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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 台灣人民為著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長期走過來的崎嶇路途多麼充滿荊棘，所付出的代價多麼血淋淋，展望未來又有無數的試煉和挑戰等著我們。現在中國遍佈飛彈瞄準台灣，急速擴軍，公然威脅以武力併吞台灣，或以商逼統，或在國際上無所不用其極，不但全力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甚至企圖完全消滅民主的台灣。這些固然對於台灣人民構成急切的危險，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神不知鬼不覺的無形陷阱，不但台灣人民，連國際人士也不知不覺跌入其中，其對台灣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所構成的威脅，並不亞於上述具體的武攻。此所指的是，中國長期在其國內、台灣以及國際宣傳所做的洗腦工作，已經造成觀念和思考上的混淆、誤導和誤信，不能因其抽象隱形，不易觸摸到而低估其對台灣民主自由的致命危險。下面就是其較嚴重者。 「固有領土」和「神聖領土的完整」 中國人硬說台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故為維護其「神聖領土的完整」，非把台灣併吞不可。他們把這些話像唸經一般，經常掛在嘴巴上。其實，在國際法或國際關係上，所謂「固有領土」「領土的完整」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也無法成立的。地球上沒有一塊土地是天命非屬於某特定國家不可的。人類有史以來，從原始部落以至於近代國家，不論酋長或一國政府，其權力所及的空間（即「領土」）未曾是永恆不變，它會因各種自然或人為的原因而隨時變動，因權勢或國力的興衰，有時擴張，有時縮小，甚至消滅。這是現實，也是常態，更是常識。遠的不談，如羅馬帝國的滅亡、西歐殖民地的獨立、大英帝國的解體、日本帝國的敗亡、蘇聯的崩潰等，都惹起有關國家領土的重大變動，若把地球地圖拿出來，要大家來討論那一塊土地是那一國家的「固有領土」，必會大家吵得怒目咆哮，甚至拔刀相向，還是無法得到一致的結論。就東亞大陸而言，依李筱峰教授的研究，自秦帝國以降的二千二百多年間，列國並立的期間，就有七百三十三年，約佔三分之一長的期間。如果再將先秦的春秋戰國時代許多封建建國並立的時間也統計進來，則列國並立的時間，長達一千二百八十多年，佔百分之四十二的時間，不知所謂「固有領土」從何談起？再來說台灣，荷蘭、西班牙都曾佔領過其一部分，非漢族的清朝，曾宣稱台灣為其領土，卻從未有效統治全島，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清朝有關台灣的對外立場曖昧不定，有時暗示，有時明示台灣不在其版圖之內，一八九五年遂正式「永久」割讓給日本（謂之「花不香、鳥不語、男無義、女無情，棄之可也」）。日本全力建設五十年，並奠定近代化的基礎，使其成為亞洲最進步發達的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迫「放棄」台灣，由國民黨政府代表聯軍佔領之。非漢族的成吉思汗曾征服了歐亞大陸；朝鮮早在中國漢朝就被併入漢帝國的版圖，被中國「統一」長達四百多年，往後又曾長期為其藩屬，其被漢化的深度和時間不知為台灣的幾倍，但未聞中共主張歐亞大陸或朝鮮為其「固有領土」，而獨厚愛於台灣，台灣人民承擔不起的。（也未聞荷蘭、西班牙、日本等主張台灣為其「固有領土」；若謂台灣男性住民多數祖先來自中國大陸，也未聞中共對新加坡或美洲中國城，提出領土主張）。總之，歷史的現實是領土於國家如生命於個人，有生有死、有盛有衰、有興有亡、有合有分，一如沒有永久的生命，沒有永久不變的領土。要說一塊土地是某特定國家的「固有領土」，非永久屬於該國不可，一如個人祈求在地球上永生，不可得也（Alsace Lorraine-夾在法德兩國之間，因戰爭關係，忽屬德國，忽屬法國，曾成為膾炙人口的歷史故事，亦成為詩歌和文學動人傑作的題材）。與上述同理，所謂要「維護神聖領土的完整」，也是玄虛的幻想。在這二十一世紀的法治人權時代，一個國家現在合法擁有多少領土，它就是只有那些合法領土，不得幻想要去非法霸佔不屬於自己的土地才能實現「領土的完整」（這在國際法上叫做「侵略」）。英國不能也未曾要求收復美國及從前的大英帝國領域，西歐國家不能也未曾要求收回從前的殖民地，日本不能也未曾要求再統治朝鮮和台灣（一個人目前擁有多少地產，即使不滿意，其地產就是那些而已，也不能妄想非法霸佔鄰居才算其「地產的完整」）。中國引用「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上海公報」等，而謂其有「權利」領有台灣，那是胡說，只能欺騙非國際法專家（有必要時當另討論之）。加拿大的一省魁北克，有人要求獨立，並為此舉行公民投票，中央政府則願為此坐下來平心靜氣進行談判，並未狂喊「固有領土」「維護神聖領土的完整」，而在邊界部署數百飛彈威脅之。假定美國的紐約或夏威夷，或日本的九州或北海道，或台灣的台北或澎湖要求獨立，中央政府一定也會坐下來與對方談判，不得也不會以武力彈壓之。再者，加拿大失去魁北克，美國失去紐約或夏威夷，日本失去九州或北海道，台灣失去台北或澎湖，如果這是當地人民的意願，那是至上的，也扯不上這些國家「領土的完整」與否。上述例子和假設還是就目前在實際上構成那些國家領土的一部分者要求獨立而言，台灣的情形則與上述相去十萬八千里。過去一百年，台灣受中國大陸政權所統治的時間不過四年（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而這四年是台灣歷史上台灣人民最悲慘的年月），中共政權一步也未踏上台灣，台灣人民要自由選擇自己的政府，要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決定自己的命運，要享受民主自由和人權，便受中共的武力威脅，理由就是「固有領土」「維護神聖領土完整」一類虛幻迷思。可悲的是，台灣住民當中也有人耽溺於同樣的幻想，呼應中共並為個人利益從事賣台叛國的活動。更令人擔心的，在國際間，甚至有些外國學者專家也不假思索，受這些洗腦宣傳的影響。筆者最近在美國一著名大學與一位相當著名的國際關係教授公開對談，他則一再強調中共非「收復」台灣不可的決心，卻除了「強勢」以外，提不出什麼理由，連著名學者竟也如此，令人感慨不已。 纏著台灣不放的魔咒 「不獨不武」 台灣內外以及一些國際人士，怯於中共來勢洶洶，為避免其侵台，想出自認高明的妥協辦法，則台灣不再主張其主權獨立，中共則答應對台不動武。乍聽之下，似乎合理，實則對台灣極不公平。請看下表： 依右表可見，所謂「不獨不武」，所要的是台灣放棄人民的最高願望和國家的基本目標（Α「主權獨立」），根本否定了台灣存在的基礎（Α），但中共則仍可保持其終極目標（Α「併吞台灣」），僅需放棄其手段之一（Β）而已。依此口號，雙方所應放棄者，層次不同，台灣犧牲其最高理想和生存基礎（Α），中共卻繼續可以保留其最後目標（Α），僅放棄手段之一（Β）而已。如此否定台灣人民的最高理想和生存基礎（Α），而容忍中共繼續保持霸佔台灣的蠻橫企圖（Α），等於令台灣由中共任意擺佈，對台灣人民公平嗎？台灣人民應該接受嗎？ 為了避免因中國侵台而與台灣、美國和日本發生軍事衝突，另一說法就是大家「維持現狀」。乍聽之下，也不無道理。問題是「現狀」是什麼？無人能夠界定，因為台灣與中國之間，其「現狀」不斷在「演變」，未曾「靜止」。在台灣從「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漢賊不兩立」、「長期戒嚴」、「解除戒嚴」、「廢止戡亂條例」、「全面民主化」、「公民投票」、「修憲制憲」，深化民主不斷在進行著；在中國則自文化大革命，共產主義有名無實、發展市場經濟、公布「反分裂法」等，一切也不斷在演變。譬如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自五百增至八百，建造百艘潛艇，軍隊高科技現代化，這些是否在「變更現狀」呢？台灣總統直選，舉行公投，正名制憲，軍購自衛，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是否在「變更現狀」呢？目前中共也喊應該「維持現狀」，但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威脅中國之情形下，它拚命急速擴軍，顯然其目的是在拖延時間，等到它擁有了強大的軍力，足夠使美軍不敢隨便進入西太平洋作軍事干預時，將以壓倒性軍力，征服台灣，其意圖明顯不過。中國目前贊成「維持現狀」僅是因時機未到而已。時機一到，它必會企圖強行「變更現狀」的。明知之而主張「維持現狀」，其意義何在？值得深思。 「勿挑釁中國」 多數國家，尤其美國，不斷要求台灣不要去「挑釁」中國，已經聽得太多，有點厭煩了。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挑釁誰？一國政府不斷急速擴軍，部署數百飛彈（其數目繼續在增加中），全部瞄準台灣，並且一再公然威脅台灣，若不接受其條件就要動武，不知世界上有比此更嚴重的挑釁？（在傳統國際法上，這等於最後通牒，可成開戰的理由causus belli。）事實是台灣做任何事情，若果中國不喜歡，就叫做「挑釁」。台灣深化民主（總統直選、公投、修憲制憲），與外國來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要成為國際社會正常成員，軍購自衛，統統被指為「挑釁」。好像台灣只有向中國「無條件投降」才不算「挑釁」（好比有人把槍放在你腦袋上說「若不聽話，就要開槍」，你要制止他不要這樣，就被人罵你在「挑釁」）。有人說中國「反分裂法」是台灣逼出來的，而台灣人民示威抗議是對中國的「挑釁」。若是如此，所有辭典上「挑釁」二字的定義，都需要重新改寫了。 台灣在不到二十年當中，民主化成功，雖然其素質亟待改進，在如此短時間有這種成就，值得驕傲，且得到國際的讚譽，但經過長期的奮鬥及莫大的犧牲才建立起來的民主自由的制度和生活，正在面臨著急切的威脅。現在世界都在注視台灣人民面臨這種挑戰和危機時，到底有無勇氣和能力，起而防衛自己。他們曾經看過芬蘭人民、現在目睹以色列國民，都為維護主權而奮鬥抵抗、壯烈犧牲，也眼見他們深知不自助者得不到他助，不求外國一兵一卒為其流血援助。全球視線已轉向台灣，要知台灣人民有無同樣的覺悟和決心。我們自己也知道，若無那種精神和勇氣，先人們為爭取自由和主權的血淚史和目前享受民主和人權的驕傲，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

黃天麟 國策顧問 最新一期的經濟統計出來了。但數字真令人洩氣：二○○四年南韓的平均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已經到達一四○九八美元，超過了我國的一三五二九美元，使我國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韓國可以說是與我國在人口、土地、各種條件都比較接近的鄰國，但過去的一九七○、八○年代，我國的經濟表現一直優於韓國，當一九九二年台灣平均每人ＧＤＰ達一○二七四美元時，南韓還只有七一九三美元，台灣領先南韓達三○八一美元，幾近多了三分之一。但從那年開始，南韓就急起直追，十二年後終於超越了我國。 就在這一年代，台灣的企業家們一直流行著一句經營術語 – 「資源的整合」，他們以此向政府說：「台灣應與大陸的資源整合，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學術研究單位亦紛紛利用各種「經濟模型」，分析台灣利用中國資源的「互利」與「雙贏」，大力鼓吹西進對我國經濟之助益，形成了台灣這十餘年來的投資中國熱潮。若此理論正確，那麼台灣近十餘年的經濟表現應遠遠跑在第一，讓南韓等國望塵莫及，因為我國對中國之累計投資金額遠遠超越日、美各國，甚至是韓國對中國投資的十多倍之多。可是，實踐後的事實與模型理論相差甚遠，遠遠跑在第一的是被投資國的中國，積極利用中國資源的台灣反而一年不如一年。另一方面，未與中國做積極性「資源整合」的韓國，卻在經濟成長的力道上反敗為勝，出口貿易及國際競爭力之成長都比台灣好，終於後來居上，把台灣拋在後頭。為什麼？ 理由非常明顯，也很簡單。十餘年來我國出口競爭力日趨式微，乃是由於我國產業過度利用中國資源（廉價勞工、便宜的土地），使我國企業得以迴避產業升級及研發之外在壓力，從而延緩了我國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速度。幸虧，我國於一九九六年還有「戒急用忍」，因而留下了晶圓、鋼鐵、石油裂解、面板（ＴＦＴ – ＬＣＤ）等產業，由於他們不能充分利用中國之資源，只得留在台灣硬著頭皮去創新、升級而有了不錯成果，不然台灣經濟將真不堪設想。 對中國過多之投資（如上述，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投入那麼多的資源到中國，累計應已超過二千億美元，韓國只二百億美元不到），使國內資本形成減緩，勞工需求減少，失業率攀升，壓低了國內消費，當然經濟成長也因此緩慢下來，結果國民所得無法提高。這就是我國一九九二年平均每人ＧＤＰ為一○二七四美元，十二年後還在一三五二九美元，一年平均只增加二七一美元的主要核心因素。（註：南韓平均年增加五七五美元，為我國之二倍多）。 近日我國上市公司瑞智，以購買海外基金的迂迴手法，違規投資東莞瑞萬五金而鬧得滿城風雨。對各方的指責，瑞智公司回應說：「因為瑞智八十％的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如果沒去中國投資，降低成本，留在台灣早就只有死路一條，但因瑞智對中國投資金額已達公司淨值的四十％上限，採迂迴投資的手法是不得已的。」瑞智的訴苦確實有令人同情之處，也同時道出了當今台灣問題之所在── 即「八十％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的經營者可能不知道亦沒察覺「八十％客戶都到中國投資」的現象正是台商「以商逼政」逼出「積極開放，大膽西進」政策的必然結果。「積極開放」使我們在東莞、上海到處都可以看到台商所形成的產業聚落，其規模之大、聚集之完整令人咋舌，也會令人深感「不去確實只有死路一條」。問題是，韓國呢？如上述，韓國對中國之投資累計金額只台灣之十分之一不到，因此韓國不會有企業的八十％客戶都到中國投資設廠的情況發生，韓國的企業可以定心留在韓國，專注於在韓國的經營，努力創新，創造韓國的僱用，提高韓國的內需，讓韓國勞工的收入、國民的平均ＧＤＰ年年提高，達成企業壯大，國民所得提高之雙贏之局。 日前總統在經濟顧問小組會議中對廠商海外生產比率接近四成、資訊通訊業高達七成表達憂心。之前的四月五日，府、院、黨為反制中國之「戰爭授權法」，亦做出包括「有效管理」的七點結論。但講歸講、做歸做，據報載，政院為了能使台商對中國做更多的投資，正在研擬放寬「投資大陸不得超過淨值二十至四十％」的限制，果真如此，或許可暫時滿足廠商的需求，讓廠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之投資整合資源，但必也會製造更多「不去只有死路一條」的企業。只是若「以商逼政」，每次都能如此得逞，即輸給韓國事小，我們最怕的是最後台灣也會被逼到只有「死路一條」。

鄭光勛◎英國Warwick大學研究生、台灣國際研究會員 一般以為史明是極端的左派，因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與知識上的無知卻對這一位畢生為台灣人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解放而努力的老人予以無端的污衊。英國學者卻在與史明愉快交談以後離去。在回途筆者問費迪南教授為何史明虛心問他對台灣有何建議時沒有表達他的問題，他卻謙虛告訴我如此傑出人物我們的觀點微不足道。最讓筆者印象深刻是當論到中共的經濟發展造成社會上階級衝突時，史明指出中共的階級問題早在1940年代就存在。並指出黨與軍的待遇遠高於一般人。這是英國學者沒想到的。 彼得‧費迪南教授是筆者指導教授，曾任英國皇家國際關係學會東亞研究的主任。專攻共產政權與民主化理論，對於中共、蘇聯與前東歐政權有重要研究。相較於國內史明何以讓外國學者尊敬。筆者要指出他在早稻田大學時代受過完整的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訓練。他擁有完整現代知識基礎卻是大家所忽略的。這一些現代知識是國際共同的語言，再加上個人努力產出觀點。自然得到尊敬。 獨台會以實踐替代一切 史明返台後成立的車隊遊台北與環島也十個年頭了。他與他的獨台會成員一直在鼓吹台灣民族主義，同時以實踐替代一切，然台灣有良心知識分子與大眾卻一再為依附外來政權的利益集團與投機者所否定。 在1918年的國際關係裡歐洲是世界的舞台，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是鼓勵了亞非殖民地解放運動。國際間的民族解放運動鼓舞了台灣人。在釵h殖民地的覺醒是等到二次大戰後，但台灣則較早。原因是現代化比任何亞洲諸民族都早的結果。張炎憲指出在《日本警察沿革誌》裡提到1920年代的台灣文化協會其最終目的是追求獨立。 黃昭堂指出日本人的殖民主義式現代化讓台灣社會經濟發展與識字率僅次於日本。但是台灣的知識分子透過日文了解世界與中國。這讓台灣人形成共同意識有特別的幫助。也就是說台灣人的政治訴求提升了，以全島人民為思考，同時也有國際觀。台灣文化協會是一個開始，是受漢文與受日語知識分子們的聯合產物。以後產生左派的勞工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史明的母親是出進士舉人的士族家族。父親更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活躍知識份子，目睹父親與台灣文化協會的菁英們的所作所為，很自然的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去思考問題。然殖民地的解放不是只有獨立問題還有經濟剝削與階級問題。這也是今日的南北問題。這也是史明特別關心的。 用心保存台灣歷史記憶 史明的「台灣人的四百年史」與「王育德博士的台灣－苦悶的歷史」是台灣史的經典之作。很可惜王博士已逝。我們無法由王博士處知道過去的台灣與他諸多論點。史明目前身體硬朗。坦白說台灣人的四百年史的資料豐富，但是作者的主要觀點易被龐大資料打散。這正是困難所在的地方，現在釵h資料收集不易，他為了替台灣人保存台灣人歷史與歷史記憶用了釵h心。但瑕不掩瑜！史明對於釵h概念與用字極其用心，力求精確。例如日人將物質論(materialism)譯為唯物論。台灣目前流行將從屬理論(Independencetheory)譯為倚賴理論，事實上，那是一種剝削關係非依賴關係。不精確使用易誤導我們理解理論。釵h人望文生義不求原意則有害於我們了解事實。這一點，筆者學到釵h。 有人以為史明是以漢人的種族中心主義在看台灣問題，我個人以為那是誤解，因為馬派學者基本上是反對種族主義，此外史明的觀點關係到現代化問題。在國際關係與社會科學理論裡可以分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alism)與社會中心論(society－centralism)國家中心論是以韋伯為代表人物，社會中心論是以馬克思為代表人物。這兩者是以國家或以社會為主去看發展與分析問題，並不是就否定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性。很明顯的，史明是採社會中心論在看台灣。為此我問了史明以釐清問題。 終結外來殖民剝削體制 史明說台灣現代社會形成與西方重商主義、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有莫大關係，西方重商主義、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是西方式現代化的一部分。殖民主義經濟是一種超額剝削體制。這就是社會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根源。早先，西方誘騙漢人來台作農奴。然這竟是形成今日台灣開始。時至今日，殖民經濟關係仍然存在。國民黨佔領台灣時接收這一殖民地剝削體制，台灣人沒有自己國家，所以只有用社會中心論。台灣人在這四百年遇到四種不同類型外來政權。職是之故，台灣人需要民族國家的同時也要社會革命。

台獨聯盟副主席 鄭南榕在16年前的今天，以犧牲自己的身軀，目的不只是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如果只是爭取言論自由，他可像以往打破雜誌被查禁沒收次數的世界紀錄，用換雜誌名稱及發行人繼續奮鬥。不必以自焚殉道的悲壯方式，捨棄親人好友離開人世。 因為言論自由固然是重要的基本人權，但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尤其是最受限制及迫害的言論，乃是對改變政治的人事與制度為目的之主張。從228事件、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的政治迫害，可以明顯看出獨裁專制的政權，是針對其言論的目的，而非言論自由本身。在戒嚴時代、人民可以海闊天空大談風花雪月，談情說愛，或是生財之道，均有言論自由而無任何危險可言。 然而，南榕殉道的起因，是刊載許世楷博士的台灣新憲法，而被國民黨當局以叛亂罪法辦。他膽敢冒險，以最受忌諱的台獨言論，不是單單為言論自由而已。這可以由他與黃華等同志發起「新國家運動」的過程，足證他不是徒言而不行，也是以建立台灣新國家為目的而赴湯蹈火，用真正不怕死的行動以明其志。今日我們追思南榕，以自由之愛為題，必須包含對台灣之愛。聖經記載：「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南榕愛台灣，要建立名實相副的獨立自由的新國家，這才是他真正的遺志。 如果南榕今日仍在世，他必然不會再辦已有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刊物，而是繼續他的新國家運動。面對不再是國內政權的迫害，而是國外中國日益加劇的武力威脅。以他不怕死的精神及行動，必使一提台獨，就怕中國武力犯台的人無地自容，尤其對投奔敵營，損害國格尊嚴，或怕死而作違背良心之論，置台灣人民的尊嚴及安全於度外之輩，必甚為不齒與憤怒。 台灣從未受中國的統治，擁有自己的土地、人民、政府及軍隊，並由與中國無關之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代表國家元首的總統，以及代表全國民意的立法委員，實已有獨立主權的事實。但是在國際上卻仍得不到正式全面的法理上獨立國家的名位。尤其，自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以2758號決議，已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際法地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以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成為國際不承認的虛有國名，至今尚非名正言順的新國家。 今日我們紀念南榕，最有意義的，除了繼續維護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為台灣永不改變的基本人權外，更要完成他的遺志，也是台灣人的共同願望，要建立免於外來政權統治的新國家，永遠脫離中國的威脅及併吞。否則不但不能建立新國家，也將失去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因此，將舊有且已名存實亡的「中華民國」，建立新而獨立、名副其實的「台灣國」，以慰南榕在天之靈，使台灣人民真正出頭天。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由於國共之間的一笑泯恩仇，南非黑人主教屠圖的名言「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如雷灌頂，讓我們相信和平的建構似乎是近在眼前。然而，在國內的機場流血事件中，政治人物「血債血還」的警語，我們看到的卻是彷彿無法化解的深仇大恨。 台灣內部的政治衝突，表面上是朝野政黨因為總統大選所帶來的恩怨與對立，進而投射在大家對於國家定位南轅北轍的看法，然而，真正治絲而棼是社會結構中的族群分歧。弔詭的是，藍綠陣營對於國家病痾的診斷竟然相同，也就是強調百姓在國家認同上面的歧見，卻對族群之間的齟齬諱醫忌疾，特別是本省與外省這個面向的張力。如果我們不願嘗試著去了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糾纏不清的恩怨情仇，任何企圖消除差異的措施都是枉然的。 儘管在日常生活裡頭，省籍的標籤並不明顯構成教育、就業、或是升遷的障礙，甚至於，通婚的例子也越來越多，不過，彼此之間的關係卻仍然談不上和諧，一旦面臨重大國家議題，立即又立場壁壘分明、甚至於是衝突一觸即發。其實，雙方除了是為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以及社會地位的分配而焦慮，更是為了認同的定義在作防衛性的競爭，尤其是對於歷史記憶、或是失憶的角力。 對於外省族群來說，若非日本入侵中國，就不會有中共的俟機坐大，更不會有國破家亡的集體經驗。因此，如果我們如果從國家戰略的角度著眼，決定要透過美日安保來捍衛台灣的安全，政府就有出面撫慰外省人的心靈創傷；同樣地，本省人儘管對於日本人沒有強烈的恨意，如果願意把外省人當作同胞，也許\會有更體貼而細膩的作為。 相對地，對於本省族群來說，滿清政府在甲午戰敗後割讓台灣給日本作殖民地，這種被生父母活生生賣掉的無奈記憶，恐怕是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消逝的。然而，如果外省菁英如果動輒以「日本皇民」視之，好像台灣人在那半個世紀是心甘情願的當二等公民，情何以堪？其實，台灣人對於祖國的幻滅，並非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奏效，而是國民黨統治讓本地人開始有「為何同胞比異族更壞」的困惑。如果外省族群都可以接受與逼其妻離子散的中共握手言歡，何不試著去進入本省人的內心深處？ 如果說和解的前提是真相的話，那麼，寬恕的前提就是加害者必須向被害著要求諒解。問題是，在族群的歷史糾結當中，癥結往往在只看到一付無辜狀的旁觀者，卻找不到加害者，甚至於，彼此都認為自己才是被害著；此時，形式上的和約當然不會給受害者帶來療傷止痛的效果，而加害者的罪惡感也無法真正獲得救贖。 時間或許\可以化解一且，不過，在相互猜忌的情況下，時間也可能是腐蝕人心的穿腸毒藥。如果大家真的有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願，除了要先努力接受對方的記憶以外，或許\應該開始認真考慮，是否我們已經成熟到可以聆聽對方的疏離、不滿、以及憤怒？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05/05/02

陳文賢◎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美國華盛頓郵報日前報導週六舉行的美日「二加二會議」（即美日兩國外交與國防部長級的聯席會議），雙方將首度於一份共同的協定中宣布，台灣海峽的安全是美日雙方共同的戰略目標。以政治意涵而言，此一宣言促使台海安全問題國際化的確立。 中國一再以所謂的「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警告其他國家不要介入，特別是警告根據「台灣關係法」有協助台灣防衛義務的美國。對於積極想於三月間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中國而言，美日此一宣示，應也具有勸阻中國不要片面破壞台海現狀的政治意涵。 就軍事層面的意義而言，美日之間應會進一步採取具體的安全合作行動，嚇阻台海軍事衝突的發生。美國多項美中關係的報告也指出，中國軍事力量的強化，最主要之目的即在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時嚇阻美國的介入。 過去，中國在台海安全上對美國最具威脅的態勢，莫過於一九九五及九六年間的台海危機，中國副總參謀長熊光楷曾說，美國不會介入台海衝突，因為美國對洛杉磯關心的程度，遠超過對台灣的關心。據報導，現任國務卿萊絲於二○○二年與熊光楷會面時即曾表明，美國無法接受這樣的威脅。 在美國雖疲於應付伊拉克戰後重建及北韓核武危機等問題時，與日本在關於台海安全的問題上有如此共同的看法，一方面應是鄭重表明對中國在台海問題上日趨強硬之軍事立場的嚴重關切，並不希望中國有所誤判。一方面，美國也藉此回應日本對中國崛起之走向不確定的關切。 日本於去年十二月發表的防衛報告指出，中國軍事現代化，特別是戰略核子武器的強化，是對日本安全的一項潛在威脅。美國中情局局長最近也指出，中國軍力的提升對美國亞太駐軍構成威脅。 此外，美日共同對台海安全的關切，應也是美國為因應中國崛起之長程戰略所踏出的第一步。美國國務卿萊絲曾說，中國不是一個安於維持現狀的強權，中國會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改變現狀，創造一項對中國有利的權力平衡，因此對美國而言，中國不是戰略夥伴，而是戰略競爭者。 萊絲更在她的就職演說中提及，美國應該運用本身的力量，幫助創造一個對自由有利的權力平衡。很顯然的，美國若無視於共黨中國的軍力提升及其傾向以武力解決台海問題的立場，將不可能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更遑論在本地區創造出一個有利於自由的權力平衡。 美日「二加二會議」若發表關切台海安全問題的宣言，台灣應該以更為穩健的態度，面對東亞情勢的改變，我國政府應可表示感謝，並聲明台灣會以國家整體的力量來捍衛台灣的安全，朝野政黨應該儘早通過向美軍購的預算案，以行動來顯示捍衛台海安全的決心。同時與美國在反恐合作的良好基礎上，尋求提升與美日兩國的安全合作。 政府亦應可聲明，會與所有關心台海安全問題的國家，共同努力維護台海的安定與和平，同時也會盡最大的可能，尋求與中國的和平對話。台灣應以鴨子划水的方式，推動與美日兩國的安全合作與對話，包括台美日智庫及學界的二軌外交。這應是台灣北聯美日同盟，南探東協，共同具體關切台海安全問題的契機。

鄭欽仁◎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美國攻打伊拉克後，不得不回頭關注亞洲的騷動。朝鮮問題及中國坐大不僅對台灣造成威脅，甚至對「一極獨強」的美國維持整個西太平洋與亞洲的安定構成威脅，促成二月十九日在華府召開的「日美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由雙邊的外交、國防最高長官與會，稱作「二加二」會議。 美日在這次會議共同發表的文書，首次正式提到台灣問題，而不像過去用隱諱字眼來迴避，這對台灣安全更顯得意義重大。 美日的同盟已經由過去的保衛日本安全，提升為區域安全、甚至是日本小泉首相所說的「世界之中的日美同盟」。同盟關係之來源可以回溯到五十多年前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與建軍史，本文就此加以簡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麥克阿瑟由「太平洋美軍總司令官」被任命為「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8月30日到任，1951年4月解任），總司令部（ＧＨＱ）設在東京。九月二日日本簽下投降文書，十月麥帥兩次指令要日本制定新憲法，一改明治憲法的規定，翌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新憲法公佈。麥帥急於短暫時日完成新憲，一方面保護日本天皇不受戰犯處置，並為美國的利益打算，另一方面則為堵住各國的異議。 美國對日本統治，基於兩大方針，一是民主化，一是非軍事化，因後者而軍隊解散，非軍事化目標可說僅僅一年就完成了。 但是一九五○年三月韓戰爆發，日本政府為維持治安，在七月成立「警察預備隊」，後改為「保安隊」，之後改稱「自衛隊」，由陸、海、空三軍所組成；但仍無「國軍」之名，這有待今後修憲之正名。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簽訂「舊金山對日講和條約」，由於韓戰及共產勢力的抬頭，同一天美日就簽訂安全保障條約，這是美日同盟的濫觴；一九六一年一月又重新簽訂新安保條約。 對台灣的安全來說，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在台灣海峽巡邏，一九五四到五五年發生第一次台海危機，美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二次台海危機是一九五八年中共登陸金門之戰，以後演變為隔日砲戰，直到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與北京建交才停止。 東亞的和平與安定有賴日美安保體制，一九七九年中（共）美建交，美國廢除與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而繼之以「台灣關係法」，但具體的軍事行動仍與美、日的協助有關。冷戰後，蘇聯的威脅解除，但國際形勢的變化，朝鮮半島與中國因素帶來亞洲的緊張，日美安保體制的重要性反而增加。日本防衛研究所出版的「東亞戰略概觀一九九七～一九九八」描述說：維護日本安全幾乎與維護東亞整個地域的完全，意義相同。 其背景是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末，中國對台「文攻武嚇」阻礙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四月，日美舉行首腦會議，表示基於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同盟關係，是維持二十一世紀亞洲太平洋地域安定與繁榮的基礎，再確認兩國同盟關係的意義。 這時再檢討七八年的「防衛協力指針」，過去日本只在專守防術（第五條），現在將第六條的美軍能使用日本的設施與區域，引伸為：不只防衛日本，也為維持遠東的和平與安全；是有積極的意義。 同年六月開始檢討「指針」，翌年九月二十三日發表新指針，提出四十項合作項目，日後還繼續相關法案的制定。其中重要原則是「周邊有事」時美日的合作。對周邊有事的概念，新指針的說明是：「不是地理上的問題，而是著眼於事態的性質」。由此看來 ，防衛不限日本領域，故對台灣重要。因此，九月橋本龍太郎總理訪中，李鵬提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不應受外國干涉；若美日安保範圍包括台灣，中國不能接受。 當然，新指針對日本的防衛重要，譬如，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北韓的飛彈掠過日本（在這之前的一九九三年飛彈曾射到日本的能登半島灣）。 然而有關此次「二加二」會議，不只是上述的演變而已，去年二月二日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對日本記者協會表示：「根據日美安保條約，若日本施政下的領域受到攻擊，視同對美國的攻擊」。阿米塔吉不說是「日本」或「日本的領土」，而用「施政下的領域」（administrative territories），是指有爭議的領土而現在在日本管轄下，即釣魚台，也都在防衛範圍之內。這被稱作「阿米塔吉宗旨」（Armitage doctrine）的，從不聲張而著手，共同防衛，除了對應當年一月中國漁船入侵之外，實際已著手此次的「二加二」會議所宣示的「共通的戰略目標」、「地域的戰略目標」與「世界的戰略目標」。

信義路上的愛 奐均的父親林義雄先生故居在宜蘭，一九六八年，他帶著母親林游阿妹搬到台北居住，一八七一年，與方素敏女士結婚。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奐均出生，因正值聖誕前夕，小奐均的誕生就像一份珍貴的禮物般，帶給全家人莫大的喜悅，她也因此被媽媽暱稱為「聖誕寶寶」。 三年後，在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二日，奐均的媽媽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二」月「二」日，又是「二」胞胎，對這個家來說真是甜蜜的祝福。 五月，全家搬到信義路義光教會現址。 奐均和妹妹們都遺傳了媽媽的音樂細胞，從小就喜歡唱歌，唱歌的時候總是手舞足蹈，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每天晚上都要聽音樂才睡得著；吵鬧的時候，只要放音樂給她聽，就能平靜下來；平常看起來雖然文靜乖巧，但是只要聽到音樂就會變得很活潑。關於小時候的事，奐均還隱約記得一些： 媽媽說我四歲的時候，有一次陪表姊去上鋼琴課。當時我竟像著了魔似地不想回家，媽媽只好來把我拉回去。她感受到我對音樂的熱愛，就問老師是否願意收我這個學生，老師很猶豫，因為她從來沒有收過這麼小的學生，當時我還是幼稚園中班的學生，連ㄅㄆㄇ和123都不認識，且手太小，根本無法彈琴。但她最後還是拗不過媽媽的請求，幫我上了一堂課，讓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並且給我一本譜子回家練習，還說如果我能記得這次上課的內容，就收我這個學生。 過了一個星期，我再去上課時，已經背下整本譜的內容，這才讓老師一掃所有的疑慮，收我為學生，從此，我就非常認真地學習。我還記得自己當年如何將小小的手放在老師的手上學彈琴，雖然我在老師的學生中是非常年幼的，但我還是進步得很快，我記熟每一首曲子的譜，並且將家裡的書桌當鋼琴努力練習著，爸媽看到我專注的樣子，便在幾個月內，為我買了一架鋼琴。這架鋼琴從那時起到現在都還靜靜地守在原處，成為義光教會的一部分。小孩子總是比較喜歡賣弄吧！我還記得自己常常在家人面前開起「演奏會」來，我會即興編曲並且用誇張的肢體動作、戲劇性地將手臂微微抬起，讓手指在黑鍵與白鍵間上上下下舞動著，就好像專業的鋼琴演奏家一樣，家人們總是耐著性子欣賞我的即興演出。我也還依稀記得，妹妹們總是喜歡隨著我的音樂一起跳舞，我們三個人常這樣一起在全家人面前演出。 身為長女，奐均很有姊姊的威嚴，她常會教妹妹們唱歌、跳舞。個性中帶點「雞婆」的性格、喜歡替別人想的奐均，希望別人能表現得更好，因此常對妹妹們有所要求，但妹妹們對她這位大姊卻非常服氣！或陷N是這份天生對自我的要求吧，讓奐均成為爸媽眼中不需要太費心的孩子，她總是有自己的想法，獨立又會安排自己的生活。對於這一點，奐均也有同感： 爸媽常說我是勤勞認真的學生，我想我是帶點完美主義傾向的人，總是很認真地做學校的末牷A除非把末珧筆飽A不然是不會去吃飯或玩耍的。因此，我常想，我是那種極度自律，很容易給自己壓力的人，即使別人對我的要求並沒有這麼高，我還是會鞭策自己成為最好的、最優秀的。我從小就相當獨立，上了小學之後，我不讓媽媽陪我走路去上學。媽媽告訴我，她總是得偷偷地跟著我，有時為了怕被我發現，還得躲在路燈後面，只為了要確定我是不是真的安全到了學校。 在生命中，有一件事是我一直深深感恩的，那就是：我總是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是如何地被深愛著。是的，我一直確信自已被愛。我還記得，每天爸爸下班回來後，我們三個小蘿蔔頭總是歡欣鼓舞地迎上前去，圍在他身邊，讓他知道，我們有多麼愛他。 媽媽則是個很溫柔的人，她總是有著好脾氣與善良的心。阿嬤和我的關係則是非常特別的，我可能是她最疼愛的孫子，這可不是我在吹噓喔！打從我出生那一天起，她就完全地參與我的生命與成長，她不但在我生病時照顧我、餵我吃藥，還常和我一起玩，不管去哪哩，都喜歡帶著我，她是虔誠的佛教徒，常會帶我去寺廟燒香、拜佛。而妹妹們則是我最好的玩伴，除了唱歌、跳舞外，我們也常在一起做末牷B看卡通、喝我們最喜歡喝的巧克力牛奶。 阿嬤、爸爸、媽媽、兩個雙胞胎妹妹，奐均在信義路上的家一直是這樣充滿了愛與歡笑。然而，這樣的家在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後，卻彷彿一瞬間變得遙不可及了。 悲劇的發生 我八歲那年，台灣正經歷政治上的大變動，整個國家處在戒嚴法之下，人民充滿恐懼。我父親是一位人權運動者，政府當局非常痛恨他，因為他參與地下刊物出版運作等爭取民主的行為，將他關在監獄裡。他被抓一天後，大人們告訴我，他當兵去了。然而，對一個幼小敏銳的心靈而言，我已經感覺到事情很不對勁了。 兩個多月後，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那天，事情發生了，而這件事，永遠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那天我放學後走路回家，到了家門口，習慣性地按門鈴，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來應門，我按了又按，然後在門前台階上坐下來等人來應門。過了很久，門開了，一個陌生人走了出來，我很習慣家裡常有我不認識的客人來，所以並不以為意，我走了進去，一個勁兒地往自已房間走去，心裡只想著快點把沉重的書包放下來。 當我進到房間，還來不及放下書包，突然間我不自覺地側了一下身子，我相信這是來自上帝的警告，正當這個陌生人拿著刀子朝我刺過來時，我正好側了身子，使得背上的書包擋住刀子，如果當時我沒有側身，這第一刀一定使我當場斃命。之後，他又朝我砍了七、八刀，我聽到阿嬤走進大門來叫我的聲音，這個男人將我反鎖在房裡，然後，朝外走向阿嬤，我聽到阿嬤的尖叫聲：「奐均!奐均l」我想應聲，卻虛弱得發不出任何聲音，我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後來知道阿嬤身上被插了十三刀當場死亡。直到那一天，我才深刻地了解到阿嬤有多麼地愛我，因為她死前仍不斷地呼喚著我的名字──奐均。 事情發生之時，媽媽正在監獄探望爸爸，她打電話回家一直沒有人接，因此非常擔心，就要爸爸當時的秘書來家裡看看。這位秘書來的時候，發現我躺在爸媽的床上，我告訴她有小偷，而且我很渴，她用手帕沾了些水給我，然後打電話叫救護車。我在醫院裡躺了很久，感謝神，我活下來了。 當我被送到醫院的時候，存活機率並不高。醫師們大概也很害怕照料我，因為他們知道我是誰，也知道二月二十八日這個日子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但是，過了好幾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有一群人跪在主面前為我禱告，我相信，上帝當時垂聽了他們的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我活下來了。 媽媽試著不讓我知道這個恐怖事件，那時電視上常會有插播出現，要大家一旦知道任何有關林宅血案的消息，就打某個專線電話報案。然而，為了怕我知道，只要電視上一出現這個插播，就會有人站起來轉台。 我永遠不再哭了 當小奐均被送到醫院之後，一些關心林家的朋友陸續趕來，其中還有釵h基督徒透過電話，拜託牧長及弟兄姊妹們為奐均禱告。就在急救手術進行之際，鄭兒玉牧師也趕來了，他看到不知所措的親友，就勇敢地站出來帶他們禱告，雖然大部分的人不是基督徒，但在鄭牧師的帶領下，大家都安靜下來，同心懇求慈悲的天父憐憫，伸出全能的聖手來醫治這位林家僅存的骨肉，並用他慈愛的聖手來安慰、扶持林先生夫婦。 當天不知道有多少人為這件事在上帝面前流痍═謄咩i！很奇妙地，手術順利完成。更奇妙的是，病危的奐均漸漸地好轉了，連主治醫師都說：「奐均的痊癒康復是一大奇蹟！」 當時奐均的父親因血案發生而交保治喪，從小奐均和爸爸最親近也最像，所以當小奐均看到從「美國」回來的爸爸時，終於笑了，眼睛也亮了起來。 「爸爸！我好了以後，要和妹妹去六福村玩。」 「爸爸，我不要回去鄉下，那裡沒有學校。」 「我要像爸爸一樣勇敢！」聽到這個劫後餘生的小生命所發出的單純心願，大人們的眼眾ㄖ啎ㄕ篲麭騿A然而，不論略籉p何奔流，這個苦難卻是硬生生地橫在面前，無可迴避了。 雖然黑夜終究會過去，但噩夢卻仍然盤據在心頭。然而，大家卻從這個勇敢的小女孩身上感受到無比的生命力。悲傷依然，苦難還沒有過去，看到那張洋溢著信任的小臉，每個人心裡都在想，這孩子的明日將會如何？ 為了不讓奐均遭受更大的打擊，大人們都不敢將真相告訴她，交保治喪的林先生與幾近崩潰的林太太只有強忍著心中苦楚，到病房陪她唱歌、說故事。當時林太太心疼地想著，奐均想和妹妹們一起到六福村的願望如何能夠實現啊？她還不知道這輩子她已經沒有辦法和妹妹到任何地方去了。 手術清醒後的奐均，第一句話不是問壞人為什麼要殺她，而是擔心她沒去上課，老師會不會生氣？末珨陘ㄓW別人怎麼辦？病中的奐均，收到了來自國內外如雪片般的慰問函和禮物，每一信、每一字、每一物都包涵了社會大眾給予她真正的關心與愛心，奐均的生命就是這些愛心的累積…… 奐均在眾人的關照下出院了，但是她的安全一直受到高度的保護。療傷期間，奐均的生活天地只限於宜蘭外公家的樓上，除了和表兄妹玩耍外，就是玩牌、下棋和看書，為了讓她高興，警察阿姨都故意玩牌輸她。奐均很愛看書，看得天塌下來也不管，有時候眼睛都看紅了，媽媽勸她少看也不聽。沒事時，就趴在窗口看來往的人群，尤其愛看上下學的小朋友，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被判定和別的小朋友不一樣了，但她從來不吵、不問，只乖乖地聽從大家的吩咐。 偶爾奐均實在忍不住到樓下去蹓達，警察阿姨都隨身陪伴。那陣子她膽子也特別小，怕見生人，怕見刀子，半夜裡經常從噩夢中驚醒，哭泣不已，問她怕什麼，她又什麼都不說，只有等林先生去看她時，她才會非常高興地和林先生撒嬌。林先生總是和她一起做體操，要她多鍛鍊身體，深恐她原本瘦弱的身體會因足不出戶而更加瘦弱。當林家人努力為這個殘缺的家，編織另一個新的活下去的團圓夢時，卻又因為林先生再度被拘押而破滅了。每當奐均問起爸爸為什麼不來看她了，林太太只好再編謊話說是爸爸當兵去了。 後來拗不過她的請求，林太太就帶她到軍法處去探望林先生，軍法處特地讓她們父女相見，奐均看見爸爸理個光頭，旁邊又站滿了穿制服的阿兵哥，她就深信不疑，以為爸爸真的當兵去了，每當有旁人問她爸爸的消息，她會立刻回答，爸爸當兵去了，理個光頭好好玩，還有兩個禮拜才回來。而兩個禮拜過去了，兩個月也過去了，對於奐均「爸爸當兵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的問話，林太太也只能無語問蒼天 奐均的身體慢慢康復了，除了問「爸爸當兵到底什麼時候回來」之外，也開始問起阿嬤和妹妹們到哪裡去了…… 我知道一定有些事情不對勁，但是我也知道不應該問太多。不過有時候實在忍不住，就問：妹妹們和阿嬤到哪裡去了？親戚們常會含糊地說些她們去某處度假等的話搪塞過去。現在，每當我想到當時的情形，便能體會到媽媽聽到這些問話的時候，是多麼傷心欲絕了。 大約過了四個月，有一天，媽媽終於把我帶到房間，告訴我妹妹們和阿嬤都已經不在了。那個下午，我哭了又哭，只是不停她哭泣，我好後悔自己從來沒有真正地珍惜跟她們在一起的時間，我多麼盼望能再有一些時間，哪怕是五分鐘也好，就只是讓我擁抱著她們，告訴她們我有多愛她們。我哭了好幾個小時，在哭過之後，我這樣對自己發誓：我永遠都不會再哭了。為了爸媽，我一定要堅強起來。那時候，我大概只有八歲多快要九歲的年紀，但我真的下定這樣的決心。 果然，有好幾年的時間，我都沒有再哭泣，我封閉起自己的心，變得更獨立，但是我的心卻開始有了仇恨與苦痛。雖然很年幼，但我的心中卻出現了復仇的念頭。有時，我躺在床上難以入眠，試著要想起那個兇手的長相，我想要記住他的臉，等到有一天我長大了，我要親手殺了他，為我的家人報仇。 得知真相的奐均，把房門關起來，躲在棉被痛哭了好久、好久，誰喊她也不理睬。這天過後，她又像沒事似的，卻絕口不提阿嬤如何如何……，妹妹如何如何……。林太太心疼她，帶她去台大醫院尋求精神科醫師的協助，但醫生們也不敢觸及她的傷痛處。表面上她雖然慢慢地恢復平常孩子該有的生活，然而，昔日那天真、活潑、毫無恐懼的笑顏如何才能找得回來呢?事件發主時，正就讀幸安國小二年級。 從一個外表文靜、乖巧，實際上卻活潑、喜歡參加各種學校活動、一見到人就禮貌地微笑的孩子，到看見陌生人就會怕，不喜歡和陌生人接觸，對人有著明顯的恐懼。無情的利刃不僅曾讓這孩于在生死存亡的邊緣掙扎，更狠狠地刺透了這孩子的心，就算是媽媽努力想要使她回復平常小孩的生活，卻還是無法進入她的內心世界。 事件發生後，奐均轉學到復興小學念三年級，但因為是唯一的目擊證人，學校方面為了保護奐均，就建議林太太幫奐均改名字，因此，奐均在復興小學所使用的名字是「林曉君」。「林曉君」在復興小學成績優異，每科都得到滿分，依學校的習慣，會將成績優異學生的照片和名字貼在公佈欄，但為了奐均的安全，也只得作罷。此外，女警二十四小時跟隨在身邊，凡事要與奐均見面、說話的人，都必須登記，而且女警每天都送奐均到校門口，林太太為了讓奐均能與一般孩子一樣，便央請女警只要將奐均送上校車即可此，但即使是如此，旁人還是無法接近奐均，使她連想要結交同年齡的玩伴都幾乎是天方夜譚，奐均的童年在血案的陰霾下再度蒙上孤獨的魅影。 暫時獲得交保治喪的林先生在五月再度被捕。一九八一年，身心遭受重創的林先生在獄中決心不讓奐均和太太繼續生活在恐懼中，不讓女兒在這染了家人鮮血的土地上面對眾人異樣的眼光，無法像平常孩子一樣生活，所以堅持要林太太帶奐均到美國去，希望奐均能在沒有包袱的新環境中長大。 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林太太多次申請出國都被駁回，當局通過她們母女的申請時，卻又完全沒有給她們一點準備的時間，一九八一年八月，奐均和媽媽就匆匆赴美了。而在籌劃赴美時，林家因為經歷林先生繫獄、血案發生等事件，實在沒有經濟能力出國。為此，林太太決定賣掉住在信義路的房子。然而，因為是「凶宅」的緣故，房子一直賣不出去，在長老教會兄姊奔走籌募之下，才將信義路命案現場改建為義光教會，見證了在流血之地散播上帝的愛與盼望。

讓228成為台灣共同遺產 張炎憲：從歷史反省 獲致社會改革力量 釵h人至今仍抗拒還原真相 彭顯鈞◎《自由時報》記者專訪 長期研究二二八歷史的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昨天表示，台灣社會對二二八的認識不夠，甚至以過於簡化的角度看待二二八，以致二二八尚未成為台灣社會共同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未從這個歷史事件中獲得足夠的反省並獲致改革的動力。 他強調，今日的台灣人民應該嚴肅省思二二八所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從人權、法治及民主等價值，反思台灣社會今日的問題，讓二二八事件所衍生的文化意識，成為今日維護台灣未來生存發展的力量。因此，二二八當天舉辦社會運動，就是要從歷史反省中獲得社會改革的力量，也是台灣「回復正常社會」的必要過程。張炎憲為日本東京大學博士，長期鑽研台灣史，尤其是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更有深入的研究。 張炎憲表示，從現今的眼光回顧二二八事件，可從三個層面探討其中的意象： 第一、當時的統治者未經公開審判，即任意抓人甚至處決，是嚴重侵犯人身、思想及言論的作為，也顯示當時的政權有計畫地鎮壓、屠殺台灣人民，使得當時的台灣社會損失大量社會菁英，台灣歷史文化發生中斷。 第二、事件後，出現了海外台獨路線，以及島內的民主運動。 第三、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民，尤其是受難家屬，長期籠罩在恐怖肅殺的氣氛中，並成為台灣社會最大的禁忌，不能公開談論、研究，也埋下台灣族群長期失和的深層原因。 張炎憲指出，台灣社會歷經一九八○年代展開一連串的「平反運動」，逐漸還給二二八事件應有的歷史地位，在台灣社會走向自由化及民主化的同時，亦即台灣社會在「回復正常社會」的過程中，讓二二八事件獲得歷史重新解釋的機會。 張炎憲表示，這個「回復正常社會」的過程仍在持續進行，很遺憾的是，「二二八事件這個歷史經驗，尚未成為台灣社會的共同現象和共同的歷史文化，釵h人至今仍在抗拒真相的還原，也不認為二二八是台灣歷史文化的共有財產」。他強調，由於台灣社會尚未形成對民主、法治、人權等觀念的價值共識，也造成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事件的平反工作，依舊未臻完盡，未來仍有兩個關鍵問題有待落實與深化。 他指出，第一是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第二是台灣人民必須充分了解二二八事件中，人權迫害、政治屠殺、軍事鎮壓的真相與本質，以及當時台灣人民追求民主、法治及人權的精神與付出。張炎憲強調，台灣社會對二二八，或者過去的歷史，欠缺充分的認知與了解，缺乏足夠的反省，無法從歷史事件中獲致共同的歷史文化遺產，台灣社會應嚴肅省思其中的歷史文化意涵，思索今日社會的問題，轉化為今日改革的動力，成為深化民主的力量來源，甚至化為維護台灣生存發展的力量。他強調，歷史責任的追究，對於一個社會歷史文化的反省和形成，是必須的，若無法做到，就無法堅持歷史真相，也將混淆歷史意識，更讓歷史正義和公道無法實現。

李喬◎作家 廿一世紀的今天，人類已經體悟：「世界一個生態體系—尊重在地族群」的今後生活方式，不幸的亞洲，悲憤的台灣，身傍竟然盤踞—「擴散性惡瘤」！「惡瘤」不會自制自抑，吾人為求存活，請認真思考並趕速制訂「反併吞法」以自保，以此為基礎，與亞洲、全球人共同努力，俾使人類免於浩劫而步上康莊大道。 中國不可能停止外侵 這裡所稱「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批集權、專制統治群；那是一個「人民不在場」的地方（中國），所謂國不過是「統治群」的碉堡而已。誠然統治者會依時移易，但在可知的未來，其質性是一致的。尤其那擴散性特質。 中國沒有國界觀念，沒有尊重不同的意識。在彼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彼「認定」中國人，中國文化最優秀；彼有責任「天下為彼之公」，「世界大彼之同」，這是「中國的使命」，於是彼成為「血統的民族主義者」，在策略上轉化為「文化民族主義者」，於是志在「漢字文明圈」，在亞洲在全世界……不斷擴散、入侵，意圖一統世界。 中國在歷史行程出現兩個大轉折：一是百年來受盡屈辱，一是今日已然成為龐然巨物。到此，彼非有以證明其偉大並「順便」雪恥不可。平心靜氣來面對，以個體喻群體：今日中國的「情狀」，絕對臻至精神病的境地，是一種「多發性混合精神病」，看來是「非器質性精神病」，也可能深及「器質性腦症」。彼可以公然表示：我的（中國領域）是我擁有的，別人的（台灣）也是我的；不肯屈服就以毀滅性武器相向。在其深層謀略，彼虛擬一群「可能入侵中國」的帝國主義者，這不是「病態恐懼症」而是深層外侵策略：是以此假想敵對作為入侵四鄰——西藏、新疆、台灣的「有理藉口」。站在台灣立場言：誰是入侵者，誰是帝國主義兇渠？中國嘛！中國這種勢態——病態，能自療自癒嗎？不可能！ 亞洲受困世界動盪 中國成為世界廉價勞工市場、消費市場；餵食東西方製造業、資本家。近期看，姦夫淫婦皆大歡喜，長遠看，經濟的、資源的潛在風暴不斷儲積，然而，短視卻是人類的宿命，無可如何的。不過任誰都清楚：無止境膨脹的巨瘤有朝一日會佔據所有存活空間，「中國化」是不能讓異己存在的。於是亞洲甚至全球的領導人，清醒者能真正心平氣和嗎？實際上全球戰略的啟動，同盟的凝聚，武器的精進……凡此不是時日進行中嗎？中國對21世紀的「貢獻」居然是如此！「偉大中華文化」的倡信者，冷靜沉思，不知感受如何？當然，除台灣之外，這些邦國都無眼前之憂，暫且安非他命一番吧！可是台灣不行！台灣時日都在被併吞被佔領情勢中。吾人不得不面對的酷烈命題是：抗而存活，還是屈而覆亡？ 台灣反併吞自救救世 台灣的居民，福客二族的父祖是為求生存而逃離原鄉的；1949年前3、4年間來台的「外省人」是中共軍「殺剩下」的餘生者。吾人根骨裡隱含中國文化因子，但在時間與環境陶冶下，已然是新的種類，而這些人最能體會中國的可怕。就現實言，日時分秒在中國毀滅性武器瞄準中，固然部分人據於生物求生本能的驅使而恐懼顫慄，但是仰望自由天空，瞻望子孫福祉，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是會起而抵抗的。吾人了然：怕死往往死定矣，不怕死不一定會死；「不一定死」中求得子孫永世的安居生活，這個「思考模式」將匯為主流，將引導台灣人挺身抗拒中國入侵。 古今東西皆然，寡頭、獨裁、極強統治，勿論影子如何龐然嚇人，質地絕對虛浮軟弱的。台灣起來反抗惡霸中國，讓亞洲、全世界乍聞春雷而清醒；秦王政、羅馬帝國、赤俄巨霸一一倒落歷史塵埃中！台灣抗強權反併吞，另有深刻意義：中國黑暗內陸的6、7億人民，可以望見遠洋天邊的一絲光明；於是給予內部抗暴的信息。實際上拉開距離以觀：中華帝國的崩頹，最後仍由中國人民自己去促動完成。中華帝國的瓦解，世上小暴政不足論矣！所以「中國困境」是人類自己製造的——最後一場困境，克服它，人類將以命運共同之姿，保衛地球生態，永續經營，安享平安幸福。在歷史長河上，小小台灣，苦命台灣，卻處於艱鉅而偉大的關鍵位置。「反分裂國家法」？去它的反分裂國家法！台灣是吾全體台灣人的國家。在此呼籲由民間而政府，趕緊訂定「台灣反併吞法」：團結內部，一心共命，以鐵血保衛台灣，抵抗那「擴散性惡瘤」！

繼一九七○年震撼海內外的「國是聲明」、「我們的呼籲」及「人權宣言」三大宣言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廿一日又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義與和平宣言〉，強調「台灣主權獨立是政黨合作應堅持的基礎」、「追求公義和平乃是國際社會共同的責任」、「台灣與中國應秉持平等互惠、和平共存的原則，互相承認與尊重」等重大宣示，並認為我國應制定「台灣與中國關係法」確立兩國關係，保障台灣國主權及亞太和平。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義與和平宣言〉全文如下： 為關心台灣目前處境及將來的發展，本教會秉持「根植於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之信仰告白，特發表此宣言。 一‧台灣主權獨立是政黨合作應堅持的基礎。 追求和平是人類共同的目標，但和平應建立在公義的基礎之上；政黨間之協商及合作，必須以台灣國家主權獨立為前提。 我們呼籲所有的政黨，認同疼惜台灣這塊我們安身立命的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鄉土、我們的國家。所有的政黨應忠於台灣，為全民的尊嚴與福祉盡心盡力。 國家主權是促進經濟發展及民生需要的保護傘，失去主權，一切建設必隨之崩解。所以政府必須堅持維護台灣國家主權獨立，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以及照顧弱勢者、實現社會正義的政治理想及目標。 二‧追求公義和平乃是國際社會共同的責任。 台灣長期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是違背普世公義和平的原則。 台灣國與中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獨立國家。世界各國應支持台灣國加入國際組織、參與國際事務，讓台灣能貢獻於世界的公義和平及人類的安全與幸福。 美國與其他崇尚民主自由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時，我們呼籲各國政府與人民，必須同時尊重及維護台灣國家的獨立主權。 三‧確立台灣與中國的新關係。 台灣與中國應秉持平等互惠、和平共存的原則，互相承認與尊重。 台灣非中國領土。台灣的民主自由正遭受中國的文攻武嚇，中國以超過七百枚且不斷增加的飛彈瞄準台灣，並將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破壞兩國關係，嚴重危害亞太地 區的和平與安全。 為此，我國應制定「台灣國與中國關係法」，以確立兩國新關係，保障台灣的主權與人民的安全，並促進亞太地區的和諧與發展。 我們呼籲台灣國人同胞堅定信心、勇往直前，因為聖經說：「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1章9節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誠實從地而生； 公義從天而現。」 ~聖經詩篇85篇10-11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總會議長 陳道雄 總 幹 事 羅榮光 在二二八事件五十八週年的前夕發表這篇宣言的動機，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羅榮光表示，去年年底立委選後，執政黨未獲得國會過半席次，陳總統也提出「政黨協商合作」做為施政主軸，政府更公開表示現階段不適合推行制憲正名，而中國正處心積慮制訂〈反分裂國家法〉，這些情況令總會正副議長、高俊明牧師等眾多關心台灣國家前途的牧長信徒對政府的說法感到困惑，對國家前途感到憂心，因此召集多位牧長商討，並決定在此刻發表宣言。 羅榮光強調，「國際孤立」是台灣國當前最大的危機，這篇宣言除了提醒國內政黨進行合時作切勿失去「台灣主權獨立」的基本原則外，更進一步向國際社會提出呼籲，尤其是美國等崇尚民主自由的國家，在外交上與中國合作時，必須秉持公義和平的普世價值，尊重台灣獨立主權。 面對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羅榮光分析，中國用武力威脅、外交封鎖、統戰分化等方式恫嚇台灣，此刻台灣國民必須立場堅定、認同台灣，畢竟台灣國與中國早已各自獨立，所以期待能透過制訂「台灣國與中國關係法」，確立兩國之間的關係。 同時，他也強調，在台灣處境仍危險之際，國人的國家認同觀念必須加強，各族群應互相關懷尊重，秉持正義公平原則，讓台灣成為充滿愛與公義的國度，基督徒也要有信心和上帝同工，不斷為國家前途及世界和平，代禱守望。 這篇宣言由長老教會總會「政治關懷小組」草擬，該小組在春節前夕召開第一次會議後，便由起草小組審慎擬定，針對台灣國內現況、國際社會情勢、台灣中國關係等三項核心議題，提出來自信仰和長老教會精神的呼籲及建言，並在廿一日召開的總委會中接納通過。 宣言發表後，自三月起，總會教社委員會將在各地舉辦「制憲正名」研討會，讓信徒更瞭解台灣當前的情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