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族群政治與政策》自序 ─學者的自我要求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這本書分為大中小三部分，各自大致是以時序編排。第一部分包括研討會論文、專題演講／講座、以及政策研究報告；第二部分包含雜誌文章、會議／座談會引言、以及訪問稿；第三部分以報紙、周刊評論為主，再加上公聽會引言、以及論文評論。與其說是單純的學術性著作，我把這些當作是理念的實踐。 記得在博士論文口試的時候，系上的國際政治經濟老師Brian Pollins問我：「畢業後的生涯規劃是甚麼？」乍聽之下，他的問題有點沒頭沒腦，因為，花了那麼多時間學習如何獨立做研究，如果不是為了研究作準備，又何必多此一舉？話又說回來，台灣的讀書人往往有「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想法，以為拿到博士就好像考上狀元，從此，一輩子要輝煌騰達，好像是如不當官、就未免對不起自己。也難怪，戰後台灣唸政治學的不少，不過，留在學術圈子的好像並不太多。 話說回來，我當時的回答是這樣子的：如果能到大學教書最好，才能繼續鑽研留學七年所學到的東西；再來，我希望能學以致用在台灣獨立運動；最後，我不能忘情的是出國前的一段短暫編譯經驗，因此，希望能再透過刊物進行解構霸權、以及啟蒙的工作。 原本，我答應江鵬堅（前民進黨主席），如果我能僥倖回到台灣，大概不會有學校敢用我，因此，會到台灣國際基金會。沒想到，竟然讓我在1991年進入淡江大學任教；當安全資料送到淡江之際，想必是嚇壞了不少管理階層的人。在回國將近十五年期間（好快！），我一直待在淡江，儘管自知不是純種的淡江人，也就是說，不是淡江大學部、或是研究所畢業的，有點像是所謂的「外省人」，既想要定下心來，卻又徬徨不知被當作是甚麼，點滴在心頭。原來，即使再堅強的人，仍然有認同／被認同的需求。因此，當張老闆（正確的說法是「張建邦創辦人」）在被提名為監察院長後而被泛藍立委修理之時，我義無反顧地在媒體辯護，多少也有一點是飲水思源的緣故。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原先要聘我為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的創所所長，最後，聽說是因為校長認為我太綠而作罷，不過，我還是感謝客家學界先進對我的提攜。同樣地，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也私下問我是否有意願到花蓮去；當然，能與熱情的原住民師生相處、又能回到母親的故鄉，應該是義不容辭的，不過，一想到台北的戰場，就不得不謝謝大家的好意了。近來，又有朋友提到中南部的類似出缺，我只能表示歉意。其實，我還有一個在心理上沒有辦法解釋的結，也就是當我一再跟學生說，私立學校未必比國立的差（我自己唸過台大），為何卻也要靠前往國立大學來肯定自己？ 在運動（movement）方面，由於自認為對於武場已經有太多人在作，因此，逐漸轉向文場，也就是說，希望能透過學術的網絡工作（networking），一方面將具有台灣意識的學者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進行相關論述的建構、以及傳播。在這樣的信念之下，我除了參與相關學會／協會的運作，甚至於積極推動平台的搭建。台灣人好像不太喜歡唸書（不是指考試），不過，在被槍斃之前，至少也要知道我們自己究竟是為何而死吧！ 除了學術期刊，我偶而也被報刊邀寫寫時事評論；不過，一年多來，我每週的例行工作增加了上電視台的扣應（call-in）節目。其實，從地下電台／民主電台出現十年（多一點）以來，我一直把這裡當作訓練思考的地方，同時，也多少也有相互學習的想法。照說，由於我的話並不太多、過於嚴肅、加上不喜歡爭鋒相對，並非這類節目所歡迎的人物。曾幾何時，開始有人在路上跟我寒喧，也不時有計程車司機兄弟鼓勵；有一次，一個婦人還特地停下摩托車來致意，等我回過神來、想到要靦腆的時候，她已經揚長而去。我想，我們的心是一樣的，純真、骨力、打拼，幾百年都沒有變，變的是沒有自信、或是投機的政客／讀冊郎。 偶而，人生也有一些錯愕的經驗。考試委員張正修在2005年找我當律師高考國文科的命題委員，沒想到，竟然會在媒體引起軒然大波。阿修的用意，既要有所開創，乾脆就不要國文先生、或是法律出身的人，我覺得有道理，也就當仁不讓了。佔了70分的作文題目是「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出發點相當單純，就是民進黨的現在領導者（陳水扁）、以及未來可能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蘇貞昌）都是律師出身，雖然適合對抗統治者，卻對於理念的堅持令人質疑，因此，有鞭策的意思。 有好一陣子，我一再婉拒報紙的邀稿，當然是因為被缺席審判而感到不舒坦。其實，圈內的運動朋友大概可以猜得出來，這樣的題目一定是對於民進黨諸公的作為有所不滿，只是不知哪一個仁兄幹的大快人心好事，哪裡會是要拍馬屁。其實，報紙本來就有自己的立場，除了用字淺辭值得斟酌以外，唯一可惜的是並沒有讓雙方有交換觀點的機會（一個小插曲是一名政大的法律教授竟然在尚未閱卷之前，公然在報上揭露自己是出題委員，這應該是違法的吧？）。 坦白說，我對於大學教育（包括法學）的結果相當訝異，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考生幾乎是在背答案作文，連起碼的說理也不會；我想林肯、甘地、或是曼德拉看到這樣的水準，恐怕是要擲筆而再三搖頭！有人說，不應該出這種要學生表態的題目，我想，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實上，任何題目都有立場，端賴我們如何陳述自己的論點，如果連自己認為對的東西都不願意去辯護，那麼，這樣的社會是完全沒有救藥了！學生裡頭當然有藍綠之別，然而，除了謾罵阿諛，連起碼的平衡陳述也不會，要當堂堂正正的國民都有問題，更遑論維持社會正義的辯護士。 其實，我最難以茍同的是考試院、以及考選部的高官。面對媒體的攻訐、以及民代的預算壓力，這些政務官完全沒有辯護的擔當，言語中充滿首尾兩端的賠罪心態，無形中就貶抑出題、以及閱卷委員，甚至於不顧典試委員會議的決議，在院會強加修改遊戲規則、進行事後二閱（並非平行二閱）。令人難以忍受的是考選部的官員，除了未親自向閱卷委員耐心說明，還一再授意下屬向閱卷委員曉以大義（軟性施壓），以局部的每天分數分配表要求調整分數，這樣一來，除了是侮辱評分標準較高、分數較嚴（或許是比較不願意play safe）的教授，更是不利原本就寫得較好的考生，公平性令高度懷疑人。最可惡的是副院長吳容明，竟然在電話中對高聲質問的閱卷委員說：「我看你神經有問題」。原來，民進黨政府執政後所關心的並不是改革，斤斤計較的是好官自為之，無形中，只是強化對於中華民國體制的正當性罷了！ 朱約信問道：「na（如果）沒為台灣、博士bey（要）chong啥（有甚麼用）？」坦白說，我不敢說自己是稱職的政治學者。當然，就台灣目前的所謂「客觀的」評分標準，我當然是不夠格的，特別是既不申請國科會的計畫、沒有SSCI／TSSCI的論文、又老是寫那些「一個晚上就寫得出來」的文章。不過，對我來說，那些宛如科舉制度般的緊摳咒，是用來刺穿我們鼻孔的後殖民結構、是殺人不見血的文化性暴力；對於這些奢侈的東西，只要我們不自我欺騙，就可以大膽地不屑一顧。然而，光是這樣消極抗拒就夠了嗎？除了拒絕在學術審查之際當鄉愿以外，是否還主動地把任何政治課題當作學術研究的挑戰？顯然地，在步入中年以後，除了說力不從心以外（尤其是唸書的速度），而時間永遠是不夠地。 如果說我們的前輩在日本時代、以及國民黨時代分別奮鬥了五十年，那麼，以1995年為界，不知到2045年的時候（民進黨時代？），台灣能真正享有獨立建國嗎？如果說留日的黃昭堂、許世楷、侯榮邦等人可以用四十年的生命辦《台灣青年》，那麼，吾輩應該至少還要奉獻二十年以上。只能誠摯地寄望年輕的學者，能以天下為己任（聽來雖是陳腔濫調），將棒子接下去；當然，更企盼有更多的學子投入政治學的行列。 就知識份子而言，我可以自豪地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然而，就家庭而言，我一直是抬不起頭來。雖然家人並不因為我的社會參與而嫌惡，不過，相對之下，我必須坦承，並沒有很用心在他們／她們的身上。高舉「過門不入、公而忘私」，當然是很高尚的藉口。如果可以重新再來一遍，不知，他們／她們還會選擇要我這個兒子、翁婿、以及／或是爸爸？ 也許，等有一天，當台灣能像紐西蘭一般的樂土，再補償你們吧！