陽的火車上，時值冬天零下氣溫，臥舖車廂因為暖氣故障，全車廂有一半乘客因而感冒。我甚至看到「解放軍報」的文章在討論要「軍中理髮問題」談到，軍隊的理髮設備陳舊落後，故理髮時常常變成「拔髮」，令人不可思議，也令人質疑解放軍的戰力。在設備這一點上，我很佩服中國人生命的韌力。 三、社會問題 (一) 人口問題：首先是男女比例的失衡，因為中國的「一胎化」政策結果，大家拼命想生男不生女，使得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加上都市女子一心想攀嫁外商，未來中國將有很多男子娶不到老婆的社會問題，而女子因為少數，故流行腳踏多條船，然後再選一條最好的船。但是在這一點上也產生一個優點-使中國女性地位提高，中國兩性平權程度比之其他亞洲國家算是相當進步，女性與男性相競爭時絲毫不遜色，大城裡的男子常常要負責廚房家務，這在台灣倒是少見。 其次是中國人口過多的問題，隨便一個河南省就有9千多萬人，據估計，中國環境能負荷的極限人口量是15~16億，但是依目前來看，中國的人口規模在21世紀的中葉將達到17~18億，也就是說，未來中國要面臨勞動力供給大大超過需求，結果是大量的失業，剩餘勞動力的安置，將是未來中國政府最嚴峻的考驗；而且，因教育不夠普及，人口素質低落，使得人口問題無比沉重。我的印象中，只要吃飯時間一到，再大的食堂與餐廳總是人山人海，一位難求，也因為人多，機會相對少，中國人就養成「爭」的習慣，爭餐廳、爭車位、爭工作、爭獎學金…，必須很凶悍才行。我最錯愕的經驗是看到上海地鐵與北京公交車站裡，車一到，壯漢一馬當先，男女老少推擠成一團、差點絆倒的難堪場面；還有歐式自助餐廳內，雞腿一端上來，三、四個壯漢蜂擁而上，20秒內搶奪光光，無恥地無視其他用餐者的眼光，這是我一輩子也未見過的場景，對陌生人沒有體恤，這是個沒有愛、弱肉強食的社會。 (二) 貧富不均：剛到中國的震撼印象之一就是乞丐眾多，北京寬闊的街道上，每一個block都會有一個天橋，每一個天橋上，多會有一名乞丐，不管零下低溫、炎熱暑夏。火車站附近更是眾多流民與乞丐的聚集地，偷竊頻繁，令人無法一分鬆懈，我在等臥舖火車 (比較高級的車廂) 進站的時間裡，約每隔5到10分鐘，就有人向我們伸手要錢，很多派小孩、老人來乞討以贏取同情。 學術上，依據世界銀行的分析，中國在1981年時的Gini指數為0.281，表示相當平均，是均貧；但是依中國人民大學的調查，到了1994年，其城鄉之間的Gini已經竄升到0.434，到達危險區域；而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一向都被質疑為過度保守，但即使到了2000年，中國官方的統計資料亦顯示其Gini指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了，表示社會充滿緊張。這樣貧富不均的現象，使農村貧困的剩餘的勞力大量轉移到城市。中國4億多的農村人口中，就有1.6億的剩餘勞動力，而且還每年增加中，剩餘的勞力很多時候會流向城市，成為所謂的「民工潮」，未來城市要如何消化天文數字般的民工潮，是根本難題。失業的民工潮成為流民，帶來犯罪、黑社會組織猖獗、黑色經濟活動與黑社會勃興等問題。 (三) 三農問題：是指農民、農村與農業問題 中國農村的絕對貧窮人口從1978年的2.6億減少到1998年的4.2千萬人，再到2001年的3000萬人，約只佔農村人口的3%，獲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然而如果依據世界銀行的每天一塊美金的購買力作標準，則中國貧困人口還有1億多，雖然中國政府編列脫貧計畫的預算，但要使這些偏遠地區的文盲脫貧將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另外，農村的惡勢力猖獗，農民不堪負荷：古老的農村有鄉紳統治的格局，過去毛澤東時代，農村則有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這一類的組織，隨著改革開放，原有的組織解體，農村經驗到「非組織化」的狀態，因為社會控制類型的多元化，傳統的宗法組織和地方惡勢力趁機填補真空，造成地方惡勢力的興起，甚至有幹部與惡勢力合作的「黑白合流」的現象，鄉村成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惡勢力範圍，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亂攤派等問題嚴重，強徵報歛，農民不堪負荷，使每年農村的暴動達到數萬件，中國領導人意識到情況嚴峻，故今年免除了農民的稅捐，只可惜農資趁勢上漲，農民並未享受到免稅的成果，但是農村對免稅的制度有很大的迴響。 其次，鄉鎮政府財政危機。鄉鎮政府是中國大陸農村地區的最低一級的政府，可以說是中國政府體系的基礎，但因為幹部貪腐、冗員過多、管理混亂，這個基礎目前正被嚴重的財政問題所困擾，舉步維艱。以安徽省為例，截至1998年底，全省鄉鎮政府債務總額為59.23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303.91萬元。很多鄉鎮已經好幾個月發不出教師與幹部的工資了。加入WTO之後又將使農村問題雪上加霜。 […]

鄭祺耀 企業界人士 面對當今台灣政治熱潮，大街小巷、販夫走卒各個均能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地評論及分析一番，其熱度有若股市之過熱投入則必有崩盤的一天，令人擔心不已。 老一輩的住民經歷過戰前、戰後的異幟、兩蔣時代的恐怖及李、陳時期的混亂繁榮（Thriving in Chaos），人民對自由、民主、人權爭取的辛酸，若以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原由觀之，則久居國外的民運人士與土生土長的民運之士理想目標或許一致，然而投入的辛酸、歷程則不一，殊難評估或評價達成政黨輪替的貢獻。 今春某民運名嘴立委批評某媒體民粹名嘴為微小螞蟻時，令筆者頗為訝異及感傷。螞蟻者，具有我人類所不及的合作精神及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特性，它在通過與其身長一樣大小的夾溝時，會自動構跨屈身當橋，好讓其他螞蟻順利通過，犧牲的小螞蟻前仆後繼，這是貪生怕死的人類所望塵莫及的。試想台灣二次大戰後的人口約六百萬，它有若六百萬隻小螞蟻經過一甲子後的今天，已成長到二千三百萬的螞蟻。2000年、2004年台灣政權的變天，不正是這些具有本土意識及共識（Identity）的螞蟻表現。 這群生活在台灣的螞蟻，表現出其獨特的倫理道德、正義、信實的熱誠。1965年筆者為美商工作已居廠長之職，但心懷台灣，擬辭職為台商工作，但並沒拍拍屁股走人，而自動給原服務單位一年的準備時間，使美國佬印象深刻。1971年台灣螞蟻收到美國經台灣美國銀行BOA通知之信用狀（L/C），金額約美金一百萬元（1971年的台灣國民所得為美金410元，若押匯豈不是一大筆財富？），經與BOA確認無誤。其實是客戶多寫了一個零，於是趕緊通知客戶請其修正，此舉讓美銀及客戶盛讚台灣螞蟻的正直與誠實。凡此為台灣奠定舉世最可信賴的基石之舉不正是經濟奇績的要因嗎？ 2001年的911事件時筆者旅外在英倫，臨時放棄本需赴美的開會行程改為歸台。機上鄰座是位英商，在聊天之後得知其來台採購小五金，筆者提醒台灣強在機電及IT產業，勞力密集產業不再具競爭力。對方回稱：台灣商人始可靠，交台商處理就放心了，聞後深感慰藉。如此不勝枚舉的事例，創造出台灣螞蟻的本質，樸直且實在，相較予過路客心態而不知台灣本土價值與目標的藍色禿鷹，只知挖掘淹腳目的台灣財寶、傷害台灣，孰輕孰重？ 台灣的傳統阿嬤希望兒孫「成人」（台語），不希望兒孫禽獸不如的偉大傳統家教。從數百年前直到百年前日據時期的普及教育，本已提昇人文氣質到某一稱許的水準。奈何過去一甲子的學校與社會教育扭曲了傳統的價值觀，獨讓家庭教育挑「成人」的大樑。人之異於禽獸乃因人＝動物＋（家庭＋學校＋社會）教育。無奈學校與社會教育的失敗而需重建，不正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及有識之士的職責嗎？ 「成人」者乃社會國家的人力資源，其潛力的發揮有賴自由、民主、人權為基石，台灣辛酸爭取建造到現今不能說沒有成果，但仍待努力提造共識（identity）的展望。台灣螞蟻的展望不正是過去所謂「只能做不能說」的內心期許嗎？它是深藏在人人的核心價值和核心目標。此兩者價值與目標相加辨識核心意識型態；此乃太極中的陰極。它有若太空中的北極星，航海中的指標。至於吾人在航行中，期待達成的一個美夢則屬陽極，這個美夢很大、很困難，非得有很大的勇氣、花很長的時間去克服否則無以達成。陰陽兩極的運行並進，普世價值與核心意識型態，加上吾人美夢之擘劃與實踐，不正是知識份子的責任嗎？ 知識份子不一定是高學歷者，它是具有自己的專業，相信自我的專業及秉持敬業精神，服務於人群社會，並深切地關心社區及社會國家。當發現社區、社會國家有不當之事時，會跳出來邀集眾人革新、革命，去解決及克服問題的人士便是知識份子。此刻的台灣不正是缺乏許多這樣的知識份子，來宣導我們應有的核心意識型態及美夢的達成嗎？但願有識之士不再沉默，而都能站出來變成知識份子，而不淪為僅止於批評分析於販夫走卒，則台灣必然光明磊落很快凌駕瑞士，變成世界上最美麗的寶島國家不是嗎？

莊秋雄 前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及中央委員 台灣獨立聯盟（簡稱WUFI）在台灣很少人敢挑戰外來政權的50/60白色恐怖年代成立，借流亡方式、以「倒蔣建台」的革命口號，繼續奮鬥了50年。這期間有不少人士像史明、彭明敏、辜寬敏、黃昭堂等大老都曾奮力參與過，黃昭堂甚且還是現任的主席。這是台灣史上未曾有過的事蹟，很有歷史意義，其成立50週年，實在值得聚會慶祝。但是「慶祝」離「慶功」還是很遙遠。 當時提出的運動目標是「運用所有手段以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建立自由民主的新台灣」，今日看來、雖然獨立建國的終極目標尚未完成，這項「事實獨立」的目標，可以說已經大部份完成了。今日所剩下的就是在中國的吞併威脅下，整合台灣住民的建國意識，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的「法理獨立」地位而己，這項艱巨的任務是無法靠WUFI來完成的。 本人的WUFI生涯大約有40年，自66年加入到96年有病自美國本部副主席退任算是積極參與的前30年。退任後較有時間與年輕朋友交往，也偶而寫文章批判時政。現在回顧WUFI生涯，至少體會到兩層矛盾，第一層矛盾是咱無怨無悔也無賞的參與運動，間接使蔣家倒台，也使今日台灣享有民主自由，可是這民主自由反而成為咱的統派對手繼續「賣台」的護身符。第二層矛盾是咱少年時冒險拚革命，陷入黑名單而不得歸鄉，但列我們入黑名單的抓扒仔像宋楚瑜(新聞、網站)、馬英九等職業學生，留完學馬上回台當官，到今日還繼續享受權貴，我們回鄉時則已近老年，有點難適應新社會(前主席的例子)。但這些矛盾只不過是歷史時空的錯置而已，我們不但甘願承受，更是為整個運動的成就感到光榮。 聯盟個性難與台灣政團競爭 66年加入WUFI前身UFAI時，當時所有參與運動的思考與行動都是起革命的「地下鬥爭」路線。嚴守機密被無限上綱的重視，有時甚至演出外行人假裝內行的可笑作為，也可說很悲憤。因此無形中培養出不很重視人際的「聯盟文化」及不善於宣揚的「盟員個性」，(審閱拙文「台獨聯盟在美國運作的檢討」，收錄於前衛出版社出版的「海外遊子台獨夢－續」158頁)。到80年代後期、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逐漸澎湃起來以後，咱WUFI的運動觀也自然的增加了「公開鬥爭」路線，終於在91年以「總體戰」的路線遷盟回台。但這「聯盟文化」、這「聯盟個性」多少仍延傳到今日，使遷台後的WUFI在「公開鬥爭」方面很難與台灣的其他政治團體競爭。 早期「台獨運動」的力量來源是「台灣民族主義」的熱情，今日的年輕人可能少有這種堅強的熱情，我際遇的很多年輕朋友當中，真正具有這種熱情的恐怕只遇過一兩位。雖然WUFI一直很注重老、中、青的結合，也是抗不住逐漸老化的趨勢。台灣的民眾好像也與此類似，426到桃園機場抗議連戰訪中的深綠群眾(應是較激烈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很多是七、八十歲的老阿伯。媒體在訪問獨派人士時、也似乎只剩下「大老」可以訪問。下面試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一下目前台灣社會對「台灣民族主義」的「代溝」。 第一例：最近遇到攝製「跳舞時代」紀錄片的簡偉斯小姐(80年代曾在Columbus的OSU念電影製作)，她雖有堅定的台灣意識，但觀念上確已與我們的脫節。她認為阿扁若能去中國與胡錦濤平起平坐將是一樁好事，我則說尊重台灣主權不要再打壓台灣外交空間更重要。她與我辯論後並沒說服我，但我也未必說服她。她介紹我念5/5/05中國時報一篇呂華維(6年級生的國會助理)寫的一篇「自由才是重要道路」的文章，說該文很代表今日「運動世代」的想法。該文雖然肯定像史明先生那種異於政客般對台灣的責任與使命，可是並不贊同史明的試圖攔截連戰的訪中，認為是在妨礙他人自由，因為「自由才是重要道路」。該文繼續暗喻，說連戰在中國所講的21世紀富強的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要特色，而台灣的民族主義所欲反映的，就只是一個弱小國家所期望擁有「自決」的權力而已，隱隱之中有不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傾向。 台灣意識與年輕一代有代溝 第二例：記得97年WUFI在SanDiego舉辦一個228五十週年紀念學會，民進黨（新聞、網站）的年輕學者楊長鎮先生就發表了〈中國無法忍受她的門口有敵對的台灣，就如同美國無法忍受她的門口有敵對的古巴〉的論文。不久前楊長鎮以民進黨的資源製作了一片49年蔣幫撤退來台時太平輪沈船悲劇的紀錄片，其同情「外省族群」過去逃難的悲慘值得肯定，可惜該片沒有很誠實的點出這些受難者多的是社會資產特權階級。在真正的台灣意識還在被嚴重扭曲的當前，資源有限的民進黨汲汲於同情「外省族群」，是否有點類似阿扁不事先與支持者先溝通，就汲汲於進行「扁宋會」相似？楊長鎮最近曾被考慮入閣客委會，時間將繼續催化像楊長鎮這種想法的民進黨新世代成為將來的主流。 上面舉出這兩個例子，只是在說明今日台灣年輕一代的「運動者」，他(她)們認同的「台灣意識」與我們所認同的已有代溝。或許李登輝(新聞、網站)及陳水扁近日來的路線爭議也與這代溝有關吧。有這種代溝，我才在開頭講「台灣獨立建國的目標無法靠WUFI來完成」。更加努力的溝通將是未來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重要路線。 最後，我想再說明一點，咱是以咱所熟悉的「台灣民族主義」做武器，完成了「倒蔣建台」這第一階段的目標，再下去第二階段的「獨立建國」顯然必須要由較年輕的一代用他們的武器去完成。今日他(她)們的「武器」似乎只有「民主」「自由」，他們運動的「熱情」似乎只剩下「不願被中共統治」。這種「武器」、這類「熱情」，是否足以抵抗中國的吞併威脅，尚待我們深刻的溝通、討論與觀察。

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全世界找不到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其所號稱實施的憲法，竟然是在其他地區醞釀出來的；全世界大概也很難找到像『中華民國憲法』這樣的憲法，不能在醞釀這部憲法的地區實行，而卻在與它因緣最淺的領域實行。 我這樣說，可能有人馬上會跳起來反駁說：「中華民國憲法的制憲過程中，也有台灣的代表參加啊！」持這種理由的人，其實只是看到事情的表象，而不理解事情背後的歷史縱深。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過程，不只是一九四六年底制憲國民大會期間的短短一個多月的事而已。蔣介石在是年十一月廿八日國大第三次會議中即提到「政府十四年來制訂憲草的經過」；政治學者荊知仁也說：「…制憲大業，艱苦經營者，前後幾達二十年….」。可見當前『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有一段相當時間的醞釀期或懷胎期，在這段醞釀期或懷胎期，台灣很不幸(或說很幸運地)並沒有躬逢其會，因為當時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這段醞釀期，若以蔣介石所說的十四年計算，則大致應推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政府所制訂之「訓政時期約法」起算；若以荊知仁所說的「幾達二十年」計，則應推到更早，大致是蔣介石結合桂、閻、馮等系軍閥完成北伐前後起算。不管從何者起算，『中華民國憲法』的醞釀成形，都脫胎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訓政峙期。國民黨北伐後所頒布的「國民黨訓政大綱」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一九二八年十月)開始了國民黨政府的訓政時期，而一九三一年五月召開的「國民會議」及其通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受到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等「擴大會議」宣布制定約法的刺激而有此舉)，明白揭示國民黨一黨專政。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日亟，國民黨迫於客觀情勢，乃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召開「國難會議」，邀集其他黨派及社會人士討論團結禦侮之事。受邀者有半數以上拒不出席。而到會的一百六十餘人當中，有人認為國民黨訓政之成績，尚不及宣統年間的預備立憲，因而想利用國難會議來取消「黨治」，實行憲政。同年十二月，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除決定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及憲法頒布日期外，並飭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憲法的起草，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歷時三年餘，其間歷經立法院及國民黨中央之再三易稿修正，而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明令宣布，是即所謂『五五憲草』。 有趣的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有關領土的規定(第四條)這樣說： 「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青海、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疆域。」 從條文中，我們發現，台灣並沒有被列在其「固有疆域」中，而早已獨立的蒙古，以及在日本操控下的東北（滿洲國），卻都列在其領土中。 而根據一九三六年公布，翌年再做若干修訂的國大代表選舉法，台灣也未被置於中國各省市配額中，而是被置於特種選舉人，與檀香山、秘魯、墨西哥、印度等其他廿三個國外區域並列，只分配到一名「華僑」代表的名額。 一九三九年九月，「國民參政會」（一九三八年七月以選舉方式成立）組成廿五人的憲政期成會，對『五五憲草』加以研討、修正。然而，由於中國對日抗戰的吃緊，憲法草案一直被「套牢」，直到大戰結束後，透過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製成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制憲國民大會採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此時才有台灣的十七名代表參加)。憲法草案在幾經折騰、協商、改易之後，終於在十二月廿五日三讀完畢。『中華民國憲法』於焉產生。 回顧『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過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真是微乎其微。在這部憲法醞釀的過程中，台灣大部分的時期都不在場，不但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中有關領土的規定，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國大代表選舉辦法中，也沒有台灣的代表。直到『中華民國憲法』即將成形的最後一刻，台灣才有十七名制憲國大代表匆匆趕赴南京參加會議。但是這些代表因為是「撿戲尾」的份，簡直插不上嘴。就好像是在喜宴中，最後一道菜都上完才到場的客人，沒吃到什麼，也只好認了。 更遺憾的是，這十七名台灣的代表，在開完會回來的兩個多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變。其中的兩名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不幸死在「祖國」的槍下，另外一名代表顏欽賢也名列「首謀叛亂」的通緝犯名單中，飽受牢災。台灣的制憲國代竟遭此待遇，則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似乎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國大陸被中共控制，國民黨政府撤遷來台，『中華民國憲法』無法在其醞釀產生的地區實施，而卻被帶到一個參與制憲因緣最淺的台灣來(並且在其頭上又加上一個「臨時條款」的封條)。 『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前的大部分過程中，只有中國，沒有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在出現之後的不久，卻僅只有台灣而沒有中國，這是人類憲政史上難得一見的怪事。 更奇怪的是，面對這件持續四十多年的怪事，竟然還有那麼多的台灣人民不理解台灣要制定一部新憲法的道理，更是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